汉字拉丁化的历史及其错误所在
西欧文艺复兴启动后，1582年(明万历十年)，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来到中国，他在明朝万历年间（1605年）在北京出版了《西字奇迹》内有《信而步海，疑而即沉》等四篇文章。提出用意大利文字的字母，拼写汉字读音（近似音），即用意大利语，音译汉字的读音。罗常培根据文章里的汉字对照拉丁字，整理出汉语的26个声母和44个韵
母的“汉语拼音方案”。
1626年法国人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在杭州出版了《西儒耳目资》。这是一部最早用音素文字给汉字注音的字汇。即用法文字母，音译汉字读音（近似音），他的拼音方
案是在利玛窦方案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人称“利、金方案”。
清朝末期，英国驻华使馆的公使威妥玛，在任职期间，为了外国人（主要是使用英语的人）便于学习和掌握汉语﹑汉字，先后写成《寻津录》(1859)和《语言自迩集》(1867)两部著作。在这两部著作中，“威妥玛”模拟满州贵族的语音系统，制订了“英文字母拼音方案”给汉字注音，即用英文字母，音译汉字读音（近似音）。这个方案以后被普遍用来拼写中国的人名、地名等，一般称为“威妥玛式拼音”。这个“威妥玛拼音”方案里，缺少中原汉语里的“积”、“漆”、“西”三个尖音、“鹅”舌根音，“捱”复合韵母、还有几种“音型”。
所以，不能完全地音译中原汉语的语音（近似音）。
这些外国人，用他们的拼音文字的字母，音译汉字读音（近似音）的方法，启发了中国人把汉语的语言分解成“声母”和“韵母”，并且发明一种表示汉语“声母”和“韵母”的符号，使用拼音的方法，给汉字注音。这种方法，比从前的“切音”，既易写，又易学。所以，
从此代替了“切音”方法。
1840年以来，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击碎了中国“天朝上国”的迷梦。第一次睁开眼看世界的中国文人，突然发现与西方相比，我们这个老大帝国竟然已落后如许。国家的落后是科技的落后，科技的落后缘于教育的落后。于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开始重新审视几千年传承下来的中国文化了。汉字是中国文化的一种载体，所以，这种审视，自然包括了汉字楷体系
统.
中国的一些文人，看到西方一些国家的科学技术先进，就以为他们一切都先进。全盘接受了西方片面的错误的“语言文字学”。他们也同时看到，西方拼音字母文字只要会说就会写（事实也并非完全如此），国民识字率很高；而汉字独立于语言之外，笔画繁难，致使中国的文盲率达到98%以上。于是就认为教育落后盖因汉字太难的缘故。于是就认为拉丁字母文字比汉字先进（其实是不可类比的），因此，就提出改革汉字，企图用罗马字母组成“汉语拼
音文字”来替换汉字楷体系统。
中国人向外国人学习了“拼音原理”，把汉语的语音分解为“声母”和“韵母”，并用表示“声母”和“韵母”的符号，来给汉字注音，从而取代了使用2千年的“汉字切音法”，的确是一个进步。但是，要用“汉字注音符号”组建新的汉字，来更新汉字楷体，就是“邯郸学步”了。因为汉语是“语音多载的语言”，存在大量的“同音异词”，纯拼音字母组成的
“汉字”，是不能区分这些“同音异意词”的。
1892年，一个名叫卢戆章的福建青年，经过十年的努力，写成了一本名为《一目了然初阶》的书。这是第一套由中国人自己制订的汉语拼音方案，卢戆章把它称为“切音新字”。他认为通过这套方案，可以做到“字话一律”。从而“省费十余载之光阴，将此光阴专攻算学，格致（物理）、化学、以及种种之实学，何患国不富强也哉”。但当他把这套方案提交给清政府后，却遭到了众人的嘲笑。虽然,卢戆章的“切音新字”没有得到推广，但是一场“切
音字运动””却徐徐拉开了大幕。
《官话合声字母》、《赠订合声简字谱》、《中国音标字》。。。。。。在清朝行将灭亡
的最后十几年中，各种拼音方案不一而足。
1908年，“改革派”吴稚辉（吴敬恒）发表文章，鼓吹废除汉字、汉语，采用世界语。“保字派”的代表张炳麟，对其进行了批判，反对废除汉字、汉语、采用世界语的主张，提出为
使汉字好学，可以减省某些汉字的笔画、创造一套为汉字注音的拼音方案。
在1909年，陆费逵在《教育杂志》上，发表《普通教育当采用俗体字》一文。该文被视
为近代简化字运动的开端。
1912年孙中山领导的中国民主革命取得了初步胜利，成立了“中华民国”政府。“民国”成立之初，新政府就立即着手普及国民教育。但汉字繁难，方言繁杂，两个拦路虎使新
政府犯了难。于是，也把目光投向“切音字运动”。
1913年2月25日，“读音统一会”在北平（今天的北京）召开，各省纷纷派代表参加。此次大会的宗旨明确:审定国音，采定字母。然而，会议进行得并不顺利。在审定汉字的读音时,代表们便吵作一团，经过一个多月的论证、调解，终于审定了6500多个汉字的国定读音。 而在采定字母的工作上，分歧更加无法调和。汉字笔画式的、拉丁字母式的、速记式的,甚至豆芽式的字母，千奇百怪。制订者更是各执己见，谁也说服不了谁。会议后期，读音统一会副议长王照积劳成疾，痔疮发作，常在会场流血至脚踝。议长吴敬恒不无辛酸地写
道:“无非人人想做仓颉，人人自算佉卢，几乎也无从轩轾，也无从偏采哪一种。” 就在各种方案争论不休的时候，鲁迅等人提议，能否采用审定字音时用的“记音符号”。这个提议得到了大家的认同，会议对这套汉字笔画式的符号加以修改，定名为“注音字母”。 “读音统一会”按照“保字派”的意志议定了汉字笔画式的拼音方案——“国音”（后来叫做“老国音”），出版了《国音字典》，灌制了发音唱片，推广了“北方大众普通话”（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州音，西周称雅言、晋代称通语、明清叫蓝青官话——就是西起陕西蓝田，东到山东青州的黄河流域的大众话）。两派的第一次争斗，“保字派”取得胜利。到新中国
成立时，这套“注音字母”已经作为识字的辅助工具在民间使用40年了。
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西学东渐的风潮越来越大。1918年，“激进派”的代表钱玄
同发表慷慨激昂、言辞激烈的文章，要求废除汉字、汉语，采用世界语。黎锦熙与之呼应，于1922年在“国语统一筹备会”（简称“统一会”于1919年成立）上抛出了“废除汉字、采用拼音文字”的提案。当时的“五、四”领袖陈独秀在两派之间采取了折衷的态度，虽然不同意废除汉语，但同意用罗马字拼写汉语。这样一来，就掀起了汉字拉丁化的狂潮------“国
语罗马字运动”。
1922年，钱玄同提出历史上第一个有关简体字的具体方案——《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该方案指出，针对汉字难识难记问题，改用拼音是治本的方法，减省汉字的笔画是治标的方法。但是，鉴于汉字的弊端日益明显，而治本的方法又一时拿不出来，所以减省笔画的治标办法是唯一的选择。钱玄同在该方案中提出的八种简化汉字的方法，成为后人简化汉字的重
要依据。
1923年，“国语统一筹备会”的《国语月刊》成为激进分子的宣传口舌，连篇累牍地发表废除汉字、采用罗马字的文章，诸如钱玄同的《汉字革命》、黎锦熙的《汉字革命军前进的一条大道》、赵元任的《国语罗马字研究》、蔡元培的《汉字改革说》------在这“国语罗马字运动”的声浪甚嚣尘上的背景下，教育部的“国语统一筹备会”就成了激进分子的一言堂。凡是鼓吹“国语罗马字”的激进分子就是时髦的“革命派”，就成为会中的风云人物、决策人物，说啥是啥。钱玄同、黎锦熙提出“请组织国语罗马字委员会案”，“统一会”就马上决议成立“国语罗马字拼音研究委员会”； 黎锦熙提出修改“国音”、修改《国音字典》的提案（内容是砍掉“国音”的尖音、舌面鼻音和入声等语音成分），“统一会”就立即成立了“修订《国音字典》委员会”。 “统一会”中凡是不赞成废除汉字的就说是“保守派”，就会陷入“勿容置喙”的困境，就连“统一会”的会长张一麐也只能退避三舍。在“激进派”成为“国语运动”领军人物的背景下，学识渊博、手段高明的湘潭俊杰黎锦熙，成为议定“国语罗马字”的“数人会”（由 钱玄同、黎锦熙、赵元任、林语堂、汪怡、刘复等六人组成）的绝对权威。1926年“数人会”议定的“国语罗马字”，其实就是西洋人威妥玛方案的翻版，除了增加了字母标调之外，其字母形式和1910年出版的《华英字典》的字母形式没有多大的差别。其字母标调法虽然是赵元任的，但语音系统却是黎锦熙推崇的威妥玛模拟的满州贵族的语音系统，其音系的最大特点就是尖音读为团音，即取消尖音、合并尖团。取消了尖音、合并了尖团的“国语罗马字”一出台，就遭到了“保字派”的强烈反对，“保字派”一是不赞成汉字罗马化（拉丁化），二是不赞成取消尖音、合并尖团。国罗派虽然与1926年自行公布了“国语罗马字”，但是，教育部不赞成，国民不认可，“国罗”
名存实亡，等于搁浅。
在两派关于字形、字音的争论相持不下的时候，中国政坛风云突变。1928年8月，国民党的南京政府成立了。在学术争论上一贯主张“兼受并蓄”的蔡元培当上了南京大学（属于教育部的）的院长。黎锦熙马上恳请蔡元培公布“国语罗马字”，由于蔡元培倾向于汉字拉丁化，又和黎锦熙是朋友，就应黎氏之求，以个人地位公布了“国语罗马字”。“国罗”虽
然被公布，但教育部仍然不承认，仍然指令用区分尖团音的“邮政式”拼写北平大学的校名，而不准用“国罗”拼写。钱玄同、黎锦熙对此提出抗议，但教育部不与理睬。“国语罗马字”
再次搁浅，合并尖团的“新国音”再次搁浅。
1928年,语言学家黎锦熙和赵元任创立了《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简称“国罗”)，1931年身在苏联的共产党人瞿秋白与苏联汉学家合作，制订了拉丁化新文字(简称“北拉”)，但是,由于“北拉”没有标调，无法解决同音词问题，人们只能靠上下文揣测词义，经常闹误会。“国罗”虽然有四声的区别，但它有一套很复杂的变读法则，一般人很难掌握。而国际上对于汉语的注音又普遍采用早年英国人威妥玛，根据北京读书音，制订的拉丁字母拼音方案——威
妥玛式。威妥玛式虽然得到了国际上的认可，但很多音都拼不准。
1932年又是风云突变，“一、二八”上海事变，日军焚毁了上海商务印书馆，在南京政府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担任要职的黎锦熙乘机担任了商务印书馆的馆长，就以教育部的名义出版了他在1926年完成而不被教育部承认的取消尖音的《国语常用字汇》（原名《国语词典》），将“国语罗马字”和合并尖团(这是不懂语言、文字发展规律的错误做法)的“新国音”搬上了字书，随后就极力鼓吹“国罗”是法定文字，“新国音”是法定标准音。
不过，由于自身的缺陷，这套官方字母方案从未得到学界的一致认可。
1935年，钱玄同主持编成《简体字谱》。同年8月，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采用该书的一部分，公布“第一批简体字表”。该字表推行不久，因遭到众多人士的反对，1936年2月国民党政府下达“简体字应暂缓推行”的训令。此举标志着民国时期汉字简化运动的失败。
《现代汉语拼音方案》源于近代以来在中国开展了拉丁化新文字运动。而现行的汉语拼音方案于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苏联创制。在苏联政府的指导下，苏联汉学家龙果夫、郭质生联
同在苏联的中国共产党员瞿秋白、吴玉章、林伯渠、萧三等人联合研制。
一九三○年，列宁格勒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中国研究室的汉学家德拉古诺夫、格罗戈洛 夫成立专门小组研究出《汉语拼音》这个方案。德拉古诺夫和格罗戈洛夫的汉译名就是龙果夫和郭质生。
1931年5月，苏联各民族新文字中央委员会科学会议主席团对中国拉丁化字母的方案进行 了审定，并批准了这个方案。
1931年9月26日在苏联海参威召开的中国文字拉丁化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又通过了书面方 案《中国汉字拉丁化的原则和规则》。
1933年，拉丁化新文字介绍到国内。曾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内广泛推行，1940年，毛主席就指示：“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
1941年1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新文字工作委员会”，正式宣布新文字与汉字有同等的法律地位。同年，在延安出版的《Sin Wenz Bao》(《新文字报》)第一期上，发表了毛泽东的题字：“切实推行，愈广愈好。”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就马上着手研制拼音方案。1949年10月成立了民间团体“中 国文字改革协会”，协会设立“拼音方案研究委员会”
在1951年，，毛泽东到苏联访问时，他曾经问斯大林，中国的文字改革应当怎么办；斯大林说，中国是一个大国，可以有自己的字母。毛泽东回到北京之后，指示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制订民族形式的拼音方案。同时，上海的新文字研究会停止推广北方拉丁化新文字， 等待新方案的产生
1955年10月15日，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上印发给代表们六种拼音方案的草案，有四种是汉字笔画式的，一种是拉丁字母式的，一种是斯拉夫字母式的。毛泽东 同意采用拉丁化新文字，并在中央开会通过。
1955年10月，国务院成立“汉语拼音方案审定委员会”1957年10月提出《修正草案》。 1958年2月1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正式批准《汉语拼音方案》。 1958年秋季开始，《汉语拼音方案》作为小学生必修的课程进入全国小学的课堂。
1977年，联合国地名标准化会议决定采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拼写中国地名的国际标准
《汉语拼音方案》形成的基本过程如下：
在1949年8月25日,毛泽东收到吴玉章的来信。信中，吴玉章对中国文字改革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中国文字应改成拉丁化的拼音文字，并大胆地提出在全国各地选择重点试行新文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国内外形势纷繁复杂，但吴玉章的来信还是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他把信转给郭沫若、茅盾和语言学家马叙伦，征求他们的意见。三天后,毛泽东收到郭沫若等人的答复。他们都赞成中国文字改革走拉丁化的拼音方向，但认为,实现拼音文字要有一个很长的过程，现在就重点实行新文字，未免过于草率。
虽然，吴玉章着手试行新文字的建议被暂时搁置，但他“拼音化”的主张却得到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许多人的支持。
1949年10月10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天以后，一个名为“中国文字改革协会”的组织宣告成立。为了表示对中国文字改革的关注，毛泽东特意派秘书胡乔木参加“文字改革协会”，以便随时了解和指导文字改革工作。
在1952年２月５日，成立了“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隶属国务院，拟定汉字改革
方案和组织方案的实验及推行。毛泽东再次为文字改革定调：“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毛泽东、周恩来都亲自指导，并通过党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这方面的重大问题。
新中国要重新制订自己的拼音文字，字母采取什么形式，成为大家关注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前夕，吴玉章给毛泽东的信中，曾主张“中国文字应采取拉丁化的拼音为好，不要注音字母式或日本假名式的拼音”。对于这个提议，郭沫若、马叙伦包括毛泽东本人都给予肯定。 但两年后，在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成立的大会上，马叙伦却传达了毛泽东主席的新指示。毛主席认为：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形式应该是民族的、字母和方案都要根据现有汉字来制订。
是什么改变了毛泽东对于字母形式的看法呢?原因是1949年12月，为了庆祝斯大林70寿辰，毛泽东首次出访苏联。在一次会谈中，毛泽东专门与斯大林谈起了中国的国民教育问题。当时毛泽东问斯大林：“我们要改革文字，要制订一套字母，你看怎么办?”斯大林回
答：“中国是一个大国，你们应该创造一套自己的字母。”于是,从1952年3月起，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开始了制订民族形式拼音方案的研究工作。
但何谓民族形式，却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有些委员认为能用一套字母把汉语的特点拼写出来就是民族形式，而有些委员认为字母形式必须接近汉字，方可称为民族形式。
具体方案也分成了三派。曾经参与制订注音字母的语言学家黎锦熙，主张把注音字母略加改动作为新拼音方案；委员丁西林等人倾向于重新创制一套字母；而吴玉章则主张打破窠臼，采用现行汉字和一部分外文字母共同制订。
经过将近一年的讨论和设计，1953年初一套新的汉语拼音字母表呈现在毛泽东面前。但是，这套集合了多种意见的方案并不让毛泽东满意。他认为这套方案虽然拼音方法上简单了,但是笔画太复杂，有的比注音字母更难写。他认为，拼音文字不必搞成复杂的方块形式，那样的体势不便于书写，尤其不便于连写。汉字就是因为笔画方向乱，所以产生了草书。拼音文字无论如何要简单，要利用原有汉字的简单笔画和草体，笔势基本上要一边倒，不要复杂。 听取了毛泽东的意见后，委员们又开始分头制订拼音方案。1953年年初至1954年年底的2年时间里，拼音方案组共提出了五个民族形式的拼音方案草案，但这些草案所需的字母都在40至60个之间，在学习使用上都很不方便。新构造出来的汉字笔画式字母，看起来与汉字有很大差别，经过草书连写以后就更看不出方块汉字的特点了，所谓“民族形式”也无从谈起。就连这些方案的制订者本身也对它们不甚满意。 委员们非常苦恼，民族形式拼音方案的制订陷入了绝境。
1950年“中国语言文字改革委员会”向国内各界学者征求关于改革汉字的“方案”。到1955年，共收到国内外人士的“方案”有655种。这些方案，归纳起来，从外部形式上看，有楷字笔画式的，有外文拼音字母式的，有图案式的，有数码式的，有速记符号式的；从性能上看，有纯拼音字母表声类，有纯拼音字母意、音双表类，有“形声字”扩展类，有“拼音形声字”类。
但是，最后，毛泽东又返到吴玉章主张的观点上来了。 1956年1月20日，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在吴玉章做了关于文字改革工作的发言后，毛泽东突然接过话头：“我很赞成在将来采用拉丁字母，你们赞成不赞成呀?我看，在广大群众里头，问题不大。在知识分子里头，有一些问题，中国怎么能用外国字母呢?但是，看起来还是采用外国字母比较好。-------因为这种字母很少，只有二十几个，向一面写，简单明了。。。。。凡是外国的好东西,我们有用的东西，我们就是要学，就是要统统拿过来学，并且加以消化，变成自己的东西。”
毛主席的这番话，使得几年来，关于采用什么样的字母形式的争论，最终尘埃落定。七天后，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文字改革工作问题的指示》，其中明确表示“中央认为，汉语拼音方案采用拉丁字母比较适宜”。
1956年2月20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发表了《汉语拼音方案(草案)》，这是第一个汉语拼音方案草案，后来人们把它称为“原草案”。“原草案”中明确指出：“拟定汉语拼音方案的目的，是要设计一套拼音字母和写法规则，来拼写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
这个以拉丁字母为结构的《汉语拼音方案》，重蹈了“利、金方案”复辙，经过多次验证，根本行不通。所以，周恩来在一九五八年《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的讲话：“„„汉字在历史上有过不可磨灭的功绩，在这一点上我们大家的意见都是一致的。至于汉字的前途，它是不是千秋万岁永远不变呢？还是要变呢！它是向着汉字自己的形体变化呢？还是被拼音文字代替呢？它是为拉丁字母式的拼音文字所代替，还是为另一种形式的拼音文字所代替呢？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还不忙做出结论。但是文字总是要变化的：拿汉字过去的变化就可以证明。„„”
《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原稿标题是《汉语拼音文字方案(草案)》。 所以，在“正式公布时，“文字”二字被删掉了。
汉字拉丁化的历史及其错误所在
西欧文艺复兴启动后，1582年(明万历十年)，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来到中国，他在明朝万历年间（1605年）在北京出版了《西字奇迹》内有《信而步海，疑而即沉》等四篇文章。提出用意大利文字的字母，拼写汉字读音（近似音），即用意大利语，音译汉字的读音。罗常培根据文章里的汉字对照拉丁字，整理出汉语的26个声母和44个韵
母的“汉语拼音方案”。
1626年法国人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在杭州出版了《西儒耳目资》。这是一部最早用音素文字给汉字注音的字汇。即用法文字母，音译汉字读音（近似音），他的拼音方
案是在利玛窦方案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人称“利、金方案”。
清朝末期，英国驻华使馆的公使威妥玛，在任职期间，为了外国人（主要是使用英语的人）便于学习和掌握汉语﹑汉字，先后写成《寻津录》(1859)和《语言自迩集》(1867)两部著作。在这两部著作中，“威妥玛”模拟满州贵族的语音系统，制订了“英文字母拼音方案”给汉字注音，即用英文字母，音译汉字读音（近似音）。这个方案以后被普遍用来拼写中国的人名、地名等，一般称为“威妥玛式拼音”。这个“威妥玛拼音”方案里，缺少中原汉语里的“积”、“漆”、“西”三个尖音、“鹅”舌根音，“捱”复合韵母、还有几种“音型”。
所以，不能完全地音译中原汉语的语音（近似音）。
这些外国人，用他们的拼音文字的字母，音译汉字读音（近似音）的方法，启发了中国人把汉语的语言分解成“声母”和“韵母”，并且发明一种表示汉语“声母”和“韵母”的符号，使用拼音的方法，给汉字注音。这种方法，比从前的“切音”，既易写，又易学。所以，
从此代替了“切音”方法。
1840年以来，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击碎了中国“天朝上国”的迷梦。第一次睁开眼看世界的中国文人，突然发现与西方相比，我们这个老大帝国竟然已落后如许。国家的落后是科技的落后，科技的落后缘于教育的落后。于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开始重新审视几千年传承下来的中国文化了。汉字是中国文化的一种载体，所以，这种审视，自然包括了汉字楷体系
统.
中国的一些文人，看到西方一些国家的科学技术先进，就以为他们一切都先进。全盘接受了西方片面的错误的“语言文字学”。他们也同时看到，西方拼音字母文字只要会说就会写（事实也并非完全如此），国民识字率很高；而汉字独立于语言之外，笔画繁难，致使中国的文盲率达到98%以上。于是就认为教育落后盖因汉字太难的缘故。于是就认为拉丁字母文字比汉字先进（其实是不可类比的），因此，就提出改革汉字，企图用罗马字母组成“汉语拼
音文字”来替换汉字楷体系统。
中国人向外国人学习了“拼音原理”，把汉语的语音分解为“声母”和“韵母”，并用表示“声母”和“韵母”的符号，来给汉字注音，从而取代了使用2千年的“汉字切音法”，的确是一个进步。但是，要用“汉字注音符号”组建新的汉字，来更新汉字楷体，就是“邯郸学步”了。因为汉语是“语音多载的语言”，存在大量的“同音异词”，纯拼音字母组成的
“汉字”，是不能区分这些“同音异意词”的。
1892年，一个名叫卢戆章的福建青年，经过十年的努力，写成了一本名为《一目了然初阶》的书。这是第一套由中国人自己制订的汉语拼音方案，卢戆章把它称为“切音新字”。他认为通过这套方案，可以做到“字话一律”。从而“省费十余载之光阴，将此光阴专攻算学，格致（物理）、化学、以及种种之实学，何患国不富强也哉”。但当他把这套方案提交给清政府后，却遭到了众人的嘲笑。虽然,卢戆章的“切音新字”没有得到推广，但是一场“切
音字运动””却徐徐拉开了大幕。
《官话合声字母》、《赠订合声简字谱》、《中国音标字》。。。。。。在清朝行将灭亡
的最后十几年中，各种拼音方案不一而足。
1908年，“改革派”吴稚辉（吴敬恒）发表文章，鼓吹废除汉字、汉语，采用世界语。“保字派”的代表张炳麟，对其进行了批判，反对废除汉字、汉语、采用世界语的主张，提出为
使汉字好学，可以减省某些汉字的笔画、创造一套为汉字注音的拼音方案。
在1909年，陆费逵在《教育杂志》上，发表《普通教育当采用俗体字》一文。该文被视
为近代简化字运动的开端。
1912年孙中山领导的中国民主革命取得了初步胜利，成立了“中华民国”政府。“民国”成立之初，新政府就立即着手普及国民教育。但汉字繁难，方言繁杂，两个拦路虎使新
政府犯了难。于是，也把目光投向“切音字运动”。
1913年2月25日，“读音统一会”在北平（今天的北京）召开，各省纷纷派代表参加。此次大会的宗旨明确:审定国音，采定字母。然而，会议进行得并不顺利。在审定汉字的读音时,代表们便吵作一团，经过一个多月的论证、调解，终于审定了6500多个汉字的国定读音。 而在采定字母的工作上，分歧更加无法调和。汉字笔画式的、拉丁字母式的、速记式的,甚至豆芽式的字母，千奇百怪。制订者更是各执己见，谁也说服不了谁。会议后期，读音统一会副议长王照积劳成疾，痔疮发作，常在会场流血至脚踝。议长吴敬恒不无辛酸地写
道:“无非人人想做仓颉，人人自算佉卢，几乎也无从轩轾，也无从偏采哪一种。” 就在各种方案争论不休的时候，鲁迅等人提议，能否采用审定字音时用的“记音符号”。这个提议得到了大家的认同，会议对这套汉字笔画式的符号加以修改，定名为“注音字母”。 “读音统一会”按照“保字派”的意志议定了汉字笔画式的拼音方案——“国音”（后来叫做“老国音”），出版了《国音字典》，灌制了发音唱片，推广了“北方大众普通话”（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州音，西周称雅言、晋代称通语、明清叫蓝青官话——就是西起陕西蓝田，东到山东青州的黄河流域的大众话）。两派的第一次争斗，“保字派”取得胜利。到新中国
成立时，这套“注音字母”已经作为识字的辅助工具在民间使用40年了。
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西学东渐的风潮越来越大。1918年，“激进派”的代表钱玄
同发表慷慨激昂、言辞激烈的文章，要求废除汉字、汉语，采用世界语。黎锦熙与之呼应，于1922年在“国语统一筹备会”（简称“统一会”于1919年成立）上抛出了“废除汉字、采用拼音文字”的提案。当时的“五、四”领袖陈独秀在两派之间采取了折衷的态度，虽然不同意废除汉语，但同意用罗马字拼写汉语。这样一来，就掀起了汉字拉丁化的狂潮------“国
语罗马字运动”。
1922年，钱玄同提出历史上第一个有关简体字的具体方案——《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该方案指出，针对汉字难识难记问题，改用拼音是治本的方法，减省汉字的笔画是治标的方法。但是，鉴于汉字的弊端日益明显，而治本的方法又一时拿不出来，所以减省笔画的治标办法是唯一的选择。钱玄同在该方案中提出的八种简化汉字的方法，成为后人简化汉字的重
要依据。
1923年，“国语统一筹备会”的《国语月刊》成为激进分子的宣传口舌，连篇累牍地发表废除汉字、采用罗马字的文章，诸如钱玄同的《汉字革命》、黎锦熙的《汉字革命军前进的一条大道》、赵元任的《国语罗马字研究》、蔡元培的《汉字改革说》------在这“国语罗马字运动”的声浪甚嚣尘上的背景下，教育部的“国语统一筹备会”就成了激进分子的一言堂。凡是鼓吹“国语罗马字”的激进分子就是时髦的“革命派”，就成为会中的风云人物、决策人物，说啥是啥。钱玄同、黎锦熙提出“请组织国语罗马字委员会案”，“统一会”就马上决议成立“国语罗马字拼音研究委员会”； 黎锦熙提出修改“国音”、修改《国音字典》的提案（内容是砍掉“国音”的尖音、舌面鼻音和入声等语音成分），“统一会”就立即成立了“修订《国音字典》委员会”。 “统一会”中凡是不赞成废除汉字的就说是“保守派”，就会陷入“勿容置喙”的困境，就连“统一会”的会长张一麐也只能退避三舍。在“激进派”成为“国语运动”领军人物的背景下，学识渊博、手段高明的湘潭俊杰黎锦熙，成为议定“国语罗马字”的“数人会”（由 钱玄同、黎锦熙、赵元任、林语堂、汪怡、刘复等六人组成）的绝对权威。1926年“数人会”议定的“国语罗马字”，其实就是西洋人威妥玛方案的翻版，除了增加了字母标调之外，其字母形式和1910年出版的《华英字典》的字母形式没有多大的差别。其字母标调法虽然是赵元任的，但语音系统却是黎锦熙推崇的威妥玛模拟的满州贵族的语音系统，其音系的最大特点就是尖音读为团音，即取消尖音、合并尖团。取消了尖音、合并了尖团的“国语罗马字”一出台，就遭到了“保字派”的强烈反对，“保字派”一是不赞成汉字罗马化（拉丁化），二是不赞成取消尖音、合并尖团。国罗派虽然与1926年自行公布了“国语罗马字”，但是，教育部不赞成，国民不认可，“国罗”
名存实亡，等于搁浅。
在两派关于字形、字音的争论相持不下的时候，中国政坛风云突变。1928年8月，国民党的南京政府成立了。在学术争论上一贯主张“兼受并蓄”的蔡元培当上了南京大学（属于教育部的）的院长。黎锦熙马上恳请蔡元培公布“国语罗马字”，由于蔡元培倾向于汉字拉丁化，又和黎锦熙是朋友，就应黎氏之求，以个人地位公布了“国语罗马字”。“国罗”虽
然被公布，但教育部仍然不承认，仍然指令用区分尖团音的“邮政式”拼写北平大学的校名，而不准用“国罗”拼写。钱玄同、黎锦熙对此提出抗议，但教育部不与理睬。“国语罗马字”
再次搁浅，合并尖团的“新国音”再次搁浅。
1928年,语言学家黎锦熙和赵元任创立了《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简称“国罗”)，1931年身在苏联的共产党人瞿秋白与苏联汉学家合作，制订了拉丁化新文字(简称“北拉”)，但是,由于“北拉”没有标调，无法解决同音词问题，人们只能靠上下文揣测词义，经常闹误会。“国罗”虽然有四声的区别，但它有一套很复杂的变读法则，一般人很难掌握。而国际上对于汉语的注音又普遍采用早年英国人威妥玛，根据北京读书音，制订的拉丁字母拼音方案——威
妥玛式。威妥玛式虽然得到了国际上的认可，但很多音都拼不准。
1932年又是风云突变，“一、二八”上海事变，日军焚毁了上海商务印书馆，在南京政府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担任要职的黎锦熙乘机担任了商务印书馆的馆长，就以教育部的名义出版了他在1926年完成而不被教育部承认的取消尖音的《国语常用字汇》（原名《国语词典》），将“国语罗马字”和合并尖团(这是不懂语言、文字发展规律的错误做法)的“新国音”搬上了字书，随后就极力鼓吹“国罗”是法定文字，“新国音”是法定标准音。
不过，由于自身的缺陷，这套官方字母方案从未得到学界的一致认可。
1935年，钱玄同主持编成《简体字谱》。同年8月，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采用该书的一部分，公布“第一批简体字表”。该字表推行不久，因遭到众多人士的反对，1936年2月国民党政府下达“简体字应暂缓推行”的训令。此举标志着民国时期汉字简化运动的失败。
《现代汉语拼音方案》源于近代以来在中国开展了拉丁化新文字运动。而现行的汉语拼音方案于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苏联创制。在苏联政府的指导下，苏联汉学家龙果夫、郭质生联
同在苏联的中国共产党员瞿秋白、吴玉章、林伯渠、萧三等人联合研制。
一九三○年，列宁格勒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中国研究室的汉学家德拉古诺夫、格罗戈洛 夫成立专门小组研究出《汉语拼音》这个方案。德拉古诺夫和格罗戈洛夫的汉译名就是龙果夫和郭质生。
1931年5月，苏联各民族新文字中央委员会科学会议主席团对中国拉丁化字母的方案进行 了审定，并批准了这个方案。
1931年9月26日在苏联海参威召开的中国文字拉丁化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又通过了书面方 案《中国汉字拉丁化的原则和规则》。
1933年，拉丁化新文字介绍到国内。曾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内广泛推行，1940年，毛主席就指示：“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
1941年1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新文字工作委员会”，正式宣布新文字与汉字有同等的法律地位。同年，在延安出版的《Sin Wenz Bao》(《新文字报》)第一期上，发表了毛泽东的题字：“切实推行，愈广愈好。”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就马上着手研制拼音方案。1949年10月成立了民间团体“中 国文字改革协会”，协会设立“拼音方案研究委员会”
在1951年，，毛泽东到苏联访问时，他曾经问斯大林，中国的文字改革应当怎么办；斯大林说，中国是一个大国，可以有自己的字母。毛泽东回到北京之后，指示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制订民族形式的拼音方案。同时，上海的新文字研究会停止推广北方拉丁化新文字， 等待新方案的产生
1955年10月15日，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上印发给代表们六种拼音方案的草案，有四种是汉字笔画式的，一种是拉丁字母式的，一种是斯拉夫字母式的。毛泽东 同意采用拉丁化新文字，并在中央开会通过。
1955年10月，国务院成立“汉语拼音方案审定委员会”1957年10月提出《修正草案》。 1958年2月1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正式批准《汉语拼音方案》。 1958年秋季开始，《汉语拼音方案》作为小学生必修的课程进入全国小学的课堂。
1977年，联合国地名标准化会议决定采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拼写中国地名的国际标准
《汉语拼音方案》形成的基本过程如下：
在1949年8月25日,毛泽东收到吴玉章的来信。信中，吴玉章对中国文字改革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中国文字应改成拉丁化的拼音文字，并大胆地提出在全国各地选择重点试行新文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国内外形势纷繁复杂，但吴玉章的来信还是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他把信转给郭沫若、茅盾和语言学家马叙伦，征求他们的意见。三天后,毛泽东收到郭沫若等人的答复。他们都赞成中国文字改革走拉丁化的拼音方向，但认为,实现拼音文字要有一个很长的过程，现在就重点实行新文字，未免过于草率。
虽然，吴玉章着手试行新文字的建议被暂时搁置，但他“拼音化”的主张却得到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许多人的支持。
1949年10月10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天以后，一个名为“中国文字改革协会”的组织宣告成立。为了表示对中国文字改革的关注，毛泽东特意派秘书胡乔木参加“文字改革协会”，以便随时了解和指导文字改革工作。
在1952年２月５日，成立了“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隶属国务院，拟定汉字改革
方案和组织方案的实验及推行。毛泽东再次为文字改革定调：“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毛泽东、周恩来都亲自指导，并通过党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这方面的重大问题。
新中国要重新制订自己的拼音文字，字母采取什么形式，成为大家关注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前夕，吴玉章给毛泽东的信中，曾主张“中国文字应采取拉丁化的拼音为好，不要注音字母式或日本假名式的拼音”。对于这个提议，郭沫若、马叙伦包括毛泽东本人都给予肯定。 但两年后，在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成立的大会上，马叙伦却传达了毛泽东主席的新指示。毛主席认为：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形式应该是民族的、字母和方案都要根据现有汉字来制订。
是什么改变了毛泽东对于字母形式的看法呢?原因是1949年12月，为了庆祝斯大林70寿辰，毛泽东首次出访苏联。在一次会谈中，毛泽东专门与斯大林谈起了中国的国民教育问题。当时毛泽东问斯大林：“我们要改革文字，要制订一套字母，你看怎么办?”斯大林回
答：“中国是一个大国，你们应该创造一套自己的字母。”于是,从1952年3月起，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开始了制订民族形式拼音方案的研究工作。
但何谓民族形式，却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有些委员认为能用一套字母把汉语的特点拼写出来就是民族形式，而有些委员认为字母形式必须接近汉字，方可称为民族形式。
具体方案也分成了三派。曾经参与制订注音字母的语言学家黎锦熙，主张把注音字母略加改动作为新拼音方案；委员丁西林等人倾向于重新创制一套字母；而吴玉章则主张打破窠臼，采用现行汉字和一部分外文字母共同制订。
经过将近一年的讨论和设计，1953年初一套新的汉语拼音字母表呈现在毛泽东面前。但是，这套集合了多种意见的方案并不让毛泽东满意。他认为这套方案虽然拼音方法上简单了,但是笔画太复杂，有的比注音字母更难写。他认为，拼音文字不必搞成复杂的方块形式，那样的体势不便于书写，尤其不便于连写。汉字就是因为笔画方向乱，所以产生了草书。拼音文字无论如何要简单，要利用原有汉字的简单笔画和草体，笔势基本上要一边倒，不要复杂。 听取了毛泽东的意见后，委员们又开始分头制订拼音方案。1953年年初至1954年年底的2年时间里，拼音方案组共提出了五个民族形式的拼音方案草案，但这些草案所需的字母都在40至60个之间，在学习使用上都很不方便。新构造出来的汉字笔画式字母，看起来与汉字有很大差别，经过草书连写以后就更看不出方块汉字的特点了，所谓“民族形式”也无从谈起。就连这些方案的制订者本身也对它们不甚满意。 委员们非常苦恼，民族形式拼音方案的制订陷入了绝境。
1950年“中国语言文字改革委员会”向国内各界学者征求关于改革汉字的“方案”。到1955年，共收到国内外人士的“方案”有655种。这些方案，归纳起来，从外部形式上看，有楷字笔画式的，有外文拼音字母式的，有图案式的，有数码式的，有速记符号式的；从性能上看，有纯拼音字母表声类，有纯拼音字母意、音双表类，有“形声字”扩展类，有“拼音形声字”类。
但是，最后，毛泽东又返到吴玉章主张的观点上来了。 1956年1月20日，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在吴玉章做了关于文字改革工作的发言后，毛泽东突然接过话头：“我很赞成在将来采用拉丁字母，你们赞成不赞成呀?我看，在广大群众里头，问题不大。在知识分子里头，有一些问题，中国怎么能用外国字母呢?但是，看起来还是采用外国字母比较好。-------因为这种字母很少，只有二十几个，向一面写，简单明了。。。。。凡是外国的好东西,我们有用的东西，我们就是要学，就是要统统拿过来学，并且加以消化，变成自己的东西。”
毛主席的这番话，使得几年来，关于采用什么样的字母形式的争论，最终尘埃落定。七天后，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文字改革工作问题的指示》，其中明确表示“中央认为，汉语拼音方案采用拉丁字母比较适宜”。
1956年2月20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发表了《汉语拼音方案(草案)》，这是第一个汉语拼音方案草案，后来人们把它称为“原草案”。“原草案”中明确指出：“拟定汉语拼音方案的目的，是要设计一套拼音字母和写法规则，来拼写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
这个以拉丁字母为结构的《汉语拼音方案》，重蹈了“利、金方案”复辙，经过多次验证，根本行不通。所以，周恩来在一九五八年《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的讲话：“„„汉字在历史上有过不可磨灭的功绩，在这一点上我们大家的意见都是一致的。至于汉字的前途，它是不是千秋万岁永远不变呢？还是要变呢！它是向着汉字自己的形体变化呢？还是被拼音文字代替呢？它是为拉丁字母式的拼音文字所代替，还是为另一种形式的拼音文字所代替呢？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还不忙做出结论。但是文字总是要变化的：拿汉字过去的变化就可以证明。„„”
《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原稿标题是《汉语拼音文字方案(草案)》。 所以，在“正式公布时，“文字”二字被删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