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用世品格及隐逸观探微

  摘要 儒家强调个体生命的意义在于对社会的贡献,积极用世是他们的高尚品格。《论语》中贯穿着这种入世的思想。然而,在《论语·先进》“侍坐”章中,曾皙提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志向。孔子听后感慨说“吾与点也”。当代绝大部分《论语》注本都把“吾与点也”解释为孔子对曾皙的赞许之词。本文从孔子的入世及隐逸观角度,结合“侍坐”章文本创设的情境,对“吾与点”的深层含义作进一步的挖掘。   关键词:“吾与点” 孔子 曾皙 用世 隐逸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论语·先进》“侍坐”章记载了孔子与其四个弟子关于志向的对话实录。孔子让弟子们谈志向,子路、冉有、公西华都表示要在治国安邦方面发挥自己的才干,只有曾皙和他们不同。子路、冉有、公西华发言时,孔子未作评论,曾皙发言后,“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    注释家们普遍认为,孔子的“吾与点也”就是赞许曾点的志向,同时也间接地表达了孔子自己的志向,例如:    中华书局《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在这段文字后“与”字条下注曰:“与,读去声,作‘赞许’、‘同意’解。按,孔子所以同意曾点,后儒之说甚不一致。今以论语考之,孔子本有行道救世之心,而终不得志,因此他有‘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说法和‘欲居九夷’的想法;孔子又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凡此皆与曾皙所言‘浴乎沂’三句的意境相近,孔子一面叹息,一面赞许曾皙,正见其安贫乐道之意。”    中国青年出版社《历代文选》在这段文字后“与”字条下注曰:“与:赞同,孔子极想入世行道,但终不得志,他又不肯牺牲自己的主张以求功名利禄。曾皙所说的话和孔子‘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的一面相符合,所以孔子很赞同他。”    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华活叶文选(七)》在这段文字后“与”字条下注曰:“与(遇yù)——赞同。”注者王剑引在篇首《说明》中评论说:“子路、冉有、公西华都希望在治邦从政方面发挥自己的才能,曾皙却以春日郊游来表达自己的志趣,孔子虽然没有直接谈自己的志向,而以‘吾与点也’这句插话,表达了他是倾向曾皙的。”    这些注本一致认为,“吾与点”中的“与”就是“赞许”、“赞同”;“吾与点也”就是赞同曾点的志向,并间接地表达了孔子自己的志向,“后儒之说甚不一致”的只是在“孔子所以同意曾点”的原因上有分歧。对此,笔者不敢苟同,而认为孔子的“吾与点也”并非真的是赞许曾点的志向,曾点的志向与孔子之志也毫无相符可言。下面,本文就从儒家的用世及隐逸观角度谈谈个人浅见。    一 孔子的隐逸观:用之则行,舍之则藏    孔子的“吾与点也”是不是赞同曾点的志向,孔子的志向是不是与曾点的志向相符,要弄清这个问题,首先我们要清楚孔子的志向是什么。    孔子的志向,是用世从政、治国安邦,还是遁世求隐、逃避现实?对此,孔子已用他自己的言行做了回答。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贫且贱。及长,尝为季氏史,料量平;尝为司职吏,而畜蕃息。由是为司空。”他在年轻时就在鲁国做过主管仓库、畜牧等一类的官职,虽位卑职微,还是做出一些成绩。当主持国政夙愿得尝时,孔子甚至喜形于色,以致引起门人的当面讥讽。“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摄相事,有喜色。门人曰:‘闻君子祸至不惧,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乐其以贵下人乎?’于是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与闻国政三月。”这绝不是不闻国政、立志退隐者所为。    孔子认为,一个具有道德理性之自觉的人要成就其理想人格,首先就要“济世救世”。当子贡问“有美玉于斯,韫椟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孔子的回答很干脆:“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是美玉,就应该待贾者;有治世之才,就应该济世救世。“孔子既不得用于卫,将西见赵简子。至于河而闻窦鸣犊、舜华之死也,临河而叹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济此,命也夫!’”这种怀才不遇的感慨不正是表达他对用世治国的执著追求吗?    当然,孔子不是惟官是求的利禄之徒,他不肯牺牲自己的主张去迎合时代潮流以求功名。但他正处在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代,诸侯纷争,兵连祸结,他的礼乐治国主张与现实构成了矛盾,使他终不得志。然而,不得志并非无志,孔子仍然没有放弃他治国平天下这个大志。    为了实现治国安邦的大志,孔子“斥乎齐,逐乎宋、卫,困于陈、蔡之间”。在不为世用的境况下,他是说过一些愤世嫉俗的话,如“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论语·述而》),而这些话都是从两个方面说的,能任用他就去做官,不能任用他就退隐。    表达孔子退隐思想的“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和“欲居九夷”之类的话,是在政途坎坷、处处碰壁之时偶尔发出的几句感慨之词,而绝非其思想的主体。孔子的“避”是“避政”,隐士们的“避”是“避世”,二者截然不同。对于消极遁世、明哲保身的人生观,孔子是持反对态度的。纵观孔子一生,其旨趣是反对遁世、主张积极用世的,其弘道之心从未间断过,是真真正正的“知其不可而为之”。他所说的“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这段话,在于强调“义”这种道德,他所鄙视的是“不义而富且贵”,而并非视一切富贵都如浮云,更不能把“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视为孔子的志向之所在。    当孔子听说长沮、桀溺的避世之说后,所言:“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在孔子看来,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其道德性,而人类的本质是在与动物的相较区别之中显现出来的,人的道德性要通过入世的实践来塑造,作为人就要勇于承担责任。这种思想蕴含着人类学历史本体论的含义:“人类本体之存在、延续乃绝对律令之道德意志所由出,一切使命感、义务感皆来源于此。”    孔子不为世用而能保持高尚节操,而不是无所作为的洁身自好。孔子壮志未酬之际,不是消极遁世寻找世外桃源,而是积极抗争以逞其志,他周游列国、设帐授徒无不为此。“学而优则仕”正是孔子一贯的教育思想,对于胸无大志的弟子,孔子的态度是严厉的:“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于予与何诛!”(《论语·公治长》)在孔子看来,即使“隐”,也应该是身在草野而心在庙堂,要胸怀天下,保持一颗积极的入世心态,所谓“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他把退隐作为守本与弘毅的另一种方式,一方面通过退隐来维护“仁”的基本价值理念,另一方面也积极弘道。而隐者只知修身养性,不会给社会带来任何积极的意义,其结果只能是孔子所言的“洁其身,而乱大伦”。    总之,孔子哲学思想的理论旨趣,既不是向理论思辨方面发展,也不是向经验实证方面用力,他把“躬行践履”作为基本出发点,重视入世、重视主体的实践意义,是一种典型意义的“实践的道德哲学”。孔子的这种哲学素养与思辨能力转化为入世实践的体系,凝聚着强劲的内驱力,最终促成儒家学说成为中国古代最重要、影响最深刻的思想。    二 曾皙的志向:舍之则藏,用之亦藏    孔子作为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虽然没有有意识地、自觉地建构其思想体系,但孔子所代表的儒家思想之所以持久不衰,原因就是它是一个完备的思想价值体系。《论语·卫灵公》:“非也,子一以贯之”,《论语·里仁》:“吾道一以贯之”。“一以贯之”在《论语》中出现多次,孔子的积极用世风格也体现在《论语》的绝大多数篇章。那么,在“侍坐”章,出现了与孔子“主旋律”不符的观点,值得思考。任何一句话都有其特定的语言环境,孔子的“吾与点也”是在什么情况下说的,为什么说的,是理解这句话真实意图的关键。作为一篇谈话实录,《论语·先进》“侍坐”章记载了孔子和他的四个学生各自的政治抱负和他对这几个学生的鲜明态度。孔子首先为这次谈话规定了主题,即“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

   子路第一个坦率地表明了自己的政治抱负,要做一个大国的执政者,在“摄乎大国之间”的复杂局面下,又面对侵略和自然灾害,他能在三年之内做到使百姓既“有勇”又“知方”。冉有表示愿做一个小国的执政者,在三年之内做到“可使足民”,至于礼乐之治,则要等待更高明的人来作。公西华则表示愿意做一个宗庙祭祖和诸侯会盟时的小司仪官,委婉地表达了他从政求仕之志。尽管三人性格不同,态度有别,但都表达了治国安邦之志,都回答了“如或知尔,则何以哉”这个问题。只有曾皙答非所问,曾皙之志是什么呢?“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这就等于说,如果有人了解并且任用我,那么我就和青少年一起去游山玩水。这种“舍之则藏,用之亦藏”的消极态度与孔子的“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是极度不符的。其实,曾皙的思想不无可取之处,甚至和道家的“出世”不谋而合,这样的率真自然也曾影响千百年来中国人的思想。但当时当日,儒家的课堂,孔子怎么可能对积极用世的三个学生不赞扬,却去赞许那个胸无大志、消极出世的曾点呢?这和审美情趣无涉,却关乎精神信仰。    综观全文,孔子对四个弟子之志都作了直接或间接的评价,他在谈话过后回答“夫三子之言何如”这个问题时,对子路、冉有、公西华治国大志都正面予以肯定,他虽“哂”子路的发言,但也仅“哂”“其言不让”,非“哂”子路之志。孔子尤其高度评价公西华,不仅有治国之志,而且有治国之才,“赤也为之小,孰能为之大”?在孔子看来,在治国以礼和治国之才方面,没有谁能超过这个年少聪明的弟子。孔子的总结性发言,对“三子者之言”的评价,不正是对曾皙的否定吗?他对曾皙之志如若赞许,何以没有一句评论?    诚然,“与”字虽有许多义项,但在本文“吾与点”中只能当“赞许”、“同意”解。但文中某词的具体意义,绝不是词典中某词义项的机械解释。一个词在具体语言环境中,除了具有语法意义外,还可以具有修辞意义。“吾与点”中的“与”,其词汇意义是“赞许”、“同意”,其修辞手法是反语。    哲学史家陈荣捷说:“孔子的全部哲学……就是实现自我和创立社会秩序。”试图用个体的道德修养和入世的道德践履来概括孔子的哲学思想,颇得孔子思想之奥意。孔子学说的最终目的是实现理想人格,他所代表的儒家强调个体生命的意义在于对社会的贡献,体现出“兼济天下”的生存价值,即使在失意的时候,也不丢掉政治理想,仍然希望对社会有所贡献,“入世”是其挥之不去、难以割舍的情结,“舍之则藏”的隐逸观只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排遣方式。孔子积极入世的一生奠定了儒家文学人生的道路,成为历代知识分子人生选择的理论基石。在这样的基调下,出现“侍坐”篇中这种迥乎常态的道家出世思想是不容易被理解的。    综上所述,孔子的“吾与点也”并非真的赞许曾点,恰恰相反,它表达了孔子对曾皙“舍之则藏,用之亦藏”思想的深切遗憾,这与孔子对“宰予昼寝”的批评是一致的,只不过场合不同、弟子的年龄性格各异,孔子采取的批评方式有别罢了。从孔子“喟然”而“叹”的语气看,“吾与点也”不应是陈述句,而是感叹句,其潜在话语是:唉,我真是服了你曾点了!       参考文献:    [1] 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中华书局,2010年版。    [2] 靳义增:《文学人生:“入世”与“遁世”的价值和困惑》,《许昌师专学报》,2002年第6期。    [3] 鲁丽娜:《审美的人生境界:孔子之“乐”——从“吾与点也”谈起》,《大众文艺》,2010年第3期。    [4] 王文元:《论儒家的五个悖论》,《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5] 高书文:《孔子成德思想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8年。       作者简介:    赵寰宇,男,1978—,吉林长春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文学与文化,工作单位:长春大学人文学院。    林海燕,女,1979—,吉林长春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语言教学,工作单位:长春大学人文学院。

  摘要 儒家强调个体生命的意义在于对社会的贡献,积极用世是他们的高尚品格。《论语》中贯穿着这种入世的思想。然而,在《论语·先进》“侍坐”章中,曾皙提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志向。孔子听后感慨说“吾与点也”。当代绝大部分《论语》注本都把“吾与点也”解释为孔子对曾皙的赞许之词。本文从孔子的入世及隐逸观角度,结合“侍坐”章文本创设的情境,对“吾与点”的深层含义作进一步的挖掘。   关键词:“吾与点” 孔子 曾皙 用世 隐逸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论语·先进》“侍坐”章记载了孔子与其四个弟子关于志向的对话实录。孔子让弟子们谈志向,子路、冉有、公西华都表示要在治国安邦方面发挥自己的才干,只有曾皙和他们不同。子路、冉有、公西华发言时,孔子未作评论,曾皙发言后,“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    注释家们普遍认为,孔子的“吾与点也”就是赞许曾点的志向,同时也间接地表达了孔子自己的志向,例如:    中华书局《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在这段文字后“与”字条下注曰:“与,读去声,作‘赞许’、‘同意’解。按,孔子所以同意曾点,后儒之说甚不一致。今以论语考之,孔子本有行道救世之心,而终不得志,因此他有‘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说法和‘欲居九夷’的想法;孔子又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凡此皆与曾皙所言‘浴乎沂’三句的意境相近,孔子一面叹息,一面赞许曾皙,正见其安贫乐道之意。”    中国青年出版社《历代文选》在这段文字后“与”字条下注曰:“与:赞同,孔子极想入世行道,但终不得志,他又不肯牺牲自己的主张以求功名利禄。曾皙所说的话和孔子‘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的一面相符合,所以孔子很赞同他。”    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华活叶文选(七)》在这段文字后“与”字条下注曰:“与(遇yù)——赞同。”注者王剑引在篇首《说明》中评论说:“子路、冉有、公西华都希望在治邦从政方面发挥自己的才能,曾皙却以春日郊游来表达自己的志趣,孔子虽然没有直接谈自己的志向,而以‘吾与点也’这句插话,表达了他是倾向曾皙的。”    这些注本一致认为,“吾与点”中的“与”就是“赞许”、“赞同”;“吾与点也”就是赞同曾点的志向,并间接地表达了孔子自己的志向,“后儒之说甚不一致”的只是在“孔子所以同意曾点”的原因上有分歧。对此,笔者不敢苟同,而认为孔子的“吾与点也”并非真的是赞许曾点的志向,曾点的志向与孔子之志也毫无相符可言。下面,本文就从儒家的用世及隐逸观角度谈谈个人浅见。    一 孔子的隐逸观:用之则行,舍之则藏    孔子的“吾与点也”是不是赞同曾点的志向,孔子的志向是不是与曾点的志向相符,要弄清这个问题,首先我们要清楚孔子的志向是什么。    孔子的志向,是用世从政、治国安邦,还是遁世求隐、逃避现实?对此,孔子已用他自己的言行做了回答。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贫且贱。及长,尝为季氏史,料量平;尝为司职吏,而畜蕃息。由是为司空。”他在年轻时就在鲁国做过主管仓库、畜牧等一类的官职,虽位卑职微,还是做出一些成绩。当主持国政夙愿得尝时,孔子甚至喜形于色,以致引起门人的当面讥讽。“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摄相事,有喜色。门人曰:‘闻君子祸至不惧,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乐其以贵下人乎?’于是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与闻国政三月。”这绝不是不闻国政、立志退隐者所为。    孔子认为,一个具有道德理性之自觉的人要成就其理想人格,首先就要“济世救世”。当子贡问“有美玉于斯,韫椟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孔子的回答很干脆:“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是美玉,就应该待贾者;有治世之才,就应该济世救世。“孔子既不得用于卫,将西见赵简子。至于河而闻窦鸣犊、舜华之死也,临河而叹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济此,命也夫!’”这种怀才不遇的感慨不正是表达他对用世治国的执著追求吗?    当然,孔子不是惟官是求的利禄之徒,他不肯牺牲自己的主张去迎合时代潮流以求功名。但他正处在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代,诸侯纷争,兵连祸结,他的礼乐治国主张与现实构成了矛盾,使他终不得志。然而,不得志并非无志,孔子仍然没有放弃他治国平天下这个大志。    为了实现治国安邦的大志,孔子“斥乎齐,逐乎宋、卫,困于陈、蔡之间”。在不为世用的境况下,他是说过一些愤世嫉俗的话,如“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论语·述而》),而这些话都是从两个方面说的,能任用他就去做官,不能任用他就退隐。    表达孔子退隐思想的“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和“欲居九夷”之类的话,是在政途坎坷、处处碰壁之时偶尔发出的几句感慨之词,而绝非其思想的主体。孔子的“避”是“避政”,隐士们的“避”是“避世”,二者截然不同。对于消极遁世、明哲保身的人生观,孔子是持反对态度的。纵观孔子一生,其旨趣是反对遁世、主张积极用世的,其弘道之心从未间断过,是真真正正的“知其不可而为之”。他所说的“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这段话,在于强调“义”这种道德,他所鄙视的是“不义而富且贵”,而并非视一切富贵都如浮云,更不能把“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视为孔子的志向之所在。    当孔子听说长沮、桀溺的避世之说后,所言:“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在孔子看来,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其道德性,而人类的本质是在与动物的相较区别之中显现出来的,人的道德性要通过入世的实践来塑造,作为人就要勇于承担责任。这种思想蕴含着人类学历史本体论的含义:“人类本体之存在、延续乃绝对律令之道德意志所由出,一切使命感、义务感皆来源于此。”    孔子不为世用而能保持高尚节操,而不是无所作为的洁身自好。孔子壮志未酬之际,不是消极遁世寻找世外桃源,而是积极抗争以逞其志,他周游列国、设帐授徒无不为此。“学而优则仕”正是孔子一贯的教育思想,对于胸无大志的弟子,孔子的态度是严厉的:“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于予与何诛!”(《论语·公治长》)在孔子看来,即使“隐”,也应该是身在草野而心在庙堂,要胸怀天下,保持一颗积极的入世心态,所谓“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他把退隐作为守本与弘毅的另一种方式,一方面通过退隐来维护“仁”的基本价值理念,另一方面也积极弘道。而隐者只知修身养性,不会给社会带来任何积极的意义,其结果只能是孔子所言的“洁其身,而乱大伦”。    总之,孔子哲学思想的理论旨趣,既不是向理论思辨方面发展,也不是向经验实证方面用力,他把“躬行践履”作为基本出发点,重视入世、重视主体的实践意义,是一种典型意义的“实践的道德哲学”。孔子的这种哲学素养与思辨能力转化为入世实践的体系,凝聚着强劲的内驱力,最终促成儒家学说成为中国古代最重要、影响最深刻的思想。    二 曾皙的志向:舍之则藏,用之亦藏    孔子作为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虽然没有有意识地、自觉地建构其思想体系,但孔子所代表的儒家思想之所以持久不衰,原因就是它是一个完备的思想价值体系。《论语·卫灵公》:“非也,子一以贯之”,《论语·里仁》:“吾道一以贯之”。“一以贯之”在《论语》中出现多次,孔子的积极用世风格也体现在《论语》的绝大多数篇章。那么,在“侍坐”章,出现了与孔子“主旋律”不符的观点,值得思考。任何一句话都有其特定的语言环境,孔子的“吾与点也”是在什么情况下说的,为什么说的,是理解这句话真实意图的关键。作为一篇谈话实录,《论语·先进》“侍坐”章记载了孔子和他的四个学生各自的政治抱负和他对这几个学生的鲜明态度。孔子首先为这次谈话规定了主题,即“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

   子路第一个坦率地表明了自己的政治抱负,要做一个大国的执政者,在“摄乎大国之间”的复杂局面下,又面对侵略和自然灾害,他能在三年之内做到使百姓既“有勇”又“知方”。冉有表示愿做一个小国的执政者,在三年之内做到“可使足民”,至于礼乐之治,则要等待更高明的人来作。公西华则表示愿意做一个宗庙祭祖和诸侯会盟时的小司仪官,委婉地表达了他从政求仕之志。尽管三人性格不同,态度有别,但都表达了治国安邦之志,都回答了“如或知尔,则何以哉”这个问题。只有曾皙答非所问,曾皙之志是什么呢?“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这就等于说,如果有人了解并且任用我,那么我就和青少年一起去游山玩水。这种“舍之则藏,用之亦藏”的消极态度与孔子的“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是极度不符的。其实,曾皙的思想不无可取之处,甚至和道家的“出世”不谋而合,这样的率真自然也曾影响千百年来中国人的思想。但当时当日,儒家的课堂,孔子怎么可能对积极用世的三个学生不赞扬,却去赞许那个胸无大志、消极出世的曾点呢?这和审美情趣无涉,却关乎精神信仰。    综观全文,孔子对四个弟子之志都作了直接或间接的评价,他在谈话过后回答“夫三子之言何如”这个问题时,对子路、冉有、公西华治国大志都正面予以肯定,他虽“哂”子路的发言,但也仅“哂”“其言不让”,非“哂”子路之志。孔子尤其高度评价公西华,不仅有治国之志,而且有治国之才,“赤也为之小,孰能为之大”?在孔子看来,在治国以礼和治国之才方面,没有谁能超过这个年少聪明的弟子。孔子的总结性发言,对“三子者之言”的评价,不正是对曾皙的否定吗?他对曾皙之志如若赞许,何以没有一句评论?    诚然,“与”字虽有许多义项,但在本文“吾与点”中只能当“赞许”、“同意”解。但文中某词的具体意义,绝不是词典中某词义项的机械解释。一个词在具体语言环境中,除了具有语法意义外,还可以具有修辞意义。“吾与点”中的“与”,其词汇意义是“赞许”、“同意”,其修辞手法是反语。    哲学史家陈荣捷说:“孔子的全部哲学……就是实现自我和创立社会秩序。”试图用个体的道德修养和入世的道德践履来概括孔子的哲学思想,颇得孔子思想之奥意。孔子学说的最终目的是实现理想人格,他所代表的儒家强调个体生命的意义在于对社会的贡献,体现出“兼济天下”的生存价值,即使在失意的时候,也不丢掉政治理想,仍然希望对社会有所贡献,“入世”是其挥之不去、难以割舍的情结,“舍之则藏”的隐逸观只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排遣方式。孔子积极入世的一生奠定了儒家文学人生的道路,成为历代知识分子人生选择的理论基石。在这样的基调下,出现“侍坐”篇中这种迥乎常态的道家出世思想是不容易被理解的。    综上所述,孔子的“吾与点也”并非真的赞许曾点,恰恰相反,它表达了孔子对曾皙“舍之则藏,用之亦藏”思想的深切遗憾,这与孔子对“宰予昼寝”的批评是一致的,只不过场合不同、弟子的年龄性格各异,孔子采取的批评方式有别罢了。从孔子“喟然”而“叹”的语气看,“吾与点也”不应是陈述句,而是感叹句,其潜在话语是:唉,我真是服了你曾点了!       参考文献:    [1] 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中华书局,2010年版。    [2] 靳义增:《文学人生:“入世”与“遁世”的价值和困惑》,《许昌师专学报》,2002年第6期。    [3] 鲁丽娜:《审美的人生境界:孔子之“乐”——从“吾与点也”谈起》,《大众文艺》,2010年第3期。    [4] 王文元:《论儒家的五个悖论》,《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5] 高书文:《孔子成德思想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8年。       作者简介:    赵寰宇,男,1978—,吉林长春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文学与文化,工作单位:长春大学人文学院。    林海燕,女,1979—,吉林长春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语言教学,工作单位:长春大学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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