缩小收入差距，逐步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橄榄形”分配格局 中国收入差距已经超过基尼系数标志的警戒“红线”，分配格局失衡导致部分社会财富向少数人集中
世界银行的最新研究资料显示，中国1%的家庭掌握了中国41.1%的财富，而美国则是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据世界银行的测算，欧洲与日本的基尼系数大多在0.24到0.36之间，而中国基尼系数已从三十年前改革开放之初的0.28上升到2009年的0.47。国际公认的标准则是，基尼系数高于０.４，则表明收入分配严重不公。中国政府公开承认，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高达０.４７，高于大多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水平。
目前中国收入分配中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为：一是中国地区、行业、群体间的收入差距有所加大；二是职工、企业和国家之间，存在着收入分配的不平衡，即在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中，劳动所得占比重过低；三是在国民宏观税赋水平增加的同时，政府在教育、医疗、社保等各种公共服务方面的支出增长缓慢。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收入水平的提高和高储蓄率将持续迅速创造财富，但是中国财富流向过于向政府集中，导致居民本来就不高的收入还必须承担一部分公共服务费用。收入差距悬殊正在成为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导火索”。
中国分配制度改革的目标是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橄榄形”分配格局
无论是社会的文明还是社会的和谐，都需要全民共同富裕。理想的目标是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占少数、中等收入者占绝大多数的“橄榄型”结构，其稳定性要远高于“哑铃型”或“金字塔型”结构。
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是构建“橄榄型”分配格局的关键。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一项最新研究成果，称目前中国中产阶层的规模为总人口的23%左右。壮大中产阶层的队伍就要提高全社会总体工资水平，鼓励创业，发展能增加中等收入人口和能增加就业的小企业，以改善创造和分配财富的结构。保证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需求，扩大就业，营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让更多的低收入群体看到通向中产阶层的畅通渠道。
为了更好地发挥政府在二次分配方面的调整作用，要让高收入者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如：加强针对高收入者的税源监控和税收征管，适当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适时开征物业税、遗产税、消费税等主要由高收入者承担的税种，鼓励高收入者发展社会慈善事业等。通过发挥财税政策的收入转移作用，确保财政的公共性和满足教育、社会保障、公共卫生等有关方面的发展目标。通过加大二次分配领域的调控力度，将公共支出和基本公共服务的重点逐步转向城市低收入者和广大农民，更好地满足人们这方面的要求。
缩小收入差距，逐步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橄榄形”分配格局 中国收入差距已经超过基尼系数标志的警戒“红线”，分配格局失衡导致部分社会财富向少数人集中
世界银行的最新研究资料显示，中国1%的家庭掌握了中国41.1%的财富，而美国则是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据世界银行的测算，欧洲与日本的基尼系数大多在0.24到0.36之间，而中国基尼系数已从三十年前改革开放之初的0.28上升到2009年的0.47。国际公认的标准则是，基尼系数高于０.４，则表明收入分配严重不公。中国政府公开承认，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高达０.４７，高于大多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水平。
目前中国收入分配中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为：一是中国地区、行业、群体间的收入差距有所加大；二是职工、企业和国家之间，存在着收入分配的不平衡，即在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中，劳动所得占比重过低；三是在国民宏观税赋水平增加的同时，政府在教育、医疗、社保等各种公共服务方面的支出增长缓慢。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收入水平的提高和高储蓄率将持续迅速创造财富，但是中国财富流向过于向政府集中，导致居民本来就不高的收入还必须承担一部分公共服务费用。收入差距悬殊正在成为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导火索”。
中国分配制度改革的目标是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橄榄形”分配格局
无论是社会的文明还是社会的和谐，都需要全民共同富裕。理想的目标是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占少数、中等收入者占绝大多数的“橄榄型”结构，其稳定性要远高于“哑铃型”或“金字塔型”结构。
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是构建“橄榄型”分配格局的关键。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一项最新研究成果，称目前中国中产阶层的规模为总人口的23%左右。壮大中产阶层的队伍就要提高全社会总体工资水平，鼓励创业，发展能增加中等收入人口和能增加就业的小企业，以改善创造和分配财富的结构。保证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需求，扩大就业，营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让更多的低收入群体看到通向中产阶层的畅通渠道。
为了更好地发挥政府在二次分配方面的调整作用，要让高收入者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如：加强针对高收入者的税源监控和税收征管，适当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适时开征物业税、遗产税、消费税等主要由高收入者承担的税种，鼓励高收入者发展社会慈善事业等。通过发挥财税政策的收入转移作用，确保财政的公共性和满足教育、社会保障、公共卫生等有关方面的发展目标。通过加大二次分配领域的调控力度，将公共支出和基本公共服务的重点逐步转向城市低收入者和广大农民，更好地满足人们这方面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