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学校长是否应该有任期限制
编者按：
河南省教育厅在2011年1月30日就一位匿名网友所提出的关于“中小学校长任期应限制”的问题做了认真回复，坦承在校长聘任方面存在问题和不足，指出中小学校长聘任制度改革“涉及中小学校长切身利益，政策性强，情况复杂……”而贵州、吉林、内蒙古等省、自治区则已经开始实行校长任期制，其中，相似规定包括：中小学校长实行任期制，在同一学校任职时间原则上不得超过两届，每届任期3～6年，任期期满后重新选聘。2011年5月，《湖北日报》报道了“赤壁推行校长任期制和交流制”的工作进展，另据报道，除赤壁市城区10所中小学外，该市86所中小学校长已取消了行政级别，这在全国尚不多见。
据吕向红的《大学校长该任多久――对哈佛大学校长任期的考察及思考》一文介绍，“哈佛大学校长中，有成就、对哈佛大学发展有较大贡献的，其任期都较长……而在任内无所建树、无所作为的校长，其任期一般都较短”。哈佛大学的校长沙莫尔于2002年在北京大学的讲话中也提到，“哈佛大学之所以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大学的原因之一就是校长长期任期制，由颇具魄力的领导长期任职能使学校为适应变化的新时代的需要而在现有体制的基础上不断更新和改进，这是哈佛办学的悠久传统”。由此可以看出，大学若想取得长久发展，似乎就不能实行短期的任期制，否则就会导致校长不思进取或做出短期行为，阻碍学校的长久发展。那么，中小学呢？
曹留成在《中小学校长任期制的实践策略探析》中阐述，“多年来的实践表明，如果校长久居一地、久任一职，易受复杂人际关系的羁绊，难于开拓创新；如果校长任期过短，则又有可能产生急功近利的思想，出现短期行为，不利于学校工作的连续性。因此，必须从二者之间寻求一个比较好的平衡结合点”。那么，对中小学校长任期的限制是否会影响学校的长远发展，中小学推行的政策朝令夕改、政策与制度无法形成连续性、改革不能深入贯彻、持久执行的现象，究竟是否跟校长的频繁更迭有关？而如果一位校长在一所学校任职时间过长，是否会产生思维惯性，阻碍管理创新？怎样通过建立科学的校长遴选程序和绩效考核办法，完善校长任期制？学术界不同于政界，对校长任期的限制是否有悖于学校教育的发展规律？中小学校长一校任期的时长应该怎样规定？本期《热点争鸣》将邀请人力资源等领域的资深专家、教改一线的行政部门领导和校长进行探讨。
《中国教师》：关于中小学校长任期，有的地方规定校长连任不能超过两届，每届一般是3到6年，到期必须流动到其他学校，而有些地方则没有这一硬性规定。对此，您怎么看？
车宏生：从制度上看，可以是三年一聘，四年一聘，但如果校长像干部一样只能做两届，对于这种限制，我认为不好。因为教育工作者不是官员，即使是官员，在实行公务员制度的国家，一般公务员，在一个系统里当处长、局长，也是可以做很长时间，一直做下去的。只有像总统、州长等通过选举上台的官员才应有任期限制。民选体现的是民主，而管理，我个人认为是自上而下的，不是自下而上的，不一定都要通过公开竞选或者考虑大家的满意度。管理的目标如果一定是让大家都满意，那就没法管理。例如，教师讲课不可能让学生和家长都满意，以此为目标是有问题的，因为学生不可能很清楚什么样的教育是好教育。所以，我觉得本质的问题不在于任期的长短，而在于主持学校工作的人是否是懂教育的教育家，或者说是懂行的教育工作者。他不能把校长当成一个官，不能说把这官拿下来我就没权威了。我举个例子，都说蔡元培对北大贡献很大，但蔡元培正式任北大校长官职只有两年多（蔡元培于1916年12月上任，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不久，他为抗议政府逮捕学生辞职并悄然离京。后由于北大师生极力挽留，蔡元培答应只做北大师生的校长），但是他对北大百年发展历程的影响却是深远的，他确定了北大办学的理念、思路、方向以及做事的风格和文化。清华大学的梅贻琦校长任期比较长，他从1931年出任清华校长一直到他在台湾去世，先后服务于北京的清华大学和台湾新竹的“清华大学”，因此被誉为清华的“终身校长”。他成功地奠定了清华的校格，深受爱戴和拥护。蔡元培和梅贻琦一个任职时间短，一个任职时间长，但他们对学校的影响都是极其深远的。
我认为在现有的条件下，要想让校长能够做出成绩，还是任期长一点好。任期太短了即使能干的校长也会受到掣肘。一位校长从上台、熟悉工作到形成构想、制订计划都需要时间，任期太短了根本施展不开，实在很难出成绩。此外，如果任期短，他很难过多考虑学校的长远发展，一定会追求能出成绩的事，就是给人看的事，例如大搞基建等，那对教育是伤害，不是建设。
《中国教师》：校长流动任职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避免产生思维惯性、阻碍管理创新，杜绝利益集团。您认为通过校长流动任职是否可以实现这个目的？
车宏生：我不认同必须让校长定期流动的观点。没有稳定的任期，长远的想法怎么能实现？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校长首先要为学校的长远发展奠定基础，而打基础往往就需要近一届的时间。基础打好了，该谋求长远发展了，校长也快到届了，怎么能实现自己的理念？比如说一位校长在四中建设了四年，然后就把他流动到五中去了，他岂不是还要从头再来？而另外一位校长又到了四中，他不熟悉前任的思路或者他有另外的想法，就会做出其他变动，也没法长久建设。所以我想在同一所学校工作只做一届，三、四年的时间太短，至少要有八年时间才能做出点样子来，但很长远的规划和理念还是难于实现。换言之，如果一个校长做得很好，大家也都很满意，为什么就一定要流动呢？有的上级领导可能是怕校长以权谋私或培植势力，但这个问题不是通过限制任期能够很好解决的。
实施校长流动任职制度有利有弊，有利的一面在于校长可以换一个新环境，不利的方面则在于学校的管理模式和风格会缺乏持续性，难以形成强大的文化。接着上面的例子说，倘若当初北京四中的校长也这么频繁流动，那么四中恐怕难以成为名校。所以，问题关键在教育理念，然后是体制、制度。而从思想和理念具体落实到政策、措施，任何一个人都需要时间。另一方面，如果有好的体制、制度，以权谋私、专权等问题也会得到很好的遏制，例如通过财务公开制度、年度报告制度等，让进来的钱和出去的钱都很透明，就能很好地防止贪污。再如聘任、解聘都要有制度约束，而不能是校长一个人说了算。
《中国教师》：如果让您构思一个选聘校长的制度，您觉得关键是要看什么？
车宏生：我觉得应该是理念，校长致力于培养什么样的人，在中学阶段或者小学阶段要完成什么任务，毕业生的应知应会，包括个性品质等，校长都要有一套想法。比如说张伯苓先生特别注重身体健康，他提出不懂体育的人不能做校长，他这句话已经成为名言，这就是有教育思想的人。当然这个观点未必绝对正确，但他当校长的时候，不管是中学还是大学，学生都是生龙活虎的，不是书呆子。而且即使是从今天的情况来看，这个理念仍不过时。校长不能光让孩子念书，那就把孩子害了，而有体育爱好的人，他的精神面貌不一样，就不会萎靡不振。倘若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只知道在分数上竞争，便不是社会需要的人才，这样的办学理念从一开始就有问题，贯彻得越好越坏事。再比如，当前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校长自觉不自觉地把提高升学率、平均分等作为首要目标，有了这样一个片面的办学思想，校长无论任期长短都会急功近利。朱清时在中国科技大学做校长时，面对教育部组织的本科教学评估他选择了“原生态迎评”，科大既没有修改原始资料和数据，也没有打乱正常的教学秩序，更没有给评估组专家贵宾级的礼遇。他说，评价一所大学的好坏，要看它对社会的影响，要看毕业生对社会的贡献等，这才是最客观的评估。中科大建校50多年以来，平均每1 000个毕业的本科生中就有一个当选了中国科学院或中国工程院院士。不管怎么评估，这个数字已说明其本科教学是好的。所以选聘校长首先要看校长是否有教育思想，像张伯苓、陶行知等人，都是有大教育思想的人；其次要看是否能致力于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实施素质教育、致力于学生全面发展，短时间内升学率或许会受影响，但长远看，不仅不会影响升学率，反而能培养出更多的人才。
当校长的人光是教学在行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得是个管理者，学校要治理成什么样子校长得有想法。比如说桑枣中学的叶志平校长，是由普通教师提拔上来的。他知道学校原有个危房是三无建筑，于是在他上任之后立即着手改造了这栋楼，当汶川大地震发生时，全校师生无一伤亡。
当前校长开展工作受到很多制约，例如教育局长可能还是很看重学校的升学率什么的，这是个系统问题，因此现在的关键是要把校长、教师、家长和学生从枷锁中解放出来。国家只是应该去管那些方向性的问题，而不应越位，要允许各个学校有特色发展。这个问题现在还是一笔糊涂账，所以别的问题就无从谈起。
在任期制上有争议，主要还是教育根本的体制机制问题没有解决。争论任期制要不要一刀切的问题争不清楚，也容易转移视线，掩盖深层次的矛盾。所以，一定要把制度建设和教育思想的形成提到重要位置，要能够科学地评估校长的办学业绩。而业绩评估首先要搞清楚办学是为了什么样的目标，公立学校可能有共同的指导方针，但每所学校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和特点要有不同的东西。教育行政部门要允许每所学校有一定的特色，否则便是千篇一律。只有从理念、制度出发，到最后才能正确地确定对校长进行绩效考核的指标，才能准确地判断他干得好不好。不管是校董会、家长委员会还是政府部门等都要从这个角度看问题。争论任期制，根本原因是在这些问题上还很模糊。教育界应当向企业学习，学习企业管理的理念，学得务实一些。
《中国教师》：教师、学生和家长对校长的评价是否可以成为决定一位候选人是否可以出任校长的首要因素？是否可以成为决定校长任期的首要因素？
车宏生：家长和学生对校长的聘任不应有太多的发言权，因为他们不大可能对一个候选人能否成为一名好校长有足够的认识。家长委员会可以对学校的工作进行监督、参与意见，但是对校长的任命不能有太大的影响。归结到一点就是管理是自上而下的，不是说大家认为怎么样好就一定对，有正确教育理念、教育思想的人来当校长才能把学校搞好。教育是个专业，重大事务必须由专业人士决定，而这个决定外行人不一定都能接受。比如蔡元培当了北大校长，他就找了陈独秀担任文科部主任，陈独秀上任之后就找胡适。他们都是自上而下逐级聘任，没有经过民主程序，但是这两个人对后来北大领导五四运动等都起了很大作用。所以应当说现在实行的一些貌似民主的做法都是值得商榷的。家长、教师可以有某种程度的参与，但不可过分强调。例如对于学生评教，有的教师就曾提出质问，“一门课究竟教什么、怎么教，是我知道还是学生知道？怎么可以让学生评教的结果在教师绩效考核中占太大权重？”
仍以大学为例，有的大学生在学基础课的时候往往会说“我学这些基础课有什么用，然后在学习实用性强的学科时又会说我将来都不一定做这个”。如果你问他将来想干什么，得到的回答很可能是“我还没想好呢”。让这样的学生评价教师怎么会有好的效果？这是要纠正学生的，可不是要纠正教师。所以对教师、对校长的评价主要应该从上到下，不应该从下到上，否则教育就乱了。教育行政部门要先把一些基本问题搞清楚，要首先确定评价校长、教师和学生的标准，这不能来自群众，应当来自教育专家。
《中国教师》：有可能通过考试遴选校长吗？
车宏生：很难，“考什么、怎么考”都是先要搞清楚的问题。校长的遴选不同于处级干部遴选，处长虽然职位高，但他有行政管理的特性，所以其遴选实际上更简单。把遴选校长当成专业化和科学化的问题来对待，就可以一点点地摸索着往前研究了，如果把它完全看做一个行政事务就错了。
校长是有优劣的，桑枣中学是一所很普通的农村中学，叶志平校长在5.12地震之前也没受过什么特殊的表彰和鼓励，他就是凭着自己的良心去做校长，做了一件很平常却很伟大的事――他筹钱来就是为了加固校舍、防震，还花大力气组织学生疏散演习，这就保了两千多名学生的平安，这是个伟大的业绩，值得大书特书。反过来说，如果不地震，这些事就都白做了吗？其实不然，这也是一个校长分内的事情，不亚于运动会拿冠军之类的事情。但校长究竟应该做什么，在很大程度上我们还没搞清楚。
《中国教师》：如何避免校长为了追求连任，过分重视人际关系而忽视学校的长远发展？如果没有任期限制，对于任期比较长的校长，通过什么样的制度可以促使校长不断创新，而不是墨守成规？
车宏生：这主要牵涉到绩效评价问题。评价一所学校也好，评价学校的校长也好，一定要有完善的评估体系。其实这个评估体系我们直到现在也还没有建立起来，我们主要是在用升学率评估学校，这个指标最简单，但不是个好指标，要建立一个综合评价体系。企业界的平衡计分卡，从财务、客户、内部运营、学习与成长这四个方面来评价企业，就比较全面。教育界建立一个绩效评估的体系，对校长的管理以及对学生、教师的管理都会有好处。例如，学校的主要产品是学生，对学生的评估很重要，要分成几个方面来评估，比如说品德、学业成绩、个性发展、体质等各个方面。每个方面都得落实，不能是虚的，不能光看上了多少节政治课，而是要看有些行为习惯是否养成，比如说礼貌、守信、负责等。怎么来检验的确是一件比较难的事，然而一所学校走出来的学生和其他学校的不同，家长一定能看得出来。所以尽管很难，也要想办法做好。然后还要包括对学校状况的评估，比如经济状况，不能越办越窘迫，出现校舍破破烂烂，图书、体育器材陈旧等问题。绩效考核首先要找到那些有效的指标。企业界有个关键绩效指标体系（KPI：Key Performance Index），教育工作者也要认认真真地去找这些指标，要知道怎样去评价一所学校各方面的状况。绩效考核指标对校长和教师的行为以及学生的行为具有极强的引导作用，你评什么，他就往哪些方面用劲。现在的问题是很多教师除了应试教育不懂别的，这是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我在读本科的时候，北京市实验二小的一位数学教师曾给我们传授过经验。那是一位年近六旬的男教师，他一直教小学低年级的“加减乘除”，跟他座谈之后，大家都佩服得五体投地。因为他把“加减乘除”讲活了，没有孩子不懂，不管什么样的孩子进了这个班考试成绩都是95分以上，而且他不留作业，所有问题都在课上解决。能做到这两点才算是位好教师。
我们在评价校长和教师时，必须以学生的发展做指标。现有的评价体系建立的时间太短，即使是在很多大学，对教师和领导的评价指标体系建立的时间也还很短，还尚未经过完善。所以，现在沿用的很多指标其实不足为凭，特别需要搞教育学、管理学研究的人塌下心来，认认真真地研究大学、中学、小学的评估体系应该是什么样的。只有从教育目标上捋顺、捋清了这些问题，再据此建立一套绩效管理的办法，才能再来研究怎么考核校长、校长任期多长最合适、如何评价学生、如何评价学校、一所学校怎么办才算办好了、一所学校出来的毕业生究竟应该怎么评价等一系列问题。归根结底，这其实还是一个教育培养目标的问题，把这些先搞清楚才能够说别的，贸然争论长期好还是短期好是争不清楚的。
《中国教师》：如果校长有任期限制，采取什么样的制度和措施能够避免校长追求短期效益和改革不能深入贯彻、持久进行的现象？
车宏生：这不是由任期决定的，无论任期长短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例如，当前的行政官员以及一些校长一个普遍的问题就是短期行为，其根源就在于他压根就不关心这个学校的发展，而是关心自己在任期之内怎么显示能力与作为，怎样创造业绩。这样的校长不管任期长短都会有问题。出现这样的现象归根结底还是机制体制问题――由于校长是教育局任命的，所以，校长自己没什么教育思想，主要是听从教育行政部门的指示，工作自然也是以让上级满意为重心，而对学生、教师和家长并不负责任。
校长选聘的关键是要让有教育思想的人能够发挥作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有教育思想的人发挥不了作用。若是不从根本上解决机制体制问题的话，既解决不了任期长导致的以权谋私等现象，也解决不了任期短导致的追求短期效益的现象。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确定谁对教育有发言权，谁来指导教育，是由政府主导还是由民间的教育机构主导。在国外就有教育行会之类的机构来指导教育，政府一般不太直接干预教育，但对公立学校也会通过拨款等手段进行一定的干预和限制。
《中国教师》：有一位县教育局的领导曾经提到他们县就有很多中小学校长任期久了，工作变得懈怠，缺乏作为。时间长了，他也很难盘活这支校长队伍。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车宏生：盘不活队伍是因为奖惩机制没有建立起来。如果对有作为的校长进行奖励，对无作为的校长进行惩罚，自然就能激励和盘活这支队伍。在企业里也是这样，好的企业都是用奖励、提供发展空间等手段吸引好的人才。但现在学校之间的竞争主要是升学率，大家都在做却又不便提出，遮遮掩掩，羞羞答答，说一套，做一套。如果这些问题都得不到解决，那么，其他的问题自然就不好说了。
专家简介：车宏生，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前任院长，北师大心理学院心理测量与人力资源研究所所长，中国心理学会心理测量专业委员会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管理心理学、人事测量、人才选拔。2008年荣获第四届北京师范大学教学名师奖，2004年荣获北京市教学成果一等奖，同年被评为“北京师范大学最受学生欢迎的十佳教师”。
（责任编辑：张莉婧）
中小学校长是否应该有任期限制
编者按：
河南省教育厅在2011年1月30日就一位匿名网友所提出的关于“中小学校长任期应限制”的问题做了认真回复，坦承在校长聘任方面存在问题和不足，指出中小学校长聘任制度改革“涉及中小学校长切身利益，政策性强，情况复杂……”而贵州、吉林、内蒙古等省、自治区则已经开始实行校长任期制，其中，相似规定包括：中小学校长实行任期制，在同一学校任职时间原则上不得超过两届，每届任期3～6年，任期期满后重新选聘。2011年5月，《湖北日报》报道了“赤壁推行校长任期制和交流制”的工作进展，另据报道，除赤壁市城区10所中小学外，该市86所中小学校长已取消了行政级别，这在全国尚不多见。
据吕向红的《大学校长该任多久――对哈佛大学校长任期的考察及思考》一文介绍，“哈佛大学校长中，有成就、对哈佛大学发展有较大贡献的，其任期都较长……而在任内无所建树、无所作为的校长，其任期一般都较短”。哈佛大学的校长沙莫尔于2002年在北京大学的讲话中也提到，“哈佛大学之所以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大学的原因之一就是校长长期任期制，由颇具魄力的领导长期任职能使学校为适应变化的新时代的需要而在现有体制的基础上不断更新和改进，这是哈佛办学的悠久传统”。由此可以看出，大学若想取得长久发展，似乎就不能实行短期的任期制，否则就会导致校长不思进取或做出短期行为，阻碍学校的长久发展。那么，中小学呢？
曹留成在《中小学校长任期制的实践策略探析》中阐述，“多年来的实践表明，如果校长久居一地、久任一职，易受复杂人际关系的羁绊，难于开拓创新；如果校长任期过短，则又有可能产生急功近利的思想，出现短期行为，不利于学校工作的连续性。因此，必须从二者之间寻求一个比较好的平衡结合点”。那么，对中小学校长任期的限制是否会影响学校的长远发展，中小学推行的政策朝令夕改、政策与制度无法形成连续性、改革不能深入贯彻、持久执行的现象，究竟是否跟校长的频繁更迭有关？而如果一位校长在一所学校任职时间过长，是否会产生思维惯性，阻碍管理创新？怎样通过建立科学的校长遴选程序和绩效考核办法，完善校长任期制？学术界不同于政界，对校长任期的限制是否有悖于学校教育的发展规律？中小学校长一校任期的时长应该怎样规定？本期《热点争鸣》将邀请人力资源等领域的资深专家、教改一线的行政部门领导和校长进行探讨。
《中国教师》：关于中小学校长任期，有的地方规定校长连任不能超过两届，每届一般是3到6年，到期必须流动到其他学校，而有些地方则没有这一硬性规定。对此，您怎么看？
车宏生：从制度上看，可以是三年一聘，四年一聘，但如果校长像干部一样只能做两届，对于这种限制，我认为不好。因为教育工作者不是官员，即使是官员，在实行公务员制度的国家，一般公务员，在一个系统里当处长、局长，也是可以做很长时间，一直做下去的。只有像总统、州长等通过选举上台的官员才应有任期限制。民选体现的是民主，而管理，我个人认为是自上而下的，不是自下而上的，不一定都要通过公开竞选或者考虑大家的满意度。管理的目标如果一定是让大家都满意，那就没法管理。例如，教师讲课不可能让学生和家长都满意，以此为目标是有问题的，因为学生不可能很清楚什么样的教育是好教育。所以，我觉得本质的问题不在于任期的长短，而在于主持学校工作的人是否是懂教育的教育家，或者说是懂行的教育工作者。他不能把校长当成一个官，不能说把这官拿下来我就没权威了。我举个例子，都说蔡元培对北大贡献很大，但蔡元培正式任北大校长官职只有两年多（蔡元培于1916年12月上任，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不久，他为抗议政府逮捕学生辞职并悄然离京。后由于北大师生极力挽留，蔡元培答应只做北大师生的校长），但是他对北大百年发展历程的影响却是深远的，他确定了北大办学的理念、思路、方向以及做事的风格和文化。清华大学的梅贻琦校长任期比较长，他从1931年出任清华校长一直到他在台湾去世，先后服务于北京的清华大学和台湾新竹的“清华大学”，因此被誉为清华的“终身校长”。他成功地奠定了清华的校格，深受爱戴和拥护。蔡元培和梅贻琦一个任职时间短，一个任职时间长，但他们对学校的影响都是极其深远的。
我认为在现有的条件下，要想让校长能够做出成绩，还是任期长一点好。任期太短了即使能干的校长也会受到掣肘。一位校长从上台、熟悉工作到形成构想、制订计划都需要时间，任期太短了根本施展不开，实在很难出成绩。此外，如果任期短，他很难过多考虑学校的长远发展，一定会追求能出成绩的事，就是给人看的事，例如大搞基建等，那对教育是伤害，不是建设。
《中国教师》：校长流动任职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避免产生思维惯性、阻碍管理创新，杜绝利益集团。您认为通过校长流动任职是否可以实现这个目的？
车宏生：我不认同必须让校长定期流动的观点。没有稳定的任期，长远的想法怎么能实现？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校长首先要为学校的长远发展奠定基础，而打基础往往就需要近一届的时间。基础打好了，该谋求长远发展了，校长也快到届了，怎么能实现自己的理念？比如说一位校长在四中建设了四年，然后就把他流动到五中去了，他岂不是还要从头再来？而另外一位校长又到了四中，他不熟悉前任的思路或者他有另外的想法，就会做出其他变动，也没法长久建设。所以我想在同一所学校工作只做一届，三、四年的时间太短，至少要有八年时间才能做出点样子来，但很长远的规划和理念还是难于实现。换言之，如果一个校长做得很好，大家也都很满意，为什么就一定要流动呢？有的上级领导可能是怕校长以权谋私或培植势力，但这个问题不是通过限制任期能够很好解决的。
实施校长流动任职制度有利有弊，有利的一面在于校长可以换一个新环境，不利的方面则在于学校的管理模式和风格会缺乏持续性，难以形成强大的文化。接着上面的例子说，倘若当初北京四中的校长也这么频繁流动，那么四中恐怕难以成为名校。所以，问题关键在教育理念，然后是体制、制度。而从思想和理念具体落实到政策、措施，任何一个人都需要时间。另一方面，如果有好的体制、制度，以权谋私、专权等问题也会得到很好的遏制，例如通过财务公开制度、年度报告制度等，让进来的钱和出去的钱都很透明，就能很好地防止贪污。再如聘任、解聘都要有制度约束，而不能是校长一个人说了算。
《中国教师》：如果让您构思一个选聘校长的制度，您觉得关键是要看什么？
车宏生：我觉得应该是理念，校长致力于培养什么样的人，在中学阶段或者小学阶段要完成什么任务，毕业生的应知应会，包括个性品质等，校长都要有一套想法。比如说张伯苓先生特别注重身体健康，他提出不懂体育的人不能做校长，他这句话已经成为名言，这就是有教育思想的人。当然这个观点未必绝对正确，但他当校长的时候，不管是中学还是大学，学生都是生龙活虎的，不是书呆子。而且即使是从今天的情况来看，这个理念仍不过时。校长不能光让孩子念书，那就把孩子害了，而有体育爱好的人，他的精神面貌不一样，就不会萎靡不振。倘若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只知道在分数上竞争，便不是社会需要的人才，这样的办学理念从一开始就有问题，贯彻得越好越坏事。再比如，当前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校长自觉不自觉地把提高升学率、平均分等作为首要目标，有了这样一个片面的办学思想，校长无论任期长短都会急功近利。朱清时在中国科技大学做校长时，面对教育部组织的本科教学评估他选择了“原生态迎评”，科大既没有修改原始资料和数据，也没有打乱正常的教学秩序，更没有给评估组专家贵宾级的礼遇。他说，评价一所大学的好坏，要看它对社会的影响，要看毕业生对社会的贡献等，这才是最客观的评估。中科大建校50多年以来，平均每1 000个毕业的本科生中就有一个当选了中国科学院或中国工程院院士。不管怎么评估，这个数字已说明其本科教学是好的。所以选聘校长首先要看校长是否有教育思想，像张伯苓、陶行知等人，都是有大教育思想的人；其次要看是否能致力于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实施素质教育、致力于学生全面发展，短时间内升学率或许会受影响，但长远看，不仅不会影响升学率，反而能培养出更多的人才。
当校长的人光是教学在行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得是个管理者，学校要治理成什么样子校长得有想法。比如说桑枣中学的叶志平校长，是由普通教师提拔上来的。他知道学校原有个危房是三无建筑，于是在他上任之后立即着手改造了这栋楼，当汶川大地震发生时，全校师生无一伤亡。
当前校长开展工作受到很多制约，例如教育局长可能还是很看重学校的升学率什么的，这是个系统问题，因此现在的关键是要把校长、教师、家长和学生从枷锁中解放出来。国家只是应该去管那些方向性的问题，而不应越位，要允许各个学校有特色发展。这个问题现在还是一笔糊涂账，所以别的问题就无从谈起。
在任期制上有争议，主要还是教育根本的体制机制问题没有解决。争论任期制要不要一刀切的问题争不清楚，也容易转移视线，掩盖深层次的矛盾。所以，一定要把制度建设和教育思想的形成提到重要位置，要能够科学地评估校长的办学业绩。而业绩评估首先要搞清楚办学是为了什么样的目标，公立学校可能有共同的指导方针，但每所学校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和特点要有不同的东西。教育行政部门要允许每所学校有一定的特色，否则便是千篇一律。只有从理念、制度出发，到最后才能正确地确定对校长进行绩效考核的指标，才能准确地判断他干得好不好。不管是校董会、家长委员会还是政府部门等都要从这个角度看问题。争论任期制，根本原因是在这些问题上还很模糊。教育界应当向企业学习，学习企业管理的理念，学得务实一些。
《中国教师》：教师、学生和家长对校长的评价是否可以成为决定一位候选人是否可以出任校长的首要因素？是否可以成为决定校长任期的首要因素？
车宏生：家长和学生对校长的聘任不应有太多的发言权，因为他们不大可能对一个候选人能否成为一名好校长有足够的认识。家长委员会可以对学校的工作进行监督、参与意见，但是对校长的任命不能有太大的影响。归结到一点就是管理是自上而下的，不是说大家认为怎么样好就一定对，有正确教育理念、教育思想的人来当校长才能把学校搞好。教育是个专业，重大事务必须由专业人士决定，而这个决定外行人不一定都能接受。比如蔡元培当了北大校长，他就找了陈独秀担任文科部主任，陈独秀上任之后就找胡适。他们都是自上而下逐级聘任，没有经过民主程序，但是这两个人对后来北大领导五四运动等都起了很大作用。所以应当说现在实行的一些貌似民主的做法都是值得商榷的。家长、教师可以有某种程度的参与，但不可过分强调。例如对于学生评教，有的教师就曾提出质问，“一门课究竟教什么、怎么教，是我知道还是学生知道？怎么可以让学生评教的结果在教师绩效考核中占太大权重？”
仍以大学为例，有的大学生在学基础课的时候往往会说“我学这些基础课有什么用，然后在学习实用性强的学科时又会说我将来都不一定做这个”。如果你问他将来想干什么，得到的回答很可能是“我还没想好呢”。让这样的学生评价教师怎么会有好的效果？这是要纠正学生的，可不是要纠正教师。所以对教师、对校长的评价主要应该从上到下，不应该从下到上，否则教育就乱了。教育行政部门要先把一些基本问题搞清楚，要首先确定评价校长、教师和学生的标准，这不能来自群众，应当来自教育专家。
《中国教师》：有可能通过考试遴选校长吗？
车宏生：很难，“考什么、怎么考”都是先要搞清楚的问题。校长的遴选不同于处级干部遴选，处长虽然职位高，但他有行政管理的特性，所以其遴选实际上更简单。把遴选校长当成专业化和科学化的问题来对待，就可以一点点地摸索着往前研究了，如果把它完全看做一个行政事务就错了。
校长是有优劣的，桑枣中学是一所很普通的农村中学，叶志平校长在5.12地震之前也没受过什么特殊的表彰和鼓励，他就是凭着自己的良心去做校长，做了一件很平常却很伟大的事――他筹钱来就是为了加固校舍、防震，还花大力气组织学生疏散演习，这就保了两千多名学生的平安，这是个伟大的业绩，值得大书特书。反过来说，如果不地震，这些事就都白做了吗？其实不然，这也是一个校长分内的事情，不亚于运动会拿冠军之类的事情。但校长究竟应该做什么，在很大程度上我们还没搞清楚。
《中国教师》：如何避免校长为了追求连任，过分重视人际关系而忽视学校的长远发展？如果没有任期限制，对于任期比较长的校长，通过什么样的制度可以促使校长不断创新，而不是墨守成规？
车宏生：这主要牵涉到绩效评价问题。评价一所学校也好，评价学校的校长也好，一定要有完善的评估体系。其实这个评估体系我们直到现在也还没有建立起来，我们主要是在用升学率评估学校，这个指标最简单，但不是个好指标，要建立一个综合评价体系。企业界的平衡计分卡，从财务、客户、内部运营、学习与成长这四个方面来评价企业，就比较全面。教育界建立一个绩效评估的体系，对校长的管理以及对学生、教师的管理都会有好处。例如，学校的主要产品是学生，对学生的评估很重要，要分成几个方面来评估，比如说品德、学业成绩、个性发展、体质等各个方面。每个方面都得落实，不能是虚的，不能光看上了多少节政治课，而是要看有些行为习惯是否养成，比如说礼貌、守信、负责等。怎么来检验的确是一件比较难的事，然而一所学校走出来的学生和其他学校的不同，家长一定能看得出来。所以尽管很难，也要想办法做好。然后还要包括对学校状况的评估，比如经济状况，不能越办越窘迫，出现校舍破破烂烂，图书、体育器材陈旧等问题。绩效考核首先要找到那些有效的指标。企业界有个关键绩效指标体系（KPI：Key Performance Index），教育工作者也要认认真真地去找这些指标，要知道怎样去评价一所学校各方面的状况。绩效考核指标对校长和教师的行为以及学生的行为具有极强的引导作用，你评什么，他就往哪些方面用劲。现在的问题是很多教师除了应试教育不懂别的，这是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我在读本科的时候，北京市实验二小的一位数学教师曾给我们传授过经验。那是一位年近六旬的男教师，他一直教小学低年级的“加减乘除”，跟他座谈之后，大家都佩服得五体投地。因为他把“加减乘除”讲活了，没有孩子不懂，不管什么样的孩子进了这个班考试成绩都是95分以上，而且他不留作业，所有问题都在课上解决。能做到这两点才算是位好教师。
我们在评价校长和教师时，必须以学生的发展做指标。现有的评价体系建立的时间太短，即使是在很多大学，对教师和领导的评价指标体系建立的时间也还很短，还尚未经过完善。所以，现在沿用的很多指标其实不足为凭，特别需要搞教育学、管理学研究的人塌下心来，认认真真地研究大学、中学、小学的评估体系应该是什么样的。只有从教育目标上捋顺、捋清了这些问题，再据此建立一套绩效管理的办法，才能再来研究怎么考核校长、校长任期多长最合适、如何评价学生、如何评价学校、一所学校怎么办才算办好了、一所学校出来的毕业生究竟应该怎么评价等一系列问题。归根结底，这其实还是一个教育培养目标的问题，把这些先搞清楚才能够说别的，贸然争论长期好还是短期好是争不清楚的。
《中国教师》：如果校长有任期限制，采取什么样的制度和措施能够避免校长追求短期效益和改革不能深入贯彻、持久进行的现象？
车宏生：这不是由任期决定的，无论任期长短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例如，当前的行政官员以及一些校长一个普遍的问题就是短期行为，其根源就在于他压根就不关心这个学校的发展，而是关心自己在任期之内怎么显示能力与作为，怎样创造业绩。这样的校长不管任期长短都会有问题。出现这样的现象归根结底还是机制体制问题――由于校长是教育局任命的，所以，校长自己没什么教育思想，主要是听从教育行政部门的指示，工作自然也是以让上级满意为重心，而对学生、教师和家长并不负责任。
校长选聘的关键是要让有教育思想的人能够发挥作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有教育思想的人发挥不了作用。若是不从根本上解决机制体制问题的话，既解决不了任期长导致的以权谋私等现象，也解决不了任期短导致的追求短期效益的现象。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确定谁对教育有发言权，谁来指导教育，是由政府主导还是由民间的教育机构主导。在国外就有教育行会之类的机构来指导教育，政府一般不太直接干预教育，但对公立学校也会通过拨款等手段进行一定的干预和限制。
《中国教师》：有一位县教育局的领导曾经提到他们县就有很多中小学校长任期久了，工作变得懈怠，缺乏作为。时间长了，他也很难盘活这支校长队伍。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车宏生：盘不活队伍是因为奖惩机制没有建立起来。如果对有作为的校长进行奖励，对无作为的校长进行惩罚，自然就能激励和盘活这支队伍。在企业里也是这样，好的企业都是用奖励、提供发展空间等手段吸引好的人才。但现在学校之间的竞争主要是升学率，大家都在做却又不便提出，遮遮掩掩，羞羞答答，说一套，做一套。如果这些问题都得不到解决，那么，其他的问题自然就不好说了。
专家简介：车宏生，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前任院长，北师大心理学院心理测量与人力资源研究所所长，中国心理学会心理测量专业委员会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管理心理学、人事测量、人才选拔。2008年荣获第四届北京师范大学教学名师奖，2004年荣获北京市教学成果一等奖，同年被评为“北京师范大学最受学生欢迎的十佳教师”。
（责任编辑：张莉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