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族阶层的形成应该成为中国的社会理想吗？
一直觉得中国所谓的贵族或是追求成为贵族的人都富而不贵。最近看见一篇文章，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不同之处在于，该文似乎在呼吁贵族阶层的形成，这一点难以苟同。
该文有一个观点就是秦始皇统一天下，中国的贵族阶层就消失了。先不谈对于这一命题至为关键的贵族定义，从理性角度分析一下其中的原因。
英国的贵族之所以能延续，是因为英国是相对较小的国家，从国王、贵族到最底层的平民都有着紧密而直接的依存关系，易于沟通，而在沟通过程中形成了比较相对合理而巩固的封建伦理。
个人曾经将英国比喻成一条船，深为英国友人的赞同。英国人普遍不存在“山高皇帝远”这种意识，而在中国，由于地理上的自由度，皇族内部、皇族和封邑之间、封邑和平民之间必然产生疏离和猜忌，也就是离心离德的倾向。
秦以前，各国实际上是取得完全自主权的封邑。完全自主后，各封邑内部形成了较为紧密的依存关系，以及各自内部的文化纽带。当时百家争鸣并不是闲人吃饱了没事干，而是有社会基础的文化和伦理价值观之争。
秦焚书坑儒、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些统一思想的做法是为了稳定统治制度，问题在于儒术只不过是一厢情愿地以修辞性论述推崇静态人际关系的封建伦理，而非理性思辨的结果，而且未解决诗经中提出的“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从事独贤”的问题，也就是说，什么都掌握在统治者手里，那么同事之间不公平，个人如何独善其身！或者说，因为统治者有了天下，对于不公听之任之，面对不公平也就无处申诉！根本上，这涉及统治制度缺位，而静态伦理并非理性的根本解决之道，不过是偏颇的姑息之道。
这看似在给儒学挑刺，却涉及普遍而切实的社会问题：一家之中，是不是因为家长是生身父母，就必须愚孝，一国之中，是不是因为统治者是“天子”，就应该愚忠，朋友之间，是不是因为有结义之约，就应该愚仁愚义！事实上，刘备张飞的偏袒纵容导致了张飞的杀身之祸，关羽因为意气用事，自己也杀身成仁！曹操那么大势力、那么骄横，也没当皇帝，留下个烂摊子，最后导致五胡乱华。这些都可以推崇的吗？反观日本，立幼君时，军阀却名正言顺地说出小孩子当皇帝违背天理。不过这种惟力是视的观点也是有缺陷的。
其实法家主张的“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才是对症之药。问题在于，中国地域太广，信息和交通技术落后，无法有效行使政令、反馈下情，各阶层自然地倾向于以亲疏断事，以至几千年以来儒学都被作为裙带关系的幌子加以推崇。这种狭隘的观念也体现在清民交际“驱除鞑虏”的口号上。驱除鞑虏只是感情用事，当时的情况需要的是团结。虽然说清朝政府将本民族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至上是国家衰弱的主要原因，一些汉族人给八国联军带队也是损人不利己的做法。中国近代的问题是离心离德，未能理智、体系地统一思想。国民党的失败，就是直接由此而导致。
事实上，共产党政权至少在名义和组织上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真正以理念而非裙带利益关系为基础的政权。
这里再回到头先绕过的贵族定义问题。如果中国的制度不以“德绩”(merit)而以裙带关系为赏罚标准，那么中国所谓的贵族自然会骄纵、富而不贵了。西方在这方面就做得更好，在贵族体制内吸纳了贤士。当然这仍然是很不充分的，并导致了历次革命。
如今，社会越来越开明，尽管仍然存在严重的意识形态分歧，各国都已经普遍将消除阶级、提高阶层间的自由流动性作为健康社会的标志，贵族在西方已经成为娱乐素材。即便在英国，舆论也一直在警惕英国是不是真正的无阶级社会这个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还提倡贵族是逆人类文明发展潮流而动。
贵族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必然产物，也形成了独特的文化，但这和儒学一样，需要以批判的眼光对待。
由古至今，以至唯一遗留至今日且尤其突出的问题是个人利益和社会公义之间的矛盾如何协调。科技发展必然导致贫富差异，而且时至今日，科技发展的高度令贫富差异更加突出。这个道理很简单，科技发展提高生产力，是一种创造性毁灭，在一部分人富裕的同时毁灭了越来越多人的生计。本质上这涉及到论功行赏制度下的“功”的专属权理据和有效期问题。比如，爱迪生不发明灯泡人类就永远用不上灯泡吗，爱迪生因为首先发明灯泡就应该永远享有专利权吗？
以理性的社会学角度诠释个人利益和社会公义之间的矛盾，也就是发展和贫富差距之间的矛盾。任何理智的人都希望既有社会整体的发展也能弥合贫富差距。在这方面，虽然中国在意识形态上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制度方面却落后于资本主义国家。
社会福利制度和知识产权制度都是资本主义国家首先发展完善的。知识产权制度实际上既确立了终极版的论功行赏制度，而且以知识产权有效期的形式兼顾了社会整体利益。
当今国际社会意识形态差异表面上有弥合的趋势，尽管看似矛盾激烈，却也不过是有些国家用作筹码争取话语权优势。另一个问题是，尽管资本主义国家左翼势力正在壮大，却也不正面认同中国的意识形态，而是夹杂了偏激民族主义等倾向，往往与右翼势力沆瀣一气。在意识形态版图受到现实利益因素干扰极端复杂的情况下，中国应该清晰认识国际政治基本面，消除对西方文化、价值观和制度的排斥心理，批判性地学习并发展自己的文化、意识形态和制度，超越西方，尽早争取话语权优势，排除利益干扰。
老子曾经提出过“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主张。虽然在全球化和信息技术时代，这种主张貌似偏颇，却也可以解读为朴素的社会多元化和以自然规律为依归的减少强行干预的理想，近乎“小政府”的思想。
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即便在信息化时代，由于个人成就有极大偶然性等原因，地区差异、社会阶层差异是难以消除的，这可以称为社会差异的“系统风险”，然而为什么又一定要以社会伦理文化的形式强行消除社会差异呢？
理查德·伊文思的邓小平传中深刻地指出，毛泽东意识到无产阶级是一个不稳定的阶级，需要通过不断的文化运动加以巩固。而这就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认识误区。
社会主义之为社会主义，就在于重视平等。但平等不等于公平(equity is not fairness)。能者多劳，劳者少得，这就是不公平，也回到了诗经中提到的那个问题。原教旨共产主义无法界定社会成员之间的权责，消除了论功行赏的可能，是不合理的，在这方面需要吸收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成熟法制观念。
要在公平和平等之间权衡，唯一的办法是既做到人人都有公民意识和理性，也在制度上妥善理性消弭发展的激励制度与人道主义和公民基本权利之间的矛盾。
再回到涉及到老子思想的一个问题：现代中国的权力下放，或者是社会扁平化。要因地制宜，必然要权力下放，但是这么做在现实中可能有损制度大体。这也是一个需要权衡的要素。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之道仍然是公民意识和理性。在西方也有个说法：no one is an island。可以解读为无人可独善其身。
一方面，凡是需要政府由上而下强制维系、抵触民意的制度是难以持续的，另一方面，离心离德、放任自为对于个人也是不可取的。除了需要制度，也需要人人都有公民意识并崇尚理性思维。
所谓公民意识，就是要兼顾公义和民权，每一个公民都认可作为社会成员的共同责任并享受作为个人的权利。做不到这一点，一人一票的民主自由只是空谈，这和上面提到的在经济分配方式平等不等于公平这个道理一样。事实上，这个问题在西方和台湾都有人意识到。一个台湾同事就说过，如果一个议题跟某个人无关，那么这个人的投票能算数吗？
综上，在中国，一人一票的民主自由不是优先议题，贵族阶层的形成更不是一个适当的命题，至为关键的是普及公民意识和理性。需要批判性地继承和发展百家思想，尤其是法家的以法为依归以及道家的自然而治和多元化思想。进一步讲，理性是无国界的，提倡国学是感情用事的画地为牢之举。无论是知识、思想、文化还是可以带来现实利益的科学技术都不是某个阶层的特权或长期饭票，而是天赋人权。
虽然现代通信交通技术客观上从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思想文化普及问题，但由于人口众多、世代更替和现实利益的干扰，要实现这一目标仍然任重道远。然而，可以相信，公民意识和理性对于任何有自尊、智商和情商的公民都是可以通过思考和实践不断自我丰富和强化的基本信条。这是一个需要时间的、以理性辩证方式仔细梳理文化、意识形态和制度及其相互关系并加以普及的漫长过程。
贵族阶层的形成应该成为中国的社会理想吗？
一直觉得中国所谓的贵族或是追求成为贵族的人都富而不贵。最近看见一篇文章，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不同之处在于，该文似乎在呼吁贵族阶层的形成，这一点难以苟同。
该文有一个观点就是秦始皇统一天下，中国的贵族阶层就消失了。先不谈对于这一命题至为关键的贵族定义，从理性角度分析一下其中的原因。
英国的贵族之所以能延续，是因为英国是相对较小的国家，从国王、贵族到最底层的平民都有着紧密而直接的依存关系，易于沟通，而在沟通过程中形成了比较相对合理而巩固的封建伦理。
个人曾经将英国比喻成一条船，深为英国友人的赞同。英国人普遍不存在“山高皇帝远”这种意识，而在中国，由于地理上的自由度，皇族内部、皇族和封邑之间、封邑和平民之间必然产生疏离和猜忌，也就是离心离德的倾向。
秦以前，各国实际上是取得完全自主权的封邑。完全自主后，各封邑内部形成了较为紧密的依存关系，以及各自内部的文化纽带。当时百家争鸣并不是闲人吃饱了没事干，而是有社会基础的文化和伦理价值观之争。
秦焚书坑儒、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些统一思想的做法是为了稳定统治制度，问题在于儒术只不过是一厢情愿地以修辞性论述推崇静态人际关系的封建伦理，而非理性思辨的结果，而且未解决诗经中提出的“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从事独贤”的问题，也就是说，什么都掌握在统治者手里，那么同事之间不公平，个人如何独善其身！或者说，因为统治者有了天下，对于不公听之任之，面对不公平也就无处申诉！根本上，这涉及统治制度缺位，而静态伦理并非理性的根本解决之道，不过是偏颇的姑息之道。
这看似在给儒学挑刺，却涉及普遍而切实的社会问题：一家之中，是不是因为家长是生身父母，就必须愚孝，一国之中，是不是因为统治者是“天子”，就应该愚忠，朋友之间，是不是因为有结义之约，就应该愚仁愚义！事实上，刘备张飞的偏袒纵容导致了张飞的杀身之祸，关羽因为意气用事，自己也杀身成仁！曹操那么大势力、那么骄横，也没当皇帝，留下个烂摊子，最后导致五胡乱华。这些都可以推崇的吗？反观日本，立幼君时，军阀却名正言顺地说出小孩子当皇帝违背天理。不过这种惟力是视的观点也是有缺陷的。
其实法家主张的“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才是对症之药。问题在于，中国地域太广，信息和交通技术落后，无法有效行使政令、反馈下情，各阶层自然地倾向于以亲疏断事，以至几千年以来儒学都被作为裙带关系的幌子加以推崇。这种狭隘的观念也体现在清民交际“驱除鞑虏”的口号上。驱除鞑虏只是感情用事，当时的情况需要的是团结。虽然说清朝政府将本民族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至上是国家衰弱的主要原因，一些汉族人给八国联军带队也是损人不利己的做法。中国近代的问题是离心离德，未能理智、体系地统一思想。国民党的失败，就是直接由此而导致。
事实上，共产党政权至少在名义和组织上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真正以理念而非裙带利益关系为基础的政权。
这里再回到头先绕过的贵族定义问题。如果中国的制度不以“德绩”(merit)而以裙带关系为赏罚标准，那么中国所谓的贵族自然会骄纵、富而不贵了。西方在这方面就做得更好，在贵族体制内吸纳了贤士。当然这仍然是很不充分的，并导致了历次革命。
如今，社会越来越开明，尽管仍然存在严重的意识形态分歧，各国都已经普遍将消除阶级、提高阶层间的自由流动性作为健康社会的标志，贵族在西方已经成为娱乐素材。即便在英国，舆论也一直在警惕英国是不是真正的无阶级社会这个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还提倡贵族是逆人类文明发展潮流而动。
贵族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必然产物，也形成了独特的文化，但这和儒学一样，需要以批判的眼光对待。
由古至今，以至唯一遗留至今日且尤其突出的问题是个人利益和社会公义之间的矛盾如何协调。科技发展必然导致贫富差异，而且时至今日，科技发展的高度令贫富差异更加突出。这个道理很简单，科技发展提高生产力，是一种创造性毁灭，在一部分人富裕的同时毁灭了越来越多人的生计。本质上这涉及到论功行赏制度下的“功”的专属权理据和有效期问题。比如，爱迪生不发明灯泡人类就永远用不上灯泡吗，爱迪生因为首先发明灯泡就应该永远享有专利权吗？
以理性的社会学角度诠释个人利益和社会公义之间的矛盾，也就是发展和贫富差距之间的矛盾。任何理智的人都希望既有社会整体的发展也能弥合贫富差距。在这方面，虽然中国在意识形态上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制度方面却落后于资本主义国家。
社会福利制度和知识产权制度都是资本主义国家首先发展完善的。知识产权制度实际上既确立了终极版的论功行赏制度，而且以知识产权有效期的形式兼顾了社会整体利益。
当今国际社会意识形态差异表面上有弥合的趋势，尽管看似矛盾激烈，却也不过是有些国家用作筹码争取话语权优势。另一个问题是，尽管资本主义国家左翼势力正在壮大，却也不正面认同中国的意识形态，而是夹杂了偏激民族主义等倾向，往往与右翼势力沆瀣一气。在意识形态版图受到现实利益因素干扰极端复杂的情况下，中国应该清晰认识国际政治基本面，消除对西方文化、价值观和制度的排斥心理，批判性地学习并发展自己的文化、意识形态和制度，超越西方，尽早争取话语权优势，排除利益干扰。
老子曾经提出过“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主张。虽然在全球化和信息技术时代，这种主张貌似偏颇，却也可以解读为朴素的社会多元化和以自然规律为依归的减少强行干预的理想，近乎“小政府”的思想。
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即便在信息化时代，由于个人成就有极大偶然性等原因，地区差异、社会阶层差异是难以消除的，这可以称为社会差异的“系统风险”，然而为什么又一定要以社会伦理文化的形式强行消除社会差异呢？
理查德·伊文思的邓小平传中深刻地指出，毛泽东意识到无产阶级是一个不稳定的阶级，需要通过不断的文化运动加以巩固。而这就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认识误区。
社会主义之为社会主义，就在于重视平等。但平等不等于公平(equity is not fairness)。能者多劳，劳者少得，这就是不公平，也回到了诗经中提到的那个问题。原教旨共产主义无法界定社会成员之间的权责，消除了论功行赏的可能，是不合理的，在这方面需要吸收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成熟法制观念。
要在公平和平等之间权衡，唯一的办法是既做到人人都有公民意识和理性，也在制度上妥善理性消弭发展的激励制度与人道主义和公民基本权利之间的矛盾。
再回到涉及到老子思想的一个问题：现代中国的权力下放，或者是社会扁平化。要因地制宜，必然要权力下放，但是这么做在现实中可能有损制度大体。这也是一个需要权衡的要素。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之道仍然是公民意识和理性。在西方也有个说法：no one is an island。可以解读为无人可独善其身。
一方面，凡是需要政府由上而下强制维系、抵触民意的制度是难以持续的，另一方面，离心离德、放任自为对于个人也是不可取的。除了需要制度，也需要人人都有公民意识并崇尚理性思维。
所谓公民意识，就是要兼顾公义和民权，每一个公民都认可作为社会成员的共同责任并享受作为个人的权利。做不到这一点，一人一票的民主自由只是空谈，这和上面提到的在经济分配方式平等不等于公平这个道理一样。事实上，这个问题在西方和台湾都有人意识到。一个台湾同事就说过，如果一个议题跟某个人无关，那么这个人的投票能算数吗？
综上，在中国，一人一票的民主自由不是优先议题，贵族阶层的形成更不是一个适当的命题，至为关键的是普及公民意识和理性。需要批判性地继承和发展百家思想，尤其是法家的以法为依归以及道家的自然而治和多元化思想。进一步讲，理性是无国界的，提倡国学是感情用事的画地为牢之举。无论是知识、思想、文化还是可以带来现实利益的科学技术都不是某个阶层的特权或长期饭票，而是天赋人权。
虽然现代通信交通技术客观上从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思想文化普及问题，但由于人口众多、世代更替和现实利益的干扰，要实现这一目标仍然任重道远。然而，可以相信，公民意识和理性对于任何有自尊、智商和情商的公民都是可以通过思考和实践不断自我丰富和强化的基本信条。这是一个需要时间的、以理性辩证方式仔细梳理文化、意识形态和制度及其相互关系并加以普及的漫长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