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3-15 10:37:19)
1958年,我在呼和浩特旧城北门清真大寺的附近参观过一个展览，里面就有国外的半导体收音机的照片，大小像一个肥皂盒，我感到非常震惊，讲解员说，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伟大的祖国也将能造出国产的半导体收音机，中国将因此屹立于世界优秀民族之林，我那时神往的心情，不亚于今天听到美国的宇宙飞船将在火星降落。
1963年春，我真的在呼和浩特新城的百货大楼见到了国产的半导体收音机，大小就像一包香烟，售货员把音量拧到最大，整个三楼都能听到那种“刺啦刺啦”尖锐的声音。记得那个半导体收音机要卖103元，在我来看犹如天文数字，我非常羡慕，趴在柜台前久久不肯离去。
1965年堂兄因为家庭出身不好，辍学在家，他无事可做，在家自己组装半导体收音机，他买回一堆二级管、三极管、电容、电阻之类的东西，然后对着电路图装配。就连收音机的外壳也是用三合板自己做成的。一次我去他家，他刚刚组装完毕，正在调试，突然那个小喇叭里发出了悦耳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联播时间”。
“成功了，成功了！”堂兄高兴地蹦了起来，我也兴奋地满脸通红，堂兄立即把收音机装在口袋里，去同学家与同学分享去了，把我孤单地扔在了家里。
那时，伯父刚刚去世，我想，伯父要是再晚去世几个月多好，他也就能看到这台半导体收音机了，也能为他的爱子庆幸一番。
堂兄酷爱无线电，后来就业于呼和浩特无线电元件二厂，估计和他在这方面的爱好不无关系。
后来有一位同事，家里从北京给他寄来一台半导体收音机，为了不让别人听到，晚上他在宿舍蒙在被窝里偷偷听，白天就锁在抽屉里。可见半导体收音机，在当时物质匮乏的年代，是多么地受宠。
又过了一年，随着自己制作半导体收音机热潮的兴起，呼市一些经营半导体零件的商店也相继开业，其火热程度不亚于现在中山东路周边大大小小的手机商店。那时，呼市好几条街都有卖半导体零件的，现在虽然已改卖机电产品了，但显然是那时留下的传统。
父亲单位的刘大夫，是个广州人，虽然是医科大学的高材生，但业余时间喜欢鼓捣无线电，从1967年开始，他就开始为同事们组装半导体收音机，元件钱自己花，组装免费。父亲按刘大夫拉的单子，兴奋地、满街跑着去采购元件。那时半导体的外壳很少有卖的，刘大夫除了自己用三合板钉，就是用代用品，比如皂盒、饭盒之类的东西来替代。
刘大夫一共给我家组装过两台半导体收音机，我和爸爸各一台，不知为何，他组装的收音机只能收到当地台及邻近省份的电台，不能接受短波，但即便如此，我也非常高兴了，我还找了一块帆布，给自己的收音机缝了个套子，非常地珍爱。
当年文化娱乐渠道很少，听收音机也上瘾。我在家里没事就听收音机解闷，当年的“最高指示”、报纸社论、革命歌曲、现代京剧等等，着实把自己武装了一番。对于我等这些经历了“瓜菜代”、“文化大革命”的一代人来说，当年通过“红色电波”强行受到的一些教育，至今仍然根深蒂固。别的不讲，就说京剧吧，不论是那个“样板戏”，都能跟着哼上两声。
时间到了1972年，我经过一年的节衣缩食，到年底买了一台九管全波段红灯牌半导体收音机，当时在国内算是高档的了。
在属于沉睡的深夜，打开收音机是一种寂寞到无可奈何的举动。我天天晚上把收音机放在枕边，用手慢慢地旋动旋钮，听着频率一点一点上升而发生的小峰鸣声。空气里遥远的声波象捉摸不定的海水鼓荡着风声缓缓地来到我的耳边。
后半夜的收音机里，中波依然忙碌，调频在立体声的背景中闪着空洞的安静噪音。只有短波在一喘一息之中闪烁着来自那不明确位置的消息。
那一切不确切的声音和音乐，听不懂的语言和模糊的言语。异国的男女歌手甜美的歌喉和女播音员娇媚的声音，使我青春期的心灵感到了悸动。
她们有时在热闹地调笑，有时在沉稳地吟诵基督的赞美诗，有时哑哑地谈论着环保主题，有时还听到一种天气预报式的数字排列……
世界还是象一种约会，该来的就来，不受时间的束缚，因为空间总是连贯的。但一片音波的海洋在翻滚、袭来、远去、诉说，却又不让我听清。
我不停地旋来旋去，听着夜半的收音机乱乱的声音，有时什么都听不见也听不懂。除了空间的存在。
因失眠而形成的对时间的不安，在这音波密集的空间里得到了释怀。
没有书籍、没有电视、没有电脑，那时许多无奈的夜晚就是这样度过的。
(2011-03-15 10:37:19)
1958年,我在呼和浩特旧城北门清真大寺的附近参观过一个展览，里面就有国外的半导体收音机的照片，大小像一个肥皂盒，我感到非常震惊，讲解员说，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伟大的祖国也将能造出国产的半导体收音机，中国将因此屹立于世界优秀民族之林，我那时神往的心情，不亚于今天听到美国的宇宙飞船将在火星降落。
1963年春，我真的在呼和浩特新城的百货大楼见到了国产的半导体收音机，大小就像一包香烟，售货员把音量拧到最大，整个三楼都能听到那种“刺啦刺啦”尖锐的声音。记得那个半导体收音机要卖103元，在我来看犹如天文数字，我非常羡慕，趴在柜台前久久不肯离去。
1965年堂兄因为家庭出身不好，辍学在家，他无事可做，在家自己组装半导体收音机，他买回一堆二级管、三极管、电容、电阻之类的东西，然后对着电路图装配。就连收音机的外壳也是用三合板自己做成的。一次我去他家，他刚刚组装完毕，正在调试，突然那个小喇叭里发出了悦耳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联播时间”。
“成功了，成功了！”堂兄高兴地蹦了起来，我也兴奋地满脸通红，堂兄立即把收音机装在口袋里，去同学家与同学分享去了，把我孤单地扔在了家里。
那时，伯父刚刚去世，我想，伯父要是再晚去世几个月多好，他也就能看到这台半导体收音机了，也能为他的爱子庆幸一番。
堂兄酷爱无线电，后来就业于呼和浩特无线电元件二厂，估计和他在这方面的爱好不无关系。
后来有一位同事，家里从北京给他寄来一台半导体收音机，为了不让别人听到，晚上他在宿舍蒙在被窝里偷偷听，白天就锁在抽屉里。可见半导体收音机，在当时物质匮乏的年代，是多么地受宠。
又过了一年，随着自己制作半导体收音机热潮的兴起，呼市一些经营半导体零件的商店也相继开业，其火热程度不亚于现在中山东路周边大大小小的手机商店。那时，呼市好几条街都有卖半导体零件的，现在虽然已改卖机电产品了，但显然是那时留下的传统。
父亲单位的刘大夫，是个广州人，虽然是医科大学的高材生，但业余时间喜欢鼓捣无线电，从1967年开始，他就开始为同事们组装半导体收音机，元件钱自己花，组装免费。父亲按刘大夫拉的单子，兴奋地、满街跑着去采购元件。那时半导体的外壳很少有卖的，刘大夫除了自己用三合板钉，就是用代用品，比如皂盒、饭盒之类的东西来替代。
刘大夫一共给我家组装过两台半导体收音机，我和爸爸各一台，不知为何，他组装的收音机只能收到当地台及邻近省份的电台，不能接受短波，但即便如此，我也非常高兴了，我还找了一块帆布，给自己的收音机缝了个套子，非常地珍爱。
当年文化娱乐渠道很少，听收音机也上瘾。我在家里没事就听收音机解闷，当年的“最高指示”、报纸社论、革命歌曲、现代京剧等等，着实把自己武装了一番。对于我等这些经历了“瓜菜代”、“文化大革命”的一代人来说，当年通过“红色电波”强行受到的一些教育，至今仍然根深蒂固。别的不讲，就说京剧吧，不论是那个“样板戏”，都能跟着哼上两声。
时间到了1972年，我经过一年的节衣缩食，到年底买了一台九管全波段红灯牌半导体收音机，当时在国内算是高档的了。
在属于沉睡的深夜，打开收音机是一种寂寞到无可奈何的举动。我天天晚上把收音机放在枕边，用手慢慢地旋动旋钮，听着频率一点一点上升而发生的小峰鸣声。空气里遥远的声波象捉摸不定的海水鼓荡着风声缓缓地来到我的耳边。
后半夜的收音机里，中波依然忙碌，调频在立体声的背景中闪着空洞的安静噪音。只有短波在一喘一息之中闪烁着来自那不明确位置的消息。
那一切不确切的声音和音乐，听不懂的语言和模糊的言语。异国的男女歌手甜美的歌喉和女播音员娇媚的声音，使我青春期的心灵感到了悸动。
她们有时在热闹地调笑，有时在沉稳地吟诵基督的赞美诗，有时哑哑地谈论着环保主题，有时还听到一种天气预报式的数字排列……
世界还是象一种约会，该来的就来，不受时间的束缚，因为空间总是连贯的。但一片音波的海洋在翻滚、袭来、远去、诉说，却又不让我听清。
我不停地旋来旋去，听着夜半的收音机乱乱的声音，有时什么都听不见也听不懂。除了空间的存在。
因失眠而形成的对时间的不安，在这音波密集的空间里得到了释怀。
没有书籍、没有电视、没有电脑，那时许多无奈的夜晚就是这样度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