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中国最吸引公众眼球的事件无疑是“木子美风波”。这名生于1970年代的女性在网上公开自己的性爱日记，起初访问量并不大，直到她披露自己与广州摇滚乐手王磊的“一夜情”故事，才一炮而红。她在这篇日记里直呼对方的真实姓名，并对其性技巧做了讽刺性的描述。自此以后，木子美成了家喻户晓的名字，人们争先在网上搜索她的《遗情书》，她的“性体验写作”引起了极大的争议。
木子美迅速成为了大众狂喷口水的超级痰盂。对于习惯于道德审判的人来说，她是自甘堕落、不知廉耻的象征。相应地，出于对这种陈腐的道德评判的厌恶，很多人也把她捧上了天，把她描画成敢爱敢恨的女权先锋，或者引领生活时尚的性解放斗士。而介乎这两者之间的，是一些相对冷静的声音，它们来自学者、批评家以及专业医生。他们都用自己擅长的理论工具对“木子美”做了解读，例如社会学家李银河把木子美看成“性革命”的里程碑，批评家朱大可认为木子美在做“露阴游戏”，作家张念说木子美是“持不同性见者”，性学专家朱嘉铭怀疑木子美属于“性亢奋”病患者。因为这些声音是所谓的专家意见，所以也在网上流传一时。
不过，无论大众意见还是专家意见，除了铺天盖地的各色标签的“木子美”，隐藏在这个象征符号后面的那个活生生的女人却渐渐消失了。人们似乎都在借着“木子美”自说自话，强调自己一贯的立场，没有人真正去逼视作为一个人的木子美，甚至没有人认真地读过她公开裸露的文本。木子美也很快对各种声音做了不屑的回应，“我被干扰了，卷入了道德是非、价值判断甚至男权女权的讨论中。本来，任何标签对我都是无意义的”。并且质问起那些“专家”，“我想问问他们，到底有几个人看过我的《遗情书》”。
应该说，木子美的回答是击中要害的。李银河在应邀谈论木子美时根本没有读过她的文字。朱大可在评说木子美时，就同时承认了自己评说的乏力，“我们不能辨认那些隐藏在文化事件背后的逻辑真相，甚至无法就那些个案作出基本的价值判断。这种所谓‘后现代’状况，正是我们所面对的批评学困境。”张念在《持不同性见者》里显得含混其辞，她先是拒绝一切推测，“总有人问我，她为什么这样为什么这样，这个也许只有上帝知道”；随即却马上对别的推测做了坚决否定，“出名，这是一个多么平庸和市侩的答案”；接着，突然抛出了自己的正确答案，“生命总是要遭遇伤害，不是被男人伤害，就是被女人伤害，不是被制度伤害，就是被强权伤害，不是被文化伤害，就是被自己的怯弱和蒙昧伤害，不是被家庭伤害，就是被社会伤害。这一切都是因为：你别无选择”。朱嘉铭的“性亢奋”论更为草率，他看的只是报纸报道和网上资料，居然就能诊断出病理性的成因。
因此，“木子美风波”只是一场举国喧哗的语言狂欢。知识分子或专家们的参与并没有让各种争议积极起来，令到公众便于理解事件，反而使得这桩闹哄哄的事件更加晦涩难明。几乎所有的声音，包括那些为她辩护的声音，什么“性解放”，什么“性异见”，什么“性文学”，都在把木子美推向一个“非常人”，一个“异数”，一个远离我们日常生活形态的怪胎。其中最荒诞的是很多人（黄爱东西等人）把木子美奉为“女权主义者”，而她们的理由仅仅是因为木子美敢于写性，敢于奚落男人，这种说法真是幼稚得吓人。如果她们去色情场所，听到从事性服务的女性私下聊天，她们毫无顾忌地谈性，尖酸刻薄地贬损男人，她们可能会以为那里就是女权主义的文明发祥地。实际上，只要读了木子美的作品，很容易发现她不是“女权主义者”。例如木子美自鸣得意地“主张”：“女人们多给男人操的机会……取消妓女。”这种腔调完全是亨利・米勒式的，甚至照搬了这位著名男权作家的“重要思想”――女人该被操，更该免费地被操。惟一不同的是，她的身体是女性，她性体验的对象是男性，所以很多时候她只能把男权分子贬低女性的办法用在男人身上。她还有一句“惊世名言”：“我觉得男人脱了衣服都差不多。”如果这句话换成一个男人说，“我觉得女人脱了衣服都差不多”，谁都会听出来这是男权主义的经典表述，它在贬斥、物化另一个性别。而木子美只是把性别颠倒了一下，并毫不妨碍她承继这种男权话语的衣钵。所以应该说，她仍然是男权主义的，只不过是女性身体的男权主义者。从心理角度来看，这种在言辞上占尽优势的挑衅姿态，也不能说明她在自觉地抗争，只能说明她有了某种“弱者以强者自居”的心理，就像一个长期被主人呵斥的奴仆，久而久之就会模仿主人的说话方式，并开始幻想主人变成了自己的奴仆。用我们通俗易懂的话来说，木子美的貌似叛乱其实是“农民起义”，不是真的反皇帝，而是自己想当皇帝。
当然，对我来说，木子美是一个普通人，一个活生生的人，她就生活在我们旁边，和我们共处在一个社会里。至于她到底是什么主义者，真的一点儿也不重要。我认为，木子美对我们这个时代是有特殊意义的，但她的意义并不是人们所说的什么“性革命”、“新新人类”、“后小资”等等，而是她有自己的生存经验、自己的情感模式、自己的内心历程，出于非常偶然的因素，这些文字构成的东西如此显眼地摆在了我们的面前。
缺少的并不是性
李银河认为：木子美是属于那种性欲比较强的人，她这么做的主要原因在于她要表达一种性自由的状态。
但这个判断与木子美在回答“关于自慰”的问卷调查时所披露的情况刚好相反：“我自慰的次数很少，自慰时也没有高潮。”“自慰不影响做爱，我做爱时也很少高潮。”
一个他慰很少高潮、自慰没有高潮的人，分明是一个性冷淡者，怎么会是“性欲强”呢？关于这一点，木子美的文章还有更为直接的证据：
电话是位三十多岁的小说工作者打来的。他说他尤其不能忍受我写性幻想小说，却实质上是个性冷淡者……正如小说工作者指出的，我是个性冷淡者。从初夜到某种意义上的性滥交，到真正意义上的性冷淡，这条生活轨迹，我用一年时间就很干脆漂亮地完成了。
那么，一个做爱没有快感的人为什么要不停地找人做爱，一个有着丰富性经历的人却长期忍受没有性满足的生活，她到底在要什么？
弗罗姆在《生命之爱》中的一段分析有助于我们理解这类奇怪的现象。在他看来，“性革命”是极其可疑的，因为“在一种消费的社会里，性不可避免地成为了一个消费项目”，“这代表了较早时期的一种变化而不是革命”。他还特别指出，在光怪陆离的“性革命”背后，除了消极被动的消费心理之外，还有寻找情感替代的补偿性心理。他说，“闪光的不一定都是金子。由于我们消费方向的问题，性欲越来越多地被用来掩饰一种不够亲密的现象。我们用肉体亲近掩盖我们感觉到的人的疏离”，“当我们缺乏感情亲近时，我们最容易用肉体的亲密来替代。”
另一位精神分析学家卡伦・霍尔奈也有类似的表述，她说，“许多从表面看起来与性欲有关的东西，实际上与之一点关系也没有，它只是表达了对于保障的欲望”，而这种欲望源自缺乏安全感的焦虑。尤其对于那些对真正情爱已经绝望的人，性关系也许就是他们“得到人际接触的惟一方式”。
其实，这些观点并不是只有心理学家才能洞悉的秘密，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能发现，性欲和柔情之间的确存在着某种相互转化的秘密关系。我们中间的某些人甚至用性来交换情感，或者作为爱的替代品。对他们来说，肉体放纵是手段，情感安慰才是目的。在转瞬即逝的“一夜情”里，他们的快感来自其中很微量的“情”（哪怕是假象或幻觉）的那部分，而不是性的那部分；在饥不择食的“性滥交”里，支配他们的是对关爱的过度需求，而不是对性的过度需要。
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理解木子美，她的性放纵与性冷淡之间就变得毫不矛盾了：她的性迷恋或性饥渴是对关爱的过度需求的表现形式，是为了平复内心的焦虑，而不是为了追求性满足。简单说来，她的“性瘾”是心理问题，而不是生理问题。
木子美把自己第一次性交、怀孕及流产事件视为自己人生的重大分水岭。她这样总结道：“人生第一次买避孕药就买错了，第一次做爱就怀孕了，第一次做爱的男人玩人间蒸发了。这是我人生中最戏剧也最悲剧的一个事件……他伤害我之后，我不再害怕任何伤害……这就是我游戏生涯的开始。”
显然，她相信自己的游戏人生是在经历“爱的第一个男人……那个我爱但永远伤害我的男人”之后开始的。但必须加以说明的是，这个事件仅仅是她和男人性交的里程碑，而不是她玩性游戏的开端，在此之前，尽管她没有被真正地插入，但她的半性交的恋爱游戏却早已经积攒了十六段，“在遇上第十七个男人之前，我一直是处女，除了做爱，允许任何一种方式相处，并且一直很得意，可以控制住一个正在冲动的男人”。这段自白透露出的信息是：木子美通过性游戏里获得的是纯粹心理意义上的快乐。她先引起男人的想入非非，然后再拒绝他们的要求；或者先唤起男人的性冲动，然后再无情地镇压它。从“邀请插入”到“禁止插入”，这为她在心理上带来了征服及羞辱的双重快感。
正是因为害怕失去“被爱”或者无法长期占有别人的爱，她才会感到“每离开一个男人，情绪就会低落几天，哪怕对那种压根不爱的男人”。一旦身旁没有了男人，她立刻感到悲伤和惶恐，如坐针毡。为了缓解这种痛苦，她迫不及待去抓住一段新恋情。但这种与男人的关系毫无真诚可言，只想男人靠近而不选择男人，必然导致关系的脆弱，只要一方开始厌倦，马上就会无疾而终。然后，她会再度陷入愁苦和不安，用最快捷的方式进入另一轮恋爱，如此循环不止。到了最后，这种恶性循环不仅令她找不到爱，连生理上的满足感都没有了，但她始终不敢想象自己的生活可以没有男人。
渴望占有是人对内心焦虑的一个基本防御。很多情况下，这种希望他人在场的愿望与爱无关，而只是对安全的需求。“我和他们的关系也不复杂，动了情的，会挺关心；完全没有感情的，也不介意他们对我好。走马灯似的与男人交往时，都会想要点儿安全感。”
只要具备起码的心理学常识，我们就能推断，木子美是一个完全不能独立自处的人。她需要和他人呆在一起，不惜一切代价感到“被爱”。我们再看这段文字，它显示出一个人为了逃避孤独可以将自己置身于何等卑微的位置：“莫名地悲凉起来，今晚似乎很有必要为了冲个热水澡去一个男人家做爱啊。就这样一个理由，让我觉得自己是如此渺小。很久以前，还在大学三年级，我就经常为了能冲个舒服的热水澡在一个男人家过夜，我用了很多他的煤气，还穿他的睡衣吃他做的饭，还一夜三次做爱，还不需要跟他恋爱，幸福死了。那年冬天，我是我们宿舍过得最温暖的女生。”短短几行带着她特有的神经质，在叫嚷着“幸福死了”的同时，又轻蔑自己的“悲凉、渺小”，像一个放肆狂笑的女人突然间哭了起来，她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可怜处境――需要通过躲进别人的生活来逃避自己的生活，需要从别人那里乞求一点温暖来渲染自己的幸福。这一切多么像饮鸩止渴，一个女人越是用暂时的亲密、男人体温来摆脱孤独，她就越是无法自拔于自我蔑视和自我怜悯。
这种寻求情爱（注意，情爱和爱情是两回事）的机械重复行为，是神经症的表现，是这类人用来对付――或者说暂时摆脱――孤独感和无助感的惯性方式。它最典型的特征就是强迫性、无区别性，任何人际接触对她都是救命稻草，她不断需要去证明自己是有人要的。她渴望“每个男人围着桌子转，每一个都对我有所期待”。
在我们的实际生活经验里，我们知道，不可能所有人都喜爱我们，我们对此也不抱奢望，我们通常只在意某些人――我们喜欢的人、我们关怀的人、我们必须与之共处的人、我们希望给以好印象的人――是否会喜爱我们。除了那些与我们息息相关的人，我们对自己是否被陌生人或毫不相干的人喜爱并不敏感。然而，神经症患者的所感所为，如同他们的存在、幸福和安全感都完全依赖于他人之爱。他们的欲望可以不加区别地依附于任何人的身上，从理发师、聚会上碰到的陌生人、遇到的任何男人或女人，无一例外。一种目光、一声招呼、一个电话、一次邀请，对于他们都是高深莫测的情爱宝库，其中暗藏的玄机，他们需要不断咀嚼和回味：
音乐太吵了，我闷闷地在U型吧台的这端望着那端，正好那端有个长发男人也望着这端……也许我们都习惯了发生点儿什么，固执的眼神开始毫不隐瞒地在一条线上来往，有那么几秒，他来了一个深呼吸，与我对抗下去，正是投我所好的默默燃烧……做白日梦那样跟他没完没了对视下去……
对于被关注的渴望，是这类神经症患者的基本特征。像一个记号，你可以轻易地辨认出他们。他们具有在宇宙中漂泊无依的感觉，任何一种人际关系对他们来说都是一种安慰。
男人能够向你证明什么？
一个健康的孩子，若在充满温暖和可靠的氛围中长大，是不需要拼命证明自己是有人要的。对情爱的神经质需要，实际上是成长环境中不利条件造成的病态现象。当我们在孩子身上发现这类特征，我们会知道这是孩子因为缺少家庭之爱而焦虑不堪的结果，他们正在寻求安全和保障；当我们在成年人身上发现这类特征，便可以做出推断，那是因为他们在童年时期得不到爱，因而产生了性格神经症。
我在木子美的文字里，找到了她谈及自己成长背景的一首小诗，只寥寥数行。
孩子，去哪
一个破碎的家庭
没人疼的孩子
应该这样描述童年：
那个飞走了就惦念的小巢
为一次打翻她的鸟笼
就一辈子记住我的姥姥
所有少年都想流浪
带了面包不够
还要席子和枕头
火柴和油灯
打算装修一下旅馆吗
有人问
卡伦・霍尔奈在《当代的神经质人格》一书中提出，神经症（病态人格）的产生，是因为孩子的家长缺乏爱心，或环境不利于他们的成长。而通常说来，大人缺乏爱心和热忱，是因为他们自己就患有神经症。成人本身的人格不健全所导致的行为偏差和错误的对待方式会损害孩子的发育，并且在孩子心中激起强烈的敌意。
对木子美来说，破碎家庭（很可能是父母离婚或家庭暴力）、没人疼（父母沉浸在他们自身痛苦的纠纷中，未顾及孩子）以及“为一次打翻她的鸟笼就一辈子记住的姥姥”（一位家长对孩子的过失行为施加了令其一生无法忘却的惩罚），都使她想要离家出走。家庭中的诸多致病条件，尤其是人际关系的纷扰，会使孩子的幼小心灵过早蒙上焦虑的阴影，感到得不到爱，被嫌弃，没人要，缺乏安全感。而孩子在一个敌对世界里感到无依无靠，必然会对安全和保障产生过度需求，当他慢慢成长并且逐渐有能力独自生活，他就会采取种种防御策略满足自己压抑已久的内心需求。例如，通过追求关爱、权力、名声或财富来填补内心的空虚，遗忘内心的焦虑。
追求权力、名声或财富则意味着加强自身的地位来获得安全感，赢得关爱意味着通过加强与他人的接触而获得安全感。而在我们的文化中，对关爱的追求，往往是女性获得安全感以抗拒焦虑最常用的方法。对关爱的需求得不到满足，对关爱的追求就会以更激烈、更病态、更具野心的方式表现出来。
木子美在她不幸的成长过程中一直跌跌撞撞，无人关爱所导致的焦虑、自卑和自我憎恨，令她“曾经用烟头烫伤虎口，疤痕至今还在”，也令她不能接受任何哪怕非常微不足道的挫败，“我也曾经是一个因为考不到第一名而当着妈妈的面自残，用刀片把双膝盖割得鲜血淋漓的孩子”。同时，还令她形成了攻击性人格――对抗、反叛、好斗及爱恶作剧。她的一位中学同学说，“在大学里，她是以‘怪异’出名的，还几度成为热门话题。相貌平平，身材乏善可陈，可是打扮却从来都是吓人的前卫。她是全校第一个剃了光头的女生，比那年大街上汹涌的光头帮早了足足有半年……她从来都是追求与众不同的”。2003年木子美在接受广州媒体采访时也说，自己并不是一个“本来默默无名、一夜暴富”的人，早在大学时就开始剃光头、搞行为艺术。她对这种状况的解释是：“出名是我个性上的原因――我要和你不一样，你不做我做。”木子美本人也许并没有意识到，或者她不肯承认，出名对她而言是一种迫切的心理需要，是为了通过出类拔萃来掩盖自卑，以恢复崩溃了的自尊。
很多人一直心存疑问：一个长得不好看，肉体资产又如此贫乏的女人，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男人？事实是，正是这一类平庸、自卑、神经质的女孩才更需要男人。她们有无法摆脱的不安全感和焦虑感，常常表现为担心自己身体畸形，或者疑心自己的性器官出了毛病，又或者忧虑自己的相貌完全不能吸引男性。所以她才需要不断证明，尽管存在种种不利条件，自己还是能吸引男性的。对木子美来说，没有男人光顾是世上最丢脸的事，越多男人证明自己越有魅力。因此，她频繁透支身体来炫耀自己的身价，“爱就好像一把米，东撒一把，西撒一把”，“征服”男性成为她补偿自卑感的重要手段。
《性政治》作者凯特・米利特曾经感叹，性的能力具有何等离奇的主观性！木子美可谓这句至理名言的绝妙注脚。她在性交时，已经注入大量的主观幻想，性交过后，还要书写大量的文字把幻想固定下来，使之成为人人得以观看的某种客观。但这样做，就像一个女奴在性交时竭力操纵男主人的勃起和射精，以此颠覆两人的主仆关系，她只能错觉地以为他们之间的不平等就此取消了，一旦性交完结，她会立即发现他们之间的所有差别并没有改变。的确，性有时会以各种方式增强人的自信和力量感，但这种自信在穿上衣服之后就会即刻消失。当人们匆匆发生完性关系，不给自己一个机会去培养喜爱、信任和理解，这仍然表明他们是自我封闭的，不能发展一种很好的人际关系。其实木子美有时也会心存幻想，“爱是做出来的，忽然觉得。如果在性交时无比相爱，算不算也是种爱情？比之虚无缥缈，它看得见、摸得着，享受得到。”然而，这种幻想中关于“爱”的论述愈发证明了幻想的虚妄。我们会问，爱如果只能依附在性器官中才能“看得见、摸得着、享受得到”，我们常说的父母之爱、兄弟之爱、姊妹之爱、朋友之爱又是怎么回事呢？如果爱只存在于性过程，性在爱在，性亡爱亡，或许更有资格标榜“爱”的不是性冷淡的木子美，而是那些买春狎妓的“鸡虫”们，他们才总是“看得见、摸得着，享受得到”，而且永不落空。
木子美把安全前提下的性欲发泄解释为“爱”，这是因为她极度匮乏的生活里，这已经是最接近于“爱”的东西了。或许她自己也并不相信，但她需要这种坚定的辩词，需要这种对“爱”的夸张描述，因为只有这样她才能把自己的行为合理化，确保自己不会在他人面前露怯，甚至有资格去显示自负和傲慢。她害怕别人说自己是不快乐的，所以她必须加倍做出比别人更快乐的样子。问题是，内心的秘密总是有泄露的一天，自我欺骗的面具总有摘下的时候。尤其是她这种“口欲期”的女人，说个不停，她在享受重述的快感时，很难完全地隐藏真正的自己。在她的“性爱日记”里，我们很容易发现：她急于抹掉的东西，就是她最重视的东西；她闪烁其辞的东西，就是她最真实的东西。
我们且看看她在《过桥般从我身上走过》里是怎么描画“爱”的。为了便于读者理解其中的虚构性，我在每段引文后面做了解析说明：
“他俯下来亲吻我……眼睛里满是怜爱，他一遍遍说着：我喜欢你，我喜欢你。然后坦诚地进入我的身体”。这个男人真是调情高手，他毫不吝啬语言，而“感情”铺垫是最容易令女人神魂颠倒的。果然，木子美立刻在话语里昏迷了，她猛地“觉得除了竭尽所能爱他一次，别无选择”，并且干的愈发卖力：“我怕他累了，于是在他上面，双膝跪着风中之树般涌动自己，他发出轻轻的呻吟，像仕女的低吟浅唱，是的，他的生命里有着本质的虚弱。我膝盖在疼痛，它好像蹭破了一些皮，但我忍着，闭上眼睛，想着我的痛苦变成了他的快乐，多好。”虽然是她自己强忍身体的痛楚，但对方反而才是“生命里有着本质的虚弱”的，这样一来，她似乎只能把自己想象成圣母了，她的每一下爱抚都具有拯救和疗救的意义。而这种忘我牺牲的精神自然是要获得回报的――“早晨，他醒了，抱着我，用跟夜里一样怜爱的目光看着我，问：‘你以为我不会理你了，是吗？’……我只用同样的眼神回应他，他忧伤地抿了一下嘴角，说：‘我喜欢你，喜欢你……。’”我们可以想象此刻木子美的眼里充满了怎样的期待，我们又多么希望她真能如愿以偿――她虔诚的服务能令情场浪子也萌动真情。然而，非常遗憾，木子美把这个男人临别时送的一盒巧克力都吃完了（最后一点信物都没有了），也没等来他的任何消息。终于，木子美忍不住给对方打了电话，想试探能不能再“爱”一次，结果得到了男人毫不犹豫的拒绝，“在电话那端冷冷地说：我跟女朋友在一起。”
木子美的罗曼史草草收场了。除了“坦诚地”进入她身体的那一夜，一盒五十四颗巧克力，和一个冷漠的拒绝电话，她几乎找不到任何和这个男人有关联的证据。
报复似乎是蒙受屈辱的人一种自然的权利
同类事件在木子美的生活里反复出现，屡遭羞辱更强化了她对蔑视的适应性。在《喝水那么日常的事》里，木子美和三十岁纯情得要死的“鱼腩”做了很多爱，因为“鱼腩”很多年没做了，如饥似渴。这种被人渴望的感觉，令木子美觉得自己“像仙女下凡”。但是，“鱼腩”被喂饱了之后，却把木子美推销给自己的朋友“舌兰”，这令木子美备感失落，“舌兰没出现时，那时我确切知道自己的存在，与鱼腩一起喝水。可现在不是，现在我像普遍适用的真理。”“普遍适用的真理”就是说谁都可以拿来用，而用过的人又急着把她转手，恨不得赶紧“置身事外”。她不无伤感地怀念起过去的好时光，“鱼腩”对她不知餍足，令她仿佛“确切知道自己的存在”。但她知道纠缠也无济于事，不如主动潇洒起来，昂头挺胸地说：“完美结局就应该这样。”
就这样，除了上床，她愈来愈不奢求能从男人那里得到别的什么。她也曾做过努力，试图延续一些关系，但屡战屡败反而加重了她的自欺欺人。
一年里，他搬过两次家，我只去过他家三次半。那半次，我在他家楼下坐了五个小时，给他打了五个电话，又在他的呼机上留了五次言，汇报我在巷口等待时看到的卖报纸的大妈和拖着鼻涕的小孩，他生气了，在电话的那端扔下一句：“要等你就等吧！”傍晚七点，终于编一个谎言，让楼里的住户给我开了大门，继续蔫黄着脸在他不上锁的杂物间里等待。听到他的脚步声从楼道的底层向高层逼近，我软软地站起来，望着门口惊讶的他，说了一句：“我走了。”
我们像两头季节性发情的动物，稀罕的完整的夜晚会吃到他亲手做的沙拉，听到第二天就再也找不到的音乐，会在他面前熄灭只吸到一半的烟，在他忽然想一个人待着的恰当时候默默换上出门的高跟鞋。最后传染上了他的“爱无能”。
“爱无能”其实并不是像她所说是“传染”上的，而是被迫取消的，因为对方划定了界限，不许她做非分之想，不给她缠身机会。久而久之，她学会了不越界（越界只能撞板），不要求（要求会被羞辱），只在对方“季节性发情”的时候适时出现，更懂得了察言观色自动消失，识趣地在对方意兴阑珊的“恰当时候默默换上出门的高跟鞋”。她自觉地把自己放在男人指定的性玩伴位置上，不去也不敢奢望其它。事实上也只有这样，她才能继续维持这段关系（让男人放心，绝没有负累），才能让男人在没有危险（不用负责）的前提下，偶尔施舍她一个“稀罕的完整的夜晚”（被允许多呆一会儿，不用在完事后立刻走）和一份免费沙拉。她麻痹了自己的自尊神经，不让自己感觉受辱，然后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又做出防御性的姿态：我传染上了你的“爱无能”，我感兴趣的也只是性，我们是平等的。这就像一个被剥夺了自由的奴隶对外宣称自己不喜欢自由并且和主人是朋友，仿佛只要将强迫转化成自愿，她在心理上就免去了痛苦和挣扎。
但是，内心不断积聚的压抑和屈辱必然会令一个人产生复仇的欲望。霍尔奈在《我们时代的病态人格》一书中指出，把追求出名作为生活中最重要目的的人，通常从儿童时代起就一直经历侮辱体验，同时心中对侮辱他人具有强烈的欲望。在木子美笔下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她具有强烈地挫败他人的冲动：
他所做乏善可陈，错漏百出，比如面对而坐时，他无法畅快运动，Dogy式时，他高低失措，立抱式时，他更动不起来。奇怪他还有过色情文学理想？！
木子美内心的这种侮辱倾向和复仇意识在那篇令她成为焦点的“摇滚乐手篇”中展露得尤其充分，里面不仅直呼该乐手的真名实姓，再现他们做爱的大量细节，还曝光了对方沉迷于“淫乱聚会”的癖好。
木子美在这里实施的――用凯特・米利特的话说――是典型的“敌对的性行为”。她假装恭顺地为男性提供服务，事实上却在兴高采烈地挖苦和背叛。像所有不安于屈从并对所蒙受的耻辱怨愤不已的人们一样，木子美也表现出了小人物惯有的对被蔑视的报复。她的挖苦和嘲弄就像在钢丝上行走的杂技演员手中的那支竹竿，始终用来做自我平衡。但这平衡最多只能维持她不至于掉下深渊，却不可能为她树立真正的自我和自信。连她自己都无法相信，除了性器官，她还有什么能令男人对她产生兴趣。
1999―2000年间，木子美曾在广州某报实习，一位跟她有过接触的报社同事说，“这样的女孩有点可怕”：
一袭黑衣，染得黄黄的头发显得零乱，松糕鞋，手拿一枝香烟。2000年的一个夜晚木子美在一间酒吧里以这样的形象第一次出现在我的面前时，我很不喜欢，因为当时她还是一个刚到报社实习的“新人”。我不知道她是怎样进入报社实习的，也不知是什么时候来的。一天，在报社的采编系统我的稿库里出现了一段意思十分朦胧的话，具体怎么说的我已完全不记得，落款是“李×”，一个完全陌生的名字。起初我还以为是谁用假名字在跟我搞恶作剧，也没在意。后来，她又放了一张光碟在我桌上，我也没拆。当时只觉得怪怪的，也有点别扭。一天晚上正和电视台的一个朋友在一起聊天，接到她打来的电话。电话里也没说什么，只说想跟我去酒吧坐坐，态度也淡淡的。我便和她约在淘金路上的一家酒吧。等我和朋友到那里时，发现她已经坐在吧台前了，没点喝的，只是在抽烟。人长得很瘦，皮肤有点黑，第一眼印象并不好。和朋友坐下来后，替她点了一杯饮料。我就和朋友聊天。因为不熟，基本上不和她聊，她也不主动说话，坐在旁边只是叼着烟不说话。见此情景，我便主动问她实习的情况，习惯不习惯，有没有什么困难之类很官样的问题，她也是漫不经心地答一答。差不多两个小时里，我和朋友都觉得她挺怪的，也聊不到一块儿去，后来我们去柯子岭去宵夜。宵夜结束，朋友走后，我看她一副满怀心事的样子，便问她到底有什么事。她话也不答，径直走到大排档门口一屁股坐了下来。我有点火了，便直接拦了一辆出租车，把她拖上车，送她回家。最后我明确让她把放在我台面的碟拿回去，然后我就走了。第二天果然发现桌上的碟不见了，我也再没见到过她。真是第一次碰到这样的女孩，有点可怕。
这是一个男人不解“性”情的例子。这位报社同事没有意识到或者装作没有意识到当时还是“李×”的木子美在用身体邀请他。当他从正常人际交往的角度看待“李×”的行为，感觉就是怪异和“可怕”。但假若男人的想法不够“健康”，立即会意识到这女人在勾引他。女人主动不是问题，但她的问题是太自卑，习惯性地把自己当成了超市里的促销食品，她认为要推销自己，必须先让男人免费试吃，男人占便宜后才可能对她产生一丝兴趣。当然，她在自我贬低的同时，也发展了她那套自我平衡的逻辑――占她便宜的男人也不是好东西。
木子美曾说：“不要相信忠贞，男人一有机会就去乱搞。不与我发生性关系的男人，我爱他比较长久。但实在凤毛麟角。”她用自己的身体作为人性的PH试纸，可她试验出来的“凤毛麟角”，所谓会令她爱得比较长久的男人，往往就是根本对她没兴趣的男人。最终，她只能让自己分裂：在肉体上与许多她看不上的男人纠缠，在精神上向往那些看不上她的男人。有时，某些和她性交的男人也会赢得她的好感，但他们通常在完事之后，就拜拜了。
她和男人的关系形成了昙花一现的固定模式，这一征服和被征服的过程极为短暂，所以她特别在意其中的胜负输赢――“两个星期前开始，我不是给他冰激凌就是苦凉茶”，而现在却变成，“我开始在折磨自己了……他占了上风……他不来，气得我脸都扭曲了……焦虑者置换了过来，这是我不能忍受的……去摧毁，除了摧毁实在不知能做什么了……我要一把手枪，在他穿过广场时击毙他”。
这是她对别人不屈从她的愿望而表现出的恼怒反应。焦虑来源于她恐惧被伤害，所以她要在他们伤害她之前，先“毙”了他们（甩掉他们）。换言之，她要对预期的伤害抢先做出报复。这使得她“与别人的关系，要么很糟糕，要么很死去活来。反正就没法普普通通了，反正就像施了魔咒”。
所谓“魔咒”其实是她同时被一种欲望与一种恐惧摄住：急欲与别人亲密以摆脱感情孤立；但又害怕遭到伤害，这使她并不敢与别人建立真正的亲密关系，因此往往只能去寻求一些所谓“安全”的情感游戏。在这个意义上，“一夜情”是最适合这类病人的情感方式，一种他们自己以为不会带来感情伤害的性游戏，但实际上付出的代价却是整个人格持续性的破坏和内心焦虑的恶性循环。
鄙视自己的她，不可能不鄙视一个仰慕自己的人
神经症患者很少意识到自己缺乏爱的能力。她只是将自己对他人的需求错当成爱的倾向。她对自己被伤害神经过敏，但却对自己伤害别人毫无察觉。即使是那个她一直在强调的真正“爱的第一个男人”，又得到过她什么样的“爱”呢？
他对我不错，懂得怎样理解、宽容我，还会做一些浪漫的事情……但在这个时候，我没对他用心……我当着他的面给南京人打电话……次日，我又风一般飘到已婚的中文系研究生身边。一星期后，甚至领着一位对我充满兴趣的男孩到他家过夜……后来他的感情淡了，我却变得苦恼起来，会常常希望跟他在一起，甚至有一个学期的时间不再结交其他男人。
这不同样还是征服与被征服的游戏吗？！敌进我退，敌驻我扰。对方的日渐疏远反而令她“产生了热”，急于修补关系，但男人却退缩了。“最后，到了‘五一’，我们在一起，但沉默着，心照不宣地，知道没法再相处了……于是，那晚我没有太抗拒地与他做爱了，甚至也毫无激情地”。她的第一次性经历其实是她为了挽回两人关系所做的最后一个尝试。但很不幸，她得到了最坏的一个结果。
事隔多年描述这段经历的时候，她用的措辞是“那个我爱但永远伤害我的男人”。但我们知道事实并非完全如此――她所遭受的痛苦并不是爱的代价，而是她征服游戏升级的结果。
神经症患者需要为他人所爱却从不为他人着想。她只希望得到，却无能力付出。这使得她索取的爱成为无条件之爱。只有当别人为她牺牲了一切时，她才真正感到自己被别人所爱。这些牺牲包括时间和金钱，甚至包括信念和个人的正直、诚实、尊严。这种需求包括这样的预期：无论自己怎样对别人，别人也应该坚定地在自己身边。她要的是一种不需任何回报的被爱，但这种爱是不可能也不应该实现的。
这种对无条件之爱的追求，其内涵上包括她对他人的无理及残忍的忽视摒弃，也包括她极不公平地把自己的需求当成理所当然。
两年前，有个想拯救我的男人，所有男人中惟一让我觉得像亲人的男人。我们几乎没有共同语言，同居半年，因为我不愿意，我们几乎没有真正的性生活，期间我却跟五六个男人偷情，每次他知道了都会很伤心，伤心却从不向我发脾气，只是担心我，悉心照料我。我一直认为他不会离开我，可以给很多时间让我习惯正常的生活，但我，实在走得太远了，结束自由而混乱的生活就像让我去死那么难受，最后，他说自己是多余的，除了我自己，没有人可以让我快乐。所以，2001年的情人节，他送了最后一束花给我，然后从我们的屋子里搬走。
木子美出名后，她多年前“爱的第一个男人”――那个广告人――对她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可惜，我当时没有好好爱你。但，即使好好爱了你，你也会这样的。”后来这个想拯救木子美的男人想必最能体会这句话的含义。当一个男子真的在感情上依赖起她来，她就对他失去了兴趣。而且男人越是忍辱负重，就越被她轻视，因为她不会尊重一个懦弱的忍受羞辱的人。让・热内说，“低贱者从来不爱低贱者”，当她如此鄙视自己，她不可能不鄙视一个仰慕自己的人。她会肆无忌惮地虐待他、践踏他（有人痴心等候不仅是虚荣的满足，更带来心理上的安全感），她甚至连一点甜头都不会给对方，包括她随随便便就可以给别人的性。如果对方从她这里获得了任何利益和满足，她便会怀疑对方的爱不够纯粹，只是为了利用她或从她那里获得满足感（包括性满足）。这种对无条件之爱的病态需求不同于正常人的需求，它表现为一种不可能实现的极端形式，它要求他人毫无条件地忠诚、毫无保留地付出，它要求别人为她流尽最后一滴血，只有到那个时候，她才会给对方颁发一枚荣誉奖章：我相信你是真的爱我。毫无疑问，没有一个心理正常的人能等到她的嘉奖。
这种诞生于焦虑、憎恨和自卑感的病态需求是无法满足的，这种对无条件之爱的追求也只是一个无休无止的自我证明过程。对她来说，一个对她死心塌地、悉心照料的男人不是软蛋就是傻冒，不能给她带来任何的自我肯定，所以不值得珍惜。她需要许多男人，用他们之间的醋意来肯定自己的抢手；她需要男人发情，用这些男人的垂涎求欢来确立自我、减少自憎；她还需要尽早散伙的关系，一个男人转身离去意味着下一个男人的到来，而这个男人至少在初次性交时还是兴致高涨的。她恐惧时间里的任何变化，经受不起对方的一丝不满和腻烦，因此做出来的“爱”要在变质以前抛弃，性的发生也即是结束：“做一次爱吧，这是最好的毁灭办法。”
这个神经症患者顽固地既想重建生活又在摧毁生活，但恐怕连她自己都充满困惑又无可奈何。她为自己开脱的方式就是将责任转嫁到别人身上：“无论我变成什么样，他总是不失时机地嘲笑我，逼迫我想起他曾毫不留情地抛弃过我。”这种指向他人的愤怒是一种自我开脱：都是你害了我！！
在暧昧的镜子里寻找自己
如果与异性的交往因过多的焦虑而受阻，对爱的需求就会指向同性身上，这是潜在同性恋的决定性因素。《类似于爱情》中，虽然木子美声明“我们不能使用‘同志’，那会让人觉得我们是同性恋者，我们不是。同一类人，已经是很温暖的关系”，但她的确曾有意识地用言语向一名女性做过试探，用的是和异性调情一样的老套路：找一个第三者来说事儿，强调两人相处得不好，但不忍心分开因为怕伤害对方，分手是迟早的，希望有别的他（她）来替代。
这次，故意的。我跟她说起我的女朋友，我说跟女朋友最近有些小矛盾，说不清楚的矛盾，我们有类似于爱情的感情，但谁也还拒绝不了别人，我对女朋友说过她在我心目中很重要，我有时又觉得有点儿欺骗她，我怕自己会像男人那样伤害了她……用现在这样的方式，把类似的东西蔓延在别的她身上。
“别的她”可能是谁？刻意营造的“复杂的情绪”暧昧地在两个女人之间弥漫，“持续了一段”，“直到她的他过来了”，才不得已打住。
与其说是庆幸，还不如说是遗憾，木子美感叹道：还好，我们最后的结论仅仅是，同一类人。
木子美曾对身边人说，对男人有点失望了，想找个女朋友。我认为她说的不是玩笑话，是符合她的心理状态和趋势的。虽然她强调自己“快乐”地在“研究男人，每个男人都有不同的内容”。但她与男人的关系，“就是直接地与一个男人发生性关系”，研究角度和方式的单一使得这个研究者看到的“男人的本来面目……脱了衣服都差不多”。总是“差不多的研究成果”自然会使研究者丧失动力，意兴阑珊。何况她生活里的男人没有几个是令她满意的研究对象，她自己列出来的清单无非是：花花公子、阳痿患者、伪君子、性别错乱者、强迫症患者、美眉收藏家、还有些自私颓废的文艺青年……再加上研究中还要承受被研究者带来的“时常有的伤害感”，这种“极限游戏”已令她身心俱疲，甚至感到恶心反胃。而女人与女人之间的交往，“既没有该死的摇篮，也没有该死的猫”（木子美摘自冯尼格《猫的摇篮》），有的似乎是精神上的分享。
我们来看看她如何细细咀嚼那个下午享受的心灵交流（区别于和男人的体液交流）：
我们写信，她给我看她的小说――《月之暗面》，我说大学时我也听Pink Floyd，她的小说写到想把一个酒吧买下，因为怕它死，我说我也曾热爱一个叫“蓝调共和”的酒吧，在它将死的时候，跟某男友说，我们把它买下来吧；她的小说写到葬礼，我说2000年的万圣节前，我也参加了“蓝调共和”的葬礼，所有熟人在一起，喝光了它的酒。
我也给她看我的小说――《容器》，她花了整整一天才把它看完，这是我所知道的花了最长时间看它的女孩，她记住了很多细节，刚到广州就说：“我想买那张《村上春树爵士印象》，我想去看看你小说里写到的酒吧。”嗯，提到的那些酒吧，只有Take Five还活着。她还说：“看你的小说，我觉得是我写的。”
她跟我有个同样的毛病，用很多形容词向老板询问有没有自己想要的碟，我们用的形容词如下：“颓废的，迷离的，糜烂的，不抒情的，不流畅的，有点儿障碍的，刺激神经的，不太重的，不太轻的，像德国战车的，声音不明亮的……”，每说一个形容词，老板就找一张碟让我们试听，我们凭第一感觉去肯定或否定，然后相对而笑，有点儿像一起做了坏事。我们要的碟都很像，我们也不想要不像的碟，如果她感觉喜欢一张碟，看到我迟疑的表情，她会跟着迟疑起来，我也一样。碰到柯恩的“more best of”时，都很激动，再找一张柯恩早期的民谣，又都不喜欢。
她们找出了彼此诸多的相同点，连声音都“一样甜美”。两个人像照镜子般，激动地在对方身上寻觅自己、欣赏自己，所以“整个下午，都很幸福，都表达着幸福”。这种能得到呼应的自恋是她从男人那里无法得到的。
除了同类的女人，还有一类人，那种残缺不堪而自命不凡的人，可以让她尽情地自我投射。比如，这样一个穿裙子的男孩：
记录他，是因为险些爱上他。
我没法再用小说的繁赘把他带出和消灭。再言不由衷地说着：“爱情嘛，就是消费品！”我感到了切肤之痛。
他已经从我的生活里蒸发。离开广州的前一天，他坐在我的对面说：“这个城市所有认识我的人都厌恶我，但我消失以后，他们一定会后悔！”
我们的相遇像棋逢对手――看谁比谁更没心没肺。显然，我输了，他也差点儿输了。
很可怕的一个十九岁男孩，让你自动自觉不由自主地去做再明白不过的蠢事，甚至还很欣赏他那副“能靠别人就靠别人”的霸气。
挡不住的美丽，他是kurt的复制品。长的金黄的头发，口袋里只剩二毛钱时依旧会找一个发廊洗头，穷到极点就是他快乐到极点，冬天夏天，永远穿一双深蓝色的拖鞋。
以为自己真能躲开什么，可进去那个网站，进去1999年12月31日那场叫《忍受》的话剧，看到了他仰起清秀的脸，天真得残忍！
他说自己最大的悲哀就是性别的错误，所以喜欢穿裙子。
除夕的下午，在他一贫如洗的小屋，看的第一张照片就是十六岁的穿白色连衣裙的他。端庄，举止高雅，如清涟中不可亵玩的白色植物。他修长的手指轻轻扶着一杯水，一副处女的表情让人防不胜防地受伤。
他把一张张纸摊开，诗，诗，诗，写了很多年，这就是他惟一的财富。
诗人的儿子是多么不可理喻！我的头发垂在那些写得歪歪斜斜密密麻麻的字上面，把他以为的每一句精华戏谑地评判，全盘否定。对于理想主义，我恨得咬牙切齿。为什么要偏执那些东西，而使这不得不的偏执成为生活的羁绊。
他是个复杂不安的动物，我难以准确地描述真实的面目。宁愿看到他的卑微而不是张狂。
小屋里剩一些小女生送他的玫瑰，桌面上一只充满水和漂浮着玫瑰花瓣的避孕套，是他的艺术品。
我们的交谈持续了四个小时，后来一起待了整整五天。
他有一把没有刃的剑，他用剑疯狂地在墙上戳了一个个洞，泥灰掉了一地，剑最后刺向了墙上的石英钟，镜面碎了，秒针还在走，像要走到日历之外的一天，像他出演的那场话剧，撕开31日，是32日。
我倚在门边，抽烟和看他的暴力。“你能把剑砍向我吗？”
他笑了笑，收起剑，在床头不知怎么形成的小槽，点燃其中带芯的蜡油，对我说：
“你来吹灭它，就当过一次生日。”
很高的鼻子有严重的炎症，很深邃的眼睛有高度的近视，他身体上每个优秀的部分都有致命的缺陷。但他的湿吻让我不可自控地流泪了。
把自己宽宽大大的蓝色棉质长裙送给了他，为男孩拉裙子拉链时，我快乐得像要飞起来。
他穿起裙子比任何时候都美，阴雨不停的大年初一，普普通通的我和穿裙子的他相拥在街头漫步。
假如喝空气可以生存下去，我想自己会跟他过一辈子。
在这篇文章里，木子美的笔调罕见地真挚，没有惯常的对男人的怨愤或奚落，倒是充满了怜惜，仿佛那就是另一个她自己。除了不能穿裙子以外。他们同样用妄想来自恋――“这个城市所有认识我的人都厌恶我，但我消失以后，他们一定会后悔！”；同样偏执文字――“诗，诗，诗，写了很多年，这就是他惟一的财富”；同样抑郁并压抑着报复和虐待（包括自虐）倾向――“他用剑疯狂地在墙上戳了一个个洞，泥灰掉了一地，剑最后刺向了墙上的石英钟，镜面碎了……我倚在门边，抽烟和看他的暴力：你能把剑砍向我吗？”；同样渴望安全感――“能靠别人就靠别人”；同样“没心没肺”；同样“复杂不安”；同样“每个优秀的部分都有致命的缺陷”。她是如此“感到了切肤之痛”，甚至想到“假如喝空气可以生存下去，我想自己会跟他过一辈子”。面对这样的人，她“险些爱上他”，但这爱也是指向自己的，因为她自己同样“卑微”而又“张狂”，太了解这“张狂”的虚弱，以及这“卑微”的自私，两个人都“张狂”只能互相伤害，倒不如大家都“卑微”以便互舔伤口。她幽幽地叹息道，“宁愿看到他的卑微而不是张狂”。
心理学上把这种情况解释为“外移作用”：一个神经症患者，当她完全无法怜悯自己时，却会同情他人。她对自己内心获救的渴望被强有力地拒绝了，但这种渴望却外在地表现出来了――即她能极为敏锐地观察在他人成长过程中遇到的阻力，心中充满同情――但是一个人通过旁观他人的痛苦所感受到的自己内心的怜悯和善良，并不意味着当她需要去分担他人痛苦时会展现同样的品质。简而言之就是叶公好龙。
这样我们便能理解她在男人脆弱处所表现的柔情，她是通过发掘他人的缺陷来假想他们的平等关系，并获得暂时的心理平衡：
Salem什么都不能给我。无法相信，他激动、他急迫、他剧烈、他喘息，最后却是柔软的……Salem从我的身体滑下，起床，开灯，去客厅倒了杯水。我丝毫没有吃惊。许多人都是不健康的。Salem也不例外。“我没有感情，在恋爱的年纪到来前就已经不相信爱情。我和所有女人可以上床，但关系不会超过三天。一夜之间我疯狂，我以为爱上了，第二天又把她忘掉。One－night Stand是种理想的方式。它不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任何改变和负担。”……一整夜几乎都是独白。有几次，Salem在猛烈地咳嗽，我轻轻拍着他的背。他的侧影好看，像一头受伤的小象困在泥沼中，耷拉着耳朵。我有让眼睛湿润的冲动……他没有感情，没有爱过。
当木子美开始观察他人或反省自我，她最多只能得到一个静止的画面，宛若她看到的拼图玩具中的各个分离的部分一样，见到的只是脆弱、匮乏、虚脱、爱的饥渴等碎片。虽然单一的每个部分都被观察得很细微，但这样的观察并未考虑到前因后果，也未感觉到每一部分的相互联系、过程和动力，所以一切都无济于事，她不可能发现什么，也不可能改变什么。匮乏的人是没有能力相互拯救的。相反，他们借别人之身来掩饰自我憎恨的残酷性，以同情他人的名义也同时安慰了自己、饶恕了自己，取消了本该对自己发出的质疑和追问。
但自憎是无法取消的，只能愈演愈烈。“一天平均发五小时呆，想一次自杀”，可是“胆小啊”，“不敢啊”，只好向自己的替代品下手――这个公仔是她用一条浅蓝色的裙子，再假不过的头发，没有气质的布鞋，肮脏的披风拼凑而成的，“这些都是废物了，可拼在一起时，很像我”。
在假发的顶部找一个缝隙，取一根水泥钉，拿起锤子，狠狠砸去，砸去，到第五下时，棕红的东西就老实地挂在墙上了。没有脸、没有眼睛，把它转一个六十度，很好，像侧头微笑的我……砸了整整三十九锤，砸了整整二十九分钟，终于把自己钉在墙上。
自憎的人感到不安全、没人爱、无价值，对世界充满敌意，对他人充满防御性，常常觉得受到压迫和挑衅，所以要摆出不与俗人为伍的姿态：
在我的周围，在大多数时间里，好男好女是强势群体，并且他们相信自己掌握的才是真理。我不喜欢他们肆意张扬的“幸福”，不喜欢他们以身作则的“典范”，我为自己无法压迫他们，还要被他们挑衅地问以“你一个人生活不闷吗”，“跟很多男人混有意思吗”而感到愤怒……我能做的是，身处不自在的“场”时尽量地让自己游离或者梦游，然后在自在的“场”像罂粟花绽放。这种分裂的生活处境是我不快乐的主要原因。
对她来说，不自在的“场”是人的整个社会生活，自在的“场”只是――用她自己的话讲――能够“去诱发男人的邪恶”的某时和某地。在城市和人性的阴暗角落她才感觉自在，但她只满足于自己“诱发邪恶”（勾起性欲）的能力，因此她也只能见到她努力掏出的肮脏的那部分。除此以外，她已不知道如何与人在生活的其它层面上相处。她不断去寻找替代性满足，让生活塞满偶发事件，用尖声浪叫驱赶冷寂，用肉体纠缠逃避虚空，用男人的陪伴暂时忘记恐惧和绝望，尽管她偶尔也会意识到自己的愚蠢：
我因为带着长得并不雅观、肚子又壮观，与碟瓦味道相去甚远的男人进场，在大麻男面前有些不自在，说明我还是在意他的，内心里希望他每次看见我，我都风风光光，有拿得出手的男人。女人感情投入未遂转而死要面子，多么愚蠢。
跟一个看上去体面一点的男人混（哪怕一晚），已经就是她能想象的高标准生活了。
我也很尴尬，第一，陌生女孩也认识我？第二，她看见大名鼎鼎的“木子美”被一个近乎猥琐的男人抱着；第三，我一时无法向她证明，虽然他长得没有艺术气质，却是有艺术追求和见地，学识丰富的男人。我对女孩说：“我认识他多年了。”匆匆结束尴尬。
多么卑微！多么势利！一向标榜我行我素的她，竟也铁肩担起木子美的虚名，别人还没发笑，她就已经心虚腿软，急着与身边的男人划清界限。一个自我践踏的人就这样屈服于别人的注视而毫不自知。对于一个依赖性关系来与人结识、用身体接触替代情感交流的人，这是她脆弱的人际交往进一步恶化的信号。当她把任何风吹草动都当作攻击和贬抑，这不仅会令她感觉自己在社会中越来越孤立，还会给她和男人的性关系蒙上更多的阴影。以前她可能会觉得选择什么样的男人上床是自己的事，多多少少感觉自己是“自由”的，但现在她开始对自己的公众形象做功利计算了，她自行选择男人的标准也就偷偷地被“公众标准”所取代。这样，她将进入一个彻底泯灭自我的时期：性不仅无法带来身体愉悦，连心理抚慰的功能都有可能完全丧失。
到底是性自由还是性病态？
李银河说：“中国的婚前性行为在短短的十几年间从15％变为60％－70％，证明一场性革命正在发生。观察在如此短暂的历史时期之内，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道德根深蒂固的社会中人们行为模式所发生的如此剧烈的变迁，应当说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诚然，我们需要社会文明的进步带来日渐开明的性态度。尤其对于女性，性冷漠不应再认为是女性的正常状况，而应该是缺憾。但木子美所表达的却不是李银河所认为的那种性自由状态，相反她的情况是一种性的病态状况，是对关爱的过度需求的扭曲表达，是心理紧张和绝望情绪的发泄，而不是真正的性驱动。它可以说是一种性伪装，无法获得性快乐和性满足，就用积攒性经历的办法假装自己拥有的更多。它甚至和性欲无关，而是为了平息焦虑而进行的某种身体接触。这种身体接触看上去深入而充分，但实际上更像一种原始仪式，每个人都在制造属于自己的精神幻象，而他们之间却没有形成真正的互动和交往。
必须强调，对于无法建立正常生活的人来说，性几乎是人际交往的惟一途径。在这种情况下，性即使不是惟一的，也会成为主要的接近他人的桥梁，而他们的人际接触总是立即地、强迫性地带有一种性欲的色彩。但正如“闪光的不一定都是金子”一样，“所有看起来像性欲的东西并不都是性欲”。大部分表现为性欲的东西在现实中与性欲的关系不大，而是对安全欲望的表达。如果不考虑这一点，就会过分估计性欲的作用。包括木子美本人，也夸大了早期性体验的影响，认定自己先天性饥渴：
“我第一次有意识触碰自己的私处是在六岁，在另一同龄女孩的诱导下。”
“第一次有意识摩擦自己的私处是在十二岁左右，坐在椅子上，全身麻麻的，好像有股水要出来，很想让它紧压着什么……那时经常幻想有个连体婴儿般的男人，不分开。”
其实这是非常普通的儿童期和发育期的性好奇，但木子美把它理解为自己拥有异于常人的本能。她用这种本能决定论来神化自己成年以后的性选择，抵御各种道德谴责的声音，而没有意识到内心焦虑对性需求的重要作用。实际上，性需求作为人类最基本的需求之一，和饮食、睡眠一样，不只是与人的生理构造和生理状况有关，还与其它的许多条件相关，诸如气候、情绪变化、外在刺激是否存在、工作紧张的程度、无意识因素等等。而过度的性需求也未必源于生理的特殊性或性欲的旺盛，就像嗜睡、贪吃一样，完全可能是由于其它因素（例如情感压抑、精神紧张、人际交往障碍等）造成的。
虽然木子美接受记者采访时咬牙切齿：“我是一个很自我的女人，一个独立的，尊重自我价值、自我存在的女人。我要的是自由、时间、健康、机会。”但这话恐怕连她自己都不相信。她对现在的自己、现在的生活绝望、厌恶之极。她正义凛然地奉献自己，声称能“消灭妓女”，仿佛妓女才是自己的仇敌。她反复强调自己身体是免费的，精神是纯洁的，一切努力都为了与妓女划清界限。这些过火的表现恰恰说明她多么害怕自己被人当成妓女。但应该说，她的恐惧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尽管她不收现金，但她的性关系并非没有交易，有时候她会为了省下旅游的住宿费而和男人“一夜情”，这实际上和“援交”区别不大。尽管她从不标价，但她和妓女一样，生活是边缘化的，围着男人们的阳具转。更重要的是，尽管性交不是她的工作，但她和妓女一样，竭诚服务的代价是自己没有性高潮。因此，比较而言，能令她还能感受幸福的是希望尚存的高中时代，那时她还没有被生活抛弃，也不知道将来会被生活抛弃：
那时的日子多美啊，穿着大大的牛仔衣在校道上摇摇晃晃，下雨就去淋雨，同学们打着伞找我……（那时有正常的人际交往）
我给一个男孩每天写一封情书，然后放在传达室……（那时有对爱情的纯真向往）
从小就懂得一意孤行，一纸风行……
我跟一群“古惑仔”混……
我还常常跑到学校附近的小公园喝酒、抽烟，我还差点把教室烧了……
那时的肆无忌惮比如今的木子美更有英雄主义气息，（那时有少不更事的意气风发）
所以，还不如继续当我的野孩子，女混混……出名他妈太容易，太没成就感了，太容易厌倦了……（而现在，成为名人却痛不欲生）
看着那么多傻×，再看看马一木，简直要痛哭流涕……（A片女主角都成了聚众围观的名人，他们窥了淫还要贴上各种标签，从荒淫无耻、女权主义到性革命，多么荒谬）
你丫怎么忍心说我是巨人。（你看不出来，我只是一无所有、自暴自弃的可怜人吗？）
木子美说，现在的自己无爱欲，也无性欲，只剩下煲些乱七八糟的汤和写小说的欲望。她意识到，现在自己深陷泥潭，要上岸，就必须真正去实现自我价值。所以她开始有意识地谈论自己是一个敬畏文字的人，希望大家把她的日记当作文学作品去看，试图将此次事件中惟一的收获――大众的视线――引导到自己的创作上来。
这的确是她惟一的获救途径。一旦自我确认代替了焦虑，她的假性同性恋倾向就会消失，同样地，不加区分地选择异性伴侣的倾向也会消失。
但坦率地讲，她的原创小说实在令人不敢恭维（虽然她自视颇高），倒不是因为她没完没了地写“性”，而是她对自己、他人以及生活都缺乏洞察能力，这种精神残废状态使得她的性描写虚华不实、单调无趣，同时也阉割了“性”在人类生活中的多重含义。她不懂得与读者对话的艺术，而是把文字全都滥用在了自己的身上――自我欺骗、自我粉饰、自我开脱、自我表彰、自我满足。相较而言，她之前那些粗糙的“私人日记”更真实一些，可能因为她只会独白式写作，也可能因为当初她以为无人在场，放松了警惕，所以才吐露了一点真言。但最终看来，她仍然是畏惧“真实”的，一旦别人的目光逼上前来，她立刻就退缩了回去：
从我迷恋文字表达的某天起，就像一个固执的鼓手，在敲、在打、在抚摸，那面叫作成长的鼓。
如果不是因为木子美在Blogcn的私人日记《遗情书》引发意外事件，我会随心所欲地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下去，这种生活由伤害与被伤害、自立与不自制、幻想与真实组成，在有限的年纪经历极限，在日常化中戏剧化，在个体生命中分裂多重角色是我的追求。但是，我被干扰了。
其实，病态是有书写意义的，但得自知，得诚实，才会有力量。而写作，这种更需要“智力”而不仅仅是“身体”的工作，对于神经症患者来说，也是具有疗救作用的；但写作者必须面对真实，摆脱自欺，不能满足于文字制造的幻觉。这就像许多心理病人在与心魔抗争的过程中，关键不在于心理医生的技巧有多高明，而是在于病人自己具有主动性，愿意挣脱惯性的自我防御，敢于直面自己在人前隐藏着的那一部分。
木子美，这个自卑而又怯懦的弱女子，她身处在一个消费主义的喧嚣年代，周围的哄闹声都在倡导所谓的“性体验文学”或者“下体写作”，鼓励她的生物性和本能存在，她有可能自行站立，坦诚地与他人交谈，并真实地面对自己吗？而我们自己，在泛滥着各种谎言的生活里，又有多少人能真正地做到呢？
胡晓梅，主持人，现居广东深圳。主要著作有《说吧，寂寞》、《说吧，爱情》等。
2003年，中国最吸引公众眼球的事件无疑是“木子美风波”。这名生于1970年代的女性在网上公开自己的性爱日记，起初访问量并不大，直到她披露自己与广州摇滚乐手王磊的“一夜情”故事，才一炮而红。她在这篇日记里直呼对方的真实姓名，并对其性技巧做了讽刺性的描述。自此以后，木子美成了家喻户晓的名字，人们争先在网上搜索她的《遗情书》，她的“性体验写作”引起了极大的争议。
木子美迅速成为了大众狂喷口水的超级痰盂。对于习惯于道德审判的人来说，她是自甘堕落、不知廉耻的象征。相应地，出于对这种陈腐的道德评判的厌恶，很多人也把她捧上了天，把她描画成敢爱敢恨的女权先锋，或者引领生活时尚的性解放斗士。而介乎这两者之间的，是一些相对冷静的声音，它们来自学者、批评家以及专业医生。他们都用自己擅长的理论工具对“木子美”做了解读，例如社会学家李银河把木子美看成“性革命”的里程碑，批评家朱大可认为木子美在做“露阴游戏”，作家张念说木子美是“持不同性见者”，性学专家朱嘉铭怀疑木子美属于“性亢奋”病患者。因为这些声音是所谓的专家意见，所以也在网上流传一时。
不过，无论大众意见还是专家意见，除了铺天盖地的各色标签的“木子美”，隐藏在这个象征符号后面的那个活生生的女人却渐渐消失了。人们似乎都在借着“木子美”自说自话，强调自己一贯的立场，没有人真正去逼视作为一个人的木子美，甚至没有人认真地读过她公开裸露的文本。木子美也很快对各种声音做了不屑的回应，“我被干扰了，卷入了道德是非、价值判断甚至男权女权的讨论中。本来，任何标签对我都是无意义的”。并且质问起那些“专家”，“我想问问他们，到底有几个人看过我的《遗情书》”。
应该说，木子美的回答是击中要害的。李银河在应邀谈论木子美时根本没有读过她的文字。朱大可在评说木子美时，就同时承认了自己评说的乏力，“我们不能辨认那些隐藏在文化事件背后的逻辑真相，甚至无法就那些个案作出基本的价值判断。这种所谓‘后现代’状况，正是我们所面对的批评学困境。”张念在《持不同性见者》里显得含混其辞，她先是拒绝一切推测，“总有人问我，她为什么这样为什么这样，这个也许只有上帝知道”；随即却马上对别的推测做了坚决否定，“出名，这是一个多么平庸和市侩的答案”；接着，突然抛出了自己的正确答案，“生命总是要遭遇伤害，不是被男人伤害，就是被女人伤害，不是被制度伤害，就是被强权伤害，不是被文化伤害，就是被自己的怯弱和蒙昧伤害，不是被家庭伤害，就是被社会伤害。这一切都是因为：你别无选择”。朱嘉铭的“性亢奋”论更为草率，他看的只是报纸报道和网上资料，居然就能诊断出病理性的成因。
因此，“木子美风波”只是一场举国喧哗的语言狂欢。知识分子或专家们的参与并没有让各种争议积极起来，令到公众便于理解事件，反而使得这桩闹哄哄的事件更加晦涩难明。几乎所有的声音，包括那些为她辩护的声音，什么“性解放”，什么“性异见”，什么“性文学”，都在把木子美推向一个“非常人”，一个“异数”，一个远离我们日常生活形态的怪胎。其中最荒诞的是很多人（黄爱东西等人）把木子美奉为“女权主义者”，而她们的理由仅仅是因为木子美敢于写性，敢于奚落男人，这种说法真是幼稚得吓人。如果她们去色情场所，听到从事性服务的女性私下聊天，她们毫无顾忌地谈性，尖酸刻薄地贬损男人，她们可能会以为那里就是女权主义的文明发祥地。实际上，只要读了木子美的作品，很容易发现她不是“女权主义者”。例如木子美自鸣得意地“主张”：“女人们多给男人操的机会……取消妓女。”这种腔调完全是亨利・米勒式的，甚至照搬了这位著名男权作家的“重要思想”――女人该被操，更该免费地被操。惟一不同的是，她的身体是女性，她性体验的对象是男性，所以很多时候她只能把男权分子贬低女性的办法用在男人身上。她还有一句“惊世名言”：“我觉得男人脱了衣服都差不多。”如果这句话换成一个男人说，“我觉得女人脱了衣服都差不多”，谁都会听出来这是男权主义的经典表述，它在贬斥、物化另一个性别。而木子美只是把性别颠倒了一下，并毫不妨碍她承继这种男权话语的衣钵。所以应该说，她仍然是男权主义的，只不过是女性身体的男权主义者。从心理角度来看，这种在言辞上占尽优势的挑衅姿态，也不能说明她在自觉地抗争，只能说明她有了某种“弱者以强者自居”的心理，就像一个长期被主人呵斥的奴仆，久而久之就会模仿主人的说话方式，并开始幻想主人变成了自己的奴仆。用我们通俗易懂的话来说，木子美的貌似叛乱其实是“农民起义”，不是真的反皇帝，而是自己想当皇帝。
当然，对我来说，木子美是一个普通人，一个活生生的人，她就生活在我们旁边，和我们共处在一个社会里。至于她到底是什么主义者，真的一点儿也不重要。我认为，木子美对我们这个时代是有特殊意义的，但她的意义并不是人们所说的什么“性革命”、“新新人类”、“后小资”等等，而是她有自己的生存经验、自己的情感模式、自己的内心历程，出于非常偶然的因素，这些文字构成的东西如此显眼地摆在了我们的面前。
缺少的并不是性
李银河认为：木子美是属于那种性欲比较强的人，她这么做的主要原因在于她要表达一种性自由的状态。
但这个判断与木子美在回答“关于自慰”的问卷调查时所披露的情况刚好相反：“我自慰的次数很少，自慰时也没有高潮。”“自慰不影响做爱，我做爱时也很少高潮。”
一个他慰很少高潮、自慰没有高潮的人，分明是一个性冷淡者，怎么会是“性欲强”呢？关于这一点，木子美的文章还有更为直接的证据：
电话是位三十多岁的小说工作者打来的。他说他尤其不能忍受我写性幻想小说，却实质上是个性冷淡者……正如小说工作者指出的，我是个性冷淡者。从初夜到某种意义上的性滥交，到真正意义上的性冷淡，这条生活轨迹，我用一年时间就很干脆漂亮地完成了。
那么，一个做爱没有快感的人为什么要不停地找人做爱，一个有着丰富性经历的人却长期忍受没有性满足的生活，她到底在要什么？
弗罗姆在《生命之爱》中的一段分析有助于我们理解这类奇怪的现象。在他看来，“性革命”是极其可疑的，因为“在一种消费的社会里，性不可避免地成为了一个消费项目”，“这代表了较早时期的一种变化而不是革命”。他还特别指出，在光怪陆离的“性革命”背后，除了消极被动的消费心理之外，还有寻找情感替代的补偿性心理。他说，“闪光的不一定都是金子。由于我们消费方向的问题，性欲越来越多地被用来掩饰一种不够亲密的现象。我们用肉体亲近掩盖我们感觉到的人的疏离”，“当我们缺乏感情亲近时，我们最容易用肉体的亲密来替代。”
另一位精神分析学家卡伦・霍尔奈也有类似的表述，她说，“许多从表面看起来与性欲有关的东西，实际上与之一点关系也没有，它只是表达了对于保障的欲望”，而这种欲望源自缺乏安全感的焦虑。尤其对于那些对真正情爱已经绝望的人，性关系也许就是他们“得到人际接触的惟一方式”。
其实，这些观点并不是只有心理学家才能洞悉的秘密，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能发现，性欲和柔情之间的确存在着某种相互转化的秘密关系。我们中间的某些人甚至用性来交换情感，或者作为爱的替代品。对他们来说，肉体放纵是手段，情感安慰才是目的。在转瞬即逝的“一夜情”里，他们的快感来自其中很微量的“情”（哪怕是假象或幻觉）的那部分，而不是性的那部分；在饥不择食的“性滥交”里，支配他们的是对关爱的过度需求，而不是对性的过度需要。
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理解木子美，她的性放纵与性冷淡之间就变得毫不矛盾了：她的性迷恋或性饥渴是对关爱的过度需求的表现形式，是为了平复内心的焦虑，而不是为了追求性满足。简单说来，她的“性瘾”是心理问题，而不是生理问题。
木子美把自己第一次性交、怀孕及流产事件视为自己人生的重大分水岭。她这样总结道：“人生第一次买避孕药就买错了，第一次做爱就怀孕了，第一次做爱的男人玩人间蒸发了。这是我人生中最戏剧也最悲剧的一个事件……他伤害我之后，我不再害怕任何伤害……这就是我游戏生涯的开始。”
显然，她相信自己的游戏人生是在经历“爱的第一个男人……那个我爱但永远伤害我的男人”之后开始的。但必须加以说明的是，这个事件仅仅是她和男人性交的里程碑，而不是她玩性游戏的开端，在此之前，尽管她没有被真正地插入，但她的半性交的恋爱游戏却早已经积攒了十六段，“在遇上第十七个男人之前，我一直是处女，除了做爱，允许任何一种方式相处，并且一直很得意，可以控制住一个正在冲动的男人”。这段自白透露出的信息是：木子美通过性游戏里获得的是纯粹心理意义上的快乐。她先引起男人的想入非非，然后再拒绝他们的要求；或者先唤起男人的性冲动，然后再无情地镇压它。从“邀请插入”到“禁止插入”，这为她在心理上带来了征服及羞辱的双重快感。
正是因为害怕失去“被爱”或者无法长期占有别人的爱，她才会感到“每离开一个男人，情绪就会低落几天，哪怕对那种压根不爱的男人”。一旦身旁没有了男人，她立刻感到悲伤和惶恐，如坐针毡。为了缓解这种痛苦，她迫不及待去抓住一段新恋情。但这种与男人的关系毫无真诚可言，只想男人靠近而不选择男人，必然导致关系的脆弱，只要一方开始厌倦，马上就会无疾而终。然后，她会再度陷入愁苦和不安，用最快捷的方式进入另一轮恋爱，如此循环不止。到了最后，这种恶性循环不仅令她找不到爱，连生理上的满足感都没有了，但她始终不敢想象自己的生活可以没有男人。
渴望占有是人对内心焦虑的一个基本防御。很多情况下，这种希望他人在场的愿望与爱无关，而只是对安全的需求。“我和他们的关系也不复杂，动了情的，会挺关心；完全没有感情的，也不介意他们对我好。走马灯似的与男人交往时，都会想要点儿安全感。”
只要具备起码的心理学常识，我们就能推断，木子美是一个完全不能独立自处的人。她需要和他人呆在一起，不惜一切代价感到“被爱”。我们再看这段文字，它显示出一个人为了逃避孤独可以将自己置身于何等卑微的位置：“莫名地悲凉起来，今晚似乎很有必要为了冲个热水澡去一个男人家做爱啊。就这样一个理由，让我觉得自己是如此渺小。很久以前，还在大学三年级，我就经常为了能冲个舒服的热水澡在一个男人家过夜，我用了很多他的煤气，还穿他的睡衣吃他做的饭，还一夜三次做爱，还不需要跟他恋爱，幸福死了。那年冬天，我是我们宿舍过得最温暖的女生。”短短几行带着她特有的神经质，在叫嚷着“幸福死了”的同时，又轻蔑自己的“悲凉、渺小”，像一个放肆狂笑的女人突然间哭了起来，她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可怜处境――需要通过躲进别人的生活来逃避自己的生活，需要从别人那里乞求一点温暖来渲染自己的幸福。这一切多么像饮鸩止渴，一个女人越是用暂时的亲密、男人体温来摆脱孤独，她就越是无法自拔于自我蔑视和自我怜悯。
这种寻求情爱（注意，情爱和爱情是两回事）的机械重复行为，是神经症的表现，是这类人用来对付――或者说暂时摆脱――孤独感和无助感的惯性方式。它最典型的特征就是强迫性、无区别性，任何人际接触对她都是救命稻草，她不断需要去证明自己是有人要的。她渴望“每个男人围着桌子转，每一个都对我有所期待”。
在我们的实际生活经验里，我们知道，不可能所有人都喜爱我们，我们对此也不抱奢望，我们通常只在意某些人――我们喜欢的人、我们关怀的人、我们必须与之共处的人、我们希望给以好印象的人――是否会喜爱我们。除了那些与我们息息相关的人，我们对自己是否被陌生人或毫不相干的人喜爱并不敏感。然而，神经症患者的所感所为，如同他们的存在、幸福和安全感都完全依赖于他人之爱。他们的欲望可以不加区别地依附于任何人的身上，从理发师、聚会上碰到的陌生人、遇到的任何男人或女人，无一例外。一种目光、一声招呼、一个电话、一次邀请，对于他们都是高深莫测的情爱宝库，其中暗藏的玄机，他们需要不断咀嚼和回味：
音乐太吵了，我闷闷地在U型吧台的这端望着那端，正好那端有个长发男人也望着这端……也许我们都习惯了发生点儿什么，固执的眼神开始毫不隐瞒地在一条线上来往，有那么几秒，他来了一个深呼吸，与我对抗下去，正是投我所好的默默燃烧……做白日梦那样跟他没完没了对视下去……
对于被关注的渴望，是这类神经症患者的基本特征。像一个记号，你可以轻易地辨认出他们。他们具有在宇宙中漂泊无依的感觉，任何一种人际关系对他们来说都是一种安慰。
男人能够向你证明什么？
一个健康的孩子，若在充满温暖和可靠的氛围中长大，是不需要拼命证明自己是有人要的。对情爱的神经质需要，实际上是成长环境中不利条件造成的病态现象。当我们在孩子身上发现这类特征，我们会知道这是孩子因为缺少家庭之爱而焦虑不堪的结果，他们正在寻求安全和保障；当我们在成年人身上发现这类特征，便可以做出推断，那是因为他们在童年时期得不到爱，因而产生了性格神经症。
我在木子美的文字里，找到了她谈及自己成长背景的一首小诗，只寥寥数行。
孩子，去哪
一个破碎的家庭
没人疼的孩子
应该这样描述童年：
那个飞走了就惦念的小巢
为一次打翻她的鸟笼
就一辈子记住我的姥姥
所有少年都想流浪
带了面包不够
还要席子和枕头
火柴和油灯
打算装修一下旅馆吗
有人问
卡伦・霍尔奈在《当代的神经质人格》一书中提出，神经症（病态人格）的产生，是因为孩子的家长缺乏爱心，或环境不利于他们的成长。而通常说来，大人缺乏爱心和热忱，是因为他们自己就患有神经症。成人本身的人格不健全所导致的行为偏差和错误的对待方式会损害孩子的发育，并且在孩子心中激起强烈的敌意。
对木子美来说，破碎家庭（很可能是父母离婚或家庭暴力）、没人疼（父母沉浸在他们自身痛苦的纠纷中，未顾及孩子）以及“为一次打翻她的鸟笼就一辈子记住的姥姥”（一位家长对孩子的过失行为施加了令其一生无法忘却的惩罚），都使她想要离家出走。家庭中的诸多致病条件，尤其是人际关系的纷扰，会使孩子的幼小心灵过早蒙上焦虑的阴影，感到得不到爱，被嫌弃，没人要，缺乏安全感。而孩子在一个敌对世界里感到无依无靠，必然会对安全和保障产生过度需求，当他慢慢成长并且逐渐有能力独自生活，他就会采取种种防御策略满足自己压抑已久的内心需求。例如，通过追求关爱、权力、名声或财富来填补内心的空虚，遗忘内心的焦虑。
追求权力、名声或财富则意味着加强自身的地位来获得安全感，赢得关爱意味着通过加强与他人的接触而获得安全感。而在我们的文化中，对关爱的追求，往往是女性获得安全感以抗拒焦虑最常用的方法。对关爱的需求得不到满足，对关爱的追求就会以更激烈、更病态、更具野心的方式表现出来。
木子美在她不幸的成长过程中一直跌跌撞撞，无人关爱所导致的焦虑、自卑和自我憎恨，令她“曾经用烟头烫伤虎口，疤痕至今还在”，也令她不能接受任何哪怕非常微不足道的挫败，“我也曾经是一个因为考不到第一名而当着妈妈的面自残，用刀片把双膝盖割得鲜血淋漓的孩子”。同时，还令她形成了攻击性人格――对抗、反叛、好斗及爱恶作剧。她的一位中学同学说，“在大学里，她是以‘怪异’出名的，还几度成为热门话题。相貌平平，身材乏善可陈，可是打扮却从来都是吓人的前卫。她是全校第一个剃了光头的女生，比那年大街上汹涌的光头帮早了足足有半年……她从来都是追求与众不同的”。2003年木子美在接受广州媒体采访时也说，自己并不是一个“本来默默无名、一夜暴富”的人，早在大学时就开始剃光头、搞行为艺术。她对这种状况的解释是：“出名是我个性上的原因――我要和你不一样，你不做我做。”木子美本人也许并没有意识到，或者她不肯承认，出名对她而言是一种迫切的心理需要，是为了通过出类拔萃来掩盖自卑，以恢复崩溃了的自尊。
很多人一直心存疑问：一个长得不好看，肉体资产又如此贫乏的女人，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男人？事实是，正是这一类平庸、自卑、神经质的女孩才更需要男人。她们有无法摆脱的不安全感和焦虑感，常常表现为担心自己身体畸形，或者疑心自己的性器官出了毛病，又或者忧虑自己的相貌完全不能吸引男性。所以她才需要不断证明，尽管存在种种不利条件，自己还是能吸引男性的。对木子美来说，没有男人光顾是世上最丢脸的事，越多男人证明自己越有魅力。因此，她频繁透支身体来炫耀自己的身价，“爱就好像一把米，东撒一把，西撒一把”，“征服”男性成为她补偿自卑感的重要手段。
《性政治》作者凯特・米利特曾经感叹，性的能力具有何等离奇的主观性！木子美可谓这句至理名言的绝妙注脚。她在性交时，已经注入大量的主观幻想，性交过后，还要书写大量的文字把幻想固定下来，使之成为人人得以观看的某种客观。但这样做，就像一个女奴在性交时竭力操纵男主人的勃起和射精，以此颠覆两人的主仆关系，她只能错觉地以为他们之间的不平等就此取消了，一旦性交完结，她会立即发现他们之间的所有差别并没有改变。的确，性有时会以各种方式增强人的自信和力量感，但这种自信在穿上衣服之后就会即刻消失。当人们匆匆发生完性关系，不给自己一个机会去培养喜爱、信任和理解，这仍然表明他们是自我封闭的，不能发展一种很好的人际关系。其实木子美有时也会心存幻想，“爱是做出来的，忽然觉得。如果在性交时无比相爱，算不算也是种爱情？比之虚无缥缈，它看得见、摸得着，享受得到。”然而，这种幻想中关于“爱”的论述愈发证明了幻想的虚妄。我们会问，爱如果只能依附在性器官中才能“看得见、摸得着、享受得到”，我们常说的父母之爱、兄弟之爱、姊妹之爱、朋友之爱又是怎么回事呢？如果爱只存在于性过程，性在爱在，性亡爱亡，或许更有资格标榜“爱”的不是性冷淡的木子美，而是那些买春狎妓的“鸡虫”们，他们才总是“看得见、摸得着，享受得到”，而且永不落空。
木子美把安全前提下的性欲发泄解释为“爱”，这是因为她极度匮乏的生活里，这已经是最接近于“爱”的东西了。或许她自己也并不相信，但她需要这种坚定的辩词，需要这种对“爱”的夸张描述，因为只有这样她才能把自己的行为合理化，确保自己不会在他人面前露怯，甚至有资格去显示自负和傲慢。她害怕别人说自己是不快乐的，所以她必须加倍做出比别人更快乐的样子。问题是，内心的秘密总是有泄露的一天，自我欺骗的面具总有摘下的时候。尤其是她这种“口欲期”的女人，说个不停，她在享受重述的快感时，很难完全地隐藏真正的自己。在她的“性爱日记”里，我们很容易发现：她急于抹掉的东西，就是她最重视的东西；她闪烁其辞的东西，就是她最真实的东西。
我们且看看她在《过桥般从我身上走过》里是怎么描画“爱”的。为了便于读者理解其中的虚构性，我在每段引文后面做了解析说明：
“他俯下来亲吻我……眼睛里满是怜爱，他一遍遍说着：我喜欢你，我喜欢你。然后坦诚地进入我的身体”。这个男人真是调情高手，他毫不吝啬语言，而“感情”铺垫是最容易令女人神魂颠倒的。果然，木子美立刻在话语里昏迷了，她猛地“觉得除了竭尽所能爱他一次，别无选择”，并且干的愈发卖力：“我怕他累了，于是在他上面，双膝跪着风中之树般涌动自己，他发出轻轻的呻吟，像仕女的低吟浅唱，是的，他的生命里有着本质的虚弱。我膝盖在疼痛，它好像蹭破了一些皮，但我忍着，闭上眼睛，想着我的痛苦变成了他的快乐，多好。”虽然是她自己强忍身体的痛楚，但对方反而才是“生命里有着本质的虚弱”的，这样一来，她似乎只能把自己想象成圣母了，她的每一下爱抚都具有拯救和疗救的意义。而这种忘我牺牲的精神自然是要获得回报的――“早晨，他醒了，抱着我，用跟夜里一样怜爱的目光看着我，问：‘你以为我不会理你了，是吗？’……我只用同样的眼神回应他，他忧伤地抿了一下嘴角，说：‘我喜欢你，喜欢你……。’”我们可以想象此刻木子美的眼里充满了怎样的期待，我们又多么希望她真能如愿以偿――她虔诚的服务能令情场浪子也萌动真情。然而，非常遗憾，木子美把这个男人临别时送的一盒巧克力都吃完了（最后一点信物都没有了），也没等来他的任何消息。终于，木子美忍不住给对方打了电话，想试探能不能再“爱”一次，结果得到了男人毫不犹豫的拒绝，“在电话那端冷冷地说：我跟女朋友在一起。”
木子美的罗曼史草草收场了。除了“坦诚地”进入她身体的那一夜，一盒五十四颗巧克力，和一个冷漠的拒绝电话，她几乎找不到任何和这个男人有关联的证据。
报复似乎是蒙受屈辱的人一种自然的权利
同类事件在木子美的生活里反复出现，屡遭羞辱更强化了她对蔑视的适应性。在《喝水那么日常的事》里，木子美和三十岁纯情得要死的“鱼腩”做了很多爱，因为“鱼腩”很多年没做了，如饥似渴。这种被人渴望的感觉，令木子美觉得自己“像仙女下凡”。但是，“鱼腩”被喂饱了之后，却把木子美推销给自己的朋友“舌兰”，这令木子美备感失落，“舌兰没出现时，那时我确切知道自己的存在，与鱼腩一起喝水。可现在不是，现在我像普遍适用的真理。”“普遍适用的真理”就是说谁都可以拿来用，而用过的人又急着把她转手，恨不得赶紧“置身事外”。她不无伤感地怀念起过去的好时光，“鱼腩”对她不知餍足，令她仿佛“确切知道自己的存在”。但她知道纠缠也无济于事，不如主动潇洒起来，昂头挺胸地说：“完美结局就应该这样。”
就这样，除了上床，她愈来愈不奢求能从男人那里得到别的什么。她也曾做过努力，试图延续一些关系，但屡战屡败反而加重了她的自欺欺人。
一年里，他搬过两次家，我只去过他家三次半。那半次，我在他家楼下坐了五个小时，给他打了五个电话，又在他的呼机上留了五次言，汇报我在巷口等待时看到的卖报纸的大妈和拖着鼻涕的小孩，他生气了，在电话的那端扔下一句：“要等你就等吧！”傍晚七点，终于编一个谎言，让楼里的住户给我开了大门，继续蔫黄着脸在他不上锁的杂物间里等待。听到他的脚步声从楼道的底层向高层逼近，我软软地站起来，望着门口惊讶的他，说了一句：“我走了。”
我们像两头季节性发情的动物，稀罕的完整的夜晚会吃到他亲手做的沙拉，听到第二天就再也找不到的音乐，会在他面前熄灭只吸到一半的烟，在他忽然想一个人待着的恰当时候默默换上出门的高跟鞋。最后传染上了他的“爱无能”。
“爱无能”其实并不是像她所说是“传染”上的，而是被迫取消的，因为对方划定了界限，不许她做非分之想，不给她缠身机会。久而久之，她学会了不越界（越界只能撞板），不要求（要求会被羞辱），只在对方“季节性发情”的时候适时出现，更懂得了察言观色自动消失，识趣地在对方意兴阑珊的“恰当时候默默换上出门的高跟鞋”。她自觉地把自己放在男人指定的性玩伴位置上，不去也不敢奢望其它。事实上也只有这样，她才能继续维持这段关系（让男人放心，绝没有负累），才能让男人在没有危险（不用负责）的前提下，偶尔施舍她一个“稀罕的完整的夜晚”（被允许多呆一会儿，不用在完事后立刻走）和一份免费沙拉。她麻痹了自己的自尊神经，不让自己感觉受辱，然后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又做出防御性的姿态：我传染上了你的“爱无能”，我感兴趣的也只是性，我们是平等的。这就像一个被剥夺了自由的奴隶对外宣称自己不喜欢自由并且和主人是朋友，仿佛只要将强迫转化成自愿，她在心理上就免去了痛苦和挣扎。
但是，内心不断积聚的压抑和屈辱必然会令一个人产生复仇的欲望。霍尔奈在《我们时代的病态人格》一书中指出，把追求出名作为生活中最重要目的的人，通常从儿童时代起就一直经历侮辱体验，同时心中对侮辱他人具有强烈的欲望。在木子美笔下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她具有强烈地挫败他人的冲动：
他所做乏善可陈，错漏百出，比如面对而坐时，他无法畅快运动，Dogy式时，他高低失措，立抱式时，他更动不起来。奇怪他还有过色情文学理想？！
木子美内心的这种侮辱倾向和复仇意识在那篇令她成为焦点的“摇滚乐手篇”中展露得尤其充分，里面不仅直呼该乐手的真名实姓，再现他们做爱的大量细节，还曝光了对方沉迷于“淫乱聚会”的癖好。
木子美在这里实施的――用凯特・米利特的话说――是典型的“敌对的性行为”。她假装恭顺地为男性提供服务，事实上却在兴高采烈地挖苦和背叛。像所有不安于屈从并对所蒙受的耻辱怨愤不已的人们一样，木子美也表现出了小人物惯有的对被蔑视的报复。她的挖苦和嘲弄就像在钢丝上行走的杂技演员手中的那支竹竿，始终用来做自我平衡。但这平衡最多只能维持她不至于掉下深渊，却不可能为她树立真正的自我和自信。连她自己都无法相信，除了性器官，她还有什么能令男人对她产生兴趣。
1999―2000年间，木子美曾在广州某报实习，一位跟她有过接触的报社同事说，“这样的女孩有点可怕”：
一袭黑衣，染得黄黄的头发显得零乱，松糕鞋，手拿一枝香烟。2000年的一个夜晚木子美在一间酒吧里以这样的形象第一次出现在我的面前时，我很不喜欢，因为当时她还是一个刚到报社实习的“新人”。我不知道她是怎样进入报社实习的，也不知是什么时候来的。一天，在报社的采编系统我的稿库里出现了一段意思十分朦胧的话，具体怎么说的我已完全不记得，落款是“李×”，一个完全陌生的名字。起初我还以为是谁用假名字在跟我搞恶作剧，也没在意。后来，她又放了一张光碟在我桌上，我也没拆。当时只觉得怪怪的，也有点别扭。一天晚上正和电视台的一个朋友在一起聊天，接到她打来的电话。电话里也没说什么，只说想跟我去酒吧坐坐，态度也淡淡的。我便和她约在淘金路上的一家酒吧。等我和朋友到那里时，发现她已经坐在吧台前了，没点喝的，只是在抽烟。人长得很瘦，皮肤有点黑，第一眼印象并不好。和朋友坐下来后，替她点了一杯饮料。我就和朋友聊天。因为不熟，基本上不和她聊，她也不主动说话，坐在旁边只是叼着烟不说话。见此情景，我便主动问她实习的情况，习惯不习惯，有没有什么困难之类很官样的问题，她也是漫不经心地答一答。差不多两个小时里，我和朋友都觉得她挺怪的，也聊不到一块儿去，后来我们去柯子岭去宵夜。宵夜结束，朋友走后，我看她一副满怀心事的样子，便问她到底有什么事。她话也不答，径直走到大排档门口一屁股坐了下来。我有点火了，便直接拦了一辆出租车，把她拖上车，送她回家。最后我明确让她把放在我台面的碟拿回去，然后我就走了。第二天果然发现桌上的碟不见了，我也再没见到过她。真是第一次碰到这样的女孩，有点可怕。
这是一个男人不解“性”情的例子。这位报社同事没有意识到或者装作没有意识到当时还是“李×”的木子美在用身体邀请他。当他从正常人际交往的角度看待“李×”的行为，感觉就是怪异和“可怕”。但假若男人的想法不够“健康”，立即会意识到这女人在勾引他。女人主动不是问题，但她的问题是太自卑，习惯性地把自己当成了超市里的促销食品，她认为要推销自己，必须先让男人免费试吃，男人占便宜后才可能对她产生一丝兴趣。当然，她在自我贬低的同时，也发展了她那套自我平衡的逻辑――占她便宜的男人也不是好东西。
木子美曾说：“不要相信忠贞，男人一有机会就去乱搞。不与我发生性关系的男人，我爱他比较长久。但实在凤毛麟角。”她用自己的身体作为人性的PH试纸，可她试验出来的“凤毛麟角”，所谓会令她爱得比较长久的男人，往往就是根本对她没兴趣的男人。最终，她只能让自己分裂：在肉体上与许多她看不上的男人纠缠，在精神上向往那些看不上她的男人。有时，某些和她性交的男人也会赢得她的好感，但他们通常在完事之后，就拜拜了。
她和男人的关系形成了昙花一现的固定模式，这一征服和被征服的过程极为短暂，所以她特别在意其中的胜负输赢――“两个星期前开始，我不是给他冰激凌就是苦凉茶”，而现在却变成，“我开始在折磨自己了……他占了上风……他不来，气得我脸都扭曲了……焦虑者置换了过来，这是我不能忍受的……去摧毁，除了摧毁实在不知能做什么了……我要一把手枪，在他穿过广场时击毙他”。
这是她对别人不屈从她的愿望而表现出的恼怒反应。焦虑来源于她恐惧被伤害，所以她要在他们伤害她之前，先“毙”了他们（甩掉他们）。换言之，她要对预期的伤害抢先做出报复。这使得她“与别人的关系，要么很糟糕，要么很死去活来。反正就没法普普通通了，反正就像施了魔咒”。
所谓“魔咒”其实是她同时被一种欲望与一种恐惧摄住：急欲与别人亲密以摆脱感情孤立；但又害怕遭到伤害，这使她并不敢与别人建立真正的亲密关系，因此往往只能去寻求一些所谓“安全”的情感游戏。在这个意义上，“一夜情”是最适合这类病人的情感方式，一种他们自己以为不会带来感情伤害的性游戏，但实际上付出的代价却是整个人格持续性的破坏和内心焦虑的恶性循环。
鄙视自己的她，不可能不鄙视一个仰慕自己的人
神经症患者很少意识到自己缺乏爱的能力。她只是将自己对他人的需求错当成爱的倾向。她对自己被伤害神经过敏，但却对自己伤害别人毫无察觉。即使是那个她一直在强调的真正“爱的第一个男人”，又得到过她什么样的“爱”呢？
他对我不错，懂得怎样理解、宽容我，还会做一些浪漫的事情……但在这个时候，我没对他用心……我当着他的面给南京人打电话……次日，我又风一般飘到已婚的中文系研究生身边。一星期后，甚至领着一位对我充满兴趣的男孩到他家过夜……后来他的感情淡了，我却变得苦恼起来，会常常希望跟他在一起，甚至有一个学期的时间不再结交其他男人。
这不同样还是征服与被征服的游戏吗？！敌进我退，敌驻我扰。对方的日渐疏远反而令她“产生了热”，急于修补关系，但男人却退缩了。“最后，到了‘五一’，我们在一起，但沉默着，心照不宣地，知道没法再相处了……于是，那晚我没有太抗拒地与他做爱了，甚至也毫无激情地”。她的第一次性经历其实是她为了挽回两人关系所做的最后一个尝试。但很不幸，她得到了最坏的一个结果。
事隔多年描述这段经历的时候，她用的措辞是“那个我爱但永远伤害我的男人”。但我们知道事实并非完全如此――她所遭受的痛苦并不是爱的代价，而是她征服游戏升级的结果。
神经症患者需要为他人所爱却从不为他人着想。她只希望得到，却无能力付出。这使得她索取的爱成为无条件之爱。只有当别人为她牺牲了一切时，她才真正感到自己被别人所爱。这些牺牲包括时间和金钱，甚至包括信念和个人的正直、诚实、尊严。这种需求包括这样的预期：无论自己怎样对别人，别人也应该坚定地在自己身边。她要的是一种不需任何回报的被爱，但这种爱是不可能也不应该实现的。
这种对无条件之爱的追求，其内涵上包括她对他人的无理及残忍的忽视摒弃，也包括她极不公平地把自己的需求当成理所当然。
两年前，有个想拯救我的男人，所有男人中惟一让我觉得像亲人的男人。我们几乎没有共同语言，同居半年，因为我不愿意，我们几乎没有真正的性生活，期间我却跟五六个男人偷情，每次他知道了都会很伤心，伤心却从不向我发脾气，只是担心我，悉心照料我。我一直认为他不会离开我，可以给很多时间让我习惯正常的生活，但我，实在走得太远了，结束自由而混乱的生活就像让我去死那么难受，最后，他说自己是多余的，除了我自己，没有人可以让我快乐。所以，2001年的情人节，他送了最后一束花给我，然后从我们的屋子里搬走。
木子美出名后，她多年前“爱的第一个男人”――那个广告人――对她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可惜，我当时没有好好爱你。但，即使好好爱了你，你也会这样的。”后来这个想拯救木子美的男人想必最能体会这句话的含义。当一个男子真的在感情上依赖起她来，她就对他失去了兴趣。而且男人越是忍辱负重，就越被她轻视，因为她不会尊重一个懦弱的忍受羞辱的人。让・热内说，“低贱者从来不爱低贱者”，当她如此鄙视自己，她不可能不鄙视一个仰慕自己的人。她会肆无忌惮地虐待他、践踏他（有人痴心等候不仅是虚荣的满足，更带来心理上的安全感），她甚至连一点甜头都不会给对方，包括她随随便便就可以给别人的性。如果对方从她这里获得了任何利益和满足，她便会怀疑对方的爱不够纯粹，只是为了利用她或从她那里获得满足感（包括性满足）。这种对无条件之爱的病态需求不同于正常人的需求，它表现为一种不可能实现的极端形式，它要求他人毫无条件地忠诚、毫无保留地付出，它要求别人为她流尽最后一滴血，只有到那个时候，她才会给对方颁发一枚荣誉奖章：我相信你是真的爱我。毫无疑问，没有一个心理正常的人能等到她的嘉奖。
这种诞生于焦虑、憎恨和自卑感的病态需求是无法满足的，这种对无条件之爱的追求也只是一个无休无止的自我证明过程。对她来说，一个对她死心塌地、悉心照料的男人不是软蛋就是傻冒，不能给她带来任何的自我肯定，所以不值得珍惜。她需要许多男人，用他们之间的醋意来肯定自己的抢手；她需要男人发情，用这些男人的垂涎求欢来确立自我、减少自憎；她还需要尽早散伙的关系，一个男人转身离去意味着下一个男人的到来，而这个男人至少在初次性交时还是兴致高涨的。她恐惧时间里的任何变化，经受不起对方的一丝不满和腻烦，因此做出来的“爱”要在变质以前抛弃，性的发生也即是结束：“做一次爱吧，这是最好的毁灭办法。”
这个神经症患者顽固地既想重建生活又在摧毁生活，但恐怕连她自己都充满困惑又无可奈何。她为自己开脱的方式就是将责任转嫁到别人身上：“无论我变成什么样，他总是不失时机地嘲笑我，逼迫我想起他曾毫不留情地抛弃过我。”这种指向他人的愤怒是一种自我开脱：都是你害了我！！
在暧昧的镜子里寻找自己
如果与异性的交往因过多的焦虑而受阻，对爱的需求就会指向同性身上，这是潜在同性恋的决定性因素。《类似于爱情》中，虽然木子美声明“我们不能使用‘同志’，那会让人觉得我们是同性恋者，我们不是。同一类人，已经是很温暖的关系”，但她的确曾有意识地用言语向一名女性做过试探，用的是和异性调情一样的老套路：找一个第三者来说事儿，强调两人相处得不好，但不忍心分开因为怕伤害对方，分手是迟早的，希望有别的他（她）来替代。
这次，故意的。我跟她说起我的女朋友，我说跟女朋友最近有些小矛盾，说不清楚的矛盾，我们有类似于爱情的感情，但谁也还拒绝不了别人，我对女朋友说过她在我心目中很重要，我有时又觉得有点儿欺骗她，我怕自己会像男人那样伤害了她……用现在这样的方式，把类似的东西蔓延在别的她身上。
“别的她”可能是谁？刻意营造的“复杂的情绪”暧昧地在两个女人之间弥漫，“持续了一段”，“直到她的他过来了”，才不得已打住。
与其说是庆幸，还不如说是遗憾，木子美感叹道：还好，我们最后的结论仅仅是，同一类人。
木子美曾对身边人说，对男人有点失望了，想找个女朋友。我认为她说的不是玩笑话，是符合她的心理状态和趋势的。虽然她强调自己“快乐”地在“研究男人，每个男人都有不同的内容”。但她与男人的关系，“就是直接地与一个男人发生性关系”，研究角度和方式的单一使得这个研究者看到的“男人的本来面目……脱了衣服都差不多”。总是“差不多的研究成果”自然会使研究者丧失动力，意兴阑珊。何况她生活里的男人没有几个是令她满意的研究对象，她自己列出来的清单无非是：花花公子、阳痿患者、伪君子、性别错乱者、强迫症患者、美眉收藏家、还有些自私颓废的文艺青年……再加上研究中还要承受被研究者带来的“时常有的伤害感”，这种“极限游戏”已令她身心俱疲，甚至感到恶心反胃。而女人与女人之间的交往，“既没有该死的摇篮，也没有该死的猫”（木子美摘自冯尼格《猫的摇篮》），有的似乎是精神上的分享。
我们来看看她如何细细咀嚼那个下午享受的心灵交流（区别于和男人的体液交流）：
我们写信，她给我看她的小说――《月之暗面》，我说大学时我也听Pink Floyd，她的小说写到想把一个酒吧买下，因为怕它死，我说我也曾热爱一个叫“蓝调共和”的酒吧，在它将死的时候，跟某男友说，我们把它买下来吧；她的小说写到葬礼，我说2000年的万圣节前，我也参加了“蓝调共和”的葬礼，所有熟人在一起，喝光了它的酒。
我也给她看我的小说――《容器》，她花了整整一天才把它看完，这是我所知道的花了最长时间看它的女孩，她记住了很多细节，刚到广州就说：“我想买那张《村上春树爵士印象》，我想去看看你小说里写到的酒吧。”嗯，提到的那些酒吧，只有Take Five还活着。她还说：“看你的小说，我觉得是我写的。”
她跟我有个同样的毛病，用很多形容词向老板询问有没有自己想要的碟，我们用的形容词如下：“颓废的，迷离的，糜烂的，不抒情的，不流畅的，有点儿障碍的，刺激神经的，不太重的，不太轻的，像德国战车的，声音不明亮的……”，每说一个形容词，老板就找一张碟让我们试听，我们凭第一感觉去肯定或否定，然后相对而笑，有点儿像一起做了坏事。我们要的碟都很像，我们也不想要不像的碟，如果她感觉喜欢一张碟，看到我迟疑的表情，她会跟着迟疑起来，我也一样。碰到柯恩的“more best of”时，都很激动，再找一张柯恩早期的民谣，又都不喜欢。
她们找出了彼此诸多的相同点，连声音都“一样甜美”。两个人像照镜子般，激动地在对方身上寻觅自己、欣赏自己，所以“整个下午，都很幸福，都表达着幸福”。这种能得到呼应的自恋是她从男人那里无法得到的。
除了同类的女人，还有一类人，那种残缺不堪而自命不凡的人，可以让她尽情地自我投射。比如，这样一个穿裙子的男孩：
记录他，是因为险些爱上他。
我没法再用小说的繁赘把他带出和消灭。再言不由衷地说着：“爱情嘛，就是消费品！”我感到了切肤之痛。
他已经从我的生活里蒸发。离开广州的前一天，他坐在我的对面说：“这个城市所有认识我的人都厌恶我，但我消失以后，他们一定会后悔！”
我们的相遇像棋逢对手――看谁比谁更没心没肺。显然，我输了，他也差点儿输了。
很可怕的一个十九岁男孩，让你自动自觉不由自主地去做再明白不过的蠢事，甚至还很欣赏他那副“能靠别人就靠别人”的霸气。
挡不住的美丽，他是kurt的复制品。长的金黄的头发，口袋里只剩二毛钱时依旧会找一个发廊洗头，穷到极点就是他快乐到极点，冬天夏天，永远穿一双深蓝色的拖鞋。
以为自己真能躲开什么，可进去那个网站，进去1999年12月31日那场叫《忍受》的话剧，看到了他仰起清秀的脸，天真得残忍！
他说自己最大的悲哀就是性别的错误，所以喜欢穿裙子。
除夕的下午，在他一贫如洗的小屋，看的第一张照片就是十六岁的穿白色连衣裙的他。端庄，举止高雅，如清涟中不可亵玩的白色植物。他修长的手指轻轻扶着一杯水，一副处女的表情让人防不胜防地受伤。
他把一张张纸摊开，诗，诗，诗，写了很多年，这就是他惟一的财富。
诗人的儿子是多么不可理喻！我的头发垂在那些写得歪歪斜斜密密麻麻的字上面，把他以为的每一句精华戏谑地评判，全盘否定。对于理想主义，我恨得咬牙切齿。为什么要偏执那些东西，而使这不得不的偏执成为生活的羁绊。
他是个复杂不安的动物，我难以准确地描述真实的面目。宁愿看到他的卑微而不是张狂。
小屋里剩一些小女生送他的玫瑰，桌面上一只充满水和漂浮着玫瑰花瓣的避孕套，是他的艺术品。
我们的交谈持续了四个小时，后来一起待了整整五天。
他有一把没有刃的剑，他用剑疯狂地在墙上戳了一个个洞，泥灰掉了一地，剑最后刺向了墙上的石英钟，镜面碎了，秒针还在走，像要走到日历之外的一天，像他出演的那场话剧，撕开31日，是32日。
我倚在门边，抽烟和看他的暴力。“你能把剑砍向我吗？”
他笑了笑，收起剑，在床头不知怎么形成的小槽，点燃其中带芯的蜡油，对我说：
“你来吹灭它，就当过一次生日。”
很高的鼻子有严重的炎症，很深邃的眼睛有高度的近视，他身体上每个优秀的部分都有致命的缺陷。但他的湿吻让我不可自控地流泪了。
把自己宽宽大大的蓝色棉质长裙送给了他，为男孩拉裙子拉链时，我快乐得像要飞起来。
他穿起裙子比任何时候都美，阴雨不停的大年初一，普普通通的我和穿裙子的他相拥在街头漫步。
假如喝空气可以生存下去，我想自己会跟他过一辈子。
在这篇文章里，木子美的笔调罕见地真挚，没有惯常的对男人的怨愤或奚落，倒是充满了怜惜，仿佛那就是另一个她自己。除了不能穿裙子以外。他们同样用妄想来自恋――“这个城市所有认识我的人都厌恶我，但我消失以后，他们一定会后悔！”；同样偏执文字――“诗，诗，诗，写了很多年，这就是他惟一的财富”；同样抑郁并压抑着报复和虐待（包括自虐）倾向――“他用剑疯狂地在墙上戳了一个个洞，泥灰掉了一地，剑最后刺向了墙上的石英钟，镜面碎了……我倚在门边，抽烟和看他的暴力：你能把剑砍向我吗？”；同样渴望安全感――“能靠别人就靠别人”；同样“没心没肺”；同样“复杂不安”；同样“每个优秀的部分都有致命的缺陷”。她是如此“感到了切肤之痛”，甚至想到“假如喝空气可以生存下去，我想自己会跟他过一辈子”。面对这样的人，她“险些爱上他”，但这爱也是指向自己的，因为她自己同样“卑微”而又“张狂”，太了解这“张狂”的虚弱，以及这“卑微”的自私，两个人都“张狂”只能互相伤害，倒不如大家都“卑微”以便互舔伤口。她幽幽地叹息道，“宁愿看到他的卑微而不是张狂”。
心理学上把这种情况解释为“外移作用”：一个神经症患者，当她完全无法怜悯自己时，却会同情他人。她对自己内心获救的渴望被强有力地拒绝了，但这种渴望却外在地表现出来了――即她能极为敏锐地观察在他人成长过程中遇到的阻力，心中充满同情――但是一个人通过旁观他人的痛苦所感受到的自己内心的怜悯和善良，并不意味着当她需要去分担他人痛苦时会展现同样的品质。简而言之就是叶公好龙。
这样我们便能理解她在男人脆弱处所表现的柔情，她是通过发掘他人的缺陷来假想他们的平等关系，并获得暂时的心理平衡：
Salem什么都不能给我。无法相信，他激动、他急迫、他剧烈、他喘息，最后却是柔软的……Salem从我的身体滑下，起床，开灯，去客厅倒了杯水。我丝毫没有吃惊。许多人都是不健康的。Salem也不例外。“我没有感情，在恋爱的年纪到来前就已经不相信爱情。我和所有女人可以上床，但关系不会超过三天。一夜之间我疯狂，我以为爱上了，第二天又把她忘掉。One－night Stand是种理想的方式。它不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任何改变和负担。”……一整夜几乎都是独白。有几次，Salem在猛烈地咳嗽，我轻轻拍着他的背。他的侧影好看，像一头受伤的小象困在泥沼中，耷拉着耳朵。我有让眼睛湿润的冲动……他没有感情，没有爱过。
当木子美开始观察他人或反省自我，她最多只能得到一个静止的画面，宛若她看到的拼图玩具中的各个分离的部分一样，见到的只是脆弱、匮乏、虚脱、爱的饥渴等碎片。虽然单一的每个部分都被观察得很细微，但这样的观察并未考虑到前因后果，也未感觉到每一部分的相互联系、过程和动力，所以一切都无济于事，她不可能发现什么，也不可能改变什么。匮乏的人是没有能力相互拯救的。相反，他们借别人之身来掩饰自我憎恨的残酷性，以同情他人的名义也同时安慰了自己、饶恕了自己，取消了本该对自己发出的质疑和追问。
但自憎是无法取消的，只能愈演愈烈。“一天平均发五小时呆，想一次自杀”，可是“胆小啊”，“不敢啊”，只好向自己的替代品下手――这个公仔是她用一条浅蓝色的裙子，再假不过的头发，没有气质的布鞋，肮脏的披风拼凑而成的，“这些都是废物了，可拼在一起时，很像我”。
在假发的顶部找一个缝隙，取一根水泥钉，拿起锤子，狠狠砸去，砸去，到第五下时，棕红的东西就老实地挂在墙上了。没有脸、没有眼睛，把它转一个六十度，很好，像侧头微笑的我……砸了整整三十九锤，砸了整整二十九分钟，终于把自己钉在墙上。
自憎的人感到不安全、没人爱、无价值，对世界充满敌意，对他人充满防御性，常常觉得受到压迫和挑衅，所以要摆出不与俗人为伍的姿态：
在我的周围，在大多数时间里，好男好女是强势群体，并且他们相信自己掌握的才是真理。我不喜欢他们肆意张扬的“幸福”，不喜欢他们以身作则的“典范”，我为自己无法压迫他们，还要被他们挑衅地问以“你一个人生活不闷吗”，“跟很多男人混有意思吗”而感到愤怒……我能做的是，身处不自在的“场”时尽量地让自己游离或者梦游，然后在自在的“场”像罂粟花绽放。这种分裂的生活处境是我不快乐的主要原因。
对她来说，不自在的“场”是人的整个社会生活，自在的“场”只是――用她自己的话讲――能够“去诱发男人的邪恶”的某时和某地。在城市和人性的阴暗角落她才感觉自在，但她只满足于自己“诱发邪恶”（勾起性欲）的能力，因此她也只能见到她努力掏出的肮脏的那部分。除此以外，她已不知道如何与人在生活的其它层面上相处。她不断去寻找替代性满足，让生活塞满偶发事件，用尖声浪叫驱赶冷寂，用肉体纠缠逃避虚空，用男人的陪伴暂时忘记恐惧和绝望，尽管她偶尔也会意识到自己的愚蠢：
我因为带着长得并不雅观、肚子又壮观，与碟瓦味道相去甚远的男人进场，在大麻男面前有些不自在，说明我还是在意他的，内心里希望他每次看见我，我都风风光光，有拿得出手的男人。女人感情投入未遂转而死要面子，多么愚蠢。
跟一个看上去体面一点的男人混（哪怕一晚），已经就是她能想象的高标准生活了。
我也很尴尬，第一，陌生女孩也认识我？第二，她看见大名鼎鼎的“木子美”被一个近乎猥琐的男人抱着；第三，我一时无法向她证明，虽然他长得没有艺术气质，却是有艺术追求和见地，学识丰富的男人。我对女孩说：“我认识他多年了。”匆匆结束尴尬。
多么卑微！多么势利！一向标榜我行我素的她，竟也铁肩担起木子美的虚名，别人还没发笑，她就已经心虚腿软，急着与身边的男人划清界限。一个自我践踏的人就这样屈服于别人的注视而毫不自知。对于一个依赖性关系来与人结识、用身体接触替代情感交流的人，这是她脆弱的人际交往进一步恶化的信号。当她把任何风吹草动都当作攻击和贬抑，这不仅会令她感觉自己在社会中越来越孤立，还会给她和男人的性关系蒙上更多的阴影。以前她可能会觉得选择什么样的男人上床是自己的事，多多少少感觉自己是“自由”的，但现在她开始对自己的公众形象做功利计算了，她自行选择男人的标准也就偷偷地被“公众标准”所取代。这样，她将进入一个彻底泯灭自我的时期：性不仅无法带来身体愉悦，连心理抚慰的功能都有可能完全丧失。
到底是性自由还是性病态？
李银河说：“中国的婚前性行为在短短的十几年间从15％变为60％－70％，证明一场性革命正在发生。观察在如此短暂的历史时期之内，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道德根深蒂固的社会中人们行为模式所发生的如此剧烈的变迁，应当说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诚然，我们需要社会文明的进步带来日渐开明的性态度。尤其对于女性，性冷漠不应再认为是女性的正常状况，而应该是缺憾。但木子美所表达的却不是李银河所认为的那种性自由状态，相反她的情况是一种性的病态状况，是对关爱的过度需求的扭曲表达，是心理紧张和绝望情绪的发泄，而不是真正的性驱动。它可以说是一种性伪装，无法获得性快乐和性满足，就用积攒性经历的办法假装自己拥有的更多。它甚至和性欲无关，而是为了平息焦虑而进行的某种身体接触。这种身体接触看上去深入而充分，但实际上更像一种原始仪式，每个人都在制造属于自己的精神幻象，而他们之间却没有形成真正的互动和交往。
必须强调，对于无法建立正常生活的人来说，性几乎是人际交往的惟一途径。在这种情况下，性即使不是惟一的，也会成为主要的接近他人的桥梁，而他们的人际接触总是立即地、强迫性地带有一种性欲的色彩。但正如“闪光的不一定都是金子”一样，“所有看起来像性欲的东西并不都是性欲”。大部分表现为性欲的东西在现实中与性欲的关系不大，而是对安全欲望的表达。如果不考虑这一点，就会过分估计性欲的作用。包括木子美本人，也夸大了早期性体验的影响，认定自己先天性饥渴：
“我第一次有意识触碰自己的私处是在六岁，在另一同龄女孩的诱导下。”
“第一次有意识摩擦自己的私处是在十二岁左右，坐在椅子上，全身麻麻的，好像有股水要出来，很想让它紧压着什么……那时经常幻想有个连体婴儿般的男人，不分开。”
其实这是非常普通的儿童期和发育期的性好奇，但木子美把它理解为自己拥有异于常人的本能。她用这种本能决定论来神化自己成年以后的性选择，抵御各种道德谴责的声音，而没有意识到内心焦虑对性需求的重要作用。实际上，性需求作为人类最基本的需求之一，和饮食、睡眠一样，不只是与人的生理构造和生理状况有关，还与其它的许多条件相关，诸如气候、情绪变化、外在刺激是否存在、工作紧张的程度、无意识因素等等。而过度的性需求也未必源于生理的特殊性或性欲的旺盛，就像嗜睡、贪吃一样，完全可能是由于其它因素（例如情感压抑、精神紧张、人际交往障碍等）造成的。
虽然木子美接受记者采访时咬牙切齿：“我是一个很自我的女人，一个独立的，尊重自我价值、自我存在的女人。我要的是自由、时间、健康、机会。”但这话恐怕连她自己都不相信。她对现在的自己、现在的生活绝望、厌恶之极。她正义凛然地奉献自己，声称能“消灭妓女”，仿佛妓女才是自己的仇敌。她反复强调自己身体是免费的，精神是纯洁的，一切努力都为了与妓女划清界限。这些过火的表现恰恰说明她多么害怕自己被人当成妓女。但应该说，她的恐惧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尽管她不收现金，但她的性关系并非没有交易，有时候她会为了省下旅游的住宿费而和男人“一夜情”，这实际上和“援交”区别不大。尽管她从不标价，但她和妓女一样，生活是边缘化的，围着男人们的阳具转。更重要的是，尽管性交不是她的工作，但她和妓女一样，竭诚服务的代价是自己没有性高潮。因此，比较而言，能令她还能感受幸福的是希望尚存的高中时代，那时她还没有被生活抛弃，也不知道将来会被生活抛弃：
那时的日子多美啊，穿着大大的牛仔衣在校道上摇摇晃晃，下雨就去淋雨，同学们打着伞找我……（那时有正常的人际交往）
我给一个男孩每天写一封情书，然后放在传达室……（那时有对爱情的纯真向往）
从小就懂得一意孤行，一纸风行……
我跟一群“古惑仔”混……
我还常常跑到学校附近的小公园喝酒、抽烟，我还差点把教室烧了……
那时的肆无忌惮比如今的木子美更有英雄主义气息，（那时有少不更事的意气风发）
所以，还不如继续当我的野孩子，女混混……出名他妈太容易，太没成就感了，太容易厌倦了……（而现在，成为名人却痛不欲生）
看着那么多傻×，再看看马一木，简直要痛哭流涕……（A片女主角都成了聚众围观的名人，他们窥了淫还要贴上各种标签，从荒淫无耻、女权主义到性革命，多么荒谬）
你丫怎么忍心说我是巨人。（你看不出来，我只是一无所有、自暴自弃的可怜人吗？）
木子美说，现在的自己无爱欲，也无性欲，只剩下煲些乱七八糟的汤和写小说的欲望。她意识到，现在自己深陷泥潭，要上岸，就必须真正去实现自我价值。所以她开始有意识地谈论自己是一个敬畏文字的人，希望大家把她的日记当作文学作品去看，试图将此次事件中惟一的收获――大众的视线――引导到自己的创作上来。
这的确是她惟一的获救途径。一旦自我确认代替了焦虑，她的假性同性恋倾向就会消失，同样地，不加区分地选择异性伴侣的倾向也会消失。
但坦率地讲，她的原创小说实在令人不敢恭维（虽然她自视颇高），倒不是因为她没完没了地写“性”，而是她对自己、他人以及生活都缺乏洞察能力，这种精神残废状态使得她的性描写虚华不实、单调无趣，同时也阉割了“性”在人类生活中的多重含义。她不懂得与读者对话的艺术，而是把文字全都滥用在了自己的身上――自我欺骗、自我粉饰、自我开脱、自我表彰、自我满足。相较而言，她之前那些粗糙的“私人日记”更真实一些，可能因为她只会独白式写作，也可能因为当初她以为无人在场，放松了警惕，所以才吐露了一点真言。但最终看来，她仍然是畏惧“真实”的，一旦别人的目光逼上前来，她立刻就退缩了回去：
从我迷恋文字表达的某天起，就像一个固执的鼓手，在敲、在打、在抚摸，那面叫作成长的鼓。
如果不是因为木子美在Blogcn的私人日记《遗情书》引发意外事件，我会随心所欲地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下去，这种生活由伤害与被伤害、自立与不自制、幻想与真实组成，在有限的年纪经历极限，在日常化中戏剧化，在个体生命中分裂多重角色是我的追求。但是，我被干扰了。
其实，病态是有书写意义的，但得自知，得诚实，才会有力量。而写作，这种更需要“智力”而不仅仅是“身体”的工作，对于神经症患者来说，也是具有疗救作用的；但写作者必须面对真实，摆脱自欺，不能满足于文字制造的幻觉。这就像许多心理病人在与心魔抗争的过程中，关键不在于心理医生的技巧有多高明，而是在于病人自己具有主动性，愿意挣脱惯性的自我防御，敢于直面自己在人前隐藏着的那一部分。
木子美，这个自卑而又怯懦的弱女子，她身处在一个消费主义的喧嚣年代，周围的哄闹声都在倡导所谓的“性体验文学”或者“下体写作”，鼓励她的生物性和本能存在，她有可能自行站立，坦诚地与他人交谈，并真实地面对自己吗？而我们自己，在泛滥着各种谎言的生活里，又有多少人能真正地做到呢？
胡晓梅，主持人，现居广东深圳。主要著作有《说吧，寂寞》、《说吧，爱情》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