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中有许多事情可以重新选择,唯有自己的血缘至亲无法选择。从我和弟弟妹妹出生的那一刻起,我们的身份就被深深地打上了农民的烙印,命运便不容选择地将我们与苦难的母亲紧紧地捆绑在了一起。从此,踏上了荆棘遍地、坎坷不平的人生征程。 一 我们的家乡在沂蒙山腹地,这里四面环山,相当闭塞,村民们一年到头全靠地瓜干煎饼来维持生存。不识字的母亲共生了4个孩子,我在家中排行最大,后边还有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在这面朝黄土背朝天、土里刨食的庄户人家,生活的困难就可想而知了。但母亲却不听邻家大叔那句“穷读书、富放猪”的致富经,先后把我们送进了学校。为此,母亲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从我记事起,便知道父亲没日没夜地在山上采石头卖。辛辛苦苦的父亲采一天的石头才能卖5角钱;母亲则像男劳力一样在田里劳动。虽是这样,母亲却咬紧牙关,坚决不让我和弟弟、妹妹辍学。 我13岁那年在县城的一所中学就读。由于家里穷,我一日三餐全靠吃母亲送来的地瓜干煎饼和咸菜充饥。 高考那年夏天,母亲送来的煎饼太潮湿,第二天便长出了一层长长的绿毛,眼看着一个星期的口粮断了。没办法,我只好把煎饼撕碎泡在茶缸里滤去那层霉味充饥。这样坚持了一两天,在第三天上课的时候,我突然感到腹部剧烈地疼痛,两耳轰鸣,呕吐不止,接着便住进了医院。这一年,我以5分之差落榜。 记得从县城看榜回到村里,我不敢回家,害怕看到母亲那失望的眼神。一直徘徊到下午,我才回到家中。此刻,母亲正在剁地瓜皮子。母亲忐忑不安地问我:“山子呀,考上了没有?”我无奈地摇了摇头。“别泄气,考不上再等一年。”接着,母亲便又“嚓嚓”地剁起了地瓜皮子。“―哎哟!”忽然传来了母亲的一声呻吟,我抬头一看,母亲正用右手使劲地捂住翻地瓜皮子的左手,殷红的鲜血顺着手背流了下来,滴在了未剁碎的地瓜皮上。 唉,那一刀剁在了母亲的手上,也剁在了我的心里。第二年,我考上了一所省属中专―山东丝绸工业学校。这对于我们家来说,是多么大的一个喜讯呀!可此时,债台高筑的母亲,却再也拿不出一分钱来。为此,母亲三天三夜没合眼。第四天,吃完晚饭,母亲告诉我们她去姑姑家借点钱,我们坐在灯前一直等到半夜,还没见母亲回来。父亲和我急了,因为去姑姑家都是坎坷不平的山路,要经过几座山和一片阴森森的坟地。就在我们准备去找母亲的时候,只见母亲头发凌乱、踉踉跄跄地回来了,额头上、手上都是血。我急忙把母亲扶到炕沿上坐下,问发生了什么事。母亲长叹了一口气说:“路上遇着了拦路贼,没搜着钱,打了我一棍子就走了。”然后,母亲脱掉鞋子,颤抖着手从里面掏出一沓钱递给我。望着那摞沾满鲜血、母亲差一点搭上命借来的人民币,我的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一串串落了下来。 农家的孩子早懂事。在省丝绸学校读书的日子,每当就餐时,总看到城里孩子吃馒头还得剥皮,可我捏着那热气腾腾的白面馒头却怎么也舍不得咽下。在农家孩子的潜意识里,独自享用这些东西是伤天害理的。于是,寒假结束返校前,我骗母亲说,学校里的饭票不够吃,让母亲再为我准备一尼龙袋地瓜干煎饼。为此我省下了50多斤馒头票。放暑假时,我去食堂兑换成两袋子馒头,便匆匆踏上了归途。 当我用双手将白花花的馒头捧给母亲时,母亲愣住了,满脸狐疑地问我:“儿呀,这不是偷来的吧?咱人穷志不能短呀!”竟不敢去接。我只好含着热泪将事情的经过告诉了母亲。母亲怔怔地望着我,过了很长时间,她突然伸出松树皮一样的胳膊,将我紧紧揽到怀里,说:“好,好孩子,我吃,我吃……”但我分明感到两滴滚烫的液体滴到了我的脖子上。―那是老母亲辛酸的泪呀! 二 1991年7月,我从省丝绸学校毕业后,原指望能找个好工作挣钱供弟弟妹妹读书,可我的梦想很快被无情的现实击得粉碎。我和许多弱势群体的子女一样被稀里糊涂地分到一家很不景气的工厂。有时,一连两个月发不上工资。后来,我又调换了几个单位,但都不尽如人意。我连自己的温饱问题都不能解决,又怎能顾及乡下的弟弟、妹妹呢? 当年年底,我回家过年,在一次家庭会上,父亲几乎在没有征求任何人意见的前提下,就武断地对妹妹甩出了一句硬邦邦的话:“兰子,过年后就不用去上学了,家中实在没办法了。”“我不同意,”母亲霍地站起来,“我就是到街上要饭,也要送兰子上学。”“你看你这熊样,你有什么本事能送她上学?”父亲对着母亲吼道。母亲也毫不妥协,最后,两人竟厮打成一片。妹妹蜷缩在墙角边一声不吭,那可怜的眼神好像一只待宰的羔羊。忽然,妹妹“哇”的一声哭了,她跪在父亲跟前,抱着父亲的腿,苦苦地哀求:“爹……爹爹……让……我念书吧,俺每天都不吃早饭和午饭了,省……省下钱来上学行吗?”沉默了很长时间,父亲突然“呜”的一声哭了。母亲像傻了似的,怔怔地望着墙壁,痴痴地发呆,她蹒跚着挪到墙角,蹲下,双手抱着头,不停地抽泣起来,那瘦弱单薄的身影此刻显得多么孤独和无助! 1995年8月,辍学三年在长岛打工的妹妹靠自学以惊人的毅力考入泰安贸易学校委培班。这本来是一件大喜事,但那高达7000元的学杂费却把全家人推进了绝望的深渊。母亲的头发一夜间全白了。 半夜,忽然传来“嘭嘭”的敲门声,弟弟踉踉跄跄地闯了进来,语无伦次地说:“哥……哥,娘,娘……出事了。”我脑袋“嗡”的一声,匆忙和弟弟来到母亲的房间。只见母亲斜躺在炕上,口吐白沫,脸色发青,已不省人事,旁边,放着一个带剧毒符号的农药瓶。妹妹吓得浑身打哆嗦,摇着母亲的腿,哭着说:“娘呀,你别吓我呀,我再也不上学了。” 在医院里,母亲打了一天一夜的吊瓶,终于脱离了危险。母亲醒来后第一句自责的话就是:“我无能呀,人家的孩子考不上学,可我的孩子考上学,我却没钱送她上呀!”母亲对儿女们这份亲情感动了苍天,感动了亲戚们,做生意的舅舅第一个送来了2000元钱。以后,又陆续收到其他亲戚送来的钱,就在妹妹去学校报到的头一天,终于凑齐了所需的学杂费。 三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供我们上学过多地透支了生命,残酷的病魔悄悄走近了善良的母亲。 1995年冬,当我从父亲口中得知母亲头晕得厉害、经常正干着活便不省人事的消息后,便匆忙将母亲接到临沂来治病。当时我所供职的单位已很长时间没给我发工资了,为给母亲治病,我不得不四处借债。记得当时为了省下住院费,我在离医院不远的一个小村庄每月花15元钱租了一间废弃的民房。然后,找了些砖头和两扇旧门搭了一张简易的床,供母亲住宿和休息。该给母亲打针时,我便将母亲背到医院里;打完针后,再将母亲背回去。民房四面透风,犹如冰窖。有一天深夜,纷纷扬扬的大雪铺天盖地地下着,呼呼的北风仿佛要将屋顶掀飞。母亲在旧病的基础上,又患了重感冒,浑身发抖,牙齿咯咯地打架,大汗淋漓,但嘴里却不停地喊冷。我借着微弱的烛光,环顾屋内四周,唯一的一块蜂窝煤已于昨天晚上为母亲熬药时烧完了。正当我急得眼里冒火星时,忽然想起小时候经常将小脚伸到母亲怀里取暖的情景。我连忙解开胸前的纽扣,跪在母亲床前,将母亲扎人、冰凉的脚放到怀里,替母亲暖脚。望着母亲那苍白的头发,那额头上地瓜沟似的皱纹,那满脸黄豆大的汗珠,那干裂泛白的嘴唇,我想起了风雪中母亲送我们去上学的镜头……刹那间,百感交集,我抱着昏睡中母亲的腿,“呜呜”地大哭起来。这一次,苦命的母亲花了不足1000元钱,病便好了。 记得有位哲人说,苦难本身是一种财富。生活的坎坷艰难,并没有使我和弟弟妹妹向命运低下头颅,更没有使我们痛苦消沉下去,反而激起了我们顽强拼搏的斗志。弟弟下岗后很快就找到了新的工作,妹妹毕业后也谋得了一村委会会计的差使,我后来调入基层乡镇从事宣传工作。2003年10月,我通过考试,又调入上级纪委效能投诉中心工作。母亲非常高兴,在父亲的陪同下专门从100多公里的老家赶到城里,反复嘱咐我,别忘了自己的农民出身,无论干任何工作都要对得起咱老百姓,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别给她丢了脸。 母亲虽然不识字,但她却明白知识改变命运这个简单朴素的人生道理。为送我们去上学,殚精竭虑的母亲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代价。 如今,人生中最艰难的岁月我们都已挺了过来,作为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儿女,我们没有远大的理想和宏伟的抱负,只知道勤勤恳恳地工作,堂堂正正地做人。 (郁凤城摘自《雨花》 2009年9月下半月刊,郑图)
人生中有许多事情可以重新选择,唯有自己的血缘至亲无法选择。从我和弟弟妹妹出生的那一刻起,我们的身份就被深深地打上了农民的烙印,命运便不容选择地将我们与苦难的母亲紧紧地捆绑在了一起。从此,踏上了荆棘遍地、坎坷不平的人生征程。 一 我们的家乡在沂蒙山腹地,这里四面环山,相当闭塞,村民们一年到头全靠地瓜干煎饼来维持生存。不识字的母亲共生了4个孩子,我在家中排行最大,后边还有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在这面朝黄土背朝天、土里刨食的庄户人家,生活的困难就可想而知了。但母亲却不听邻家大叔那句“穷读书、富放猪”的致富经,先后把我们送进了学校。为此,母亲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从我记事起,便知道父亲没日没夜地在山上采石头卖。辛辛苦苦的父亲采一天的石头才能卖5角钱;母亲则像男劳力一样在田里劳动。虽是这样,母亲却咬紧牙关,坚决不让我和弟弟、妹妹辍学。 我13岁那年在县城的一所中学就读。由于家里穷,我一日三餐全靠吃母亲送来的地瓜干煎饼和咸菜充饥。 高考那年夏天,母亲送来的煎饼太潮湿,第二天便长出了一层长长的绿毛,眼看着一个星期的口粮断了。没办法,我只好把煎饼撕碎泡在茶缸里滤去那层霉味充饥。这样坚持了一两天,在第三天上课的时候,我突然感到腹部剧烈地疼痛,两耳轰鸣,呕吐不止,接着便住进了医院。这一年,我以5分之差落榜。 记得从县城看榜回到村里,我不敢回家,害怕看到母亲那失望的眼神。一直徘徊到下午,我才回到家中。此刻,母亲正在剁地瓜皮子。母亲忐忑不安地问我:“山子呀,考上了没有?”我无奈地摇了摇头。“别泄气,考不上再等一年。”接着,母亲便又“嚓嚓”地剁起了地瓜皮子。“―哎哟!”忽然传来了母亲的一声呻吟,我抬头一看,母亲正用右手使劲地捂住翻地瓜皮子的左手,殷红的鲜血顺着手背流了下来,滴在了未剁碎的地瓜皮上。 唉,那一刀剁在了母亲的手上,也剁在了我的心里。第二年,我考上了一所省属中专―山东丝绸工业学校。这对于我们家来说,是多么大的一个喜讯呀!可此时,债台高筑的母亲,却再也拿不出一分钱来。为此,母亲三天三夜没合眼。第四天,吃完晚饭,母亲告诉我们她去姑姑家借点钱,我们坐在灯前一直等到半夜,还没见母亲回来。父亲和我急了,因为去姑姑家都是坎坷不平的山路,要经过几座山和一片阴森森的坟地。就在我们准备去找母亲的时候,只见母亲头发凌乱、踉踉跄跄地回来了,额头上、手上都是血。我急忙把母亲扶到炕沿上坐下,问发生了什么事。母亲长叹了一口气说:“路上遇着了拦路贼,没搜着钱,打了我一棍子就走了。”然后,母亲脱掉鞋子,颤抖着手从里面掏出一沓钱递给我。望着那摞沾满鲜血、母亲差一点搭上命借来的人民币,我的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一串串落了下来。 农家的孩子早懂事。在省丝绸学校读书的日子,每当就餐时,总看到城里孩子吃馒头还得剥皮,可我捏着那热气腾腾的白面馒头却怎么也舍不得咽下。在农家孩子的潜意识里,独自享用这些东西是伤天害理的。于是,寒假结束返校前,我骗母亲说,学校里的饭票不够吃,让母亲再为我准备一尼龙袋地瓜干煎饼。为此我省下了50多斤馒头票。放暑假时,我去食堂兑换成两袋子馒头,便匆匆踏上了归途。 当我用双手将白花花的馒头捧给母亲时,母亲愣住了,满脸狐疑地问我:“儿呀,这不是偷来的吧?咱人穷志不能短呀!”竟不敢去接。我只好含着热泪将事情的经过告诉了母亲。母亲怔怔地望着我,过了很长时间,她突然伸出松树皮一样的胳膊,将我紧紧揽到怀里,说:“好,好孩子,我吃,我吃……”但我分明感到两滴滚烫的液体滴到了我的脖子上。―那是老母亲辛酸的泪呀! 二 1991年7月,我从省丝绸学校毕业后,原指望能找个好工作挣钱供弟弟妹妹读书,可我的梦想很快被无情的现实击得粉碎。我和许多弱势群体的子女一样被稀里糊涂地分到一家很不景气的工厂。有时,一连两个月发不上工资。后来,我又调换了几个单位,但都不尽如人意。我连自己的温饱问题都不能解决,又怎能顾及乡下的弟弟、妹妹呢? 当年年底,我回家过年,在一次家庭会上,父亲几乎在没有征求任何人意见的前提下,就武断地对妹妹甩出了一句硬邦邦的话:“兰子,过年后就不用去上学了,家中实在没办法了。”“我不同意,”母亲霍地站起来,“我就是到街上要饭,也要送兰子上学。”“你看你这熊样,你有什么本事能送她上学?”父亲对着母亲吼道。母亲也毫不妥协,最后,两人竟厮打成一片。妹妹蜷缩在墙角边一声不吭,那可怜的眼神好像一只待宰的羔羊。忽然,妹妹“哇”的一声哭了,她跪在父亲跟前,抱着父亲的腿,苦苦地哀求:“爹……爹爹……让……我念书吧,俺每天都不吃早饭和午饭了,省……省下钱来上学行吗?”沉默了很长时间,父亲突然“呜”的一声哭了。母亲像傻了似的,怔怔地望着墙壁,痴痴地发呆,她蹒跚着挪到墙角,蹲下,双手抱着头,不停地抽泣起来,那瘦弱单薄的身影此刻显得多么孤独和无助! 1995年8月,辍学三年在长岛打工的妹妹靠自学以惊人的毅力考入泰安贸易学校委培班。这本来是一件大喜事,但那高达7000元的学杂费却把全家人推进了绝望的深渊。母亲的头发一夜间全白了。 半夜,忽然传来“嘭嘭”的敲门声,弟弟踉踉跄跄地闯了进来,语无伦次地说:“哥……哥,娘,娘……出事了。”我脑袋“嗡”的一声,匆忙和弟弟来到母亲的房间。只见母亲斜躺在炕上,口吐白沫,脸色发青,已不省人事,旁边,放着一个带剧毒符号的农药瓶。妹妹吓得浑身打哆嗦,摇着母亲的腿,哭着说:“娘呀,你别吓我呀,我再也不上学了。” 在医院里,母亲打了一天一夜的吊瓶,终于脱离了危险。母亲醒来后第一句自责的话就是:“我无能呀,人家的孩子考不上学,可我的孩子考上学,我却没钱送她上呀!”母亲对儿女们这份亲情感动了苍天,感动了亲戚们,做生意的舅舅第一个送来了2000元钱。以后,又陆续收到其他亲戚送来的钱,就在妹妹去学校报到的头一天,终于凑齐了所需的学杂费。 三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供我们上学过多地透支了生命,残酷的病魔悄悄走近了善良的母亲。 1995年冬,当我从父亲口中得知母亲头晕得厉害、经常正干着活便不省人事的消息后,便匆忙将母亲接到临沂来治病。当时我所供职的单位已很长时间没给我发工资了,为给母亲治病,我不得不四处借债。记得当时为了省下住院费,我在离医院不远的一个小村庄每月花15元钱租了一间废弃的民房。然后,找了些砖头和两扇旧门搭了一张简易的床,供母亲住宿和休息。该给母亲打针时,我便将母亲背到医院里;打完针后,再将母亲背回去。民房四面透风,犹如冰窖。有一天深夜,纷纷扬扬的大雪铺天盖地地下着,呼呼的北风仿佛要将屋顶掀飞。母亲在旧病的基础上,又患了重感冒,浑身发抖,牙齿咯咯地打架,大汗淋漓,但嘴里却不停地喊冷。我借着微弱的烛光,环顾屋内四周,唯一的一块蜂窝煤已于昨天晚上为母亲熬药时烧完了。正当我急得眼里冒火星时,忽然想起小时候经常将小脚伸到母亲怀里取暖的情景。我连忙解开胸前的纽扣,跪在母亲床前,将母亲扎人、冰凉的脚放到怀里,替母亲暖脚。望着母亲那苍白的头发,那额头上地瓜沟似的皱纹,那满脸黄豆大的汗珠,那干裂泛白的嘴唇,我想起了风雪中母亲送我们去上学的镜头……刹那间,百感交集,我抱着昏睡中母亲的腿,“呜呜”地大哭起来。这一次,苦命的母亲花了不足1000元钱,病便好了。 记得有位哲人说,苦难本身是一种财富。生活的坎坷艰难,并没有使我和弟弟妹妹向命运低下头颅,更没有使我们痛苦消沉下去,反而激起了我们顽强拼搏的斗志。弟弟下岗后很快就找到了新的工作,妹妹毕业后也谋得了一村委会会计的差使,我后来调入基层乡镇从事宣传工作。2003年10月,我通过考试,又调入上级纪委效能投诉中心工作。母亲非常高兴,在父亲的陪同下专门从100多公里的老家赶到城里,反复嘱咐我,别忘了自己的农民出身,无论干任何工作都要对得起咱老百姓,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别给她丢了脸。 母亲虽然不识字,但她却明白知识改变命运这个简单朴素的人生道理。为送我们去上学,殚精竭虑的母亲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代价。 如今,人生中最艰难的岁月我们都已挺了过来,作为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儿女,我们没有远大的理想和宏伟的抱负,只知道勤勤恳恳地工作,堂堂正正地做人。 (郁凤城摘自《雨花》 2009年9月下半月刊,郑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