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卷第11
期第2
2013年11月
国际经贸探索
11Vol.29N o. N O V . 2013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Trade Research
金融发展与出口复杂度提升
———基于作用路径的实证
顾国达，郭爱美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浙江杭州310027）
摘
要：文章将复杂产品定义为由多种异质性中间投入品加工而成的产品，中间产品的异质性越
强，最终产品的技术复杂度越高。基于该定义，研究发现金融发展主要通过人力资本积累、研发效率提升和FDI 技术溢出吸收能力提升等三条路径，作用于中间产品异质性进而一国出口复杂度提升。文章同时采用跨国数据对金融发展作用于出口复杂度提升的三条路径分别进行了经验验证，实证结果肯定了我们的理论预期，且该结论对于不同的金融发展指标具有稳健性。关键词：金融发展；中间产品异质性；出口复杂度中图分类号：F8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13）11－0101－12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造业出口企业依赖本国静态资源禀赋优势在出口规模提升上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从产业链地位、产品附加值和产业结构角度来看，我国制造企业长期锁定在以加工贸易为典型特征的低技术含量生产环节，表现出“低水平陷阱”
（low-development trap ）的特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金融深化滞后，融
资约束从诸多方面限制了企业的研发投资和技术进步，不利于企业、产业和国家动态比较优势的形成和强化。
目前，金融与贸易的关系研究可分为三个视野：一是对金融发展与贸易贸易量的探讨，二是对金融发展与贸易结构的分析，三是对金融发展与企业出口行为的研究。理论研究的对象从“国家／地区”（industry ），再到“企业／公司”
（Country ／Region ）到“行业／产业”
（firm ），大致经历了古典、新古典、新贸易理论及
新新贸易理论四大阶段，相应地伴随着代表性的比较优势理论（Smith ，1776；
Ricardo ，1817）、幼稚产业保护理论（List ，1841）、资源禀赋理论（Heckcher ，1919；Ohlin ，1933；Samuelson ，1940s ）、动态贸易理论（Krugman and Helpman ，
收稿日期：2013－05－06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1CJL033）；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2YD01Z ）
作者简介：顾国达（1962－），浙江宁波人，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世界经济；郭爱美（1979－），黑龙江省佳木斯人，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世界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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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Grossman and Helpman ，1991）和企业异质性理论（Melitz ，2003；Melitz and Ottaviano ，2005；Yeaple ，2005）。前两个视野一直是金融与贸易关系理论研究的重
心。Kletzer and Bardhan （1987）指出，金融发展水平高的国家在外部融资依赖性较高的行业上更具有比较优势。按照这一逻辑，在传统要素禀赋理论框架内，金融发展水平高的国家将出口外部融资依赖度高的产品（Rajan and Zingales ，1998；Beck ，
2003；Svaleryd and Vlachos ，2005；Hur ，Raj and Riyanto ，2006；包群和阳佳余，2008）。新新贸易理论之后，金融与贸易关系的研究出现了方向性转变，由对贸易结
构的研究转向了对企业出口行为以及出口二元边际的研究（Chaney ，2005；
Greenaway et al．，2007；Berman and Héricourt，2010；陈磊、宋丽丽，2011；于洪霞
等，2011；Manova ，2012）。
产业间以及产业内贸易盛行时期，贸易的行业结构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一国贸易比较优势或竞争优势。然而，在产品内分工日益发达的今天，以行业为标准度量产品先进程度以及获利状况则显得过于粗糙，因为产品价值链各环节附加值差异巨大，
“微笑曲线”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对产品的行业划分亟需聚焦于产品本身。
同时，新经济增长理论对内生技术进步作为经济增长源泉地位的确认，使我们有必要特别关注产品的技术含量。然而，目前对金融发展与贸易品技术含量方面的研究却相对较匮乏。为此，本文将从产品本身的技术复杂度出发，在比较优势框架下研究金融发展对出口产品技术复杂度的积极影响。
本文创新有四点：第一，与多数文献采用的Hausman 等（2007）对（出口）产品技术复杂度的间接测度方法不同，本文从中间产品的异质性程度出发，直接度量产品的技术复杂度，体现了产品研发与产品技术复杂度的逻辑一致性；第二，本文以中间产品异质性为媒介，研究了金融发展对中间产品异质性的作用路径，在此基础上提出金融发展对出口产品复杂度产生积极影响的理论命题；第三，本文在跨国数据回归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采用Manova （2008）的交叉项方法，这种方法的运用可以充分体现理论机制；第四，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金融发展水平与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理论关系的探讨和经验确认，有助于我们重新发现金融的作用，对于本国（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同样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因此，本文余下部分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金融发展与中间产品异质性的作用路径分析与相应理论命题的提出；第三部分是计量模型设定、变量定义及数据来源说明；第四部分是计量结果及分析；最后是结论。
二、理论机制
本文将复杂产品定义为由多种异质性中间投入品加工而成的产品，所投入中间产品的平均异质性越强，则认为该产品的技术复杂度越高。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形下，金融发展水平高的国家将在强中间产品异质性复杂产品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从而该国总体出口复杂度相应也较高。我们将金融发展对中间产品异质性程度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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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路径归纳为以下三条。
（一）人力资本积累机制
金融发展通过降低一国信贷市场的不完全性，提高教育融资的水平和效率，增加一国的人力资本水平，从而影响中间产品行业的技术进步速度和中间产品异质性。考虑Romer （1990）的中间产品扩展型内生技术进步模型，A A ＝δH A ，其中H A 即为服务于研发部门的人力资本数量。假设服务于研发部门和其他生产部门的人力资本比例不变，那么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将通过为教育提供更充足高效的融资增加总体的人力资本水平和数量，从而增加研发人员的数量，并最终促进中间产品的技术进步，提高了中间产品异质性。信贷市场作用于人力资本投资的机制在于：
（1）由
于个体获取技能的能力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个人或家庭的财富（Chesnokova and
·
Krishna ，2009），信贷市场的存在将使人力资本投资不再完全依赖于个人或家庭的
内部融资，信贷市场对资金短缺者的教育贷款，增加了人力资本的积累速度（Cartiglia ，1997；Keane and Wolpin ，2001）；
（2）信贷市场的日趋完善将减少对借贷
（Townsend ，1979；Boyd
者资信状态识别的昂贵成本（costly state verification cost ）
and Smith ，1997），提高了教育融资的效率，降低了融资成本和个体受教育的信贷门
槛，从而促进了一国总体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Teraji ，2003）。
（二）研发效率提升机制
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能够降低金融机构和企业间的信息非对称程度，缓解或解决企业的逆向选择问题，降低优质企业的融资成本，从而提高中间产品行业总体研发效率，促进中间产品异质程度的提高，提升产品技术复杂度。众所周知，研发活动存在规模收益递减，同时由于产品的技术复杂度越高，其与世界技术前沿的差距越小，则研发难度越大（齐俊妍等，2011），因而最终产品的技术复杂度越高，中间产品的研发不确定性越强（Berkowitz et al．，2006）。由于金融市场不完善，金融机构与企业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企业了解研发项目的风险及收益，但金融机构却无法确定企业的风险水平，因而，按照期望收益提供贷款的金融机构往往对优质企业提出过高的贷款条件，而对劣质企业提出过低的贷款条件，这无疑增加了优质企业的融资难度，降低了中间产品行业总体的研发效率和技术进步速度，不利于复杂产品的生产和比较优势提升。金融系统的不断完善则提高了金融机构对各类企业的甄别效率，降低了贷款上的不确定性，进而缓解并逐步消除金融机构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Wynne ，2005）。因此金融发展水平越高，不确定性较强的高技术复杂程度产品的研发和生产越容易实现外部融资，从而该国越倾向于在此类产品上形成比较优势，金融发展程度的提高有助于促进一国从生产低技术复杂度产品转向高技术复杂度产品，最终促进国家整体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
（三）FDI 技术溢出吸收能力提升机制
金融发展通过提高FDI 技术溢出的吸收能力间接影响中间产品异质程度。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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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对人力资本积累和研发效率提升所起的积极作用不仅直接促进了中间产品的技术进步，同时，也为FDI 对东道国企业的技术溢出提供了良好的条件。Keller （2004）发现，引进外资未必带来技术外溢效应，FDI 产生技术外溢的前提是东道国企业具备足够的学习能力和吸收能力，而人力资本和企业的研发水平就是决定FDI 技术溢出吸收能力的关键要素，从这个角度讲，金融发展通过人力资本积累效应和企业研发效率提升效应对中间产品技术进步所起的作用可谓“一箭双雕”。此外，金融发展通过改善企业的融资约束增加了本土企业与外资企业在产业价值链上的关联性，促进了FDI 的技术溢出。Javorcik and Spatareanu （2011）的研究发现，融资约束小的企业更容易进入跨国公司的供应链因而更可能获取来自跨国公司FDI 的后向技术溢出。类似地，李国民、王秋石（2007）和Alfaro 等（2010）的研究发现，当金融市场充分发展时，FDI 将通过后向关联效应对东道国中间产品研发和生产企业产生正向技术溢出，提高中间产品的异质性。
基于金融发展对中间产品异质性三条作用路径的分析，国家间禀赋差异重要表现的金融发展水平是一国产品出口比较优势的重要来源。假设世界上存在两个国家，北方国家（N ）和南方国家（S ），并且北方国家的金融发展水平（FD ）高于南方国家，即FD N ＞FD S ，在两国初始技术条件和其他要素禀赋相同的情况下，由于金融发展水平的差异，北方国家中间产品的异质性程度更高，其出口产品的技术复杂程度也将更高。开放经济条件下，北方国家将在强中间产品异质性的复杂产品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因而其总体的出口复杂度也会更高。
有利于
国家间禀赋差异
高金融发展水平
人力资本积累
强中间产品异质性的复杂产品
高
研发效率提升
低金融发展水平
不利于
比较优势
弱中间产品异质性的简单产品
出口复杂度
FDI 溢出吸收
低
图1：金融发展作为复杂产品比较优势来源的作用路径
我们给出待经验验证的如下理论命题：
1．金融发展通过提高人力资本的积累水平促进了一国出口产品复杂度的提升；2．金融发展通过提高中间产品的研发效率促进了一国出口产品复杂度的提升；3．金融发展通过增强FDI 技术溢出促进了一国出口产品复杂度的提升。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
借鉴现有文献中广泛运用的交叉项方法（Rajan ＆Zingales ，1998；Manova ，2008），本文采用三个计量模型分别对上面提出的理论命题进行检验，经验模型设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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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COMP ＝α＋β1FD *HC ＋Σj βj X j ＋εEXPCOMP ＝α＋β1FD *RE ＋Σj βj X j ＋εEXPCOMP ＝α＋β1FD *FDI ＋Σj βj X j ＋ε
（1）（2）（3）
其中，ε表示服从标准正态分布的随机干扰项，X j 表示一系列影响一国出口复杂度的国家特征。三个模型中交叉项的系数是我们重点关注的，其中交叉项体现了待检验的理论机制。按照理论分析，参数β1预期为正。受产品复杂度相关研究文献（王永进等，2010；齐俊妍，2011）启发，本文主要采用市场规模（GDPPC ）、要素禀赋（CAPPC ）、合约制度质量（CNENF ）、基础设施质量（INFRA ）、FDI 占GDP 比重（FDI ）、进口资本品占GDP 比重（IMP ）等指标作为控制变量。
（二）核心变量及数据来源
按照理论命题和经验模型设定，本文核心变量主要有以下五个：
1．出口复杂度（EXPCOMP ）。
出口复杂度由该国不同技术含量的出口产品经所占贸易份额加权而得。计算公式如下：
EXPCOMP c ＝ΣEXP ×Z i
EXP c i
其中，EXP ci 表示国家c 产品i 的出口额，EXP c 表示该国的出口总额，Z i 表示产品i 的技术含量。关于Z i 的计算，Rauch （1999）和Nunn （2007）的研究给我们很大启发。Rauch （1999）根据市场定价方式的不同将产品分为三类：1．主要在有组织的市场进行交易的产品，如钢铁和猪肉；2．在贸易品目录里有参考价格的商品，如化学品和化肥；3．既没有参考价格也没有有组织交易市场的产品，如汽车和机器。按照微观经济学的市场结构理论，异质性越强的产品越具有垄断性，越不可能具有统一的价格。为此，我们将第一类商品看成是无异质性的简单商品，将第二类商品看成是具有中间水平异质程度的商品，而第三类则属于强异质性商品。参照Nunn （2007）的方法，采纳Rauch （1999）对各类投入品异质性程度的测度，结合美国投入产出表中每项最终产品生产所使用的投入品种类和价值信息，构造下面的指标来衡量每项最终产品的技术含量或复杂程度：
Z i ＝Σj θij R j
其中，θij 等于行业i 中投入品j 的支出占所有投入品支出总额的比重；R j 代表投入品j 中既不能在有组织的市场交易又没有参考价格的部分所占比重。由于本文多个变量的数据来源不一，出于行业标准匹配的考虑，我们统一将各类行业数据匹配为四位数SITC rev．2，其中不同行业分类标准下产品技术含量转换表（由NAICS 分类转化为SITC 分类）来自Feenstra （2000）。
2．金融发展水平（FD ）。
各国金融发展水平由三个金融发展子指标经主成分分析法提取第一主成分求得。三个子指标分别衡量金融发展的三个方面，金融规模、金融活跃度和金融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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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国达，郭爱美：金融发展与出口复杂度提升
其中，金融规模FD－SIZE＝log［（股票市场资本化水平＋金融中介的私人贷款额）
／GDP ］，金融活跃度FD－ACTIVITY＝log［（股票总交易额*金融中介对私人贷款）／GDP ）］，金融效率FD－EFFICIENCY1＝log［（股票总交易额占GDP 比重／净利息收益
率）］。出于计量结果稳健性检验考虑，同时构造了另外一个金融效率衡量指标FD－
EFFICIENCY2＝log ［（股票总交易额占GDP 比重／银行经营成本占总资产比重）］，其
与前述金融规模和金融活跃度共同组成了另一个金融发展水平指标（FD2），采用的方法同样是提取三者的第一主成分（Levine ，2002）。为了平抑经济周期波动与金融动荡对各年金融数据的影响，我们采用2001～2010共10年金融数据的平均值衡量各金融指标。金融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金融发展与金融结构数据库（1960～2010）。
3．人力资本水平（HC ）。
用人均高中及以上层次受教育年限来衡量。数据来源于Barro－Lee最新的教育获得数据库（Educational Attainment Dataset 2010）。
4．研发效率（RE ）。
用发明专利的授予量除以研发费用支出来计算。其中，发明专利授予量数据来自WIPO 专利数据库，研发费用支出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研发数据库。
5．FDI 技术溢出（FDI ）。
用FDI 存量占GDP 比重来衡量FDI 研发溢出的可能性。数据来源：UNCTAD 数据库。
6．其他。
除核心变量外，影响同一被解释变量的因素有很多。进行计量分析时，需要对这些变量予以控制。如果这些变量同核心解释变量存在相关关系，却未被纳入经验模型，那么得到的关于核心解释变量的结论将会是有偏的，可靠性存疑。为此，本文纳入了一系列控制变量（见表1）。
表1：控制变量及数据来源一览表
变量
名称资本禀赋
解释、构造及主要参考文献
用支出法人均GDP 乘以投资在当年GDP 中的比重得到当年人均物质资本投资流量，用1960年的支出法人均GDP 的三倍作为初始人均物质资本存量，假设物质资本的折旧率为年均6％，用永续盘存法可得各年的人均物质资本存量（Hall＆Jones ，1999）
数据来源
CAPPC PWT 7．1
NATRES CNENF GDPPC INFRA IMP
自然资源禀赋合约执行效率人均收入基础设施质量资本品进口
人均土地面积（平方米）
将合约执行效率排序标准化到［0，1］区间用PPP 计算的支出法人均GDP （2005年不变价）平均每平方千米土地上的铁路里程（km ）
进口资本品总额占GDP 比重＝（BEC 41＋BEC 521）／GDP
世行WDI 数据库世行WDI 数据库
PWT 7．1世行WDI 数据库
UNCTAD 数据库
PWT 7．1
（三）变量描述性分析
我们首先对三个经验模型中的主要变量进行了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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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国达，郭爱美：金融发展与出口复杂度提升
表2：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整体
指标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金融发展水平高的国家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金融发展水平低的国家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EXPCOMP FD1FD2HC RE FDI GDPPC CNENF IMP INFRA CAPPC NATRES 的国家。
[***********]648383
0．480．180．193．180．6549．3518089．550．645．753．1258377．6241397．30
0．121．691．701．431．9151．7215097．510．274．043．1552153．1780350．67
[***********]384646
0．511．451．483．620．2360．9126588．650．726．373．8587943．6836040．28
0．100．800．791．280．4565．1015065．210．284．983．5652007．7777379．61
[***********]263737
0．43－1．40－1．412．641．6734．977523．100．544．982．0621619．8248057．38
0．131．031．031．443．3220．285332．250．212．252．0717572．7384493．17
注：FD1和FD2均大于其各自中位数的国家，我们称之为金融发展水平高的国家，其他的为金融发展水平低
可以发现，金融发展水平高的国家，其总体的出口复杂度也相对较高。对于其他变量如合约制度质量、人均GDP 、资本品的进口、外商直接投资、基础设施质量、资本和技能禀赋等，金融发展水平高的国家也要相对好于其他金融发展水平低的国家，只有自然资源禀赋和研发效率例外。低金融发展水平国家自然资源禀赋总体上要好于高金融发展水平国家；由于金融发展水平高的国家多为发达国家，而发达国家的物价以及研发人员工资水平要大大高于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欠发达国家，所以会出现金融发展水平高的国家以研发费用作为研发投入度量的研发效率总体较低这样的现象。然而，这并不构成对理论命题的否定，因为我们的研究目的是论证金融发展水平通过促进研发效率提高来促进出口复杂度提升这样的理论机制，该机制体现的是动态过程，而不是对研发效率的水平对比。
为了增强对待论证理论命题的感性认识，我们在计算2011年各国总体出口复杂度的基础上，描绘了83个国家的金融发展水平与其总体出口复杂度的线性拟合散点图。从图2可以看出，两者具有明显的正向关系。总体上，随着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一国的出口复杂度也随之上升。
四、计量结果及分析
由于本文计量分析采用的是截面数据，而截面数据容易产生异方差问题，所以本文采用考虑了异方差问题的稳健标准差最小二乘回归进行计量检验。
表3汇总了三个经验模型的计量结果以及采用不同金融发展水平指标所做的稳健性检验。其中，
（1）（2）是对理论命题1的验证；
（3）（4）是对理论命题2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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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国达，郭爱美：金融发展与出口复杂度提升
图2：金融发展水平（FD1）与出口复杂度（EXPCOMP ）
注：国别代码采用ISO 三位数标准，与国家全称的对应表详见于联合国统计中心。
验证；（5）（6）是对理论命题3的验证。除模型（5）外，所有回归结果中金融发
展水平指标的交叉项都显著为正，说明金融发展确实通过人力资本积累、研发效率提升以及FDI 技术溢出的加强促进了一国出口复杂度提升，并且该结论对于不同的金融发展指标（FD1和FD2）均具有稳健性。其中，金融发展通过人力资本积累对一国出口复杂度的提升幅度要大于通过研发效率和FDI 技术溢出路径的提升幅度，印证了知识经济时代，人力资本对于技术进步的核心作用。三条路径中，
FDI 技术溢出路径的出口复杂度提升作用最小，可能缘于金融发展对FDI 技术溢
出作用的间接性，由于FDI 的技术溢出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该国的人力资本水平，所以FDI 技术溢出路径的出口复杂度提升作用可能有不少被人力资本积累路径所吸收。
由于复杂产品由多种异质性中间投入品组成，复杂产品生产商往往需要与多个中间产品生产商签订采购合约，而由中间产品异质性所产生的资产专用性问题，可能导致交易双方的不信任，从而使双方利益受损，合约制度质量（CNENF ）的提高则通过对订约相关方合法利益的有效保障，对一国出口复杂度的提升起到稳定的促进作用，这一结论与Nunn （2007）和茹玉骢等（2010）的研究相一致。同时，基础设施质量的改善，通过降低交易成本，增加了中间产品的市场厚度，提高了中间产品与最终产品的匹配效率，进而提升了一国总体出口复杂度。理论上来讲，人均收入的提高将通过“母国效应”促进复杂产品的生产与出口，但同时，
“雁型理论”
也提醒我们，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有可能导致本国制造产业空心化，两种反向作用相互抵消，最终人均收入对出口复杂度的影响并不显著。由于本文中FDI 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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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被解释变量：出口复杂度（EXPCOMP ）
解释变量
（1）
（2）
（3）
（4）
（5）
（6）
FD1HC FD1RE FD1*FDI FD2HC FD2RE FD2*FDI CNENF IMP GDPPC FDI CAPPC HC NATRES INFRA Cons 样本数
***
*
0．006**（2．47）
0．004**（2．01）
0．0003（1．36）
0．007***（3．03）
0．004**（2．09）
0．0004*（1．84）
0．088*（1．74）
0．088*（1．77）
0．072（1．48）
0．073（1．49）
0．096*（1．83）
0．097*（1．89）
0．003（0．50）
0．003（0．50）
0．006（0．98）
0．006（0．98）
0．003（0．48）
0．003（0．43）
－4．45e－06（－1．38）
－4．31e－06（－1．36）
－2．30e－06（－0．76）
－2．30e－06（－0．76）
－3．87e－06（－1．15）
－3．74e－06（－1．12）
－0．001
***（
－3．23
）
－0．001***（－3．28）
－0．001***（－4．69）
－0．001***（－4．71）
－0．001***（－4．44）
－0．002***（－4．32）
1．09e－06（1．18）
9．45e－07（1．03）
8．65e－07（1．03）
8．63e－07（1．03）
1．22e－06（1．29）
1．09e－06（1．15）
0．001（0．07）
0．001（0．15）
－0．001（－0．08）
－0．001（－0．07）
0．001（0．15）
0．002（0．24）
－3．94e－07*（－1．87）
－3．85e－07*（－1．84）
－5．68e－07*（－2．11）
－5．68e－07*（－2．11）
－4．35e－07**
（－2．03）
－4．22e－07*（－1．99）
0．0170．420
***
0．0170．421
***
0．0110．454
***
0．0110．454
***
0．0150．420
***
0．016***（3．15）
（3．58）
***
（3．73）
***
（2．31）
***
（2．31）
***
（3．05）
***
0．423***（14．76）
（14．63）（14．63）（13．91）（13．92）（14．62）
640．460．00
640．470．00
***
550．470．00、
**
550．470．00
640．430．00
640．440．00
Adj－RP （F ）
2
注：括号中汇报的是考虑了异方差的t 值。、
*
分别表示回归系数在1％、5％、10％水平下显著。
采用的是存量而不是流量，而发达国家的FDI 存量水平近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的2倍，同时，发达国家间的FDI 主要以水平投资为主，对发展中国家的FDI 则以垂直投资为主，在边际收益递减规律作用下，FDI 对发展中国家复杂产品出口的促进作用要大于对发达国家的作用，所以，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放在一起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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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回归的结果是，FDI 存量对出口复杂度的作用为负。理论分析认为资本品的进口可以促进一国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然而本文中资本品进口指标的系数虽然为正数却并不显著，可能与该指标无法区分进口资本品的使用率、使用效果以及最终用途（生产内销品还是外销品）有关。回归结果表明，人均资本和人力资本水平对一国总体出口复杂度的作用虽为正数，却并不显著，可能其作用被其他变量吸收所致，比如人均资本的出口复杂度提升作用可能被基础设施质量所吸收，而人力资本水平的作用则可能被金融发展水平的交叉项所吸收。自然资源禀赋的负系数再次印证了“自然资源诅咒”的存在，对自然资源的过度依赖，降低了一国开辟长价值链多生产环节复杂产品行业的努力，进而对一国出口复杂度的提升产生了消极影响。
五、总结
本文以中间产品异质性为媒介，分析了金融发展作用于一国出口复杂度提升的三条路径：金融发展通过人力资本积累、研发效率提升以及促进FDI 技术溢出等增强了一国中间产品的异质性程度，并经由国家间比较优势的转化作用，最终提升了一国出口复杂度。文章随后对这三条作用路径分别进行了经验验证，经验分析的结果肯定了我们的理论预期，金融发展水平与三个中间变量交叉项的回归结果均显著，且该结论对于不同的金融发展指标具有稳健性。
本文的政策含义非常明显。充分发挥金融部门的甄别和融资功能，为中间产品的研发创造充足的条件，通过提高一国出口产品的复杂度或技术含量，占据有利的国际分工地位并获取较大的比较利益。
本文对金融发展与一国出口复杂度关系的探讨，是对现有金融发展与贸易结构、贸易量关系研究文献的补充和深化。然而，本研究仍存如下不足或可拓展之处：1．对金融发展与出口复杂度三条作用路径的探讨是分别进行的，缺少统一的理论框架来整合这些作用机制；2．仅对理论命题进行了全样本检验，未对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进行分样本检验，因而，无法发现异质性国家间理论机制的作用差异；3．由于采用的是截面数据，缺少时间维度的检验，无法发现理论机制是否存在动态变化；
4．除国际层面的实证外，本研究还可应用于一定区域内部各地区间的对比分析，比
如一国内部各省之间，由于研究范围的细化，可能产生更丰富的结论。5．仅探讨了金融发展整体水平对出口复杂度的影响，未涉及金融结构；而不同的金融结构（银行主导还是市场主导）会对微观企业的研发行为产生影响，并最终影响到宏观的出口复杂程度；这些不足。也将是我们今后的努力方向。
（顾国达电子邮箱：guoaimei＠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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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Export Complexity Increase :
An Empirical Test Based on Functioning paths
GU Guo－da, GUO Ai－mei
(Zhejiang University , Hangzhou 310027, China )
Abstract :Complex products are defined as the products made of a variety of heterogeneous intermediates．The more heterogeneous the intermediates are , the more complex the final goods are．The paper points out that financial development improves a country's export sophistication via the heterogeneity of intermediates through three paths :namely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 R＆Defficiency promotion and the capability increase of absorbing technology spillovers of FDI．It makes an empirical test of the three paths by using cross－border data respectively．The empirical results confirm our theoretical expectation and are robust to different indicators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Key words :financial development ; the heterogeneity of intermediates ; export complexity
（责任编校王园林）
112
9卷第11
期第2
2013年11月
国际经贸探索
11Vol.29N o. N O V . 2013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Trade Research
金融发展与出口复杂度提升
———基于作用路径的实证
顾国达，郭爱美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浙江杭州310027）
摘
要：文章将复杂产品定义为由多种异质性中间投入品加工而成的产品，中间产品的异质性越
强，最终产品的技术复杂度越高。基于该定义，研究发现金融发展主要通过人力资本积累、研发效率提升和FDI 技术溢出吸收能力提升等三条路径，作用于中间产品异质性进而一国出口复杂度提升。文章同时采用跨国数据对金融发展作用于出口复杂度提升的三条路径分别进行了经验验证，实证结果肯定了我们的理论预期，且该结论对于不同的金融发展指标具有稳健性。关键词：金融发展；中间产品异质性；出口复杂度中图分类号：F8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13）11－0101－12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造业出口企业依赖本国静态资源禀赋优势在出口规模提升上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从产业链地位、产品附加值和产业结构角度来看，我国制造企业长期锁定在以加工贸易为典型特征的低技术含量生产环节，表现出“低水平陷阱”
（low-development trap ）的特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金融深化滞后，融
资约束从诸多方面限制了企业的研发投资和技术进步，不利于企业、产业和国家动态比较优势的形成和强化。
目前，金融与贸易的关系研究可分为三个视野：一是对金融发展与贸易贸易量的探讨，二是对金融发展与贸易结构的分析，三是对金融发展与企业出口行为的研究。理论研究的对象从“国家／地区”（industry ），再到“企业／公司”
（Country ／Region ）到“行业／产业”
（firm ），大致经历了古典、新古典、新贸易理论及
新新贸易理论四大阶段，相应地伴随着代表性的比较优势理论（Smith ，1776；
Ricardo ，1817）、幼稚产业保护理论（List ，1841）、资源禀赋理论（Heckcher ，1919；Ohlin ，1933；Samuelson ，1940s ）、动态贸易理论（Krugman and Helpman ，
收稿日期：2013－05－06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1CJL033）；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2YD01Z ）
作者简介：顾国达（1962－），浙江宁波人，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世界经济；郭爱美（1979－），黑龙江省佳木斯人，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世界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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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国达，郭爱美：金融发展与出口复杂度提升
1986；Grossman and Helpman ，1991）和企业异质性理论（Melitz ，2003；Melitz and Ottaviano ，2005；Yeaple ，2005）。前两个视野一直是金融与贸易关系理论研究的重
心。Kletzer and Bardhan （1987）指出，金融发展水平高的国家在外部融资依赖性较高的行业上更具有比较优势。按照这一逻辑，在传统要素禀赋理论框架内，金融发展水平高的国家将出口外部融资依赖度高的产品（Rajan and Zingales ，1998；Beck ，
2003；Svaleryd and Vlachos ，2005；Hur ，Raj and Riyanto ，2006；包群和阳佳余，2008）。新新贸易理论之后，金融与贸易关系的研究出现了方向性转变，由对贸易结
构的研究转向了对企业出口行为以及出口二元边际的研究（Chaney ，2005；
Greenaway et al．，2007；Berman and Héricourt，2010；陈磊、宋丽丽，2011；于洪霞
等，2011；Manova ，2012）。
产业间以及产业内贸易盛行时期，贸易的行业结构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一国贸易比较优势或竞争优势。然而，在产品内分工日益发达的今天，以行业为标准度量产品先进程度以及获利状况则显得过于粗糙，因为产品价值链各环节附加值差异巨大，
“微笑曲线”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对产品的行业划分亟需聚焦于产品本身。
同时，新经济增长理论对内生技术进步作为经济增长源泉地位的确认，使我们有必要特别关注产品的技术含量。然而，目前对金融发展与贸易品技术含量方面的研究却相对较匮乏。为此，本文将从产品本身的技术复杂度出发，在比较优势框架下研究金融发展对出口产品技术复杂度的积极影响。
本文创新有四点：第一，与多数文献采用的Hausman 等（2007）对（出口）产品技术复杂度的间接测度方法不同，本文从中间产品的异质性程度出发，直接度量产品的技术复杂度，体现了产品研发与产品技术复杂度的逻辑一致性；第二，本文以中间产品异质性为媒介，研究了金融发展对中间产品异质性的作用路径，在此基础上提出金融发展对出口产品复杂度产生积极影响的理论命题；第三，本文在跨国数据回归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采用Manova （2008）的交叉项方法，这种方法的运用可以充分体现理论机制；第四，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金融发展水平与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理论关系的探讨和经验确认，有助于我们重新发现金融的作用，对于本国（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同样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因此，本文余下部分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金融发展与中间产品异质性的作用路径分析与相应理论命题的提出；第三部分是计量模型设定、变量定义及数据来源说明；第四部分是计量结果及分析；最后是结论。
二、理论机制
本文将复杂产品定义为由多种异质性中间投入品加工而成的产品，所投入中间产品的平均异质性越强，则认为该产品的技术复杂度越高。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形下，金融发展水平高的国家将在强中间产品异质性复杂产品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从而该国总体出口复杂度相应也较高。我们将金融发展对中间产品异质性程度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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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路径归纳为以下三条。
（一）人力资本积累机制
金融发展通过降低一国信贷市场的不完全性，提高教育融资的水平和效率，增加一国的人力资本水平，从而影响中间产品行业的技术进步速度和中间产品异质性。考虑Romer （1990）的中间产品扩展型内生技术进步模型，A A ＝δH A ，其中H A 即为服务于研发部门的人力资本数量。假设服务于研发部门和其他生产部门的人力资本比例不变，那么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将通过为教育提供更充足高效的融资增加总体的人力资本水平和数量，从而增加研发人员的数量，并最终促进中间产品的技术进步，提高了中间产品异质性。信贷市场作用于人力资本投资的机制在于：
（1）由
于个体获取技能的能力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个人或家庭的财富（Chesnokova and
·
Krishna ，2009），信贷市场的存在将使人力资本投资不再完全依赖于个人或家庭的
内部融资，信贷市场对资金短缺者的教育贷款，增加了人力资本的积累速度（Cartiglia ，1997；Keane and Wolpin ，2001）；
（2）信贷市场的日趋完善将减少对借贷
（Townsend ，1979；Boyd
者资信状态识别的昂贵成本（costly state verification cost ）
and Smith ，1997），提高了教育融资的效率，降低了融资成本和个体受教育的信贷门
槛，从而促进了一国总体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Teraji ，2003）。
（二）研发效率提升机制
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能够降低金融机构和企业间的信息非对称程度，缓解或解决企业的逆向选择问题，降低优质企业的融资成本，从而提高中间产品行业总体研发效率，促进中间产品异质程度的提高，提升产品技术复杂度。众所周知，研发活动存在规模收益递减，同时由于产品的技术复杂度越高，其与世界技术前沿的差距越小，则研发难度越大（齐俊妍等，2011），因而最终产品的技术复杂度越高，中间产品的研发不确定性越强（Berkowitz et al．，2006）。由于金融市场不完善，金融机构与企业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企业了解研发项目的风险及收益，但金融机构却无法确定企业的风险水平，因而，按照期望收益提供贷款的金融机构往往对优质企业提出过高的贷款条件，而对劣质企业提出过低的贷款条件，这无疑增加了优质企业的融资难度，降低了中间产品行业总体的研发效率和技术进步速度，不利于复杂产品的生产和比较优势提升。金融系统的不断完善则提高了金融机构对各类企业的甄别效率，降低了贷款上的不确定性，进而缓解并逐步消除金融机构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Wynne ，2005）。因此金融发展水平越高，不确定性较强的高技术复杂程度产品的研发和生产越容易实现外部融资，从而该国越倾向于在此类产品上形成比较优势，金融发展程度的提高有助于促进一国从生产低技术复杂度产品转向高技术复杂度产品，最终促进国家整体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
（三）FDI 技术溢出吸收能力提升机制
金融发展通过提高FDI 技术溢出的吸收能力间接影响中间产品异质程度。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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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国达，郭爱美：金融发展与出口复杂度提升
发展对人力资本积累和研发效率提升所起的积极作用不仅直接促进了中间产品的技术进步，同时，也为FDI 对东道国企业的技术溢出提供了良好的条件。Keller （2004）发现，引进外资未必带来技术外溢效应，FDI 产生技术外溢的前提是东道国企业具备足够的学习能力和吸收能力，而人力资本和企业的研发水平就是决定FDI 技术溢出吸收能力的关键要素，从这个角度讲，金融发展通过人力资本积累效应和企业研发效率提升效应对中间产品技术进步所起的作用可谓“一箭双雕”。此外，金融发展通过改善企业的融资约束增加了本土企业与外资企业在产业价值链上的关联性，促进了FDI 的技术溢出。Javorcik and Spatareanu （2011）的研究发现，融资约束小的企业更容易进入跨国公司的供应链因而更可能获取来自跨国公司FDI 的后向技术溢出。类似地，李国民、王秋石（2007）和Alfaro 等（2010）的研究发现，当金融市场充分发展时，FDI 将通过后向关联效应对东道国中间产品研发和生产企业产生正向技术溢出，提高中间产品的异质性。
基于金融发展对中间产品异质性三条作用路径的分析，国家间禀赋差异重要表现的金融发展水平是一国产品出口比较优势的重要来源。假设世界上存在两个国家，北方国家（N ）和南方国家（S ），并且北方国家的金融发展水平（FD ）高于南方国家，即FD N ＞FD S ，在两国初始技术条件和其他要素禀赋相同的情况下，由于金融发展水平的差异，北方国家中间产品的异质性程度更高，其出口产品的技术复杂程度也将更高。开放经济条件下，北方国家将在强中间产品异质性的复杂产品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因而其总体的出口复杂度也会更高。
有利于
国家间禀赋差异
高金融发展水平
人力资本积累
强中间产品异质性的复杂产品
高
研发效率提升
低金融发展水平
不利于
比较优势
弱中间产品异质性的简单产品
出口复杂度
FDI 溢出吸收
低
图1：金融发展作为复杂产品比较优势来源的作用路径
我们给出待经验验证的如下理论命题：
1．金融发展通过提高人力资本的积累水平促进了一国出口产品复杂度的提升；2．金融发展通过提高中间产品的研发效率促进了一国出口产品复杂度的提升；3．金融发展通过增强FDI 技术溢出促进了一国出口产品复杂度的提升。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
借鉴现有文献中广泛运用的交叉项方法（Rajan ＆Zingales ，1998；Manova ，2008），本文采用三个计量模型分别对上面提出的理论命题进行检验，经验模型设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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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国达，郭爱美：金融发展与出口复杂度提升
EXPCOMP ＝α＋β1FD *HC ＋Σj βj X j ＋εEXPCOMP ＝α＋β1FD *RE ＋Σj βj X j ＋εEXPCOMP ＝α＋β1FD *FDI ＋Σj βj X j ＋ε
（1）（2）（3）
其中，ε表示服从标准正态分布的随机干扰项，X j 表示一系列影响一国出口复杂度的国家特征。三个模型中交叉项的系数是我们重点关注的，其中交叉项体现了待检验的理论机制。按照理论分析，参数β1预期为正。受产品复杂度相关研究文献（王永进等，2010；齐俊妍，2011）启发，本文主要采用市场规模（GDPPC ）、要素禀赋（CAPPC ）、合约制度质量（CNENF ）、基础设施质量（INFRA ）、FDI 占GDP 比重（FDI ）、进口资本品占GDP 比重（IMP ）等指标作为控制变量。
（二）核心变量及数据来源
按照理论命题和经验模型设定，本文核心变量主要有以下五个：
1．出口复杂度（EXPCOMP ）。
出口复杂度由该国不同技术含量的出口产品经所占贸易份额加权而得。计算公式如下：
EXPCOMP c ＝ΣEXP ×Z i
EXP c i
其中，EXP ci 表示国家c 产品i 的出口额，EXP c 表示该国的出口总额，Z i 表示产品i 的技术含量。关于Z i 的计算，Rauch （1999）和Nunn （2007）的研究给我们很大启发。Rauch （1999）根据市场定价方式的不同将产品分为三类：1．主要在有组织的市场进行交易的产品，如钢铁和猪肉；2．在贸易品目录里有参考价格的商品，如化学品和化肥；3．既没有参考价格也没有有组织交易市场的产品，如汽车和机器。按照微观经济学的市场结构理论，异质性越强的产品越具有垄断性，越不可能具有统一的价格。为此，我们将第一类商品看成是无异质性的简单商品，将第二类商品看成是具有中间水平异质程度的商品，而第三类则属于强异质性商品。参照Nunn （2007）的方法，采纳Rauch （1999）对各类投入品异质性程度的测度，结合美国投入产出表中每项最终产品生产所使用的投入品种类和价值信息，构造下面的指标来衡量每项最终产品的技术含量或复杂程度：
Z i ＝Σj θij R j
其中，θij 等于行业i 中投入品j 的支出占所有投入品支出总额的比重；R j 代表投入品j 中既不能在有组织的市场交易又没有参考价格的部分所占比重。由于本文多个变量的数据来源不一，出于行业标准匹配的考虑，我们统一将各类行业数据匹配为四位数SITC rev．2，其中不同行业分类标准下产品技术含量转换表（由NAICS 分类转化为SITC 分类）来自Feenstra （2000）。
2．金融发展水平（FD ）。
各国金融发展水平由三个金融发展子指标经主成分分析法提取第一主成分求得。三个子指标分别衡量金融发展的三个方面，金融规模、金融活跃度和金融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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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国达，郭爱美：金融发展与出口复杂度提升
其中，金融规模FD－SIZE＝log［（股票市场资本化水平＋金融中介的私人贷款额）
／GDP ］，金融活跃度FD－ACTIVITY＝log［（股票总交易额*金融中介对私人贷款）／GDP ）］，金融效率FD－EFFICIENCY1＝log［（股票总交易额占GDP 比重／净利息收益
率）］。出于计量结果稳健性检验考虑，同时构造了另外一个金融效率衡量指标FD－
EFFICIENCY2＝log ［（股票总交易额占GDP 比重／银行经营成本占总资产比重）］，其
与前述金融规模和金融活跃度共同组成了另一个金融发展水平指标（FD2），采用的方法同样是提取三者的第一主成分（Levine ，2002）。为了平抑经济周期波动与金融动荡对各年金融数据的影响，我们采用2001～2010共10年金融数据的平均值衡量各金融指标。金融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金融发展与金融结构数据库（1960～2010）。
3．人力资本水平（HC ）。
用人均高中及以上层次受教育年限来衡量。数据来源于Barro－Lee最新的教育获得数据库（Educational Attainment Dataset 2010）。
4．研发效率（RE ）。
用发明专利的授予量除以研发费用支出来计算。其中，发明专利授予量数据来自WIPO 专利数据库，研发费用支出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研发数据库。
5．FDI 技术溢出（FDI ）。
用FDI 存量占GDP 比重来衡量FDI 研发溢出的可能性。数据来源：UNCTAD 数据库。
6．其他。
除核心变量外，影响同一被解释变量的因素有很多。进行计量分析时，需要对这些变量予以控制。如果这些变量同核心解释变量存在相关关系，却未被纳入经验模型，那么得到的关于核心解释变量的结论将会是有偏的，可靠性存疑。为此，本文纳入了一系列控制变量（见表1）。
表1：控制变量及数据来源一览表
变量
名称资本禀赋
解释、构造及主要参考文献
用支出法人均GDP 乘以投资在当年GDP 中的比重得到当年人均物质资本投资流量，用1960年的支出法人均GDP 的三倍作为初始人均物质资本存量，假设物质资本的折旧率为年均6％，用永续盘存法可得各年的人均物质资本存量（Hall＆Jones ，1999）
数据来源
CAPPC PWT 7．1
NATRES CNENF GDPPC INFRA IMP
自然资源禀赋合约执行效率人均收入基础设施质量资本品进口
人均土地面积（平方米）
将合约执行效率排序标准化到［0，1］区间用PPP 计算的支出法人均GDP （2005年不变价）平均每平方千米土地上的铁路里程（km ）
进口资本品总额占GDP 比重＝（BEC 41＋BEC 521）／GDP
世行WDI 数据库世行WDI 数据库
PWT 7．1世行WDI 数据库
UNCTAD 数据库
PWT 7．1
（三）变量描述性分析
我们首先对三个经验模型中的主要变量进行了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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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国达，郭爱美：金融发展与出口复杂度提升
表2：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整体
指标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金融发展水平高的国家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金融发展水平低的国家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EXPCOMP FD1FD2HC RE FDI GDPPC CNENF IMP INFRA CAPPC NATRES 的国家。
[***********]648383
0．480．180．193．180．6549．3518089．550．645．753．1258377．6241397．30
0．121．691．701．431．9151．7215097．510．274．043．1552153．1780350．67
[***********]384646
0．511．451．483．620．2360．9126588．650．726．373．8587943．6836040．28
0．100．800．791．280．4565．1015065．210．284．983．5652007．7777379．61
[***********]263737
0．43－1．40－1．412．641．6734．977523．100．544．982．0621619．8248057．38
0．131．031．031．443．3220．285332．250．212．252．0717572．7384493．17
注：FD1和FD2均大于其各自中位数的国家，我们称之为金融发展水平高的国家，其他的为金融发展水平低
可以发现，金融发展水平高的国家，其总体的出口复杂度也相对较高。对于其他变量如合约制度质量、人均GDP 、资本品的进口、外商直接投资、基础设施质量、资本和技能禀赋等，金融发展水平高的国家也要相对好于其他金融发展水平低的国家，只有自然资源禀赋和研发效率例外。低金融发展水平国家自然资源禀赋总体上要好于高金融发展水平国家；由于金融发展水平高的国家多为发达国家，而发达国家的物价以及研发人员工资水平要大大高于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欠发达国家，所以会出现金融发展水平高的国家以研发费用作为研发投入度量的研发效率总体较低这样的现象。然而，这并不构成对理论命题的否定，因为我们的研究目的是论证金融发展水平通过促进研发效率提高来促进出口复杂度提升这样的理论机制，该机制体现的是动态过程，而不是对研发效率的水平对比。
为了增强对待论证理论命题的感性认识，我们在计算2011年各国总体出口复杂度的基础上，描绘了83个国家的金融发展水平与其总体出口复杂度的线性拟合散点图。从图2可以看出，两者具有明显的正向关系。总体上，随着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一国的出口复杂度也随之上升。
四、计量结果及分析
由于本文计量分析采用的是截面数据，而截面数据容易产生异方差问题，所以本文采用考虑了异方差问题的稳健标准差最小二乘回归进行计量检验。
表3汇总了三个经验模型的计量结果以及采用不同金融发展水平指标所做的稳健性检验。其中，
（1）（2）是对理论命题1的验证；
（3）（4）是对理论命题2的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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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金融发展水平（FD1）与出口复杂度（EXPCOMP ）
注：国别代码采用ISO 三位数标准，与国家全称的对应表详见于联合国统计中心。
验证；（5）（6）是对理论命题3的验证。除模型（5）外，所有回归结果中金融发
展水平指标的交叉项都显著为正，说明金融发展确实通过人力资本积累、研发效率提升以及FDI 技术溢出的加强促进了一国出口复杂度提升，并且该结论对于不同的金融发展指标（FD1和FD2）均具有稳健性。其中，金融发展通过人力资本积累对一国出口复杂度的提升幅度要大于通过研发效率和FDI 技术溢出路径的提升幅度，印证了知识经济时代，人力资本对于技术进步的核心作用。三条路径中，
FDI 技术溢出路径的出口复杂度提升作用最小，可能缘于金融发展对FDI 技术溢
出作用的间接性，由于FDI 的技术溢出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该国的人力资本水平，所以FDI 技术溢出路径的出口复杂度提升作用可能有不少被人力资本积累路径所吸收。
由于复杂产品由多种异质性中间投入品组成，复杂产品生产商往往需要与多个中间产品生产商签订采购合约，而由中间产品异质性所产生的资产专用性问题，可能导致交易双方的不信任，从而使双方利益受损，合约制度质量（CNENF ）的提高则通过对订约相关方合法利益的有效保障，对一国出口复杂度的提升起到稳定的促进作用，这一结论与Nunn （2007）和茹玉骢等（2010）的研究相一致。同时，基础设施质量的改善，通过降低交易成本，增加了中间产品的市场厚度，提高了中间产品与最终产品的匹配效率，进而提升了一国总体出口复杂度。理论上来讲，人均收入的提高将通过“母国效应”促进复杂产品的生产与出口，但同时，
“雁型理论”
也提醒我们，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有可能导致本国制造产业空心化，两种反向作用相互抵消，最终人均收入对出口复杂度的影响并不显著。由于本文中FDI 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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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国达，郭爱美：金融发展与出口复杂度提升
表3：被解释变量：出口复杂度（EXPCOMP ）
解释变量
（1）
（2）
（3）
（4）
（5）
（6）
FD1HC FD1RE FD1*FDI FD2HC FD2RE FD2*FDI CNENF IMP GDPPC FDI CAPPC HC NATRES INFRA Cons 样本数
***
*
0．006**（2．47）
0．004**（2．01）
0．0003（1．36）
0．007***（3．03）
0．004**（2．09）
0．0004*（1．84）
0．088*（1．74）
0．088*（1．77）
0．072（1．48）
0．073（1．49）
0．096*（1．83）
0．097*（1．89）
0．003（0．50）
0．003（0．50）
0．006（0．98）
0．006（0．98）
0．003（0．48）
0．003（0．43）
－4．45e－06（－1．38）
－4．31e－06（－1．36）
－2．30e－06（－0．76）
－2．30e－06（－0．76）
－3．87e－06（－1．15）
－3．74e－06（－1．12）
－0．001
***（
－3．23
）
－0．001***（－3．28）
－0．001***（－4．69）
－0．001***（－4．71）
－0．001***（－4．44）
－0．002***（－4．32）
1．09e－06（1．18）
9．45e－07（1．03）
8．65e－07（1．03）
8．63e－07（1．03）
1．22e－06（1．29）
1．09e－06（1．15）
0．001（0．07）
0．001（0．15）
－0．001（－0．08）
－0．001（－0．07）
0．001（0．15）
0．002（0．24）
－3．94e－07*（－1．87）
－3．85e－07*（－1．84）
－5．68e－07*（－2．11）
－5．68e－07*（－2．11）
－4．35e－07**
（－2．03）
－4．22e－07*（－1．99）
0．0170．420
***
0．0170．421
***
0．0110．454
***
0．0110．454
***
0．0150．420
***
0．016***（3．15）
（3．58）
***
（3．73）
***
（2．31）
***
（2．31）
***
（3．05）
***
0．423***（14．76）
（14．63）（14．63）（13．91）（13．92）（14．62）
640．460．00
640．470．00
***
550．470．00、
**
550．470．00
640．430．00
640．440．00
Adj－RP （F ）
2
注：括号中汇报的是考虑了异方差的t 值。、
*
分别表示回归系数在1％、5％、10％水平下显著。
采用的是存量而不是流量，而发达国家的FDI 存量水平近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的2倍，同时，发达国家间的FDI 主要以水平投资为主，对发展中国家的FDI 则以垂直投资为主，在边际收益递减规律作用下，FDI 对发展中国家复杂产品出口的促进作用要大于对发达国家的作用，所以，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放在一起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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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国达，郭爱美：金融发展与出口复杂度提升
行回归的结果是，FDI 存量对出口复杂度的作用为负。理论分析认为资本品的进口可以促进一国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然而本文中资本品进口指标的系数虽然为正数却并不显著，可能与该指标无法区分进口资本品的使用率、使用效果以及最终用途（生产内销品还是外销品）有关。回归结果表明，人均资本和人力资本水平对一国总体出口复杂度的作用虽为正数，却并不显著，可能其作用被其他变量吸收所致，比如人均资本的出口复杂度提升作用可能被基础设施质量所吸收，而人力资本水平的作用则可能被金融发展水平的交叉项所吸收。自然资源禀赋的负系数再次印证了“自然资源诅咒”的存在，对自然资源的过度依赖，降低了一国开辟长价值链多生产环节复杂产品行业的努力，进而对一国出口复杂度的提升产生了消极影响。
五、总结
本文以中间产品异质性为媒介，分析了金融发展作用于一国出口复杂度提升的三条路径：金融发展通过人力资本积累、研发效率提升以及促进FDI 技术溢出等增强了一国中间产品的异质性程度，并经由国家间比较优势的转化作用，最终提升了一国出口复杂度。文章随后对这三条作用路径分别进行了经验验证，经验分析的结果肯定了我们的理论预期，金融发展水平与三个中间变量交叉项的回归结果均显著，且该结论对于不同的金融发展指标具有稳健性。
本文的政策含义非常明显。充分发挥金融部门的甄别和融资功能，为中间产品的研发创造充足的条件，通过提高一国出口产品的复杂度或技术含量，占据有利的国际分工地位并获取较大的比较利益。
本文对金融发展与一国出口复杂度关系的探讨，是对现有金融发展与贸易结构、贸易量关系研究文献的补充和深化。然而，本研究仍存如下不足或可拓展之处：1．对金融发展与出口复杂度三条作用路径的探讨是分别进行的，缺少统一的理论框架来整合这些作用机制；2．仅对理论命题进行了全样本检验，未对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进行分样本检验，因而，无法发现异质性国家间理论机制的作用差异；3．由于采用的是截面数据，缺少时间维度的检验，无法发现理论机制是否存在动态变化；
4．除国际层面的实证外，本研究还可应用于一定区域内部各地区间的对比分析，比
如一国内部各省之间，由于研究范围的细化，可能产生更丰富的结论。5．仅探讨了金融发展整体水平对出口复杂度的影响，未涉及金融结构；而不同的金融结构（银行主导还是市场主导）会对微观企业的研发行为产生影响，并最终影响到宏观的出口复杂程度；这些不足。也将是我们今后的努力方向。
（顾国达电子邮箱：guoaimei＠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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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Export Complexity Increase :
An Empirical Test Based on Functioning paths
GU Guo－da, GUO Ai－mei
(Zhejiang University , Hangzhou 310027, China )
Abstract :Complex products are defined as the products made of a variety of heterogeneous intermediates．The more heterogeneous the intermediates are , the more complex the final goods are．The paper points out that financial development improves a country's export sophistication via the heterogeneity of intermediates through three paths :namely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 R＆Defficiency promotion and the capability increase of absorbing technology spillovers of FDI．It makes an empirical test of the three paths by using cross－border data respectively．The empirical results confirm our theoretical expectation and are robust to different indicators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Key words :financial development ; the heterogeneity of intermediates ; export complexity
（责任编校王园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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