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植物部）
第一节 概况
创办经过 1927年9月，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简称中基会）为发展中国生物科学教学和研究，邀请美国康奈尔大学生物系主任，著名昆虫学家尼丹（J. G. Needham）来华访问，当时，在中国的许多生物学者都出自其门下，与他保持着良好的学术联系。南京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秉志、胡先骕、邹秉文等认为，他们的研究尚无力延伸至中国的北方，想借尼丹访华之机，请其帮助在文化学术中心的北京设立生物调查所，故联名致函中基会干事长范源廉（字静生），力陈在北京设立生物调查所之必要及兴办之具体办法，提请中基会嘱尼丹规划筹建。尼丹在华期间，并未组建调查所，秉志等人在北京设立调查所的提议，却得到中基会赞同。筹办中，范源廉虽然不幸于是年12月逝世，但其继任者任鸿隽（字叔永）赓续前志，几经协商，终于1928年达成由尚志学会与中基会合作创办生物调查所的协议。
中基会成立于1924年5月，由中美两国民间人士共同组成，管理用于发展中国教育文化事业的美国政府第二次退还庚子赔款事务。选举颜惠庆任董事长，孟禄、张伯龄任副董事长，范源廉任干事长，秘书丁文江，会计贝诺德、周诒春。尚志学会于1919年由范源廉发起组成，主要成员为早年留日学者梁启超、江庸、王家驹、王文豹、马麟翼等，力谋中国学术及社会事业的改进。范源廉曾为此捐资30万元，兴办事业，然都不理想。于是将所剩15万元作为静生生物调查所基金，常年经费则由中基会拨付。为纪念范源廉先生，以其字命名生物调查所。其时，中国国民党领导的北伐战争已获胜利，国民政府易都南京，北京遂为旧都，改称北平。故调查所之全称名为“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简称静生所），英文名为“Fan Memorial Institute of Biology”，1928年10月1日举行了隆重的成立典礼。
基金 静生所属于民办机构，为了维持其永久发展，尚志学会出资15万元作为基金，以应付社会动荡带来的不测。此项基金交由中基会保管，储存生息或酌用其他方法生利。中基会接受尚志学会委托管理此项基金时，双方明定一项条件，即投资生息未积满30万元以前，生物调查所经费全部由中基会负担，此后则可将利息收入拨充静生所经费。该项基金增长缓慢，每年净增额仅1—2万，
1936年达28.5万元，终未到30万元。抗战胜利复员以后，中基会仍然勉力维持静生生物调查所运转。在经费极为拮据的情况下，胡先骕曾提议动用基金，静生所委员会认为眼前的困难只是一时之艰，也碍于章程约定，未同意。
中基会代管的基金，多为银币投资，在1940 年代末期受通货膨胀影响，账面金额大幅增长，实则所剩无几，仅余美元证券尚有收益，其资产市价在1949年底只剩24,539美元。1949年后，中基会将所有账目和有价证券经香港转至台湾，继续维持。其中静生所基金经过三十多年的经营，已升至123,496美元，1986年此项基金收益为23,664美元。按中基会基金管理办法，基金本身不能动用，用来补助教育文化事业的款项只能来自基金的投资收益。后来，静生所基金用于补助中研院植物研究所。
组织结构 中基会接受尚志学会委托后，即组织制定章程，并成立静生所委员会，以主持静生所事务。委员会由三部分人士组成：一部分由尚志学会推举，另一部分由中基会推举，还有一部分由双方委员共同推举。委员为名誉职位，由江庸、陈宝泉、王文豹、翁文灏、祁天锡、周诒春、丁文江、任鸿隽、范旭东组成，任鸿隽为委员长，后按章程进行改选。1934年之前，委员会每年召开两次会议，此后至1937年每年召开一次。抗战爆发后，只是临时召开会议，且出席的委员也不多。静生所重大事务均由委员会议决，主要是听取所长工作报告、审议年度预算、决定重大事项等。所内人员聘用及职务晋升、薪津发放、出国留学等事务，均由所长决定。
所长负责执行委员会决议，领导全所工作。成立之时，聘请秉志为所长。静生所下设动物、植物两部，分别由秉志、胡先骕任主任。秉志担任所长期间，每年在所工作两个月，不在时，由胡先骕主持所务。1932年元旦，秉志因难以兼任所长，向委员会提出辞职，遂改聘胡先骕担任所长，秉志仍兼任动物部主任。胡先骕任所长一职，直至1949年。只是在北平沦陷后，1940年春胡先骕南下时，请杨惟义代理所长。所长以下部门设有总务处及秘书、会计、文牍、庶务等职；植物部有植物标本室主任、技师、研究员、助理员、绘图员、采集员等；图书室有主任、管理员等；后又增设通俗博物馆和印刷部。
所址 静生所在酝酿设立时，范静生的胞弟范旭东即以“范景星堂”名义将范家在石驸马大街83号住宅一所捐给静生所作所址，并约定该房产只能为静生
所使用。石驸马大街的房舍原为范静生故居，面积仅三百平方米，难以适应静生所事业的发展。当初在这里开办只是一时之策，仅过半年，秉志便在第三次静生所委员会上提出另选所址的议案，获得通过。中基会在其所属另一合办机构北平图书馆以西的空地上兴建一幢三层大楼，投资22.6万元，1931年4月建成，即文津街3号，由静生所与社会调查所合用。1934年社会调查所与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合并，迁往南京，该幢建筑则全归静生所。静生所搬入文津街3号新址后，原石驸马大街83号改为通俗博物馆，展览动植物标本，向市民开放，普及生物学知识。1941年底，静生所被日军侵占。抗战胜利后，静生所在文津街3号仅复原植物部，远不及战前的规模。1949年11月中国科学院成立，静生所被改组迁出，其所址一度为中国科学院院部，后归中央人民政府，文化大革命中被拆除。
发展梗概 1928年静生所成立时，共有职员11人。除秉志、胡先骕外，所聘人员多为秉志、胡先骕在东南大学的门生，如寿振黄、沈家瑞、何琦、唐进、汪发缵等，此外还有冯澄如、张东寅等人。至1937年，在中基会大力资助下，静生所事业发展甚快，工作人员发展到50余人，为当时中国最大的研究机构，已在国外同行中形成影响。其中植物部人员有：胡先骕、秦仁昌、李良庆、周宗璜、王宗清、唐进、陈封怀、汪发缵、胡赞仲、唐燿、王启无、俞德浚、蔡希陶、冯澄如、夏纬琨、刘瑛、黄福臻、吕烈英、张英伯、冯钟元、邓祥坤等。静生所在广泛采集调查中国植物资源的同时，还致力于种子植物、蕨类、真菌、藻类、木材以及细胞学等领域的研究，意在探明中国植物资源，并曾联合其他研究机构编纂《中国植物志》，编辑出版《静生生物调查所汇报》，作为发表研究成果及与国外学术机构交换的刊物。
正当静生所发展处于鼎盛时期，我国遭遇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该所虽极力维持，最终还是被日军占领。早在“七七事变”之前，日军已侵占东北，华北处于其威胁之下，胡先骕即在南方积极谋求设立分所，以便必要时将静生所南迁。以与地方政府合作方式，先后创办庐山森林植物园和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中基会对静生所在南方设立分支机构予以积极支持，但对静生所物资南迁却举棋不定，以致大多数物品随北平城一起陷入敌寇之手。沦陷中的静生所因中基会与美国的关系，即依靠美国在华势力得以维持，继续从事研究。1941年12月8日，
太平洋战争爆发，日美交恶。日军1854部队占领静生所，逐出留守人员，利用所中标本、图书从事生物武器研制。
“七七事变”以后，庐山森林植物园也安全不保，于是静生所大多数人员都集中到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而此时庚款停付，中基会收入大为减少，资助静生所的经费锐减，流散在各地的人员倍尝艰辛。1940年，国立中正大学在江西泰和创办，胡先骕出任校长。他利用职务之便，把从敌占区疏散出来的静生所人员尽量安置在大学里，既为该校农学院充实了师资，于1942年设立生物系，也为静生所保全了人才。先后到达江西泰和的有杨惟义、彭鸿绶、陈封怀、唐进、周宗璜、何琦等人。同时，胡先骕还积极迎救在上海的秉志。在此艰难时期，静生所仍有研究论文发表，1943年7月1日还在泰和复刊印行了一期《静生生物调查所汇报》。
1945年抗战胜利，胡先骕积极组织静生所复员，意在恢复战前的辉煌。然事与愿违，中基会的资助远未达战前的力度，经静生所委员会同意，胡先骕拟将静生所改隶于国民政府教育部。几经努力，终无结果，故静生所仅勉强恢复植物部，也只有胡先骕、唐进、张肇骞、傅书遐、夏纬琨、吕烈英、冯澄如等几人。在经费极度匮乏，人力十分有限，时局极为动荡，国家经济迅速崩溃的三年中，静生所还是取得了显著的成绩。静生所下属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和庐山森林植物园分别与中央林业实验所合作完成滇南赣北森林植物调查，合作编辑出版了《中国森林树木图志》一书，原计划出版十卷，后仅出版胡先骕撰写的第二卷桦木科、榛科。《静生生物调查所汇报》出版两期，其中最著名的论文是报告活化石——水杉的发现。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此后北平改称北京。3月华北大学农学院奉命迁至北京，该院院长乐天宇在北京四处寻找房舍，获知静生所可供学院使用，胡先骕也愿藉此将静生所交由新政府续办，静生所遂为农学院接收。11月，中国科学院成立，静生所又改隶中国科学院，与北平研究院植物学研究所合组中国科学院植物分类研究所，原庐山森林植物园与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也纳入该所，作为该所在庐山和昆明的工作站。
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植物部）
第一节 概况
创办经过 1927年9月，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简称中基会）为发展中国生物科学教学和研究，邀请美国康奈尔大学生物系主任，著名昆虫学家尼丹（J. G. Needham）来华访问，当时，在中国的许多生物学者都出自其门下，与他保持着良好的学术联系。南京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秉志、胡先骕、邹秉文等认为，他们的研究尚无力延伸至中国的北方，想借尼丹访华之机，请其帮助在文化学术中心的北京设立生物调查所，故联名致函中基会干事长范源廉（字静生），力陈在北京设立生物调查所之必要及兴办之具体办法，提请中基会嘱尼丹规划筹建。尼丹在华期间，并未组建调查所，秉志等人在北京设立调查所的提议，却得到中基会赞同。筹办中，范源廉虽然不幸于是年12月逝世，但其继任者任鸿隽（字叔永）赓续前志，几经协商，终于1928年达成由尚志学会与中基会合作创办生物调查所的协议。
中基会成立于1924年5月，由中美两国民间人士共同组成，管理用于发展中国教育文化事业的美国政府第二次退还庚子赔款事务。选举颜惠庆任董事长，孟禄、张伯龄任副董事长，范源廉任干事长，秘书丁文江，会计贝诺德、周诒春。尚志学会于1919年由范源廉发起组成，主要成员为早年留日学者梁启超、江庸、王家驹、王文豹、马麟翼等，力谋中国学术及社会事业的改进。范源廉曾为此捐资30万元，兴办事业，然都不理想。于是将所剩15万元作为静生生物调查所基金，常年经费则由中基会拨付。为纪念范源廉先生，以其字命名生物调查所。其时，中国国民党领导的北伐战争已获胜利，国民政府易都南京，北京遂为旧都，改称北平。故调查所之全称名为“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简称静生所），英文名为“Fan Memorial Institute of Biology”，1928年10月1日举行了隆重的成立典礼。
基金 静生所属于民办机构，为了维持其永久发展，尚志学会出资15万元作为基金，以应付社会动荡带来的不测。此项基金交由中基会保管，储存生息或酌用其他方法生利。中基会接受尚志学会委托管理此项基金时，双方明定一项条件，即投资生息未积满30万元以前，生物调查所经费全部由中基会负担，此后则可将利息收入拨充静生所经费。该项基金增长缓慢，每年净增额仅1—2万，
1936年达28.5万元，终未到30万元。抗战胜利复员以后，中基会仍然勉力维持静生生物调查所运转。在经费极为拮据的情况下，胡先骕曾提议动用基金，静生所委员会认为眼前的困难只是一时之艰，也碍于章程约定，未同意。
中基会代管的基金，多为银币投资，在1940 年代末期受通货膨胀影响，账面金额大幅增长，实则所剩无几，仅余美元证券尚有收益，其资产市价在1949年底只剩24,539美元。1949年后，中基会将所有账目和有价证券经香港转至台湾，继续维持。其中静生所基金经过三十多年的经营，已升至123,496美元，1986年此项基金收益为23,664美元。按中基会基金管理办法，基金本身不能动用，用来补助教育文化事业的款项只能来自基金的投资收益。后来，静生所基金用于补助中研院植物研究所。
组织结构 中基会接受尚志学会委托后，即组织制定章程，并成立静生所委员会，以主持静生所事务。委员会由三部分人士组成：一部分由尚志学会推举，另一部分由中基会推举，还有一部分由双方委员共同推举。委员为名誉职位，由江庸、陈宝泉、王文豹、翁文灏、祁天锡、周诒春、丁文江、任鸿隽、范旭东组成，任鸿隽为委员长，后按章程进行改选。1934年之前，委员会每年召开两次会议，此后至1937年每年召开一次。抗战爆发后，只是临时召开会议，且出席的委员也不多。静生所重大事务均由委员会议决，主要是听取所长工作报告、审议年度预算、决定重大事项等。所内人员聘用及职务晋升、薪津发放、出国留学等事务，均由所长决定。
所长负责执行委员会决议，领导全所工作。成立之时，聘请秉志为所长。静生所下设动物、植物两部，分别由秉志、胡先骕任主任。秉志担任所长期间，每年在所工作两个月，不在时，由胡先骕主持所务。1932年元旦，秉志因难以兼任所长，向委员会提出辞职，遂改聘胡先骕担任所长，秉志仍兼任动物部主任。胡先骕任所长一职，直至1949年。只是在北平沦陷后，1940年春胡先骕南下时，请杨惟义代理所长。所长以下部门设有总务处及秘书、会计、文牍、庶务等职；植物部有植物标本室主任、技师、研究员、助理员、绘图员、采集员等；图书室有主任、管理员等；后又增设通俗博物馆和印刷部。
所址 静生所在酝酿设立时，范静生的胞弟范旭东即以“范景星堂”名义将范家在石驸马大街83号住宅一所捐给静生所作所址，并约定该房产只能为静生
所使用。石驸马大街的房舍原为范静生故居，面积仅三百平方米，难以适应静生所事业的发展。当初在这里开办只是一时之策，仅过半年，秉志便在第三次静生所委员会上提出另选所址的议案，获得通过。中基会在其所属另一合办机构北平图书馆以西的空地上兴建一幢三层大楼，投资22.6万元，1931年4月建成，即文津街3号，由静生所与社会调查所合用。1934年社会调查所与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合并，迁往南京，该幢建筑则全归静生所。静生所搬入文津街3号新址后，原石驸马大街83号改为通俗博物馆，展览动植物标本，向市民开放，普及生物学知识。1941年底，静生所被日军侵占。抗战胜利后，静生所在文津街3号仅复原植物部，远不及战前的规模。1949年11月中国科学院成立，静生所被改组迁出，其所址一度为中国科学院院部，后归中央人民政府，文化大革命中被拆除。
发展梗概 1928年静生所成立时，共有职员11人。除秉志、胡先骕外，所聘人员多为秉志、胡先骕在东南大学的门生，如寿振黄、沈家瑞、何琦、唐进、汪发缵等，此外还有冯澄如、张东寅等人。至1937年，在中基会大力资助下，静生所事业发展甚快，工作人员发展到50余人，为当时中国最大的研究机构，已在国外同行中形成影响。其中植物部人员有：胡先骕、秦仁昌、李良庆、周宗璜、王宗清、唐进、陈封怀、汪发缵、胡赞仲、唐燿、王启无、俞德浚、蔡希陶、冯澄如、夏纬琨、刘瑛、黄福臻、吕烈英、张英伯、冯钟元、邓祥坤等。静生所在广泛采集调查中国植物资源的同时，还致力于种子植物、蕨类、真菌、藻类、木材以及细胞学等领域的研究，意在探明中国植物资源，并曾联合其他研究机构编纂《中国植物志》，编辑出版《静生生物调查所汇报》，作为发表研究成果及与国外学术机构交换的刊物。
正当静生所发展处于鼎盛时期，我国遭遇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该所虽极力维持，最终还是被日军占领。早在“七七事变”之前，日军已侵占东北，华北处于其威胁之下，胡先骕即在南方积极谋求设立分所，以便必要时将静生所南迁。以与地方政府合作方式，先后创办庐山森林植物园和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中基会对静生所在南方设立分支机构予以积极支持，但对静生所物资南迁却举棋不定，以致大多数物品随北平城一起陷入敌寇之手。沦陷中的静生所因中基会与美国的关系，即依靠美国在华势力得以维持，继续从事研究。1941年12月8日，
太平洋战争爆发，日美交恶。日军1854部队占领静生所，逐出留守人员，利用所中标本、图书从事生物武器研制。
“七七事变”以后，庐山森林植物园也安全不保，于是静生所大多数人员都集中到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而此时庚款停付，中基会收入大为减少，资助静生所的经费锐减，流散在各地的人员倍尝艰辛。1940年，国立中正大学在江西泰和创办，胡先骕出任校长。他利用职务之便，把从敌占区疏散出来的静生所人员尽量安置在大学里，既为该校农学院充实了师资，于1942年设立生物系，也为静生所保全了人才。先后到达江西泰和的有杨惟义、彭鸿绶、陈封怀、唐进、周宗璜、何琦等人。同时，胡先骕还积极迎救在上海的秉志。在此艰难时期，静生所仍有研究论文发表，1943年7月1日还在泰和复刊印行了一期《静生生物调查所汇报》。
1945年抗战胜利，胡先骕积极组织静生所复员，意在恢复战前的辉煌。然事与愿违，中基会的资助远未达战前的力度，经静生所委员会同意，胡先骕拟将静生所改隶于国民政府教育部。几经努力，终无结果，故静生所仅勉强恢复植物部，也只有胡先骕、唐进、张肇骞、傅书遐、夏纬琨、吕烈英、冯澄如等几人。在经费极度匮乏，人力十分有限，时局极为动荡，国家经济迅速崩溃的三年中，静生所还是取得了显著的成绩。静生所下属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和庐山森林植物园分别与中央林业实验所合作完成滇南赣北森林植物调查，合作编辑出版了《中国森林树木图志》一书，原计划出版十卷，后仅出版胡先骕撰写的第二卷桦木科、榛科。《静生生物调查所汇报》出版两期，其中最著名的论文是报告活化石——水杉的发现。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此后北平改称北京。3月华北大学农学院奉命迁至北京，该院院长乐天宇在北京四处寻找房舍，获知静生所可供学院使用，胡先骕也愿藉此将静生所交由新政府续办，静生所遂为农学院接收。11月，中国科学院成立，静生所又改隶中国科学院，与北平研究院植物学研究所合组中国科学院植物分类研究所，原庐山森林植物园与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也纳入该所，作为该所在庐山和昆明的工作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