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名字必然与其本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于作家、诗人来说尤其如此，一个名字往往便代表了一种价值观、思考方式、生活方式，甚至本身就是一种宿命。对于诗人李轻松来说也是这样，她名字中的“轻松”代表了对人生的一种理解和期待，“轻松”是一种诉求、目标、归属。但同时，它又是不在场的、彼岸式的，“轻松”更多只是在走向轻松的途中：这一过程并不轻松，它是不安全的、紧张的、矛盾重重的、危机四伏的……所谓的“轻松”更多只是对于“轻松”的“想象”，是在与各种异质性因素的角力中对之的靠近和认同。李轻松的诗歌充满了轻松与紧张、单纯与复杂、宁静与暴烈等因素的复杂纠缠，具有很强的情感张力，在我看来，从这一角度出发应该可以探知其诗歌世界的若干奥秘。
李轻松的诗作大量涉及非常态、极致性的处境和体验，比如死亡、鲜血、病痛、残缺、疯狂、暴虐、梦魇、杀戮、丧失……这不仅在当代的女诗人中非常特别，而且与男性诗人相比也是独树一帜的。这种情况的出现显然与诗人童年时期的创伤性人生经验，与她早年偏于内向甚至封闭的性格，与她此后的经历都有关系，而在这背后，则与她对于人生、世界的根本性认知有关：这个世界是不安全的，充满伤害、压迫、变故，个人是渺小的，难以掌握自己的命运，等等。这样，她的诗歌便充满了对于“不安”的表达和倾诉：“轻松”是一种难以企及的目标，而“不安”则是本体性、弥漫的、无处不在的。比如《火》：“我选择裂开的窗花 来超度一代苦难/我选择祭祀的火 来埋葬绵绵的倾诉/我选择死 在自焚中集满香木/我选择无法选择的一切/于凛冽 于空旷 于孤寂/我在火与血的惨淡中 听到麻雀的叫声/小小的 五味俱全的悲哀”，单单从裂开、祭祀、自焚、凛冽、空旷、孤寂、火与血、惨淡、悲哀等这些高密度、高强度、极端样态的语汇中，我们已经能够感受到那种激烈的，充满矛盾与紧张的情感状态，这样的诗句在李轻松的作品中是并不鲜见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者笔下的“我”，这里面包含着她精神世界中非常隐秘的信息：“带着与生俱来的恐惧/我指算道路 吉凶未卜”（《夹缝》）；“我呼喊着自己 找不到我”（《歧途》）；“送我一匹马，送我一个故乡/我会在我之外/与我同行……”（《送我一匹马》）；“一声尖叫 我梦游般地被唤醒/我已把自己损坏无余”（《假寐》）。这里，诗人的自我形象是痛苦、紧张、破碎、自虐、自我分裂的，这显示了自我精神世界的矛盾与复杂，将一个现代主体的形象真实地描摹了出来。在这样的“自我”的基础上，外在的“世界”显然也只能是异质性的，难于认清、无从把握，上面所说的极致性处境便是对自我与世界及其关系的传达，它绝非刻意为之，更不是“为赋新词强说愁”，而是心理真实的一种表达。
李轻松经常将两种相反的、极端的事物、特性、状况进行奇异地连接、并置，在最远的距离中突然陡转，让人看到它们原本就是融为一体、密不可分的。比如《无名之物》中，“黑暗与猛禽之眼。时光与枯骨之死/都是斑斓的。我试图把水乳分开/用神色与声色浮现出来……”比如《从泥土到云端》中，“这空无的域外 虚渺是一种充实”。此外，诸如“天空与泥土”“芳香与陈腐”“飞鸟与鱼”“冰凉的春天”“荒凉的火焰”“在太阳中呈现黑子”“肉体里的针芒”“淫秽的美丽”等等的词语组合更是比比皆是，诗人对这样的表达大概是非常着迷、乐此不疲的。在《一群人》中，作者更是指出了“我”这“一个人”与“一群人”之间近乎分裂、却又和谐共生的状态，一定程度上，我即一群人，一群人即我，同时，我非一群人，一群人亦非我，其中情状，颇耐人寻味。而同时，这种现象并不仅仅存在于修辞、表达的层面上，在诗歌的整体和深层意蕴上，李轻松的诗也大都表现出一种悖论、错位、荒谬的状况，这是更高层面，也是更具根本性的对生命的洞察。很显然，这是一种直面人生的残缺、痛苦、绝望、失败、荒诞、卑微、晦暗……并对之做出表达的诗，它没有回避或粉饰人生，虽然疾言厉声的呐喊和短兵相接的搏杀并不多，但却是韧性而不屈的战斗，是真正的勇者的行为。这种呈现方式固然极端，但却有效、有力，将人生的真相推到人们面前，是富有启示意义和感染力的。李轻松说，“那种死亡腥气的笼罩，对悲剧的红色特有的宿命感，个人经验中巨大的原动力，都毫无例外地驱使着我的脚步。许多年以来，生存与毁灭的主题一直都贯穿于我的写作之中，让我把生写成死，把爱写成灰，把春天写到忍受，把美写成丑”，并认为自己的诗歌中具有一种“破碎的美学”①。在她的诗作《碎心》中，也有着对于“破碎”的书写：“就这样，我坐在冬天的最后日子里/把我曾经破碎的诗歌拿来/与我曾经破碎的心放在一起/让你看到：一种爱与死。”这里，“心”的破碎与“诗歌”的破碎深度纠结，其中包含了爱与死的深刻生命体验，作者是深谙残缺之美、破碎之美的。这种“破碎的美学”能够更好地传达人的复杂、悖谬的情感、精神状况和人生的悲剧性命运，是具有“现代”意义同时也有重要艺术价值的。“破碎的美学”隐含的显然是对于“完整”的缅怀和想象，其中包含了破碎与完整、宁静与凌厉、对抗与和解的“辩证法”，两者之间巨大的张力是构成其诗歌作品艺术魅力的重要部分。
自1980年代中期开始，李轻松的诗歌创作到目前已近30年，这已然是一段不短的时间，从纵向的时间段落来看，她的诗歌创作也在发生一些变化。这种变化当然不可能发生在一夜之间，也不是突变式的，我们可以大致以1990年代末期或新世纪初始作为这种转变的发生期。我们看到，李轻松在1996年之后两三年的时间里作品很少，到1999年作品重新多了起来，而风格也有了若干明显变化，这一时间段或许便可以认为是李轻松艺术上的调整与转型期。这些作品的变化一方面表现在伦理的、现实的、历史的内容增多。比如写给女儿的“当我离别。你拽着我的衣裙/像只小猫 你细软的呼叫像只只爪子/挠我的心。我要去哪里？/为什么我要抛下你，远走异乡？/为什么我说不出话，哽咽的时钟还是敲响？”（《灯笼》）比如写给父亲的“你性格中最刚烈的部分 像没有淬火的铁/经不起一次柔软的折断/你的雨铺天盖地 一次次地使我哭/分不清雨水和泪水的味道”。同时，即使是对流逝时光的追怀，也少了此前的酷烈，更为内在与平静了：“我说：明年的桃林将不再是这片桃林/这片桃林将变成鸟的羽毛/在我的头顶纷纷掠过”（《冰凉桃花》）。这样的变化到2000年之后显然是更为明显的。对于自己诗歌的变化，诗人李轻松的表述也与此大致相同：“我觉得2000年对我是一个分界线。在此之前，我更执着于写一些极端的事物，经常是一剑封喉、血光飞溅的状态，这就是我所说的暴力之美，暴力在我这里是我赋予词语的暴力……现在我希望我能够慢下来，静下来，能够有所节制，我对简单的、清澈的事物展示出极大的兴趣。我觉得再也不像以前那样快马狂奔了，那种毫无章法、毫无节制、那样一种完全的快意的放纵。我现在有意识的要节制一下，我希望能够在平静之中能看到我的幽野心空，能够从我隐秘的地方看到更广阔的世界。”② 在收录她2000年以来作品的《李轻松诗歌》和《无限江山》③中，我们看到李轻松的诗歌的确更为宁静、舒缓、节制了，当然此前的那种情感张力依然存在，但它不再是针尖对麦芒、剑拔弩张、玉石俱焚式的，而是由非常态转化为常态，更为内在了，内力更丰厚，作用方式也更具韧性、更内敛、更持久，正如有的论者在讨论李轻松近年诗歌时所指出的具有一种“包容的诗意”④。在《生活的低处》中有这样的诗句：“一个不被自己追赶的人，什么都追不上他/一个站在低处的人最容易看见自己/现在我面容洁净，眼神安详/对一些不能原谅的事都能宽恕/对一些不能赦免的罪，都不再追究。”而《来杯茶》中则说：“让我把底蕴放在暗处，无人能见/让我浮出水面的那部分，洗尽铅华/不是用语言，而是用微笑/说出弥漫这个时代的痛。”我们单单从低处、洁净、安祥、宽恕、赦免、底蕴、洗尽铅华、微笑等语汇中看其透露出来的情感状况和价值认同显然与此前已经大有不同，作者的语汇系统不能说已有了很大的转变，但其侧重点已不一样，其重心有所位移，这一点非常明显。与早期作品更多是情感的郁结、燃烧、喷发不同，晚近她的作品不再以情感的强度和“烈度”取胜，而更多是含而不露、绵里藏针，在表达方式上也加入了更多的叙事性和戏剧性因素，依靠不同因素之间的差异性与对话关系而产生张力。作者自身则往往是退隐、缄默甚至抽身事外的，这些特点在《对“威拉咖啡馆”的叙述》《请等一下》《戏剧之幕》等作品中都有明显的体现。
可以说，李轻松的诗歌正是通过对于人生与生活之“不轻松”的抒发以抵近生命与存在之“轻松”的，这里面有生命能量的宣泄与平衡，有对于现实的抵抗和超越，也有自我的发现和确证。或许，诗歌对于李轻松而言首先是一种抚慰、救助、治疗、拯救，或者如她自己所说，是一种“飞翔”。她早些时候的组诗《与飞翔的动物同在与随风的动物同逝》的题记说：“吸毒是一种飞翔/杀戮是一种飞翔/做爱是一种飞翔/疯狂是一种飞翔/写作是一种飞翔/死亡也是一种飞翔。”可以说，她的生命与写作都是同样醉心于某种极致的、“致命”的飞翔的。而在近期的一篇文章中，她同样说到了诗歌的“飞翔”：“每当我疲惫、迟钝、衰弱之时，都是诗歌给我输血，使我对语言重新有了知觉、敏感，我的身体有了血性、激情，我的灵魂开始壮大、强悍。写诗，就是救我一命。它带我飞翔，它使我拥有了翅膀，我可以目空一切可以乘风飞去，绝对是身心的愉悦，是生命的救赎，是心灵的慰藉，所以我享受那些美好的瞬间。”⑤这里的“飞翔”，与此前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尽相同的地方，是与她诗歌创作历程的发展变化相一致的。现实生活是平庸、晦暗的，而诗歌、艺术正是一种抵抗、拒绝、提升，对于李轻松来说，其诗歌的意义或许正在于此。而对于读者来说，阅读这些作品的情形也大致如此：在不安中获得安全，在孤独中寻找慰藉，在痛苦中体味快乐，在丧失中真正拥有……美国心理学家、诗人阿瑟·勒内提出的“诗歌疗法”在接受层面其实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李轻松诗歌的诗，我觉得诗人是在她的诗歌中一次次地挑战自己，做着“极限运动”：她执拗地、不屈不挠地向命运叫板，并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通过诗歌她拥有了不一样的、更多的、更精彩的人生；诗歌让她获得了真正的、自由的生命，她在诗歌中不断地出生入死、自由穿行……如此，她的生活是真正的、有意义的生活，而她的作品也是有力量、有生命的作品。诗歌与李轻松已经具有了血肉相联、纠缠莫辨的关系，她的一篇创作谈便叫做《写诗是我一生的事情》，文章中这样的句子让人感动、警醒、心有戚戚焉：
……诗歌对我来说，是一条通道、一个出口，它帮助我安然度过了一个个人生中最黑暗的时刻，它具有救赎的功能。它意味着我能与那些神秘的事物相遇，与自己的心灵相遇，我得到了安抚。诗歌让我站在最隐秘的地方，却看到更广阔的世界。⑥
注释：
①李轻松：《垂落之姿·后记》，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版，第530-513页。
②李轻松：《在北京首都师大的第一次讲座》，见李轻松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1db09501000alk.html 。
③分别为太白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和春风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
④虞金星：《包容的诗意——李轻松的“无限河山”》，《当代作家评论》2010年第4期。
⑤李轻松：《每一首诗都是一条命》，《诗潮》2007年第6期。
⑥李轻松：《写诗是我一生的事情》，《绿风》2006年第2期。
一个人的名字必然与其本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于作家、诗人来说尤其如此，一个名字往往便代表了一种价值观、思考方式、生活方式，甚至本身就是一种宿命。对于诗人李轻松来说也是这样，她名字中的“轻松”代表了对人生的一种理解和期待，“轻松”是一种诉求、目标、归属。但同时，它又是不在场的、彼岸式的，“轻松”更多只是在走向轻松的途中：这一过程并不轻松，它是不安全的、紧张的、矛盾重重的、危机四伏的……所谓的“轻松”更多只是对于“轻松”的“想象”，是在与各种异质性因素的角力中对之的靠近和认同。李轻松的诗歌充满了轻松与紧张、单纯与复杂、宁静与暴烈等因素的复杂纠缠，具有很强的情感张力，在我看来，从这一角度出发应该可以探知其诗歌世界的若干奥秘。
李轻松的诗作大量涉及非常态、极致性的处境和体验，比如死亡、鲜血、病痛、残缺、疯狂、暴虐、梦魇、杀戮、丧失……这不仅在当代的女诗人中非常特别，而且与男性诗人相比也是独树一帜的。这种情况的出现显然与诗人童年时期的创伤性人生经验，与她早年偏于内向甚至封闭的性格，与她此后的经历都有关系，而在这背后，则与她对于人生、世界的根本性认知有关：这个世界是不安全的，充满伤害、压迫、变故，个人是渺小的，难以掌握自己的命运，等等。这样，她的诗歌便充满了对于“不安”的表达和倾诉：“轻松”是一种难以企及的目标，而“不安”则是本体性、弥漫的、无处不在的。比如《火》：“我选择裂开的窗花 来超度一代苦难/我选择祭祀的火 来埋葬绵绵的倾诉/我选择死 在自焚中集满香木/我选择无法选择的一切/于凛冽 于空旷 于孤寂/我在火与血的惨淡中 听到麻雀的叫声/小小的 五味俱全的悲哀”，单单从裂开、祭祀、自焚、凛冽、空旷、孤寂、火与血、惨淡、悲哀等这些高密度、高强度、极端样态的语汇中，我们已经能够感受到那种激烈的，充满矛盾与紧张的情感状态，这样的诗句在李轻松的作品中是并不鲜见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者笔下的“我”，这里面包含着她精神世界中非常隐秘的信息：“带着与生俱来的恐惧/我指算道路 吉凶未卜”（《夹缝》）；“我呼喊着自己 找不到我”（《歧途》）；“送我一匹马，送我一个故乡/我会在我之外/与我同行……”（《送我一匹马》）；“一声尖叫 我梦游般地被唤醒/我已把自己损坏无余”（《假寐》）。这里，诗人的自我形象是痛苦、紧张、破碎、自虐、自我分裂的，这显示了自我精神世界的矛盾与复杂，将一个现代主体的形象真实地描摹了出来。在这样的“自我”的基础上，外在的“世界”显然也只能是异质性的，难于认清、无从把握，上面所说的极致性处境便是对自我与世界及其关系的传达，它绝非刻意为之，更不是“为赋新词强说愁”，而是心理真实的一种表达。
李轻松经常将两种相反的、极端的事物、特性、状况进行奇异地连接、并置，在最远的距离中突然陡转，让人看到它们原本就是融为一体、密不可分的。比如《无名之物》中，“黑暗与猛禽之眼。时光与枯骨之死/都是斑斓的。我试图把水乳分开/用神色与声色浮现出来……”比如《从泥土到云端》中，“这空无的域外 虚渺是一种充实”。此外，诸如“天空与泥土”“芳香与陈腐”“飞鸟与鱼”“冰凉的春天”“荒凉的火焰”“在太阳中呈现黑子”“肉体里的针芒”“淫秽的美丽”等等的词语组合更是比比皆是，诗人对这样的表达大概是非常着迷、乐此不疲的。在《一群人》中，作者更是指出了“我”这“一个人”与“一群人”之间近乎分裂、却又和谐共生的状态，一定程度上，我即一群人，一群人即我，同时，我非一群人，一群人亦非我，其中情状，颇耐人寻味。而同时，这种现象并不仅仅存在于修辞、表达的层面上，在诗歌的整体和深层意蕴上，李轻松的诗也大都表现出一种悖论、错位、荒谬的状况，这是更高层面，也是更具根本性的对生命的洞察。很显然，这是一种直面人生的残缺、痛苦、绝望、失败、荒诞、卑微、晦暗……并对之做出表达的诗，它没有回避或粉饰人生，虽然疾言厉声的呐喊和短兵相接的搏杀并不多，但却是韧性而不屈的战斗，是真正的勇者的行为。这种呈现方式固然极端，但却有效、有力，将人生的真相推到人们面前，是富有启示意义和感染力的。李轻松说，“那种死亡腥气的笼罩，对悲剧的红色特有的宿命感，个人经验中巨大的原动力，都毫无例外地驱使着我的脚步。许多年以来，生存与毁灭的主题一直都贯穿于我的写作之中，让我把生写成死，把爱写成灰，把春天写到忍受，把美写成丑”，并认为自己的诗歌中具有一种“破碎的美学”①。在她的诗作《碎心》中，也有着对于“破碎”的书写：“就这样，我坐在冬天的最后日子里/把我曾经破碎的诗歌拿来/与我曾经破碎的心放在一起/让你看到：一种爱与死。”这里，“心”的破碎与“诗歌”的破碎深度纠结，其中包含了爱与死的深刻生命体验，作者是深谙残缺之美、破碎之美的。这种“破碎的美学”能够更好地传达人的复杂、悖谬的情感、精神状况和人生的悲剧性命运，是具有“现代”意义同时也有重要艺术价值的。“破碎的美学”隐含的显然是对于“完整”的缅怀和想象，其中包含了破碎与完整、宁静与凌厉、对抗与和解的“辩证法”，两者之间巨大的张力是构成其诗歌作品艺术魅力的重要部分。
自1980年代中期开始，李轻松的诗歌创作到目前已近30年，这已然是一段不短的时间，从纵向的时间段落来看，她的诗歌创作也在发生一些变化。这种变化当然不可能发生在一夜之间，也不是突变式的，我们可以大致以1990年代末期或新世纪初始作为这种转变的发生期。我们看到，李轻松在1996年之后两三年的时间里作品很少，到1999年作品重新多了起来，而风格也有了若干明显变化，这一时间段或许便可以认为是李轻松艺术上的调整与转型期。这些作品的变化一方面表现在伦理的、现实的、历史的内容增多。比如写给女儿的“当我离别。你拽着我的衣裙/像只小猫 你细软的呼叫像只只爪子/挠我的心。我要去哪里？/为什么我要抛下你，远走异乡？/为什么我说不出话，哽咽的时钟还是敲响？”（《灯笼》）比如写给父亲的“你性格中最刚烈的部分 像没有淬火的铁/经不起一次柔软的折断/你的雨铺天盖地 一次次地使我哭/分不清雨水和泪水的味道”。同时，即使是对流逝时光的追怀，也少了此前的酷烈，更为内在与平静了：“我说：明年的桃林将不再是这片桃林/这片桃林将变成鸟的羽毛/在我的头顶纷纷掠过”（《冰凉桃花》）。这样的变化到2000年之后显然是更为明显的。对于自己诗歌的变化，诗人李轻松的表述也与此大致相同：“我觉得2000年对我是一个分界线。在此之前，我更执着于写一些极端的事物，经常是一剑封喉、血光飞溅的状态，这就是我所说的暴力之美，暴力在我这里是我赋予词语的暴力……现在我希望我能够慢下来，静下来，能够有所节制，我对简单的、清澈的事物展示出极大的兴趣。我觉得再也不像以前那样快马狂奔了，那种毫无章法、毫无节制、那样一种完全的快意的放纵。我现在有意识的要节制一下，我希望能够在平静之中能看到我的幽野心空，能够从我隐秘的地方看到更广阔的世界。”② 在收录她2000年以来作品的《李轻松诗歌》和《无限江山》③中，我们看到李轻松的诗歌的确更为宁静、舒缓、节制了，当然此前的那种情感张力依然存在，但它不再是针尖对麦芒、剑拔弩张、玉石俱焚式的，而是由非常态转化为常态，更为内在了，内力更丰厚，作用方式也更具韧性、更内敛、更持久，正如有的论者在讨论李轻松近年诗歌时所指出的具有一种“包容的诗意”④。在《生活的低处》中有这样的诗句：“一个不被自己追赶的人，什么都追不上他/一个站在低处的人最容易看见自己/现在我面容洁净，眼神安详/对一些不能原谅的事都能宽恕/对一些不能赦免的罪，都不再追究。”而《来杯茶》中则说：“让我把底蕴放在暗处，无人能见/让我浮出水面的那部分，洗尽铅华/不是用语言，而是用微笑/说出弥漫这个时代的痛。”我们单单从低处、洁净、安祥、宽恕、赦免、底蕴、洗尽铅华、微笑等语汇中看其透露出来的情感状况和价值认同显然与此前已经大有不同，作者的语汇系统不能说已有了很大的转变，但其侧重点已不一样，其重心有所位移，这一点非常明显。与早期作品更多是情感的郁结、燃烧、喷发不同，晚近她的作品不再以情感的强度和“烈度”取胜，而更多是含而不露、绵里藏针，在表达方式上也加入了更多的叙事性和戏剧性因素，依靠不同因素之间的差异性与对话关系而产生张力。作者自身则往往是退隐、缄默甚至抽身事外的，这些特点在《对“威拉咖啡馆”的叙述》《请等一下》《戏剧之幕》等作品中都有明显的体现。
可以说，李轻松的诗歌正是通过对于人生与生活之“不轻松”的抒发以抵近生命与存在之“轻松”的，这里面有生命能量的宣泄与平衡，有对于现实的抵抗和超越，也有自我的发现和确证。或许，诗歌对于李轻松而言首先是一种抚慰、救助、治疗、拯救，或者如她自己所说，是一种“飞翔”。她早些时候的组诗《与飞翔的动物同在与随风的动物同逝》的题记说：“吸毒是一种飞翔/杀戮是一种飞翔/做爱是一种飞翔/疯狂是一种飞翔/写作是一种飞翔/死亡也是一种飞翔。”可以说，她的生命与写作都是同样醉心于某种极致的、“致命”的飞翔的。而在近期的一篇文章中，她同样说到了诗歌的“飞翔”：“每当我疲惫、迟钝、衰弱之时，都是诗歌给我输血，使我对语言重新有了知觉、敏感，我的身体有了血性、激情，我的灵魂开始壮大、强悍。写诗，就是救我一命。它带我飞翔，它使我拥有了翅膀，我可以目空一切可以乘风飞去，绝对是身心的愉悦，是生命的救赎，是心灵的慰藉，所以我享受那些美好的瞬间。”⑤这里的“飞翔”，与此前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尽相同的地方，是与她诗歌创作历程的发展变化相一致的。现实生活是平庸、晦暗的，而诗歌、艺术正是一种抵抗、拒绝、提升，对于李轻松来说，其诗歌的意义或许正在于此。而对于读者来说，阅读这些作品的情形也大致如此：在不安中获得安全，在孤独中寻找慰藉，在痛苦中体味快乐，在丧失中真正拥有……美国心理学家、诗人阿瑟·勒内提出的“诗歌疗法”在接受层面其实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李轻松诗歌的诗，我觉得诗人是在她的诗歌中一次次地挑战自己，做着“极限运动”：她执拗地、不屈不挠地向命运叫板，并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通过诗歌她拥有了不一样的、更多的、更精彩的人生；诗歌让她获得了真正的、自由的生命，她在诗歌中不断地出生入死、自由穿行……如此，她的生活是真正的、有意义的生活，而她的作品也是有力量、有生命的作品。诗歌与李轻松已经具有了血肉相联、纠缠莫辨的关系，她的一篇创作谈便叫做《写诗是我一生的事情》，文章中这样的句子让人感动、警醒、心有戚戚焉：
……诗歌对我来说，是一条通道、一个出口，它帮助我安然度过了一个个人生中最黑暗的时刻，它具有救赎的功能。它意味着我能与那些神秘的事物相遇，与自己的心灵相遇，我得到了安抚。诗歌让我站在最隐秘的地方，却看到更广阔的世界。⑥
注释：
①李轻松：《垂落之姿·后记》，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版，第530-513页。
②李轻松：《在北京首都师大的第一次讲座》，见李轻松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1db09501000alk.html 。
③分别为太白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和春风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
④虞金星：《包容的诗意——李轻松的“无限河山”》，《当代作家评论》2010年第4期。
⑤李轻松：《每一首诗都是一条命》，《诗潮》2007年第6期。
⑥李轻松：《写诗是我一生的事情》，《绿风》200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