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先清王荟
学术月刊 2015年08期
中图分类号K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5)04-0154-06
17世纪崛起于台海地区的郑成功家族无疑是中国东南海商集团中最为重要的一支力量。该家族一度掌控了东西洋海上贸易航路，引起了当时东来的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等西方殖民势力的广泛注意，尤其是占据菲律宾群岛的西班牙人，不仅长期与郑氏家族保持着比较密切的商贸往来，而且其天主教会还曾频繁派遣传教士进入郑氏家族控制的福建沿海地区传教。这些西班牙传教士在与郑氏海商集团打交道过程中，留下了不少有关郑氏家族的珍贵记录。本文以17世纪入华传教的西班牙方济各会士利安当(Antonio de Santa Maria Caballero，1602-1669)、文度辣(Buenaventura ，1610-1691)①于1649-1660年间所撰写的数份稀见书信报告为分析对象，探讨内中有关郑成功家族事迹的记述，以期有助于深化国内学术界对明清易代之际郑成功家族活动的研究。
一、关于郑氏家族与马尼拉的关系
目前有关郑氏家族与西班牙所控制的菲律宾马尼拉之间关系的西文资料主要集中在1660年以后时间段，②至于反映早期郑氏家族与马尼拉关系的史料则极为少见。而利安当于1649年8月9日所撰写的一封致菲律宾方济各会省会长的书信中，为我们披露了一些关于当时郑氏家族与马尼拉之间关系的珍贵线索。
从利安当的这份书信中可知，此次由马尼拉西班牙天主教会派遣入华的一批传教士都是通过搭乘郑氏家族的商船才得以进入福建传教。根据利安当的描述，1649年7月21日，在他和多明我会传教士黎玉范(Juan Bautista de Morales)的带领下，一共有八位分属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的传教士登上一艘前来马尼拉贸易的郑氏家族舢板船，离开马尼拉前往福建。经过十二天的航行后，他们一行于1649年8月2日抵达当时郑氏家族的据点——闽南安海。值得注意的是，利安当还在书信中特别提到了一个细节：
8月2日，我们抵达了该港……上述船长就前去见本地的官员，并交给他一封(马尼拉)副长官所写的有关神父们的介绍信。③
另一位同行的方济各会士文度辣也在1649年10月写于安海的一封书信中谈到当他们一行人抵达安海后，船长立即前去报告负责管理该港的一位郑氏家族官员，并交给他一封菲律宾西班牙殖民当局致郑氏家族的书信。而据文度辣信中所云，写信者是时任西班牙菲律宾行政副长官Manuel Estacio de Fanega。④
利安当与文度辣信中所提到的这位负责管理安海港的郑氏家族官员是谁呢?在另一份报告中，利安当曾指出这位郑氏官员是“一官”的一位兄弟，⑤我们都知道，此处所云“一官”即指郑芝龙。也就是说，该官员的身份是郑芝龙的兄弟。结合中西文资料可以推断，这位官员应是郑芝龙的五弟、澄济伯郑芝豹，他在郑芝龙降清后，“独奉母居安平”，⑥长期镇守安海。而上述前往马尼拉载送利安当等传教士前来安海的商船就是归属郑芝豹所有。⑦很显然，这次西班牙传教士由马尼拉直航闽南，是郑氏家族与菲律宾西班牙殖民当局之间建立关系的一次极其重要的试探之旅，而且从西班牙天主教会披露的资料可见，菲律宾西班牙殖民当局对此次派遣传教士到郑氏家族所控制的东南区域一事十分重视，作为西班牙在菲律宾的首要殖民长官之一Manuel Estacio de Fanega专门致信给郑氏家族，其用意除了请求郑氏家族能允许并保护天主教传教士在当地传教外，也希望能与郑氏家族建立良好关系，以利开展贸易。而郑氏家族此时也十分重视日渐繁荣的马尼拉这一东西方商业中心，同样希望能与西班牙殖民当局创建稳固的商贸关系。
基于双方都有着共同的商业利益，因此郑芝豹不仅为传教士开放马尼拉——漳泉传教航线，使得这批西班牙传教士能够顺利抵达闽南安海，进入中国传教，而且也给予利安当等传教士热情的款待。据利安当、文度辣等人记载，接引他们入华的郑氏商船船长无论是在航行过程中还是抵达闽南后，都十分殷勤地照顾他们。而当利安当等人抵达安海后，郑芝豹也对这群从马尼拉航海而来的西班牙传教士给予特别的关照，不仅没有搜查他们的行李，而且还吩咐手下将利安当一行人安排住进当地一所舒适的房子，并按照本地风俗宴请他们，供给他们丰盛的酒食。⑧
二、关于郑氏家族与澳门的关系
作为郑氏家族的核心人物，郑芝龙早年曾经漂泊东南亚各地，而他与澳门之间更有着颇为复杂的关系。⑨利安当的书信中就专门披露了一段郑氏家族与澳门葡人之间鲜为人知的故事。他在1649年8月9日所写的致省会长的信件中提到抵达安海后，却在这里与一个澳门葡人家庭不期而遇：
在安海也住着一位当地主官的一位女儿，她是一位天主教徒，嫁给了一位葡萄牙人，这位葡萄牙人我在澳门就认识并到他家拜访过他。上述官员，也就是她的父亲，此时在鞑靼王统治的北京朝廷。而这里则由一位他的兄弟管理。⑩
这封信中透露出了有关郑氏家族与澳门葡人之间关系的珍贵记录。信中提到的当地主官，显然指的是郑芝龙。而从利安当的信中我们得知，郑芝龙还有一位皈依了天主教的女儿。此前学术界依照中文资料只知道郑芝龙生有五子，即使包括郑氏族谱在内资料也都没有提到其女儿的情况，然而，按照利安当的上述记录，可知郑芝龙还有一位女儿，而且是一位天主教徒。实际上，在同时代的一位传教士帕拉福克斯(Juan de Palafox y Mendoza)也提到了郑芝龙的这位女儿，她是其在日本时所生，并在当地皈依了天主教，后来因为德川幕府禁教事件而逃到澳门。为了将她迎回故乡安海，郑芝龙还因此差点和澳门葡人大动干戈。(11)
利安当上述1649年8月9日所写信件内容比较简短，只是简单报告了此次入华之行。其后，他在1649年10月15日专门撰写了一份有关此次入华传教的详细报告，在该报告中，利安当再次谈到了郑芝龙与澳门葡人的关系：
上述官员在澳门有一个女儿，此女嫁给了该城居民曼努埃尔·贝洛的一个儿子。在去北京之前，他将女儿全家及其亲戚从澳门接到了这里。我在澳门就认识他们，还曾拜访过他们。他们作为基督徒，曾向他表示并强调如果没有教堂，将无法在这里愉快地生活。他答应他们会建造教堂，并会从那些着麻布教袍、腰缠麻绳，赤脚行走，不收取银两的神父们当中请一位来出任本堂神父，因为他不愿意其他的人来他的家乡。他也曾将这番话讲给黎玉范和耶稣会的聂伯多神父听。(12)
根据上述引文资料，我们可以得知这位与郑氏家族关系密切的澳门葡人家庭是曼努埃尔·贝洛(Manuel Bello)一家，而且他也是利安当在澳门居留时就结识的朋友。1640年5月，菲律宾天主教多明我会与方济各会的负责人派遣黎玉范与利安当前往罗马呈送礼仪之争文件，他们乘船离开马尼拉，在抵达澳门后，却因没有合适的船可以搭乘他们前往欧洲而被迫困留澳门数月。1640年9月份，澳门葡人得知当时葡萄牙在远东的另一个重要殖民据点马六甲城已被荷兰人团团围困，如果没有及时支援，此要塞很快就会落入荷兰人之手。于是，澳门葡人首领下令派遣一支由两艘船只组成的援军，随带各种补给前往解围。黎玉范决定搭乘此救援船，以便从马六甲转往罗马。但是利安当却认为此举太过冒险，选择继续留在澳门，黎玉范只得独自前往。(13)此后，利安当一直暂居澳门，直到1644年才被迫离开。很显然，利安当就是在这段滞留澳门的日子里结识了贝洛一家人。机缘巧合，此次他们又在安海再次重逢。
关于上述郑芝龙与澳门贝洛家族关系的情况，当时与利安当一起住居在安海的方济各会士文度辣不仅证实了利安当的说法，而且还提供了更为详尽的资料，他在1649年10月发自安海的传教报告这样写道：
改天，贝洛的一个儿子来看望我们。他们父子二人是澳门出生的葡萄牙人。他叫安东尼·罗德里格斯，娶了一官的一个女儿为妻。他向我们叙述了他在澳门同一官女儿成婚的事情。她叫乌苏拉·德·巴尔卡斯，母亲是日本人，同他父亲一样是基督徒，尽管他父亲后来放弃了信仰。她当时在澳门，其父亲派人去接她。她回答说，她是真正的基督徒，并称基督徒不可以生活在无教堂和神父的地方。他又派人去接她，并传话叫她来，还带一位方济各会传教士来。他不喜欢其他教派，还说给他们起造一座教堂，供养教士及其所有人。
有了这番承诺，同时也迫于当时澳门城中人们之间发生的巨大分歧以及接下来出现的大饥荒，他们乘船来到了现在居住的这个安海城。他们本来想带一位我们教派的教士，但无法如愿以偿。于是他们只好自己先来，想之后再派人去澳门或者马尼拉接一位来。就这样他们在这里待了四年。作为一个权宜之计，他派人去接了一位耶稣会神父来办圣事，在他家中好生招待了他两年。(14)
结合利安当及文度辣的上述书信资料可知，郑芝龙的女儿名叫乌苏拉·德·巴尔卡斯(Ursola de Bargas)，显而易见此为其葡萄牙名字。而其儿女亲家曼努埃尔·贝洛及其女婿安东尼·罗德里格斯(Antonio Rodriguez)都是澳门土生葡人。与郑芝龙女儿一样，他们也是虔诚的天主教徒。郑芝龙女儿答应回到安海居住，条件之一是郑芝龙可以提供教堂和传教士，以便他们能进行正常的宗教信仰生活。而为了将女儿迎归故乡，郑芝龙特意在安海故乡修建了一所教堂，并在暂时无法找到方济各会传教士的前提下，召请了一位耶稣会士前来服务。很显然，这位耶稣会士就是聂伯多(Pierre Canevari)，(15)他是一位意大利籍传教士，长期在福建泉州地区传教，与郑氏家族关系十分密切。
实际上，这位嫁给澳门葡人、信仰天主教的女儿只是郑芝龙的长女，依据清初满文档案资料记载，郑芝龙在顺治十年(1654)奏报清廷欲接家眷来京的时候曾提到“惟二女于十一月二十五日出嫁，三子郑世恩于十二月二十九日婚娶，两事完毕，立即启程，派五弟郑芝豹护送嫂侄前来京城”。(16)由此可知乌苏拉·德·巴尔卡斯还有一位妹妹。
按照上述文度辣书信所记，当利安当一行在安海遇见曼努埃尔·贝洛一家时，这个澳门葡人家庭已经在安海居住了四年之久，因此可以推断曼努埃尔·贝洛一家大约在1645年夏秋时从澳门迁居安海。1646年12月21日，在清军诱降之下，郑芝龙决意投降，“至福州，朝见贝勒……饮三日，夜半，忽拔营起，挟之而北。从者五百人皆别营，不得见……亦不许通家信”。(17)郑芝龙被挟持北上京城后，清政府虽然授予其“精奇尼哈番”，后又加同安侯，但实际上是软禁在京。而据文度辣1650年2月3日写于安海的一封信中披露，曼努埃尔·贝洛曾经陪同郑芝龙前往北京朝廷，他在北京居留两年后返回安海，于1649年11月30日辞世。(18)同样，从这些西班牙方济各会士的书信资料显示，在郑芝龙居留北京期间，他的葡萄牙人女婿安东尼·罗德里格斯也曾经前往北京探视，并帮助方济各会士传递传教费用，如利安当就记载1652年他在北京收到安东尼·罗德里格斯的50两银钱。(19)1655年，清军大举进攻安海，郑成功“先将安平家资，尽移过金门安顿，毁其居第，堕其镇城”，(20)从方济各会史料来看，在安海被毁后，上述郑芝龙长女可能没有跟随郑成功退居金、厦，而是与其丈夫安东尼·罗德里格斯返回澳门，后者以操持郑氏家族擅长的海上商贸业为生，并与当年在安海结识的方济各会士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例如，1678年，文度辣曾从广州发给安东尼·罗德里格斯一封信件，内中就称呼他为船长，并希望他能继续帮忙传递从菲律宾马尼拉发来的传教补给。(21)
此外，利安当、文度辣等方济各会传教士的书信报告中也披露了郑氏家族豢养一支主要由澳门黑人逃奴组成的卫队的情况。在1649年10月15日的传教报告中，利安当首次谈到了郑芝龙拥有一支由澳门黑人组成的卫队：
上述官员一官一直有一大帮由澳门投靠来的黑人基督徒为其效劳，他们属于他的卫队，是优秀的火枪手。他十分信任他们，让他们充作私人护卫，也驱使他们作战。我们刚一靠岸，他们中的一些人就马上前来探望我们，其中有几位我在澳门就认识。他们随后向我提出要求，希望我或我的同伴留在这里照看他们，因为他们没有神父，尽管有一位名叫聂伯多的耶稣会神父常来这里，但是他的教堂和住院却在离这里有4天路程的一个城市，因此无法照看他们。从四旬斋节到8月份这段时间里，已经有5位基督徒去世而没有举行临终圣事。他们也向我提到了上面谈到的话：那位官员希望是我们留在他的家乡，而不是其他人。几天以后，曼努埃尔·贝洛和他的儿子安东尼·罗德里格斯，即那位官员女儿的丈夫来看望我们，也谈到了这件事，请求我们当中的某个人能留在这里照顾这群教友们。(22)
从利安当的上述报告中我们得知，这支郑芝龙的黑人卫队士兵大部分是其从澳门招募来的逃奴，他们都皈依了天主教。有意思的是，另一位方济各会士文度辣也提到了郑芝龙的这支澳门黑人基督徒卫队：
在安海城内，官员一官手下有一连队的黑人士兵，是他从澳门和其他地方招募来的。他们是基督徒，携有妻子儿女，他们前来看望我们。他们的连长叫路易斯·德·马托斯，是一个非常聪明而理智的黑人，他向我讲述了他们没有神父的苦衷。尽管有一位耶稣会神父经常来这里，但他每年只来一次，因为他有3个城市和4个镇子要巡视。如果我们能有一个人留在这里，那将是对天主最大的侍奉。已经有5位基督徒去世，而那位神父已有半年没有来过，基督徒们对他能否很快来这里并不抱希望。我们满足了他们的愿望，他们高高兴兴地离去了。(23)
实际上，郑氏家族一直与澳门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从明末起不少该家族成员都曾前往澳门谋生，近年来所发现的一本郑氏族谱中就提到仅葬于澳门的郑氏家族成员就有22位之多。(24)而西班牙方济各传教士上述有关郑氏家族澳门葡人亲属及黑人卫队的记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进一步考察郑氏家族与澳门葡人之间关系的生动案例。
三、关于郑氏家族经营安海的情况
位于福建泉州的安海港是郑芝龙的重要据点，他在就抚明廷后，为了扩张实力，逐步将安海经营成为其拥兵自重和控制海外贸易的主要基地，(25)因此不难理解安海在郑氏集团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目前关于郑芝龙经营安海的情况，中文资料往往语焉不详，尤其是较少提到在被挟持进京前后，他是如何布局安排郑氏家族势力以因应明清易代的计划。而利安当1649年10月15日所撰写的传教报告中则为我们了解郑氏家族在安海据点的活动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占据安海城及各个港口、周边范围的统治者是一位名叫一官的官员。他是一位令人生畏的人物，因为其势力纵横海上。鉴于对他存在这种担忧，鞑靼皇帝就招降他，并设计将他带往北京朝廷，一直扣留在那里，许诺说会委派他返回故土，全权掌管福建、广东及另一地区。目前他指定一些人代理他管理这个城市及各个港口。安海城是由一位刚强的女人管辖，她是他的继母；港口之一托付给他的一位兄弟；而厦门及其他地方则由他的一位儿子控制，他现在海上已拥有10万兵马，如果他的父亲没有被放回故土的话，就要和鞑靼人开战。(26)
从上引文可知，郑芝龙在前往福州会见清军统帅之前，已经对包括安海城在内的各个据点进行了一番部署安排。安海城及其周围港口交由其继母与一位兄弟管理，而厦、金等地则由其子郑成功管辖。郑芝龙的这一安排从清初满文资料中所保留的一份郑芝龙的自述可以得到验证，1654年，郑芝龙曾经上疏顺治帝，请求护送家眷来京：
臣长子郑森漂流海外，尚未归降，二子郑世忠、四子郑世荫现已在京，三子郑世恩已长大成人，故请与臣母黄氏、五弟郑芝豹留家看坟，而将臣妻颜氏、妾黄氏、五子郑世袭、六子郑世默送往京城。(27)
结合上述中西文资料可以推断，利安当报告中提到的这位驻守安海城的郑芝龙的继母，就是其父郑士表的继室黄氏。(28)在1650年致省会长的一封书信中，利安当也再次提到了居住在安海有一位“太夫人”(Tai Fuje)。(29)显然，这位太夫人就是黄氏，她在郑芝龙被挟持入京后，作为郑氏家族的长辈，管理家族事务，例如，1656年，郑芝龙被下狱囚禁后，闽南郑氏家族曾经派家丁袁彩云前往北京探听消息，在被抓获后，他就供称系受黄氏指派入京：“郑芝龙赴京时，我随其母太夫人居于安海。去年因海贼毁安海城，太夫人移住金门所，留我于安海守宅。九月，太夫人唤我至金门所曰：据京城来人说，你大老爷被囚禁，五老爷被捉拿。我不得实情，内心焦虑。你往京城探取实情，以宽我心。”(30)
至于信中提到的那位郑芝龙的兄弟，正如前文所考述的，应指其同父异母的五弟郑芝豹，在郑芝龙时代，郑芝豹一直是坐镇安海的守将，(31)他和其生母黄氏一同住在安海，同时也协助黄氏管理安海事务。1655年，郑芝豹在降清两年后被清兵押解至京。1664年，黄氏率领部众及家口七百余人归降清廷，随后也被送往北京与其子郑芝豹会合居住。(32)
四、关于郑成功的抗清活动
1646年郑芝龙降清后，郑成功率部入海，此后以金、厦为根据地，频频发起抗清活动，从而引起了当时在华传教的西班牙方济各会传教士的密切关注。例如，1660年1月12日，利安当在山东传教时，就专门撰写了一份致西班牙菲律宾行政长官的报告，介绍了当时发生在清郑之间的一系列重大军事冲突。内中他特别提到了郑成功1659年发起的大规模北伐军事行动：
他是如此的自负与大胆，以至于在过去的1659年7月，他通过一条流向与日本交界处海面的大河向古都南京进发。他带领着一支由3000艘全副武装的战船组成的舰队，要夺取这座城市，并占领全省以及毗邻的南方省份，这些地方是全中国最为繁华富庶之地。一开始他不费吹灰之力就占领了周围的一些城市，而与此同时，一大批鞑靼骑兵从北京朝廷赶来参加南京保卫战。在被击败并遭受重创后，他带着失败的结局撤退到海上。鞑靼人收复了失地，斩杀了那些不忠者。(33)
很显然，尽管身在济南，但利安当一直对郑氏家族的举动颇为关注，他通过各种渠道获取了有关刚刚发生的这场南京之战的消息，并及时报告给马尼拉西班牙殖民当局。随着郑成功军事实力的逐步壮大，并一跃而成为当时危及清朝统治地位的最关键人物，在向西方介绍郑氏家族情况时，利安当等西方传教士也相应地把关注的重心由郑芝龙转到其子郑成功身上。他在这份报告中，就专门向马尼拉西班牙殖民当局介绍了郑成功的家族历史，不仅较为详细地谈到了其父郑芝龙由海上发迹及其后尽撤仙霞岭守军、投降清廷的情况，也特别提到了郑氏父子间在降清问题上的争执及郑成功率郑氏旧部入海抗清的经过：
他的儿子国姓，当时还是一个年轻人，既无法接受父亲郑芝龙投降新的鞑靼皇帝的行为，也不愿臣服新朝，于是就带领着其父亲的所有部属与战船入海，期望新皇帝会封其父为王，并全权掌管那些省份，从而恢复一切。当期望落空后，他就起兵并攻打所有沿海的城镇及堡寨。他变成一个与其父亲过去一样残忍的海盗，拒绝承认新的鞑靼皇帝，而是遵奉另一位占据广东省、称号为永历帝的统治者——他是前朝皇室成员，也一样是一位抛家离舍的孤家寡人。上述郑芝龙，从北京朝廷发信给其子国姓，要求他向新的鞑靼皇臣服效忠。其信件一概通过朝廷登记发寄，但不知因何故隐瞒，他们发现其中有一封没有报备，于是新皇帝就将郑芝龙及其一位兄弟和一位幼子投入监狱，这三位现在仍然监禁在北京不同的牢房中。这位海盗国姓的怒火与日俱增，不断袭扰直至将战火延伸到南京及其周边省份。从他的母亲那一方，他继承了日本人的不屈不挠和凶猛品性，据说在攻打南京一役时，他的部队中就延纳有一些日本死士。他将据点建在厦门，就如其父经营安海一样。现在它已经被鞑靼人毁掉了。(34)
我们知道，从1650年7月起，利安当就离开了郑氏家族的据点安海，北上开拓传教地，此后绝大多数时间都留在山东济南传教，直到1669年病逝广州前，他再也没有重新返回过安海。但从上述引文可知，利安当仍然对发生在郑成功家族的一系列事件颇为熟悉，他不仅了解郑芝龙修书劝降郑成功的经过，甚至对于清廷以郑氏父子暗通书信的罪名将郑芝龙下狱监禁的事件也一清二楚。(35)他还提到郑成功在攻打南京战役时曾使用日本武士的情况。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利安当特别谈到鉴于郑成功北伐失败，菲律宾西班牙殖民当局要注意提防其转而进攻马尼拉。他并建议西班牙人将贸易重点转到臣服于清廷的广州，以便能与中华帝国的新统治者建立关系。(36)这些都是值得重视的记载。
总之，17世纪西班牙天主教文献中保存有十分丰富的郑氏家族史料，上述利安当、文度辣等西班牙天主教方济各会传教士有关郑氏家族的记载，就是典型的例子。这些曾经深入郑氏家族内部，与郑氏家族重要成员有过直接接触的西班牙传教士，基本上可视为是同时代郑氏家族兴衰的见证人，他们所撰写的有关郑氏家族内外活动的资料，有时能提供比中文资料更为丰富的信息，内中不乏许多以往不为人知的历史细节。然而，由于语言文字译读上的困难及档案查阅不易等原因，这部分涉及郑成功家族历史的西班牙文教会资料绝大多数尚未被国内学术界所重视，本文的研究只是冰山一角，相信将来随着更多的相关西文史料得以被挖掘、辑译出来，石井郑氏这一传奇家族的历史面貌也将更为生动多彩。
注释：
①有关利安当与文度辣的传记资料，可参Goodrich,L.Carrington,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1368-1644),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6,pp.25-31.Severiano Alcobendas,O.F.M.Las Misiones Franciscanas en China.Cartas,Informes y Relaciones del Padre Buenaventura (1650-1690).Con Introducción,Notas y Apéndices,Madrid:Estanislao Makstee,Editoe,1933,pp.XXV-XXXVIII.
②如方真真、方淑如译注：《台湾与西班牙贸易史料(1664-1684)》，台北：稻香出版社，2006年；李毓中：《明郑与西班牙帝国：郑氏家族与菲律宾关系初探》，《汉学研究》1998年第2期。
③⑤⑦⑩Sinica Franciscana,Vol.2,Edited by P.Anastasius van den Wynaert,O.F.M.Quaracchi-Florence:Collegium S.Bonaventurae,1933,p.362,p.362,p.366,p.363.
④Sinica Franciscana,Vol.7,Edited by Fortunatus Margiotti,O.F.M,Rome:Segretaria delle Missioni,1965,p.32.
⑥福建师大历史系郑成功史料编译组：《郑成功史料选编》，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82年，第37页。
⑧Sinica Franciscana,Vol.2,p.362,p.385.
⑨关于郑芝龙与澳门关系的先行研究，可参金国平、吴志良：《郑芝龙与澳门——兼谈郑氏家族的澳门黑人》，《海交史研究》，2002年第2期；崔维孝：《明清之际西班牙方济会在华传教研究(1579-1732)》，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18-121页。本文下引有关郑氏家族与澳门葡人关系的方济各会史料译文，也参引了金国平、崔维孝的上述著作中第49-55，118-121页的相关译文，不再另注。
(11)此处有关郑氏家族与澳门葡人间关系及下文所论郑氏家族雇佣黑奴事，可参金国平、吴志良前引文。
(12)Sinica Franciscana,Vol.2,p.367.
(13)张先清：《多明我会士黎玉范与中国礼仪之争》，《世界宗教研究》2008年第3期。
(14)Sinica Franciscana,Vol.7,Edited by Fortunatus Margiotti,O.F.M,Rome:Segretaria delle Missioni,1965,pp.33-34。
(15)[法]荣振华著、耿昇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103-104页。
(1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初郑成功家族满文档案译编》，《台湾文献汇刊》，第一辑，第六册，厦门：厦门大学、北京：九州出版社，2004年，第12页。
(17)(20)福建师大历史系郑成功史料编译组：《郑成功史料选编》，第37、100页。
(18)(21)Sinica Franciscana,Vol.3,Edited by P.Anastasius van den Wynaert,O.F.M.Quaracchi-Florence:Collegium S.Bonaventurae,1936,p.23,pp.197-198.
(19)(22)Sinica Franciscana,Vol.2,p.431,p.367.
(23)Sinica Franciscana,Vol.7,pp.32-33.
(24)张宗洽、郑梦彪：《郑成功家族族谱的新发现——明崇祯修〈石井郑氏族谱〉评介》，《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1期。
(25)(31)福建师大历史系郑成功史料编译组：《郑成功史料选编》，第31、41页。
(26)(29)Sinica Franciscana,Vol.2,p.366,p.402.
(27)(30)(3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初郑成功家族满文档案译编》，《台湾文献汇刊》，第一辑，第六册，第12、281、86页。
(28)厦门市郑成功纪念馆、厦门市郑成功研究会编：《郑成功族谱四种》，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35页。
(33)(34)(35)Sinica Franciscana,Vol.2,pp.491-492,pp.493-494,p.496.
(36)关于郑芝龙下狱监禁事，见福建师大历史系郑成功史料编译组：《郑成功史料选编》，第37页。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初郑成功家族满文档案译编》，《台湾文献汇刊》，第一辑，第六册，第190-193页。
作者介绍：张先清，厦门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系教授(厦门 361005)； 王荟，厦门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系博士研究生(厦门 361005)。
作者：张先清王荟
学术月刊 2015年08期
中图分类号K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5)04-0154-06
17世纪崛起于台海地区的郑成功家族无疑是中国东南海商集团中最为重要的一支力量。该家族一度掌控了东西洋海上贸易航路，引起了当时东来的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等西方殖民势力的广泛注意，尤其是占据菲律宾群岛的西班牙人，不仅长期与郑氏家族保持着比较密切的商贸往来，而且其天主教会还曾频繁派遣传教士进入郑氏家族控制的福建沿海地区传教。这些西班牙传教士在与郑氏海商集团打交道过程中，留下了不少有关郑氏家族的珍贵记录。本文以17世纪入华传教的西班牙方济各会士利安当(Antonio de Santa Maria Caballero，1602-1669)、文度辣(Buenaventura ，1610-1691)①于1649-1660年间所撰写的数份稀见书信报告为分析对象，探讨内中有关郑成功家族事迹的记述，以期有助于深化国内学术界对明清易代之际郑成功家族活动的研究。
一、关于郑氏家族与马尼拉的关系
目前有关郑氏家族与西班牙所控制的菲律宾马尼拉之间关系的西文资料主要集中在1660年以后时间段，②至于反映早期郑氏家族与马尼拉关系的史料则极为少见。而利安当于1649年8月9日所撰写的一封致菲律宾方济各会省会长的书信中，为我们披露了一些关于当时郑氏家族与马尼拉之间关系的珍贵线索。
从利安当的这份书信中可知，此次由马尼拉西班牙天主教会派遣入华的一批传教士都是通过搭乘郑氏家族的商船才得以进入福建传教。根据利安当的描述，1649年7月21日，在他和多明我会传教士黎玉范(Juan Bautista de Morales)的带领下，一共有八位分属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的传教士登上一艘前来马尼拉贸易的郑氏家族舢板船，离开马尼拉前往福建。经过十二天的航行后，他们一行于1649年8月2日抵达当时郑氏家族的据点——闽南安海。值得注意的是，利安当还在书信中特别提到了一个细节：
8月2日，我们抵达了该港……上述船长就前去见本地的官员，并交给他一封(马尼拉)副长官所写的有关神父们的介绍信。③
另一位同行的方济各会士文度辣也在1649年10月写于安海的一封书信中谈到当他们一行人抵达安海后，船长立即前去报告负责管理该港的一位郑氏家族官员，并交给他一封菲律宾西班牙殖民当局致郑氏家族的书信。而据文度辣信中所云，写信者是时任西班牙菲律宾行政副长官Manuel Estacio de Fanega。④
利安当与文度辣信中所提到的这位负责管理安海港的郑氏家族官员是谁呢?在另一份报告中，利安当曾指出这位郑氏官员是“一官”的一位兄弟，⑤我们都知道，此处所云“一官”即指郑芝龙。也就是说，该官员的身份是郑芝龙的兄弟。结合中西文资料可以推断，这位官员应是郑芝龙的五弟、澄济伯郑芝豹，他在郑芝龙降清后，“独奉母居安平”，⑥长期镇守安海。而上述前往马尼拉载送利安当等传教士前来安海的商船就是归属郑芝豹所有。⑦很显然，这次西班牙传教士由马尼拉直航闽南，是郑氏家族与菲律宾西班牙殖民当局之间建立关系的一次极其重要的试探之旅，而且从西班牙天主教会披露的资料可见，菲律宾西班牙殖民当局对此次派遣传教士到郑氏家族所控制的东南区域一事十分重视，作为西班牙在菲律宾的首要殖民长官之一Manuel Estacio de Fanega专门致信给郑氏家族，其用意除了请求郑氏家族能允许并保护天主教传教士在当地传教外，也希望能与郑氏家族建立良好关系，以利开展贸易。而郑氏家族此时也十分重视日渐繁荣的马尼拉这一东西方商业中心，同样希望能与西班牙殖民当局创建稳固的商贸关系。
基于双方都有着共同的商业利益，因此郑芝豹不仅为传教士开放马尼拉——漳泉传教航线，使得这批西班牙传教士能够顺利抵达闽南安海，进入中国传教，而且也给予利安当等传教士热情的款待。据利安当、文度辣等人记载，接引他们入华的郑氏商船船长无论是在航行过程中还是抵达闽南后，都十分殷勤地照顾他们。而当利安当等人抵达安海后，郑芝豹也对这群从马尼拉航海而来的西班牙传教士给予特别的关照，不仅没有搜查他们的行李，而且还吩咐手下将利安当一行人安排住进当地一所舒适的房子，并按照本地风俗宴请他们，供给他们丰盛的酒食。⑧
二、关于郑氏家族与澳门的关系
作为郑氏家族的核心人物，郑芝龙早年曾经漂泊东南亚各地，而他与澳门之间更有着颇为复杂的关系。⑨利安当的书信中就专门披露了一段郑氏家族与澳门葡人之间鲜为人知的故事。他在1649年8月9日所写的致省会长的信件中提到抵达安海后，却在这里与一个澳门葡人家庭不期而遇：
在安海也住着一位当地主官的一位女儿，她是一位天主教徒，嫁给了一位葡萄牙人，这位葡萄牙人我在澳门就认识并到他家拜访过他。上述官员，也就是她的父亲，此时在鞑靼王统治的北京朝廷。而这里则由一位他的兄弟管理。⑩
这封信中透露出了有关郑氏家族与澳门葡人之间关系的珍贵记录。信中提到的当地主官，显然指的是郑芝龙。而从利安当的信中我们得知，郑芝龙还有一位皈依了天主教的女儿。此前学术界依照中文资料只知道郑芝龙生有五子，即使包括郑氏族谱在内资料也都没有提到其女儿的情况，然而，按照利安当的上述记录，可知郑芝龙还有一位女儿，而且是一位天主教徒。实际上，在同时代的一位传教士帕拉福克斯(Juan de Palafox y Mendoza)也提到了郑芝龙的这位女儿，她是其在日本时所生，并在当地皈依了天主教，后来因为德川幕府禁教事件而逃到澳门。为了将她迎回故乡安海，郑芝龙还因此差点和澳门葡人大动干戈。(11)
利安当上述1649年8月9日所写信件内容比较简短，只是简单报告了此次入华之行。其后，他在1649年10月15日专门撰写了一份有关此次入华传教的详细报告，在该报告中，利安当再次谈到了郑芝龙与澳门葡人的关系：
上述官员在澳门有一个女儿，此女嫁给了该城居民曼努埃尔·贝洛的一个儿子。在去北京之前，他将女儿全家及其亲戚从澳门接到了这里。我在澳门就认识他们，还曾拜访过他们。他们作为基督徒，曾向他表示并强调如果没有教堂，将无法在这里愉快地生活。他答应他们会建造教堂，并会从那些着麻布教袍、腰缠麻绳，赤脚行走，不收取银两的神父们当中请一位来出任本堂神父，因为他不愿意其他的人来他的家乡。他也曾将这番话讲给黎玉范和耶稣会的聂伯多神父听。(12)
根据上述引文资料，我们可以得知这位与郑氏家族关系密切的澳门葡人家庭是曼努埃尔·贝洛(Manuel Bello)一家，而且他也是利安当在澳门居留时就结识的朋友。1640年5月，菲律宾天主教多明我会与方济各会的负责人派遣黎玉范与利安当前往罗马呈送礼仪之争文件，他们乘船离开马尼拉，在抵达澳门后，却因没有合适的船可以搭乘他们前往欧洲而被迫困留澳门数月。1640年9月份，澳门葡人得知当时葡萄牙在远东的另一个重要殖民据点马六甲城已被荷兰人团团围困，如果没有及时支援，此要塞很快就会落入荷兰人之手。于是，澳门葡人首领下令派遣一支由两艘船只组成的援军，随带各种补给前往解围。黎玉范决定搭乘此救援船，以便从马六甲转往罗马。但是利安当却认为此举太过冒险，选择继续留在澳门，黎玉范只得独自前往。(13)此后，利安当一直暂居澳门，直到1644年才被迫离开。很显然，利安当就是在这段滞留澳门的日子里结识了贝洛一家人。机缘巧合，此次他们又在安海再次重逢。
关于上述郑芝龙与澳门贝洛家族关系的情况，当时与利安当一起住居在安海的方济各会士文度辣不仅证实了利安当的说法，而且还提供了更为详尽的资料，他在1649年10月发自安海的传教报告这样写道：
改天，贝洛的一个儿子来看望我们。他们父子二人是澳门出生的葡萄牙人。他叫安东尼·罗德里格斯，娶了一官的一个女儿为妻。他向我们叙述了他在澳门同一官女儿成婚的事情。她叫乌苏拉·德·巴尔卡斯，母亲是日本人，同他父亲一样是基督徒，尽管他父亲后来放弃了信仰。她当时在澳门，其父亲派人去接她。她回答说，她是真正的基督徒，并称基督徒不可以生活在无教堂和神父的地方。他又派人去接她，并传话叫她来，还带一位方济各会传教士来。他不喜欢其他教派，还说给他们起造一座教堂，供养教士及其所有人。
有了这番承诺，同时也迫于当时澳门城中人们之间发生的巨大分歧以及接下来出现的大饥荒，他们乘船来到了现在居住的这个安海城。他们本来想带一位我们教派的教士，但无法如愿以偿。于是他们只好自己先来，想之后再派人去澳门或者马尼拉接一位来。就这样他们在这里待了四年。作为一个权宜之计，他派人去接了一位耶稣会神父来办圣事，在他家中好生招待了他两年。(14)
结合利安当及文度辣的上述书信资料可知，郑芝龙的女儿名叫乌苏拉·德·巴尔卡斯(Ursola de Bargas)，显而易见此为其葡萄牙名字。而其儿女亲家曼努埃尔·贝洛及其女婿安东尼·罗德里格斯(Antonio Rodriguez)都是澳门土生葡人。与郑芝龙女儿一样，他们也是虔诚的天主教徒。郑芝龙女儿答应回到安海居住，条件之一是郑芝龙可以提供教堂和传教士，以便他们能进行正常的宗教信仰生活。而为了将女儿迎归故乡，郑芝龙特意在安海故乡修建了一所教堂，并在暂时无法找到方济各会传教士的前提下，召请了一位耶稣会士前来服务。很显然，这位耶稣会士就是聂伯多(Pierre Canevari)，(15)他是一位意大利籍传教士，长期在福建泉州地区传教，与郑氏家族关系十分密切。
实际上，这位嫁给澳门葡人、信仰天主教的女儿只是郑芝龙的长女，依据清初满文档案资料记载，郑芝龙在顺治十年(1654)奏报清廷欲接家眷来京的时候曾提到“惟二女于十一月二十五日出嫁，三子郑世恩于十二月二十九日婚娶，两事完毕，立即启程，派五弟郑芝豹护送嫂侄前来京城”。(16)由此可知乌苏拉·德·巴尔卡斯还有一位妹妹。
按照上述文度辣书信所记，当利安当一行在安海遇见曼努埃尔·贝洛一家时，这个澳门葡人家庭已经在安海居住了四年之久，因此可以推断曼努埃尔·贝洛一家大约在1645年夏秋时从澳门迁居安海。1646年12月21日，在清军诱降之下，郑芝龙决意投降，“至福州，朝见贝勒……饮三日，夜半，忽拔营起，挟之而北。从者五百人皆别营，不得见……亦不许通家信”。(17)郑芝龙被挟持北上京城后，清政府虽然授予其“精奇尼哈番”，后又加同安侯，但实际上是软禁在京。而据文度辣1650年2月3日写于安海的一封信中披露，曼努埃尔·贝洛曾经陪同郑芝龙前往北京朝廷，他在北京居留两年后返回安海，于1649年11月30日辞世。(18)同样，从这些西班牙方济各会士的书信资料显示，在郑芝龙居留北京期间，他的葡萄牙人女婿安东尼·罗德里格斯也曾经前往北京探视，并帮助方济各会士传递传教费用，如利安当就记载1652年他在北京收到安东尼·罗德里格斯的50两银钱。(19)1655年，清军大举进攻安海，郑成功“先将安平家资，尽移过金门安顿，毁其居第，堕其镇城”，(20)从方济各会史料来看，在安海被毁后，上述郑芝龙长女可能没有跟随郑成功退居金、厦，而是与其丈夫安东尼·罗德里格斯返回澳门，后者以操持郑氏家族擅长的海上商贸业为生，并与当年在安海结识的方济各会士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例如，1678年，文度辣曾从广州发给安东尼·罗德里格斯一封信件，内中就称呼他为船长，并希望他能继续帮忙传递从菲律宾马尼拉发来的传教补给。(21)
此外，利安当、文度辣等方济各会传教士的书信报告中也披露了郑氏家族豢养一支主要由澳门黑人逃奴组成的卫队的情况。在1649年10月15日的传教报告中，利安当首次谈到了郑芝龙拥有一支由澳门黑人组成的卫队：
上述官员一官一直有一大帮由澳门投靠来的黑人基督徒为其效劳，他们属于他的卫队，是优秀的火枪手。他十分信任他们，让他们充作私人护卫，也驱使他们作战。我们刚一靠岸，他们中的一些人就马上前来探望我们，其中有几位我在澳门就认识。他们随后向我提出要求，希望我或我的同伴留在这里照看他们，因为他们没有神父，尽管有一位名叫聂伯多的耶稣会神父常来这里，但是他的教堂和住院却在离这里有4天路程的一个城市，因此无法照看他们。从四旬斋节到8月份这段时间里，已经有5位基督徒去世而没有举行临终圣事。他们也向我提到了上面谈到的话：那位官员希望是我们留在他的家乡，而不是其他人。几天以后，曼努埃尔·贝洛和他的儿子安东尼·罗德里格斯，即那位官员女儿的丈夫来看望我们，也谈到了这件事，请求我们当中的某个人能留在这里照顾这群教友们。(22)
从利安当的上述报告中我们得知，这支郑芝龙的黑人卫队士兵大部分是其从澳门招募来的逃奴，他们都皈依了天主教。有意思的是，另一位方济各会士文度辣也提到了郑芝龙的这支澳门黑人基督徒卫队：
在安海城内，官员一官手下有一连队的黑人士兵，是他从澳门和其他地方招募来的。他们是基督徒，携有妻子儿女，他们前来看望我们。他们的连长叫路易斯·德·马托斯，是一个非常聪明而理智的黑人，他向我讲述了他们没有神父的苦衷。尽管有一位耶稣会神父经常来这里，但他每年只来一次，因为他有3个城市和4个镇子要巡视。如果我们能有一个人留在这里，那将是对天主最大的侍奉。已经有5位基督徒去世，而那位神父已有半年没有来过，基督徒们对他能否很快来这里并不抱希望。我们满足了他们的愿望，他们高高兴兴地离去了。(23)
实际上，郑氏家族一直与澳门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从明末起不少该家族成员都曾前往澳门谋生，近年来所发现的一本郑氏族谱中就提到仅葬于澳门的郑氏家族成员就有22位之多。(24)而西班牙方济各传教士上述有关郑氏家族澳门葡人亲属及黑人卫队的记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进一步考察郑氏家族与澳门葡人之间关系的生动案例。
三、关于郑氏家族经营安海的情况
位于福建泉州的安海港是郑芝龙的重要据点，他在就抚明廷后，为了扩张实力，逐步将安海经营成为其拥兵自重和控制海外贸易的主要基地，(25)因此不难理解安海在郑氏集团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目前关于郑芝龙经营安海的情况，中文资料往往语焉不详，尤其是较少提到在被挟持进京前后，他是如何布局安排郑氏家族势力以因应明清易代的计划。而利安当1649年10月15日所撰写的传教报告中则为我们了解郑氏家族在安海据点的活动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占据安海城及各个港口、周边范围的统治者是一位名叫一官的官员。他是一位令人生畏的人物，因为其势力纵横海上。鉴于对他存在这种担忧，鞑靼皇帝就招降他，并设计将他带往北京朝廷，一直扣留在那里，许诺说会委派他返回故土，全权掌管福建、广东及另一地区。目前他指定一些人代理他管理这个城市及各个港口。安海城是由一位刚强的女人管辖，她是他的继母；港口之一托付给他的一位兄弟；而厦门及其他地方则由他的一位儿子控制，他现在海上已拥有10万兵马，如果他的父亲没有被放回故土的话，就要和鞑靼人开战。(26)
从上引文可知，郑芝龙在前往福州会见清军统帅之前，已经对包括安海城在内的各个据点进行了一番部署安排。安海城及其周围港口交由其继母与一位兄弟管理，而厦、金等地则由其子郑成功管辖。郑芝龙的这一安排从清初满文资料中所保留的一份郑芝龙的自述可以得到验证，1654年，郑芝龙曾经上疏顺治帝，请求护送家眷来京：
臣长子郑森漂流海外，尚未归降，二子郑世忠、四子郑世荫现已在京，三子郑世恩已长大成人，故请与臣母黄氏、五弟郑芝豹留家看坟，而将臣妻颜氏、妾黄氏、五子郑世袭、六子郑世默送往京城。(27)
结合上述中西文资料可以推断，利安当报告中提到的这位驻守安海城的郑芝龙的继母，就是其父郑士表的继室黄氏。(28)在1650年致省会长的一封书信中，利安当也再次提到了居住在安海有一位“太夫人”(Tai Fuje)。(29)显然，这位太夫人就是黄氏，她在郑芝龙被挟持入京后，作为郑氏家族的长辈，管理家族事务，例如，1656年，郑芝龙被下狱囚禁后，闽南郑氏家族曾经派家丁袁彩云前往北京探听消息，在被抓获后，他就供称系受黄氏指派入京：“郑芝龙赴京时，我随其母太夫人居于安海。去年因海贼毁安海城，太夫人移住金门所，留我于安海守宅。九月，太夫人唤我至金门所曰：据京城来人说，你大老爷被囚禁，五老爷被捉拿。我不得实情，内心焦虑。你往京城探取实情，以宽我心。”(30)
至于信中提到的那位郑芝龙的兄弟，正如前文所考述的，应指其同父异母的五弟郑芝豹，在郑芝龙时代，郑芝豹一直是坐镇安海的守将，(31)他和其生母黄氏一同住在安海，同时也协助黄氏管理安海事务。1655年，郑芝豹在降清两年后被清兵押解至京。1664年，黄氏率领部众及家口七百余人归降清廷，随后也被送往北京与其子郑芝豹会合居住。(32)
四、关于郑成功的抗清活动
1646年郑芝龙降清后，郑成功率部入海，此后以金、厦为根据地，频频发起抗清活动，从而引起了当时在华传教的西班牙方济各会传教士的密切关注。例如，1660年1月12日，利安当在山东传教时，就专门撰写了一份致西班牙菲律宾行政长官的报告，介绍了当时发生在清郑之间的一系列重大军事冲突。内中他特别提到了郑成功1659年发起的大规模北伐军事行动：
他是如此的自负与大胆，以至于在过去的1659年7月，他通过一条流向与日本交界处海面的大河向古都南京进发。他带领着一支由3000艘全副武装的战船组成的舰队，要夺取这座城市，并占领全省以及毗邻的南方省份，这些地方是全中国最为繁华富庶之地。一开始他不费吹灰之力就占领了周围的一些城市，而与此同时，一大批鞑靼骑兵从北京朝廷赶来参加南京保卫战。在被击败并遭受重创后，他带着失败的结局撤退到海上。鞑靼人收复了失地，斩杀了那些不忠者。(33)
很显然，尽管身在济南，但利安当一直对郑氏家族的举动颇为关注，他通过各种渠道获取了有关刚刚发生的这场南京之战的消息，并及时报告给马尼拉西班牙殖民当局。随着郑成功军事实力的逐步壮大，并一跃而成为当时危及清朝统治地位的最关键人物，在向西方介绍郑氏家族情况时，利安当等西方传教士也相应地把关注的重心由郑芝龙转到其子郑成功身上。他在这份报告中，就专门向马尼拉西班牙殖民当局介绍了郑成功的家族历史，不仅较为详细地谈到了其父郑芝龙由海上发迹及其后尽撤仙霞岭守军、投降清廷的情况，也特别提到了郑氏父子间在降清问题上的争执及郑成功率郑氏旧部入海抗清的经过：
他的儿子国姓，当时还是一个年轻人，既无法接受父亲郑芝龙投降新的鞑靼皇帝的行为，也不愿臣服新朝，于是就带领着其父亲的所有部属与战船入海，期望新皇帝会封其父为王，并全权掌管那些省份，从而恢复一切。当期望落空后，他就起兵并攻打所有沿海的城镇及堡寨。他变成一个与其父亲过去一样残忍的海盗，拒绝承认新的鞑靼皇帝，而是遵奉另一位占据广东省、称号为永历帝的统治者——他是前朝皇室成员，也一样是一位抛家离舍的孤家寡人。上述郑芝龙，从北京朝廷发信给其子国姓，要求他向新的鞑靼皇臣服效忠。其信件一概通过朝廷登记发寄，但不知因何故隐瞒，他们发现其中有一封没有报备，于是新皇帝就将郑芝龙及其一位兄弟和一位幼子投入监狱，这三位现在仍然监禁在北京不同的牢房中。这位海盗国姓的怒火与日俱增，不断袭扰直至将战火延伸到南京及其周边省份。从他的母亲那一方，他继承了日本人的不屈不挠和凶猛品性，据说在攻打南京一役时，他的部队中就延纳有一些日本死士。他将据点建在厦门，就如其父经营安海一样。现在它已经被鞑靼人毁掉了。(34)
我们知道，从1650年7月起，利安当就离开了郑氏家族的据点安海，北上开拓传教地，此后绝大多数时间都留在山东济南传教，直到1669年病逝广州前，他再也没有重新返回过安海。但从上述引文可知，利安当仍然对发生在郑成功家族的一系列事件颇为熟悉，他不仅了解郑芝龙修书劝降郑成功的经过，甚至对于清廷以郑氏父子暗通书信的罪名将郑芝龙下狱监禁的事件也一清二楚。(35)他还提到郑成功在攻打南京战役时曾使用日本武士的情况。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利安当特别谈到鉴于郑成功北伐失败，菲律宾西班牙殖民当局要注意提防其转而进攻马尼拉。他并建议西班牙人将贸易重点转到臣服于清廷的广州，以便能与中华帝国的新统治者建立关系。(36)这些都是值得重视的记载。
总之，17世纪西班牙天主教文献中保存有十分丰富的郑氏家族史料，上述利安当、文度辣等西班牙天主教方济各会传教士有关郑氏家族的记载，就是典型的例子。这些曾经深入郑氏家族内部，与郑氏家族重要成员有过直接接触的西班牙传教士，基本上可视为是同时代郑氏家族兴衰的见证人，他们所撰写的有关郑氏家族内外活动的资料，有时能提供比中文资料更为丰富的信息，内中不乏许多以往不为人知的历史细节。然而，由于语言文字译读上的困难及档案查阅不易等原因，这部分涉及郑成功家族历史的西班牙文教会资料绝大多数尚未被国内学术界所重视，本文的研究只是冰山一角，相信将来随着更多的相关西文史料得以被挖掘、辑译出来，石井郑氏这一传奇家族的历史面貌也将更为生动多彩。
注释：
①有关利安当与文度辣的传记资料，可参Goodrich,L.Carrington,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1368-1644),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6,pp.25-31.Severiano Alcobendas,O.F.M.Las Misiones Franciscanas en China.Cartas,Informes y Relaciones del Padre Buenaventura (1650-1690).Con Introducción,Notas y Apéndices,Madrid:Estanislao Makstee,Editoe,1933,pp.XXV-XXXVIII.
②如方真真、方淑如译注：《台湾与西班牙贸易史料(1664-1684)》，台北：稻香出版社，2006年；李毓中：《明郑与西班牙帝国：郑氏家族与菲律宾关系初探》，《汉学研究》1998年第2期。
③⑤⑦⑩Sinica Franciscana,Vol.2,Edited by P.Anastasius van den Wynaert,O.F.M.Quaracchi-Florence:Collegium S.Bonaventurae,1933,p.362,p.362,p.366,p.363.
④Sinica Franciscana,Vol.7,Edited by Fortunatus Margiotti,O.F.M,Rome:Segretaria delle Missioni,1965,p.32.
⑥福建师大历史系郑成功史料编译组：《郑成功史料选编》，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82年，第37页。
⑧Sinica Franciscana,Vol.2,p.362,p.385.
⑨关于郑芝龙与澳门关系的先行研究，可参金国平、吴志良：《郑芝龙与澳门——兼谈郑氏家族的澳门黑人》，《海交史研究》，2002年第2期；崔维孝：《明清之际西班牙方济会在华传教研究(1579-1732)》，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18-121页。本文下引有关郑氏家族与澳门葡人关系的方济各会史料译文，也参引了金国平、崔维孝的上述著作中第49-55，118-121页的相关译文，不再另注。
(11)此处有关郑氏家族与澳门葡人间关系及下文所论郑氏家族雇佣黑奴事，可参金国平、吴志良前引文。
(12)Sinica Franciscana,Vol.2,p.367.
(13)张先清：《多明我会士黎玉范与中国礼仪之争》，《世界宗教研究》2008年第3期。
(14)Sinica Franciscana,Vol.7,Edited by Fortunatus Margiotti,O.F.M,Rome:Segretaria delle Missioni,1965,pp.33-34。
(15)[法]荣振华著、耿昇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103-104页。
(1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初郑成功家族满文档案译编》，《台湾文献汇刊》，第一辑，第六册，厦门：厦门大学、北京：九州出版社，2004年，第12页。
(17)(20)福建师大历史系郑成功史料编译组：《郑成功史料选编》，第37、100页。
(18)(21)Sinica Franciscana,Vol.3,Edited by P.Anastasius van den Wynaert,O.F.M.Quaracchi-Florence:Collegium S.Bonaventurae,1936,p.23,pp.197-198.
(19)(22)Sinica Franciscana,Vol.2,p.431,p.367.
(23)Sinica Franciscana,Vol.7,pp.32-33.
(24)张宗洽、郑梦彪：《郑成功家族族谱的新发现——明崇祯修〈石井郑氏族谱〉评介》，《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1期。
(25)(31)福建师大历史系郑成功史料编译组：《郑成功史料选编》，第31、41页。
(26)(29)Sinica Franciscana,Vol.2,p.366,p.402.
(27)(30)(3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初郑成功家族满文档案译编》，《台湾文献汇刊》，第一辑，第六册，第12、281、86页。
(28)厦门市郑成功纪念馆、厦门市郑成功研究会编：《郑成功族谱四种》，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35页。
(33)(34)(35)Sinica Franciscana,Vol.2,pp.491-492,pp.493-494,p.496.
(36)关于郑芝龙下狱监禁事，见福建师大历史系郑成功史料编译组：《郑成功史料选编》，第37页。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初郑成功家族满文档案译编》，《台湾文献汇刊》，第一辑，第六册，第190-193页。
作者介绍：张先清，厦门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系教授(厦门 361005)； 王荟，厦门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系博士研究生(厦门 361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