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尉迟不攻（搜狐特约评论员）
深圳女孩逛街遭遇警察查验身份证，4分34秒视频今日的疯传，已经是事发二十天之后，简单的一个查验身份证行为，演化成被强制带往派出所，路上涉事警员之言语粗暴、威胁恐吓在短短几分钟视频中暴露无遗。“我怀疑你是男人，你上女厕所干嘛，脱下来给我看下”、“今天就是你们自己犯贱“、”把你们和艾滋病，小偷，强盗关在一起去”……深圳宝安警方的回应中已经将事件定性为“民警执法不规范”，而从视频显示的言语、举动不规范情形，也让公众对警权约束的现状感到忧虑。
很明显，在目前公布的视频之中，执法者与被执法者情绪已经在前序接触中被点燃，而涉事警员所表现出来的言语粗鲁、执法不文明和试图用滥用警权的方式来惩罚公民，甚至比事发起因那个查验身份证的程序问题，更严重地破坏了警队形象，与公安部执法规范化建设的要求相去甚远。耐人寻味的是，此次事件发生的时间，正好是中央深改组第24次会议通过深化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的专题文件的第二天，是公安部开会部署落实执法规范化建设、申言“进一步规范执法依据、执法程序、执法行为，规范执法决策机制、监督机制”的同一天。据媒体最新报道，当事民警被停止执行职务，等候进一步处理。宝安公安分局局长周兆翔对两名当事人进行赔礼道歉。
按照现行《身份证法》的规定，警察查验身份证的法定情形，已经事实上到了急剧扩张的程度，这是2011年《居民身份证法》修改时，舆论反复讨论、表达忧虑之所在。现有法律规定支持、授权警察在几乎其所有认为必要的情形下查验行人身份证件，《身份证法》给出的唯一前置程序要求便是“出示执法证件”一条，而此次事件中，按照当事人的讲述，本次事件也是因为涉事警员不出示证件导致。
亮不亮执法证件，于民众而言，是一种身份确认，毕竟不乏“不法分子假冒警察”的新闻，身份确认是最直接的自我保护。而对警员来说，亮证应被视为执法行为的开始。但在不少公共事件中，要求执法者亮出证件，甚至被认为是一种冒犯、挑衅，成为很多警民冲突、尤其是警员火冒三丈的引子。警察查验行人身份证的行为，按照《身份证法》要求，是需要亮证的，包括《警察法》也规定，对有违法犯罪嫌疑的人员当场盘问、检查也需要“出示相应证件”。但之所以有警员不断、反复在各种事件中将让其亮证的公民举动视为大不敬，乃在于公安部的一些部门规章中，对于警察执法亮明身份的要求，给出了分情况的表述，身着制式警服，相当于亮证，“未着制式服装的，应当出示人民警察证”，这成为不少执法者拒绝通过亮证的方式表明身份的依据所在。
围绕同一问题，不同法律法规发生条文冲突，最直接的取舍标准便是上位法优于下位法，这并不复杂。从制度上规范警察执法的角度来看，有必要对现有警察执法程序性的规范文件予以清理、明确，给一线执法者以更明确的法律指引，消解执法者身上的戾气。从文明、规范执法的法律要求去衡量，执法者亮明身份，也并非什么过分的要求，从容、淡定地回应社会公众的这一简单诉求，是警察系统执法规范化建设的一个开始，并不难，而且会立竿见影出成效。
深圳警员因查证、亮证引发的事件，事实上已超出查证、亮证程序讨论的范畴，粗暴无礼、匪气十足、手带大串佛珠的执法者，单手握着方向盘驾驶的执法者，以把普通公民“和艾滋病，小偷，强盗关在一起”作为威胁的执法者，一定不是规范化执法的适格主体。公众对不规范的警务行为感到忧虑，因为法律对公民人身权利的保障需要规范守法的执法者来执行。免于恐惧，不该是奢求，深圳警员所为，无疑加剧了公众的这种忧虑。
文/尉迟不攻（搜狐特约评论员）
深圳女孩逛街遭遇警察查验身份证，4分34秒视频今日的疯传，已经是事发二十天之后，简单的一个查验身份证行为，演化成被强制带往派出所，路上涉事警员之言语粗暴、威胁恐吓在短短几分钟视频中暴露无遗。“我怀疑你是男人，你上女厕所干嘛，脱下来给我看下”、“今天就是你们自己犯贱“、”把你们和艾滋病，小偷，强盗关在一起去”……深圳宝安警方的回应中已经将事件定性为“民警执法不规范”，而从视频显示的言语、举动不规范情形，也让公众对警权约束的现状感到忧虑。
很明显，在目前公布的视频之中，执法者与被执法者情绪已经在前序接触中被点燃，而涉事警员所表现出来的言语粗鲁、执法不文明和试图用滥用警权的方式来惩罚公民，甚至比事发起因那个查验身份证的程序问题，更严重地破坏了警队形象，与公安部执法规范化建设的要求相去甚远。耐人寻味的是，此次事件发生的时间，正好是中央深改组第24次会议通过深化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的专题文件的第二天，是公安部开会部署落实执法规范化建设、申言“进一步规范执法依据、执法程序、执法行为，规范执法决策机制、监督机制”的同一天。据媒体最新报道，当事民警被停止执行职务，等候进一步处理。宝安公安分局局长周兆翔对两名当事人进行赔礼道歉。
按照现行《身份证法》的规定，警察查验身份证的法定情形，已经事实上到了急剧扩张的程度，这是2011年《居民身份证法》修改时，舆论反复讨论、表达忧虑之所在。现有法律规定支持、授权警察在几乎其所有认为必要的情形下查验行人身份证件，《身份证法》给出的唯一前置程序要求便是“出示执法证件”一条，而此次事件中，按照当事人的讲述，本次事件也是因为涉事警员不出示证件导致。
亮不亮执法证件，于民众而言，是一种身份确认，毕竟不乏“不法分子假冒警察”的新闻，身份确认是最直接的自我保护。而对警员来说，亮证应被视为执法行为的开始。但在不少公共事件中，要求执法者亮出证件，甚至被认为是一种冒犯、挑衅，成为很多警民冲突、尤其是警员火冒三丈的引子。警察查验行人身份证的行为，按照《身份证法》要求，是需要亮证的，包括《警察法》也规定，对有违法犯罪嫌疑的人员当场盘问、检查也需要“出示相应证件”。但之所以有警员不断、反复在各种事件中将让其亮证的公民举动视为大不敬，乃在于公安部的一些部门规章中，对于警察执法亮明身份的要求，给出了分情况的表述，身着制式警服，相当于亮证，“未着制式服装的，应当出示人民警察证”，这成为不少执法者拒绝通过亮证的方式表明身份的依据所在。
围绕同一问题，不同法律法规发生条文冲突，最直接的取舍标准便是上位法优于下位法，这并不复杂。从制度上规范警察执法的角度来看，有必要对现有警察执法程序性的规范文件予以清理、明确，给一线执法者以更明确的法律指引，消解执法者身上的戾气。从文明、规范执法的法律要求去衡量，执法者亮明身份，也并非什么过分的要求，从容、淡定地回应社会公众的这一简单诉求，是警察系统执法规范化建设的一个开始，并不难，而且会立竿见影出成效。
深圳警员因查证、亮证引发的事件，事实上已超出查证、亮证程序讨论的范畴，粗暴无礼、匪气十足、手带大串佛珠的执法者，单手握着方向盘驾驶的执法者，以把普通公民“和艾滋病，小偷，强盗关在一起”作为威胁的执法者，一定不是规范化执法的适格主体。公众对不规范的警务行为感到忧虑，因为法律对公民人身权利的保障需要规范守法的执法者来执行。免于恐惧，不该是奢求，深圳警员所为，无疑加剧了公众的这种忧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