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早期
瓜形端砚
黄小俊
编者按
围绕近年来沸沸扬扬的“京师瓷”事件，本期“品藏”刊登了一组由古玩商、艺术品评论家、收藏家撰写的文章，并专访了“京师瓷”事件的主角邱季端先生。民间藏有大量国宝，民间也充斥大量赝品，这是实情。所以，这组文章的观点大相径庭。尽管有分歧，但有一点是大家认同的，就是国家应该尽快建立完善的文物鉴定机制，使真正的国宝得到有效保护。否则，“谁说了都不算”的尴尬局面还要延续下去……
“京师瓷”风波发生以来，各种评论不断出现，其中“国宝帮”这一词汇再次引发人们的关注。就“国宝帮”相关问题，我们采访了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砚文化专业委员会专家工作室主任、著名古砚鉴藏家吴笠谷先生。
吴笠谷认为，“国宝帮”简单地讲就是一个专门制作、买卖赝品的群体。“国宝帮”这一说法已经有十年之久，它之所以成为当下社会舆论的焦点，与我们的收藏环境处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有关。改革开放以来，开始有了民间收藏。早期的收藏家买了不少好东西，但只藏不卖、只进不出，导致很多古玩在市场上不流通了。然而，随着近年来的收藏热，市场上对于古玩的需求量猛增，供不应求，“国宝帮”也就应运而生。这个群体贯穿制假、买假和卖假三个环节，形成一个完整的链条，击鼓传花，谋取名利。
制假
近年来，文物制假十分猖獗，具有规模化、地域化的特点，甚至有些地方有制假村出现，比如景德镇樊家井村专仿官窑瓷，洛阳南石山村专仿唐三彩。吴笠谷讲述了亲历的两件事：
有一次，吴笠谷做了一方“邓石如小像端砚”并刻上名字款识，被一砚商买走。不久之后，一位在文博界小有名气的朋友请他鉴赏新买的一方砚台，吴笠谷发现正是自己制作的那方砚，但朋友坚称这是清代著名书画篆刻家邓石如的砚。吴笠谷仔细一看，自己的名字款识被铲掉，并且作旧。还有一次，吴笠谷在展会上看见一方清代端石虫蛀砚，没有款识。后来在某个拍卖会上再次见到了那方砚，砚背却落上了刘墉的款。原本是一方古砚，却被现代人刻上了假铭文。
吴笠谷说，现在市场上古砚的作假不仅数量多，而且比较难鉴别。因为古砚的辨别不仅要掌握砚材的差异、各个朝代的工艺特点等专业知识，更主要的是对铭文的识别难度较大。铭文不同于书法，书法有笔力之分，铭文是刻出来的，造假相对容易。
买假
有人作假会有人买假，买假的人群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古玩爱好者，他们收藏的目的是赏玩或者投资，但是由于资历尚浅，对充斥市场的赝品没有识别能力，容易以假为真，吃亏上当。
还有一类人就是知假买假，借古玩乃至“国宝”之名进行炒作，比如先建立一个博物馆，再利用馆长的头衔暗地里进行买卖，贩假售假。吴笠谷曾经见过河南某地一个企业博物馆，所陈列的100多方砚台据说都是“唐砚”、“汉晋砚”。多足、箕形、抄手等各种款式都有，砚材又多数是山东红丝石，形体硕大，品相完整，而且砚背铭款全是名人，如刘秀、班固、王羲之、房玄龄、杜如晦、颜真卿、柳公权等。书法拙劣，文辞不通，图案、款式、包浆都不对。最重要的是，红丝石是到晚唐才出现的砚材，中唐以前的这些名人根本不可能使用这种材质的砚。馆长告诉吴笠谷,这些砚原是民国大总统徐世昌收藏的，后把这些古砚抵押给了他的祖父。据史料记载，徐世昌的确在此地居住过，而且徐世昌也确实是藏砚名家，还有一本藏砚拓片集《归云楼砚谱》传世，但是砚谱上面所收入的砚跟这个博物馆所收藏的砚根本没有任何关系。吴笠谷说：“这件事虽然荒谬可笑，但却是不良古玩商的惯用套路。”
卖假
卖假的人群可以分为三类，古玩商、收藏家和伪收藏家。
吴笠谷说，现在赝品市场繁荣，在很多古玩市场，赝品不仅比例大，而且卖得好。古玩商大多是见过真东西，具有一定的鉴别能力，为何把假的当成真的来卖？原因很简单，因为真品的价值比较透明，获利空间不大。仿品成本很低，一旦卖出，一本万利。有些所谓的收藏家从本质上来说和古玩商是一样的，都是为了金钱。为了达到目的，他们会把收藏的“国宝”进行包装宣传，用金钱换取证书。另一种伪收藏家并不是为了金钱利益，更多的是想要换取社会影响力、身份地位。比如，河北冀州冀宝斋民间博物馆馆长、二铺村支部书记王宗泉，根本不懂文物鉴赏，馆内藏品以低仿官窑瓷器为主，曝光之前该馆名气很大。
吴笠谷还举了一个例子，上个月在北京恭王府举办了一个号称国家级的“唐宋名砚展”，全部展品不仅包浆不自然，图案怪异，而且从工艺看明显是先用现代机雕然后用手工修饰的，甚至连机雕的痕迹还没有打磨干净。把赝品当成标准器，树立一个假的标杆，人们会以假当真，不仅收藏的标准乱了，导致赝品在收藏品市场更加猖獗，后果令人担忧。
吴笠谷认为，古玩除了具有艺术价值，更重要的是研究历史的重要物证，以器证史。如果用赝品来做研究，研究出的“中国古代文明”的学术水准就可想而知了。近些年，之所以会出现卖假猖獗的情况，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文物鉴定机制极其混乱，一些文博专家草率为赝品开鉴定证书。本着对文物、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完善问责制势在必行。
清早期
瓜形端砚
黄小俊
编者按
围绕近年来沸沸扬扬的“京师瓷”事件，本期“品藏”刊登了一组由古玩商、艺术品评论家、收藏家撰写的文章，并专访了“京师瓷”事件的主角邱季端先生。民间藏有大量国宝，民间也充斥大量赝品，这是实情。所以，这组文章的观点大相径庭。尽管有分歧，但有一点是大家认同的，就是国家应该尽快建立完善的文物鉴定机制，使真正的国宝得到有效保护。否则，“谁说了都不算”的尴尬局面还要延续下去……
“京师瓷”风波发生以来，各种评论不断出现，其中“国宝帮”这一词汇再次引发人们的关注。就“国宝帮”相关问题，我们采访了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砚文化专业委员会专家工作室主任、著名古砚鉴藏家吴笠谷先生。
吴笠谷认为，“国宝帮”简单地讲就是一个专门制作、买卖赝品的群体。“国宝帮”这一说法已经有十年之久，它之所以成为当下社会舆论的焦点，与我们的收藏环境处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有关。改革开放以来，开始有了民间收藏。早期的收藏家买了不少好东西，但只藏不卖、只进不出，导致很多古玩在市场上不流通了。然而，随着近年来的收藏热，市场上对于古玩的需求量猛增，供不应求，“国宝帮”也就应运而生。这个群体贯穿制假、买假和卖假三个环节，形成一个完整的链条，击鼓传花，谋取名利。
制假
近年来，文物制假十分猖獗，具有规模化、地域化的特点，甚至有些地方有制假村出现，比如景德镇樊家井村专仿官窑瓷，洛阳南石山村专仿唐三彩。吴笠谷讲述了亲历的两件事：
有一次，吴笠谷做了一方“邓石如小像端砚”并刻上名字款识，被一砚商买走。不久之后，一位在文博界小有名气的朋友请他鉴赏新买的一方砚台，吴笠谷发现正是自己制作的那方砚，但朋友坚称这是清代著名书画篆刻家邓石如的砚。吴笠谷仔细一看，自己的名字款识被铲掉，并且作旧。还有一次，吴笠谷在展会上看见一方清代端石虫蛀砚，没有款识。后来在某个拍卖会上再次见到了那方砚，砚背却落上了刘墉的款。原本是一方古砚，却被现代人刻上了假铭文。
吴笠谷说，现在市场上古砚的作假不仅数量多，而且比较难鉴别。因为古砚的辨别不仅要掌握砚材的差异、各个朝代的工艺特点等专业知识，更主要的是对铭文的识别难度较大。铭文不同于书法，书法有笔力之分，铭文是刻出来的，造假相对容易。
买假
有人作假会有人买假，买假的人群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古玩爱好者，他们收藏的目的是赏玩或者投资，但是由于资历尚浅，对充斥市场的赝品没有识别能力，容易以假为真，吃亏上当。
还有一类人就是知假买假，借古玩乃至“国宝”之名进行炒作，比如先建立一个博物馆，再利用馆长的头衔暗地里进行买卖，贩假售假。吴笠谷曾经见过河南某地一个企业博物馆，所陈列的100多方砚台据说都是“唐砚”、“汉晋砚”。多足、箕形、抄手等各种款式都有，砚材又多数是山东红丝石，形体硕大，品相完整，而且砚背铭款全是名人，如刘秀、班固、王羲之、房玄龄、杜如晦、颜真卿、柳公权等。书法拙劣，文辞不通，图案、款式、包浆都不对。最重要的是，红丝石是到晚唐才出现的砚材，中唐以前的这些名人根本不可能使用这种材质的砚。馆长告诉吴笠谷,这些砚原是民国大总统徐世昌收藏的，后把这些古砚抵押给了他的祖父。据史料记载，徐世昌的确在此地居住过，而且徐世昌也确实是藏砚名家，还有一本藏砚拓片集《归云楼砚谱》传世，但是砚谱上面所收入的砚跟这个博物馆所收藏的砚根本没有任何关系。吴笠谷说：“这件事虽然荒谬可笑，但却是不良古玩商的惯用套路。”
卖假
卖假的人群可以分为三类，古玩商、收藏家和伪收藏家。
吴笠谷说，现在赝品市场繁荣，在很多古玩市场，赝品不仅比例大，而且卖得好。古玩商大多是见过真东西，具有一定的鉴别能力，为何把假的当成真的来卖？原因很简单，因为真品的价值比较透明，获利空间不大。仿品成本很低，一旦卖出，一本万利。有些所谓的收藏家从本质上来说和古玩商是一样的，都是为了金钱。为了达到目的，他们会把收藏的“国宝”进行包装宣传，用金钱换取证书。另一种伪收藏家并不是为了金钱利益，更多的是想要换取社会影响力、身份地位。比如，河北冀州冀宝斋民间博物馆馆长、二铺村支部书记王宗泉，根本不懂文物鉴赏，馆内藏品以低仿官窑瓷器为主，曝光之前该馆名气很大。
吴笠谷还举了一个例子，上个月在北京恭王府举办了一个号称国家级的“唐宋名砚展”，全部展品不仅包浆不自然，图案怪异，而且从工艺看明显是先用现代机雕然后用手工修饰的，甚至连机雕的痕迹还没有打磨干净。把赝品当成标准器，树立一个假的标杆，人们会以假当真，不仅收藏的标准乱了，导致赝品在收藏品市场更加猖獗，后果令人担忧。
吴笠谷认为，古玩除了具有艺术价值，更重要的是研究历史的重要物证，以器证史。如果用赝品来做研究，研究出的“中国古代文明”的学术水准就可想而知了。近些年，之所以会出现卖假猖獗的情况，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文物鉴定机制极其混乱，一些文博专家草率为赝品开鉴定证书。本着对文物、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完善问责制势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