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结构学]中

间接叙述法 ——“情节结构”漫谈之十六

文中人物通过回忆或对话代作者发言,成为小说的第二叙述人,是除作者或“我”之外的人物的间接叙述。

截时法 ——“情节结构”漫谈之十七

有些作品,明显地截选了小说主人公特定的某一段生活片段,然后依照时间的顺序排列来展开故事。这些作品,往往以日记体或书信体来完成。这种在截选了的一段时间内,并按照正常的时空顺序来展开情节的组织结构方式,我们称之为“截时法”,或者“断片式”。

前苏联作家谢?安东诺夫的短篇小说《北极光》,就其开篇和结尾的“外壳”而言,属于“框架结构”;但若剔除“框架”(这一“框架”在整篇小说中起的是引子和象征的作用),其主体部分所展示的却是几封来信。这几封来信,明显地截取了小说女主人公特定的某一阶段的生活——与一位商店经理偶然相遇、相识、相交,而后分手的情景和心理状态。除此以外,小说对女主人的过去和未来只是点了几笔,并未做详细的描写与叙述,但这几封信已经构成了一个整体,一个人在某一特定环境中或某一生活侧面的整体,一个艺术的整体。信是按照正常的时空顺序排列的,这一排列,构成了小说的情节线,也形成了小说的开端、发展、高潮和结尾。

N多年前看《北极光》,突然发现小说原来是“生活教科书”,它向我们展示了男女微妙情感的深处及其变化。

还有一些小说,是日记体写的。日记体小说往往会选择某一时段的某几篇日记连缀在一起。就其形式而言,它也是截选小说主人公特定的生活片段,也是按照时空顺序来排列。

“截时法”常以书信或日记的展示来推动情节发展,带有较强的纪实意味;虽然书信或者日记都是虚构的,但给读者的感受或印象却是真实的。

零起式——“情节结构”漫谈之十八

有些作品,多以第一人称“我”的所见所闻结构故事,这个“我`”就像采访记者一样,从零开始接触人物和事件,从不认识到认识,从不了解到了解,逐步加深认识和了解,最后塑造(使读者看到)出鲜明的人物形象和事件的本末。我们将这种小说结构的组织形式,称为“零起式”。

高尔基的短篇小说《大灾星》,就是“零起式”的作品——“我”在夏夜市郊的荒僻小巷里,见到一个女人在雨水中践踏泥浆。(“我”偶然见到的,此前从未见过面,所以对她的认知等于零)“我”把她强拉出来,又将她送回家,开始得知她是一个穷苦善良的搓麻绳的女人,并有一个残疾的儿子。她沉沦在社会的底层,过着苦日子。残疾的小孩虽然不能行走,但却喜爱昆虫,向往美丽的田野。小说从“零”开始,写出了“我”(也引领着读者)对小说主人公从不认识到认识、从不了解到了解、从表面到内心世界的发现。

马烽的短篇代表作《我的第一个上级》,也取“零起式”。他的这个从零开始,可以说是有起有伏。“我”从省水利学校毕业以后,被分配到一个县里来工作。来报到的这天,“我”在街上遇见一个怪里怪气的老头——天气很热,他却披件夹衣,下身穿着黑棉裤,库脚还是扎住的,头上又戴了顶大草帽,迈着八字步,在街上慢吞吞地走。这个怪老头是从“零”开始的。“我”后来才知道,这个怪老头是县农建局的田副局长。在洪水来临的危机时刻,这个外表平凡的怪老头却是一个有气魄、有胆识和高尚心灵的人,从而完成了“我”从不认识到认识、从不了解到了解的过程。随着这种认识和了解,人物形象越来越丰满,越来越高大。

茹志鹃的短篇名作《百合花》,也是“零起式”。不同的是,这一小说属于“零”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两个人——小通讯员和支前的农村新媳妇。小说写得很悲美,当属优秀短篇之作。

反应式 ——“情节结构”漫谈之十九

在正常的生活进程中,小说主人公沿着业已习惯的生活轨迹生活着;可是有一天(或某一时期),小说主人公遇到来自外部的环境的突变或遭受某种突发力量的冲击(自然环境的或人世境遇的),从而打乱了他(她)或他们(她们)的正常生活,使他(她)或他们(她们)的心理、情绪、行为发生了较大或巨大变化;而在这些变化中所表现出来的心理、情绪和行为,恰恰反映了小说主人公思想、性格的另一个侧面,或者就是原本隐伏着的潜质得到了释放、爆发。这就好像平静的水中突然投入了某种化学剂,立刻发生了剧烈的化学反应。我们将这样的结构组织方式,称之为“反映式”。

波兰著名作家显克维支有一篇名为《灯塔看守人》的短篇小说,其故事梗概为:一个流落国外的灯塔看守人,非常忠于职守。他日复一日地按时点燃灯塔,生活单调而平静。可是有一天,他偶然得到一本以他祖国的文字所写的书以后,他那平静的心被打乱了,平静的生活也被打破了。他的内心涌起了强烈的思乡之情爱国之情,几乎使他不能自持,以致使他忘记了他从来都是按时点燃灯塔的职责。在这一作品中,那本用祖国文字所写的书就是一种外加的“药剂”,它投入到灯塔看守人的心中,引起了特殊的反应,从而扰乱了他贯常的生活和工作。这一“药剂”之所以能引起反映,不仅仅是“药剂”本身的作用,而且有埋藏在灯塔看守人内心情愫。“药剂”和“情愫”放在一起发生反应,一个热爱自己祖国的老人的形象跃然纸上。

阿尔封斯?都德的短篇名作《最后一课》,也属于“反应式”。小说写道:我(一个贪玩而想逃学的孩子)在这天早晨上学又迟到了。但意外的是,这天教室里异常安静,一切都似乎很反常——不仅是老师穿起了特殊日子才的礼服,而且教室后边原本空着的条凳上竟然坐着许多村里人,其中还有老人。怎么回事呢?原来普法战争以法国的失败告终以后,法国的亚尔萨斯和洛林被割让给了普鲁士了。土地被异国吞并,占领者当局将禁止教授法文。这节课,就是最后的一节法文课。禁授法文,是一个突变,也是一份“药剂”;“药剂”倒在水中,引起巨大反应——老师庄重授课、村民、老人都来听课,原本不愿念书的孩子也受到了感染和感动。

以“反应式”来组织结构小说的作品很多。这些作品,大多将人物从惯常的环境中抛入特殊的、严峻的环境之中,使其显现潜藏的性格及为人本质。

强铺垫式 ——“情节结构”漫谈之二十

为了顺理成章地描述事件和自然地刻画和表现人物性格,许多小说作品都会对人物和事件加以“铺垫”的笔墨。但正常的“铺垫”,在整个作品中所占的比例不会太大,“铺垫”之后,就会以更多的笔墨进入核心矛盾或核心事件。在小说创作中,也有一些作家采用特殊手段,一反“铺垫”只占较少篇幅的惯例,将原本属于“铺垫”的部分加重分量,加重文字量,使核心故事反而变轻,甚至很简单。我们将这种结构组织形式,称为“强铺垫式”。

“强铺垫式”作品的“铺垫”部分,或是环境渲染,或是景物描写,或是风土人情的描述;而于其后次第展开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命运,正是前边所铺垫的特定环境、景物及风土人情的派生物和必然产物。由于铺垫部分很强,相对来说,情节部分的篇幅因缩短而更加精练,以至于颇有“生活小品”的味道。也有些作品,核心故事的前奏也在铺垫部分引出,但这故事前奏也属于铺垫。

以“强铺垫式”来组织结构小说的代表性作品,可推汪曾祺的短篇名作《大淖纪事》。该作共写了六个章节,各个章节的字数相差无几。第一章节,写大淖的地理环境和景物风貌。(这一章节,显然属于铺垫部分)第二章节,写大淖岸边上的各种小本生意和“兴化帮”的二十来个锡匠,尔后描述锡匠的生活、锡匠的个性、锡匠的头领老锡匠及其侄儿、徒弟小锡匠“十一子”。(这一章节,也属于铺垫部分)第三章节,写大淖南岸的挑夫及其生活,写风土人情。(这一章节,还是铺垫)第四章节,小说的女主人公开始出场,写了巧云的身世及她与小锡匠的关系。(这一章节,故事开始,但依旧有铺垫的意味)第五章节开始,有条不紊地介绍水上保安队和保安对的号兵(仍然有铺垫的意味),然后才进入核心故事。六章节,核心故事迅速展开,情节发展,急转直下,推向高潮和尾声。

《大淖纪事》的“核心故事”并不复杂——和小锡匠相好的巧云被保安队的号长奸污了,这号长又将小锡匠捆起来用棍子打。锡匠们向县政府递了呈子,县政府没有答复,他们便上街游行,终于使那打人的号长受到了惩处。这一“核心故事”,只在第五章节的后半部分和第六章节内完成,不足全篇的六分之二,也就是大约三分之一弱。铺垫部分之重、之多,一般小说难以相比。我们还会发现,尽管这篇小说的“核心故事”在整个小说之中所占的篇幅不大,但如果没有铺垫部分的环境、背景和风土人情的描述,它就不会那么自然,那么具有艺术的真实性和可信性。这就是说,占小说篇幅比重很大的“铺垫”,对这篇小说的艺术感染力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大淖纪事》问世以后,许多人称奇、叫好。原由多种,但其中的一个就是其结构的独特。这种结构的小说,在此之前比较少见,当然也不是绝无仅有。例如沈从文先生的名作《边城》,便以大幅的铺垫而显现其独具一格的艺术韵味。在20世纪60年代初,《人民文学》刊登了一篇萧平的短篇小说,名为《圣水宫》,其结构当属“强铺垫式”。小说开篇,写1950年暮春时分,县委书记李群到一山区去检查工作。他一路走,一路欣赏山光水色。(这些景物描写,大约占了全文的十分之一)然后他发现了一座古庙,在古庙中他又遇见了一个八、九岁的小姑娘。他和小姑娘谈话,得知小姑娘是还俗道士的孩子。(这部分,大约占全文的二分之一篇幅)县委书记考虑到小姑娘的受教育问题,于是找人安排小姑娘上学。(这里又占全文的十分之一强)。以上合计,占全文篇幅的十分之七强。——它实际上是整篇小说的“铺垫”部分。其“核心故事”发生在十一年以后。当年的县委书记李群,已经调到省委宣传部。在欢送师范学校应届毕业生的会上,他发现讲话的毕业生代表就是当年他在庙中遇见过的那个小姑娘……

20世纪80年代中期,韩少华的短篇小说《红点颏儿》,也采用了“强铺垫式”组织结构。小说的“核心故事”写养红点颏儿的行家“五爷”在地坛调训鸟时遇见一位海外侨胞。这位侨胞的父亲有病在身,不能回国,但极爱故乡的红点颏儿。他儿子想把红点颏的叫声录下来,使父亲在枕边上能够听到故乡的鸟语。“五爷”感其孝心和其父的思国怀乡之情,欣然将他珍爱的红点颏儿奉送。这篇小说,全文一万八千余字,但“核心故事”只有四千余字,不足四分之一。其余四分之三篇幅,属于“铺垫”部分,用来介绍地坛,描绘养鸟的人们和关于鸟及养鸟人的故事。如果没有这些“铺垫”,不仅难以形成氛围,而且难见养鸟人的性格和心灵,也达不到相应的艺术效果。

悬念式——“情节结构”漫谈之二十一

悬念,是一种关切的心情,是人们对于某事件或某人命运的挂念,是一种急切期待和挂念的心理状态。“悬念式”小说的主要结构特点是设有悬念。悬念吸引读者,悬念推动情节发展;在悬念中描绘人物形象,使人物的遭遇或命运更吸引读者的关切。

“悬念式”的组织结构,常见的有三种。

第一种,在小说的开篇设悬念,这悬念在小说的结尾处解除。

法国作家让?克洛德?布雷的小说《拯救孩子》,一开始就写一批武装匪徒劫持了一辆载有三十名孩子的学校班车,某警察行动队去执行拯救这批孩子的特殊任务。如何拯救,是小说开篇即设下并贯穿全局的悬念。几经波折,孩子终于被救,悬念解除,小说也就完成了。

第二种,以不了解的人、事为悬念。

前苏联作家H?杜姆巴泽的小说《库卡拉恰》,开篇不久小说主人公民警库卡拉恰被人打死了。小说主人公,多为小说描述的对象,他死了,常理是小说结束。开篇即死,便出现了一连串的悬念——他是被谁打死的?为什么?他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为了解除这些悬念,情节展开、推移(通常采取追述的手法),使读者终于知道了谁打死了库卡拉恰,为什么,及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悬念解除,小说完成。

第三种,结局不解除悬念。

这类悬念的小说,可以德国作家棱茨的短篇小说《被嘲讽的猎手》为例。小说写一个蹩脚的并受到人们嘲讽的猎手,秘密地独自去打猎,决心以满载而归来挽回声誉的故事。如何挽回声誉,是这篇小说在开篇时即设下的悬念。但这个悬念一直到小说结局有未能解除。原因是他虽然勇敢地打死了两头野牛,却未能将野牛肉带回去——几只白熊在他的枪支损坏的情况下将野牛肉吞吃了。他干得很出色,却得不到证明。他还会受到人们的嘲讽吗?或者他的遭遇还会发生其他的逆转?这一切,都以“悬念”留在了小说的结尾,也留给了读者。也可以说,开篇所设的如何挽回声誉的悬念,在小说结束后依然没有解除,增加了耐人寻味的内涵。

由于“悬念式”的组织结构容易产生戏剧性的效果,所以能够牵动读者的急切关注,从而增强了可读性和艺术效果。在许多小说作品中,我们常可发现此类结构。如美国作家马克?吐温的短篇名作《百万英镑的钞票》,即以一张难以花出去的百万英镑入手,以小说主人公亨利是否持有这张钞票及如何利用这张钞票为悬念,来展开情节。当然,这篇小说的结构是“复合式”的,它即是悬念式的,也具有“翻板式”的特征。

事与愿违式 ——“情节结构”漫谈之二十二

这种结构的组织方式是:主人公从一开始就怀着一种强烈的主观愿望,为了实现这一愿望,便付诸行动。他自以为要达到目的了,但由于种种他并不了解的客观原因或偶然因素,事情的结果偏偏朝着他愿望的反方向发展,使他的愿望落空。

以这种方式组织小说结构的代表性作品,有美国作家欧?亨利的《警察与赞美诗》及法国作家法朗士的《克兰比尔》。

《警察与赞美诗》的主人公是流浪汉苏贝。在冬天即将来临的时候,他决定去触犯法律,到监狱中去住三个月,以躲冬天的寒冷。他先是想进了一家饭馆白吃一顿,可是还没进门就被侍者领班发现了他的破皮鞋和烂衣衫,于是被推了出去。他又用石头砸商店的橱窗,见到警察也不跑,但就在这时候有人从商店里跑出来,警察去追那一个人。他终于走进了一家小饭馆,吃饱以后就宣称分文没有,可是侍这并没有叫警察,而是把他扔了出去。他当着一个警察的面去调戏一位妇女,说请她喝啤酒,不料那妇女马上表示同意。他在街头吆喝胡闹,警察竟然把他当作了庆祝球赛得胜的大学生。在一家小铺内,他抓起了一位衣冠楚楚的先生刚刚放下的一把雨伞,没想到那人的伞是刚捡到的,以为是物归原主。如此等等,他就是达不到进监狱的愿望。他躺在街头的长椅上,听到了教堂里传来的赞美诗的声音。他突然觉得自己应该做一个自食其力者去找份工作,根本就不想进监狱躲冬寒了。就在这时候,警察把他送进了监狱。这也是第二次事与愿违。

《克兰比尔》与《警察与赞美诗》的组织结构近似,但情节却相反。叫卖小贩热罗姆?克兰比尔这天沿街叫卖青菜,在一家商店门前被商店老板娘叫住,停了下来。老板娘拿了菜进去取钱的时候,警察来了,让克兰比尔立刻走开。他在等着拿菜钱,解释着而没动地方,于是警察动了肝火,并且认定他骂了“你是一头该死的母牛”。他以这句话反问,使警察更加愤怒,于是他被拘留,尔后被判15天监禁。这突如其来的事情,完全违背克兰比尔的意愿。从监狱中出来以后,克兰比尔继续卖菜,但人们都知道他刚从狱中出来,所以都回避他。卖不出菜,他陷入饥饿和贫困。天下着大雨,他依然在沿街叫卖,这时候他想到了可以避雨也能吃到饭的监狱。于是进监狱就成了他当时的强烈愿望。他想到了上次进监狱的原由,照方抓药,他发现一个警察后就对警察说:“该死的母牛!”可是警察却不理会,他进监狱的愿望也得不到实现。

“事与愿违”的组织结构方式,更便于标点人与社会的冲突。

背反规律式——“情节结构”漫谈之二十三

这是一个与“事与愿违”非常近似的一种组织结构。小说的主人公为了某种目的,在事物原有的轨道进程中,有意地添加了某一他认为可以促进这一事物进程的东西,但这种添加的东西,恰恰促使事物向他意愿相反的方向发展。

欧?亨利的短篇小说《两块面包》的组织结构方式,就属于“背反规律式”。其故事梗概为:独身女子玛莎开了个小小的面包店。在一段时间里,她注意到一个中年男子每周都要光顾她的小店两三次,而且每次来都买5分钱的两只陈面包。她还发现,这个人的手指上染着红褐色的色块,便断定他是一个贫困的艺术家。她开始可怜这个穷艺术家,并且开始注意打扮。有一天,玛莎灵机一动,悄悄地在这男子买的陈面包里塞了一大块黄油,为的是给只买得起陈面包的男子增加点营养。但不久这男子便找上门来,而且大发雷霆。因为他根本就不是什么艺术家,而是一个用陈面包擦草图铅笔线的建筑绘图员。暗加在面包里的黄油,把他辛苦三个月所绘的图全都给毁了。

显然,玛莎在陈面包里加黄油是传递一种爱的示意,是一个美好的愿望;但这添加的东西和她的举动,却使事物向她期望的反方向发展了。

相向交叉式 ——“情节结构”漫谈之二十四

这是一种和“背反规律”极为相近的一种组织结构方式。在这种小说里,两个主人公都在原有生活轨迹的进程中分别切同时添加了他们各自认为能够促进关系或者牺牲自己而为对方做点什么的举动。但由于他们相向行动,所以他们各自原有的位置或特征已经移位、改变,因此他们的行动都扑了空。虽然扑了空,他们却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收获,而这个收获恰恰是他们原本的意愿。

这种组织方式的典型之作,当属欧?亨利的名篇《麦琪的礼物》。其故事梗概为:詹姆斯?迪林汉?扬先生(吉姆)和詹姆斯?迪林汉?扬太太(德拉)是一对贫穷的夫妇,过着拮据的日子。但是他们却为两样东西引以为豪,一样是吉姆三代祖传的金表,一样是德拉的一头美发。遗憾的是,吉姆的金表缺一个与之相配的表链。圣诞节快到了,德拉想送吉姆一个礼物——为他祖传的金表配一个表链,但她没有钱。为了买这个礼物,她把自己的一头美发卖掉了,然后用那钱买了表链。吉姆回家,看着失去长长美发的德拉发愣。德拉安慰他说头发还会长出来,并且给他送上了表链。吉姆说他的金表已经卖了,他用卖表的钱为德拉买了她最喜欢的发梳。两边全落空了,但他们却得到了世界上最美好的礼物——那就是爱情。

由于《麦琪的礼物》非常著名,所以后来的作家们很少以“相向交叉式”来组织结构小说。如果以此去写,多会给人一种似曾相识的印象。

节外生枝式——“情节结构”漫谈之二十五

“节外生枝”是一句成语,说的是枝节上又生新枝,比喻在原有的问题之外,又岔出新问题。有些小说,在主人公准备办的事情(故事)之外横生枝节,情节也借此向纵深发展;在小说完成后,读者才发现,原本似乎要展开的“故事”,竟然只是一个引子,而其间的“枝节”,恰恰是作者重在表现的东西。我们将这种以枝节横生来推动情节发展的组织结构方式,称为“节外生枝式”。

美国作家马克?吐温的短篇小说《竞选州长》中的“我”,被提名为州长候选人。顾名思义,这篇作品的主要情节似乎应该围绕着竞选活动而发展,但节外生枝,各种各样的事情接踵而来。先是“我”受到祖母的来信,说他与那些名声不好的人一同竞选,降低了他的水平。尔后报纸上刊登出“我”曾经犯过“伪证罪”的消息。再过一天,报纸上闪烁其辞地说“我”保持沉默,似有隐衷。另一张报纸上则说,“我”在另一个城市时,和“我”同住在一间房子里的伙伴们时常丢失贵重东西,后来这些东西在“我”的身上和“我”的皮箱里找到了。以后的报纸上又登出了“我”曾经诬蔑一位德高望众的人,由于这条消息,当天夜里有人冲进“我”的房间,捣毁了家具并带走了财物。继尔,报纸上出现另一则新闻:有人发现“我”醉得不成样子。到后来,作为州长候选人的“我”,成了小偷、醉鬼、品质低劣者、盗尸犯、舞弊分子、讹诈专家,“我”不得不退出竞选。

这篇小说名为“竞选”,但却不在“竞选”上做文章,而是节外生枝,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沈从文的短篇小说《阿金》中,开篇写主人公阿金磬其积蓄,去找媒人为他向一个年轻美丽的寡妇去说媒求亲。按照这一故事的发生,小说线索应该是在说媒求亲上做文章的,或者写阿金如何将美丽的寡妇娶到家。但作家没有这样写,而是转向节外生枝——阿金走到中途时,被一个不相干的地保拦住了。一听说此事,地保多管闲事地引古证今,说女人的脾气不容易琢磨等等,非让阿金多想一天不可。阿金不好辩驳,只好来个惹不起躲得起,口上答应了,转身想从另条路过去。但那地保又在另一条路上等着,说就知道他会绕道而行。阿金没办法,无意中走进赌场看热闹,看着看着就参了赌,直到把所以的钱都输光。没了钱,他拿不出定钱,年轻寡妇随他人而去。

这篇小说,就是在阿金去找媒婆路上的节外生枝上展开的。在枝节上做戏,把这枝节上的戏做足,就是“节外生枝”组织结构的明显特征。这一小说,实在是一篇值得借鉴和品味的作品。

绝境逢生式——“情节结构”漫谈之二十六

在有些作品中,小说的主人公总是陷入“恶境”、“绝境”——他或是面临死亡的威胁,或是遇到几乎不能逆转的挫折和阻难,甚至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但经过主人公的艰苦奋斗或借助其他的力量,他最终还是摆脱了`绝境,从而获得新的生机。我们将这种小说的组织结构方式,称为“绝境逢生式”。

以这种方式结构的小说,有杰克?伦敦的短篇名作《热爱生命》和《墨西哥人》。

《热爱生命》写两个淘金者在荒原上迷了路,弹尽粮绝。后来一个人死了,一个人顽强地和死亡做着斗争。正在紧急时刻,他又遇见了一头饥饿、病弱的老狼。狼和人都十分虚弱,两个生灵在荒原上拖着垂死的躯壳,相互都想猎取对方而延续自己的生命。最后,人战胜了狼。当人被附近的一艘捕鲸船的船员发现以后,他终于从绝境中走出来,获得了生路。

《墨西哥人》中,爱国志士菲力普?利威拉为了给革命队伍筹措购买武器的钱,参加了一场实力悬殊的拳击比赛。面对强大的对手,他一次次被打倒,完全是身临绝境,失败似乎已经无可挽回。但为了革命事业,他一次次爬起来,以超乎寻常的毅力顽强奋战,终于击倒对手,获得胜利。

“绝境逢生式”的组织结构方式,与“反应式”的组织结构方式很近似,但区别也是明显的。在“反应式”的小说中,主人公不一定陷入绝境,如显克微支的《灯塔看守人》。此外,“反应式”重在写小说主人公原本沿着习惯了的生活轨迹生活着,一件突发的事件或事情,激发生了他的反应。“绝境逢生式”不重在表现环境和心理的变异,而是表现主人公在绝境中的状况及如何摆脱绝境。

围城式 ——“情节结构”漫谈之二十七

钱钟书的小说名作《围城》中,女主人公苏文纨在谈到恋爱和结婚时说:“法国也有这么一句话……说是被围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借用“围城”二字,我们将“城外人想冲出去,城里人想逃出来”的这种组织结构方式,称为“围城式”。

实际上,小说《围城》就是以这种组织结构方式来写的作品。男主人公方鸿渐的恋爱、婚姻及其周围的诸人(特别是曾与方同行的赵辛楣),都是想进去的进不去,想躲开的又躲不开。苏文纨喜欢方鸿渐,方鸿渐偏偏暗恋唐晓芙,而唐晓芙却不爱方鸿渐。赵辛楣喜欢苏文纨,苏文纨却没有把他放在心上。另外两位女士——孙小姐(孙柔嘉)和汪太太,也是出不来、进不去。汪太太和赵辛楣有意,但却刚刚说了几句话就掀起了轩然大波,使赵辛楣不得不离去。方鸿渐本对孙小姐无意,但却被人误解。孙小姐顺水推舟,方鸿渐不得不弄假成真。整部小说的主要情节,就是建立在这种“你想出出不去”、“我想进进不来”的矛盾和冲突中。

“围城式”与“事与愿违式”有谬些相似之处,即它们都具有个人的主观愿望不能实现的矛盾。但前者是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物进行对比中发展情节的,属于“群体式”。而后者则是在单一的个人愿望落空或单一的违背了个人愿望的矛盾中展开情节的,属于“单一式”。

间接叙述法 ——“情节结构”漫谈之十六

文中人物通过回忆或对话代作者发言,成为小说的第二叙述人,是除作者或“我”之外的人物的间接叙述。

截时法 ——“情节结构”漫谈之十七

有些作品,明显地截选了小说主人公特定的某一段生活片段,然后依照时间的顺序排列来展开故事。这些作品,往往以日记体或书信体来完成。这种在截选了的一段时间内,并按照正常的时空顺序来展开情节的组织结构方式,我们称之为“截时法”,或者“断片式”。

前苏联作家谢?安东诺夫的短篇小说《北极光》,就其开篇和结尾的“外壳”而言,属于“框架结构”;但若剔除“框架”(这一“框架”在整篇小说中起的是引子和象征的作用),其主体部分所展示的却是几封来信。这几封来信,明显地截取了小说女主人公特定的某一阶段的生活——与一位商店经理偶然相遇、相识、相交,而后分手的情景和心理状态。除此以外,小说对女主人的过去和未来只是点了几笔,并未做详细的描写与叙述,但这几封信已经构成了一个整体,一个人在某一特定环境中或某一生活侧面的整体,一个艺术的整体。信是按照正常的时空顺序排列的,这一排列,构成了小说的情节线,也形成了小说的开端、发展、高潮和结尾。

N多年前看《北极光》,突然发现小说原来是“生活教科书”,它向我们展示了男女微妙情感的深处及其变化。

还有一些小说,是日记体写的。日记体小说往往会选择某一时段的某几篇日记连缀在一起。就其形式而言,它也是截选小说主人公特定的生活片段,也是按照时空顺序来排列。

“截时法”常以书信或日记的展示来推动情节发展,带有较强的纪实意味;虽然书信或者日记都是虚构的,但给读者的感受或印象却是真实的。

零起式——“情节结构”漫谈之十八

有些作品,多以第一人称“我”的所见所闻结构故事,这个“我`”就像采访记者一样,从零开始接触人物和事件,从不认识到认识,从不了解到了解,逐步加深认识和了解,最后塑造(使读者看到)出鲜明的人物形象和事件的本末。我们将这种小说结构的组织形式,称为“零起式”。

高尔基的短篇小说《大灾星》,就是“零起式”的作品——“我”在夏夜市郊的荒僻小巷里,见到一个女人在雨水中践踏泥浆。(“我”偶然见到的,此前从未见过面,所以对她的认知等于零)“我”把她强拉出来,又将她送回家,开始得知她是一个穷苦善良的搓麻绳的女人,并有一个残疾的儿子。她沉沦在社会的底层,过着苦日子。残疾的小孩虽然不能行走,但却喜爱昆虫,向往美丽的田野。小说从“零”开始,写出了“我”(也引领着读者)对小说主人公从不认识到认识、从不了解到了解、从表面到内心世界的发现。

马烽的短篇代表作《我的第一个上级》,也取“零起式”。他的这个从零开始,可以说是有起有伏。“我”从省水利学校毕业以后,被分配到一个县里来工作。来报到的这天,“我”在街上遇见一个怪里怪气的老头——天气很热,他却披件夹衣,下身穿着黑棉裤,库脚还是扎住的,头上又戴了顶大草帽,迈着八字步,在街上慢吞吞地走。这个怪老头是从“零”开始的。“我”后来才知道,这个怪老头是县农建局的田副局长。在洪水来临的危机时刻,这个外表平凡的怪老头却是一个有气魄、有胆识和高尚心灵的人,从而完成了“我”从不认识到认识、从不了解到了解的过程。随着这种认识和了解,人物形象越来越丰满,越来越高大。

茹志鹃的短篇名作《百合花》,也是“零起式”。不同的是,这一小说属于“零”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两个人——小通讯员和支前的农村新媳妇。小说写得很悲美,当属优秀短篇之作。

反应式 ——“情节结构”漫谈之十九

在正常的生活进程中,小说主人公沿着业已习惯的生活轨迹生活着;可是有一天(或某一时期),小说主人公遇到来自外部的环境的突变或遭受某种突发力量的冲击(自然环境的或人世境遇的),从而打乱了他(她)或他们(她们)的正常生活,使他(她)或他们(她们)的心理、情绪、行为发生了较大或巨大变化;而在这些变化中所表现出来的心理、情绪和行为,恰恰反映了小说主人公思想、性格的另一个侧面,或者就是原本隐伏着的潜质得到了释放、爆发。这就好像平静的水中突然投入了某种化学剂,立刻发生了剧烈的化学反应。我们将这样的结构组织方式,称之为“反映式”。

波兰著名作家显克维支有一篇名为《灯塔看守人》的短篇小说,其故事梗概为:一个流落国外的灯塔看守人,非常忠于职守。他日复一日地按时点燃灯塔,生活单调而平静。可是有一天,他偶然得到一本以他祖国的文字所写的书以后,他那平静的心被打乱了,平静的生活也被打破了。他的内心涌起了强烈的思乡之情爱国之情,几乎使他不能自持,以致使他忘记了他从来都是按时点燃灯塔的职责。在这一作品中,那本用祖国文字所写的书就是一种外加的“药剂”,它投入到灯塔看守人的心中,引起了特殊的反应,从而扰乱了他贯常的生活和工作。这一“药剂”之所以能引起反映,不仅仅是“药剂”本身的作用,而且有埋藏在灯塔看守人内心情愫。“药剂”和“情愫”放在一起发生反应,一个热爱自己祖国的老人的形象跃然纸上。

阿尔封斯?都德的短篇名作《最后一课》,也属于“反应式”。小说写道:我(一个贪玩而想逃学的孩子)在这天早晨上学又迟到了。但意外的是,这天教室里异常安静,一切都似乎很反常——不仅是老师穿起了特殊日子才的礼服,而且教室后边原本空着的条凳上竟然坐着许多村里人,其中还有老人。怎么回事呢?原来普法战争以法国的失败告终以后,法国的亚尔萨斯和洛林被割让给了普鲁士了。土地被异国吞并,占领者当局将禁止教授法文。这节课,就是最后的一节法文课。禁授法文,是一个突变,也是一份“药剂”;“药剂”倒在水中,引起巨大反应——老师庄重授课、村民、老人都来听课,原本不愿念书的孩子也受到了感染和感动。

以“反应式”来组织结构小说的作品很多。这些作品,大多将人物从惯常的环境中抛入特殊的、严峻的环境之中,使其显现潜藏的性格及为人本质。

强铺垫式 ——“情节结构”漫谈之二十

为了顺理成章地描述事件和自然地刻画和表现人物性格,许多小说作品都会对人物和事件加以“铺垫”的笔墨。但正常的“铺垫”,在整个作品中所占的比例不会太大,“铺垫”之后,就会以更多的笔墨进入核心矛盾或核心事件。在小说创作中,也有一些作家采用特殊手段,一反“铺垫”只占较少篇幅的惯例,将原本属于“铺垫”的部分加重分量,加重文字量,使核心故事反而变轻,甚至很简单。我们将这种结构组织形式,称为“强铺垫式”。

“强铺垫式”作品的“铺垫”部分,或是环境渲染,或是景物描写,或是风土人情的描述;而于其后次第展开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命运,正是前边所铺垫的特定环境、景物及风土人情的派生物和必然产物。由于铺垫部分很强,相对来说,情节部分的篇幅因缩短而更加精练,以至于颇有“生活小品”的味道。也有些作品,核心故事的前奏也在铺垫部分引出,但这故事前奏也属于铺垫。

以“强铺垫式”来组织结构小说的代表性作品,可推汪曾祺的短篇名作《大淖纪事》。该作共写了六个章节,各个章节的字数相差无几。第一章节,写大淖的地理环境和景物风貌。(这一章节,显然属于铺垫部分)第二章节,写大淖岸边上的各种小本生意和“兴化帮”的二十来个锡匠,尔后描述锡匠的生活、锡匠的个性、锡匠的头领老锡匠及其侄儿、徒弟小锡匠“十一子”。(这一章节,也属于铺垫部分)第三章节,写大淖南岸的挑夫及其生活,写风土人情。(这一章节,还是铺垫)第四章节,小说的女主人公开始出场,写了巧云的身世及她与小锡匠的关系。(这一章节,故事开始,但依旧有铺垫的意味)第五章节开始,有条不紊地介绍水上保安队和保安对的号兵(仍然有铺垫的意味),然后才进入核心故事。六章节,核心故事迅速展开,情节发展,急转直下,推向高潮和尾声。

《大淖纪事》的“核心故事”并不复杂——和小锡匠相好的巧云被保安队的号长奸污了,这号长又将小锡匠捆起来用棍子打。锡匠们向县政府递了呈子,县政府没有答复,他们便上街游行,终于使那打人的号长受到了惩处。这一“核心故事”,只在第五章节的后半部分和第六章节内完成,不足全篇的六分之二,也就是大约三分之一弱。铺垫部分之重、之多,一般小说难以相比。我们还会发现,尽管这篇小说的“核心故事”在整个小说之中所占的篇幅不大,但如果没有铺垫部分的环境、背景和风土人情的描述,它就不会那么自然,那么具有艺术的真实性和可信性。这就是说,占小说篇幅比重很大的“铺垫”,对这篇小说的艺术感染力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大淖纪事》问世以后,许多人称奇、叫好。原由多种,但其中的一个就是其结构的独特。这种结构的小说,在此之前比较少见,当然也不是绝无仅有。例如沈从文先生的名作《边城》,便以大幅的铺垫而显现其独具一格的艺术韵味。在20世纪60年代初,《人民文学》刊登了一篇萧平的短篇小说,名为《圣水宫》,其结构当属“强铺垫式”。小说开篇,写1950年暮春时分,县委书记李群到一山区去检查工作。他一路走,一路欣赏山光水色。(这些景物描写,大约占了全文的十分之一)然后他发现了一座古庙,在古庙中他又遇见了一个八、九岁的小姑娘。他和小姑娘谈话,得知小姑娘是还俗道士的孩子。(这部分,大约占全文的二分之一篇幅)县委书记考虑到小姑娘的受教育问题,于是找人安排小姑娘上学。(这里又占全文的十分之一强)。以上合计,占全文篇幅的十分之七强。——它实际上是整篇小说的“铺垫”部分。其“核心故事”发生在十一年以后。当年的县委书记李群,已经调到省委宣传部。在欢送师范学校应届毕业生的会上,他发现讲话的毕业生代表就是当年他在庙中遇见过的那个小姑娘……

20世纪80年代中期,韩少华的短篇小说《红点颏儿》,也采用了“强铺垫式”组织结构。小说的“核心故事”写养红点颏儿的行家“五爷”在地坛调训鸟时遇见一位海外侨胞。这位侨胞的父亲有病在身,不能回国,但极爱故乡的红点颏儿。他儿子想把红点颏的叫声录下来,使父亲在枕边上能够听到故乡的鸟语。“五爷”感其孝心和其父的思国怀乡之情,欣然将他珍爱的红点颏儿奉送。这篇小说,全文一万八千余字,但“核心故事”只有四千余字,不足四分之一。其余四分之三篇幅,属于“铺垫”部分,用来介绍地坛,描绘养鸟的人们和关于鸟及养鸟人的故事。如果没有这些“铺垫”,不仅难以形成氛围,而且难见养鸟人的性格和心灵,也达不到相应的艺术效果。

悬念式——“情节结构”漫谈之二十一

悬念,是一种关切的心情,是人们对于某事件或某人命运的挂念,是一种急切期待和挂念的心理状态。“悬念式”小说的主要结构特点是设有悬念。悬念吸引读者,悬念推动情节发展;在悬念中描绘人物形象,使人物的遭遇或命运更吸引读者的关切。

“悬念式”的组织结构,常见的有三种。

第一种,在小说的开篇设悬念,这悬念在小说的结尾处解除。

法国作家让?克洛德?布雷的小说《拯救孩子》,一开始就写一批武装匪徒劫持了一辆载有三十名孩子的学校班车,某警察行动队去执行拯救这批孩子的特殊任务。如何拯救,是小说开篇即设下并贯穿全局的悬念。几经波折,孩子终于被救,悬念解除,小说也就完成了。

第二种,以不了解的人、事为悬念。

前苏联作家H?杜姆巴泽的小说《库卡拉恰》,开篇不久小说主人公民警库卡拉恰被人打死了。小说主人公,多为小说描述的对象,他死了,常理是小说结束。开篇即死,便出现了一连串的悬念——他是被谁打死的?为什么?他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为了解除这些悬念,情节展开、推移(通常采取追述的手法),使读者终于知道了谁打死了库卡拉恰,为什么,及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悬念解除,小说完成。

第三种,结局不解除悬念。

这类悬念的小说,可以德国作家棱茨的短篇小说《被嘲讽的猎手》为例。小说写一个蹩脚的并受到人们嘲讽的猎手,秘密地独自去打猎,决心以满载而归来挽回声誉的故事。如何挽回声誉,是这篇小说在开篇时即设下的悬念。但这个悬念一直到小说结局有未能解除。原因是他虽然勇敢地打死了两头野牛,却未能将野牛肉带回去——几只白熊在他的枪支损坏的情况下将野牛肉吞吃了。他干得很出色,却得不到证明。他还会受到人们的嘲讽吗?或者他的遭遇还会发生其他的逆转?这一切,都以“悬念”留在了小说的结尾,也留给了读者。也可以说,开篇所设的如何挽回声誉的悬念,在小说结束后依然没有解除,增加了耐人寻味的内涵。

由于“悬念式”的组织结构容易产生戏剧性的效果,所以能够牵动读者的急切关注,从而增强了可读性和艺术效果。在许多小说作品中,我们常可发现此类结构。如美国作家马克?吐温的短篇名作《百万英镑的钞票》,即以一张难以花出去的百万英镑入手,以小说主人公亨利是否持有这张钞票及如何利用这张钞票为悬念,来展开情节。当然,这篇小说的结构是“复合式”的,它即是悬念式的,也具有“翻板式”的特征。

事与愿违式 ——“情节结构”漫谈之二十二

这种结构的组织方式是:主人公从一开始就怀着一种强烈的主观愿望,为了实现这一愿望,便付诸行动。他自以为要达到目的了,但由于种种他并不了解的客观原因或偶然因素,事情的结果偏偏朝着他愿望的反方向发展,使他的愿望落空。

以这种方式组织小说结构的代表性作品,有美国作家欧?亨利的《警察与赞美诗》及法国作家法朗士的《克兰比尔》。

《警察与赞美诗》的主人公是流浪汉苏贝。在冬天即将来临的时候,他决定去触犯法律,到监狱中去住三个月,以躲冬天的寒冷。他先是想进了一家饭馆白吃一顿,可是还没进门就被侍者领班发现了他的破皮鞋和烂衣衫,于是被推了出去。他又用石头砸商店的橱窗,见到警察也不跑,但就在这时候有人从商店里跑出来,警察去追那一个人。他终于走进了一家小饭馆,吃饱以后就宣称分文没有,可是侍这并没有叫警察,而是把他扔了出去。他当着一个警察的面去调戏一位妇女,说请她喝啤酒,不料那妇女马上表示同意。他在街头吆喝胡闹,警察竟然把他当作了庆祝球赛得胜的大学生。在一家小铺内,他抓起了一位衣冠楚楚的先生刚刚放下的一把雨伞,没想到那人的伞是刚捡到的,以为是物归原主。如此等等,他就是达不到进监狱的愿望。他躺在街头的长椅上,听到了教堂里传来的赞美诗的声音。他突然觉得自己应该做一个自食其力者去找份工作,根本就不想进监狱躲冬寒了。就在这时候,警察把他送进了监狱。这也是第二次事与愿违。

《克兰比尔》与《警察与赞美诗》的组织结构近似,但情节却相反。叫卖小贩热罗姆?克兰比尔这天沿街叫卖青菜,在一家商店门前被商店老板娘叫住,停了下来。老板娘拿了菜进去取钱的时候,警察来了,让克兰比尔立刻走开。他在等着拿菜钱,解释着而没动地方,于是警察动了肝火,并且认定他骂了“你是一头该死的母牛”。他以这句话反问,使警察更加愤怒,于是他被拘留,尔后被判15天监禁。这突如其来的事情,完全违背克兰比尔的意愿。从监狱中出来以后,克兰比尔继续卖菜,但人们都知道他刚从狱中出来,所以都回避他。卖不出菜,他陷入饥饿和贫困。天下着大雨,他依然在沿街叫卖,这时候他想到了可以避雨也能吃到饭的监狱。于是进监狱就成了他当时的强烈愿望。他想到了上次进监狱的原由,照方抓药,他发现一个警察后就对警察说:“该死的母牛!”可是警察却不理会,他进监狱的愿望也得不到实现。

“事与愿违”的组织结构方式,更便于标点人与社会的冲突。

背反规律式——“情节结构”漫谈之二十三

这是一个与“事与愿违”非常近似的一种组织结构。小说的主人公为了某种目的,在事物原有的轨道进程中,有意地添加了某一他认为可以促进这一事物进程的东西,但这种添加的东西,恰恰促使事物向他意愿相反的方向发展。

欧?亨利的短篇小说《两块面包》的组织结构方式,就属于“背反规律式”。其故事梗概为:独身女子玛莎开了个小小的面包店。在一段时间里,她注意到一个中年男子每周都要光顾她的小店两三次,而且每次来都买5分钱的两只陈面包。她还发现,这个人的手指上染着红褐色的色块,便断定他是一个贫困的艺术家。她开始可怜这个穷艺术家,并且开始注意打扮。有一天,玛莎灵机一动,悄悄地在这男子买的陈面包里塞了一大块黄油,为的是给只买得起陈面包的男子增加点营养。但不久这男子便找上门来,而且大发雷霆。因为他根本就不是什么艺术家,而是一个用陈面包擦草图铅笔线的建筑绘图员。暗加在面包里的黄油,把他辛苦三个月所绘的图全都给毁了。

显然,玛莎在陈面包里加黄油是传递一种爱的示意,是一个美好的愿望;但这添加的东西和她的举动,却使事物向她期望的反方向发展了。

相向交叉式 ——“情节结构”漫谈之二十四

这是一种和“背反规律”极为相近的一种组织结构方式。在这种小说里,两个主人公都在原有生活轨迹的进程中分别切同时添加了他们各自认为能够促进关系或者牺牲自己而为对方做点什么的举动。但由于他们相向行动,所以他们各自原有的位置或特征已经移位、改变,因此他们的行动都扑了空。虽然扑了空,他们却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收获,而这个收获恰恰是他们原本的意愿。

这种组织方式的典型之作,当属欧?亨利的名篇《麦琪的礼物》。其故事梗概为:詹姆斯?迪林汉?扬先生(吉姆)和詹姆斯?迪林汉?扬太太(德拉)是一对贫穷的夫妇,过着拮据的日子。但是他们却为两样东西引以为豪,一样是吉姆三代祖传的金表,一样是德拉的一头美发。遗憾的是,吉姆的金表缺一个与之相配的表链。圣诞节快到了,德拉想送吉姆一个礼物——为他祖传的金表配一个表链,但她没有钱。为了买这个礼物,她把自己的一头美发卖掉了,然后用那钱买了表链。吉姆回家,看着失去长长美发的德拉发愣。德拉安慰他说头发还会长出来,并且给他送上了表链。吉姆说他的金表已经卖了,他用卖表的钱为德拉买了她最喜欢的发梳。两边全落空了,但他们却得到了世界上最美好的礼物——那就是爱情。

由于《麦琪的礼物》非常著名,所以后来的作家们很少以“相向交叉式”来组织结构小说。如果以此去写,多会给人一种似曾相识的印象。

节外生枝式——“情节结构”漫谈之二十五

“节外生枝”是一句成语,说的是枝节上又生新枝,比喻在原有的问题之外,又岔出新问题。有些小说,在主人公准备办的事情(故事)之外横生枝节,情节也借此向纵深发展;在小说完成后,读者才发现,原本似乎要展开的“故事”,竟然只是一个引子,而其间的“枝节”,恰恰是作者重在表现的东西。我们将这种以枝节横生来推动情节发展的组织结构方式,称为“节外生枝式”。

美国作家马克?吐温的短篇小说《竞选州长》中的“我”,被提名为州长候选人。顾名思义,这篇作品的主要情节似乎应该围绕着竞选活动而发展,但节外生枝,各种各样的事情接踵而来。先是“我”受到祖母的来信,说他与那些名声不好的人一同竞选,降低了他的水平。尔后报纸上刊登出“我”曾经犯过“伪证罪”的消息。再过一天,报纸上闪烁其辞地说“我”保持沉默,似有隐衷。另一张报纸上则说,“我”在另一个城市时,和“我”同住在一间房子里的伙伴们时常丢失贵重东西,后来这些东西在“我”的身上和“我”的皮箱里找到了。以后的报纸上又登出了“我”曾经诬蔑一位德高望众的人,由于这条消息,当天夜里有人冲进“我”的房间,捣毁了家具并带走了财物。继尔,报纸上出现另一则新闻:有人发现“我”醉得不成样子。到后来,作为州长候选人的“我”,成了小偷、醉鬼、品质低劣者、盗尸犯、舞弊分子、讹诈专家,“我”不得不退出竞选。

这篇小说名为“竞选”,但却不在“竞选”上做文章,而是节外生枝,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沈从文的短篇小说《阿金》中,开篇写主人公阿金磬其积蓄,去找媒人为他向一个年轻美丽的寡妇去说媒求亲。按照这一故事的发生,小说线索应该是在说媒求亲上做文章的,或者写阿金如何将美丽的寡妇娶到家。但作家没有这样写,而是转向节外生枝——阿金走到中途时,被一个不相干的地保拦住了。一听说此事,地保多管闲事地引古证今,说女人的脾气不容易琢磨等等,非让阿金多想一天不可。阿金不好辩驳,只好来个惹不起躲得起,口上答应了,转身想从另条路过去。但那地保又在另一条路上等着,说就知道他会绕道而行。阿金没办法,无意中走进赌场看热闹,看着看着就参了赌,直到把所以的钱都输光。没了钱,他拿不出定钱,年轻寡妇随他人而去。

这篇小说,就是在阿金去找媒婆路上的节外生枝上展开的。在枝节上做戏,把这枝节上的戏做足,就是“节外生枝”组织结构的明显特征。这一小说,实在是一篇值得借鉴和品味的作品。

绝境逢生式——“情节结构”漫谈之二十六

在有些作品中,小说的主人公总是陷入“恶境”、“绝境”——他或是面临死亡的威胁,或是遇到几乎不能逆转的挫折和阻难,甚至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但经过主人公的艰苦奋斗或借助其他的力量,他最终还是摆脱了`绝境,从而获得新的生机。我们将这种小说的组织结构方式,称为“绝境逢生式”。

以这种方式结构的小说,有杰克?伦敦的短篇名作《热爱生命》和《墨西哥人》。

《热爱生命》写两个淘金者在荒原上迷了路,弹尽粮绝。后来一个人死了,一个人顽强地和死亡做着斗争。正在紧急时刻,他又遇见了一头饥饿、病弱的老狼。狼和人都十分虚弱,两个生灵在荒原上拖着垂死的躯壳,相互都想猎取对方而延续自己的生命。最后,人战胜了狼。当人被附近的一艘捕鲸船的船员发现以后,他终于从绝境中走出来,获得了生路。

《墨西哥人》中,爱国志士菲力普?利威拉为了给革命队伍筹措购买武器的钱,参加了一场实力悬殊的拳击比赛。面对强大的对手,他一次次被打倒,完全是身临绝境,失败似乎已经无可挽回。但为了革命事业,他一次次爬起来,以超乎寻常的毅力顽强奋战,终于击倒对手,获得胜利。

“绝境逢生式”的组织结构方式,与“反应式”的组织结构方式很近似,但区别也是明显的。在“反应式”的小说中,主人公不一定陷入绝境,如显克微支的《灯塔看守人》。此外,“反应式”重在写小说主人公原本沿着习惯了的生活轨迹生活着,一件突发的事件或事情,激发生了他的反应。“绝境逢生式”不重在表现环境和心理的变异,而是表现主人公在绝境中的状况及如何摆脱绝境。

围城式 ——“情节结构”漫谈之二十七

钱钟书的小说名作《围城》中,女主人公苏文纨在谈到恋爱和结婚时说:“法国也有这么一句话……说是被围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借用“围城”二字,我们将“城外人想冲出去,城里人想逃出来”的这种组织结构方式,称为“围城式”。

实际上,小说《围城》就是以这种组织结构方式来写的作品。男主人公方鸿渐的恋爱、婚姻及其周围的诸人(特别是曾与方同行的赵辛楣),都是想进去的进不去,想躲开的又躲不开。苏文纨喜欢方鸿渐,方鸿渐偏偏暗恋唐晓芙,而唐晓芙却不爱方鸿渐。赵辛楣喜欢苏文纨,苏文纨却没有把他放在心上。另外两位女士——孙小姐(孙柔嘉)和汪太太,也是出不来、进不去。汪太太和赵辛楣有意,但却刚刚说了几句话就掀起了轩然大波,使赵辛楣不得不离去。方鸿渐本对孙小姐无意,但却被人误解。孙小姐顺水推舟,方鸿渐不得不弄假成真。整部小说的主要情节,就是建立在这种“你想出出不去”、“我想进进不来”的矛盾和冲突中。

“围城式”与“事与愿违式”有谬些相似之处,即它们都具有个人的主观愿望不能实现的矛盾。但前者是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物进行对比中发展情节的,属于“群体式”。而后者则是在单一的个人愿望落空或单一的违背了个人愿望的矛盾中展开情节的,属于“单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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