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形恰恰是历史的本质

变形恰恰是历史的本质

作者:阿诺德·汤因比

来源:《视野》2004年第01期

我们必须相互熟识,这意味着我们需要逐步熟悉彼此的历史,因为人类并非仅仅生存于直接的现在。我们生活在一条思想的河流当中,我们在不断地记忆着过去,同时又怀着希望或恐惧的心情展望着未来。

变形恰恰是历史的本质,因为历史的本质正在于不断地增添自身。

编者按:

每读一本好书时,内心总被一种澄净充盈着,温暖着。因为这种感觉,我们开辟了“书香盈人”这个栏目,每期以书评、读后感、序言等形式推介一本值得侧目的好书。这些书与处世无关,与成功无关,只与思想有关,与精神有关。它需要耐性与坚守,而这对我们来说恰是一种稀缺资源。

我们的目的很坦诚:珍藏这本书最好,若不能则至少知道它。再次之因为它你去了趟书店,而那确实是个值得驻足的地方。

作者简介:

C.H.阿诺德·汤因比生于1889年,卒于1975年。曾任伦敦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研究部主任、伦敦大学国际历史研究教授。《历史研究》第一卷于1934年问世,最后一卷即第12卷于1961年出版。它纵览世界各大文明的兴衰,以渊博的学识和精彩的分析享誉于世。

汤因比博士是一位伟大的智者,他的目的不是以知识为愉悦,而是解释历史和预见未来。 ——《泰晤士报》文学副刊

《历史研究》属于对当代生活所做的最引人瞩目的分析之一。它出自一个具有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杰出的智慧以及不倦的探求热情的人的手笔。这是我们时代的幸运。学者的使命是创造出前无古人的体系,汤因比教授为此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诺埃尔·安南,《卫报》 作者自述:

我是从寻找一种历史研究的单位入手,开始自己的研究工作的。这个单位应当相对完整独立,或多或少有别于其他历史成分,对我们来说是可以对其感知并能够加以理解的。我舍弃当前根据国别来研究历史的习惯做法。我的单位似乎是某种范围更大的碎片,这就是文明。人类在解释某个事物之前,总需要对它进行分类。在我看来,这种大范围的单位与小单位相比,易

使人少产生一些曲解。在明确了我划定的单位以及考察了前文明的各个社会之后,我试图从希腊史、中国史、犹太史的过程中抽出我的线索,以便为文明史构建起一种“模式”。我通过归纳这些文明的主要特征,提出一个似乎适合我们所知的大多数文明史的综合模式。

我写书评着眼于全球范围内的人类史考察。

本书内容如书名所示,试图将人类史当作一个整体来加以考察。这意味我的考察始自人类史的开端,终至当前的1972年。同时也表明本书着眼于全球范围内的考察。

就时间而言,我们的视野不只局限于规定的范围之内。在我们的动物祖先演变成人之后的最初50万年或大约100万年时间里,我们人类是很原始的,除了一些骨骸和旧石器,没有遗留下什么记载的东西。农业、家畜驯养、陶器制作和纺织技术仅有一万年左右的历史,而文明存在的时间充其量也不过五千年。我们所了解的大部分人类史其实都处在相对晚近的时代。从地理上对历史进行全球性考察,较从时间上考察要相对容易一些。但为了持有一种公允的、平衡的全球观点,我们必须抛弃自己的幻觉,即某个特定的国家、文明和宗教,因恰好属于我们自身,便把它当成中心并以为它比其他文明要优越。

为什么要从整体上研究历史呢?为什么要关照我们所处的时代以及所在地域以外的事物呢?这是因为现实要求我们具有这种较为宽广的目光。在最近500年时间里,地球的整个表面,包括大气层,都因为惊人的技术进步而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然而,人类在政治上却尚未实现联合,我们彼此之间仍然是按各自的方式生活的陌生人。这本来是我们从“消除距离”之前的时代继承下来的遗产,现在却使我们陷入了非常危险的境地。两次世界大战以及现今世界范围内的不安、沮丧、紧张和暴力,说明了这种危险。人类无疑正在走向自我毁灭,除非我们能成功地形成天下如一家的状态。为此,我们必须相互熟识,这意味着我们需要逐步熟悉彼此的历史,因为人类并非仅仅生存于直接的现在。

这种对历史进行全面研究的现实需要,是显而易见和无可争辩的。即使我们不是出于自我保存的目的来研究历史,我们也应受好奇心的驱使而对它表示关注,因为好奇是人性的显著特点之一。即使我们的生活已经非常繁荣且有着可靠的安全保障,我们仍应对我们置身其间的宇宙感到惊异。何况这个世界上还没有一个社会(无论在何时何地)实现过这两个理想的目标。 促使我研究历史的动力是贯穿我一生的好奇心。从我能记事的幼年起,我就有了历史的头脑。我的母亲是一位历史学家,她对历史的兴趣感染和激励了我。我也是在曾经当过水手的叔爷的影响下长大的。他曾是一条东印度公司的商船(一种三桅横帆的海船)的船长。有关他远航至印度和中国的故事曾令我激动不已。所以,我开始研究历史是出于好奇,尽管我是在幻梦中长大成人的,以为我将在一个理性的、秩序井然的、和平的世界中安度自己的一生。直至1914年8月,当我26岁的时候,我才开始意识到要全面研究历史的真正理由。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唤醒了我去认识现实,也正是这一事件使我察觉到处理浩如烟海的史料的可行方法,而史料则是全面深入地研究历史所不可缺少的基础。

变形恰恰是历史的本质

作者:阿诺德·汤因比

来源:《视野》2004年第01期

我们必须相互熟识,这意味着我们需要逐步熟悉彼此的历史,因为人类并非仅仅生存于直接的现在。我们生活在一条思想的河流当中,我们在不断地记忆着过去,同时又怀着希望或恐惧的心情展望着未来。

变形恰恰是历史的本质,因为历史的本质正在于不断地增添自身。

编者按:

每读一本好书时,内心总被一种澄净充盈着,温暖着。因为这种感觉,我们开辟了“书香盈人”这个栏目,每期以书评、读后感、序言等形式推介一本值得侧目的好书。这些书与处世无关,与成功无关,只与思想有关,与精神有关。它需要耐性与坚守,而这对我们来说恰是一种稀缺资源。

我们的目的很坦诚:珍藏这本书最好,若不能则至少知道它。再次之因为它你去了趟书店,而那确实是个值得驻足的地方。

作者简介:

C.H.阿诺德·汤因比生于1889年,卒于1975年。曾任伦敦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研究部主任、伦敦大学国际历史研究教授。《历史研究》第一卷于1934年问世,最后一卷即第12卷于1961年出版。它纵览世界各大文明的兴衰,以渊博的学识和精彩的分析享誉于世。

汤因比博士是一位伟大的智者,他的目的不是以知识为愉悦,而是解释历史和预见未来。 ——《泰晤士报》文学副刊

《历史研究》属于对当代生活所做的最引人瞩目的分析之一。它出自一个具有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杰出的智慧以及不倦的探求热情的人的手笔。这是我们时代的幸运。学者的使命是创造出前无古人的体系,汤因比教授为此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诺埃尔·安南,《卫报》 作者自述:

我是从寻找一种历史研究的单位入手,开始自己的研究工作的。这个单位应当相对完整独立,或多或少有别于其他历史成分,对我们来说是可以对其感知并能够加以理解的。我舍弃当前根据国别来研究历史的习惯做法。我的单位似乎是某种范围更大的碎片,这就是文明。人类在解释某个事物之前,总需要对它进行分类。在我看来,这种大范围的单位与小单位相比,易

使人少产生一些曲解。在明确了我划定的单位以及考察了前文明的各个社会之后,我试图从希腊史、中国史、犹太史的过程中抽出我的线索,以便为文明史构建起一种“模式”。我通过归纳这些文明的主要特征,提出一个似乎适合我们所知的大多数文明史的综合模式。

我写书评着眼于全球范围内的人类史考察。

本书内容如书名所示,试图将人类史当作一个整体来加以考察。这意味我的考察始自人类史的开端,终至当前的1972年。同时也表明本书着眼于全球范围内的考察。

就时间而言,我们的视野不只局限于规定的范围之内。在我们的动物祖先演变成人之后的最初50万年或大约100万年时间里,我们人类是很原始的,除了一些骨骸和旧石器,没有遗留下什么记载的东西。农业、家畜驯养、陶器制作和纺织技术仅有一万年左右的历史,而文明存在的时间充其量也不过五千年。我们所了解的大部分人类史其实都处在相对晚近的时代。从地理上对历史进行全球性考察,较从时间上考察要相对容易一些。但为了持有一种公允的、平衡的全球观点,我们必须抛弃自己的幻觉,即某个特定的国家、文明和宗教,因恰好属于我们自身,便把它当成中心并以为它比其他文明要优越。

为什么要从整体上研究历史呢?为什么要关照我们所处的时代以及所在地域以外的事物呢?这是因为现实要求我们具有这种较为宽广的目光。在最近500年时间里,地球的整个表面,包括大气层,都因为惊人的技术进步而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然而,人类在政治上却尚未实现联合,我们彼此之间仍然是按各自的方式生活的陌生人。这本来是我们从“消除距离”之前的时代继承下来的遗产,现在却使我们陷入了非常危险的境地。两次世界大战以及现今世界范围内的不安、沮丧、紧张和暴力,说明了这种危险。人类无疑正在走向自我毁灭,除非我们能成功地形成天下如一家的状态。为此,我们必须相互熟识,这意味着我们需要逐步熟悉彼此的历史,因为人类并非仅仅生存于直接的现在。

这种对历史进行全面研究的现实需要,是显而易见和无可争辩的。即使我们不是出于自我保存的目的来研究历史,我们也应受好奇心的驱使而对它表示关注,因为好奇是人性的显著特点之一。即使我们的生活已经非常繁荣且有着可靠的安全保障,我们仍应对我们置身其间的宇宙感到惊异。何况这个世界上还没有一个社会(无论在何时何地)实现过这两个理想的目标。 促使我研究历史的动力是贯穿我一生的好奇心。从我能记事的幼年起,我就有了历史的头脑。我的母亲是一位历史学家,她对历史的兴趣感染和激励了我。我也是在曾经当过水手的叔爷的影响下长大的。他曾是一条东印度公司的商船(一种三桅横帆的海船)的船长。有关他远航至印度和中国的故事曾令我激动不已。所以,我开始研究历史是出于好奇,尽管我是在幻梦中长大成人的,以为我将在一个理性的、秩序井然的、和平的世界中安度自己的一生。直至1914年8月,当我26岁的时候,我才开始意识到要全面研究历史的真正理由。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唤醒了我去认识现实,也正是这一事件使我察觉到处理浩如烟海的史料的可行方法,而史料则是全面深入地研究历史所不可缺少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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