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叔同与教书育人
“教书”本是一种职业，一种技能；但“育人”除了说教之外，更具说服力的是一种人格的魅力与感染。二者能兼而有之，且能将其做得尽善尽美并推向极致的，便可称之为这两方面的典范。
我想，这些对于中国近代艺术教育的启蒙者李叔同来说，都是当之无愧的。
1912年，浙江一师来了一位新老师。这位留过洋的先生，一改西装革履的打扮，穿上了布衣布鞋。从此开始了自己六年的教学生涯。
李叔同对待教学十分地认真，他上一小时课，备课的时间大约要半天。为了要最经济最有效地使用每一节课的五十分钟，他总是把必须写在黑板上的内容都预先写好。
头堂课下来，多数同学的姓名他都叫得出来，令学生们感到很“神奇”。殊不知他是上课之前对着学生的坐次名册默认了一遍。
上课时，有个学生把痰吐在地板上，以为李先生不会看见。实际上他全知道，也不立即责备。下课了，他才用轻而严肃的声音慎重地说：“下次不要把痰吐在地上。”说完之后，微微地一鞠躬。
有些时候，遇到学生言行不美或犯了过失，李叔同当时不说，过后特地叫学生到他房间里去，和颜悦色地、间接委婉地，甚至是低声下气地加以开导。
他的教育艺术，主要表现在对人对事的诚敬态度上。
李叔同这种“温而厉”的教育方式，在学生心灵上产生的震撼，往往使他们难以承受，长久不忘，从而，再有过失就能立即猛省。
著名记者曹聚仁说：“在我们的教师中，李叔同先生最不会使我们忘记。他从来没有怒容，总是轻轻地像母亲一般吩咐我们。他给每一个人以深刻的影响。侍候他的茶房，先意承志，如奉慈亲。”
弘一大师的诲人，少说话，主行‘不言之教’。凡受过他的教诲的人，大概都可以看到。虽然平时十分顽皮的，一见了他，或一入了他的教室，便自然而然地会严肃起来。但他对待学生并不严厉，却是非常和蔼可亲，这真可以说是人格的感化了。
丰子恺说：“李先生不但能作曲，能作歌，又能作画，作文，吟诗，填词，写字，治金石，演剧。他对艺术，差不多全般皆能，而且每一种都很出色。专门一种的艺术家大都不及他，要向他学习。他的教授图画音乐，有许多其他修养做背景，所以我们不得不崇敬他。借夏丏尊先生的话来讲：他做老师，有人格做背景，好比佛菩萨的有‘后光’。所以他从不威胁学生，而学生见他自生敬畏，他从不严责学生，（反之，他自己常常请假。）而学生自会用功。它是实行人格感化的一位大教育家。我敢说：自有学校以来，自有教师以来，未有盛于李先生者也”。
他了解学生，关切学生，提携学生，是细致真切，不厌其烦。
当一个生性憨直、锋芒毕露，曾“冒犯”过他的学生毕业时，他去信附赠送一幅对联：“拔剑砍地，投石冲天。”一幅条幅，上书“豪放”二字，旁系七绝一首，赞扬中有警戒的含义。
他非常看中刘质平在音乐方面的天赋，鼓励他到日本深造。鉴于刘质平出身农村，家境贫寒，他便主动提出按月从工资里省下钱来资助他留学，为了遵守诺言，还推迟了出家的时间。
李叔同的此恩此情，在刘质平的心目中，超过了自己生身父母的关怀。他也是性情中人，不忘李叔同的恩情。自李叔同出家以后，二十多年中间，他义无反顾地承担起了对恩师的供养，直至大师谢世。
在“文革”中，他不顾自己已七旬的高龄，冒着被批死、被打死的危险，舍着生命保存了李叔同的墨宝。
丰子恺的绘画强过音乐，李叔同主动让音乐比他好的刘质平与其交朋友，取长补短。 丰子恺同训育主任杨先生发生口角，动手打了起来，最后面临被开除学籍的危险。李叔同爱才心切，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保护了具有发展潜质，平时尚能遵守学校纪律，没犯过大错的丰子恺。
李叔同为了让具有绘画天赋的丰子恺多读一些日本的艺术理论书籍，甚至是原文，主动利用业余时间为他辅导日语。
知恩图报的丰子恺在自身安危受到严重威胁的“文革”中，在他离开人世的前两年（1973），秘密地完成了《护生画集》第六集百幅图画和说明文字的绘写工作。在圆满绘制六集《护生画集》这项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宏大工程中，丰子恺为兑现老师的嘱托和自己的诺言所做出的努力，不仅包含着两代人利益众生的深厚公德，（丰子恺在老师出家后也吃素念斋）也深藏着一代知识分子尊师重道的感人品质。
从刘质平、丰子恺这两个学生的表现中，便可衬托出作为老师的李叔同其教育精神、教育方法和人格力量的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爱自己及亲人是一种本能，心中怀有大爱，能够不图任何回报地施爱与别人，便拥有了一颗高贵的心。
大师出家后给家人写信，嘱咐两个儿子要用心读书，长大以后在教育界做事。
大师对于教育的重视是发自内心的，诚如他那首咏菊诗所言“我到为种植，我行花未开。岂无佳色在，留待后人来。”
大师以自己仅仅几年的教学经历与实践，以自己高尚的人品，以自己的师德师风，成为了令人敬仰的“教书育人”典范和楷模。他的教育精神、教育方法及其感化力量将留给我们无尽的启示与思考。
李叔同与教书育人
“教书”本是一种职业，一种技能；但“育人”除了说教之外，更具说服力的是一种人格的魅力与感染。二者能兼而有之，且能将其做得尽善尽美并推向极致的，便可称之为这两方面的典范。
我想，这些对于中国近代艺术教育的启蒙者李叔同来说，都是当之无愧的。
1912年，浙江一师来了一位新老师。这位留过洋的先生，一改西装革履的打扮，穿上了布衣布鞋。从此开始了自己六年的教学生涯。
李叔同对待教学十分地认真，他上一小时课，备课的时间大约要半天。为了要最经济最有效地使用每一节课的五十分钟，他总是把必须写在黑板上的内容都预先写好。
头堂课下来，多数同学的姓名他都叫得出来，令学生们感到很“神奇”。殊不知他是上课之前对着学生的坐次名册默认了一遍。
上课时，有个学生把痰吐在地板上，以为李先生不会看见。实际上他全知道，也不立即责备。下课了，他才用轻而严肃的声音慎重地说：“下次不要把痰吐在地上。”说完之后，微微地一鞠躬。
有些时候，遇到学生言行不美或犯了过失，李叔同当时不说，过后特地叫学生到他房间里去，和颜悦色地、间接委婉地，甚至是低声下气地加以开导。
他的教育艺术，主要表现在对人对事的诚敬态度上。
李叔同这种“温而厉”的教育方式，在学生心灵上产生的震撼，往往使他们难以承受，长久不忘，从而，再有过失就能立即猛省。
著名记者曹聚仁说：“在我们的教师中，李叔同先生最不会使我们忘记。他从来没有怒容，总是轻轻地像母亲一般吩咐我们。他给每一个人以深刻的影响。侍候他的茶房，先意承志，如奉慈亲。”
弘一大师的诲人，少说话，主行‘不言之教’。凡受过他的教诲的人，大概都可以看到。虽然平时十分顽皮的，一见了他，或一入了他的教室，便自然而然地会严肃起来。但他对待学生并不严厉，却是非常和蔼可亲，这真可以说是人格的感化了。
丰子恺说：“李先生不但能作曲，能作歌，又能作画，作文，吟诗，填词，写字，治金石，演剧。他对艺术，差不多全般皆能，而且每一种都很出色。专门一种的艺术家大都不及他，要向他学习。他的教授图画音乐，有许多其他修养做背景，所以我们不得不崇敬他。借夏丏尊先生的话来讲：他做老师，有人格做背景，好比佛菩萨的有‘后光’。所以他从不威胁学生，而学生见他自生敬畏，他从不严责学生，（反之，他自己常常请假。）而学生自会用功。它是实行人格感化的一位大教育家。我敢说：自有学校以来，自有教师以来，未有盛于李先生者也”。
他了解学生，关切学生，提携学生，是细致真切，不厌其烦。
当一个生性憨直、锋芒毕露，曾“冒犯”过他的学生毕业时，他去信附赠送一幅对联：“拔剑砍地，投石冲天。”一幅条幅，上书“豪放”二字，旁系七绝一首，赞扬中有警戒的含义。
他非常看中刘质平在音乐方面的天赋，鼓励他到日本深造。鉴于刘质平出身农村，家境贫寒，他便主动提出按月从工资里省下钱来资助他留学，为了遵守诺言，还推迟了出家的时间。
李叔同的此恩此情，在刘质平的心目中，超过了自己生身父母的关怀。他也是性情中人，不忘李叔同的恩情。自李叔同出家以后，二十多年中间，他义无反顾地承担起了对恩师的供养，直至大师谢世。
在“文革”中，他不顾自己已七旬的高龄，冒着被批死、被打死的危险，舍着生命保存了李叔同的墨宝。
丰子恺的绘画强过音乐，李叔同主动让音乐比他好的刘质平与其交朋友，取长补短。 丰子恺同训育主任杨先生发生口角，动手打了起来，最后面临被开除学籍的危险。李叔同爱才心切，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保护了具有发展潜质，平时尚能遵守学校纪律，没犯过大错的丰子恺。
李叔同为了让具有绘画天赋的丰子恺多读一些日本的艺术理论书籍，甚至是原文，主动利用业余时间为他辅导日语。
知恩图报的丰子恺在自身安危受到严重威胁的“文革”中，在他离开人世的前两年（1973），秘密地完成了《护生画集》第六集百幅图画和说明文字的绘写工作。在圆满绘制六集《护生画集》这项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宏大工程中，丰子恺为兑现老师的嘱托和自己的诺言所做出的努力，不仅包含着两代人利益众生的深厚公德，（丰子恺在老师出家后也吃素念斋）也深藏着一代知识分子尊师重道的感人品质。
从刘质平、丰子恺这两个学生的表现中，便可衬托出作为老师的李叔同其教育精神、教育方法和人格力量的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爱自己及亲人是一种本能，心中怀有大爱，能够不图任何回报地施爱与别人，便拥有了一颗高贵的心。
大师出家后给家人写信，嘱咐两个儿子要用心读书，长大以后在教育界做事。
大师对于教育的重视是发自内心的，诚如他那首咏菊诗所言“我到为种植，我行花未开。岂无佳色在，留待后人来。”
大师以自己仅仅几年的教学经历与实践，以自己高尚的人品，以自己的师德师风，成为了令人敬仰的“教书育人”典范和楷模。他的教育精神、教育方法及其感化力量将留给我们无尽的启示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