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基督教 公元四世纪，古罗马诞生了第一位基督教皇帝君士坦丁，在他的庇护下，基督教 由屡受迫害的异教变成了正统国教。当徒手的耶稣战胜了持剑的恺撒之后，基督 教逐渐征服了西方人的精神，对西方文明的发展做出了诸多贡献。 一、驯化野蛮人的基督教 从人性进化的角度讲，特别是在精神及其伦理层面上，基督教在古希腊的理性精 神之外，提供了统一的持久的超验信仰，对天堂的期待安抚着地上的苦难，信徒 的良知反抗着世俗权力的蛮横，并通过圣徒的殉道和忏悔为人们提供道德典范 （比如，耶稣殉难之后，又有圣彼得和圣保罗的殉教，圣·奥古斯丁的忏悔）。 这信仰，这典范，提升着西方人的精神世界，也作为在道德上凝聚社会的纽带连 接起世世代代的伦理传承。由基督教和古希腊形而上学的结合而形成的超验伦 理，在西方文明中具有超越世俗功利的绝对价值，并逐渐演变为普遍有效的公德 标准。来自上天的超自然的恩惠和制裁，许给为善者入天堂的万世至福，降给作 恶者下地狱的永生惩罚，又通过忏悔的途径给人以赎罪和自新的机会。上帝之子 耶稣用甘愿上十字架的代价，背负起人的“原罪”，以绝对的非暴力对抗暴力，以 绝对的爱与宽恕降恩于所有罪人。 生而有罪的人类， 唯有终生向上帝祈祷和忏悔， 在行为上不断行善积德， 才能在无限的赎罪之路上接近天国。 正是这种恩罚并重、 忏悔赎罪和良知反抗的超验伦理，逐渐把凶悍的野蛮人和贪婪的惟利是图之徒， 驯化为平和、节制和反省的文明人，也就是把本能人提升为具有信仰的理性人。 从历史进程的角度讲，基督教兴盛于大一统的罗马帝国开始走向衰败之时。北方 蛮族的入侵、内部的暴虐统治、腐败奢侈、权争阴谋和底层反抗，已经失去道德 方向的罗马帝国，强大的武力只能带来更大的灾难。幸运的在于，罗马帝国在武 力上败给了蛮族，基督教却在精神上驯服了野蛮人，使之逐渐变成文明人。古罗 马帝国的统一传统与北方蛮族的分离势力发生武力冲突，在世俗意义上，促成了 罗马帝国的衰亡和民族国家的纷纷独立，但在属灵意义上，教权之下的信仰及教 会的统一，等于在另类意义上延续着昔日的罗马帝国统一。正如英国历史上最伟 大的政治领袖温斯顿·邱吉尔所言：“罗马帝国灭亡以后，获胜的野蛮人也同样被 基督的福音迷住了。虽然他们并不比今天的善男信女更能克制自己的邪欲，但是 他们有共同的教义和神灵的启示。一条联接着欧洲各个民族。一个世界性机构遍 布所有国家，它无比强大，而且是罗马时代幸存下来的惟一成为系统的机构。这 一机构的首脑是罗马的主教，他在精神上或者至少以教职的形式，恢复了罗马皇 帝已经丧失的权威。”（《英语民族史》第一卷《不列颠的诞生》，温斯顿·邱吉 尔著，薛力敏林林译，南方出版社 2003 年版 P83） 正是凭借着圣徒的榜样激励、教会的超然权威、教义的普世正义、教士之布道安 慰、仪式之庄严魅力、信徒之坚定虔诚„„才培育出互助、慈善、克制、苦行等 社会公德。僧侣们的开荒拓土，教堂和修道院对弱势者的庇护、对穷人的赈济、 收养鲧寡孤独、安顿迷途旅客，教会医院救死扶伤，特别是救助那些被遗弃的罪犯和传染病人„„等等，宗教场所不仅成为施善育德和救死扶伤之地，也成为维 护世界和平的源泉，交战双方不得进入宗教场所，已经成为世界通则。 二、改变社会结构的基督教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讲，基督教对西方社会的发展具有三大功能。 1，教会成为凝聚社会大家庭的组织纽带和自治权威，也成为秩序与和平之源。 不仅是罗马教廷提供了西方属灵世界的统一权威， 而且各地方教会也成为社区自 治的组织核心。这种以教会为组织核心而形成的秩序，对结束无政府的混乱状态 来说，具有着远比世俗政府更强大的功能。怪不得有人戏称：“梵蒂冈的世界性 权威就是宗教领域的‘联合国总部’。”但与现在的联合国相比，梵蒂冈的统一权威 具有悠久的传统，而联合国的权威仅仅是二战后的产物，所以，梵蒂冈对世界各 地的天主教会的权威之有效，远非纽约联合国总部对各成员国的权威所能比拟。 梵蒂冈训令对全世界的教徒具有强大的约束力， 而联合国决议却难以真正约束各 主权国家的行为。 2，基督教信仰，逐渐凝聚起整个西方教徒的信仰共识，从而形成了相对于世俗 权力及其利益的超验良知，随着教会的普及和日渐扩张，这种独立于世俗王权之 外的道德的或精神的普遍共识，逐渐变成了高度组织化的宗教权威，在世俗政权 本身无法形成对最高权力的内部制度化制约的情况下， 基督教作为社会性的精神 权威，发挥着从外部制约世俗王权的作用。由此，基督教改变了西方社会的整体 结构，即在世俗政府的权威之外，造就了另一个独立的属灵权威，构成了两种权 威、两套法律、两种责任的并存。神权的确立及其教会财产的合法化，在使西方 人的宗教信仰由多神教变成一神教的同时， 也使古希腊遗留下来的一元社会随之 退出历史舞台，西方社会的权力结构逐渐由一元变成二元，神权与王权、教会与 政府、僧侣与俗人、宗教法与世俗法„„的并存，构成了古罗马社会结构的二元 化：一是僧俗并存并日趋走向政教分离，二是自上而下的封建和自下而上的自治 并存。正是在两种不相上下的社会力量及其制度的相互对抗中，西方社会才能逐 渐形成两种统治力量相互制约的权威均衡， 为西方
制度向自由宪政的演变提供了 成熟的社会条件。 3，为西方法治秩序的形成提供超验基础。在基督教成为古罗马的国教之后，不 仅教会法在技术上为世俗法提供了可资效仿的对象， 而且对来自超验正义的教会 法为法治秩序的超验基础，于是，西方人逐渐形成了这样的法治思想：法律如若 要形成稳定的普遍的规则，首先，法律来上帝的意志，乃善法而非恶法，《摩西 五经》是法律的原型；而法律如果仅仅来自恺撒，就很容易变成主要服务于统治 者意志的恶法。其次，法律只有被信仰，才会被尊重、被自愿服从，整个社会才 能具有以遵纪守法为荣的公共意愿。否则的话，法律要么变成“恶法”，只服务于 统治者的意志；要么形同虚设、被法律之外的潜规则代替。三、培育西方人文精神的基督教从人文精神的特质和文化发展的角度讲，基督教 为西方文化提供了精神、制度和物质的伟大贡献。 1，基督教的教义及其神学思想，对西方的人文学具有全面而深刻的影响。教义 提供普世道义，拉丁文提供统一文字，自耶稣殉难以来的西方，没有基督教背景 的一流精神产品，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无论是神学、哲学、文学，还是绘画、音 乐、建筑，只要是人文和艺术的创造，无一不打上鲜明的基督教印迹。不要说神 权时代的人文精神被基督教信仰所左右， 即便是在理性化世俗化的近、 现代西方， 基督精神也为人文创造提供深层的滋养，文艺复兴运动、启蒙运动和非理性主义 运动之中诞生的文化巨人们， 尽管以复兴古希腊的理性精神来对抗神权主宰的中 世纪，但是从但丁的《神曲》到意大利三杰的绘画，从莎士比亚的戏剧到歌德的 《浮士德》再到贝多芬等人的交响曲，从康德的绝对律令到尼采的超人，人们都 能看到基督受难的形象和听到天国的钟声。可以说，基督教已经渗入了西方文化 的血肉之中。特别是那种指向绝对价值的超越精神，已经成为西方文化的最醒目 的标志。 2，基督教教会和神职人员在保存古代文化遗产方面贡献卓著，不仅是与基督教 传承直接相关的古典遗产，还有大量异教和异端的文献资料。经院神学家对古典 哲学做出的独特性解释，对古典精神的传承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教会开办的神 学院为西方高等教育体制奠基，是西方的近、现代的大学及其研究制度的母体。 教会、修道院和神学院训练出大量的教师、学者、法官、外交官和内阁大臣。教 会的慈善事业也包括资助艺术创作， 西方的音乐、 绘画和建筑所达到的艺术高度， 没有教会所提供的精神资源和物质 支持，也是难以想象的。 近现代以来，借助于强大的经济、先进的技术和优越的制度，基督教的信仰征服 已经从西方向非西方国家扩展，而且一直持续到当代世界。基督教及资本主义文 明具有强烈的扩张性， 先后造就了罗马帝国、 大英帝国和二战后的美利坚新帝国， 并由武力的征服和占领的殖民扩张演变为资本的扩张和福音的扩张 （道义扩张） ， 基督教为西方文明的扩张意识注入了“传播上帝福音”的道义动力，其世俗化进程 表现为经济上的自由市场的全球化和政治上的自由民主的全球化。在“资本”为了 利润而进行的无远弗界的扩张中，虔诚而富于献身精神的传教士，也不惜历尽千 难万险地传播福音，甚至于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西方传教士的足迹。 进入 20 世纪之后，人类历史富于戏剧性的发展证明：自发形成于特定地区的基 督教、市场经济和自由宪政，之所以具有难以抗拒的扩张性，就在于它们具有其 他文明所缺乏的与人性的内在契合性——善待人性、确立人的尊严、鼓励自由竞 争、确保和平秩序和激发人的首创精神。所以，西方文明逐渐显露出其普世性品 质， 被越来越多的其他地区和其他文明所接受， 甚至演变成难以抗拒的历史大势， 顺治者昌而逆之者亡。基督教对西方文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它逐渐渗透到西方哲学、法学、教育、艺 术（文学、音乐、建筑、绘画和雕塑等等）以及科学等各个领域。 德国著名法学家鲁道夫·耶林有一句名言：“罗马曾经三次征服世界，第一次以 武力，第二次以宗教，第三次则以法律”。 在教育领域，基督教也为近代西方教育打下了基础。中世纪大学所确立的一些制 度，如指定学生必须学习的课程，以及使用教科书、学生毕业授予学位等，在西 方高等教育中一直沿袭至今。 在造型艺术方面，与基督教发展密切相关的“罗马式”、“哥特式”和“文艺复兴式” 等建筑艺术风格，构成了西方建筑的特色。 而拉斐尔、达·芬奇和米开朗琪罗等 人涉及基督教主题的绘画、雕塑珍品更为西方文化宝库增添了奇光异彩。代表米 开朗琪罗雕塑风格最高成就的作品有充满悲剧情感的美丽的大理石雕像 《圣母哀 悼耶稣》、威严的《摩西》和英勇的《大卫》三座大型雕像，它们不仅使其作者 名垂千古，也给后人留下了不尽的美感。 在自然科学领域，基督教在客观上促进了近代西方自然科学的兴起。人们对上帝 的看法影响了他们的自然观，而这种自然观又必然影响他们探究自然的方法”。 这可以解释为什么近代科学仅仅产生在西方，而不是别的地方。 基督教文学，尤其是《圣经》对欧美文学的影响至今不衰。许多伟大的思想家、 文学家、艺术家都曾从《圣经》中汲取营养，寻找素材。14 世纪英国诗人乔叟 的代表作《坎特伯雷故事集》、16 世纪英国著名戏剧家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 人》、17 世纪英国诗人弥尔顿的《力士参孙》和
《失乐园》、散文作家班扬的 《天路历程》以及当代德国作家托马斯·曼的《约瑟和他的兄弟们》都取材于《圣 经》。由此可见，《圣经》已成为欧美文学的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 基督教在西方曾经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化，同时也犯下了令人发指的罪行； 它追求上帝之国，却在世俗界泥足深陷；它在理论上遵循唯灵主义，在实践上却 采用感觉主义；它希望拯救世人，却一度沉沦为人间地狱„„这种典型的自我分 裂和二元对立，以及由于力图克服这种对立而导致的普遍虚伪，构成了中世纪基 督教文化最本质的特征。 神性与人性的深刻矛盾，在信仰与理性的互动之间造成了恒久不变的痛苦。这样 一种摇摆不定的心灵特质，只能靠个人默念体察，固然可以借助外在的修行实践 来使其偏向一端，但对于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接引方式，用一种自命“放之四海 而皆准”的仪式强以为所有人必须遵循的原则，本末倒置的教条化结果，不仅没 有拯救出信徒，反而戕害了亿万民众，使思想形成禁锢，学术不得昌明。直到文 艺复兴前夕， 意大利人和德国人分别从肉体享乐和精神自由方面试图打开这个二 元对立的死结，前者催生了意大利的人文主义，后者导致了德国宗教改革。这两 场彼此呼应、 相反相成的改革运动构成了中世纪基督教文化向近代西方文化过渡 的分水岭，伟大的文艺复兴时期就此拉开了序幕，从此信仰和理性各司其职，西 方社会逐渐形成了宗教宽容的气氛和政教分离的局面， 文艺复兴终于在中世纪死 亡的喧嚣之中孕育出希望的种子，并启动了一个世界性的理性化运动. 基督教对西方文化的影响，至少有以下五个方面： 首先，在中世纪早期，基督教全力承担了挽救与传播古典文化的历史重任，并且 为正在萌生的新文明提供了模式和方向。从中世纪早期欧洲文化形态来看，军事上强大的日尔曼人虽能破坏一个新世界， 但因其文明进程上的落后无力创造一个新世界。而兼收并蓄、推陈出新的基督教 既能扬弃古希腊罗马文化，又能创立一种承前启后的新文化，于是新的统治者在 征服西罗马的同时也迅速实现了对基督教的皈依。 这在客观上为基督教保存和传 播古典文化提供了方便。基督教在构建其理论体系的过程中，引入了古典学术， 并使古典学术在基督教神学的光环下， 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在西罗马帝国灭亡之际 幸免于难。 在那文化荒芜的时代，教士成为惟一有文化的人。为了宗教事务的需要，修道士 们做了许多搜集、保存、抄写书籍的工作。在此基础上，修道院逐步建立起藏书 室或图书馆， 主要是宗教典籍、 早期基督教作家的著作及其注疏本、 圣者的传记、 教堂礼拜用书、拉丁文教科书和文法书，以及为数不多的一些拉丁文古典著作和 希腊文著作的译本。修道院设有专门的抄写室，将抄书作为修士的日常任务。修 道院的修道士也从事一些编著活动。 如中世纪前期的史学与历史文献学也是从修 道院产生的。修道院还兴办教育，主要目的是培养神职人员，教师由修士担任。 在中世纪初期，修道院是主要的文化中心，它通过保存希腊、罗马的部分高度文 化，如毕达哥拉斯派在数学研究上的一些论著以及希波克拉提斯、尤多克索斯、 欧几里德、门内马斯、阿基米德、厄拉托塞、阿波罗尼斯、海伦和丢番图等人的 著作，以及罗马时代伽图、瓦鲁科琉麦拉和帕累狄阿斯等人的农业著作等等，使 日耳曼人开阔了视野，接受了新思想。对此道森在《宗教与西方文化的兴起》中 指出：“只是通过教会，特别是通过修道僧，古典文化的传统和古典作家的著述 即所谓‘拉丁古典作品’才得以保存下来。”可见，基督教会不仅保存了古典文明的 种子，并且为正在萌生的新文明提供了模式和方向。 其次，基督教客观上促进了西方各民族的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并使政治分散的 西方以基督教为纽带融合成为一个庞大的文化体系。 早在罗马帝国凭借武力征服了古代众多民族之后， 帝国统治者便意识到迫切需要 一种世界宗教来调和各民族之间的矛盾。为此，当权者曾修建万神庙来供奉本族 及其帝国范围内其他民族的神祗，然而随着这些古代民族在罗马帝国中的衰落， 其民族宗教也一同消亡，由此证明了世界宗教不可能靠皇帝的敕令创造出来。与 此同时，基督教作为新的世界宗教却在融合东方与西方神学、哲学和宗教传统的 过程中悄然兴起，马克思分析说：“基督教没有造成隔绝的仪式，甚至没有古代 世界的祭祀和巡礼。它这样否定一切民族宗教及其共有仪式，毫无差别地对待一 切民族，它本身就成了第一个可行的世界宗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9 卷，第 334～335 页）。在基督教历史的最初三百年里，教会有时受到了酷烈的 迫害，但罗马皇帝对基督教的镇压不够及时，而且时断时续，也未能覆盖所有的 地区。大迫害造就了一大批殉教烈士，他们的事迹和精神扩大了基督教的影响， 也促使逆境之中的教徒们更努力地传教，结果反而增强了教会的地位。此外，基 督教主张忍辱负重、与当权者合作，这些思想的政治意义和实际作用逐渐为罗马 帝国统治者所认识和看重。随着基督教信徒的日益增多及其在帝国全境、尤其在 王公贵族和罗马军队中影响的迅速扩大，帝国统治者对基督教的态度发生了巨 变。公元 313 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发布著名的“米兰敕令”，承认基督教的合法 地位。到 4 世纪末叶，基督教已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
其他宗教被宣布为非法的 信仰。君士坦丁在扶植基督教的同时，对教会严加控制，使它转而成为国家机器的一部 分，教会的教义、宗教活动、人事、经济都必须听命于皇帝。同时，由于大批富 人涌入教会，基督教发生蜕变，使得原始基督教对罗马帝国的不满情绪和反抗精 神日渐淡漠，而那些固有的消极因素则得到了强调。基督教渐渐成为帝国统治者 手中的工具，教阶制的建立实际上是罗马帝国世俗官僚体制在教会中的反映，以 奥古斯丁为代表的教父哲学的诞生，足以说明基督教为罗马帝国辩护所作的努 力。尽管基督教和罗马权贵最终未能挽救帝国的衰亡，但是它以一种新的世界宗 教的形式取代或同化了古代社会的各种意识形态及宗教信仰， 从而在很大程度上 为中世纪社会提供了生活的模式和思维的方法。 其中奥古斯丁作为古代地中海文 化思想的集大成者， 他的著述和理论体系虽然仍折射出古希腊、 罗马文化的余辉， 但在整体上已顺利完成了西方古代文化在中世纪基督教文化中的消融和扬弃， 从 而使基督教文化体系得以基本定型， 后来并通过宗教改革家路德和加尔文影响到 西方近代史的开端。 当日耳曼人的铁骑横扫西罗马帝国大地， 大部分罗马知识分子或随帝国官僚机构 一起被消灭，或因惧怕日耳曼征服者而隐匿乡村。然而新当权的日耳曼统治者文 化素质十分低下，有的国王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甚至查理大帝宫廷中的显贵 绝大多数都是文盲，这样，那些熟悉罗马语言、拉丁文化和地方法律并具有较高 文化素养的基督教会僧侣便成为当时惟一有知识的阶层，成了“古代拉丁文化 ——语言、文学、科学和艺术——的主要继承者”。当西罗马帝国灭亡后，基督 教西派教会为了自身的生存，很快承认了日耳曼人所建立的国家，并开始向那些 地方派遣传教士进行传教活动。“随着基督教在这些日耳曼王国中的传播，那些 尚处于氏族社会形态的日耳曼人， 一方面在罗马帝国的废墟上继承并发展了封建 的生产关系；另一方面，他们在基督教中获得了拉丁文化的各项成果，其中包括 语言、文学、科学、哲学、建筑、音乐、绘画、教会的组织制度等方面的内容” （毛丽娅：《天堂地狱：基督教文明》，第 278 页）。基督教的传教士们尽管 是出于宗教目的，但他们的传教活动客观上促进了各民族的文化交流。可以说西 派教会在西方乃至北欧地区的传教过程，也是普及古希腊、罗马文化的过程。 随着日耳曼人王国纷纷皈依罗马基督教， 不仅减少了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间的敌 对情绪， 而且促进了民族间的彼此融合， 表现为生活习俗和道德观念的相互渗透， 以及两个民族人民之间的通婚， 还有语言的融合。 当时拉丁语是传教的官方语言， 在西罗马帝国的废墟上， 法兰克人开始使用高卢式的拉丁语 （以后演变为法语） ； 在意大利，拉丁语在伦巴德人和哥特人的影响下，形成了各种意大利方言；而在 西班牙和葡萄牙，拉丁语正在融合为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透过这种“融合 ”， 不难看出，这一地区的文化，在民族的相互交融中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教会在传 教、讲道的活动中，还把《圣经》译为各国文字，采用方言说教，从而加强了各 民族之间的来往和文化交流。 正是基督教在日耳曼人王国中的传播，基督教传教士们的教化，使众多落后的日 耳曼部落由氏族社会直接转入了中世纪文明的轨道， 这些原始图腾的崇拜者在短 短的一两个世纪内便成了虔诚的基督徒，从而推动了西方历史向前发展。更重要 的是，从这时起，西方通过一个共同的信仰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政治组织真空的 教会组织而连成了一体。 只有当西方的不同民族被融合进基督教世界的精神团体中时，他们才获得了一种共同的文化。最重要的是，也正是这一点把西方的发展 与世界其他的文明区别开来了。 第三，基督教在客观上促进了早期西方文化的复兴，并为后来的欧洲文艺复兴运 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中世纪早期西方文化的复兴， 与罗马教会的传教活动以及修道院制度在西方的发 展分不开。西方中世纪早期文化首先在不列颠爱尔兰的修道院取得了繁荣，接着 是盎格鲁·撒克逊的英格兰，诺森布里亚在 7 世纪末一度成为学术中心。在西方 大陆，文化复兴找到了查理大帝这位保护人。深受基督教影响的查理大帝出于政 治目的，在他执政期间，利用各地教士，把被墨洛朝君主们所舍弃的古代文化知 识传统重新连接起来。教会搜集、抄写古代希腊、罗马作品，一些修道院和教堂 还设立了手抄图书馆，他四处罗致学者，通过他们创办法兰克宫廷学院，收徒授 课，翻译整理古希腊、罗马文献，从事哲学文学研究，并努力促进王朝宫殿及教 堂建筑、绘画、雕刻等艺术的发展，在查理大帝的赞助和奖掖下，很快兴起了中 世纪学术研究的风气，形成了中世纪哲学与文化更新的趋势，史称“加洛林文化 复兴”。这标志着古代地中海文化已通过基督教成功地移植到了西方大陆，并为 日后新的复兴和发展创造了必要的条件。道森在《宗教与西方文化的兴起》中评 价说，加洛林王朝时期的成就，“是一次真正的文艺复兴，是作为有意识的整体 的西方文化的起点”。至公元 10 世纪，热尔贝主教保存并巩固了查理曼时代的学 术基础，同时引进了东方世界的科学和思想方法，有学者称这一事件为“鄂图文 化复兴”。 随后的 12 世纪文化复兴是继 9 世纪加洛林文化复兴之后西欧文
化发展的又一次 高潮， 它直接促成了 13 世纪西欧封建社会的鼎盛及其思想文化运动的全面展开。 这一时期的文化复兴首先表现为文化教育的复兴与繁荣。12 世纪前后在欧洲各 地出现了众多的大学， 这些由基督教修道院学校和大教堂学校发展而来的综合性 大学虽然形成了基督教教育一统天下的局面， 但其相对独立的地位却也孕育了中 世纪人文主义思潮，并在一定程度上创造出百家争鸣的学术气氛。其次，12 世 纪文化复兴的另一大特点是基督教哲学体系中人文主义思潮的兴起。11 世纪以 来形成的经院哲学，由于未能从希腊哲学中直接吸收丰富的材料，其内容尚显单 薄。随着 12～13 世纪翻译运动的兴起，亚里士多德主义经由阿拉伯世界传入西 方，而同时期城市大学的兴起，恰好又为学术的研究提供了场所或条件，经院哲 学终于获得了蓬勃发展。英国学者索尔兹伯里的约翰撰有《论政治家》和《论逻 辑之重要性》，这两部书是 12 世纪文化复兴在哲学方面的代表作，它们体现出 当时较为进步的社会政治思想与哲学伦理思想的有机结合。 这位主教还在中世纪 率先提出了社会生活中个人精神自由的问题。在此，人的本性与社会存在应如何 达到统一和协调的问题，遂构成其基督教人文主义思想的核心。他认为人生目标 乃追求“至善”，个人精神自由应与此吻合；而社会法律亦服务于此，它维系着社 会公义之存在，对人们偏离或违背其正确目标的行为加以警告和惩罚。这里，人 性与法律都体现出理性的原则， 所以他提出个人精神自由与社会法律及公义在理 性基础上统一起来的主张，倡导现实生活中政治和哲学，个人意志与伦理规范的 有机结合。这种思想追求对中世纪个人灵修实践和社会改革活动都有过直接影 响，并作为一种精神遗产而被 14～15 世纪更为普遍、更为深刻的欧洲文艺复兴 运动继承和发扬。第四，基督教对西方文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它逐渐渗透到西方哲学、法学、教 育、艺术（文学、音乐、建筑、绘画和雕塑等等）以及科学等各个领域。 美国学者史密特在《基督教对文明的影响》一书中指出：“加入耶稣从来没有走 过古代巴勒斯坦尘土飞扬的道路，没有受死，没有从死里复活，在他身边没有聚 集这样一小群门徒去向外邦人传扬他的福音，西方将不会达到如此高水平的文 明，并且赋予它如此深厚的、至今仍引以为荣的人文内涵。”基督教在中国的兴 起，也必将成为推动中国文明发展的重要力量。在今天的中国，几乎每天都会发 生一些人为的灾难，特别是矿难。使无数的家庭遭受顶之灾。但每次灾难都没有 唤起政府和民众更大的关心，最大的原因就是我们中国人缺乏对生命的敬畏。一 个世纪以前，一个法国工程师问他的学生说：“什么是矿坑里最宝贵的东西？”在 学生们列举了各式各样的矿物之后，他对他们说：“矿坑里最宝贵的是矿工。”这 种对生命的观点只有当人被耶稣基督的福音深深打动之后，才可能具有。在信仰 基督的国家里，杀婴和弃婴的事件基本消失了。是教会在这个地球上和中国设立 弃婴之家，孤儿院，托儿所。透过教会，耶稣了结了杀婴之事。在基督教影响之 前，妇女生命也是没有价值的，她们就是我们和母亲，姐妹和儿女。中国人是比 较尊重老年人的民族，但盖敬老院观念是在基督教传入之后。是基督教兴起了全 民教育的概念。大学也是有立基于基督教的现象；世界最好的大学是基督徒为基 督教的目的而创立的。 历史的发展证明， 没有基督就没有人类的良善和文明可言。 近一百年间，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学习西方的科技，制度和文化教育，但仍末能建 立一个人民享有基本的自由与人权的民主共和国， 就是因为中国的先行者们对基 督福音的拒绝。他们不明白科技，制度和文化教育的根基乃是宗教信仰。中国的 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们以前所未有的一至赶走了上帝之后，也为自己争取到了专 制。没有基督信仰，就没有公义和爱；没有基督信仰，就没有自由和平等。至少 对于美国式的民主来说这一判断是成立的。如果没基督教信仰，永远也不会有这 样一个美国。
西方基督教 公元四世纪，古罗马诞生了第一位基督教皇帝君士坦丁，在他的庇护下，基督教 由屡受迫害的异教变成了正统国教。当徒手的耶稣战胜了持剑的恺撒之后，基督 教逐渐征服了西方人的精神，对西方文明的发展做出了诸多贡献。 一、驯化野蛮人的基督教 从人性进化的角度讲，特别是在精神及其伦理层面上，基督教在古希腊的理性精 神之外，提供了统一的持久的超验信仰，对天堂的期待安抚着地上的苦难，信徒 的良知反抗着世俗权力的蛮横，并通过圣徒的殉道和忏悔为人们提供道德典范 （比如，耶稣殉难之后，又有圣彼得和圣保罗的殉教，圣·奥古斯丁的忏悔）。 这信仰，这典范，提升着西方人的精神世界，也作为在道德上凝聚社会的纽带连 接起世世代代的伦理传承。由基督教和古希腊形而上学的结合而形成的超验伦 理，在西方文明中具有超越世俗功利的绝对价值，并逐渐演变为普遍有效的公德 标准。来自上天的超自然的恩惠和制裁，许给为善者入天堂的万世至福，降给作 恶者下地狱的永生惩罚，又通过忏悔的途径给人以赎罪和自新的机会。上帝之子 耶稣用甘愿上十字架的代价，背负起人的“原罪”，以绝对的非暴力对抗暴力，以 绝对的爱与宽恕降恩于所有罪人。 生而有罪的人类， 唯有终生向上帝祈祷和忏悔， 在行为上不断行善积德， 才能在无限的赎罪之路上接近天国。 正是这种恩罚并重、 忏悔赎罪和良知反抗的超验伦理，逐渐把凶悍的野蛮人和贪婪的惟利是图之徒， 驯化为平和、节制和反省的文明人，也就是把本能人提升为具有信仰的理性人。 从历史进程的角度讲，基督教兴盛于大一统的罗马帝国开始走向衰败之时。北方 蛮族的入侵、内部的暴虐统治、腐败奢侈、权争阴谋和底层反抗，已经失去道德 方向的罗马帝国，强大的武力只能带来更大的灾难。幸运的在于，罗马帝国在武 力上败给了蛮族，基督教却在精神上驯服了野蛮人，使之逐渐变成文明人。古罗 马帝国的统一传统与北方蛮族的分离势力发生武力冲突，在世俗意义上，促成了 罗马帝国的衰亡和民族国家的纷纷独立，但在属灵意义上，教权之下的信仰及教 会的统一，等于在另类意义上延续着昔日的罗马帝国统一。正如英国历史上最伟 大的政治领袖温斯顿·邱吉尔所言：“罗马帝国灭亡以后，获胜的野蛮人也同样被 基督的福音迷住了。虽然他们并不比今天的善男信女更能克制自己的邪欲，但是 他们有共同的教义和神灵的启示。一条联接着欧洲各个民族。一个世界性机构遍 布所有国家，它无比强大，而且是罗马时代幸存下来的惟一成为系统的机构。这 一机构的首脑是罗马的主教，他在精神上或者至少以教职的形式，恢复了罗马皇 帝已经丧失的权威。”（《英语民族史》第一卷《不列颠的诞生》，温斯顿·邱吉 尔著，薛力敏林林译，南方出版社 2003 年版 P83） 正是凭借着圣徒的榜样激励、教会的超然权威、教义的普世正义、教士之布道安 慰、仪式之庄严魅力、信徒之坚定虔诚„„才培育出互助、慈善、克制、苦行等 社会公德。僧侣们的开荒拓土，教堂和修道院对弱势者的庇护、对穷人的赈济、 收养鲧寡孤独、安顿迷途旅客，教会医院救死扶伤，特别是救助那些被遗弃的罪犯和传染病人„„等等，宗教场所不仅成为施善育德和救死扶伤之地，也成为维 护世界和平的源泉，交战双方不得进入宗教场所，已经成为世界通则。 二、改变社会结构的基督教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讲，基督教对西方社会的发展具有三大功能。 1，教会成为凝聚社会大家庭的组织纽带和自治权威，也成为秩序与和平之源。 不仅是罗马教廷提供了西方属灵世界的统一权威， 而且各地方教会也成为社区自 治的组织核心。这种以教会为组织核心而形成的秩序，对结束无政府的混乱状态 来说，具有着远比世俗政府更强大的功能。怪不得有人戏称：“梵蒂冈的世界性 权威就是宗教领域的‘联合国总部’。”但与现在的联合国相比，梵蒂冈的统一权威 具有悠久的传统，而联合国的权威仅仅是二战后的产物，所以，梵蒂冈对世界各 地的天主教会的权威之有效，远非纽约联合国总部对各成员国的权威所能比拟。 梵蒂冈训令对全世界的教徒具有强大的约束力， 而联合国决议却难以真正约束各 主权国家的行为。 2，基督教信仰，逐渐凝聚起整个西方教徒的信仰共识，从而形成了相对于世俗 权力及其利益的超验良知，随着教会的普及和日渐扩张，这种独立于世俗王权之 外的道德的或精神的普遍共识，逐渐变成了高度组织化的宗教权威，在世俗政权 本身无法形成对最高权力的内部制度化制约的情况下， 基督教作为社会性的精神 权威，发挥着从外部制约世俗王权的作用。由此，基督教改变了西方社会的整体 结构，即在世俗政府的权威之外，造就了另一个独立的属灵权威，构成了两种权 威、两套法律、两种责任的并存。神权的确立及其教会财产的合法化，在使西方 人的宗教信仰由多神教变成一神教的同时， 也使古希腊遗留下来的一元社会随之 退出历史舞台，西方社会的权力结构逐渐由一元变成二元，神权与王权、教会与 政府、僧侣与俗人、宗教法与世俗法„„的并存，构成了古罗马社会结构的二元 化：一是僧俗并存并日趋走向政教分离，二是自上而下的封建和自下而上的自治 并存。正是在两种不相上下的社会力量及其制度的相互对抗中，西方社会才能逐 渐形成两种统治力量相互制约的权威均衡， 为西方
制度向自由宪政的演变提供了 成熟的社会条件。 3，为西方法治秩序的形成提供超验基础。在基督教成为古罗马的国教之后，不 仅教会法在技术上为世俗法提供了可资效仿的对象， 而且对来自超验正义的教会 法为法治秩序的超验基础，于是，西方人逐渐形成了这样的法治思想：法律如若 要形成稳定的普遍的规则，首先，法律来上帝的意志，乃善法而非恶法，《摩西 五经》是法律的原型；而法律如果仅仅来自恺撒，就很容易变成主要服务于统治 者意志的恶法。其次，法律只有被信仰，才会被尊重、被自愿服从，整个社会才 能具有以遵纪守法为荣的公共意愿。否则的话，法律要么变成“恶法”，只服务于 统治者的意志；要么形同虚设、被法律之外的潜规则代替。三、培育西方人文精神的基督教从人文精神的特质和文化发展的角度讲，基督教 为西方文化提供了精神、制度和物质的伟大贡献。 1，基督教的教义及其神学思想，对西方的人文学具有全面而深刻的影响。教义 提供普世道义，拉丁文提供统一文字，自耶稣殉难以来的西方，没有基督教背景 的一流精神产品，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无论是神学、哲学、文学，还是绘画、音 乐、建筑，只要是人文和艺术的创造，无一不打上鲜明的基督教印迹。不要说神 权时代的人文精神被基督教信仰所左右， 即便是在理性化世俗化的近、 现代西方， 基督精神也为人文创造提供深层的滋养，文艺复兴运动、启蒙运动和非理性主义 运动之中诞生的文化巨人们， 尽管以复兴古希腊的理性精神来对抗神权主宰的中 世纪，但是从但丁的《神曲》到意大利三杰的绘画，从莎士比亚的戏剧到歌德的 《浮士德》再到贝多芬等人的交响曲，从康德的绝对律令到尼采的超人，人们都 能看到基督受难的形象和听到天国的钟声。可以说，基督教已经渗入了西方文化 的血肉之中。特别是那种指向绝对价值的超越精神，已经成为西方文化的最醒目 的标志。 2，基督教教会和神职人员在保存古代文化遗产方面贡献卓著，不仅是与基督教 传承直接相关的古典遗产，还有大量异教和异端的文献资料。经院神学家对古典 哲学做出的独特性解释，对古典精神的传承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教会开办的神 学院为西方高等教育体制奠基，是西方的近、现代的大学及其研究制度的母体。 教会、修道院和神学院训练出大量的教师、学者、法官、外交官和内阁大臣。教 会的慈善事业也包括资助艺术创作， 西方的音乐、 绘画和建筑所达到的艺术高度， 没有教会所提供的精神资源和物质 支持，也是难以想象的。 近现代以来，借助于强大的经济、先进的技术和优越的制度，基督教的信仰征服 已经从西方向非西方国家扩展，而且一直持续到当代世界。基督教及资本主义文 明具有强烈的扩张性， 先后造就了罗马帝国、 大英帝国和二战后的美利坚新帝国， 并由武力的征服和占领的殖民扩张演变为资本的扩张和福音的扩张 （道义扩张） ， 基督教为西方文明的扩张意识注入了“传播上帝福音”的道义动力，其世俗化进程 表现为经济上的自由市场的全球化和政治上的自由民主的全球化。在“资本”为了 利润而进行的无远弗界的扩张中，虔诚而富于献身精神的传教士，也不惜历尽千 难万险地传播福音，甚至于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西方传教士的足迹。 进入 20 世纪之后，人类历史富于戏剧性的发展证明：自发形成于特定地区的基 督教、市场经济和自由宪政，之所以具有难以抗拒的扩张性，就在于它们具有其 他文明所缺乏的与人性的内在契合性——善待人性、确立人的尊严、鼓励自由竞 争、确保和平秩序和激发人的首创精神。所以，西方文明逐渐显露出其普世性品 质， 被越来越多的其他地区和其他文明所接受， 甚至演变成难以抗拒的历史大势， 顺治者昌而逆之者亡。基督教对西方文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它逐渐渗透到西方哲学、法学、教育、艺 术（文学、音乐、建筑、绘画和雕塑等等）以及科学等各个领域。 德国著名法学家鲁道夫·耶林有一句名言：“罗马曾经三次征服世界，第一次以 武力，第二次以宗教，第三次则以法律”。 在教育领域，基督教也为近代西方教育打下了基础。中世纪大学所确立的一些制 度，如指定学生必须学习的课程，以及使用教科书、学生毕业授予学位等，在西 方高等教育中一直沿袭至今。 在造型艺术方面，与基督教发展密切相关的“罗马式”、“哥特式”和“文艺复兴式” 等建筑艺术风格，构成了西方建筑的特色。 而拉斐尔、达·芬奇和米开朗琪罗等 人涉及基督教主题的绘画、雕塑珍品更为西方文化宝库增添了奇光异彩。代表米 开朗琪罗雕塑风格最高成就的作品有充满悲剧情感的美丽的大理石雕像 《圣母哀 悼耶稣》、威严的《摩西》和英勇的《大卫》三座大型雕像，它们不仅使其作者 名垂千古，也给后人留下了不尽的美感。 在自然科学领域，基督教在客观上促进了近代西方自然科学的兴起。人们对上帝 的看法影响了他们的自然观，而这种自然观又必然影响他们探究自然的方法”。 这可以解释为什么近代科学仅仅产生在西方，而不是别的地方。 基督教文学，尤其是《圣经》对欧美文学的影响至今不衰。许多伟大的思想家、 文学家、艺术家都曾从《圣经》中汲取营养，寻找素材。14 世纪英国诗人乔叟 的代表作《坎特伯雷故事集》、16 世纪英国著名戏剧家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 人》、17 世纪英国诗人弥尔顿的《力士参孙》和
《失乐园》、散文作家班扬的 《天路历程》以及当代德国作家托马斯·曼的《约瑟和他的兄弟们》都取材于《圣 经》。由此可见，《圣经》已成为欧美文学的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 基督教在西方曾经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化，同时也犯下了令人发指的罪行； 它追求上帝之国，却在世俗界泥足深陷；它在理论上遵循唯灵主义，在实践上却 采用感觉主义；它希望拯救世人，却一度沉沦为人间地狱„„这种典型的自我分 裂和二元对立，以及由于力图克服这种对立而导致的普遍虚伪，构成了中世纪基 督教文化最本质的特征。 神性与人性的深刻矛盾，在信仰与理性的互动之间造成了恒久不变的痛苦。这样 一种摇摆不定的心灵特质，只能靠个人默念体察，固然可以借助外在的修行实践 来使其偏向一端，但对于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接引方式，用一种自命“放之四海 而皆准”的仪式强以为所有人必须遵循的原则，本末倒置的教条化结果，不仅没 有拯救出信徒，反而戕害了亿万民众，使思想形成禁锢，学术不得昌明。直到文 艺复兴前夕， 意大利人和德国人分别从肉体享乐和精神自由方面试图打开这个二 元对立的死结，前者催生了意大利的人文主义，后者导致了德国宗教改革。这两 场彼此呼应、 相反相成的改革运动构成了中世纪基督教文化向近代西方文化过渡 的分水岭，伟大的文艺复兴时期就此拉开了序幕，从此信仰和理性各司其职，西 方社会逐渐形成了宗教宽容的气氛和政教分离的局面， 文艺复兴终于在中世纪死 亡的喧嚣之中孕育出希望的种子，并启动了一个世界性的理性化运动. 基督教对西方文化的影响，至少有以下五个方面： 首先，在中世纪早期，基督教全力承担了挽救与传播古典文化的历史重任，并且 为正在萌生的新文明提供了模式和方向。从中世纪早期欧洲文化形态来看，军事上强大的日尔曼人虽能破坏一个新世界， 但因其文明进程上的落后无力创造一个新世界。而兼收并蓄、推陈出新的基督教 既能扬弃古希腊罗马文化，又能创立一种承前启后的新文化，于是新的统治者在 征服西罗马的同时也迅速实现了对基督教的皈依。 这在客观上为基督教保存和传 播古典文化提供了方便。基督教在构建其理论体系的过程中，引入了古典学术， 并使古典学术在基督教神学的光环下， 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在西罗马帝国灭亡之际 幸免于难。 在那文化荒芜的时代，教士成为惟一有文化的人。为了宗教事务的需要，修道士 们做了许多搜集、保存、抄写书籍的工作。在此基础上，修道院逐步建立起藏书 室或图书馆， 主要是宗教典籍、 早期基督教作家的著作及其注疏本、 圣者的传记、 教堂礼拜用书、拉丁文教科书和文法书，以及为数不多的一些拉丁文古典著作和 希腊文著作的译本。修道院设有专门的抄写室，将抄书作为修士的日常任务。修 道院的修道士也从事一些编著活动。 如中世纪前期的史学与历史文献学也是从修 道院产生的。修道院还兴办教育，主要目的是培养神职人员，教师由修士担任。 在中世纪初期，修道院是主要的文化中心，它通过保存希腊、罗马的部分高度文 化，如毕达哥拉斯派在数学研究上的一些论著以及希波克拉提斯、尤多克索斯、 欧几里德、门内马斯、阿基米德、厄拉托塞、阿波罗尼斯、海伦和丢番图等人的 著作，以及罗马时代伽图、瓦鲁科琉麦拉和帕累狄阿斯等人的农业著作等等，使 日耳曼人开阔了视野，接受了新思想。对此道森在《宗教与西方文化的兴起》中 指出：“只是通过教会，特别是通过修道僧，古典文化的传统和古典作家的著述 即所谓‘拉丁古典作品’才得以保存下来。”可见，基督教会不仅保存了古典文明的 种子，并且为正在萌生的新文明提供了模式和方向。 其次，基督教客观上促进了西方各民族的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并使政治分散的 西方以基督教为纽带融合成为一个庞大的文化体系。 早在罗马帝国凭借武力征服了古代众多民族之后， 帝国统治者便意识到迫切需要 一种世界宗教来调和各民族之间的矛盾。为此，当权者曾修建万神庙来供奉本族 及其帝国范围内其他民族的神祗，然而随着这些古代民族在罗马帝国中的衰落， 其民族宗教也一同消亡，由此证明了世界宗教不可能靠皇帝的敕令创造出来。与 此同时，基督教作为新的世界宗教却在融合东方与西方神学、哲学和宗教传统的 过程中悄然兴起，马克思分析说：“基督教没有造成隔绝的仪式，甚至没有古代 世界的祭祀和巡礼。它这样否定一切民族宗教及其共有仪式，毫无差别地对待一 切民族，它本身就成了第一个可行的世界宗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9 卷，第 334～335 页）。在基督教历史的最初三百年里，教会有时受到了酷烈的 迫害，但罗马皇帝对基督教的镇压不够及时，而且时断时续，也未能覆盖所有的 地区。大迫害造就了一大批殉教烈士，他们的事迹和精神扩大了基督教的影响， 也促使逆境之中的教徒们更努力地传教，结果反而增强了教会的地位。此外，基 督教主张忍辱负重、与当权者合作，这些思想的政治意义和实际作用逐渐为罗马 帝国统治者所认识和看重。随着基督教信徒的日益增多及其在帝国全境、尤其在 王公贵族和罗马军队中影响的迅速扩大，帝国统治者对基督教的态度发生了巨 变。公元 313 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发布著名的“米兰敕令”，承认基督教的合法 地位。到 4 世纪末叶，基督教已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
其他宗教被宣布为非法的 信仰。君士坦丁在扶植基督教的同时，对教会严加控制，使它转而成为国家机器的一部 分，教会的教义、宗教活动、人事、经济都必须听命于皇帝。同时，由于大批富 人涌入教会，基督教发生蜕变，使得原始基督教对罗马帝国的不满情绪和反抗精 神日渐淡漠，而那些固有的消极因素则得到了强调。基督教渐渐成为帝国统治者 手中的工具，教阶制的建立实际上是罗马帝国世俗官僚体制在教会中的反映，以 奥古斯丁为代表的教父哲学的诞生，足以说明基督教为罗马帝国辩护所作的努 力。尽管基督教和罗马权贵最终未能挽救帝国的衰亡，但是它以一种新的世界宗 教的形式取代或同化了古代社会的各种意识形态及宗教信仰， 从而在很大程度上 为中世纪社会提供了生活的模式和思维的方法。 其中奥古斯丁作为古代地中海文 化思想的集大成者， 他的著述和理论体系虽然仍折射出古希腊、 罗马文化的余辉， 但在整体上已顺利完成了西方古代文化在中世纪基督教文化中的消融和扬弃， 从 而使基督教文化体系得以基本定型， 后来并通过宗教改革家路德和加尔文影响到 西方近代史的开端。 当日耳曼人的铁骑横扫西罗马帝国大地， 大部分罗马知识分子或随帝国官僚机构 一起被消灭，或因惧怕日耳曼征服者而隐匿乡村。然而新当权的日耳曼统治者文 化素质十分低下，有的国王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甚至查理大帝宫廷中的显贵 绝大多数都是文盲，这样，那些熟悉罗马语言、拉丁文化和地方法律并具有较高 文化素养的基督教会僧侣便成为当时惟一有知识的阶层，成了“古代拉丁文化 ——语言、文学、科学和艺术——的主要继承者”。当西罗马帝国灭亡后，基督 教西派教会为了自身的生存，很快承认了日耳曼人所建立的国家，并开始向那些 地方派遣传教士进行传教活动。“随着基督教在这些日耳曼王国中的传播，那些 尚处于氏族社会形态的日耳曼人， 一方面在罗马帝国的废墟上继承并发展了封建 的生产关系；另一方面，他们在基督教中获得了拉丁文化的各项成果，其中包括 语言、文学、科学、哲学、建筑、音乐、绘画、教会的组织制度等方面的内容” （毛丽娅：《天堂地狱：基督教文明》，第 278 页）。基督教的传教士们尽管 是出于宗教目的，但他们的传教活动客观上促进了各民族的文化交流。可以说西 派教会在西方乃至北欧地区的传教过程，也是普及古希腊、罗马文化的过程。 随着日耳曼人王国纷纷皈依罗马基督教， 不仅减少了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间的敌 对情绪， 而且促进了民族间的彼此融合， 表现为生活习俗和道德观念的相互渗透， 以及两个民族人民之间的通婚， 还有语言的融合。 当时拉丁语是传教的官方语言， 在西罗马帝国的废墟上， 法兰克人开始使用高卢式的拉丁语 （以后演变为法语） ； 在意大利，拉丁语在伦巴德人和哥特人的影响下，形成了各种意大利方言；而在 西班牙和葡萄牙，拉丁语正在融合为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透过这种“融合 ”， 不难看出，这一地区的文化，在民族的相互交融中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教会在传 教、讲道的活动中，还把《圣经》译为各国文字，采用方言说教，从而加强了各 民族之间的来往和文化交流。 正是基督教在日耳曼人王国中的传播，基督教传教士们的教化，使众多落后的日 耳曼部落由氏族社会直接转入了中世纪文明的轨道， 这些原始图腾的崇拜者在短 短的一两个世纪内便成了虔诚的基督徒，从而推动了西方历史向前发展。更重要 的是，从这时起，西方通过一个共同的信仰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政治组织真空的 教会组织而连成了一体。 只有当西方的不同民族被融合进基督教世界的精神团体中时，他们才获得了一种共同的文化。最重要的是，也正是这一点把西方的发展 与世界其他的文明区别开来了。 第三，基督教在客观上促进了早期西方文化的复兴，并为后来的欧洲文艺复兴运 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中世纪早期西方文化的复兴， 与罗马教会的传教活动以及修道院制度在西方的发 展分不开。西方中世纪早期文化首先在不列颠爱尔兰的修道院取得了繁荣，接着 是盎格鲁·撒克逊的英格兰，诺森布里亚在 7 世纪末一度成为学术中心。在西方 大陆，文化复兴找到了查理大帝这位保护人。深受基督教影响的查理大帝出于政 治目的，在他执政期间，利用各地教士，把被墨洛朝君主们所舍弃的古代文化知 识传统重新连接起来。教会搜集、抄写古代希腊、罗马作品，一些修道院和教堂 还设立了手抄图书馆，他四处罗致学者，通过他们创办法兰克宫廷学院，收徒授 课，翻译整理古希腊、罗马文献，从事哲学文学研究，并努力促进王朝宫殿及教 堂建筑、绘画、雕刻等艺术的发展，在查理大帝的赞助和奖掖下，很快兴起了中 世纪学术研究的风气，形成了中世纪哲学与文化更新的趋势，史称“加洛林文化 复兴”。这标志着古代地中海文化已通过基督教成功地移植到了西方大陆，并为 日后新的复兴和发展创造了必要的条件。道森在《宗教与西方文化的兴起》中评 价说，加洛林王朝时期的成就，“是一次真正的文艺复兴，是作为有意识的整体 的西方文化的起点”。至公元 10 世纪，热尔贝主教保存并巩固了查理曼时代的学 术基础，同时引进了东方世界的科学和思想方法，有学者称这一事件为“鄂图文 化复兴”。 随后的 12 世纪文化复兴是继 9 世纪加洛林文化复兴之后西欧文
化发展的又一次 高潮， 它直接促成了 13 世纪西欧封建社会的鼎盛及其思想文化运动的全面展开。 这一时期的文化复兴首先表现为文化教育的复兴与繁荣。12 世纪前后在欧洲各 地出现了众多的大学， 这些由基督教修道院学校和大教堂学校发展而来的综合性 大学虽然形成了基督教教育一统天下的局面， 但其相对独立的地位却也孕育了中 世纪人文主义思潮，并在一定程度上创造出百家争鸣的学术气氛。其次，12 世 纪文化复兴的另一大特点是基督教哲学体系中人文主义思潮的兴起。11 世纪以 来形成的经院哲学，由于未能从希腊哲学中直接吸收丰富的材料，其内容尚显单 薄。随着 12～13 世纪翻译运动的兴起，亚里士多德主义经由阿拉伯世界传入西 方，而同时期城市大学的兴起，恰好又为学术的研究提供了场所或条件，经院哲 学终于获得了蓬勃发展。英国学者索尔兹伯里的约翰撰有《论政治家》和《论逻 辑之重要性》，这两部书是 12 世纪文化复兴在哲学方面的代表作，它们体现出 当时较为进步的社会政治思想与哲学伦理思想的有机结合。 这位主教还在中世纪 率先提出了社会生活中个人精神自由的问题。在此，人的本性与社会存在应如何 达到统一和协调的问题，遂构成其基督教人文主义思想的核心。他认为人生目标 乃追求“至善”，个人精神自由应与此吻合；而社会法律亦服务于此，它维系着社 会公义之存在，对人们偏离或违背其正确目标的行为加以警告和惩罚。这里，人 性与法律都体现出理性的原则， 所以他提出个人精神自由与社会法律及公义在理 性基础上统一起来的主张，倡导现实生活中政治和哲学，个人意志与伦理规范的 有机结合。这种思想追求对中世纪个人灵修实践和社会改革活动都有过直接影 响，并作为一种精神遗产而被 14～15 世纪更为普遍、更为深刻的欧洲文艺复兴 运动继承和发扬。第四，基督教对西方文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它逐渐渗透到西方哲学、法学、教 育、艺术（文学、音乐、建筑、绘画和雕塑等等）以及科学等各个领域。 美国学者史密特在《基督教对文明的影响》一书中指出：“加入耶稣从来没有走 过古代巴勒斯坦尘土飞扬的道路，没有受死，没有从死里复活，在他身边没有聚 集这样一小群门徒去向外邦人传扬他的福音，西方将不会达到如此高水平的文 明，并且赋予它如此深厚的、至今仍引以为荣的人文内涵。”基督教在中国的兴 起，也必将成为推动中国文明发展的重要力量。在今天的中国，几乎每天都会发 生一些人为的灾难，特别是矿难。使无数的家庭遭受顶之灾。但每次灾难都没有 唤起政府和民众更大的关心，最大的原因就是我们中国人缺乏对生命的敬畏。一 个世纪以前，一个法国工程师问他的学生说：“什么是矿坑里最宝贵的东西？”在 学生们列举了各式各样的矿物之后，他对他们说：“矿坑里最宝贵的是矿工。”这 种对生命的观点只有当人被耶稣基督的福音深深打动之后，才可能具有。在信仰 基督的国家里，杀婴和弃婴的事件基本消失了。是教会在这个地球上和中国设立 弃婴之家，孤儿院，托儿所。透过教会，耶稣了结了杀婴之事。在基督教影响之 前，妇女生命也是没有价值的，她们就是我们和母亲，姐妹和儿女。中国人是比 较尊重老年人的民族，但盖敬老院观念是在基督教传入之后。是基督教兴起了全 民教育的概念。大学也是有立基于基督教的现象；世界最好的大学是基督徒为基 督教的目的而创立的。 历史的发展证明， 没有基督就没有人类的良善和文明可言。 近一百年间，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学习西方的科技，制度和文化教育，但仍末能建 立一个人民享有基本的自由与人权的民主共和国， 就是因为中国的先行者们对基 督福音的拒绝。他们不明白科技，制度和文化教育的根基乃是宗教信仰。中国的 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们以前所未有的一至赶走了上帝之后，也为自己争取到了专 制。没有基督信仰，就没有公义和爱；没有基督信仰，就没有自由和平等。至少 对于美国式的民主来说这一判断是成立的。如果没基督教信仰，永远也不会有这 样一个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