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指数与快乐经济学!笔谈"
【主持人语】研究快乐经济学，首先是一件快乐的事情。马克思有一个著名观点：人们只能在生产力
发展水平允许的范围内提出问题并解决问题。很明显，没有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没有中国成功实现总体小康的发展目标，我们是不可能提出如何提高人们的幸福指数，使人们在发展中更加快乐的问题的。
本期笔谈发表了6篇文章。尽管其中一篇为主持人所作，但都可自信地说：值得一读。左学金的《幸福和幸福经济学》在评述幸福经济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如何提高“国民幸福总值”的政策主张。文章转引的“东亚幸福鸿沟”现象尤其令人注目。韩士专的《幸福经济学之“收入观”新解》从他的“新解”出发，并结合我国实际提出一系列“促进国民幸福感”的对策。而主持人的《经济学变迁与中国发展取向》则从另一个角度提出问题：决不可脱离发展去侈谈快乐问题。快乐经济学派生于发展经济学，两者具有同一性。从这一组文章来看，中国经济学界对此研究还是初步的，正可谓“涉水不深”。无怪乎，学科的名称也未统一，有“快乐经济学”与“幸福经济学”之分。
说至此，主持人意犹未尽。我以为：因为#$%具有这样或那样的片面性。当前，众说纷#$%崇拜不可取，纭的“幸福指数”，同样是不可崇拜的，难道它们就没有片面性吗7
幸福和幸福经济学
!左学金
推动社会和谐进程。
&关键词’幸福；幸福经济学；幸福感；经济增长&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文章编
号’.))/01.23（4))5）)/0)))50)1
左学金!.+/+—"，男，上海市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人口经济学、人口迁移与城市化及劳动就业与社会保障等。（上海4)))4)）
近年来，在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念下，中国正在寻求更好的增长方式，寻找以人为本的发展，一个以主观快乐和幸福作为研究对象的幸福和幸福经济学倍受公众和学界关注。本文从理论和我国实际分析了经济增长与幸福感的关系，认为#$%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的幸福水平，但不是幸福和快乐的唯一源泉。政府的公共政策应当从追求经济总量的增长转到追求建立并维系一个健康公平正义的宏观制度安排上来，以人为本，科学发展，提高“国民幸福总值”，
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念的提出，反映了中国对未来发展目标的更深入的思考。什么样的发展能真正带来人民福祉的增长，或者说什么样的发展能为人民带来更大的幸福？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二十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以后，正在寻求更好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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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社会科学!""#$%
方式，寻找以人为本的发展。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我国公众和学界自然地对幸福和幸福经济学给予了更多的关注。
一、幸福的研究
对于幸福的最初研究，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英国功利主义伦理学&’世纪末，的开山鼻祖边沁认为，幸福可以通过人们所体验到的快乐和痛苦的情感的权衡来测量。但是福利经济学与后来的新福利经济学，都没有如边沁提议的那样对人们的主观体验进行度量，而是将注意力放在度量主观满足的“客观对应物”，如国民收入、社会福利函数等。经济学家普遍用效用取代了幸福，后来又用序数效用取代了基数效用，从而使幸福退出了经济学的视野。在过去半个世纪里，虽然国际社会科学界的不同学科对幸福的研究已经积累了!(""多篇论文，但是其中主要是心理学的研究，经济学家的贡献却是非常有限的。只是在近&"年来，经济学者才更多地参与了对于幸福问题的研究。
在为数不少的关于幸福和幸福经济学的研究文献中，这里值得专门提一下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亚马蒂尔・森在《伦理学与经济学》、《以自由看待发展》、《贫困与饥荒》等著作中拓展了关于人类幸福的理论，他把温暖的人文精神重新注入冰冷和沉闷的经济学。此外，!"")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两位瑞士学者布伦诺・弗雷（*+,-./$0+12）和阿洛伊斯・斯塔特勒（的著作的中译本《幸福与经济学：34.56/7,781+）
经济和制度对人类福祉的影响》。该书向读者揭示影响幸福的因素和寻找幸福的方向。
与此同时，对于幸福感和收入等相关因素的实证调查研究工作也在不同国家获得了新的关注和进展。例如，目前!""!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丹尼尔・卡恩曼教授和他的同事艾伦・克鲁格教授正在从事一项“全国幸福感账户”的研究，该研究经9:;
75.-:4+.66或>9?），会像>AB一样受9:75.-:4?:@@5-166，
到各国政府和公众的重视。不但在国家的宏观层面上，而且在企业的微观层面上，员工幸福感的测量和研究也会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
当然，关注幸福感的不光是美国，还有英国、韩国等其他欧洲和亚洲国家。!""!年，英国内阁办公室发布了一份关于生活满意度的报告，报告建议政府采取干预措施来提高公众的生活满意度。英国“新经济基金”组织依!"")年，据各国（地区）“资源利用有效性”（即人们对生活的满意度指数乘以人均寿命，然后除以当地资源消耗指数），对全球&#’个国家及地区做了排序，并在《幸福星球指数》的报告中加以公布。报告中太平洋岛国瓦努阿图荣登冠军，一批发达国家反而名落孙山。韩国首!"")C!""#年，尔福利财团和大韩民国学术院对首尔、纽约、多伦多、伦敦、巴黎、柏林、米兰、东京、北京和斯德哥尔摩等世界&"大城市的幸福指数开展了一次调查，调查对每个城市的&"""名（米兰&"&D名）市民进行电话访问。东京、北京和首尔分别排在第’、E、&"位。
近年来我国也开展了一些关于幸福度的调查。如!"")年年初，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发布了《。该!""(年中国城市及生活幸福度调查报告》项调查活动由奚恺元教授主持，内容涉及中国&"大城市幸福度调查和人们生活幸福度调查两部分。城市幸福度调查通过随机抽样电话访问进行（有效样本!#("个），生活幸福度调查则通过网上问卷的方式进行（有效样本!%#&个）。!"")年&!月到!""#年&月，《瞭望东方周刊》与美国芝加哥大学商学院奚恺元教授，对国内%&个主要城市进行了幸福感调查，其中包括D个直辖市、这!!个省会城市和(个自治区首府。次调查采取随机抽样电话访问的方式，共取得
!
幸福和幸福经济学
有效样本近!"""个。调查包括“城市总体幸福感”即被访居民对城市的总体主观感受；以及“城市具体幸福感”，即对人情、交通、赚钱机会、生活便利、娱乐、环境、治安状况、市民文明程度以及近年来的发展等具体因素的满意程度。
这里要提一下，由于幸福是主观的，可能发生测量上的困难，测量的结果可能也是不可靠的。所以尽管有一些研究，包括上面提到的卡恩曼教授所领导的项目的研究，正在努力提高对于幸福感的测量的精确度，但是在更好的测量方法产生前，可能大家对这种主观的衡量还是心存疑虑。所以很自然地，人们会想到用一些影响幸福度的客观指标来代替主观指标。这些指标可包括教育水平、健康、交通、平等、环保、民主、政治稳定等。世界银行的一个研究综合了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发现在#$个这类指标中，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有些会变好，有些则会变差。
刘正山主张用主观指标（占%"&）和客观指标（的综合来衡量幸福指数。主观指标包#"&）括开心程度、个人外向指数、人际关系指数等，主要通过访谈法、问卷调查法测算。客观指标主（（要包括：基尼系数（财富分配的离散度）；%）’）支出结构，使用休闲支出占比与食品支出占比（（恩格尔系数）衡量；婚姻美满度，用离婚率(）与家庭力程度来衡量；（)）就业，运用失业率等衡量；（即失去生命之后获得的$）生命的价格（（补偿）；游戏规则的公正性，这个指标可以运*）用计量经济学原理，委托其他变量来衡量。
相信随着大家对幸福感的关心和研究兴趣的提高，我们在如何测量幸福感的方法方面将不断取得新的进展。
二、幸福经济学的研究
经济学对于幸福的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是利用实证数据分析收入对幸福的影响，并试图对结果作出理论解释。美国经济学家伊斯特
林（+,-./0123）是最早对主观快乐进行分析研究的当代经济学家。他在%#!)年发表的《经济增长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提高人们的快乐》中提出了所谓的“伊斯特林悖论”，即经济增长不一定导致快乐增加。后来的研究发现收入增长与幸福的相关关系比较复杂。在收入水平非常低的时候，收入与快乐之间关联度较为紧密，但是当一个国家收入水平超过一定水平后，这种相关性就会弱化甚至消失。不过即使研究发现幸福感与收入水平相关，也有一个因果关系的问题。尽管一般人认为是收入带来幸福，但是也有学者认为，如果在国家富有和人们快乐之间存在某种因果关系的话，也是快乐带来经济增长，而不是相反。
如何来解释“伊斯特林悖论”呢？一是因为，收入增长会导致幸福的边际效应不断下降。对于一个衣食无着的穷人来说，增加%""元收入会大大增加他的幸福感，但是对于一个腰缠万贯的富翁来说，增加%""元收入则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一些研究将相对收入或参考收入引入了关于收入和幸福相互关系的研究。当人们的收入增加到一定程度时，影响幸福感的不是绝对收入而是相对收入。所以只有当人们的收入比平均收入或他们的“邻居”的收入增加得更快时，这种相对收入的增长才能导致幸福的增加。或者换一个说法，当人们的收入增加时，他们的参考收入会或迟或早随之增加。如果他们收入的增长赶不上参考收入的增长，则这种增长不会带来幸福感的增加。实验经济学中著名的“最后通牒博弈”表明个人宁愿不要实际收入的增加也要获得一个相对公平的份额。
另一种类似的解释是美国经济学家塞缪尔森提出的“幸福方程式”，即幸福4效用5欲望。效用是人们消费某种物品或服务所得到的满足程度，而欲望则是一种缺乏的感觉与求得满足的愿望。因为效用与欲望都是各人主观的感觉，所以幸福也因人而异。当效用给定时，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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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社会科学!""#$%
望越大，幸福值越小。在实际生活中，随着人们的收入的增长，欲望也会或迟或早地相应增长，所以作为分母的欲望的增长可以抵消作为分子的效用的增长，结果是收入的增长并没有带来幸福感的增长。知足的人能合理地控制自己的欲望，所以相对来说容易有较强的幸福感，这也就是“知足常乐”了。
除了收入以外，经济学的研究还试图研究其他影响人的幸福的因素，或者说哪些人更幸福。黄有光教授的研究发现，性格较开朗比性格较不开朗的人更加快乐；结过婚的人比没有结过婚的人更加快乐；有稳定职业的人比没有稳定职业的人更加快乐；健康状况好的人比健康状况差的人更加快乐；有信仰的人比没有信仰的人更加快乐；有某种嗜好（如养花、书法、钓鱼）的人通常要比没有嗜好的人更加快乐等。第纳（在影响个&’()(*(+,-$.//%0的研究还发现，人快乐的所有变量当中，收入所占的比重不超过!1，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
三、中国幸福感调查的主要发现
近年来中国关于城市居民幸福度的调查，从一定程度上支持了上述研究结果。前述中欧管理学的调查显示，收入最高的城市不一定是最幸福的城市。在."大城市总体幸福度的排行榜中，市民月收入最高的上海（月平均收入!23#元）、北京（月平均收入!323元）和广州（月平均收入!445元），在城市总幸福度排行榜上分别位列第三、第七和第十。而市民感到最幸福的杭州（月平均收入!%""元）和成都（月平均收入却不是最有钱的，其中成都居民平均收.4.4元）
入只是上海的一半多一点。
调查报告发现，高收入的人的确比低收入的人要幸福，但是随着收入的增加，两者之间的关系则渐渐减弱。而相对收入（个人与同龄人之间的收入差距）和生活幸福度之间仍存在着显著的关系，比绝对收入更影响人们的幸福感。此
外，报告还揭示，与人们对生活的幸福度最相关的因素是“是否拥有自己的房产”，其次是“是否有固定的工作”，说明安居乐业对人们的幸福感至为重要。
此外，报告指出，经济基础和幸福的确具有一定的关系，但两者的关系要比人们想象的更为复杂。而另一些非物质因素对幸福的影响越来越大，例如人们的生活节奏、婚姻状况、社交生活以及生活环境等等。因此，社会发展和谐与否不能仅仅看6&7增长是否迅速，而更应该关注广义的社会总体主观幸福感增长与否。
四、幸福经济学的政策含义
幸福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尽管目前还是比较有限的，但却具有一些重要的政策含义。
第一，我们要充分重视幸福感在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的重要性。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所要追求的，从根本上来说，不是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6&7）而是人们的幸福度的增长。显然，6&7的增长仅仅是满足社会成员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需要的一种手段，不是目的本身。把6&7的增长看成是发展的目的，就成了所谓的“主义，就可6&7”能不但不能提高居民的幸福度，反而降低了他们的幸福度。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我国一些地方经济高速增长，但同时当地的老百姓却不满意。所以在政府考虑做一件事的时候，我们要问的问题不仅是这件事对经济增长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还要问这件事能不能得到公众的支持，能不能为公众带来更多的幸福。只有当我们把提高人民群众的幸福度作为发展的最终目的时，这种发展才有可能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才有可能使我们的社会变得越来越和谐。
第二，幸福是主观的感受，老百姓个人对于幸福的感受和理解是不一样的，在合理的范围内，我们要尊重他们的主观感受，不能将政府的长官意志强加于他们。就像上海的一句俗话所说
!"
幸福和幸福经济学
“的，青菜罗卜，各人欢喜”。你有权喜欢青菜，不喜欢罗卜，但是你不能要求其他人都像你一样。你要尊重有些人喜欢罗卜而不喜欢青菜。这样的道理虽然浅显，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却常常会有不按这个道理办事的情况。例如我们曾经到过一个少数民族地区。这个地区的少数民族传统上是住在竹楼里的。地方政府的领导认为，竹楼是“落后”的建筑，四面通风，所以决定将村子的竹楼全都拆掉，另外建设一排一排“现代化”的砖瓦房，让居民全都搬到这些砖瓦房中去住（当然他们要承担一定数量的建房费用）。从这些领导的眼光来看，砖瓦房改善了原来住在竹楼的居民的生活条件；但是不少居民却宁愿住在竹楼里，因为他们感到住在竹楼里更加快乐。所以我们在发展的进程中，要允许群众根据个人对幸福的主观感受作出看来似乎是“落后”的选择。
第三，相对收入对幸福度的影响比绝对收入的影响要显著得多，所以建设一个公平正义，能够让全体人民分享劳动成果的社会更加快乐，更加幸福。但是现在一提公平，有人就担心提高了经济增长的公平性，就会牺牲效率，无意中把公平与效率对立起来。但实际上这种看法可能失之偏颇。例如，大家知道行政垄断行业造成收入分配的不公平，同时也会带来效率损失。此外，我国土地（和其他一些要素和资源）的价格不能反映它们的稀缺程度。市场价格信号的扭曲造成了土地资源的滥用和无效率，同时也带来了土地收益分配不公的问题。所以我们可以优先改革上述既不公平也没有效率的问题。
当然，在经济增长的进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些收入较高的人群。这些高收入人群的幸福度与收入增长的相关性已经不大。如果我们能造成一个有利于富人帮助穷人的社会氛围，并且富人能从做善事中获得快乐，那么，我们社会的幸福度就会大大提高，因为对于接受帮助的穷人来说，生活的一点微小改善就可以大大增长他们的幸福度。目前我国富翁的增长
速度似乎大大超过了慈善家的增长速度。我个人相信，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增长和鼓励慈善捐赠和从事其他善事的政策法规环境的不断完善，我国也会涌现越来越多的慈善家，他们的善举将有力地提高我国的“国民幸福总值”，加快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
第四，要重视影响幸福感的收入以外的因素。在改革开放之初，我国是一个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收入增长可以显著地带来幸福度的增长，但是当我国收入经过多年的高速增长后，收入增长所带来的幸福度增长会逐步减弱。在今后的增长中，我们应该更多地关注能有效导致幸福增长的非收入因素，或者说，对“发展”作出更加完整、更加多维度的理解。发展不仅仅是它还包括就业、健康、教育和环境!"#的增长，
保护等不同的维度，否则我们就可能忽视影响幸福感的其他重要变量。例如《幸福与经济学》的作者对瑞士的实证研究表明，失业者面临着明显的幸福损失，失业对失业者的幸福水平产生实质性的消极影响。即使失业者所在的国家有较好的社会福利保障，失业者的心理健康、身体健康状况比就业者差，而其死亡率和自杀率较高，更倾向于酗酒和其他非正当行为。所以降低失业率的经济增长，将是增加幸福感或减少幸福损失的增长。
黄有光教授提倡有外部效益、或至少外部成本较低的消费，节制有外部成本的不合理消费，包括节制私人的攀比消费，同时增加在能够改善福利的领域的公共投入。为此，我们应该更多地提倡如教育、保健、住房等，节制如吸烟、私人汽车消费等。私人汽车消费有四大“外部成本”，包括炫耀性消费、交通拥挤、空气污染、事故造成的意外伤亡等。他并表示，如果中国今后二、三十年能拿出浪费在汽车消费上的资源的一半来发展公共交通，中国大城市将会有令全世界羡慕的现代化公共交通。黄有光教授还认为，有些人把为所欲为当作快乐，因此养成了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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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社会科学!""#$%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快乐经济学)中图分类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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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玉奇.+6/%—0，男，江西省社联副主席、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学。.江西南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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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等嗜好，这些行为虽然能带来一时的快乐，但从长期来看肯定会减少快乐。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全球性的关于幸福度的研究发现东亚是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但幸福感却比较低。黄有光认为，东亚地区不仅已经取得了较高的收入水平，而且还拥有高增长率，收入还在逐年增加，按理东亚地区的人们应该比其他地区更加快乐。然而事实却相反，这就是所谓的“东亚幸福鸿沟”了。如果上述结论是正确的话，这个现象及其背后的原因就确实值得我们深思了。要真实地衡量一个国家进步水平，就需要将人口拥堵和环境公害等“外部性”问题全部考虑在内，而传统的&’(计量方式恰恰严重地忽略了这些问题。显然，我们不能为了经济增长而不惜牺牲那些更重要的、能带来幸福的资源环境等重要因素。
)参考文献*
)+*赵奉军$收入与幸福关系的经济学考察),*$财./0$经研究，!""-，
快乐经济学的研究正在中国兴起，这不是偶然的事情。任何理论的发展程度，都最终取决于实践的需要程度。快乐经济学的研究之风，必然源于中国改革开放和加速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历史进程的发展需要。
可不可以说，开启了政治经济%"年前的中国，学向发展经济学的转变。较长时期以来，在“左”倾思潮的影响下，我们实行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社会主义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这一根本任务被严重忽略了，由此对经济学产生了恶劣的影响。在整个经济学逻辑中，否定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性，否定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的相容性，从而使经济学失去历史的说服力，而成为计划经济体制的说教。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将这一阶段的经济学称为政治经济学。+6#4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实现了党的工作着重点的战略性转移。以经济建设为重心的历史性转变，开创了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时期，由此，中国经济学也发生了革命性的转变。人
【责任编辑：龚建文】
经济学变迁与
中国发展取向
!汪玉奇
近%"年来，中国经济学经历了政治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再到快乐经济学的变迁。在这些变迁中，中国发展取向发生了重大变化。快乐经济学的提出，是中国发展境界的提升。在发展经济学与快乐经济学之间，有着无比密切的联系。如果离开发展，去侈谈快乐的问题，将是十分危险的。
们勇敢地把市场经济引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框架，探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发展的规律。经济学革命有力促进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书写出中国经济学史极为辉煌的一页。我把这一阶段的经济学称为发展经济学，因为它是以发展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经济学。
今天，快乐经济学的兴起，同样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
———中国进入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自!"世纪4"年代初以来，中国经济保持年均接近两位数的增长速度，从实现温饱到达到小康，实现了人均&’(跨越+"""美元大关的发展目标。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提高，使人们有了更高更新的发展追求。在总体达到小康的情况下，人们要求发展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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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指数与快乐经济学!笔谈"
【主持人语】研究快乐经济学，首先是一件快乐的事情。马克思有一个著名观点：人们只能在生产力
发展水平允许的范围内提出问题并解决问题。很明显，没有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没有中国成功实现总体小康的发展目标，我们是不可能提出如何提高人们的幸福指数，使人们在发展中更加快乐的问题的。
本期笔谈发表了6篇文章。尽管其中一篇为主持人所作，但都可自信地说：值得一读。左学金的《幸福和幸福经济学》在评述幸福经济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如何提高“国民幸福总值”的政策主张。文章转引的“东亚幸福鸿沟”现象尤其令人注目。韩士专的《幸福经济学之“收入观”新解》从他的“新解”出发，并结合我国实际提出一系列“促进国民幸福感”的对策。而主持人的《经济学变迁与中国发展取向》则从另一个角度提出问题：决不可脱离发展去侈谈快乐问题。快乐经济学派生于发展经济学，两者具有同一性。从这一组文章来看，中国经济学界对此研究还是初步的，正可谓“涉水不深”。无怪乎，学科的名称也未统一，有“快乐经济学”与“幸福经济学”之分。
说至此，主持人意犹未尽。我以为：因为#$%具有这样或那样的片面性。当前，众说纷#$%崇拜不可取，纭的“幸福指数”，同样是不可崇拜的，难道它们就没有片面性吗7
幸福和幸福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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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社会和谐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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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念下，中国正在寻求更好的增长方式，寻找以人为本的发展，一个以主观快乐和幸福作为研究对象的幸福和幸福经济学倍受公众和学界关注。本文从理论和我国实际分析了经济增长与幸福感的关系，认为#$%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的幸福水平，但不是幸福和快乐的唯一源泉。政府的公共政策应当从追求经济总量的增长转到追求建立并维系一个健康公平正义的宏观制度安排上来，以人为本，科学发展，提高“国民幸福总值”，
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念的提出，反映了中国对未来发展目标的更深入的思考。什么样的发展能真正带来人民福祉的增长，或者说什么样的发展能为人民带来更大的幸福？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二十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以后，正在寻求更好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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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社会科学!""#$%
方式，寻找以人为本的发展。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我国公众和学界自然地对幸福和幸福经济学给予了更多的关注。
一、幸福的研究
对于幸福的最初研究，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英国功利主义伦理学&’世纪末，的开山鼻祖边沁认为，幸福可以通过人们所体验到的快乐和痛苦的情感的权衡来测量。但是福利经济学与后来的新福利经济学，都没有如边沁提议的那样对人们的主观体验进行度量，而是将注意力放在度量主观满足的“客观对应物”，如国民收入、社会福利函数等。经济学家普遍用效用取代了幸福，后来又用序数效用取代了基数效用，从而使幸福退出了经济学的视野。在过去半个世纪里，虽然国际社会科学界的不同学科对幸福的研究已经积累了!(""多篇论文，但是其中主要是心理学的研究，经济学家的贡献却是非常有限的。只是在近&"年来，经济学者才更多地参与了对于幸福问题的研究。
在为数不少的关于幸福和幸福经济学的研究文献中，这里值得专门提一下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亚马蒂尔・森在《伦理学与经济学》、《以自由看待发展》、《贫困与饥荒》等著作中拓展了关于人类幸福的理论，他把温暖的人文精神重新注入冰冷和沉闷的经济学。此外，!"")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两位瑞士学者布伦诺・弗雷（*+,-./$0+12）和阿洛伊斯・斯塔特勒（的著作的中译本《幸福与经济学：34.56/7,781+）
经济和制度对人类福祉的影响》。该书向读者揭示影响幸福的因素和寻找幸福的方向。
与此同时，对于幸福感和收入等相关因素的实证调查研究工作也在不同国家获得了新的关注和进展。例如，目前!""!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丹尼尔・卡恩曼教授和他的同事艾伦・克鲁格教授正在从事一项“全国幸福感账户”的研究，该研究经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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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各国政府和公众的重视。不但在国家的宏观层面上，而且在企业的微观层面上，员工幸福感的测量和研究也会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
当然，关注幸福感的不光是美国，还有英国、韩国等其他欧洲和亚洲国家。!""!年，英国内阁办公室发布了一份关于生活满意度的报告，报告建议政府采取干预措施来提高公众的生活满意度。英国“新经济基金”组织依!"")年，据各国（地区）“资源利用有效性”（即人们对生活的满意度指数乘以人均寿命，然后除以当地资源消耗指数），对全球&#’个国家及地区做了排序，并在《幸福星球指数》的报告中加以公布。报告中太平洋岛国瓦努阿图荣登冠军，一批发达国家反而名落孙山。韩国首!"")C!""#年，尔福利财团和大韩民国学术院对首尔、纽约、多伦多、伦敦、巴黎、柏林、米兰、东京、北京和斯德哥尔摩等世界&"大城市的幸福指数开展了一次调查，调查对每个城市的&"""名（米兰&"&D名）市民进行电话访问。东京、北京和首尔分别排在第’、E、&"位。
近年来我国也开展了一些关于幸福度的调查。如!"")年年初，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发布了《。该!""(年中国城市及生活幸福度调查报告》项调查活动由奚恺元教授主持，内容涉及中国&"大城市幸福度调查和人们生活幸福度调查两部分。城市幸福度调查通过随机抽样电话访问进行（有效样本!#("个），生活幸福度调查则通过网上问卷的方式进行（有效样本!%#&个）。!"")年&!月到!""#年&月，《瞭望东方周刊》与美国芝加哥大学商学院奚恺元教授，对国内%&个主要城市进行了幸福感调查，其中包括D个直辖市、这!!个省会城市和(个自治区首府。次调查采取随机抽样电话访问的方式，共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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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和幸福经济学
有效样本近!"""个。调查包括“城市总体幸福感”即被访居民对城市的总体主观感受；以及“城市具体幸福感”，即对人情、交通、赚钱机会、生活便利、娱乐、环境、治安状况、市民文明程度以及近年来的发展等具体因素的满意程度。
这里要提一下，由于幸福是主观的，可能发生测量上的困难，测量的结果可能也是不可靠的。所以尽管有一些研究，包括上面提到的卡恩曼教授所领导的项目的研究，正在努力提高对于幸福感的测量的精确度，但是在更好的测量方法产生前，可能大家对这种主观的衡量还是心存疑虑。所以很自然地，人们会想到用一些影响幸福度的客观指标来代替主观指标。这些指标可包括教育水平、健康、交通、平等、环保、民主、政治稳定等。世界银行的一个研究综合了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发现在#$个这类指标中，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有些会变好，有些则会变差。
刘正山主张用主观指标（占%"&）和客观指标（的综合来衡量幸福指数。主观指标包#"&）括开心程度、个人外向指数、人际关系指数等，主要通过访谈法、问卷调查法测算。客观指标主（（要包括：基尼系数（财富分配的离散度）；%）’）支出结构，使用休闲支出占比与食品支出占比（（恩格尔系数）衡量；婚姻美满度，用离婚率(）与家庭力程度来衡量；（)）就业，运用失业率等衡量；（即失去生命之后获得的$）生命的价格（（补偿）；游戏规则的公正性，这个指标可以运*）用计量经济学原理，委托其他变量来衡量。
相信随着大家对幸福感的关心和研究兴趣的提高，我们在如何测量幸福感的方法方面将不断取得新的进展。
二、幸福经济学的研究
经济学对于幸福的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是利用实证数据分析收入对幸福的影响，并试图对结果作出理论解释。美国经济学家伊斯特
林（+,-./0123）是最早对主观快乐进行分析研究的当代经济学家。他在%#!)年发表的《经济增长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提高人们的快乐》中提出了所谓的“伊斯特林悖论”，即经济增长不一定导致快乐增加。后来的研究发现收入增长与幸福的相关关系比较复杂。在收入水平非常低的时候，收入与快乐之间关联度较为紧密，但是当一个国家收入水平超过一定水平后，这种相关性就会弱化甚至消失。不过即使研究发现幸福感与收入水平相关，也有一个因果关系的问题。尽管一般人认为是收入带来幸福，但是也有学者认为，如果在国家富有和人们快乐之间存在某种因果关系的话，也是快乐带来经济增长，而不是相反。
如何来解释“伊斯特林悖论”呢？一是因为，收入增长会导致幸福的边际效应不断下降。对于一个衣食无着的穷人来说，增加%""元收入会大大增加他的幸福感，但是对于一个腰缠万贯的富翁来说，增加%""元收入则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一些研究将相对收入或参考收入引入了关于收入和幸福相互关系的研究。当人们的收入增加到一定程度时，影响幸福感的不是绝对收入而是相对收入。所以只有当人们的收入比平均收入或他们的“邻居”的收入增加得更快时，这种相对收入的增长才能导致幸福的增加。或者换一个说法，当人们的收入增加时，他们的参考收入会或迟或早随之增加。如果他们收入的增长赶不上参考收入的增长，则这种增长不会带来幸福感的增加。实验经济学中著名的“最后通牒博弈”表明个人宁愿不要实际收入的增加也要获得一个相对公平的份额。
另一种类似的解释是美国经济学家塞缪尔森提出的“幸福方程式”，即幸福4效用5欲望。效用是人们消费某种物品或服务所得到的满足程度，而欲望则是一种缺乏的感觉与求得满足的愿望。因为效用与欲望都是各人主观的感觉，所以幸福也因人而异。当效用给定时，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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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越大，幸福值越小。在实际生活中，随着人们的收入的增长，欲望也会或迟或早地相应增长，所以作为分母的欲望的增长可以抵消作为分子的效用的增长，结果是收入的增长并没有带来幸福感的增长。知足的人能合理地控制自己的欲望，所以相对来说容易有较强的幸福感，这也就是“知足常乐”了。
除了收入以外，经济学的研究还试图研究其他影响人的幸福的因素，或者说哪些人更幸福。黄有光教授的研究发现，性格较开朗比性格较不开朗的人更加快乐；结过婚的人比没有结过婚的人更加快乐；有稳定职业的人比没有稳定职业的人更加快乐；健康状况好的人比健康状况差的人更加快乐；有信仰的人比没有信仰的人更加快乐；有某种嗜好（如养花、书法、钓鱼）的人通常要比没有嗜好的人更加快乐等。第纳（在影响个&’()(*(+,-$.//%0的研究还发现，人快乐的所有变量当中，收入所占的比重不超过!1，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
三、中国幸福感调查的主要发现
近年来中国关于城市居民幸福度的调查，从一定程度上支持了上述研究结果。前述中欧管理学的调查显示，收入最高的城市不一定是最幸福的城市。在."大城市总体幸福度的排行榜中，市民月收入最高的上海（月平均收入!23#元）、北京（月平均收入!323元）和广州（月平均收入!445元），在城市总幸福度排行榜上分别位列第三、第七和第十。而市民感到最幸福的杭州（月平均收入!%""元）和成都（月平均收入却不是最有钱的，其中成都居民平均收.4.4元）
入只是上海的一半多一点。
调查报告发现，高收入的人的确比低收入的人要幸福，但是随着收入的增加，两者之间的关系则渐渐减弱。而相对收入（个人与同龄人之间的收入差距）和生活幸福度之间仍存在着显著的关系，比绝对收入更影响人们的幸福感。此
外，报告还揭示，与人们对生活的幸福度最相关的因素是“是否拥有自己的房产”，其次是“是否有固定的工作”，说明安居乐业对人们的幸福感至为重要。
此外，报告指出，经济基础和幸福的确具有一定的关系，但两者的关系要比人们想象的更为复杂。而另一些非物质因素对幸福的影响越来越大，例如人们的生活节奏、婚姻状况、社交生活以及生活环境等等。因此，社会发展和谐与否不能仅仅看6&7增长是否迅速，而更应该关注广义的社会总体主观幸福感增长与否。
四、幸福经济学的政策含义
幸福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尽管目前还是比较有限的，但却具有一些重要的政策含义。
第一，我们要充分重视幸福感在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的重要性。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所要追求的，从根本上来说，不是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6&7）而是人们的幸福度的增长。显然，6&7的增长仅仅是满足社会成员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需要的一种手段，不是目的本身。把6&7的增长看成是发展的目的，就成了所谓的“主义，就可6&7”能不但不能提高居民的幸福度，反而降低了他们的幸福度。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我国一些地方经济高速增长，但同时当地的老百姓却不满意。所以在政府考虑做一件事的时候，我们要问的问题不仅是这件事对经济增长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还要问这件事能不能得到公众的支持，能不能为公众带来更多的幸福。只有当我们把提高人民群众的幸福度作为发展的最终目的时，这种发展才有可能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才有可能使我们的社会变得越来越和谐。
第二，幸福是主观的感受，老百姓个人对于幸福的感受和理解是不一样的，在合理的范围内，我们要尊重他们的主观感受，不能将政府的长官意志强加于他们。就像上海的一句俗话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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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和幸福经济学
“的，青菜罗卜，各人欢喜”。你有权喜欢青菜，不喜欢罗卜，但是你不能要求其他人都像你一样。你要尊重有些人喜欢罗卜而不喜欢青菜。这样的道理虽然浅显，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却常常会有不按这个道理办事的情况。例如我们曾经到过一个少数民族地区。这个地区的少数民族传统上是住在竹楼里的。地方政府的领导认为，竹楼是“落后”的建筑，四面通风，所以决定将村子的竹楼全都拆掉，另外建设一排一排“现代化”的砖瓦房，让居民全都搬到这些砖瓦房中去住（当然他们要承担一定数量的建房费用）。从这些领导的眼光来看，砖瓦房改善了原来住在竹楼的居民的生活条件；但是不少居民却宁愿住在竹楼里，因为他们感到住在竹楼里更加快乐。所以我们在发展的进程中，要允许群众根据个人对幸福的主观感受作出看来似乎是“落后”的选择。
第三，相对收入对幸福度的影响比绝对收入的影响要显著得多，所以建设一个公平正义，能够让全体人民分享劳动成果的社会更加快乐，更加幸福。但是现在一提公平，有人就担心提高了经济增长的公平性，就会牺牲效率，无意中把公平与效率对立起来。但实际上这种看法可能失之偏颇。例如，大家知道行政垄断行业造成收入分配的不公平，同时也会带来效率损失。此外，我国土地（和其他一些要素和资源）的价格不能反映它们的稀缺程度。市场价格信号的扭曲造成了土地资源的滥用和无效率，同时也带来了土地收益分配不公的问题。所以我们可以优先改革上述既不公平也没有效率的问题。
当然，在经济增长的进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些收入较高的人群。这些高收入人群的幸福度与收入增长的相关性已经不大。如果我们能造成一个有利于富人帮助穷人的社会氛围，并且富人能从做善事中获得快乐，那么，我们社会的幸福度就会大大提高，因为对于接受帮助的穷人来说，生活的一点微小改善就可以大大增长他们的幸福度。目前我国富翁的增长
速度似乎大大超过了慈善家的增长速度。我个人相信，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增长和鼓励慈善捐赠和从事其他善事的政策法规环境的不断完善，我国也会涌现越来越多的慈善家，他们的善举将有力地提高我国的“国民幸福总值”，加快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
第四，要重视影响幸福感的收入以外的因素。在改革开放之初，我国是一个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收入增长可以显著地带来幸福度的增长，但是当我国收入经过多年的高速增长后，收入增长所带来的幸福度增长会逐步减弱。在今后的增长中，我们应该更多地关注能有效导致幸福增长的非收入因素，或者说，对“发展”作出更加完整、更加多维度的理解。发展不仅仅是它还包括就业、健康、教育和环境!"#的增长，
保护等不同的维度，否则我们就可能忽视影响幸福感的其他重要变量。例如《幸福与经济学》的作者对瑞士的实证研究表明，失业者面临着明显的幸福损失，失业对失业者的幸福水平产生实质性的消极影响。即使失业者所在的国家有较好的社会福利保障，失业者的心理健康、身体健康状况比就业者差，而其死亡率和自杀率较高，更倾向于酗酒和其他非正当行为。所以降低失业率的经济增长，将是增加幸福感或减少幸福损失的增长。
黄有光教授提倡有外部效益、或至少外部成本较低的消费，节制有外部成本的不合理消费，包括节制私人的攀比消费，同时增加在能够改善福利的领域的公共投入。为此，我们应该更多地提倡如教育、保健、住房等，节制如吸烟、私人汽车消费等。私人汽车消费有四大“外部成本”，包括炫耀性消费、交通拥挤、空气污染、事故造成的意外伤亡等。他并表示，如果中国今后二、三十年能拿出浪费在汽车消费上的资源的一半来发展公共交通，中国大城市将会有令全世界羡慕的现代化公共交通。黄有光教授还认为，有些人把为所欲为当作快乐，因此养成了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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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政治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快乐经济学)中图分类号*1+!
)文献标识码*2
)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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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玉奇.+6/%—0，男，江西省社联副主席、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学。.江西南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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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等嗜好，这些行为虽然能带来一时的快乐，但从长期来看肯定会减少快乐。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全球性的关于幸福度的研究发现东亚是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但幸福感却比较低。黄有光认为，东亚地区不仅已经取得了较高的收入水平，而且还拥有高增长率，收入还在逐年增加，按理东亚地区的人们应该比其他地区更加快乐。然而事实却相反，这就是所谓的“东亚幸福鸿沟”了。如果上述结论是正确的话，这个现象及其背后的原因就确实值得我们深思了。要真实地衡量一个国家进步水平，就需要将人口拥堵和环境公害等“外部性”问题全部考虑在内，而传统的&’(计量方式恰恰严重地忽略了这些问题。显然，我们不能为了经济增长而不惜牺牲那些更重要的、能带来幸福的资源环境等重要因素。
)参考文献*
)+*赵奉军$收入与幸福关系的经济学考察),*$财./0$经研究，!""-，
快乐经济学的研究正在中国兴起，这不是偶然的事情。任何理论的发展程度，都最终取决于实践的需要程度。快乐经济学的研究之风，必然源于中国改革开放和加速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历史进程的发展需要。
可不可以说，开启了政治经济%"年前的中国，学向发展经济学的转变。较长时期以来，在“左”倾思潮的影响下，我们实行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社会主义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这一根本任务被严重忽略了，由此对经济学产生了恶劣的影响。在整个经济学逻辑中，否定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性，否定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的相容性，从而使经济学失去历史的说服力，而成为计划经济体制的说教。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将这一阶段的经济学称为政治经济学。+6#4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实现了党的工作着重点的战略性转移。以经济建设为重心的历史性转变，开创了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时期，由此，中国经济学也发生了革命性的转变。人
【责任编辑：龚建文】
经济学变迁与
中国发展取向
!汪玉奇
近%"年来，中国经济学经历了政治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再到快乐经济学的变迁。在这些变迁中，中国发展取向发生了重大变化。快乐经济学的提出，是中国发展境界的提升。在发展经济学与快乐经济学之间，有着无比密切的联系。如果离开发展，去侈谈快乐的问题，将是十分危险的。
们勇敢地把市场经济引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框架，探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发展的规律。经济学革命有力促进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书写出中国经济学史极为辉煌的一页。我把这一阶段的经济学称为发展经济学，因为它是以发展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经济学。
今天，快乐经济学的兴起，同样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
———中国进入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自!"世纪4"年代初以来，中国经济保持年均接近两位数的增长速度，从实现温饱到达到小康，实现了人均&’(跨越+"""美元大关的发展目标。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提高，使人们有了更高更新的发展追求。在总体达到小康的情况下，人们要求发展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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