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立下丰功伟绩的伟人可谓不少，但真正能称得起圣贤的人，并不是很多。在凤毛麟角的圣贤之中，又独以孔子为尊。但如果以从政的时间与经历而论，孔子除了短暂的鲁国从政经历外，自五十六岁周游列国，“累累若丧家之犬”，并没有得到真正实践自己理想的机会，与那些在政治上呼风唤雨、功成名就的人相比，孔子的落魄似乎并谈不上什么“成功”。而比孔子晚一些的商鞅则不然。据《史记》记载，商鞅四见秦孝公，终因称霸之道和强兵之术而得到秦孝公欣赏。尽管商鞅终遭遇车裂之刑，但施展自己抱负的愿望还是得到了实现。如果我们还原到春秋战国之场景，孔子落魄，商鞅被任用；似乎商鞅春风得意；但历史的评价却恰恰不然。两千多年以来中国历史并没有因为孔子的落魄而丝毫贬损于他，却将圣人这一个无上尊贵的称号加冕在孔子头上。到了西汉的时候，董仲舒甚至在《天人三策》中将孔子称之为“素王”。这其中缘由何在?为何一个并没有机会推行政治理想的老人得到了如此尊贵的荣誉?这恐怕要从中国文化的基因中寻找答案。 在中国文化的脉络中，对真正的知识分子而言，无论是“学”，还是“仕”，都不是纯粹为了谋取“稻梁”，应该是将推行“道”视为自身自觉使命的群体。在《庄子・养生主》一章中，就连一个厨师，都主张由“技”而进乎“道”。孔子曾说：士志于道，而恶衣恶食者，未足议也。对于“道”的重要性，孔子曾经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因此，在于孔子看来，一个知识分子真正的使命，不是追求满足自身的各种欲望，相反，应该把追求、实践“道”作为人生的最高理想。 在《论语・微子》，曾经有这样的记载：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长沮曰：“夫执舆者为谁?”子路日；“为孔丘。”曰：“是鲁孔丘与?”曰：“是也。”曰：“是知津矣。”问于桀溺。桀溺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是孔丘之徒与?”对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i而不辍。子路行以告。夫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孔子的态度很明显，即：在春秋战国乱世之中，人们被物欲、权欲所牵引，统治者甚至“率兽而食人”，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仁道”很难得到统治者的认可和推行，但是，“仁道”的合理性并不因为统治者的漠视而没有价值。相反，“仁道”作为一个乱世中的文明火种，为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传承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是凝聚中华文明传承的灵魂，这也是中国文化最有魅力的地方。 在孔子看来，君子的使命与责任就是推行道义，实现“近者乐，远者来”的政治理想，国泰民安，“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心情舒畅，天下太平，文质彬彬，人民安居乐业。孔子所感慨的“天生德于予，桓(鬼隹)其如予何?”就是对自身使命的清醒认知。有了这种使命意识与担当精神，面对人生的各种诱惑，孔子曾经说：“不义而福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孔子的学生子路在这个问题上，应该说得到了老师的“真传”，在《论语・微子》中，曾有记载：子路从而后，遇丈人，以杖荷莜。子路问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见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隐者也。”使子路反见之。至，则行矣。子路曰：“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通过以上简单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果以事功而论，孔子谈不上叱咤风云，但从肩负道义而矢志不渝看，孔子可谓千古一人，一人千古。与此相反，商鞅则不是这种人。 据《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公孙鞅闻秦孝公下令国中求贤者，将修缪公之业，东复侵地，乃遂西入秦，因孝公宠臣景监以求见孝公。孝公既见卫鞅，语事良久，孝公时时睡，弗听。罢而孝公怒景监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景监以让卫鞅。卫鞅曰：‘吾说公以帝道，其志不开悟矣。’后五日，复求见鞅。鞅复见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罢而孝公复让景监，景监亦让鞅。鞅曰：‘吾说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请复见鞅。’鞅复见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罢而去。孝公谓景监曰：‘汝客善，可与语矣。’鞅曰：‘吾说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诚复见我，我知之矣。’卫鞅复见孝公。公与语，不自知�w之前於席也。语数日不厌。景监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O甚也。’鞅曰：吾说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远，吾不能待。且贤君者，各及其身显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数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疆国之术说君，君大说之耳。然亦难以比德於殷周矣。”’可见，商鞅并非不懂仁义之道，但在商鞅心中，实践什么“道义”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重要的是如何看人下菜以讨统治者欢心，从而为自己的所谓“成功”谋取机会。在商鞅的内心中，并非将推行仁义之道视为神圣的人生最高理想与价值，相反而是将其视为谋取个人名利的“工具”而已。就连司马迁亦对商鞅颇有微词，称其为刻薄寡恩。 通过对孔子和商鞅的对比，我们不难发现，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中，所谓成功，应该包括两种含义：一种是对“道”的坚守，即无论怎么样的艰难困苦，都能够矢志不渝，这种将道义置于最高位置并自觉能够抵制各种诱惑的言行，就是成功。这种成功是对人生使命的领悟，是对人生责任的担当，更是对人生名利等诱惑的放下!这种成功以操守面对自己的心灵，不被物移，真正能够做自己的主人!何谓圣人?圣人不在于“治人”，而在于治心――即降伏自己的心。享有这种“成功”的人，皆是那些“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的顶天立地的大丈夫!大丈夫心中，皆是浩然之气；相反，很多人都是做了自己贪欲之心的奴隶，哪里有孔子“我欲仁则斯仁至矣”的大气与神气! 另一种则是局限于追求“事功”，即那种将个人名利置于最高位置，单纯地将实现个人价值视为最高追求。说到底，这种成功无非是绞尽脑汁为了实现自己的名利罢了。我们并非一贯反对一个人对事功的追求，关键是一个人的理想是否渗透了对社会和他者的责任?如果是抱着“个人最大”的所谓“理想”，即便是成功，无非是满足了自己的身腹之欲而已。这种成功的背后，我们看不到道德人格的高大，相反看到的多是蝇营狗苟，看到的是“只要成功可不计手段”的阴险。 由此，我们也不难明白，为什么历史上很多所谓成功的人却没有正面的评价；相反，那些看似不得志的人却得到无上的尊敬和仰慕。孔子如是，屈原如是，许多志士仁人皆如是。当然，事功与道义之间并非一定对立，而应该是和谐融为一体。在中国历史上，孟子的“仁政”理想即这种和谐统一的体现。但这需要统 治者有高超的智慧，否则一个被权欲绑架的统治者怎么会肯定“道义”的价值呢? 肩负道义，看似迂远而阔于事情，但实质上却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价值之一，是人类社会能否健康发展、太平祥和的根本保证。因此，我们不难看到，尽管历史上不少血雨腥风，各色人物在贪欲名利牵引之下而刀光剑影，“流遍了郊原血”，但是正是因为“仁道”的文明火种一直在矫正着中国文明的进程，中华民族才能绵延数千年而至今天。孟子、韩愈、朱熹、王阳明等一大批人文知识分子，都自觉将践行“道义”视为自身最高理想。孟子曾言：“不义与之齐国而弗受”；“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未闻以道殉乎人者也。”“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从孟子的话中，我们可以看得出，孟子并非没有机会做官，也并非没有能力做官，只是当时统治者根本没有认识到“仁道”的内涵与重要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去做官，除了满足自己的贪欲之外，根本不可能实现“仁政”理想。因此，无论是孔子还是孟子，都会选择拒绝。孔孟的这种做法，已经成为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的一种自觉。 到了唐代，韩愈借鉴禅宗法脉的提法，提出“道统”一说。韩愈在《原道》中提出：“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当前有一些学者对韩愈指出的“道统”提出质疑，认为所谓“道统”，不知所云。但在我看来，中国文化的“道统”绝非“不知所云”。这种道统既包含了中国文化对“道义”内涵的思考，也包括了人们在实践中对“道义”的担当精神。如果我们冷静总结中国的历史乃至人类的历史，会发现人类的历史在一定意义上就是道义不断展开的历史，在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固然会有很多逆流、回旋，但尊重人、爱护人始终是人类文明的内在要求。从古代的仁政，到现代的民主，尽管在具体操作的形式上有了变化，但在尊敬人的权利与尊严方面具有内在的一致。而且，如果没有圣贤的这种担当与坚守，中国文化中最优秀的人文精神就很难得到传承，中华民族的命运究竟如何，就很难想象了。
在中国历史上，立下丰功伟绩的伟人可谓不少，但真正能称得起圣贤的人，并不是很多。在凤毛麟角的圣贤之中，又独以孔子为尊。但如果以从政的时间与经历而论，孔子除了短暂的鲁国从政经历外，自五十六岁周游列国，“累累若丧家之犬”，并没有得到真正实践自己理想的机会，与那些在政治上呼风唤雨、功成名就的人相比，孔子的落魄似乎并谈不上什么“成功”。而比孔子晚一些的商鞅则不然。据《史记》记载，商鞅四见秦孝公，终因称霸之道和强兵之术而得到秦孝公欣赏。尽管商鞅终遭遇车裂之刑，但施展自己抱负的愿望还是得到了实现。如果我们还原到春秋战国之场景，孔子落魄，商鞅被任用；似乎商鞅春风得意；但历史的评价却恰恰不然。两千多年以来中国历史并没有因为孔子的落魄而丝毫贬损于他，却将圣人这一个无上尊贵的称号加冕在孔子头上。到了西汉的时候，董仲舒甚至在《天人三策》中将孔子称之为“素王”。这其中缘由何在?为何一个并没有机会推行政治理想的老人得到了如此尊贵的荣誉?这恐怕要从中国文化的基因中寻找答案。 在中国文化的脉络中，对真正的知识分子而言，无论是“学”，还是“仕”，都不是纯粹为了谋取“稻梁”，应该是将推行“道”视为自身自觉使命的群体。在《庄子・养生主》一章中，就连一个厨师，都主张由“技”而进乎“道”。孔子曾说：士志于道，而恶衣恶食者，未足议也。对于“道”的重要性，孔子曾经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因此，在于孔子看来，一个知识分子真正的使命，不是追求满足自身的各种欲望，相反，应该把追求、实践“道”作为人生的最高理想。 在《论语・微子》，曾经有这样的记载：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长沮曰：“夫执舆者为谁?”子路日；“为孔丘。”曰：“是鲁孔丘与?”曰：“是也。”曰：“是知津矣。”问于桀溺。桀溺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是孔丘之徒与?”对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i而不辍。子路行以告。夫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孔子的态度很明显，即：在春秋战国乱世之中，人们被物欲、权欲所牵引，统治者甚至“率兽而食人”，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仁道”很难得到统治者的认可和推行，但是，“仁道”的合理性并不因为统治者的漠视而没有价值。相反，“仁道”作为一个乱世中的文明火种，为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传承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是凝聚中华文明传承的灵魂，这也是中国文化最有魅力的地方。 在孔子看来，君子的使命与责任就是推行道义，实现“近者乐，远者来”的政治理想，国泰民安，“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心情舒畅，天下太平，文质彬彬，人民安居乐业。孔子所感慨的“天生德于予，桓(鬼隹)其如予何?”就是对自身使命的清醒认知。有了这种使命意识与担当精神，面对人生的各种诱惑，孔子曾经说：“不义而福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孔子的学生子路在这个问题上，应该说得到了老师的“真传”，在《论语・微子》中，曾有记载：子路从而后，遇丈人，以杖荷莜。子路问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见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隐者也。”使子路反见之。至，则行矣。子路曰：“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通过以上简单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果以事功而论，孔子谈不上叱咤风云，但从肩负道义而矢志不渝看，孔子可谓千古一人，一人千古。与此相反，商鞅则不是这种人。 据《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公孙鞅闻秦孝公下令国中求贤者，将修缪公之业，东复侵地，乃遂西入秦，因孝公宠臣景监以求见孝公。孝公既见卫鞅，语事良久，孝公时时睡，弗听。罢而孝公怒景监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景监以让卫鞅。卫鞅曰：‘吾说公以帝道，其志不开悟矣。’后五日，复求见鞅。鞅复见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罢而孝公复让景监，景监亦让鞅。鞅曰：‘吾说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请复见鞅。’鞅复见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罢而去。孝公谓景监曰：‘汝客善，可与语矣。’鞅曰：‘吾说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诚复见我，我知之矣。’卫鞅复见孝公。公与语，不自知�w之前於席也。语数日不厌。景监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O甚也。’鞅曰：吾说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远，吾不能待。且贤君者，各及其身显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数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疆国之术说君，君大说之耳。然亦难以比德於殷周矣。”’可见，商鞅并非不懂仁义之道，但在商鞅心中，实践什么“道义”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重要的是如何看人下菜以讨统治者欢心，从而为自己的所谓“成功”谋取机会。在商鞅的内心中，并非将推行仁义之道视为神圣的人生最高理想与价值，相反而是将其视为谋取个人名利的“工具”而已。就连司马迁亦对商鞅颇有微词，称其为刻薄寡恩。 通过对孔子和商鞅的对比，我们不难发现，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中，所谓成功，应该包括两种含义：一种是对“道”的坚守，即无论怎么样的艰难困苦，都能够矢志不渝，这种将道义置于最高位置并自觉能够抵制各种诱惑的言行，就是成功。这种成功是对人生使命的领悟，是对人生责任的担当，更是对人生名利等诱惑的放下!这种成功以操守面对自己的心灵，不被物移，真正能够做自己的主人!何谓圣人?圣人不在于“治人”，而在于治心――即降伏自己的心。享有这种“成功”的人，皆是那些“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的顶天立地的大丈夫!大丈夫心中，皆是浩然之气；相反，很多人都是做了自己贪欲之心的奴隶，哪里有孔子“我欲仁则斯仁至矣”的大气与神气! 另一种则是局限于追求“事功”，即那种将个人名利置于最高位置，单纯地将实现个人价值视为最高追求。说到底，这种成功无非是绞尽脑汁为了实现自己的名利罢了。我们并非一贯反对一个人对事功的追求，关键是一个人的理想是否渗透了对社会和他者的责任?如果是抱着“个人最大”的所谓“理想”，即便是成功，无非是满足了自己的身腹之欲而已。这种成功的背后，我们看不到道德人格的高大，相反看到的多是蝇营狗苟，看到的是“只要成功可不计手段”的阴险。 由此，我们也不难明白，为什么历史上很多所谓成功的人却没有正面的评价；相反，那些看似不得志的人却得到无上的尊敬和仰慕。孔子如是，屈原如是，许多志士仁人皆如是。当然，事功与道义之间并非一定对立，而应该是和谐融为一体。在中国历史上，孟子的“仁政”理想即这种和谐统一的体现。但这需要统 治者有高超的智慧，否则一个被权欲绑架的统治者怎么会肯定“道义”的价值呢? 肩负道义，看似迂远而阔于事情，但实质上却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价值之一，是人类社会能否健康发展、太平祥和的根本保证。因此，我们不难看到，尽管历史上不少血雨腥风，各色人物在贪欲名利牵引之下而刀光剑影，“流遍了郊原血”，但是正是因为“仁道”的文明火种一直在矫正着中国文明的进程，中华民族才能绵延数千年而至今天。孟子、韩愈、朱熹、王阳明等一大批人文知识分子，都自觉将践行“道义”视为自身最高理想。孟子曾言：“不义与之齐国而弗受”；“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未闻以道殉乎人者也。”“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从孟子的话中，我们可以看得出，孟子并非没有机会做官，也并非没有能力做官，只是当时统治者根本没有认识到“仁道”的内涵与重要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去做官，除了满足自己的贪欲之外，根本不可能实现“仁政”理想。因此，无论是孔子还是孟子，都会选择拒绝。孔孟的这种做法，已经成为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的一种自觉。 到了唐代，韩愈借鉴禅宗法脉的提法，提出“道统”一说。韩愈在《原道》中提出：“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当前有一些学者对韩愈指出的“道统”提出质疑，认为所谓“道统”，不知所云。但在我看来，中国文化的“道统”绝非“不知所云”。这种道统既包含了中国文化对“道义”内涵的思考，也包括了人们在实践中对“道义”的担当精神。如果我们冷静总结中国的历史乃至人类的历史，会发现人类的历史在一定意义上就是道义不断展开的历史，在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固然会有很多逆流、回旋，但尊重人、爱护人始终是人类文明的内在要求。从古代的仁政，到现代的民主，尽管在具体操作的形式上有了变化，但在尊敬人的权利与尊严方面具有内在的一致。而且，如果没有圣贤的这种担当与坚守，中国文化中最优秀的人文精神就很难得到传承，中华民族的命运究竟如何，就很难想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