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作风建设，做到为民务实清廉 首先感谢平江领导及同志们的邀请。党的十八大是引导我们党奔向“两个一百年”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一次重要大会。要把大会的一系列重大决策落到实处，加强党的作风建设非常重要。十八大之后，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从颁布《八项规定》到正在铺开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都以是强化宗旨意识、切实转变作风为主题，我想就此谈几点学习体会，供同志们参考。我的报告分为六个部分大约两个半小时，中间休息10分钟。
一、严明政治纪律，坚持“两个不走”
习近平在二次全会上讲话中，从纪律、作风、反腐三个方面部署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他最后说：“我今天讲的这些话，一言以蔽之，就是要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因此，严明政治纪律是作风建设第一位的任务
坚持政治纪律，首先是应对四大考验和四大风险的需要，作为世界唯一的社会主义大国，西方敌对势力的意识形态渗透活动从来没有停止过。特别利用一些重大事件来攻击我国。例如重庆的王立军进入成都美领事馆后，一些西方媒体就热炒薄熙来有多少亿美元的海外资产、他的儿子如何在美国花天酒地，并说王立军是掀开了中共高官腐败的一角，给中共领导人出了个大难题，一副幸灾乐祸的表情。等到薄熙来被我们党“两规”后，他们的调子又来了个180度转弯，说他在重庆如何得人心、人们如何为他鸣冤。同一些媒体的这种完全两极化的宣传，表明了就是一种“惟恐天下不乱”的心态。如果有的党员干部，人云亦云、不负责任地传播这类言论，很容易丧失作为共产党员的基本政治立场。
还有，当前社会上各种杂音很多。有人打着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口号主张全盘西化，有的则是用僵化来反对西化。应该说，在一个多元化社会中，这些都是正常现象，也是民主发展的体现，我们党需要学会在在杂音中执政。但全党的思想，还是要统一到党的十八大精神上来。最重要的就是“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臶的邪路。”
什么是封闭僵化的老路？就是改革开放前的道路。有人把当前收入差距扩大、社会诚信缺失和消极腐败现象，简单归咎于改革开放，产生怀旧情绪。甚至把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描绘成“激情燃烧的岁月”和“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大同世界”。那时我正下乡插队，确实有很多农民下地和外出从不锁家门，确实也“夜不闭户”。因为家里根本就没有值得偷的东西。城市居民住房多年得不到改善，现在我们把人均住房面积10平方米以下作为住房特困户，可改革开放之初的1980年，全国城市人均住房面积只有3.6平方米。当然，统计口径不一样，前者是建筑面积，后者是使用或居住面积。但考虑统计口径的差别，当年全国城镇的人均居住面积，也不到也不到现在特困户标准的一半，年轻的同志可能不了解，上个世纪70年代上海曾发生了几件情节几乎完全相同的命案，就是男孩子要结婚时，女朋友提出的条件既不是要房要车，也不是婚庆的排场。唯一的条件，就是咱俩必须要有个单独的房间，不能和公公婆婆隔着布帘睡在一间屋内。这个要求一点都不过分，可在当时的上海，普通市民想增加一间房比登天还难。于是在
有的只有一间房的家庭，有的小伙子为了结婚，一狠心就把寡居的母亲毒死了，这类案件还发生了不止一件。而近五年来，仅全国累计建成的各类保障房和棚户区改造就有３０００多万套，使城市户籍人口中20%的低收入人群的住房条件得到改善。尽管现在房价高的问题，年轻人意见很大，但我国居民的住房情况确实早已超过了很多发达国家和地区。我们大家都去过香港，很多同志都见过九龙和新界的公租房。可以说是“鸟笼”，甚至可以说是“蜂窝”，每户的平均使用面积在40-60米左右，能见到阳光的房子就感到非常幸福了，而将近三分之一的香港居民住在这样的房子里。在香港100多平方米的房子，或者叫上千尺的房子就是豪宅。还有，过去为防止敌人颠覆渗透而闭关锁国。从1949到1978这30年间，中国8亿多人口中有多少人出过国啊？同志们可能想象不到，有出国经历的一共只有28万人，每年首次出国的平均不到1万人。主要是外交、外贸人员和少数都社会主义国家的留学生。再有就是海员和修坦赞铁路的工人。那时不要说出国旅游，就是敢于申请出国探亲，而且被批准的也极少。因为，那时谁家有海外关系，比地富出身还糟糕：不能当兵、不能去保密厂，上大学也不能录取至重要专业。现在每年入境的外国人和出国的中国人加起来过亿。中国海外留学生已居全球之冠，每七个留学生中就有一个中国人去年归国的留学生达到破纪录的28.4万人。就与欧洲债务危机的蔓延分不开，欧元区3亿3千万人口中，失业率高达12.5%，25岁以下的本科生、研究生基本找不到工作。本国人都找不到工作，我们的留学生毕业后就爱留在那里做什么。西方国家一片惨淡和我国的一枝独秀，在发展的客观比较面前，也说明对反开放没有什么可怕的。
所谓改旗易臶的邪路,本质上是鼓吹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道路。对这个问题，要澄清一些认识。西方社会政治制度中有些作为人类政治文明的共同发展成果，是需要借鉴的。例如加强对公共权力的制约监督，建设廉价政府、透明政府、服务政府，还有官员财产公开等制度，也是我们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是在我们的体制内能够实现的。但借鉴不等于照搬。其实，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也没互相照搬。第一个搞资本主义的英国，是君主立宪制，不久前的凯特王妃怀孕，还是引来举国欢庆，因为她可能生下未来的英国女王。而法国大革命则一反英国的做法，把国王路易十六送上断头台，搞的是激进共和制。可英法两国王室是亲戚呀，于是在当时世界上仅有的两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的英国纠集了多国参加的“反法联盟”，来攻打资本主义的法国。而立国更晚的美国，则搞得是与英法都不同的联邦制。这不奇怪，各国都有不同的历史、民族和文化背景。所以十八大报告有一段话非常重要，就是要“包容互鉴，就是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发展道路多样性，尊重和维护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我们并不否定和贬低其他国家的民主政治选择。同样，西方国家也不应把自己那套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强加给我们，我们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完全是从中国实际出发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首先是历史形成的，是我们党带领人民群众经过28年浴血奋战，在付出了300多万共产党人和革命烈士生命的代价后建立了新中国。当然，打天下者不一定永远坐天下。因此，还有更重要的第二条，就是我们党的执政资格，是现实证明了的。是我们党使中国进入历史上最好、人民群众得实惠最多的时期。即使偏见很深的西方政治家，也没有谁能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在中国，谁可以取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因此，全盘西化是一条走不通的邪路。
因此，坚守党的政治纪律非常重要。习近平同志把能否正确认识和坚定维护四个“大局”，作为衡量党的领导人政治上强不强的主要标准。强调只有善于观大势、谋大事，自觉地在大局下想问题、做工作；才能找准本职工作在全局中的位臵。邓小平说过，没有改革开放， “六四”这一关我们都过不去。是改革开放使中国摆脱了贫穷，获得了绝大多数群众的拥护。但也是邓小平说过，发展以后的问题并不比发展前少，现在贫富差距和社会公正问题，干部作风和腐败、特权等问题，又成为随时可能点燃社会情绪的导火索。很多国家的动乱都是在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后出现的。我们党为什么要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就因为我们的党群、干群关系有问题。我们要通过在新形势下不断强化宗旨意识，以整风精神解决“四风”问题。通过转变作风为人民群众办实事、求实效；通过办实事、求实效来发现和纠正各种体制和制度扭曲，达到标本兼治的目的，使我们的党群、干群关系获得较大地改善。人民群众没有指望我们一晚上解决所有问题，但要让他们看到我们实实在在的努力，看到前景不断向好，给他们以扫除各种党内和社会积弊的希望、信心和信任。这也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前提。
二、改进会风文风、首先端正学风
作风是和学风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只有从思想理论上吃透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才能增强遵守纪律的自觉性， 而科学发展观作为我们做好当前各项工作的指导思想，更需要大量的现代科学知识来支撑。如果说，上个世纪80年代以前，一个人参加工作后，凭着从学校学得的十几门课程还可以应付一阵子，现在则很难了。据专家分析，一个大学生四年学习的知识在他毕业那天已有50%老化。十年后则基本老化，而学历外学习获得的知识将占有越来越大比重。即使你毕业于名牌重点大学，即使你读到博士、博士后，如果放松工作后的学习，照样很快落伍。学历高低和知识水平已是两个不同概念，而知识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习的主动性和坚持性。医学界有个“五年一周期” 理念，就是一个医生要是中断行医5年后再重拾本行，会发现处方都不敢开。因为不知道这五年间已有多少种药品被淘汰，多少种新药和新的临床处理方法已经出现。有西方学者统计，2000年人类知识的99.4% 是20世纪最后20年获得的，只有0.6%的知识是1980年代以前的几千年间积累的。预计到2050年，人类现在所掌握的知识，届时只占知识总量1%。靠自身经验积累吃饭的日子已一去不复返了。随着社会发展，人们的价值观、人和人的关系也都发生很大的变化。我做了一辈子宣传理论和干部教育工作，但有时发现都难以沟通。前一段有人批评人民日报。因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终身学习的理念，包含要学会学习、学会做事、学会共处、学会生存。这四个“学会”，内容是很丰富的。┅┅这就大大拓展了学习就是学文化、就是读书的传统认识。
搞好理论武装，最根本的是要端正学习目的。沈阳市纪委的同志曾对我讲，2009年沈阳曾有两位区级公安分局长落马。他们都属于另类学习型的。……显然，按照这个方向学，越学邪气越足，越学离党性越远。因此要坚持 “学以立德、学以增智、学以创业。”作为领导干部来说，如果我们讲的话，下级不认同、群众不买帐，不是藐视我们的职位和权威，而是因为我们不具备让他们信服的知识和能力。领导的无能，从最根本上源自无知。群众对领导干部在知识上的要求比一般人要高的多。当有的领导干部在讲话中暴露出常识破绽，被群众当作笑话流传时，损害的不仅是个人形象，还有人们对党组织的信赖感。这里有两句话特别重
要。就是领导干部的“行为不科学，越有„精神‟越可怕；领导无知识，越有权力越可怕。”邓小平说过：“学习是前进的基础。在不断出现的新问题面前，我们党总是要学，我们共产党人总是要学，我们中国人民总是要学。”三个“总”字，生动地反映了他边学习、边改革、边总结经验的大思路。还有人们广泛流传的，毛泽东说“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刘少奇说“一天不用功，跟不上毛泽东”。印证的就是两位伟人勤奋学习、奋斗不止的一生。今天我们要牢牢把握机遇、沉着应对挑战，同样离不开这种学习精神。
还有，学习要有成效，离不开联系思想和工作实际。这次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提出了要 “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其中的洗洗澡，就是要以整风的精神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是我们党的三大作风之一， 但确实有很长时间人们以不习惯这样做了。即使以往进行的一些教育活动都有这个要求，也是批评别人蜻蜓点水，批评自己更是字斟句酌，甚至把批评表扬化。批评自己“只知埋头拉车、不知抬头看向”，批评领导“工作太拼命，完全不顾及身体，这是坚持不了多久的”等等。而很多老一辈革命家都是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典范。由于时间关系，我想在在开展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上革列举一个党史上的例子。
1927年党的“五大”选举的31名中央委员中，有3人出自同一家庭，就是陈独秀与他的两个儿子：陈延年和陈乔年。陈独秀再次当选总书记，大儿子陈延年29岁，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小儿子陈乔年26岁，当选为中央委员、代理中组部部长。按现在有些人的思维，作为“官二代”他们提拔这么快，肯定和家庭背景有关。其实绝大多数五大代表都认为，他们的当选是实至名归的，父子关系更可圈可点。陈延年和陈乔年都生于安庆老家。陈独秀办《新青年》时，也把他们接到上海求学，并双双考取了复旦大学的前身震旦大学。但陈独秀不让他俩回家过平稳、依赖的生活，要求两兄弟勤工俭学，学会独立、劳动、吃苦。当时乔年只有14岁。兄弟俩形影不离，白天读书打工，夜间就睡在《新青年》杂志发行所的地板上。有时路上遇到狂风暴雨，延年就把弟弟搂在怀里为他遮风挡雨。他们常常就着咸菜吃大饼、喝自来水、生活十分清苦。陈独秀的夫人高君曼实在看不下去，几次要求接他们回家住，却被陈独秀一口拒绝。高君曼向友人哭诉说：“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我这个后妈容不下这两个孩子。可我不仅是他们的继母，还是亲姨母，他们就如同我自己的孩子。可我怎么说都没用”。陈独秀却不为所动，说“妇人之仁，反生恶果，年轻人的路让他们自己去走吧。”艰苦的环境，也炼就了兄弟二人倔将的个性。非常疼爱他们的祖母来上海看他们，见两个孙子如此艰苦，当场便流下泪来，提出要补助他们，两兄弟却异口同声，表示要自食其力，决不依靠任何接济。在政治上，他们也非常独立。虽然父亲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主要传播者，但对两兄弟吸引力最大的，却是从欧洲传入的无政府主义思潮。陈独秀希望他们去苏联留学，但他们认为法国才是无政府主义的故乡，便自主决定去法国勤工俭学。陈独秀也想让他们自己闯一闯，便没阻拦。他们到达法国后，终于在现实教育下，明白无政府主义不过是“改头换面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一位叫阮爱国的越南籍的法共党员。对兄弟俩特别欣赏，便介绍他们加入了法国共产党。这位阮爱国就是越南的国父胡志明主席。后来他们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按照党的指示，转道去莫斯科留学，终于走上父亲期望的道路。消息传回国内，已是党的总书记的陈独秀没说什么，内心非常欣慰。正是由于从小艰苦锻炼，兄弟俩成长得很快。陈延年回国后当了中
共广州区委书记，作为大革命中心地区，所辖党员占到全国党员的35%。人们常见他去广州最便宜的三厘馆同工人一起吃饭，甚至和黄包车夫一起拉车，边拉车边了解他们的困难和对国民革命的看法。中山舰事件发生后，陈独秀本来想组织左派反击，但在共产国际压力下，被迫对蒋介石采取妥协退让政策。但广东同志都想不通。陈独秀便在党内公文往来外，专门写了封家书给陈延年，引用“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的典故，劝儿子顾全国共合作大局，不要犯违反党纪的错误。但在广州区委会议上，陈延年仍然对中央代表张国焘明确表示自己的反对意见。他说，虽然我和陈独秀是父子关系，但我必须坚持共产党员的原则立场。五大后不久，他任江浙区委书记时因机关破获被捕，不久便英勇就义。
陈乔年则是李大钊的重要助手，中共北方区委组织部长，也是党的组织制度的创立者。我们的党员登记表，就是他参考俄共的登记表设计的。五大之后，他代理李维汉主持中组部工作。在“八七紧急会议”上，陈乔年说：“我的父亲陈独秀同志执行的错误路线，后果是严重的。不仅使大革命失败，也使我哥哥延年和李大钊、赵世炎等惨遭杀害，这是血的教训。”1928年2月，他调任江苏，去上海看望已被解职的父亲。苦闷中的陈独秀见到儿子非常高兴，但话语间对共产国际把失败责任全推到自己身上颇为不满。陈乔年有理有据、又充满感情地对父亲说：“爸爸，不说共产国际，你自己对汪精卫过于轻信，对大革命失败是负有责任的。你现在对中国社会性质的看法也是错误的。党必须走苏维埃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中国革命才有希望。”在座的人都担心脾气暴躁的陈独秀会跳起来，可他从始至终像小学生一样默默地听着儿子讲。也许他已预感到，这次长谈可能是父子间的永诀。不久后陈乔年也不幸被捕。被蒋介石下令杀害时还不到27岁。
陈独秀也被关进了监狱。西安事变后，他得知蒋介石被抓起来了。便请狱卒买了些酒菜。对着空中说：“延年、乔年，为父也敬你们一杯”，说完放声大哭。人们才看到，这个一向对儿子做的几乎不近人情的父亲，内心竟是这样的充满了浓烈的亲情。抗战爆发后陈独秀被提前释放出狱。蒋介石知道他已被中共开除党籍，便想利用他的社会声望，派说客动员他“为政府做事”，并许诺让他当劳工部长。陈独秀断然回绝说“蒋介石杀了我那么多同志，还有我的两个儿子，我和他不共戴天！只不过现在抗日，我不说他就是了。”后来他辗转流落到四川江津，1942年在贫病交加中死去。死前多次拒绝了蒋介石派人送来的津贴，表现了作为中共创始人之一的他“临大节而不辱”的风骨。
其实，陈延年、陈乔年和早年的陈独秀，都是被称为“理想主义者”的第一代共产党人的杰出代表。他们那种感人肺腑的亦师、亦友、亦同志、亦上下级、亦父子的关系，是开展党内批评的典范。 从中央我们也可以看到，陈延年兄弟能够成为大器，也是和陈独秀从小让他们接触下层群众、艰苦锻炼、对他们近乎严酷的要求分不开的。因此，在这次实践教育活动中，我们也要通过开展批评自我批评， 深入分析发生问题的原因，清洗思想和行为上的灰尘，保持共产党人政治本色。
还有“立三路线”的主角李立三则是自我批评的典范。他曾是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时党的主要领导者。他积极发展党员，使党的成分发生重要变化。1924年末，中共发展到900名党员，其中就有300名安源工人。安源的工人俱乐部、工人消费合作社等搞的红红火火，当时人称“小莫斯科”。在艰苦卓绝的革命生涯中，
李立三曾被三次传出死讯，组织和同志们为他开过三次追悼会。靠着危急时刻勇往直前的精神，他被推入党的领导核心并非偶然。1930年蒋阎冯军阀大战爆发，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李立三错误估计形势，要求各大城市地下党乘机组织暴动，并调全国红军攻打大城市，使红军和地下党都遭受重大损失，李立三也被免职并被要求去苏联向共产国际作检讨。但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等人听完他的检查，纷纷评价“这是一个共产党人的坦诚”，结论是“没有两面派手段”。按照对犯错误者的传统做法，苏共有好几年不承认他的中共党籍，只给他全家人一间小房。但他在逆境和痛苦中仍主动为党工作。中国红军长征后与莫斯科电讯联系中断，李立三编出一套很难破译的密码，托人带回国内，终于恢复了中共同国际上的联络。
在党的七大上，李立三再次当选中央委员。东北解放后，中央同意他回国工作。但犯过大错误的李立三名气太大了，为便于工作，开始他化名李敏然。当时正抓干部教育的市委书记并不知情，看到从莫斯科回来一位风度翩翩的老同志，便想请他给哈尔滨的高级干部讲党史。李立三很痛快地就答应了。市委书记问，党史那么长，您讲那段呢？李立三略微想了想，便说：“我就讲立三路线吧”。他在课上分析了立三路线形成的原因，领导人的责任，从中应吸取的教训等。讲完后，场上一片称赞声，说不愧是从莫斯科回来的老布尔什维克，水平就是高。这时有个干部举手后站起来提问：“您把犯错误的领导人的心理活动都讲得那么详细，您是怎么知道的呢？” 回答则令全场意外——“我就是李立三”。话一出口,所有人的表情仿佛都在瞬间凝住了，许多人惊讶的合不上口。尽管在座的都是见多识广、党内生活经历丰富的领导干部，但谁也没有想到，竟会是李立三本人在讲立三路线！短暂沉寂后，会场上突然爆发出雷鸣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许多人多年后回忆说，正是通过听那次课，才知道什么是一个老革命家的坦荡胸怀和自我批评精神。
应该说，任何一种能形成思潮的错误，都不能简单归咎于个人。当时中国的白色恐怖是外人难以想象的。普鲁士和沙俄政府当年对马克思、列宁等革命者采取的驱逐出境、流放西伯利亚等刑罚，都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敢奢望的，因为这里最惯用的就是屠杀。1927年，奉系军阀公然派军警闯入苏联使馆区抓捕李大钊，还发明“三绞处决”法以延长他的痛苦，把绞刑进行了整整40分钟,目的就是让人们唯恐沾“红”而大祸临头。而南方的反动派甚至祭起株连九族、“满门抄斩”这种封建时代最野蛮最血腥的杀戮手段。井冈山斗争的领导人之一何长工同志的族人，就是被这样不分青红皂白地全部杀害的。当时有个只有几岁的男孩抱着刽子手的腿央求：“叔叔别杀我了”，话音未落，孩子的头已滚出老远。晚年的何老并未多谈及当时遇难的妻儿，但每讲到这个远房小侄时，眼中仍闪现着泪光，为无辜群众因自己而遇害感到内疚。而“七一五”反革命事变后，桂系军阀的在武汉屠杀更达到疯狂程度。开始是用刀砍，后来感到杀人的速度太慢，说“反正汉阳兵工厂有的是子弹”，改为用机枪集体处决。当时武汉地下党一个伪装为旅店的联络站被破获，敌人抓走78人，包括佣工和房客也没有放过。军法官审讯后报给武汉卫戍司令胡宗铎一个呈批单，共产党员都要处死，不知情的佣工、房客也判了5年、8年不等的徒刑。谁知胡宗铎拿过名单看也不看，就拿红笔在名单上划了个大圈，批了“一律枪决、以免麻烦” 8字。结果圈划大了，把军法官的签名也圈了进去……所谓“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就指这个时期。大革命失败
一年内共有30多万人被害，其中真正的共产党员大约2.7万人,90%的遇难者是靠近党的群众。
因此，对反动派屠杀政策的仇恨和对党内右倾投降主义愤怒，这种双重加强起来的急躁情绪和强烈的复仇情绪，使很多党员干部都“红了眼”。而李立三这位实际主持全党工作的领袖，当时只有31岁。他没有用党内普遍存在的情绪来开脱自己，也没有因年轻就原谅自己，始终深深自责。并以自己的努力工作来改正错误，体现了一种可贵的政治品质。因此，在这次实践教育活动中，我们也要通过开展批评自我批评， 深入分析发生问题的原因，清洗思想和行为上的灰尘，保持共产党人政治本色。
三、落实八项规定， 领导率先垂范
这也是我们党一直以来的传统。革命战争年代，即使在敌人营垒中，也无法完全遮蔽共产党人的人格之光。现在谍战片很火，每天晚上打开电视，准有几个频道在播谍战片。国民党有两大特务组织，一个是军统，特务头子是戴笠，大家都熟悉，还有一个是中统，负责人叫徐恩曾，可能大家不太熟悉，除了我们党秘密战线的英雄钱壮飞外，还有一个党的高级领导人也打入了中统的核心，就是李克农将军。他送出很多重要情报，使党的一些领导人免于被敌人捕杀。后来党中央出了叛徒，就是顾顺章，周恩来通知他紧急撤退。直到李克农将军脱险后，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才恍然大悟，他拍桌子砸板凳，懊悔极了。他说：我怎么光欣赏他能干了？怎么早没注意到，这个每天要埋头工作十几个钟头，又不贪、又不奢、又不赌、又不嫖的人，怎么看都不太像“自己人”，而更像个“共产党”。类似的情况，还有打入胡宗南身边的熊向晖。蒋介石准备闪击延安的计划就是他及时报告中央的，新华日报一公布，蒋介石就无法再闪击了。因为知道这一最高机密的人很少，戴笠在排查知情人时很快就锁定了熊向晖。不是因为他在什么地方暴露了，只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个人在人格上太完美了，因此也太不正常了，会不会是第二个李克农？其实这时胡宗南也心知肚明，但他不愿从身边参与所有机密的亲信中揪出个共产党来，没法向蒋介石交待，赶忙抢在戴笠下手前送他去美国学军事，这才有了后来我国的常驻联合国代表熊向晖。人民群众包括很多自视甚高的专家学者、知识分子，为什么会自觉地跟党走？除了党代表了他们的利益外，共产党人的人格魅力，令他们心悦诚服，无疑也是重要原因。习近平同志在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的讲话中提出，转作风也要彰显共产党人的人格力量。他强调，不准别人做的事，下管住自己；要求别人做的事，自己首先要做到。而且是从中央政治局首先做到。这就使得我们这次抓作风建设，表现出了与以往不同的很多特点。我把它归纳为四个“前所未有” 。
一是纪律规范约束的层级之高前所未有
我们党过去制定的有关纪律，有的是管党员的，也有的是管领导干部的。在党的中央领导层，也有如何开展党内民主生活等方面的要求，但多属于内部规定，并未对外公开。而《八项规定》明确宣布管的是中央政治局委员，而且还广而告之，要接受广大干部群众众目睽睽的监督。可以说，自从我们建党以来，还从来没有过这样专门针对最高领导层制订的公开的纪律约束文件。
二是对自身的要求之严也前所未有
例如过去从安全保卫工作的需要以及领导人日理万机、时间珍贵、特别参加一些重要活动要严格守时的要求，他们出行一直实行交通管制，全国解放60多年来一直是这样做的，很多干部群众也习以为常，甚至视为“天经地义”的事了。这次也被中央主动打破了。习近平同志外出考察时，明确要求不封路、少扰民，轻车简从、简化接待，减少陪同、减少警卫。为减少陪同车辆，他要求自己乘坐的那辆中巴车也要尽量坐满人。一次考察到半路……这种中央领导率先垂范，对党内一些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的冲击很大。保卫工作难度更大了，但领导人和人民群众更近了。而中央政治局从自己做起，各级党政机关迅速跟进，一级做给一级看，可以直接带来党风政风的大变化。因为，尽管领导机关和基层单位的作风建设同样重要，但作风问题的根子在上面：第一，财权和各种经济资源更多地集中于上级机关，上级机关搞起铺张浪费、奢靡之风来与基层不是一个数量级。第二，基层在接待上级领导时大手大脚，不排除有基层干部借机享受一把的动机，但更多的还是唯恐对领导招待不周的心态在作怪。其实，耗费大量时间金钱和精力搞接待，上班无暇处理工作，下班回不了家，早成为很多下级和基层干部的负担。中央要求不得兴师动众搞迎送、摆鲜花、搭台子、办酒宴，实际上是下级干部一种解脱，不仅是时间、精力的解脱，也是肠胃的解脱。四川廉政瞭望杂志曾报道过这样一件事。当地旅游风景区有个副局级干部，因为上面和本系统总有领导来，几乎每天都要陪吃陪喝，三高非常严重，吃了很多药都治不好，就因为他一边吃药还要一边继续陪吃陪喝，这就是他的工作。直到他后来因受贿进了监狱才停了下来。监狱里伙食比较素，还要劳动，两年后出狱体检时，发现所有指标都正常了。第三，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更要从领导抓起。例如，中央对警卫制度的级别是有严格规定的。但后来有的县委书记下乡也搞警车开道。过去领导同志外出调研一般在机关和宾馆迎送，后来在有些地方不知什么时候发展到当地领导要在省界、市界、县界迎送，比封建时代的地方官要出城十里到接官亭迎接皇帝的钦差排场还大。还有的公检法等执法部门人员，存在说话霸气、执法粗暴的职业特权思想，还一些公共管理和服务部门的人员也存在“近水楼台先得月”和谁不买我的帐就“断水”、“断电”、“断气”、罚款的行业特权思想。前不久网上报道某地有个城市照明管理处的人因为开车违章被交警扣了驾照，结果在上下班高峰时，红绿灯的电就被断了。中央带头反对特权，这些现象自然销声匿迹。
三是抓作风的深入具体前所未有
《八项规定》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每一条规定都不是一般性的原则号召，而是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王岐山在中纪委二次全会上讲“八条规定是常委们坐下来一条一条讨论制定的”。尽管条数并不多，但每一条都切中要害。例如“不安排宴请”的要求如果真能贯彻到底，仅这一条就不得了。因为从改革开放初期起，我们就一直抓公款吃喝问题。《中国青年报》公开发表北京丰泽园饭庄厨师陈爱武检举商业部长王磊在丰泽园大吃大喝十几顿，吃一顿饭交的钱不够买一碗汤的检举信，是1980年10月。当时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商业部长本人当面道歉，并在不久后被免职。可是，30多年来，从规定“四菜一汤”开始，尽管有关禁止公款吃喝的文件发了几十个。可实际上公款吃喝宴请活动却愈来愈普遍，越吃越高档。这里有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带来的消费水平提高的因素，也与社会上和党内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的滋长分不开。甚至形成了一些寄生在公款
消费上的畸形行业。例如那些一桌动辄几万元的高档餐馆，一些可以让单位长期挂帐、成为吃喝玩乐据点，最后以会议费、培训费一笔总结的五星级酒店和度假村等。这也是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却拥有那么多高端消费场所的重要原因之
一。而在其他各种餐馆餐厅，吃不完被倒掉菜肴最多的餐桌，也是以公款付账为主。因为只有吃公家的才会倒掉一大半而不心痛。而在一个世界上耕地最紧、人口最多的国家，每年在餐桌上浪费的粮食，竟相当于40%的城镇户籍人口的两亿人的口粮，是让人嘬舌的。其中有市场供应丰富了、人们腰包鼓了、饿肚子的日子过去了，要面子、讲排场的社会陋习滋长了的原因，也有公款高消费的拉动作用。在座也有很多农家子弟，对于“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感受是很深的。中央采取切实措施消除“舌尖上的腐败”，大家都是衷心拥护的。如果八项规定中的这一条能够长期坚持下去，为几十年来都没能解决的公款吃喝风画上休止符。不仅会极大地改善我们的党群、干群关系，改善党和政府形象，树立干部公仆形象，还会带来很多副产品。第一，有助于公共资源的合理分配。今年我们高校毕业生达到创纪录的699万人，而经济在下行，就业形势非常严峻。而大学生就业是个关系社会稳定的大问题。中东的茉莉花革命，就是突尼斯的一个叫布尔吉巴的失业大学生，推着车无照经营卖水果，被当地的城管没受了车辆，还遭到殴打，一气之下点火自焚而引发的大规模动乱。而美国发生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和法国因推迟退休而引发的骚乱，失业大学生都是其中的主力。据传我国每年在公款吃喝上的消费将近3000亿元。去掉一些公务活动中的必要开支，如果能通过纠风节约下来1500亿元，就可以用这笔钱增加上百万甚至更多的就业岗位，可以办很多改善民生的事。第二，这也会迫使那些靠公款消费获取高额利润的餐饮服务场所，真正向个人消费者转型，因为我们需要拉动的是中国老百姓的消费，而不是公款消费。第三，有助于形成节约粮食、拒绝浪费的好的社会风气，也可以为这个世界减少一些被残忍杀害的野生动物，促进人和自然的和谐。第四，对其他方面的奢侈性消费也是一个有力的遏制。因此，治奢也是和治腐相联系的。前些年在有些领导干部中兴起了一股奢侈性消费之风，有的人名表、大牌服装一身行头就值十几万二十万，分不清他是公职人员还是私人老板。其中有些人是跟风，也有人是精心设计的。一是把这身行头当作收礼的“样品”，告诉别人该给他送什么、送什么档次的东西。被爆出有十几块名表的陕西的“表叔”杨达才，还有南方某省的一个女贪官，被反贪部门搜出了几十个LV包，被称为“LV姐”，都是这样“炼”成的。二是把这作受贿的“价码”。你看我这样一个消费水平，要求我办事，万八千怎么好意思拿得出手。这里面门道很多。很多地方和部门在落实八项规定时，规定领导干部不仅不能相互用公款宴请，也不能随便接受私人老板的宴请。因为很多权钱、权色交易活动、行贿送礼活动，都是以酒局宴请为载体的。最近的清退会员卡活动也是一样。会员卡哪里来的，大都是老板送的。一些富人都要出高额会费、包括有人介绍才能获得的私人会所的会员卡，为什么会无偿地送给我们的领导干部？一个是变相行贿，一个是创造利益勾兑的机会和环境。当然，如果真想搞权钱交易，没有酒局宴请和会所活动也会想出其他办法，但消除这个载体，对于改善政治生态还是有利的。因此，我们说八项规定“牵一发而动全身”，并不过分。
四是一抓到底的决心之大前所未有
针对有人担心八项规定会不会也是一阵风，或流于形式，习近平说，能不能打消干部群众的这个疑问，关键看我们怎么做。他强调要善始善终、善做善成，防止虎头蛇尾。怎样防止虎头蛇尾？总书记讲了七个字：“后续工作要跟上”。哪些后继工作？一要抓惩戒，二要抓制度，三要抓监督。
首先，要把从严治党落实到从严执纪上，要既设“高压线”，又通“高压电”，使心存歪念者不敢越雷池一步。领导要带头执纪，也要重视对违纪的领导执纪，例如珠海格力集团的银企洽谈会。现在已经有2000多名干部因为违犯八项规定而受到处理，表明了我们党转作风建设是动真格的。
其次，作风建设要想不松懈，必须保持“扣越拧越紧”的趋势。因为以往有时的纠风工作出现“虎头蛇尾”的情况，往往和前紧后松分不开。习近平同志在讲话中已经明确表示，八项规定既不是最高标准，更不是最终目的，只是第一步，是共产党人应该做到的基本要求。也就是说，作风建设的要求只会越来越高，越来越严。事实也是如此，继去年12月作出《八项规定》后，今年1月中央又出台了“六项禁令”；3月份新一届中央政府履职之初即做出“三项承诺”； 6月政治局专门会议又要求“七个着力”，并把聚焦解决“四风”问题作为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任务。这一套“组合拳”，呈现出环环相扣、持续发力的总体态势。这就可以有效打消那些想暂且忍一忍，认为“风头”一过就可以故态复萌的人的幻想。
最后，作风建设不仅要内化于思想，外化于行动，更要固化于制度。包括大幅度削减三公费用，在财务预决算制度上“釜底抽薪”。现在很多中央企业的接待费预算已减少40%以上。还要加强审计监督，严格控制报销标准。管住了钱袋子，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就成了无源之水。而“共产党腐蚀收买共产党”现象，本质上也是与经济资源和行政权力高度集中于北京分不开的。因此，李克强同志提出，国务院各部门的1700多项行政审批事项也要再削减三分之一以上。他说这是削权，是自我革命，会很痛，甚至有割腕的感觉，但这是发展的需要，是人民的愿望。因此，转变政府职能也是从根本上转变作风。
四、坚定理想信念 ， 突出“三个自信”
坚定理想信念，最重要的就是要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改革开放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不改革开放会怎样？ 就会像苏联那样亡党亡国。习近平在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说：“我们国家无论在体制、制度上，还是在所走的道路和今天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境遇，都与前苏联有着相似或者相近乃至相同的地方。弄好了，能走出一片艳阳天；弄不好，苏联的昨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分量非常重。其实，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摆脱过去对我们影响很大传统社会主义的制度模式，就是去苏联特色，走自己的路。因此，我想在这部分中通过中苏对比的方式，进一步增进我们对十八大精神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解。
其实在我们建党时，列宁就开始改革十月革命后由军事共产主义转化而来的计划经济模式、他搞了一个“新经济政策”。这个政策的核心是用粮食税取代余粮征集制，用中国人的话说，就是“交够了国家的，剩下都是自己的”，恢复农贸市场，允许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允许私人和外国资本租赁承包中小国有企业，允许
雇工经营等，几乎就是60年后我国城乡改革的预演，连细节都非常相似。由于符合生产力发展要求，改革取得很大成功。斯大林便认为，不用再“向资本主义退却”了。他一直不承认列宁搞的是社会主义，因为马克思、恩格斯没说可以这样搞。认为这只是为了摆脱饥荒的权宜之计。尽管列宁曾强调新经济政策至少要坚持25年，但列宁死后不到5年，斯大林就予以废除，回到国有化和全盘集体化道路上来，结果农民杀掉了三分之二以上的马和牛，直接导致30年代的大饥荒。也就是说，列宁开始的改革，到斯大林就夭折了。而而我国从邓小平、江泽民到胡锦涛，几代中央领导集体都始终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而习近平上任后的头一件事，就是到深圳重走小平同志南巡路，也是要向国内外宣告，中国的改革进程不可逆转。
十八大告还强调要营造党内民主平等的同志关系、民主讨论的政治氛围，这也是我们加强作风建设的重要内容。其中也包含了我们党对苏共历史教训的思考。斯大林当政后，抛弃了列宁的民主作风，搞个人专断，严重毒化了党内风气。部长们都对他怕得要死。卫国战争初期，有一天他半夜打电话给石油、天然气部的部长巴伊巴科夫，厉声地说：“希特勒正在扑向高加索，你得把那里的油井统统给我炸光，一滴油也不能给他留下，否则就把你枪毙掉！”石油部长赶忙说：“是，我马上去办。”这时，斯大林又补充了一句：“要是你把油井统统炸光了，希特勒没来呢，那也得把你毙掉！”巴伊巴科夫被这个两难指令吓得魂飞魄散，一句话都不敢说，立即飞往高加索做好炸井准备，在德军快到达时，才点燃导火索。斯大林同政治局委员之间也没有形成领导集体，而是猫鼠关系。斯大林去世后，有一次赫鲁晓夫作报告批判斯大林搞“大清洗”滥杀无辜。这时台下传来一张条子，赫鲁晓夫打开一看，上面写道 “斯大林在位时，您也是政治局委员，他搞大清洗时您做了什么呢？”话非常尖锐，赫鲁晓夫勃然大怒，举着条子大声问：“这个条子是谁写的？站起来！站起来！”，他大声说了几遍，谁也没有站起来，当然，谁也不敢站起来。会场气氛紧张到极点。过了一会儿，赫鲁晓夫说：“现在明白了吧？当时我就和你们一样，坐在下面连屁也不敢放一个!”在这样一种气氛下，怎么可能形成正常的集体领导呢。
十八大报告强调，要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不让老实人吃亏，不让投机钻营者得利。而苏共在领导人个人选拔干部情况下，必然出现很多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两面人”，使看人“走眼”成为苏共领导共同的致命伤。斯大林从没有认为赫鲁晓夫多能干，最欣赏他农民式的憨厚及对自己无保留的热爱，因为赫鲁晓夫曾在苏共十九大发言时，创造在20分钟发言中歌颂斯大林32次的纪录，平均不到40秒就歌颂斯大林一次。但斯大林作梦都不会想到，死后把他拽出列宁墓的就是赫鲁晓夫。而1964年4月27日。苏共中央隆重庆祝赫鲁晓夫70岁寿辰时。他指定的接班人勃列日涅夫宣读了由所有苏共领导人集体签名的贺信。贺信说“亲爱的尼基塔·谢尔盖维奇·赫鲁晓夫同志，您才度过自己一生的一半岁月，起码还能再活70年，也会活得这么光辉，这么富有成果”。可到10月14日，他就被这些致贺信的人宣布因健康原因而辞职，相隔还不到半年。而赫鲁晓夫下台前的最后申辩中，也眼泪汪汪地说：“同志们，你们说了我这么多问题，可当初会上讨论时，你们谁也没有反对、谁也没有给我指出过呀？” 但在缺乏党内民主的情况下，谁又会斗胆在会上和第一把手争长短是非呢。
导致赫鲁晓夫垮台的最重要因素，是他提出的领导干部任期制和轮换制，得罪了党内既得利益阶层。因此勃列日涅夫一上台就废除了这些措施。到上个世纪80年代初，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弊端已表现到极致，政治局委员的平均年龄超过75岁，总书记都是80来岁重病缠身的老翁。以至在两年四个月中，就有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三位年迈的最高领导人病死在岗位上。头一个领导人咽气了，继任者也只剩下不多几口气了。党员群众不止被刺疼了心，也对苏联的未来丧失信心。人们编政治笑话说，说苏共召开党代表大会时，主持人宣布议程：一、与会代表全体起立，奏国际歌；二，现在把总书记抬进来；三，由播音员宣读总书记报告。意思是总书记老得不能动了，也开不了口了，还死抓住权力不放。也就是这时，邓小平和一大批老一代革命家带头从领导岗位退下来。而我们党的十八大，选举的中央委员平均年龄为56岁，总书记习近平也只有59岁，都是年富力强的时候，正如胡锦涛所说:“我们废除了实际上存在的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确保了国家政权机关和领导人员有序更替。”
还有，我国通过改革开放，实现了消费品市场极大丰富，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成为被短缺经济长期困扰的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唯一例外。无论苏联东欧越南古巴朝鲜蒙古的人，只要第一次踏足北京，就会被琳琅满目和物美价廉的商品而惊呆了，他们做梦都没想到，社会主义国家还有如此丰富的市场。而自称发达社会主义的苏联，把绝大部分资源用于和美国争霸，一方面能把卫星、飞船送上天，一方面消费品供应紧张、货架空空、质量低劣。那时还都是电子管电视机。由于苏联产的电视机经常爆炸。苏联老百姓相互调侃，你要恨谁，就送他一台电视机。苏共执政74年，人们也排了74年的队。全国每年用于排队购买食品牙膏肥皂的时间，相当1500万劳动者的全年工时。人民对苏共的信任，就在这种令人难捱的漫长等待中流失了，耗尽了。据说有个西方记者去采访苏联第一个宇航员加加林，家里没有人。邻居说：“加加林上天了”，记者说采访他夫人也可以。邻居说：“他夫人排队买菜去了。”记者说我可以等，邻居迟疑了一下说：“你最好还是去等加加林，他从天上回来可能还会快一些。”
还有，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但苏共领导人心里却很少装着人民，有一个经济学家叫鲍文，当过勃列日涅夫的助手。他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谈到，他给勃列日涅夫起草党代会报告稿时曾提出，现在低工资的人生活很艰难，建议加上一条“逐步提高低收入者的工资”。这很正常啊，我们的党代会报告每次都有这个精神。
可他却受到了勃列日涅夫的嘲笑。 说他“你真是个书呆子，根本不懂生活。现在苏联没有人光靠工资过日子。记得我年轻时，在技校学习，我们靠卸车挣点零花钱。我们是怎么干的呢？卸三袋就给自己留下一袋。全国各地的人都是这样生活的”。他的逻辑是，既然大家都偷公家的，自然没必要关心他们的收入了。其实正是这种对群众生活的漠不关心，使人们没有主人翁感，才导致这种人们通过损公肥私“自己给自己涨工资”的现象。这是一种恶性循环。当时的苏联工人是这样描述自己和厂长经理的关系的“他们假装发工资给我们，我们假装劳动”。因此，我们党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是对苏式社会主义的“以人为代价”的发展反思分不开的。事实证明，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重要的生命力所在。
十八大报告提出，坚定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和精神支柱。而苏共垮台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丧失理想信念。在苏共领导人中，列宁是最具理想主义色彩的一代共产党人的代表。斯大林犯了很多错误，但本人还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赫鲁晓夫身上的投机性多些，但与之接触过的所有西方政治家，对他的共产主义信仰的坚定性都没有怀疑。因为他在会见西方领袖时，有句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就是“我们将埋葬你们”。而到了勃列日涅夫，便开始发生质的变化。他曾私下对弟弟说：“什么共产主义，这都是哄哄老百姓的空话”。而戈尔巴乔夫则大谈特谈人类共同价值观了。领导人都如此，老百姓对于苏共有关理想信念的宣传，也从冷淡变为嘲讽。有个苏联人家中总是被偷，很郁闷的问邻居：“什么时候我们家的东西才能不被偷？” 邻居说：“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就不会被偷了。” “为什么？” “因为在社会主义阶段就被偷光了。”联系当时苏联权贵阶层大肆侵占国有财产，其政治寓意是很明显的。
最后，我们党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提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关注和改善民生。而苏共领导人，却死搬马克思主义教条，陷在一片空话、套话、官话、大话中。包括印了几百万册的勃列日涅夫的三本回忆录，也是苏共最大的教条主义理论家苏斯洛夫组织作家和历史学家编写的。据说勃列日涅夫在主席团会议上兴致勃勃地说：“大家都说我的回忆录写得不错，是不是也找两本来让我看看。”有一次勃列日涅夫到巴库参加颁奖大会，工作人员忙中出错，递给了他另一个会的讲话稿。由于勃的所有讲话都是差不多的空话、套话，相似度超过85%。他也没走脑子，念了很长一段自己都没发现，还是秘书先发现错了，忙上来扯扯他的袖子，换上另一份讲稿。总书记在大会上把另一个会的讲稿读了半天，当然非常尴尬。为了摆脱尴尬，他笑着对听众说：“同志们，这可不怪我啊。”听众也报以友善的笑声。因为大家都知道，勃列日涅夫所有的讲话、报告，甚至最简单的致词，都要别人准备讲稿。为了不出纰漏，他从不脱稿讲话。以至后来广泛流行一个笑话，说勃列日涅夫去机场迎接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他也照着稿子念：“亲爱的和尊敬的英迪拉?甘地夫人！”这是印度女总理的名字。助手忙提醒说，不对，来的是撒切尔夫人。他也不理，又口齿不清地念了一遍。助手急了，这毕竟是外交场合，那能出这样的错，就要上去纠正，勃列日涅夫生气了，他说：“我也知道这是撒切尔夫人，但这里写的明明是英迪拉·甘地夫人！”。
我们一直生活在中国，很多人可能认为现在所选择的道路、所拥有的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只有与没有改革开放的苏联相比，我们才能更深刻地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那么需要珍惜，作为中国共产党人为什么那么幸运。
五、强化宗旨意识，求实务实落实，
中央政治局《八项规定》的题目是“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这就说明，作风建设的核心是强化宗旨意识，密切联系群众。这是我们党最大的政治优势。邓小平讲过，我们的群众基础，是靠几十年的革命战争打出来的。而东北抗联孤悬敌后14年，牺牲的师以上干部就达上百人，超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两场战争的我军高级将领损失之和，就因为日寇采取了最毒辣的手段，就是通过并大屯和封山，割断抗日联军和人民群众的联系，很多群众都是在冒死进山送粮、送药、送冬衣的过程中被敌人残酷杀害。而杨靖宇、赵尚志等很多抗联领袖，也正是在下山找群众与敌人遭遇和突破封锁的战斗中牺牲。因此，
老一代革命家都深知离开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掩护，我们几乎一天也生存不下去，对人民群众怀有很深的感情。大家都熟悉邓小平的“不管白猫黑猫，抓得住老鼠就是好猫”的名言，其实原话是“不管黄猫黑猫，抓得住老鼠就是好猫”，因为小平同志讲这些话时，中国还没有白猫，是引进波斯猫以后才出现的。小平同志是什么时候讲得这段话呢？就是上个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三年困难期间。面对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的状况，他心急如焚，说不管用什么办法，只要能生产出粮食来，不让我们的农民被饿死，就用。他是在这个背景下讲黄猫黑猫的，是冒着很大政治风险提出的。他两次被打倒，第三次复出后还是选择要为人民做事，而不是做官。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邓小平去东北视察，面对群众生活非常困难的情况，他心情非常沉重，一路上看多讲少，最后对辽宁省委负责人说了七个字：“我们对不起人民。” 这七个字可以说字字千钧。作为党的主要领导人，做出这样沉痛的自省和自责，是前所未有的。要解放思想、改革开放，也许就是这时他下了最后的决心。
实际上，与人民群众的紧密联系、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也是我们改革开放的原动力。大家都知道，农业“大包干”是从安徽的小岗村开始的。那张由闫姓队长带头、十八户人家共同签订的盖满了红手印的的秘密协议，已经作为中国改革的一个重要历史见证，存入了中国历史博物馆。但很多人不知道，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中央政策是怎么出台的。应该说，与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的“两次流泪”分不开。1977年冬，他到淮北农村调研时遇到一个穿破空心棉袄的小伙子，他看天这么冷，就问他有什么困难。想不到他的回答竟然是拉开棉袄，拍拍肚皮：“填饱肚子。”万里说这容易，问他还有什么要求，他说：“把地瓜干换成粮食。”万里半天说不出话来，顿时热泪长流。他想，一个单身的壮劳动力两次提出的要求都是吃饱肚子，那些拖家带口的农民会是什么样子？后来他走进一家农户。看见一个老人和两个姑娘偎在锅灶旁。他和老人打招呼，老人不理，他以为他耳聋，又大声打招呼，老人还不理，旁边的干部赶快告诉老人这是省委书记，老人才慢慢站起来，这时万里反而惊讶地说不出话来，原来老人没穿裤子。万里忙别过脸去招呼两个姑娘，姑娘也不动，这时旁边的干部说，别喊了，她们也没穿裤子，他明白，他们父女三人就这样光着身子,靠锅灶的余温度过寒冷的冬天。万里
来安徽前对这里的困难情况是有思想准备的，但没有想到农民会困难到这样的程度，他不禁再次热泪长流。所以，在1978年夏季丰收之后，当有些人按照二十年来的惯例主张对公社的粮食实行“先国家，后集体，最后社员”的原则来分配的时候，万里就说：“不叫生产粮食的人吃饱饭，最终谁也别想吃饱饭。我在想一个问题，农民种什么我们要管，收入分配我们要管，而且从上管到下，管得那么具体。我们懂吗？我们能管好吗？”“我们有些人搞瞎指挥，什么都管，就是不管农民的死活。”所以当他得知小岗村秘密协议的事后，立即表示了热情的支持。回到北京，他对反对“大包干”的一些中央和地方领导人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但你别把我的独木桥也砍了”。中国农村改革也是整个中国改革的序幕就是这样揭开的。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经济社会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这个基本事实，决定了我们的党和政府，总体上是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信任的。但也必须看到，对群众感情淡薄的现象，也在一部分党员干部中也相当普遍地存在。
更有个别领导干部，在所谓“官场潜规则”浸染下，变成除了关心个人利害，对任何人都没有感情的人。对群众没感情，是因为群众不能决定他升迁；对同事没感情，是因为同事可能成为竞争对手；就是对于自己千方百计进行感情投资的主要领导，也不会有真感情，他们认为，“眼睛向上才能上去，眼睛向下只能下来”、“领导喜欢的会进入领导层，群众喜欢的会留在群众中”。因此只怕上级批评，不怕群众反对，以作秀来代替做事，势必凉了广大干部群众的心。
因此，作风建设最关键的环节，是领导干部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我国当前存在四大社会矛盾，即城乡矛盾、贫富矛盾、劳资矛盾、干群矛盾，其中干群矛盾是起主导作用的。我退下来之前，曾担任过两届中央维稳办的咨询专家。我有个体会。偶发性群体性事件，多数和干部作风不好、导致矛盾激化不开；恶性群体性事件，也就是死了人的事件，不管是造成执法人员死亡，还是当事人在法庭上喝农药身亡，多数和司法不公、执法粗暴分不开；而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往往反映了制度不公或背后的腐败问题。因为制度不公容易导致整个群体的不满，导致一呼百应。而腐败特别是国企改制、征地拆迁中发生的腐败，最能触动社会的神经。这些也是我们党风廉政建设面临的重要挑战。
还有，强化宗旨意识，最终要落实到责任意识上。今年以来重大安全事故频发。主要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四大危险中的“精神懈怠”现象，仍在一些地方和单位相当普遍地存在。“玩忽职守、管理混乱”几乎是每次事件调查中必有的结论；二是经过30多年高速发展后，多种隐患都到了该浮出水面的时候。包括建设过程中腐败多发造成的偷工减料、以次充好，还有只管建设不管维护导致的生产和生活设施老化，线路老化等，包括很多高层住宅的电梯都到了该频繁出事的时候。因此， “责任重于天”是从血的教训中总结出来的。每个党员干部都要以对人民生命财产的高度负责感，认真排查各种安全隐患。所以，在我们党的全部执政活动中，都必须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例如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削弱政府职能、强化市场功能，而是要重新界定两者职能。市场要在资源配臵方面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政府要在基本公共服务、市场监管和社会性监管方面做到位。有人说，现在假食品只要不吃坏肚子，假电器只要不电着人，假药假酒只要不毒死人，就算造假者还“有良心”。有的造假活动甚至到了无处不在的地步。前不久网上流传一个段子。说卡扎菲被反政府武装抓住后，忙声明自己是假的，只是个替身。反政府武装问他：“真卡扎菲去哪里了？” 他说，真的早跑到中国去了。反政府武装生气地说：“胡说！中国哪有真的。”这显然是中国人自己编排出来的。非常夸张，但也反映出群众对一些职能部门执法不力、行政不作为的不满。
坚持宗旨意识，还要有很强的民主意识。有位学者说，共产党的执政基础是什么？是民心，民生，民意。得民心者得天下，要得民心，就要搞好民生；怎么搞好民生，关键看是否合民意。老百姓要有话语权、参与权、监督权、有尊严。十八大报告提出的“新两个凡是”：凡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决策都要充分听取群众意见，凡是损害群众利益的做法都要坚决防止和纠正。”这是我们加强群众工作的重要指导思想。当前从中央到地方的民生投入，用的也是纳税人的钱，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各级党和政府在为群众办实事上，不能有居高临下的“恩赐”思想，更不能进行脱离监督的不规范操作。那些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劳民伤财的形式主义，耗资巨大的形象工程，多是少数人甚至“个人说了算”的产物。只有
“大家的事大家议”，才能兼顾最多人利益，让有限资源发挥最大效用，实现民生工程惠民、利民的初衷。我觉得吴仁宝有段话讲得很好。他说有个来访的外地农村党总支书记问他，为什么这里的群众都听你的，而我们那里的农民却不听我的。吴仁宝说，那是因为我听他们的，而你不听他们的。而且，正因为他们都听我的，所以我说话做事非常小心，生怕做错了；而他们不听你的，所以你怎么说都没有关系。他虽然没有文化，却把权力授受关系讲得非常清楚。群众听领导的，是因为领导知道群众想什么、需要什么，所以他做的事能够顺民心、合民意。这才是做好民生工作的根本。
习近平同志在今年两会结束时还提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要关心人民疾苦为人民办实事。并多次强调要反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就是没有把群众的疾苦真正放到心上，甚至当官做老爷，严重脱离群众；而形式主义的突出特征，就是重形式轻内容，重口号轻行动，重数量轻质量，重眼前轻长远。搞形式主义，势必造成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的浪费，助长弄虚作假、投机取巧的心理和好大喜功的浮夸作风，严重损害党和政府的威信。有人说，现在有些地方是干的好不如讲的好，讲得好不如吹得好，群众说好不如领导说好，导致了两种现象：一个是盲目最求形式，搞得轰轰烈烈、热热闹闹，向上级报功；另一个是干的很一般，但写得很漂亮。干不出来就在汇报材料、总结经验、发简报上做文章。因此，习近平说“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是有很强现实针对性的。他反复强调，要在求实、务实、落实上下功夫。他下去考察有两条基本要求：一个是我必须见真群众，他要求地方不能“导演”，不能搞“培训”。另一个就是要摸真情况，绝不允许弄虚作假，他具体要求到考察的现场哪怕临时添臵一个新板凳都不行，原来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习近平同志是从基层干起来的，对很多作风上的猫腻非常清楚。如果领导下去见到的都是经过培训导演，只会给当地领导评功摆好的群众，看到的都是粉饰一新、甚至家具家电都重新换过的“新农村”，还怎么发现下面工作中的问题、了解群众的疾苦？因此，八项规定提出了几个“精简”：包括精简会议，精简文件、精简简报。同时又提出几个“增多”：包括要多同群众座谈，多同干部谈心，多商量讨论，多解剖典型，多到困难和矛盾集中、群众意见多的地方去。这几简几多，都是要领导干部不要飘在上面，装样子、做虚功，滥表功，而要求真务实，深入实践、深入基层和深入群众之中去，真的集中精力为老百姓做点实事、求点实效。
六、建设廉洁政治，自觉拒腐防变
王岐山同志最近指出，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极为严峻复杂，我们党面临的挑战有的来自国际，有的来自国内，最根本的还是来自党内，不正之风和腐败就是来自党内的挑战之一。这句话的分量非常重。当前，周边一些国家在美国怂恿下对我国进行战略围堵，国际上针对我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明显抬头，而在内外形势影响和调整结构的需要下，国内经济下行、一季度增长率7.4%，二季度7.5%，处于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点。还有重大安全事故和群体性事件频发，意识形态领域各种杂音也很多。面对这么多来自国内外的重大挑战，王岐山同志为什么说最根本的挑战还是来自党内？我认为主要有两点。一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一系列反对特权、深化各方面改革的大动作所带来的利益结构调整，必然会在党内产生一定的反弹，尤其是那些想把经济社会转型中形成的不合理但对自己有利的利益格局长期化、固定化甚至扩大化的人。邓小平讲过改革要摸着石
头过河，他们现在是“摸石头上瘾、不想过河了”，对任何触及自己利益的改革都持消极抵制的态度。如果说，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冲破的主要是思想禁区，现在更需要冲破的是利益雷区。冲过利益雷区的难度和危险程度，远超过思想禁区。尽管改革有风险，但不改革党就有危险。二是王岐山同志说不正之风和腐败就是来自党内的挑战之一，进一步指明了我们面临的主要挑战来自哪里，说明了党风廉政建设在当前全党工作大局中的突出位臵。习近平总书记用了“腐败愈演愈烈、必然亡党亡国”这样振聋发聩的语言，强调“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还有那种危险和挑战比“亡党亡国”的危险和挑战更大呢？
习近平同志最近提出，要好好学习党史国史，说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当年国民党政府的垮台，就和腐败导致的人心丧尽分不开。抗战胜利后，很多沦陷区的大城市居民和知识份子对我们党还不够了解。他们的正统观念还比较强，盼望国民政府的军队去接受。可他们谁都没有想到接收变成了劫收。一些国民党的接收大员肆无忌惮地贪污腐败，捞票子、抢房子、争车子、霸女子、为儿子，人称“五子登科”。人们说“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蒋介石逃离大陆前，痛心疾首地指责国民党内的“五凤”：一是做官不做事；二是有私利而无公利，有小我而无大我；三是重权位而不重责任，享权力而不尽义务；四是有上层而无基础，有党员而无民众，骄奢淫逸，自高自大，而不知民众疾苦，与民众相隔离；五是有组织而无训练，有党章而无纪律，有议案而无行动。他说：“党员几乎成了一个特殊阶级，党在实际上不能帮助民众，当然不能够领导民众，民众感觉不到党的存在于他们有什么好处，不但对党冷漠，甚至产生反感。”他哀叹说：“老实说，在古今中外任何革命党都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颓唐腐败；也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的没有精神，没有纪律，更没有是非标准，这样的党早就应该被消灭被淘汰了。”而同时，他也直言不讳地流露出了他对共产党的欣赏。称赞共产党的组织性、纪律性和精神道德。他认为，共产党不仅认真研究和讨论问题，而且踏踏实实地完成任务。“他们不容有一丝含糊笼统的观念，决不允许哗众取宠，半途而废。”而相比之下，“我们一般干部不用脑筋，既不精细，又不确实……所以要陷于失败。” 而面对腐败的发展蔓延，回天乏术，被历史所淘汰，并非偶然。
现在我们党已经执政60多年了。如何走出历史的周期律，腐败和脱离群众同样也是我们需要高度关注的问题，而且很多危险是现实存在的。 粉碎四人帮时曾奉叶帅之命率队接管新华社的老一辈革命家耿飚，大家都知道，习近平当过他的秘书。在耿飚的回忆录中曾谈到一件事，他退下来后曾重返半个世纪前战斗过的陕甘宁陇东某县。晚饭后，他住的招待所外忽然人声鼎沸，黑压压来了一群“告状”的老百姓，诉说他们对一些县乡干部的不满，怎么劝说也不肯离开。这个县干群关系的恶化，使耿飚同志感到震动，也深为痛心。耿飚同志召集省地县的同志讲了一次话——不批评、不责备、却讲了一件往事，提了一个问题：50年前，耿标同志任副旅长的129师385旅就驻扎在这里，一个战士损害了当地群众的利益，而且还很严重，旅部决定按纪律枪毙他。老百姓知道了，也是“黑压压”来了一大群人，为这个违纪的战士求情。耿飚对父老乡亲们说，纪律是必须坚决执行的。于是老百姓都跪下了，哭着说共产党都是好人，就饶了这个战士，让他带罪立功、上前线多杀几个鬼子吧！耿飙反复说明八路军的军纪，可老百姓一个也不起来，最后，耿飙只得流泪接受了群众的要求。故事说完了，耿飙激动地大
声问道：“现在，我要问问在座的你们这些人，不管哪一个，如果犯了事，老百姓还会替你们求情吗？”耿飚一问惊人，全场鸦雀无声，很多人面有愧色……
为什么这些年来很多地方都出现了“毛泽东热”？中国老百姓有句非常精辟的语言：“老鼠多了，自然就会想到猫”。人们对毛泽东的怀念，实际上就是对社会公正的怀念，对干部廉洁的怀念。因此，十八大报告提出“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语气之冷峻，表明中央对当前党风廉政状况的清醒认识，并再次为全党敲响警钟。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正是在深刻体察人民群众心声的基础上，把推进作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作为打开局面的突破口，并提出“建设廉洁政治”，要求“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
总书记强调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更非常形象地指出了我们反腐败斗争的两个重点。主要指那些位高权重的腐败分子。
“苍蝇”则是指那些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活动。其特点是相对而言量大、面广，个案金额未必高，但由于直接侵害人民群众的利益，也会严重破坏党群、干群关系，威胁我们党的执政基础。不久前习近平同志到国家重点贫困县——河北省阜平县看望困难群众时，就对群众反映的扶贫款项被截流和挪作他用，表示非常不满意，甚至愤怒。他说，这是犯罪行为。必须坚决杜绝，坚决反对，坚决查处。三个“坚决”的背后，是浓郁的人民情结。
此外，针对海外同胞反映强烈的一些国内贪官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一掷千金地购臵豪宅，把家人、赃款都提前转移境外，自己留在国内怀揣几本护照当“裸官”、一有风吹草动拔脚就走的现象，二次全会做出了两项决定。一个是明确要求加强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的管理和监督。过去我们常说，“跑了和尚跑不了庙”，现在他们把庙都提前给搬走了，对这些随时可能开溜的和尚自然得看紧点，最早是深圳首先规定裸官不能当第一把手，就是不能让他们有太大的权。另一个是要完善国（境）外办案合作机制，加大防逃、追逃、追赃力度。当然客观地讲，也不很容易。因为只有国内的贪官把赃款藏到境外去，没有国外的贪官把赃款藏到中国来。人家可以为我们追赃，我们不能为人家追赃，人家就没有积极性。所以国际反腐败公约有个规定。就是如果人家配合你追回了10亿美元的赃款，你不能全拿走，至少要留下20%，也就是2亿美元的办案费用。这还是比较规范的国家。如果这个贪官很狡猾，逃到非洲、南美和一些很穷的岛国，有的要价就更高了，最高达50%。现在美国要求一些国家引渡贩毒集团也是这样。我们知道，一个贪官要把赃款转移到境外，首先要通过一定的途径把钱洗出去，要在当地投资，搞合法的居留身份，即已经挥霍掉了大量的赃款，所以我们经常只能追回赃款的一小部分。但我们党已经下了决心，就是他们逃到天涯海角，代价再大也要抓回来绳之以法，总之，决不让这些依靠盗窃自己的祖国暴富的人跑到国外去当寓公，去享受下半辈子。下一步全国人大的一项重要立法工作，就是要制定和审议通过“国家反腐败法”，进一步和国际接轨。只有我们断了腐败分子外逃的后路，才有利于我们在国内根除腐败。
习近平同志强调，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的重要思路。大量事实证
明，从严执纪固然可以有效遏制腐败，但腐败的实质是以权谋私，如果管不住权力，仅针对各种具体的以权谋私行为发禁令，必然堵不胜堵、防不胜防，迫使纪律越订越多、越订越琐细，而相比随着形势变化出现的各种花样翻新的以权谋私活动，永远至少慢半拍。因此，要从根本上铲除腐败滋生蔓延的土壤，管住权力是根本。上海的周立波有他的毛病, 但他谈腐败是因为权力缺乏制约监督，比喻得就很生动。他说：“这如同一个餐馆请了一个饿汉来看馒头，还是肉馒头，还要求他值班，还是值夜班，而且是一个人值夜班，会发生什么情况，当然可想而知，要是我，我也吃。”让人们在捧腹大笑中引发思考。
我们还必须看到，惩治和预防腐败，是为我们的建设事业保驾护航，同时也是保护干部。习近平同志最近语重心长地说,我们国家培养一个领导干部，比培养一个飞行员的花费要多得多,而更多的还是我们倾注的精神和精力。但是,一着不慎就会毁于一旦。的确，特别在个别政治生态恶化的地方，是与非、罪和非罪的界限都被“从众心理”搞模糊了，在有的地方甚至造成“不查都不算问题，要查都有问题”的混沌状态。如果领导干部头脑不清醒，立场不坚定，很容易经不住诱惑而失足。例如黑龙江的韩马大案。当时的省纪委书记杨光洪同志告诉我……5万和5千，吉林靖宇县的李铁成。争论的结果。风不清气不正，毁掉的不是一个干部，可能是一批干部、一片干部。从这一点看，建设廉洁政治也非常重要，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只有风情气正才能保护干部，保护我们党的事业。
当然，保护干部不等于包庇腐败。现在有很多地方的主要领导，不愿自己负责的部门出事，对有些已触犯党纪国法的的腐败案件，也以不要影响发展等种种理由阻挠立案。但大量事实证明。我们近年来揭露和惩处的一些巨贪，多数在工作上都是精明强干甚至颇有建树的。他们的胆大、有魄力，既体现在工作上，也表现在贪污受贿上。例如安徽双轮集团原董事长兼总经理刘俊卿，当年接手的只是个作坊式的小酒厂。接手不到3年，该厂就成为涡阳县第一利税大户，他也觉得自己了不起，仿照文革期间建的领袖像。在酒厂门口竖起了一块两层楼高的刘俊卿像，也是面带微笑向群众挥手致意，一个地方国企的领导把自己膨胀到这个地步，不出事才怪呢！在这期间地方领导和监督部门不是没有接到过举报，也不是举报事实不清，但双轮集团上交的利税占县财政70％，每10个涡阳县城人中，就有3个是直接或间接为酒厂工作。企业一旦出问题，对当地经济发展和干部群众收入会影响很大。有关部门由于被各种利害关系蒙住了双眼，总是从“保”和“捂”的立场出发考虑问题。而一再姑息的结果，导致本人在化公为私上的进一步恶性膨胀，又使问题的总爆发带有必然性。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深刻教训。
习近平总书记最近谆谆告诫各级领导干部，要提升自我境界,坚定理想信念,保持高尚情操。他说,现在的社会,诱惑太多,围绕权力的陷阱太多。因此，我们每个人至少要守住自己作为执政党领导干部的职业道德底线。自觉地做到拒腐蚀，永不沾，而绝不能心口不一，说一套做一套。薄熙来主政重庆时，《重庆日报》曾报道他即兴背诵毛泽东的《纪念白求恩》，要求重庆的党员干部“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而薄熙来案发后，《重庆日报》说他本人其实上是“一个用人失察的人、一个严重违纪的人、一个涉嫌犯罪的人，一个与多名女性保持不正当关系的人”。非常具有讽刺意味，大家都知道最近在重庆发生的从雷政富开始的21名身陷不雅视频的厅级领导干部和国企高管被免职事件。大前天雷政富已经开始在重庆中院受审。
有位其他省的领导曾在会上“敲打”台下的厅局级干部说：“重庆那事儿，你们别当笑话看，别以为跟自己没关系，你们都要扪心自问一下，如果你们收到那个女人的色诱短信，你们会不会上钩，你们就能确定自己能抵制住这样的诱惑?” 1月28日《人民日报》就此事发表的评论更是振聋发聩，有两句话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未来将是官员的”高危期”，因为整个仕途从此装满“摄像头”。
在这里，我想简单谈谈“情妇现象”。看起来这是不该登大雅之堂的个人私事，但现在栽倒在这上面的干部确实越来越多，有统计反映，失足的领导干部中90%以上都有情妇。有位犯错误的领导干部曾到他在这事上的切身感受，我认为他讲的很好。也想在这里和大家谈一谈。他说，透过感情的面纱，除少数例外，所谓“情人”对包养她的领导干部一般是没有道德和信义负担的。这并不奇怪，因为她和你来往的功利性目的本来就十分明确，否则，人家一个二十多岁、如花似玉的女孩子为什么会看上一个比自己的父亲岁数还大的老头呢？而且包养情妇的领导干部，在后者心目中的“安全感”是绝对不高的。因为你可以冷淡自己的妻子，对在地位上更要等而次之的她来说，也早晚会有厌倦的一天。而她们改变自己经济地位的捷径，也是要抢抓机遇，尽可能地从你身上榨取最多的利益和金钱。而你则会背上远超过自己还款能力的债务。你除了利用权力攫取非法收入外，没有别的出路。她知道你有四处“死穴”：一怕老婆知道、二怕组织过问、三怕对头利用, 四怕网络爆料。抓住这四条，你就会变成她的人质。当目的不能达到时，有时她们的出手之狠，会使你感到像不认识她。她可以毁掉你的家庭、名誉，包括你几十年奋斗换来的一切。而那些精心策划，要取你妻子的地位以代之的“情人”，就更可怕。你千万不要以为，自己答应和老婆离婚、和她结婚，只是逢场作戏，随口说说而已。对这样的承诺，她一定会逼你兑现的。 “养小蜜的成为老公”绝非偶然。这位领导干部说，让他最痛彻心肺、懊恼万分的感受，也可以浓缩为七个字：“上手容易脱手难”！为了寻找“年轻的感觉”，不得不付出昂贵的代价。他说，情妇和你的妻子不同。妻子是与你患难与共、风雨同舟一路走过来的。她再爱钱，一般也知道危害你的事、危害家庭儿女的事不能做。但情妇则不然。她为了最大限度地挤干你，可以完全不计后果。当你已失去利用价值时，她甚至在潜意识里认为把你送进监狱，也不失为甩掉你，投身他人怀抱的办法之一。因此，当你失去笼罩在身上的光环和权力地位时，不会弃你而去的只有你的妻子——这个世界上真正对你最好的人。我觉得，如果不是一个身受其害的人，是说不出这样深刻的话的。当然，他的感受也不是没有偏颇之处，就是有些重弹红颜祸水的老调，把责任都推给女方，问题首先要从领导干部自身去寻找。而且客观地讲，也不能绝对排除有“痴情女子负心汉”类型的。2006年，深圳有个国企老总被带到北京两规，他因为事发突然，很多问题还没有来得及掩盖，便高价收买了个别监管人员替他打电话求救，他怕连累妻子，告诉的竟然是情妇的电话号码。而后者接电话后，竟组织男方的亲属和企业员工共十几个人来北京救人，还制定了三套营救方案，最后冒充送饭的敲开门，控制了监管人员，硬把他从两规的地方抢了出来，后来在逃亡的火车上被抓，这个“小三”作为组织者自然也被判了刑。判决后记者问这个20多岁的湖南妹子，你是不是感到后悔。她说：“做都做了，有什么后悔的”。于是很多网民主张评选她为2006年感动中国人物。虽然是调侃，也说明这样的情妇确实如凤毛麟角。
加强作风建设，做到为民务实清廉 首先感谢平江领导及同志们的邀请。党的十八大是引导我们党奔向“两个一百年”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一次重要大会。要把大会的一系列重大决策落到实处，加强党的作风建设非常重要。十八大之后，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从颁布《八项规定》到正在铺开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都以是强化宗旨意识、切实转变作风为主题，我想就此谈几点学习体会，供同志们参考。我的报告分为六个部分大约两个半小时，中间休息10分钟。
一、严明政治纪律，坚持“两个不走”
习近平在二次全会上讲话中，从纪律、作风、反腐三个方面部署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他最后说：“我今天讲的这些话，一言以蔽之，就是要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因此，严明政治纪律是作风建设第一位的任务
坚持政治纪律，首先是应对四大考验和四大风险的需要，作为世界唯一的社会主义大国，西方敌对势力的意识形态渗透活动从来没有停止过。特别利用一些重大事件来攻击我国。例如重庆的王立军进入成都美领事馆后，一些西方媒体就热炒薄熙来有多少亿美元的海外资产、他的儿子如何在美国花天酒地，并说王立军是掀开了中共高官腐败的一角，给中共领导人出了个大难题，一副幸灾乐祸的表情。等到薄熙来被我们党“两规”后，他们的调子又来了个180度转弯，说他在重庆如何得人心、人们如何为他鸣冤。同一些媒体的这种完全两极化的宣传，表明了就是一种“惟恐天下不乱”的心态。如果有的党员干部，人云亦云、不负责任地传播这类言论，很容易丧失作为共产党员的基本政治立场。
还有，当前社会上各种杂音很多。有人打着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口号主张全盘西化，有的则是用僵化来反对西化。应该说，在一个多元化社会中，这些都是正常现象，也是民主发展的体现，我们党需要学会在在杂音中执政。但全党的思想，还是要统一到党的十八大精神上来。最重要的就是“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臶的邪路。”
什么是封闭僵化的老路？就是改革开放前的道路。有人把当前收入差距扩大、社会诚信缺失和消极腐败现象，简单归咎于改革开放，产生怀旧情绪。甚至把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描绘成“激情燃烧的岁月”和“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大同世界”。那时我正下乡插队，确实有很多农民下地和外出从不锁家门，确实也“夜不闭户”。因为家里根本就没有值得偷的东西。城市居民住房多年得不到改善，现在我们把人均住房面积10平方米以下作为住房特困户，可改革开放之初的1980年，全国城市人均住房面积只有3.6平方米。当然，统计口径不一样，前者是建筑面积，后者是使用或居住面积。但考虑统计口径的差别，当年全国城镇的人均居住面积，也不到也不到现在特困户标准的一半，年轻的同志可能不了解，上个世纪70年代上海曾发生了几件情节几乎完全相同的命案，就是男孩子要结婚时，女朋友提出的条件既不是要房要车，也不是婚庆的排场。唯一的条件，就是咱俩必须要有个单独的房间，不能和公公婆婆隔着布帘睡在一间屋内。这个要求一点都不过分，可在当时的上海，普通市民想增加一间房比登天还难。于是在
有的只有一间房的家庭，有的小伙子为了结婚，一狠心就把寡居的母亲毒死了，这类案件还发生了不止一件。而近五年来，仅全国累计建成的各类保障房和棚户区改造就有３０００多万套，使城市户籍人口中20%的低收入人群的住房条件得到改善。尽管现在房价高的问题，年轻人意见很大，但我国居民的住房情况确实早已超过了很多发达国家和地区。我们大家都去过香港，很多同志都见过九龙和新界的公租房。可以说是“鸟笼”，甚至可以说是“蜂窝”，每户的平均使用面积在40-60米左右，能见到阳光的房子就感到非常幸福了，而将近三分之一的香港居民住在这样的房子里。在香港100多平方米的房子，或者叫上千尺的房子就是豪宅。还有，过去为防止敌人颠覆渗透而闭关锁国。从1949到1978这30年间，中国8亿多人口中有多少人出过国啊？同志们可能想象不到，有出国经历的一共只有28万人，每年首次出国的平均不到1万人。主要是外交、外贸人员和少数都社会主义国家的留学生。再有就是海员和修坦赞铁路的工人。那时不要说出国旅游，就是敢于申请出国探亲，而且被批准的也极少。因为，那时谁家有海外关系，比地富出身还糟糕：不能当兵、不能去保密厂，上大学也不能录取至重要专业。现在每年入境的外国人和出国的中国人加起来过亿。中国海外留学生已居全球之冠，每七个留学生中就有一个中国人去年归国的留学生达到破纪录的28.4万人。就与欧洲债务危机的蔓延分不开，欧元区3亿3千万人口中，失业率高达12.5%，25岁以下的本科生、研究生基本找不到工作。本国人都找不到工作，我们的留学生毕业后就爱留在那里做什么。西方国家一片惨淡和我国的一枝独秀，在发展的客观比较面前，也说明对反开放没有什么可怕的。
所谓改旗易臶的邪路,本质上是鼓吹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道路。对这个问题，要澄清一些认识。西方社会政治制度中有些作为人类政治文明的共同发展成果，是需要借鉴的。例如加强对公共权力的制约监督，建设廉价政府、透明政府、服务政府，还有官员财产公开等制度，也是我们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是在我们的体制内能够实现的。但借鉴不等于照搬。其实，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也没互相照搬。第一个搞资本主义的英国，是君主立宪制，不久前的凯特王妃怀孕，还是引来举国欢庆，因为她可能生下未来的英国女王。而法国大革命则一反英国的做法，把国王路易十六送上断头台，搞的是激进共和制。可英法两国王室是亲戚呀，于是在当时世界上仅有的两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的英国纠集了多国参加的“反法联盟”，来攻打资本主义的法国。而立国更晚的美国，则搞得是与英法都不同的联邦制。这不奇怪，各国都有不同的历史、民族和文化背景。所以十八大报告有一段话非常重要，就是要“包容互鉴，就是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发展道路多样性，尊重和维护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我们并不否定和贬低其他国家的民主政治选择。同样，西方国家也不应把自己那套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强加给我们，我们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完全是从中国实际出发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首先是历史形成的，是我们党带领人民群众经过28年浴血奋战，在付出了300多万共产党人和革命烈士生命的代价后建立了新中国。当然，打天下者不一定永远坐天下。因此，还有更重要的第二条，就是我们党的执政资格，是现实证明了的。是我们党使中国进入历史上最好、人民群众得实惠最多的时期。即使偏见很深的西方政治家，也没有谁能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在中国，谁可以取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因此，全盘西化是一条走不通的邪路。
因此，坚守党的政治纪律非常重要。习近平同志把能否正确认识和坚定维护四个“大局”，作为衡量党的领导人政治上强不强的主要标准。强调只有善于观大势、谋大事，自觉地在大局下想问题、做工作；才能找准本职工作在全局中的位臵。邓小平说过，没有改革开放， “六四”这一关我们都过不去。是改革开放使中国摆脱了贫穷，获得了绝大多数群众的拥护。但也是邓小平说过，发展以后的问题并不比发展前少，现在贫富差距和社会公正问题，干部作风和腐败、特权等问题，又成为随时可能点燃社会情绪的导火索。很多国家的动乱都是在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后出现的。我们党为什么要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就因为我们的党群、干群关系有问题。我们要通过在新形势下不断强化宗旨意识，以整风精神解决“四风”问题。通过转变作风为人民群众办实事、求实效；通过办实事、求实效来发现和纠正各种体制和制度扭曲，达到标本兼治的目的，使我们的党群、干群关系获得较大地改善。人民群众没有指望我们一晚上解决所有问题，但要让他们看到我们实实在在的努力，看到前景不断向好，给他们以扫除各种党内和社会积弊的希望、信心和信任。这也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前提。
二、改进会风文风、首先端正学风
作风是和学风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只有从思想理论上吃透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才能增强遵守纪律的自觉性， 而科学发展观作为我们做好当前各项工作的指导思想，更需要大量的现代科学知识来支撑。如果说，上个世纪80年代以前，一个人参加工作后，凭着从学校学得的十几门课程还可以应付一阵子，现在则很难了。据专家分析，一个大学生四年学习的知识在他毕业那天已有50%老化。十年后则基本老化，而学历外学习获得的知识将占有越来越大比重。即使你毕业于名牌重点大学，即使你读到博士、博士后，如果放松工作后的学习，照样很快落伍。学历高低和知识水平已是两个不同概念，而知识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习的主动性和坚持性。医学界有个“五年一周期” 理念，就是一个医生要是中断行医5年后再重拾本行，会发现处方都不敢开。因为不知道这五年间已有多少种药品被淘汰，多少种新药和新的临床处理方法已经出现。有西方学者统计，2000年人类知识的99.4% 是20世纪最后20年获得的，只有0.6%的知识是1980年代以前的几千年间积累的。预计到2050年，人类现在所掌握的知识，届时只占知识总量1%。靠自身经验积累吃饭的日子已一去不复返了。随着社会发展，人们的价值观、人和人的关系也都发生很大的变化。我做了一辈子宣传理论和干部教育工作，但有时发现都难以沟通。前一段有人批评人民日报。因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终身学习的理念，包含要学会学习、学会做事、学会共处、学会生存。这四个“学会”，内容是很丰富的。┅┅这就大大拓展了学习就是学文化、就是读书的传统认识。
搞好理论武装，最根本的是要端正学习目的。沈阳市纪委的同志曾对我讲，2009年沈阳曾有两位区级公安分局长落马。他们都属于另类学习型的。……显然，按照这个方向学，越学邪气越足，越学离党性越远。因此要坚持 “学以立德、学以增智、学以创业。”作为领导干部来说，如果我们讲的话，下级不认同、群众不买帐，不是藐视我们的职位和权威，而是因为我们不具备让他们信服的知识和能力。领导的无能，从最根本上源自无知。群众对领导干部在知识上的要求比一般人要高的多。当有的领导干部在讲话中暴露出常识破绽，被群众当作笑话流传时，损害的不仅是个人形象，还有人们对党组织的信赖感。这里有两句话特别重
要。就是领导干部的“行为不科学，越有„精神‟越可怕；领导无知识，越有权力越可怕。”邓小平说过：“学习是前进的基础。在不断出现的新问题面前，我们党总是要学，我们共产党人总是要学，我们中国人民总是要学。”三个“总”字，生动地反映了他边学习、边改革、边总结经验的大思路。还有人们广泛流传的，毛泽东说“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刘少奇说“一天不用功，跟不上毛泽东”。印证的就是两位伟人勤奋学习、奋斗不止的一生。今天我们要牢牢把握机遇、沉着应对挑战，同样离不开这种学习精神。
还有，学习要有成效，离不开联系思想和工作实际。这次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提出了要 “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其中的洗洗澡，就是要以整风的精神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是我们党的三大作风之一， 但确实有很长时间人们以不习惯这样做了。即使以往进行的一些教育活动都有这个要求，也是批评别人蜻蜓点水，批评自己更是字斟句酌，甚至把批评表扬化。批评自己“只知埋头拉车、不知抬头看向”，批评领导“工作太拼命，完全不顾及身体，这是坚持不了多久的”等等。而很多老一辈革命家都是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典范。由于时间关系，我想在在开展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上革列举一个党史上的例子。
1927年党的“五大”选举的31名中央委员中，有3人出自同一家庭，就是陈独秀与他的两个儿子：陈延年和陈乔年。陈独秀再次当选总书记，大儿子陈延年29岁，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小儿子陈乔年26岁，当选为中央委员、代理中组部部长。按现在有些人的思维，作为“官二代”他们提拔这么快，肯定和家庭背景有关。其实绝大多数五大代表都认为，他们的当选是实至名归的，父子关系更可圈可点。陈延年和陈乔年都生于安庆老家。陈独秀办《新青年》时，也把他们接到上海求学，并双双考取了复旦大学的前身震旦大学。但陈独秀不让他俩回家过平稳、依赖的生活，要求两兄弟勤工俭学，学会独立、劳动、吃苦。当时乔年只有14岁。兄弟俩形影不离，白天读书打工，夜间就睡在《新青年》杂志发行所的地板上。有时路上遇到狂风暴雨，延年就把弟弟搂在怀里为他遮风挡雨。他们常常就着咸菜吃大饼、喝自来水、生活十分清苦。陈独秀的夫人高君曼实在看不下去，几次要求接他们回家住，却被陈独秀一口拒绝。高君曼向友人哭诉说：“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我这个后妈容不下这两个孩子。可我不仅是他们的继母，还是亲姨母，他们就如同我自己的孩子。可我怎么说都没用”。陈独秀却不为所动，说“妇人之仁，反生恶果，年轻人的路让他们自己去走吧。”艰苦的环境，也炼就了兄弟二人倔将的个性。非常疼爱他们的祖母来上海看他们，见两个孙子如此艰苦，当场便流下泪来，提出要补助他们，两兄弟却异口同声，表示要自食其力，决不依靠任何接济。在政治上，他们也非常独立。虽然父亲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主要传播者，但对两兄弟吸引力最大的，却是从欧洲传入的无政府主义思潮。陈独秀希望他们去苏联留学，但他们认为法国才是无政府主义的故乡，便自主决定去法国勤工俭学。陈独秀也想让他们自己闯一闯，便没阻拦。他们到达法国后，终于在现实教育下，明白无政府主义不过是“改头换面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一位叫阮爱国的越南籍的法共党员。对兄弟俩特别欣赏，便介绍他们加入了法国共产党。这位阮爱国就是越南的国父胡志明主席。后来他们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按照党的指示，转道去莫斯科留学，终于走上父亲期望的道路。消息传回国内，已是党的总书记的陈独秀没说什么，内心非常欣慰。正是由于从小艰苦锻炼，兄弟俩成长得很快。陈延年回国后当了中
共广州区委书记，作为大革命中心地区，所辖党员占到全国党员的35%。人们常见他去广州最便宜的三厘馆同工人一起吃饭，甚至和黄包车夫一起拉车，边拉车边了解他们的困难和对国民革命的看法。中山舰事件发生后，陈独秀本来想组织左派反击，但在共产国际压力下，被迫对蒋介石采取妥协退让政策。但广东同志都想不通。陈独秀便在党内公文往来外，专门写了封家书给陈延年，引用“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的典故，劝儿子顾全国共合作大局，不要犯违反党纪的错误。但在广州区委会议上，陈延年仍然对中央代表张国焘明确表示自己的反对意见。他说，虽然我和陈独秀是父子关系，但我必须坚持共产党员的原则立场。五大后不久，他任江浙区委书记时因机关破获被捕，不久便英勇就义。
陈乔年则是李大钊的重要助手，中共北方区委组织部长，也是党的组织制度的创立者。我们的党员登记表，就是他参考俄共的登记表设计的。五大之后，他代理李维汉主持中组部工作。在“八七紧急会议”上，陈乔年说：“我的父亲陈独秀同志执行的错误路线，后果是严重的。不仅使大革命失败，也使我哥哥延年和李大钊、赵世炎等惨遭杀害，这是血的教训。”1928年2月，他调任江苏，去上海看望已被解职的父亲。苦闷中的陈独秀见到儿子非常高兴，但话语间对共产国际把失败责任全推到自己身上颇为不满。陈乔年有理有据、又充满感情地对父亲说：“爸爸，不说共产国际，你自己对汪精卫过于轻信，对大革命失败是负有责任的。你现在对中国社会性质的看法也是错误的。党必须走苏维埃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中国革命才有希望。”在座的人都担心脾气暴躁的陈独秀会跳起来，可他从始至终像小学生一样默默地听着儿子讲。也许他已预感到，这次长谈可能是父子间的永诀。不久后陈乔年也不幸被捕。被蒋介石下令杀害时还不到27岁。
陈独秀也被关进了监狱。西安事变后，他得知蒋介石被抓起来了。便请狱卒买了些酒菜。对着空中说：“延年、乔年，为父也敬你们一杯”，说完放声大哭。人们才看到，这个一向对儿子做的几乎不近人情的父亲，内心竟是这样的充满了浓烈的亲情。抗战爆发后陈独秀被提前释放出狱。蒋介石知道他已被中共开除党籍，便想利用他的社会声望，派说客动员他“为政府做事”，并许诺让他当劳工部长。陈独秀断然回绝说“蒋介石杀了我那么多同志，还有我的两个儿子，我和他不共戴天！只不过现在抗日，我不说他就是了。”后来他辗转流落到四川江津，1942年在贫病交加中死去。死前多次拒绝了蒋介石派人送来的津贴，表现了作为中共创始人之一的他“临大节而不辱”的风骨。
其实，陈延年、陈乔年和早年的陈独秀，都是被称为“理想主义者”的第一代共产党人的杰出代表。他们那种感人肺腑的亦师、亦友、亦同志、亦上下级、亦父子的关系，是开展党内批评的典范。 从中央我们也可以看到，陈延年兄弟能够成为大器，也是和陈独秀从小让他们接触下层群众、艰苦锻炼、对他们近乎严酷的要求分不开的。因此，在这次实践教育活动中，我们也要通过开展批评自我批评， 深入分析发生问题的原因，清洗思想和行为上的灰尘，保持共产党人政治本色。
还有“立三路线”的主角李立三则是自我批评的典范。他曾是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时党的主要领导者。他积极发展党员，使党的成分发生重要变化。1924年末，中共发展到900名党员，其中就有300名安源工人。安源的工人俱乐部、工人消费合作社等搞的红红火火，当时人称“小莫斯科”。在艰苦卓绝的革命生涯中，
李立三曾被三次传出死讯，组织和同志们为他开过三次追悼会。靠着危急时刻勇往直前的精神，他被推入党的领导核心并非偶然。1930年蒋阎冯军阀大战爆发，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李立三错误估计形势，要求各大城市地下党乘机组织暴动，并调全国红军攻打大城市，使红军和地下党都遭受重大损失，李立三也被免职并被要求去苏联向共产国际作检讨。但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等人听完他的检查，纷纷评价“这是一个共产党人的坦诚”，结论是“没有两面派手段”。按照对犯错误者的传统做法，苏共有好几年不承认他的中共党籍，只给他全家人一间小房。但他在逆境和痛苦中仍主动为党工作。中国红军长征后与莫斯科电讯联系中断，李立三编出一套很难破译的密码，托人带回国内，终于恢复了中共同国际上的联络。
在党的七大上，李立三再次当选中央委员。东北解放后，中央同意他回国工作。但犯过大错误的李立三名气太大了，为便于工作，开始他化名李敏然。当时正抓干部教育的市委书记并不知情，看到从莫斯科回来一位风度翩翩的老同志，便想请他给哈尔滨的高级干部讲党史。李立三很痛快地就答应了。市委书记问，党史那么长，您讲那段呢？李立三略微想了想，便说：“我就讲立三路线吧”。他在课上分析了立三路线形成的原因，领导人的责任，从中应吸取的教训等。讲完后，场上一片称赞声，说不愧是从莫斯科回来的老布尔什维克，水平就是高。这时有个干部举手后站起来提问：“您把犯错误的领导人的心理活动都讲得那么详细，您是怎么知道的呢？” 回答则令全场意外——“我就是李立三”。话一出口,所有人的表情仿佛都在瞬间凝住了，许多人惊讶的合不上口。尽管在座的都是见多识广、党内生活经历丰富的领导干部，但谁也没有想到，竟会是李立三本人在讲立三路线！短暂沉寂后，会场上突然爆发出雷鸣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许多人多年后回忆说，正是通过听那次课，才知道什么是一个老革命家的坦荡胸怀和自我批评精神。
应该说，任何一种能形成思潮的错误，都不能简单归咎于个人。当时中国的白色恐怖是外人难以想象的。普鲁士和沙俄政府当年对马克思、列宁等革命者采取的驱逐出境、流放西伯利亚等刑罚，都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敢奢望的，因为这里最惯用的就是屠杀。1927年，奉系军阀公然派军警闯入苏联使馆区抓捕李大钊，还发明“三绞处决”法以延长他的痛苦，把绞刑进行了整整40分钟,目的就是让人们唯恐沾“红”而大祸临头。而南方的反动派甚至祭起株连九族、“满门抄斩”这种封建时代最野蛮最血腥的杀戮手段。井冈山斗争的领导人之一何长工同志的族人，就是被这样不分青红皂白地全部杀害的。当时有个只有几岁的男孩抱着刽子手的腿央求：“叔叔别杀我了”，话音未落，孩子的头已滚出老远。晚年的何老并未多谈及当时遇难的妻儿，但每讲到这个远房小侄时，眼中仍闪现着泪光，为无辜群众因自己而遇害感到内疚。而“七一五”反革命事变后，桂系军阀的在武汉屠杀更达到疯狂程度。开始是用刀砍，后来感到杀人的速度太慢，说“反正汉阳兵工厂有的是子弹”，改为用机枪集体处决。当时武汉地下党一个伪装为旅店的联络站被破获，敌人抓走78人，包括佣工和房客也没有放过。军法官审讯后报给武汉卫戍司令胡宗铎一个呈批单，共产党员都要处死，不知情的佣工、房客也判了5年、8年不等的徒刑。谁知胡宗铎拿过名单看也不看，就拿红笔在名单上划了个大圈，批了“一律枪决、以免麻烦” 8字。结果圈划大了，把军法官的签名也圈了进去……所谓“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就指这个时期。大革命失败
一年内共有30多万人被害，其中真正的共产党员大约2.7万人,90%的遇难者是靠近党的群众。
因此，对反动派屠杀政策的仇恨和对党内右倾投降主义愤怒，这种双重加强起来的急躁情绪和强烈的复仇情绪，使很多党员干部都“红了眼”。而李立三这位实际主持全党工作的领袖，当时只有31岁。他没有用党内普遍存在的情绪来开脱自己，也没有因年轻就原谅自己，始终深深自责。并以自己的努力工作来改正错误，体现了一种可贵的政治品质。因此，在这次实践教育活动中，我们也要通过开展批评自我批评， 深入分析发生问题的原因，清洗思想和行为上的灰尘，保持共产党人政治本色。
三、落实八项规定， 领导率先垂范
这也是我们党一直以来的传统。革命战争年代，即使在敌人营垒中，也无法完全遮蔽共产党人的人格之光。现在谍战片很火，每天晚上打开电视，准有几个频道在播谍战片。国民党有两大特务组织，一个是军统，特务头子是戴笠，大家都熟悉，还有一个是中统，负责人叫徐恩曾，可能大家不太熟悉，除了我们党秘密战线的英雄钱壮飞外，还有一个党的高级领导人也打入了中统的核心，就是李克农将军。他送出很多重要情报，使党的一些领导人免于被敌人捕杀。后来党中央出了叛徒，就是顾顺章，周恩来通知他紧急撤退。直到李克农将军脱险后，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才恍然大悟，他拍桌子砸板凳，懊悔极了。他说：我怎么光欣赏他能干了？怎么早没注意到，这个每天要埋头工作十几个钟头，又不贪、又不奢、又不赌、又不嫖的人，怎么看都不太像“自己人”，而更像个“共产党”。类似的情况，还有打入胡宗南身边的熊向晖。蒋介石准备闪击延安的计划就是他及时报告中央的，新华日报一公布，蒋介石就无法再闪击了。因为知道这一最高机密的人很少，戴笠在排查知情人时很快就锁定了熊向晖。不是因为他在什么地方暴露了，只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个人在人格上太完美了，因此也太不正常了，会不会是第二个李克农？其实这时胡宗南也心知肚明，但他不愿从身边参与所有机密的亲信中揪出个共产党来，没法向蒋介石交待，赶忙抢在戴笠下手前送他去美国学军事，这才有了后来我国的常驻联合国代表熊向晖。人民群众包括很多自视甚高的专家学者、知识分子，为什么会自觉地跟党走？除了党代表了他们的利益外，共产党人的人格魅力，令他们心悦诚服，无疑也是重要原因。习近平同志在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的讲话中提出，转作风也要彰显共产党人的人格力量。他强调，不准别人做的事，下管住自己；要求别人做的事，自己首先要做到。而且是从中央政治局首先做到。这就使得我们这次抓作风建设，表现出了与以往不同的很多特点。我把它归纳为四个“前所未有” 。
一是纪律规范约束的层级之高前所未有
我们党过去制定的有关纪律，有的是管党员的，也有的是管领导干部的。在党的中央领导层，也有如何开展党内民主生活等方面的要求，但多属于内部规定，并未对外公开。而《八项规定》明确宣布管的是中央政治局委员，而且还广而告之，要接受广大干部群众众目睽睽的监督。可以说，自从我们建党以来，还从来没有过这样专门针对最高领导层制订的公开的纪律约束文件。
二是对自身的要求之严也前所未有
例如过去从安全保卫工作的需要以及领导人日理万机、时间珍贵、特别参加一些重要活动要严格守时的要求，他们出行一直实行交通管制，全国解放60多年来一直是这样做的，很多干部群众也习以为常，甚至视为“天经地义”的事了。这次也被中央主动打破了。习近平同志外出考察时，明确要求不封路、少扰民，轻车简从、简化接待，减少陪同、减少警卫。为减少陪同车辆，他要求自己乘坐的那辆中巴车也要尽量坐满人。一次考察到半路……这种中央领导率先垂范，对党内一些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的冲击很大。保卫工作难度更大了，但领导人和人民群众更近了。而中央政治局从自己做起，各级党政机关迅速跟进，一级做给一级看，可以直接带来党风政风的大变化。因为，尽管领导机关和基层单位的作风建设同样重要，但作风问题的根子在上面：第一，财权和各种经济资源更多地集中于上级机关，上级机关搞起铺张浪费、奢靡之风来与基层不是一个数量级。第二，基层在接待上级领导时大手大脚，不排除有基层干部借机享受一把的动机，但更多的还是唯恐对领导招待不周的心态在作怪。其实，耗费大量时间金钱和精力搞接待，上班无暇处理工作，下班回不了家，早成为很多下级和基层干部的负担。中央要求不得兴师动众搞迎送、摆鲜花、搭台子、办酒宴，实际上是下级干部一种解脱，不仅是时间、精力的解脱，也是肠胃的解脱。四川廉政瞭望杂志曾报道过这样一件事。当地旅游风景区有个副局级干部，因为上面和本系统总有领导来，几乎每天都要陪吃陪喝，三高非常严重，吃了很多药都治不好，就因为他一边吃药还要一边继续陪吃陪喝，这就是他的工作。直到他后来因受贿进了监狱才停了下来。监狱里伙食比较素，还要劳动，两年后出狱体检时，发现所有指标都正常了。第三，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更要从领导抓起。例如，中央对警卫制度的级别是有严格规定的。但后来有的县委书记下乡也搞警车开道。过去领导同志外出调研一般在机关和宾馆迎送，后来在有些地方不知什么时候发展到当地领导要在省界、市界、县界迎送，比封建时代的地方官要出城十里到接官亭迎接皇帝的钦差排场还大。还有的公检法等执法部门人员，存在说话霸气、执法粗暴的职业特权思想，还一些公共管理和服务部门的人员也存在“近水楼台先得月”和谁不买我的帐就“断水”、“断电”、“断气”、罚款的行业特权思想。前不久网上报道某地有个城市照明管理处的人因为开车违章被交警扣了驾照，结果在上下班高峰时，红绿灯的电就被断了。中央带头反对特权，这些现象自然销声匿迹。
三是抓作风的深入具体前所未有
《八项规定》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每一条规定都不是一般性的原则号召，而是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王岐山在中纪委二次全会上讲“八条规定是常委们坐下来一条一条讨论制定的”。尽管条数并不多，但每一条都切中要害。例如“不安排宴请”的要求如果真能贯彻到底，仅这一条就不得了。因为从改革开放初期起，我们就一直抓公款吃喝问题。《中国青年报》公开发表北京丰泽园饭庄厨师陈爱武检举商业部长王磊在丰泽园大吃大喝十几顿，吃一顿饭交的钱不够买一碗汤的检举信，是1980年10月。当时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商业部长本人当面道歉，并在不久后被免职。可是，30多年来，从规定“四菜一汤”开始，尽管有关禁止公款吃喝的文件发了几十个。可实际上公款吃喝宴请活动却愈来愈普遍，越吃越高档。这里有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带来的消费水平提高的因素，也与社会上和党内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的滋长分不开。甚至形成了一些寄生在公款
消费上的畸形行业。例如那些一桌动辄几万元的高档餐馆，一些可以让单位长期挂帐、成为吃喝玩乐据点，最后以会议费、培训费一笔总结的五星级酒店和度假村等。这也是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却拥有那么多高端消费场所的重要原因之
一。而在其他各种餐馆餐厅，吃不完被倒掉菜肴最多的餐桌，也是以公款付账为主。因为只有吃公家的才会倒掉一大半而不心痛。而在一个世界上耕地最紧、人口最多的国家，每年在餐桌上浪费的粮食，竟相当于40%的城镇户籍人口的两亿人的口粮，是让人嘬舌的。其中有市场供应丰富了、人们腰包鼓了、饿肚子的日子过去了，要面子、讲排场的社会陋习滋长了的原因，也有公款高消费的拉动作用。在座也有很多农家子弟，对于“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感受是很深的。中央采取切实措施消除“舌尖上的腐败”，大家都是衷心拥护的。如果八项规定中的这一条能够长期坚持下去，为几十年来都没能解决的公款吃喝风画上休止符。不仅会极大地改善我们的党群、干群关系，改善党和政府形象，树立干部公仆形象，还会带来很多副产品。第一，有助于公共资源的合理分配。今年我们高校毕业生达到创纪录的699万人，而经济在下行，就业形势非常严峻。而大学生就业是个关系社会稳定的大问题。中东的茉莉花革命，就是突尼斯的一个叫布尔吉巴的失业大学生，推着车无照经营卖水果，被当地的城管没受了车辆，还遭到殴打，一气之下点火自焚而引发的大规模动乱。而美国发生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和法国因推迟退休而引发的骚乱，失业大学生都是其中的主力。据传我国每年在公款吃喝上的消费将近3000亿元。去掉一些公务活动中的必要开支，如果能通过纠风节约下来1500亿元，就可以用这笔钱增加上百万甚至更多的就业岗位，可以办很多改善民生的事。第二，这也会迫使那些靠公款消费获取高额利润的餐饮服务场所，真正向个人消费者转型，因为我们需要拉动的是中国老百姓的消费，而不是公款消费。第三，有助于形成节约粮食、拒绝浪费的好的社会风气，也可以为这个世界减少一些被残忍杀害的野生动物，促进人和自然的和谐。第四，对其他方面的奢侈性消费也是一个有力的遏制。因此，治奢也是和治腐相联系的。前些年在有些领导干部中兴起了一股奢侈性消费之风，有的人名表、大牌服装一身行头就值十几万二十万，分不清他是公职人员还是私人老板。其中有些人是跟风，也有人是精心设计的。一是把这身行头当作收礼的“样品”，告诉别人该给他送什么、送什么档次的东西。被爆出有十几块名表的陕西的“表叔”杨达才，还有南方某省的一个女贪官，被反贪部门搜出了几十个LV包，被称为“LV姐”，都是这样“炼”成的。二是把这作受贿的“价码”。你看我这样一个消费水平，要求我办事，万八千怎么好意思拿得出手。这里面门道很多。很多地方和部门在落实八项规定时，规定领导干部不仅不能相互用公款宴请，也不能随便接受私人老板的宴请。因为很多权钱、权色交易活动、行贿送礼活动，都是以酒局宴请为载体的。最近的清退会员卡活动也是一样。会员卡哪里来的，大都是老板送的。一些富人都要出高额会费、包括有人介绍才能获得的私人会所的会员卡，为什么会无偿地送给我们的领导干部？一个是变相行贿，一个是创造利益勾兑的机会和环境。当然，如果真想搞权钱交易，没有酒局宴请和会所活动也会想出其他办法，但消除这个载体，对于改善政治生态还是有利的。因此，我们说八项规定“牵一发而动全身”，并不过分。
四是一抓到底的决心之大前所未有
针对有人担心八项规定会不会也是一阵风，或流于形式，习近平说，能不能打消干部群众的这个疑问，关键看我们怎么做。他强调要善始善终、善做善成，防止虎头蛇尾。怎样防止虎头蛇尾？总书记讲了七个字：“后续工作要跟上”。哪些后继工作？一要抓惩戒，二要抓制度，三要抓监督。
首先，要把从严治党落实到从严执纪上，要既设“高压线”，又通“高压电”，使心存歪念者不敢越雷池一步。领导要带头执纪，也要重视对违纪的领导执纪，例如珠海格力集团的银企洽谈会。现在已经有2000多名干部因为违犯八项规定而受到处理，表明了我们党转作风建设是动真格的。
其次，作风建设要想不松懈，必须保持“扣越拧越紧”的趋势。因为以往有时的纠风工作出现“虎头蛇尾”的情况，往往和前紧后松分不开。习近平同志在讲话中已经明确表示，八项规定既不是最高标准，更不是最终目的，只是第一步，是共产党人应该做到的基本要求。也就是说，作风建设的要求只会越来越高，越来越严。事实也是如此，继去年12月作出《八项规定》后，今年1月中央又出台了“六项禁令”；3月份新一届中央政府履职之初即做出“三项承诺”； 6月政治局专门会议又要求“七个着力”，并把聚焦解决“四风”问题作为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任务。这一套“组合拳”，呈现出环环相扣、持续发力的总体态势。这就可以有效打消那些想暂且忍一忍，认为“风头”一过就可以故态复萌的人的幻想。
最后，作风建设不仅要内化于思想，外化于行动，更要固化于制度。包括大幅度削减三公费用，在财务预决算制度上“釜底抽薪”。现在很多中央企业的接待费预算已减少40%以上。还要加强审计监督，严格控制报销标准。管住了钱袋子，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就成了无源之水。而“共产党腐蚀收买共产党”现象，本质上也是与经济资源和行政权力高度集中于北京分不开的。因此，李克强同志提出，国务院各部门的1700多项行政审批事项也要再削减三分之一以上。他说这是削权，是自我革命，会很痛，甚至有割腕的感觉，但这是发展的需要，是人民的愿望。因此，转变政府职能也是从根本上转变作风。
四、坚定理想信念 ， 突出“三个自信”
坚定理想信念，最重要的就是要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改革开放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不改革开放会怎样？ 就会像苏联那样亡党亡国。习近平在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说：“我们国家无论在体制、制度上，还是在所走的道路和今天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境遇，都与前苏联有着相似或者相近乃至相同的地方。弄好了，能走出一片艳阳天；弄不好，苏联的昨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分量非常重。其实，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摆脱过去对我们影响很大传统社会主义的制度模式，就是去苏联特色，走自己的路。因此，我想在这部分中通过中苏对比的方式，进一步增进我们对十八大精神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解。
其实在我们建党时，列宁就开始改革十月革命后由军事共产主义转化而来的计划经济模式、他搞了一个“新经济政策”。这个政策的核心是用粮食税取代余粮征集制，用中国人的话说，就是“交够了国家的，剩下都是自己的”，恢复农贸市场，允许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允许私人和外国资本租赁承包中小国有企业，允许
雇工经营等，几乎就是60年后我国城乡改革的预演，连细节都非常相似。由于符合生产力发展要求，改革取得很大成功。斯大林便认为，不用再“向资本主义退却”了。他一直不承认列宁搞的是社会主义，因为马克思、恩格斯没说可以这样搞。认为这只是为了摆脱饥荒的权宜之计。尽管列宁曾强调新经济政策至少要坚持25年，但列宁死后不到5年，斯大林就予以废除，回到国有化和全盘集体化道路上来，结果农民杀掉了三分之二以上的马和牛，直接导致30年代的大饥荒。也就是说，列宁开始的改革，到斯大林就夭折了。而而我国从邓小平、江泽民到胡锦涛，几代中央领导集体都始终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而习近平上任后的头一件事，就是到深圳重走小平同志南巡路，也是要向国内外宣告，中国的改革进程不可逆转。
十八大告还强调要营造党内民主平等的同志关系、民主讨论的政治氛围，这也是我们加强作风建设的重要内容。其中也包含了我们党对苏共历史教训的思考。斯大林当政后，抛弃了列宁的民主作风，搞个人专断，严重毒化了党内风气。部长们都对他怕得要死。卫国战争初期，有一天他半夜打电话给石油、天然气部的部长巴伊巴科夫，厉声地说：“希特勒正在扑向高加索，你得把那里的油井统统给我炸光，一滴油也不能给他留下，否则就把你枪毙掉！”石油部长赶忙说：“是，我马上去办。”这时，斯大林又补充了一句：“要是你把油井统统炸光了，希特勒没来呢，那也得把你毙掉！”巴伊巴科夫被这个两难指令吓得魂飞魄散，一句话都不敢说，立即飞往高加索做好炸井准备，在德军快到达时，才点燃导火索。斯大林同政治局委员之间也没有形成领导集体，而是猫鼠关系。斯大林去世后，有一次赫鲁晓夫作报告批判斯大林搞“大清洗”滥杀无辜。这时台下传来一张条子，赫鲁晓夫打开一看，上面写道 “斯大林在位时，您也是政治局委员，他搞大清洗时您做了什么呢？”话非常尖锐，赫鲁晓夫勃然大怒，举着条子大声问：“这个条子是谁写的？站起来！站起来！”，他大声说了几遍，谁也没有站起来，当然，谁也不敢站起来。会场气氛紧张到极点。过了一会儿，赫鲁晓夫说：“现在明白了吧？当时我就和你们一样，坐在下面连屁也不敢放一个!”在这样一种气氛下，怎么可能形成正常的集体领导呢。
十八大报告强调，要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不让老实人吃亏，不让投机钻营者得利。而苏共在领导人个人选拔干部情况下，必然出现很多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两面人”，使看人“走眼”成为苏共领导共同的致命伤。斯大林从没有认为赫鲁晓夫多能干，最欣赏他农民式的憨厚及对自己无保留的热爱，因为赫鲁晓夫曾在苏共十九大发言时，创造在20分钟发言中歌颂斯大林32次的纪录，平均不到40秒就歌颂斯大林一次。但斯大林作梦都不会想到，死后把他拽出列宁墓的就是赫鲁晓夫。而1964年4月27日。苏共中央隆重庆祝赫鲁晓夫70岁寿辰时。他指定的接班人勃列日涅夫宣读了由所有苏共领导人集体签名的贺信。贺信说“亲爱的尼基塔·谢尔盖维奇·赫鲁晓夫同志，您才度过自己一生的一半岁月，起码还能再活70年，也会活得这么光辉，这么富有成果”。可到10月14日，他就被这些致贺信的人宣布因健康原因而辞职，相隔还不到半年。而赫鲁晓夫下台前的最后申辩中，也眼泪汪汪地说：“同志们，你们说了我这么多问题，可当初会上讨论时，你们谁也没有反对、谁也没有给我指出过呀？” 但在缺乏党内民主的情况下，谁又会斗胆在会上和第一把手争长短是非呢。
导致赫鲁晓夫垮台的最重要因素，是他提出的领导干部任期制和轮换制，得罪了党内既得利益阶层。因此勃列日涅夫一上台就废除了这些措施。到上个世纪80年代初，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弊端已表现到极致，政治局委员的平均年龄超过75岁，总书记都是80来岁重病缠身的老翁。以至在两年四个月中，就有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三位年迈的最高领导人病死在岗位上。头一个领导人咽气了，继任者也只剩下不多几口气了。党员群众不止被刺疼了心，也对苏联的未来丧失信心。人们编政治笑话说，说苏共召开党代表大会时，主持人宣布议程：一、与会代表全体起立，奏国际歌；二，现在把总书记抬进来；三，由播音员宣读总书记报告。意思是总书记老得不能动了，也开不了口了，还死抓住权力不放。也就是这时，邓小平和一大批老一代革命家带头从领导岗位退下来。而我们党的十八大，选举的中央委员平均年龄为56岁，总书记习近平也只有59岁，都是年富力强的时候，正如胡锦涛所说:“我们废除了实际上存在的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确保了国家政权机关和领导人员有序更替。”
还有，我国通过改革开放，实现了消费品市场极大丰富，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成为被短缺经济长期困扰的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唯一例外。无论苏联东欧越南古巴朝鲜蒙古的人，只要第一次踏足北京，就会被琳琅满目和物美价廉的商品而惊呆了，他们做梦都没想到，社会主义国家还有如此丰富的市场。而自称发达社会主义的苏联，把绝大部分资源用于和美国争霸，一方面能把卫星、飞船送上天，一方面消费品供应紧张、货架空空、质量低劣。那时还都是电子管电视机。由于苏联产的电视机经常爆炸。苏联老百姓相互调侃，你要恨谁，就送他一台电视机。苏共执政74年，人们也排了74年的队。全国每年用于排队购买食品牙膏肥皂的时间，相当1500万劳动者的全年工时。人民对苏共的信任，就在这种令人难捱的漫长等待中流失了，耗尽了。据说有个西方记者去采访苏联第一个宇航员加加林，家里没有人。邻居说：“加加林上天了”，记者说采访他夫人也可以。邻居说：“他夫人排队买菜去了。”记者说我可以等，邻居迟疑了一下说：“你最好还是去等加加林，他从天上回来可能还会快一些。”
还有，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但苏共领导人心里却很少装着人民，有一个经济学家叫鲍文，当过勃列日涅夫的助手。他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谈到，他给勃列日涅夫起草党代会报告稿时曾提出，现在低工资的人生活很艰难，建议加上一条“逐步提高低收入者的工资”。这很正常啊，我们的党代会报告每次都有这个精神。
可他却受到了勃列日涅夫的嘲笑。 说他“你真是个书呆子，根本不懂生活。现在苏联没有人光靠工资过日子。记得我年轻时，在技校学习，我们靠卸车挣点零花钱。我们是怎么干的呢？卸三袋就给自己留下一袋。全国各地的人都是这样生活的”。他的逻辑是，既然大家都偷公家的，自然没必要关心他们的收入了。其实正是这种对群众生活的漠不关心，使人们没有主人翁感，才导致这种人们通过损公肥私“自己给自己涨工资”的现象。这是一种恶性循环。当时的苏联工人是这样描述自己和厂长经理的关系的“他们假装发工资给我们，我们假装劳动”。因此，我们党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是对苏式社会主义的“以人为代价”的发展反思分不开的。事实证明，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重要的生命力所在。
十八大报告提出，坚定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和精神支柱。而苏共垮台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丧失理想信念。在苏共领导人中，列宁是最具理想主义色彩的一代共产党人的代表。斯大林犯了很多错误，但本人还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赫鲁晓夫身上的投机性多些，但与之接触过的所有西方政治家，对他的共产主义信仰的坚定性都没有怀疑。因为他在会见西方领袖时，有句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就是“我们将埋葬你们”。而到了勃列日涅夫，便开始发生质的变化。他曾私下对弟弟说：“什么共产主义，这都是哄哄老百姓的空话”。而戈尔巴乔夫则大谈特谈人类共同价值观了。领导人都如此，老百姓对于苏共有关理想信念的宣传，也从冷淡变为嘲讽。有个苏联人家中总是被偷，很郁闷的问邻居：“什么时候我们家的东西才能不被偷？” 邻居说：“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就不会被偷了。” “为什么？” “因为在社会主义阶段就被偷光了。”联系当时苏联权贵阶层大肆侵占国有财产，其政治寓意是很明显的。
最后，我们党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提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关注和改善民生。而苏共领导人，却死搬马克思主义教条，陷在一片空话、套话、官话、大话中。包括印了几百万册的勃列日涅夫的三本回忆录，也是苏共最大的教条主义理论家苏斯洛夫组织作家和历史学家编写的。据说勃列日涅夫在主席团会议上兴致勃勃地说：“大家都说我的回忆录写得不错，是不是也找两本来让我看看。”有一次勃列日涅夫到巴库参加颁奖大会，工作人员忙中出错，递给了他另一个会的讲话稿。由于勃的所有讲话都是差不多的空话、套话，相似度超过85%。他也没走脑子，念了很长一段自己都没发现，还是秘书先发现错了，忙上来扯扯他的袖子，换上另一份讲稿。总书记在大会上把另一个会的讲稿读了半天，当然非常尴尬。为了摆脱尴尬，他笑着对听众说：“同志们，这可不怪我啊。”听众也报以友善的笑声。因为大家都知道，勃列日涅夫所有的讲话、报告，甚至最简单的致词，都要别人准备讲稿。为了不出纰漏，他从不脱稿讲话。以至后来广泛流行一个笑话，说勃列日涅夫去机场迎接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他也照着稿子念：“亲爱的和尊敬的英迪拉?甘地夫人！”这是印度女总理的名字。助手忙提醒说，不对，来的是撒切尔夫人。他也不理，又口齿不清地念了一遍。助手急了，这毕竟是外交场合，那能出这样的错，就要上去纠正，勃列日涅夫生气了，他说：“我也知道这是撒切尔夫人，但这里写的明明是英迪拉·甘地夫人！”。
我们一直生活在中国，很多人可能认为现在所选择的道路、所拥有的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只有与没有改革开放的苏联相比，我们才能更深刻地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那么需要珍惜，作为中国共产党人为什么那么幸运。
五、强化宗旨意识，求实务实落实，
中央政治局《八项规定》的题目是“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这就说明，作风建设的核心是强化宗旨意识，密切联系群众。这是我们党最大的政治优势。邓小平讲过，我们的群众基础，是靠几十年的革命战争打出来的。而东北抗联孤悬敌后14年，牺牲的师以上干部就达上百人，超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两场战争的我军高级将领损失之和，就因为日寇采取了最毒辣的手段，就是通过并大屯和封山，割断抗日联军和人民群众的联系，很多群众都是在冒死进山送粮、送药、送冬衣的过程中被敌人残酷杀害。而杨靖宇、赵尚志等很多抗联领袖，也正是在下山找群众与敌人遭遇和突破封锁的战斗中牺牲。因此，
老一代革命家都深知离开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掩护，我们几乎一天也生存不下去，对人民群众怀有很深的感情。大家都熟悉邓小平的“不管白猫黑猫，抓得住老鼠就是好猫”的名言，其实原话是“不管黄猫黑猫，抓得住老鼠就是好猫”，因为小平同志讲这些话时，中国还没有白猫，是引进波斯猫以后才出现的。小平同志是什么时候讲得这段话呢？就是上个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三年困难期间。面对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的状况，他心急如焚，说不管用什么办法，只要能生产出粮食来，不让我们的农民被饿死，就用。他是在这个背景下讲黄猫黑猫的，是冒着很大政治风险提出的。他两次被打倒，第三次复出后还是选择要为人民做事，而不是做官。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邓小平去东北视察，面对群众生活非常困难的情况，他心情非常沉重，一路上看多讲少，最后对辽宁省委负责人说了七个字：“我们对不起人民。” 这七个字可以说字字千钧。作为党的主要领导人，做出这样沉痛的自省和自责，是前所未有的。要解放思想、改革开放，也许就是这时他下了最后的决心。
实际上，与人民群众的紧密联系、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也是我们改革开放的原动力。大家都知道，农业“大包干”是从安徽的小岗村开始的。那张由闫姓队长带头、十八户人家共同签订的盖满了红手印的的秘密协议，已经作为中国改革的一个重要历史见证，存入了中国历史博物馆。但很多人不知道，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中央政策是怎么出台的。应该说，与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的“两次流泪”分不开。1977年冬，他到淮北农村调研时遇到一个穿破空心棉袄的小伙子，他看天这么冷，就问他有什么困难。想不到他的回答竟然是拉开棉袄，拍拍肚皮：“填饱肚子。”万里说这容易，问他还有什么要求，他说：“把地瓜干换成粮食。”万里半天说不出话来，顿时热泪长流。他想，一个单身的壮劳动力两次提出的要求都是吃饱肚子，那些拖家带口的农民会是什么样子？后来他走进一家农户。看见一个老人和两个姑娘偎在锅灶旁。他和老人打招呼，老人不理，他以为他耳聋，又大声打招呼，老人还不理，旁边的干部赶快告诉老人这是省委书记，老人才慢慢站起来，这时万里反而惊讶地说不出话来，原来老人没穿裤子。万里忙别过脸去招呼两个姑娘，姑娘也不动，这时旁边的干部说，别喊了，她们也没穿裤子，他明白，他们父女三人就这样光着身子,靠锅灶的余温度过寒冷的冬天。万里
来安徽前对这里的困难情况是有思想准备的，但没有想到农民会困难到这样的程度，他不禁再次热泪长流。所以，在1978年夏季丰收之后，当有些人按照二十年来的惯例主张对公社的粮食实行“先国家，后集体，最后社员”的原则来分配的时候，万里就说：“不叫生产粮食的人吃饱饭，最终谁也别想吃饱饭。我在想一个问题，农民种什么我们要管，收入分配我们要管，而且从上管到下，管得那么具体。我们懂吗？我们能管好吗？”“我们有些人搞瞎指挥，什么都管，就是不管农民的死活。”所以当他得知小岗村秘密协议的事后，立即表示了热情的支持。回到北京，他对反对“大包干”的一些中央和地方领导人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但你别把我的独木桥也砍了”。中国农村改革也是整个中国改革的序幕就是这样揭开的。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经济社会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这个基本事实，决定了我们的党和政府，总体上是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信任的。但也必须看到，对群众感情淡薄的现象，也在一部分党员干部中也相当普遍地存在。
更有个别领导干部，在所谓“官场潜规则”浸染下，变成除了关心个人利害，对任何人都没有感情的人。对群众没感情，是因为群众不能决定他升迁；对同事没感情，是因为同事可能成为竞争对手；就是对于自己千方百计进行感情投资的主要领导，也不会有真感情，他们认为，“眼睛向上才能上去，眼睛向下只能下来”、“领导喜欢的会进入领导层，群众喜欢的会留在群众中”。因此只怕上级批评，不怕群众反对，以作秀来代替做事，势必凉了广大干部群众的心。
因此，作风建设最关键的环节，是领导干部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我国当前存在四大社会矛盾，即城乡矛盾、贫富矛盾、劳资矛盾、干群矛盾，其中干群矛盾是起主导作用的。我退下来之前，曾担任过两届中央维稳办的咨询专家。我有个体会。偶发性群体性事件，多数和干部作风不好、导致矛盾激化不开；恶性群体性事件，也就是死了人的事件，不管是造成执法人员死亡，还是当事人在法庭上喝农药身亡，多数和司法不公、执法粗暴分不开；而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往往反映了制度不公或背后的腐败问题。因为制度不公容易导致整个群体的不满，导致一呼百应。而腐败特别是国企改制、征地拆迁中发生的腐败，最能触动社会的神经。这些也是我们党风廉政建设面临的重要挑战。
还有，强化宗旨意识，最终要落实到责任意识上。今年以来重大安全事故频发。主要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四大危险中的“精神懈怠”现象，仍在一些地方和单位相当普遍地存在。“玩忽职守、管理混乱”几乎是每次事件调查中必有的结论；二是经过30多年高速发展后，多种隐患都到了该浮出水面的时候。包括建设过程中腐败多发造成的偷工减料、以次充好，还有只管建设不管维护导致的生产和生活设施老化，线路老化等，包括很多高层住宅的电梯都到了该频繁出事的时候。因此， “责任重于天”是从血的教训中总结出来的。每个党员干部都要以对人民生命财产的高度负责感，认真排查各种安全隐患。所以，在我们党的全部执政活动中，都必须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例如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削弱政府职能、强化市场功能，而是要重新界定两者职能。市场要在资源配臵方面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政府要在基本公共服务、市场监管和社会性监管方面做到位。有人说，现在假食品只要不吃坏肚子，假电器只要不电着人，假药假酒只要不毒死人，就算造假者还“有良心”。有的造假活动甚至到了无处不在的地步。前不久网上流传一个段子。说卡扎菲被反政府武装抓住后，忙声明自己是假的，只是个替身。反政府武装问他：“真卡扎菲去哪里了？” 他说，真的早跑到中国去了。反政府武装生气地说：“胡说！中国哪有真的。”这显然是中国人自己编排出来的。非常夸张，但也反映出群众对一些职能部门执法不力、行政不作为的不满。
坚持宗旨意识，还要有很强的民主意识。有位学者说，共产党的执政基础是什么？是民心，民生，民意。得民心者得天下，要得民心，就要搞好民生；怎么搞好民生，关键看是否合民意。老百姓要有话语权、参与权、监督权、有尊严。十八大报告提出的“新两个凡是”：凡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决策都要充分听取群众意见，凡是损害群众利益的做法都要坚决防止和纠正。”这是我们加强群众工作的重要指导思想。当前从中央到地方的民生投入，用的也是纳税人的钱，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各级党和政府在为群众办实事上，不能有居高临下的“恩赐”思想，更不能进行脱离监督的不规范操作。那些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劳民伤财的形式主义，耗资巨大的形象工程，多是少数人甚至“个人说了算”的产物。只有
“大家的事大家议”，才能兼顾最多人利益，让有限资源发挥最大效用，实现民生工程惠民、利民的初衷。我觉得吴仁宝有段话讲得很好。他说有个来访的外地农村党总支书记问他，为什么这里的群众都听你的，而我们那里的农民却不听我的。吴仁宝说，那是因为我听他们的，而你不听他们的。而且，正因为他们都听我的，所以我说话做事非常小心，生怕做错了；而他们不听你的，所以你怎么说都没有关系。他虽然没有文化，却把权力授受关系讲得非常清楚。群众听领导的，是因为领导知道群众想什么、需要什么，所以他做的事能够顺民心、合民意。这才是做好民生工作的根本。
习近平同志在今年两会结束时还提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要关心人民疾苦为人民办实事。并多次强调要反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就是没有把群众的疾苦真正放到心上，甚至当官做老爷，严重脱离群众；而形式主义的突出特征，就是重形式轻内容，重口号轻行动，重数量轻质量，重眼前轻长远。搞形式主义，势必造成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的浪费，助长弄虚作假、投机取巧的心理和好大喜功的浮夸作风，严重损害党和政府的威信。有人说，现在有些地方是干的好不如讲的好，讲得好不如吹得好，群众说好不如领导说好，导致了两种现象：一个是盲目最求形式，搞得轰轰烈烈、热热闹闹，向上级报功；另一个是干的很一般，但写得很漂亮。干不出来就在汇报材料、总结经验、发简报上做文章。因此，习近平说“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是有很强现实针对性的。他反复强调，要在求实、务实、落实上下功夫。他下去考察有两条基本要求：一个是我必须见真群众，他要求地方不能“导演”，不能搞“培训”。另一个就是要摸真情况，绝不允许弄虚作假，他具体要求到考察的现场哪怕临时添臵一个新板凳都不行，原来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习近平同志是从基层干起来的，对很多作风上的猫腻非常清楚。如果领导下去见到的都是经过培训导演，只会给当地领导评功摆好的群众，看到的都是粉饰一新、甚至家具家电都重新换过的“新农村”，还怎么发现下面工作中的问题、了解群众的疾苦？因此，八项规定提出了几个“精简”：包括精简会议，精简文件、精简简报。同时又提出几个“增多”：包括要多同群众座谈，多同干部谈心，多商量讨论，多解剖典型，多到困难和矛盾集中、群众意见多的地方去。这几简几多，都是要领导干部不要飘在上面，装样子、做虚功，滥表功，而要求真务实，深入实践、深入基层和深入群众之中去，真的集中精力为老百姓做点实事、求点实效。
六、建设廉洁政治，自觉拒腐防变
王岐山同志最近指出，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极为严峻复杂，我们党面临的挑战有的来自国际，有的来自国内，最根本的还是来自党内，不正之风和腐败就是来自党内的挑战之一。这句话的分量非常重。当前，周边一些国家在美国怂恿下对我国进行战略围堵，国际上针对我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明显抬头，而在内外形势影响和调整结构的需要下，国内经济下行、一季度增长率7.4%，二季度7.5%，处于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点。还有重大安全事故和群体性事件频发，意识形态领域各种杂音也很多。面对这么多来自国内外的重大挑战，王岐山同志为什么说最根本的挑战还是来自党内？我认为主要有两点。一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一系列反对特权、深化各方面改革的大动作所带来的利益结构调整，必然会在党内产生一定的反弹，尤其是那些想把经济社会转型中形成的不合理但对自己有利的利益格局长期化、固定化甚至扩大化的人。邓小平讲过改革要摸着石
头过河，他们现在是“摸石头上瘾、不想过河了”，对任何触及自己利益的改革都持消极抵制的态度。如果说，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冲破的主要是思想禁区，现在更需要冲破的是利益雷区。冲过利益雷区的难度和危险程度，远超过思想禁区。尽管改革有风险，但不改革党就有危险。二是王岐山同志说不正之风和腐败就是来自党内的挑战之一，进一步指明了我们面临的主要挑战来自哪里，说明了党风廉政建设在当前全党工作大局中的突出位臵。习近平总书记用了“腐败愈演愈烈、必然亡党亡国”这样振聋发聩的语言，强调“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还有那种危险和挑战比“亡党亡国”的危险和挑战更大呢？
习近平同志最近提出，要好好学习党史国史，说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当年国民党政府的垮台，就和腐败导致的人心丧尽分不开。抗战胜利后，很多沦陷区的大城市居民和知识份子对我们党还不够了解。他们的正统观念还比较强，盼望国民政府的军队去接受。可他们谁都没有想到接收变成了劫收。一些国民党的接收大员肆无忌惮地贪污腐败，捞票子、抢房子、争车子、霸女子、为儿子，人称“五子登科”。人们说“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蒋介石逃离大陆前，痛心疾首地指责国民党内的“五凤”：一是做官不做事；二是有私利而无公利，有小我而无大我；三是重权位而不重责任，享权力而不尽义务；四是有上层而无基础，有党员而无民众，骄奢淫逸，自高自大，而不知民众疾苦，与民众相隔离；五是有组织而无训练，有党章而无纪律，有议案而无行动。他说：“党员几乎成了一个特殊阶级，党在实际上不能帮助民众，当然不能够领导民众，民众感觉不到党的存在于他们有什么好处，不但对党冷漠，甚至产生反感。”他哀叹说：“老实说，在古今中外任何革命党都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颓唐腐败；也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的没有精神，没有纪律，更没有是非标准，这样的党早就应该被消灭被淘汰了。”而同时，他也直言不讳地流露出了他对共产党的欣赏。称赞共产党的组织性、纪律性和精神道德。他认为，共产党不仅认真研究和讨论问题，而且踏踏实实地完成任务。“他们不容有一丝含糊笼统的观念，决不允许哗众取宠，半途而废。”而相比之下，“我们一般干部不用脑筋，既不精细，又不确实……所以要陷于失败。” 而面对腐败的发展蔓延，回天乏术，被历史所淘汰，并非偶然。
现在我们党已经执政60多年了。如何走出历史的周期律，腐败和脱离群众同样也是我们需要高度关注的问题，而且很多危险是现实存在的。 粉碎四人帮时曾奉叶帅之命率队接管新华社的老一辈革命家耿飚，大家都知道，习近平当过他的秘书。在耿飚的回忆录中曾谈到一件事，他退下来后曾重返半个世纪前战斗过的陕甘宁陇东某县。晚饭后，他住的招待所外忽然人声鼎沸，黑压压来了一群“告状”的老百姓，诉说他们对一些县乡干部的不满，怎么劝说也不肯离开。这个县干群关系的恶化，使耿飚同志感到震动，也深为痛心。耿飚同志召集省地县的同志讲了一次话——不批评、不责备、却讲了一件往事，提了一个问题：50年前，耿标同志任副旅长的129师385旅就驻扎在这里，一个战士损害了当地群众的利益，而且还很严重，旅部决定按纪律枪毙他。老百姓知道了，也是“黑压压”来了一大群人，为这个违纪的战士求情。耿飚对父老乡亲们说，纪律是必须坚决执行的。于是老百姓都跪下了，哭着说共产党都是好人，就饶了这个战士，让他带罪立功、上前线多杀几个鬼子吧！耿飙反复说明八路军的军纪，可老百姓一个也不起来，最后，耿飙只得流泪接受了群众的要求。故事说完了，耿飙激动地大
声问道：“现在，我要问问在座的你们这些人，不管哪一个，如果犯了事，老百姓还会替你们求情吗？”耿飚一问惊人，全场鸦雀无声，很多人面有愧色……
为什么这些年来很多地方都出现了“毛泽东热”？中国老百姓有句非常精辟的语言：“老鼠多了，自然就会想到猫”。人们对毛泽东的怀念，实际上就是对社会公正的怀念，对干部廉洁的怀念。因此，十八大报告提出“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语气之冷峻，表明中央对当前党风廉政状况的清醒认识，并再次为全党敲响警钟。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正是在深刻体察人民群众心声的基础上，把推进作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作为打开局面的突破口，并提出“建设廉洁政治”，要求“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
总书记强调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更非常形象地指出了我们反腐败斗争的两个重点。主要指那些位高权重的腐败分子。
“苍蝇”则是指那些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活动。其特点是相对而言量大、面广，个案金额未必高，但由于直接侵害人民群众的利益，也会严重破坏党群、干群关系，威胁我们党的执政基础。不久前习近平同志到国家重点贫困县——河北省阜平县看望困难群众时，就对群众反映的扶贫款项被截流和挪作他用，表示非常不满意，甚至愤怒。他说，这是犯罪行为。必须坚决杜绝，坚决反对，坚决查处。三个“坚决”的背后，是浓郁的人民情结。
此外，针对海外同胞反映强烈的一些国内贪官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一掷千金地购臵豪宅，把家人、赃款都提前转移境外，自己留在国内怀揣几本护照当“裸官”、一有风吹草动拔脚就走的现象，二次全会做出了两项决定。一个是明确要求加强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的管理和监督。过去我们常说，“跑了和尚跑不了庙”，现在他们把庙都提前给搬走了，对这些随时可能开溜的和尚自然得看紧点，最早是深圳首先规定裸官不能当第一把手，就是不能让他们有太大的权。另一个是要完善国（境）外办案合作机制，加大防逃、追逃、追赃力度。当然客观地讲，也不很容易。因为只有国内的贪官把赃款藏到境外去，没有国外的贪官把赃款藏到中国来。人家可以为我们追赃，我们不能为人家追赃，人家就没有积极性。所以国际反腐败公约有个规定。就是如果人家配合你追回了10亿美元的赃款，你不能全拿走，至少要留下20%，也就是2亿美元的办案费用。这还是比较规范的国家。如果这个贪官很狡猾，逃到非洲、南美和一些很穷的岛国，有的要价就更高了，最高达50%。现在美国要求一些国家引渡贩毒集团也是这样。我们知道，一个贪官要把赃款转移到境外，首先要通过一定的途径把钱洗出去，要在当地投资，搞合法的居留身份，即已经挥霍掉了大量的赃款，所以我们经常只能追回赃款的一小部分。但我们党已经下了决心，就是他们逃到天涯海角，代价再大也要抓回来绳之以法，总之，决不让这些依靠盗窃自己的祖国暴富的人跑到国外去当寓公，去享受下半辈子。下一步全国人大的一项重要立法工作，就是要制定和审议通过“国家反腐败法”，进一步和国际接轨。只有我们断了腐败分子外逃的后路，才有利于我们在国内根除腐败。
习近平同志强调，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的重要思路。大量事实证
明，从严执纪固然可以有效遏制腐败，但腐败的实质是以权谋私，如果管不住权力，仅针对各种具体的以权谋私行为发禁令，必然堵不胜堵、防不胜防，迫使纪律越订越多、越订越琐细，而相比随着形势变化出现的各种花样翻新的以权谋私活动，永远至少慢半拍。因此，要从根本上铲除腐败滋生蔓延的土壤，管住权力是根本。上海的周立波有他的毛病, 但他谈腐败是因为权力缺乏制约监督，比喻得就很生动。他说：“这如同一个餐馆请了一个饿汉来看馒头，还是肉馒头，还要求他值班，还是值夜班，而且是一个人值夜班，会发生什么情况，当然可想而知，要是我，我也吃。”让人们在捧腹大笑中引发思考。
我们还必须看到，惩治和预防腐败，是为我们的建设事业保驾护航，同时也是保护干部。习近平同志最近语重心长地说,我们国家培养一个领导干部，比培养一个飞行员的花费要多得多,而更多的还是我们倾注的精神和精力。但是,一着不慎就会毁于一旦。的确，特别在个别政治生态恶化的地方，是与非、罪和非罪的界限都被“从众心理”搞模糊了，在有的地方甚至造成“不查都不算问题，要查都有问题”的混沌状态。如果领导干部头脑不清醒，立场不坚定，很容易经不住诱惑而失足。例如黑龙江的韩马大案。当时的省纪委书记杨光洪同志告诉我……5万和5千，吉林靖宇县的李铁成。争论的结果。风不清气不正，毁掉的不是一个干部，可能是一批干部、一片干部。从这一点看，建设廉洁政治也非常重要，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只有风情气正才能保护干部，保护我们党的事业。
当然，保护干部不等于包庇腐败。现在有很多地方的主要领导，不愿自己负责的部门出事，对有些已触犯党纪国法的的腐败案件，也以不要影响发展等种种理由阻挠立案。但大量事实证明。我们近年来揭露和惩处的一些巨贪，多数在工作上都是精明强干甚至颇有建树的。他们的胆大、有魄力，既体现在工作上，也表现在贪污受贿上。例如安徽双轮集团原董事长兼总经理刘俊卿，当年接手的只是个作坊式的小酒厂。接手不到3年，该厂就成为涡阳县第一利税大户，他也觉得自己了不起，仿照文革期间建的领袖像。在酒厂门口竖起了一块两层楼高的刘俊卿像，也是面带微笑向群众挥手致意，一个地方国企的领导把自己膨胀到这个地步，不出事才怪呢！在这期间地方领导和监督部门不是没有接到过举报，也不是举报事实不清，但双轮集团上交的利税占县财政70％，每10个涡阳县城人中，就有3个是直接或间接为酒厂工作。企业一旦出问题，对当地经济发展和干部群众收入会影响很大。有关部门由于被各种利害关系蒙住了双眼，总是从“保”和“捂”的立场出发考虑问题。而一再姑息的结果，导致本人在化公为私上的进一步恶性膨胀，又使问题的总爆发带有必然性。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深刻教训。
习近平总书记最近谆谆告诫各级领导干部，要提升自我境界,坚定理想信念,保持高尚情操。他说,现在的社会,诱惑太多,围绕权力的陷阱太多。因此，我们每个人至少要守住自己作为执政党领导干部的职业道德底线。自觉地做到拒腐蚀，永不沾，而绝不能心口不一，说一套做一套。薄熙来主政重庆时，《重庆日报》曾报道他即兴背诵毛泽东的《纪念白求恩》，要求重庆的党员干部“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而薄熙来案发后，《重庆日报》说他本人其实上是“一个用人失察的人、一个严重违纪的人、一个涉嫌犯罪的人，一个与多名女性保持不正当关系的人”。非常具有讽刺意味，大家都知道最近在重庆发生的从雷政富开始的21名身陷不雅视频的厅级领导干部和国企高管被免职事件。大前天雷政富已经开始在重庆中院受审。
有位其他省的领导曾在会上“敲打”台下的厅局级干部说：“重庆那事儿，你们别当笑话看，别以为跟自己没关系，你们都要扪心自问一下，如果你们收到那个女人的色诱短信，你们会不会上钩，你们就能确定自己能抵制住这样的诱惑?” 1月28日《人民日报》就此事发表的评论更是振聋发聩，有两句话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未来将是官员的”高危期”，因为整个仕途从此装满“摄像头”。
在这里，我想简单谈谈“情妇现象”。看起来这是不该登大雅之堂的个人私事，但现在栽倒在这上面的干部确实越来越多，有统计反映，失足的领导干部中90%以上都有情妇。有位犯错误的领导干部曾到他在这事上的切身感受，我认为他讲的很好。也想在这里和大家谈一谈。他说，透过感情的面纱，除少数例外，所谓“情人”对包养她的领导干部一般是没有道德和信义负担的。这并不奇怪，因为她和你来往的功利性目的本来就十分明确，否则，人家一个二十多岁、如花似玉的女孩子为什么会看上一个比自己的父亲岁数还大的老头呢？而且包养情妇的领导干部，在后者心目中的“安全感”是绝对不高的。因为你可以冷淡自己的妻子，对在地位上更要等而次之的她来说，也早晚会有厌倦的一天。而她们改变自己经济地位的捷径，也是要抢抓机遇，尽可能地从你身上榨取最多的利益和金钱。而你则会背上远超过自己还款能力的债务。你除了利用权力攫取非法收入外，没有别的出路。她知道你有四处“死穴”：一怕老婆知道、二怕组织过问、三怕对头利用, 四怕网络爆料。抓住这四条，你就会变成她的人质。当目的不能达到时，有时她们的出手之狠，会使你感到像不认识她。她可以毁掉你的家庭、名誉，包括你几十年奋斗换来的一切。而那些精心策划，要取你妻子的地位以代之的“情人”，就更可怕。你千万不要以为，自己答应和老婆离婚、和她结婚，只是逢场作戏，随口说说而已。对这样的承诺，她一定会逼你兑现的。 “养小蜜的成为老公”绝非偶然。这位领导干部说，让他最痛彻心肺、懊恼万分的感受，也可以浓缩为七个字：“上手容易脱手难”！为了寻找“年轻的感觉”，不得不付出昂贵的代价。他说，情妇和你的妻子不同。妻子是与你患难与共、风雨同舟一路走过来的。她再爱钱，一般也知道危害你的事、危害家庭儿女的事不能做。但情妇则不然。她为了最大限度地挤干你，可以完全不计后果。当你已失去利用价值时，她甚至在潜意识里认为把你送进监狱，也不失为甩掉你，投身他人怀抱的办法之一。因此，当你失去笼罩在身上的光环和权力地位时，不会弃你而去的只有你的妻子——这个世界上真正对你最好的人。我觉得，如果不是一个身受其害的人，是说不出这样深刻的话的。当然，他的感受也不是没有偏颇之处，就是有些重弹红颜祸水的老调，把责任都推给女方，问题首先要从领导干部自身去寻找。而且客观地讲，也不能绝对排除有“痴情女子负心汉”类型的。2006年，深圳有个国企老总被带到北京两规，他因为事发突然，很多问题还没有来得及掩盖，便高价收买了个别监管人员替他打电话求救，他怕连累妻子，告诉的竟然是情妇的电话号码。而后者接电话后，竟组织男方的亲属和企业员工共十几个人来北京救人，还制定了三套营救方案，最后冒充送饭的敲开门，控制了监管人员，硬把他从两规的地方抢了出来，后来在逃亡的火车上被抓，这个“小三”作为组织者自然也被判了刑。判决后记者问这个20多岁的湖南妹子，你是不是感到后悔。她说：“做都做了，有什么后悔的”。于是很多网民主张评选她为2006年感动中国人物。虽然是调侃，也说明这样的情妇确实如凤毛麟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