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伟大的人格魅力
司马迁是一个史官，对于那样一个泱泱大国，他所能作的多半是记录。比起和他同时代的许多官员相比，他可以改变得的东西相当有限，而其性格更决定了他在政治上的劣势。客观的讲，后人纪念司马迁，既是对他的尊敬，也包含了许多同情，这让司马迁成为了历史上一个典型的悲情英雄。不是战死沙场，而是心被淹没在一个所谓“盛世”的大汉。
司马迁的憎恶分明是大部分人爱他的主要理由，但这四个字却远远不能概括司马迁的全部。之所以他的名字能够和他的《史纪》一起被载入史册，不仅因为他有一颗心怀天下的赤诚之心，更重要的是他做到了一个史官和一个人的境界——真。
我愿意把这种真概括为一种“实录精神”，这种精神源于他父亲临终前的嘱咐，也一直延续到司马迁生命的终点。
为了得到历史最真实的素材，司马迁走遍神州万水千山，以最近的距离去接触每一个历史人物，我们今天才得以将《史纪》奉为历史真实公正的范本。从技术上讲，司马迁收集史料的方式是原始而落后的，没有碳14定位仪，没有多少人的协助，也没有今天史学家们系统的理论知识，他能做的只是朴实的记录。 面对现实，记录现实看上去不及征伐疆场将领之勇，也不及社稷江山帝王之智，但司马迁的一生却告诉我们记录者的力量。王侯将相、布衣百姓只不过是历史中的一个又一个等质量的元素，真实的呈现对于司马迁既是一位史官的职责，更是他胸中最大的心愿
中国的历史从来不缺创造者，他们在历史的巨钟上猛敲，要让后人也能听到余音。历史让我们记住了他们，可谁又让我们记住历史？司马迁正是用它这种对呈现真实的执着让后人记住了历史，也记住了这本巨制背后的那个曾受腐刑的司马迁。
比了解到真相更难的是把真相说出来，而钱与权正是说出真相最大的阻碍。幸运的是，历史人物不会因为自己的丑像被暴露而找司马迁算帐，但他所经历着的汉武帝却也着实考验者他作为一个史官的秉性——而他做得很好。
如果司马迁活在今天，他也许会做一个记者，估计还会拿到普利策奖。而如果他仍身在中国，他的处境恐怕会更加尴尬。司马迁死后两千多年，我们民族和国家的实录精神究竟有多少长进？而我们这个社会、这个国家是否有足够的肚量去容纳实录者的存在？这些问题着实让两千年后的我们汗颜。
实录精神的存在需要社会的宽容，也需要实录者的勇气，而一个宽容的社会也注定会增加实录者的勇气。记录现实比记录历史更需要勇气，因为现实中的丑陋者从来害怕让人知道自己的丑陋，而记录也远远不止于美丑之辩！不要说记录者代表正义，但起码应该代表事实——这是记录的最低要求，也是最高要求。呈现真实是一个技术活，但更是一种精神、一种理念。
看看我们的记录者，我们的作家们、导演们、记者们。他们是否在记录？如果没有，是不敢吗？还是不愿意？还有有某种无形的力量在阻碍他们，让他们选择了服从或迁就？从这点上说，司马迁是他们的老师，也是我们所有人的老师。
除此之外，司马迁的人格魅力还在于他的生死观。
终于说到了生与死的话题。这是一个和宇宙和天空一样严肃和神秘的话题。我觉得这不仅是将司马迁与但丁联系起来的东西，而且是将整个历史伟人的命运联系起来的东西。这个哲学命题在这两个人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在我看来，他们本身就是一种哲学。他们的一生向我们展示的是生之重，死之轻，肉的痛苦和灵的升华。他们告诉人类和历史，我们应该轻蔑什么，信仰什么，对什么真诚，对什么漠视，对什么执著，对什么超脱。这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神秘关系，人类生存的永恒课题。卡莱尔曾经说过，人类的历史就是伟人的历史，历史只是这些伟人思想的外部反应。唯物主义者说这是一种唯心史观。可是，当我们现代人折服于这些几千年来依然鲜活的思想，不由自主地仰视这些伟人的时候，我们清楚：人民是历史的主人，但是伟人在历史中的作用是不可磨灭的。
“人是要有意义的，有意义就要好好活，好好活就有意义”这是电视剧里的一句台词，在这里我要以之用审视的目光来斟酌一下受千古颂扬的司马迁的生死观。
一个人是否挥手道侮辱，并不是自己可以决定的，但如何对待侮辱，却由自己决定。谁都有在两极之间作出自己选择的权利，而且选择的标准是由自己掌握的。制约选择的主要因素是一个人将如何对待尊严。 著名作家老舍先生在徘徊很久之后，自沉于太平湖。这是1966年8月25日发生的事情。两天之前，他遭遇了难以接受的咒骂和殴打，他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他反复考虑，上下求索，百思不得其解。他感到世界的肮脏。他显然已经很厌恶它了，遂决定离开它。
在我看来，老舍先生选择了死，实际上就是选择了尊严。当他感到这个世界不能让人尊严地活着的时候，他认为这样的世界就不值得留恋了，就可以放弃。也许老舍先生的所想并不这样简单，也许他自沉太平湖的行为，就是他的唯一注释。
“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看来，司马迁是不愿意轻易地慷慨赴死，它对于自己的生与死所造成的影响，有着清醒的认识，假如伏法受诛，若九牛之一毛，与蝼蚁何异？而世又不与能死节者比，特以为智穷罪极，不能自免，卒就死耳。假如受死，也则无价值可言。又会失名失节且不免受嘲笑。所以他勇敢地坚强地选择了活下来。
司马迁处污秽之中，隐忍苟活，当然是为了实现他的理想，其理想是继承父亲的，而且他曾经对父亲作了实现它的承诺。在实现之前他必须要活着，所以当其受罪之时毅然选择了接受宫刑的耻辱，司马迁之所以能够选择这样的生存状态，是基于一个深刻的考虑，他认为光荣的建树是会抵消耻辱的。那么司马迁到底怕死吗？实际上他是既不怕死，也不怕活着。不怕活着的思想是中国人富于特色的思想。有一个著名的挽联便显示了这样的思想，其上联曰：追求民主科学过了四五还有五四，下联曰：热爱光明热爱自由不怕活着何惧死亡。
然而我们却不能简单地褒贬老舍先生的轻生的价值，而只一味地高扬司马迁的隐忍苟活创造奇迹的伟大的精神和魅力。因为每个人都有其选择生与死的方式，我们都应该尊重他们的选择。由于历史的演绎和解读，人们似乎已经把司马迁上升为一种精神，那是他独特的而我们又难以深刻理解的人格魅力。
正如伟大的哲学家苏格拉底那样，苏格拉底说：肉体是灵魂的坟墓，但死却能把灵魂从它的坟墓之中解放出来，并使灵魂进入一个光明的境界。在他看来，死是哲学家最后和最重要的自我实现，是求之不得的，因为死打开了知识的大门。他用自己的生命捍卫了他对法律的信仰，虽然他对这样的法律判决不屑一顾。苏格拉底的行为并非逞匹夫之勇，而是源自更深层次的法律信仰。这种信仰使其面对千夫所指依然能够保持”合乎理性”而不是歇斯底里的自信，使他面对即便是缺乏公正的暴民判决时，依然遵守。维护希腊城邦的制度似乎是那么的重要，但是苏格拉底之死在却引起的是两项重大质疑的发生：一是对民主政治发生质疑；二是对大众判断能力发生质疑。他的死是那么的震撼人心，他的精神是那么的具有冲击力，他以死换来人们对人生社会以及一切的反思以及真正地打开了知识的大门。
同样都是伟大的人，苏格拉底与司马迁从各自的价值观出发，走上了各自要走的路，并完成了自己完美的人格。一个以死来寻求哲学家的归宿来捍卫了法律的尊严，他引起了人们对社会的反思和促进了历史的伟大发展；一个则以残躯之身完成“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而得到世人的敬仰和顶礼膜拜，他同样地极大地促进了社会历史的辉煌，不过遗憾的是，似乎人们对他的敬仰更多的是由于他的著作，而比较少重视他的人格魅力问题。
对于司马迁的生死取向，我更看到了他内在的一些品质，那便是正直勇敢和诚信，这些表现在他的直言不讳地为李陵的“辩护”以及写史的态度，那是一股清爽的泉，激情的热火，使我们好好反省的魅力。
司马迁伟大的人格魅力
司马迁是一个史官，对于那样一个泱泱大国，他所能作的多半是记录。比起和他同时代的许多官员相比，他可以改变得的东西相当有限，而其性格更决定了他在政治上的劣势。客观的讲，后人纪念司马迁，既是对他的尊敬，也包含了许多同情，这让司马迁成为了历史上一个典型的悲情英雄。不是战死沙场，而是心被淹没在一个所谓“盛世”的大汉。
司马迁的憎恶分明是大部分人爱他的主要理由，但这四个字却远远不能概括司马迁的全部。之所以他的名字能够和他的《史纪》一起被载入史册，不仅因为他有一颗心怀天下的赤诚之心，更重要的是他做到了一个史官和一个人的境界——真。
我愿意把这种真概括为一种“实录精神”，这种精神源于他父亲临终前的嘱咐，也一直延续到司马迁生命的终点。
为了得到历史最真实的素材，司马迁走遍神州万水千山，以最近的距离去接触每一个历史人物，我们今天才得以将《史纪》奉为历史真实公正的范本。从技术上讲，司马迁收集史料的方式是原始而落后的，没有碳14定位仪，没有多少人的协助，也没有今天史学家们系统的理论知识，他能做的只是朴实的记录。 面对现实，记录现实看上去不及征伐疆场将领之勇，也不及社稷江山帝王之智，但司马迁的一生却告诉我们记录者的力量。王侯将相、布衣百姓只不过是历史中的一个又一个等质量的元素，真实的呈现对于司马迁既是一位史官的职责，更是他胸中最大的心愿
中国的历史从来不缺创造者，他们在历史的巨钟上猛敲，要让后人也能听到余音。历史让我们记住了他们，可谁又让我们记住历史？司马迁正是用它这种对呈现真实的执着让后人记住了历史，也记住了这本巨制背后的那个曾受腐刑的司马迁。
比了解到真相更难的是把真相说出来，而钱与权正是说出真相最大的阻碍。幸运的是，历史人物不会因为自己的丑像被暴露而找司马迁算帐，但他所经历着的汉武帝却也着实考验者他作为一个史官的秉性——而他做得很好。
如果司马迁活在今天，他也许会做一个记者，估计还会拿到普利策奖。而如果他仍身在中国，他的处境恐怕会更加尴尬。司马迁死后两千多年，我们民族和国家的实录精神究竟有多少长进？而我们这个社会、这个国家是否有足够的肚量去容纳实录者的存在？这些问题着实让两千年后的我们汗颜。
实录精神的存在需要社会的宽容，也需要实录者的勇气，而一个宽容的社会也注定会增加实录者的勇气。记录现实比记录历史更需要勇气，因为现实中的丑陋者从来害怕让人知道自己的丑陋，而记录也远远不止于美丑之辩！不要说记录者代表正义，但起码应该代表事实——这是记录的最低要求，也是最高要求。呈现真实是一个技术活，但更是一种精神、一种理念。
看看我们的记录者，我们的作家们、导演们、记者们。他们是否在记录？如果没有，是不敢吗？还是不愿意？还有有某种无形的力量在阻碍他们，让他们选择了服从或迁就？从这点上说，司马迁是他们的老师，也是我们所有人的老师。
除此之外，司马迁的人格魅力还在于他的生死观。
终于说到了生与死的话题。这是一个和宇宙和天空一样严肃和神秘的话题。我觉得这不仅是将司马迁与但丁联系起来的东西，而且是将整个历史伟人的命运联系起来的东西。这个哲学命题在这两个人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在我看来，他们本身就是一种哲学。他们的一生向我们展示的是生之重，死之轻，肉的痛苦和灵的升华。他们告诉人类和历史，我们应该轻蔑什么，信仰什么，对什么真诚，对什么漠视，对什么执著，对什么超脱。这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神秘关系，人类生存的永恒课题。卡莱尔曾经说过，人类的历史就是伟人的历史，历史只是这些伟人思想的外部反应。唯物主义者说这是一种唯心史观。可是，当我们现代人折服于这些几千年来依然鲜活的思想，不由自主地仰视这些伟人的时候，我们清楚：人民是历史的主人，但是伟人在历史中的作用是不可磨灭的。
“人是要有意义的，有意义就要好好活，好好活就有意义”这是电视剧里的一句台词，在这里我要以之用审视的目光来斟酌一下受千古颂扬的司马迁的生死观。
一个人是否挥手道侮辱，并不是自己可以决定的，但如何对待侮辱，却由自己决定。谁都有在两极之间作出自己选择的权利，而且选择的标准是由自己掌握的。制约选择的主要因素是一个人将如何对待尊严。 著名作家老舍先生在徘徊很久之后，自沉于太平湖。这是1966年8月25日发生的事情。两天之前，他遭遇了难以接受的咒骂和殴打，他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他反复考虑，上下求索，百思不得其解。他感到世界的肮脏。他显然已经很厌恶它了，遂决定离开它。
在我看来，老舍先生选择了死，实际上就是选择了尊严。当他感到这个世界不能让人尊严地活着的时候，他认为这样的世界就不值得留恋了，就可以放弃。也许老舍先生的所想并不这样简单，也许他自沉太平湖的行为，就是他的唯一注释。
“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看来，司马迁是不愿意轻易地慷慨赴死，它对于自己的生与死所造成的影响，有着清醒的认识，假如伏法受诛，若九牛之一毛，与蝼蚁何异？而世又不与能死节者比，特以为智穷罪极，不能自免，卒就死耳。假如受死，也则无价值可言。又会失名失节且不免受嘲笑。所以他勇敢地坚强地选择了活下来。
司马迁处污秽之中，隐忍苟活，当然是为了实现他的理想，其理想是继承父亲的，而且他曾经对父亲作了实现它的承诺。在实现之前他必须要活着，所以当其受罪之时毅然选择了接受宫刑的耻辱，司马迁之所以能够选择这样的生存状态，是基于一个深刻的考虑，他认为光荣的建树是会抵消耻辱的。那么司马迁到底怕死吗？实际上他是既不怕死，也不怕活着。不怕活着的思想是中国人富于特色的思想。有一个著名的挽联便显示了这样的思想，其上联曰：追求民主科学过了四五还有五四，下联曰：热爱光明热爱自由不怕活着何惧死亡。
然而我们却不能简单地褒贬老舍先生的轻生的价值，而只一味地高扬司马迁的隐忍苟活创造奇迹的伟大的精神和魅力。因为每个人都有其选择生与死的方式，我们都应该尊重他们的选择。由于历史的演绎和解读，人们似乎已经把司马迁上升为一种精神，那是他独特的而我们又难以深刻理解的人格魅力。
正如伟大的哲学家苏格拉底那样，苏格拉底说：肉体是灵魂的坟墓，但死却能把灵魂从它的坟墓之中解放出来，并使灵魂进入一个光明的境界。在他看来，死是哲学家最后和最重要的自我实现，是求之不得的，因为死打开了知识的大门。他用自己的生命捍卫了他对法律的信仰，虽然他对这样的法律判决不屑一顾。苏格拉底的行为并非逞匹夫之勇，而是源自更深层次的法律信仰。这种信仰使其面对千夫所指依然能够保持”合乎理性”而不是歇斯底里的自信，使他面对即便是缺乏公正的暴民判决时，依然遵守。维护希腊城邦的制度似乎是那么的重要，但是苏格拉底之死在却引起的是两项重大质疑的发生：一是对民主政治发生质疑；二是对大众判断能力发生质疑。他的死是那么的震撼人心，他的精神是那么的具有冲击力，他以死换来人们对人生社会以及一切的反思以及真正地打开了知识的大门。
同样都是伟大的人，苏格拉底与司马迁从各自的价值观出发，走上了各自要走的路，并完成了自己完美的人格。一个以死来寻求哲学家的归宿来捍卫了法律的尊严，他引起了人们对社会的反思和促进了历史的伟大发展；一个则以残躯之身完成“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而得到世人的敬仰和顶礼膜拜，他同样地极大地促进了社会历史的辉煌，不过遗憾的是，似乎人们对他的敬仰更多的是由于他的著作，而比较少重视他的人格魅力问题。
对于司马迁的生死取向，我更看到了他内在的一些品质，那便是正直勇敢和诚信，这些表现在他的直言不讳地为李陵的“辩护”以及写史的态度，那是一股清爽的泉，激情的热火，使我们好好反省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