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国防科技信息网
作者： 木 寸 中国船舶信息中心
[据美国国防工业协会杂志2016年8月刊报道]当去年美国国防部长卡特首次访问硅谷推进创新议题时，他向斯坦福大学的听众表示国防部是知识产权保护的坚定支持者。然而，他的声明并不代表实际的知识产权政策，两者的背离预示着国防部拓展创新外延的举措很可能是徒劳的。
美国国防部采办政策主要见诸法令、规定、发布的指导方针、培训和国防媒体。国防部竞争指南包含一大块知识产权策略，指导政府合同官为广泛的知识产权事务构建应对策略，这被视为消除竞争障碍的关键机制。卡特首次访问硅谷后一个月，时任空军首席采办官的比尔·普兰特表示，如果政府项目办公室不拥有自己的技术底线，就不可能成功地开发、采购和部署可改造的敏捷能力。在里根防务论坛上，国防部首席采办官弗兰克·肯德尔表达过以下观点，工业部门使用知识产权作为获取竞争优势的武器。
卡特在首次访问硅谷时就意识到，知识产权经常是一家公司持有的最重要、最有价值的资产。投资银行家、股市分析师和风险投资家很大程度上基于公司知识产权组合和新产品赢利能力来估值一家公司。国防部2001推出的知识产权指导书中也提到，“公司保护知识产权如同农民保护种子一样重要”。
《2012财年国防授权法案》授予政府新权力，以利用政府合同执行过程中产生的数据以及将物品分离并重新整合到重大项目所需的数据，即使这些物品是商业产品。这些已经写入新法令的权力始终未得到贯彻执行，直到今年6月16日最终纳入国防部规章制度。这些新权力将要生效的预期使国防工业基础不安，也给非传统国防工业基础以警示。然而，众议院版《2017财年国防授权法案》限制了一些这样的规则，将很大程度上抵消2012财年法令的威胁。同时，《2016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创建的政府工业咨询委员会正在审查国防部所有的知识产权政策和数据权力，以支撑潜在的立法行动。
政府认为，控制知识产权、消除竞争优势能够使创新者“同水平”竞技，从而促进竞争。政府避免单源供应商或“供应商锁定”的策略也与之紧密相关。这些策略要求创新者将知识产权分配给第三方，以创造竞争并改变采购源。如果仅局限于单独承包的过程，这种政策的逻辑是可以理解的。但这种策略没有充分考虑对潜在创新者带来的影响。国防业务委员会捕捉到了目标和政策之间的分离，总结到“当前知识产权规则打压了企业的上升潜力，破坏了本来应该从创新投资中获得的竞争优势”。
潜在创新者在决策时考虑的风险还包括：政府逆向工程软硬件的策略，技术可能被列入国际武器运输监管列表。空军已在多个创新中心推进逆向工程和3D策略，不断吹捧新兴的打印发动机部件和电子产品的能力。去年，国防部悄然实施一项规则，默认将国防部资助开发的所有电子产品归类为国防物品，不管其应用于军事、商业，还是军民两用目的，这将严重削弱商业潜力。
国防部必须确保其拥有所需的数据权力，以操作和维修它所购买的设备。这不同于商业买家购买汽车、商用飞机等技术产品，因为这些买家不需要了解设计和制造的细节，以供第三方获得数据后参与与初始卖家的竞争。商业买家也不需要遵守长达18万页的国防采办法规。
军事采办和操作在某些方面是独特的，但并不清楚这样的差异就需要针对知识产权政策的过度立法。但清楚的是，当前知识产权政策正日益隔绝国防部与外部创新源。竞争指南警告称，要求过多的数据权力“可能产生严重的负面结果”；肯德尔去年在布鲁克林的演讲中也提到，“技术是一项独特的挑战，因为国防部的架构使其难以吸引众多美国的技术公司”。
最终，国防部知识产权政策的充分性应基于其实现预定目标的有效性进行评判。与潜在同级别竞争对手相比，美国通常在数量上表现出不足，必须依赖压倒性的技术优势。美国永远不会把士兵投入到势均力敌的作战中。但冷战时期建立的主导地位正快速被侵蚀，国防部已采取了广泛的新策略去弥补。当前策略假定创新之路不过是扩大外延或加强教育，并不需要实质性的政策或文化上的改变。结果就是，国防部寻求“通过卓越技术和技术创新实现主导能力”，但更大范围接触前沿创新者和技术主导地位复兴的期望正越来越遥远。
前国防工业政策局局长布雷特·兰伯特观察称，“对于采办，国防部始终视自己为监管者，而不是市场跟随者。这种认识越来越被证明是错误的”。国防部必须平衡知识产权政策，做一个更好的客户和更佳的买家。国防部领导层努力接触私营部门，迈出了积极的一步，但要重获技术优势还需要更综合的解决方案。国防部必须成为一个令人满意的客户，除了修改知识产权政策，还必须改革商业物品的购买规则，重新思考费劲、昂贵的官僚主义。
总之，美国必须认识到许多武器和服务由私营部门提供，政府必须表现地更像商业团体，在获得知识产权时拥有商业思维。同时，考虑到武器装备的使用寿命长，原始供应商可能破产或调整业务，国防部必须采取灵活的采办政策，在特殊情况下强迫供应商提供数据，以利于装备的维护和升级。
来源：国防科技信息网
作者： 木 寸 中国船舶信息中心
[据美国国防工业协会杂志2016年8月刊报道]当去年美国国防部长卡特首次访问硅谷推进创新议题时，他向斯坦福大学的听众表示国防部是知识产权保护的坚定支持者。然而，他的声明并不代表实际的知识产权政策，两者的背离预示着国防部拓展创新外延的举措很可能是徒劳的。
美国国防部采办政策主要见诸法令、规定、发布的指导方针、培训和国防媒体。国防部竞争指南包含一大块知识产权策略，指导政府合同官为广泛的知识产权事务构建应对策略，这被视为消除竞争障碍的关键机制。卡特首次访问硅谷后一个月，时任空军首席采办官的比尔·普兰特表示，如果政府项目办公室不拥有自己的技术底线，就不可能成功地开发、采购和部署可改造的敏捷能力。在里根防务论坛上，国防部首席采办官弗兰克·肯德尔表达过以下观点，工业部门使用知识产权作为获取竞争优势的武器。
卡特在首次访问硅谷时就意识到，知识产权经常是一家公司持有的最重要、最有价值的资产。投资银行家、股市分析师和风险投资家很大程度上基于公司知识产权组合和新产品赢利能力来估值一家公司。国防部2001推出的知识产权指导书中也提到，“公司保护知识产权如同农民保护种子一样重要”。
《2012财年国防授权法案》授予政府新权力，以利用政府合同执行过程中产生的数据以及将物品分离并重新整合到重大项目所需的数据，即使这些物品是商业产品。这些已经写入新法令的权力始终未得到贯彻执行，直到今年6月16日最终纳入国防部规章制度。这些新权力将要生效的预期使国防工业基础不安，也给非传统国防工业基础以警示。然而，众议院版《2017财年国防授权法案》限制了一些这样的规则，将很大程度上抵消2012财年法令的威胁。同时，《2016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创建的政府工业咨询委员会正在审查国防部所有的知识产权政策和数据权力，以支撑潜在的立法行动。
政府认为，控制知识产权、消除竞争优势能够使创新者“同水平”竞技，从而促进竞争。政府避免单源供应商或“供应商锁定”的策略也与之紧密相关。这些策略要求创新者将知识产权分配给第三方，以创造竞争并改变采购源。如果仅局限于单独承包的过程，这种政策的逻辑是可以理解的。但这种策略没有充分考虑对潜在创新者带来的影响。国防业务委员会捕捉到了目标和政策之间的分离，总结到“当前知识产权规则打压了企业的上升潜力，破坏了本来应该从创新投资中获得的竞争优势”。
潜在创新者在决策时考虑的风险还包括：政府逆向工程软硬件的策略，技术可能被列入国际武器运输监管列表。空军已在多个创新中心推进逆向工程和3D策略，不断吹捧新兴的打印发动机部件和电子产品的能力。去年，国防部悄然实施一项规则，默认将国防部资助开发的所有电子产品归类为国防物品，不管其应用于军事、商业，还是军民两用目的，这将严重削弱商业潜力。
国防部必须确保其拥有所需的数据权力，以操作和维修它所购买的设备。这不同于商业买家购买汽车、商用飞机等技术产品，因为这些买家不需要了解设计和制造的细节，以供第三方获得数据后参与与初始卖家的竞争。商业买家也不需要遵守长达18万页的国防采办法规。
军事采办和操作在某些方面是独特的，但并不清楚这样的差异就需要针对知识产权政策的过度立法。但清楚的是，当前知识产权政策正日益隔绝国防部与外部创新源。竞争指南警告称，要求过多的数据权力“可能产生严重的负面结果”；肯德尔去年在布鲁克林的演讲中也提到，“技术是一项独特的挑战，因为国防部的架构使其难以吸引众多美国的技术公司”。
最终，国防部知识产权政策的充分性应基于其实现预定目标的有效性进行评判。与潜在同级别竞争对手相比，美国通常在数量上表现出不足，必须依赖压倒性的技术优势。美国永远不会把士兵投入到势均力敌的作战中。但冷战时期建立的主导地位正快速被侵蚀，国防部已采取了广泛的新策略去弥补。当前策略假定创新之路不过是扩大外延或加强教育，并不需要实质性的政策或文化上的改变。结果就是，国防部寻求“通过卓越技术和技术创新实现主导能力”，但更大范围接触前沿创新者和技术主导地位复兴的期望正越来越遥远。
前国防工业政策局局长布雷特·兰伯特观察称，“对于采办，国防部始终视自己为监管者，而不是市场跟随者。这种认识越来越被证明是错误的”。国防部必须平衡知识产权政策，做一个更好的客户和更佳的买家。国防部领导层努力接触私营部门，迈出了积极的一步，但要重获技术优势还需要更综合的解决方案。国防部必须成为一个令人满意的客户，除了修改知识产权政策，还必须改革商业物品的购买规则，重新思考费劲、昂贵的官僚主义。
总之，美国必须认识到许多武器和服务由私营部门提供，政府必须表现地更像商业团体，在获得知识产权时拥有商业思维。同时，考虑到武器装备的使用寿命长，原始供应商可能破产或调整业务，国防部必须采取灵活的采办政策，在特殊情况下强迫供应商提供数据，以利于装备的维护和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