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辛亥革命对中国民族关系的影响和启示 辛亥革命对于中国的历史进程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其中对中国各民族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以及中国民族关系的影响尤为重大，这也给100年后的今天，留下了许多值得深思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在建构现代国家的进程中奠定新的民族关系格局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列强野蛮入侵，封建统治者腐朽无能，国家战乱不已，人民饥寒交迫，中华民族遭受了世所罕见的深重苦难。在那个内忧外患接踵而至的年代，各方进步力量纷纷意识到只有打破君主专制制度，建立现代民族民主国家才是中国奋起的必由之路。一时间，民主革命的思想如潮水般喷涌，《警世钟》、《猛回头》、《狮子吼》、《革命军》等传播民主革命思想的著述像一声声春雷，惊醒了万马齐喑的中国。为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在孙中山的倡议下成立了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制定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把各种革命势力和人民群众，统一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目标下，形成了一支新的革命力量。
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反帝必先排满”的旗帜下，动员了大量的社会群体和依靠力量，而“驱除鞑虏”的宣传，也催生了“排满”浪潮。最终1911年武昌首义一声枪响，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覆灭，民国政府建立。
辛亥革命导致的国家重建，使中国的民族关系发生了深刻改变。清王朝的覆灭使满族统治国家的主体民族地位发生了极大变化，与此同时，各民族的地位都在改变。汉族从“异族统治”的压抑中解放出来，恢复了主体民族的优越感，“广大汉族人士，包括清廷汉族官僚、立宪派、地主和买办阶级的代表人物，在武昌起义后纷纷加入革命阵营，有些不为民主革命，只为恢复汉族河山。”这引发了国人对建立单一民族（汉族）国家还是多民族国家（传统中国境内的各民族）、怎样处理和调试国内民族关系等问题的思考。随着外蒙古宣告独立、西藏地区搞分裂活动，中国边疆危机和民族问题不断暴露、日益激化，为动员革命提出的“排满”宣传已无意义，“中国多民族一体化”、“建立现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口号日渐响亮，各民族平等和“联合中国各民族构造统一之国家”成为共识。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郑重指出：“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满、汉、蒙、回、藏为一国，如合满、汉、蒙、回、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 ，并宣布中华民国为中国各民族所共有，“今我共和成立，凡属蒙、藏、青海、回疆同胞，在昔之受制于一部者，今皆得力国家主体，皆得为共和国之主人翁，即皆取得国家参政权”。
1912年3月，革命党领袖人物黄兴、刘揆一等发起成立了影响很大的“中华民族大同会”，在发起电文中有如下陈述：“各都督、议会、报馆、政团，鉴民国初建，五族涣散，联络感情，化除畛域，共谋统一，共护国权，当务之急，无逾于此。且互相提挈，人道宜然。凡我同胞，何必歧视。用特发起中华民族大同会。”颇能反映出此时民族主义锋芒已集中到反帝反侵略，共建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主题。各民族成员从地缘、族缘关系中解放出来，休戚与共、风雨同舟，积极投身于成为多民族国家权利主体的实践中。
辛亥革命的胜利，结束了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民主共和
的新政权，实现了中国从王朝体制向民族国家体制的重大转变，开启了建构中国民族国家的新纪元，也奠定了中国新型民族关系的格局。
中华民族意识觉醒并日益增强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已有几千年的历史，而中华民族意识的强化、“中华民族”转变为自觉的民族实体，则是进入近代以后，在中国和西方列强的对抗中形成的。这种变化可从中国最具代表意义的传统民族观“华夷之辨”的内涵变迁中体现出来。传统民族观认为“华”即华夏或中华，是汉族的代名词，而“夷”指生活在中原腹地之外的其他民族，常见“尊夏贱夷”、“内诸夏而外夷狄”等表述。直至近代，面对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和“船坚炮利”，魏源在《海国图志》中率先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梁启超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中，“悍然下一断案曰：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传统的华夷观已发生本质变化，“华”已不局限于汉族，变成中国境内的各民族，“夷”也成为了帝国主义入侵者的代称。
辛亥革命前，针对当时国内民族关系的现状，梁启超还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华民族”称谓和“小民族主义”、“大民族主义”的概念。他说：“吾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杨度则更进一步超越民族的血统意识，提出中华民族与其说是一个种族融合体，不如看作是一个文化共同体。认为是文化的一体性、凝聚性和不可分割性造就了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
辛亥革命爆发后，在政治上实行“五族共和”的多民族平等、联合共同治理国家等政策，极大地增强了各族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意识，强化了对彼此之间长期形成的内在联系与一体性的认同，在共同抵御外侮、实现独立的斗争中，中华民族意识不断增强。
以蒙古问题为例。外蒙古宣布独立后，引发全国各族人民的强烈反对。1913年在西蒙古王公会议上，王公们一致决议“联合东盟，反对库伦（乌兰巴托）”，并通电声明：“蒙古疆域与中国腹地唇齿相依，数百年来，汉蒙久为一家。我蒙同系中华民族，自宜一体出力，维系民国。”这大概是政治文告中第一次由少数民族代表人物共同决议、发出少数民族同属“中华民族”的宣言，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当时“中华民族”意识对各民族的深刻影响。
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意识逐渐提升
自秦建立起中国第一个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国家后，封建王朝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民众也形成了“国家为君主一姓之私物、国民为君主之奴仆”的传统国家观念。至鸦片战争爆发、辛亥革命胜利，中国开始了由传统国家观到近代国家观的艰难转变，国家不是一族一家私有，而是全体国民共创共有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
辛亥革命提出了建立民主共和国家的主张，逐渐破除了传统国家观念，启蒙了社会大众“主权在民不在君”的现代国家意识。众多少数民族开始以主人翁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所以辛亥革命中不仅有“五族共和”的口号，在南方还有“六族共和”、“七族共和”的提法。
以“留东清真教育会”成员的活动为例。“留东清真教育会”是近代回族最早成立的社团，
也是在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影响下创立的少数民族革命团体。其创办的杂志《醒回篇》以唤醒民族促进发展为目的，其成员直接参与了辛亥革命前的思想宣传、组织发展、经费筹备等准备工作，并积极投身于武昌首义以及后期的护国、护法运动等一系列民主革命实践中。而《醒回篇》的主题思想虽谓教育普及和宗教改良，但根本目的是服务于国家建设和发展，并非局限于关注本民族和宗教自身。因此不论是《醒回篇》所展现的思想，还是会员的革命思想，都体现出努力将民族文化的自觉与国家认同整合的价值取向。
辛亥革命使各民族在法律上获得了参与建立、管理新型国家的政治权利。随着西方列强入侵导致的民族灾难日益深重，各族人民主人翁意识和民族救亡的使命感不断增强，最终凝聚成强烈的近代国家观念。与此同时，也在法律和观念上奠定了各民族关系的政治基础。
对边疆地区的民族关系产生极大影响
辛亥革命期间，发生了一系列影响国家统一的重大事件，如外蒙古宣布独立、宣称西藏独立的西姆拉会议、《蒙藏协定》等。尽管导致这些分裂活动的原因复杂，如清政府在外蒙古地区所推行的“新政”，招致了当地王公和上层僧侣的不满, 激化了他们与清政府的矛盾，并成为外蒙古独立的导火线；以查办大臣身份入藏的张荫棠在西藏推行的新政，未能充分关注当地文化传统和利益诉求, 不但未能实现预期目标，反而引起一些新的矛盾。但分裂活动的最终发生与辛亥革命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准备不足是直接相关的。如与革命派进行论战的杨度在1907年就已指出：革命派欲以民族主义的手段达到民主主义的目的，势必放弃蒙古、西藏等地。因为，就客观形势而言，由于国民程度参差不齐，无法真正实现五族平等，此时汉族人若要建立共和制国家，则“满人无复有土地之可守，必以反抗而尽败灭；蒙、回、藏之人，则必以民族主义而各离立”。
辛亥革命爆发后，清政府几乎将全部精力用于抵御资产阶级革命的洪流，其对边疆地区日渐衰弱的控制力更加削弱。而初建的民国政府根基不稳，矛盾丛生，力不从心，这给英、俄等帝国主义势力在我国边疆民族地区策划一系列分裂活动以可乘之机。在沙俄的策动和支持下，外蒙古于辛亥革命之初即宣布脱离当时的中华民国而独立，最后演变成脱胎出蒙古国的事实；辛亥革命爆发不久，西藏即提出了独立要求，并在西姆拉会议上提出了一系列独立主张。虽因中央政府代表拒绝在所谓的《西姆拉条约》上签字，分裂阴谋未能得逞，但从兹开始，分裂活动从未间断，一直延续到今日。外国势力对中国内政的干涉，扶植民族分裂分子的独立活动，为后来的分裂分子提供了所谓的“史实依据”，并且影响到今天的中国稳定和民族关系。
对中国民族观和民族理论研究有重要影响
中国民族学的引进和研究基本始于辛亥革命时期，当时各种势力为了斗争的需要而提出的民族理论，远远超出历史上传统民族理论的范畴。传统民族理论集中体现在华夏中心观、华尊夷卑观以及在此基础之上的“夷夏之辨”的观念。而辛亥革命导致的国家转型和民族关系重建，使民族观深刻变更，各民族平等观念、中华民族一体化意识深入人心。
辛亥革命期间，民族学研究也日渐跳出狭隘的种族主义主题，转为关注如何促进民族同心、恢复民族自强自信，强调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密切相连的关系。一时间，应时而生的新民族理论层出不穷，大力推动了近代中国民族学研究，也对民族观和民族关系产生了深远影
响。
辛亥革命对推进中国各民族交往、合作、团结，共同建设新兴国家，形成新的民族关系格局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并进而对维护我国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有着多方面的启示。
其一，应密切关注社会转型可能对中国民族关系带来的影响。辛亥革命不仅是一场政治革命，也是一场社会革命和民族革命。民族关系是具有特定内涵的特殊社会关系，会受到自身以外的诸多社会因素的影响。当前正处于改革开放和社会矛盾多发期，必须充分考虑各种因素对当代中国民族关系产生的影响，妥善应对，才能不断增进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
其二，解决好边疆地区的民族问题是关系中国核心利益的重大问题。辛亥革命的历史告诉我们，在重大历史事件中，在民族关系的变动中，最先可能受到影响的是边疆民族地区。从西方敌对势力和境内外分裂势力“西化”、“分化”我国的目的和用心看，我国边疆民族地区将一直会是他们关注和破坏的重点地区。解决好边疆地区的民族问题，促进边疆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和长治久安，直接关系到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关系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其三，应注重理论和学术研究。社会变革期，也是各种理论、思潮汹涌交锋的时期，会对社会产生巨大影响。必须加强理论学术研究，利用丰富的史料资源、已有的研究团队等优势加强对民族历史特别是中华民族形成史、边疆民族地区历史研究，为实践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同时也为加强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凝聚力，为丰富中华文化做出应有贡献。
如何理解辛亥革命对中国民族关系的影响和启示 辛亥革命对于中国的历史进程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其中对中国各民族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以及中国民族关系的影响尤为重大，这也给100年后的今天，留下了许多值得深思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在建构现代国家的进程中奠定新的民族关系格局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列强野蛮入侵，封建统治者腐朽无能，国家战乱不已，人民饥寒交迫，中华民族遭受了世所罕见的深重苦难。在那个内忧外患接踵而至的年代，各方进步力量纷纷意识到只有打破君主专制制度，建立现代民族民主国家才是中国奋起的必由之路。一时间，民主革命的思想如潮水般喷涌，《警世钟》、《猛回头》、《狮子吼》、《革命军》等传播民主革命思想的著述像一声声春雷，惊醒了万马齐喑的中国。为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在孙中山的倡议下成立了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制定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把各种革命势力和人民群众，统一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目标下，形成了一支新的革命力量。
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反帝必先排满”的旗帜下，动员了大量的社会群体和依靠力量，而“驱除鞑虏”的宣传，也催生了“排满”浪潮。最终1911年武昌首义一声枪响，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覆灭，民国政府建立。
辛亥革命导致的国家重建，使中国的民族关系发生了深刻改变。清王朝的覆灭使满族统治国家的主体民族地位发生了极大变化，与此同时，各民族的地位都在改变。汉族从“异族统治”的压抑中解放出来，恢复了主体民族的优越感，“广大汉族人士，包括清廷汉族官僚、立宪派、地主和买办阶级的代表人物，在武昌起义后纷纷加入革命阵营，有些不为民主革命，只为恢复汉族河山。”这引发了国人对建立单一民族（汉族）国家还是多民族国家（传统中国境内的各民族）、怎样处理和调试国内民族关系等问题的思考。随着外蒙古宣告独立、西藏地区搞分裂活动，中国边疆危机和民族问题不断暴露、日益激化，为动员革命提出的“排满”宣传已无意义，“中国多民族一体化”、“建立现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口号日渐响亮，各民族平等和“联合中国各民族构造统一之国家”成为共识。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郑重指出：“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满、汉、蒙、回、藏为一国，如合满、汉、蒙、回、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 ，并宣布中华民国为中国各民族所共有，“今我共和成立，凡属蒙、藏、青海、回疆同胞，在昔之受制于一部者，今皆得力国家主体，皆得为共和国之主人翁，即皆取得国家参政权”。
1912年3月，革命党领袖人物黄兴、刘揆一等发起成立了影响很大的“中华民族大同会”，在发起电文中有如下陈述：“各都督、议会、报馆、政团，鉴民国初建，五族涣散，联络感情，化除畛域，共谋统一，共护国权，当务之急，无逾于此。且互相提挈，人道宜然。凡我同胞，何必歧视。用特发起中华民族大同会。”颇能反映出此时民族主义锋芒已集中到反帝反侵略，共建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主题。各民族成员从地缘、族缘关系中解放出来，休戚与共、风雨同舟，积极投身于成为多民族国家权利主体的实践中。
辛亥革命的胜利，结束了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民主共和
的新政权，实现了中国从王朝体制向民族国家体制的重大转变，开启了建构中国民族国家的新纪元，也奠定了中国新型民族关系的格局。
中华民族意识觉醒并日益增强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已有几千年的历史，而中华民族意识的强化、“中华民族”转变为自觉的民族实体，则是进入近代以后，在中国和西方列强的对抗中形成的。这种变化可从中国最具代表意义的传统民族观“华夷之辨”的内涵变迁中体现出来。传统民族观认为“华”即华夏或中华，是汉族的代名词，而“夷”指生活在中原腹地之外的其他民族，常见“尊夏贱夷”、“内诸夏而外夷狄”等表述。直至近代，面对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和“船坚炮利”，魏源在《海国图志》中率先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梁启超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中，“悍然下一断案曰：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传统的华夷观已发生本质变化，“华”已不局限于汉族，变成中国境内的各民族，“夷”也成为了帝国主义入侵者的代称。
辛亥革命前，针对当时国内民族关系的现状，梁启超还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华民族”称谓和“小民族主义”、“大民族主义”的概念。他说：“吾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杨度则更进一步超越民族的血统意识，提出中华民族与其说是一个种族融合体，不如看作是一个文化共同体。认为是文化的一体性、凝聚性和不可分割性造就了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
辛亥革命爆发后，在政治上实行“五族共和”的多民族平等、联合共同治理国家等政策，极大地增强了各族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意识，强化了对彼此之间长期形成的内在联系与一体性的认同，在共同抵御外侮、实现独立的斗争中，中华民族意识不断增强。
以蒙古问题为例。外蒙古宣布独立后，引发全国各族人民的强烈反对。1913年在西蒙古王公会议上，王公们一致决议“联合东盟，反对库伦（乌兰巴托）”，并通电声明：“蒙古疆域与中国腹地唇齿相依，数百年来，汉蒙久为一家。我蒙同系中华民族，自宜一体出力，维系民国。”这大概是政治文告中第一次由少数民族代表人物共同决议、发出少数民族同属“中华民族”的宣言，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当时“中华民族”意识对各民族的深刻影响。
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意识逐渐提升
自秦建立起中国第一个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国家后，封建王朝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民众也形成了“国家为君主一姓之私物、国民为君主之奴仆”的传统国家观念。至鸦片战争爆发、辛亥革命胜利，中国开始了由传统国家观到近代国家观的艰难转变，国家不是一族一家私有，而是全体国民共创共有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
辛亥革命提出了建立民主共和国家的主张，逐渐破除了传统国家观念，启蒙了社会大众“主权在民不在君”的现代国家意识。众多少数民族开始以主人翁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所以辛亥革命中不仅有“五族共和”的口号，在南方还有“六族共和”、“七族共和”的提法。
以“留东清真教育会”成员的活动为例。“留东清真教育会”是近代回族最早成立的社团，
也是在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影响下创立的少数民族革命团体。其创办的杂志《醒回篇》以唤醒民族促进发展为目的，其成员直接参与了辛亥革命前的思想宣传、组织发展、经费筹备等准备工作，并积极投身于武昌首义以及后期的护国、护法运动等一系列民主革命实践中。而《醒回篇》的主题思想虽谓教育普及和宗教改良，但根本目的是服务于国家建设和发展，并非局限于关注本民族和宗教自身。因此不论是《醒回篇》所展现的思想，还是会员的革命思想，都体现出努力将民族文化的自觉与国家认同整合的价值取向。
辛亥革命使各民族在法律上获得了参与建立、管理新型国家的政治权利。随着西方列强入侵导致的民族灾难日益深重，各族人民主人翁意识和民族救亡的使命感不断增强，最终凝聚成强烈的近代国家观念。与此同时，也在法律和观念上奠定了各民族关系的政治基础。
对边疆地区的民族关系产生极大影响
辛亥革命期间，发生了一系列影响国家统一的重大事件，如外蒙古宣布独立、宣称西藏独立的西姆拉会议、《蒙藏协定》等。尽管导致这些分裂活动的原因复杂，如清政府在外蒙古地区所推行的“新政”，招致了当地王公和上层僧侣的不满, 激化了他们与清政府的矛盾，并成为外蒙古独立的导火线；以查办大臣身份入藏的张荫棠在西藏推行的新政，未能充分关注当地文化传统和利益诉求, 不但未能实现预期目标，反而引起一些新的矛盾。但分裂活动的最终发生与辛亥革命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准备不足是直接相关的。如与革命派进行论战的杨度在1907年就已指出：革命派欲以民族主义的手段达到民主主义的目的，势必放弃蒙古、西藏等地。因为，就客观形势而言，由于国民程度参差不齐，无法真正实现五族平等，此时汉族人若要建立共和制国家，则“满人无复有土地之可守，必以反抗而尽败灭；蒙、回、藏之人，则必以民族主义而各离立”。
辛亥革命爆发后，清政府几乎将全部精力用于抵御资产阶级革命的洪流，其对边疆地区日渐衰弱的控制力更加削弱。而初建的民国政府根基不稳，矛盾丛生，力不从心，这给英、俄等帝国主义势力在我国边疆民族地区策划一系列分裂活动以可乘之机。在沙俄的策动和支持下，外蒙古于辛亥革命之初即宣布脱离当时的中华民国而独立，最后演变成脱胎出蒙古国的事实；辛亥革命爆发不久，西藏即提出了独立要求，并在西姆拉会议上提出了一系列独立主张。虽因中央政府代表拒绝在所谓的《西姆拉条约》上签字，分裂阴谋未能得逞，但从兹开始，分裂活动从未间断，一直延续到今日。外国势力对中国内政的干涉，扶植民族分裂分子的独立活动，为后来的分裂分子提供了所谓的“史实依据”，并且影响到今天的中国稳定和民族关系。
对中国民族观和民族理论研究有重要影响
中国民族学的引进和研究基本始于辛亥革命时期，当时各种势力为了斗争的需要而提出的民族理论，远远超出历史上传统民族理论的范畴。传统民族理论集中体现在华夏中心观、华尊夷卑观以及在此基础之上的“夷夏之辨”的观念。而辛亥革命导致的国家转型和民族关系重建，使民族观深刻变更，各民族平等观念、中华民族一体化意识深入人心。
辛亥革命期间，民族学研究也日渐跳出狭隘的种族主义主题，转为关注如何促进民族同心、恢复民族自强自信，强调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密切相连的关系。一时间，应时而生的新民族理论层出不穷，大力推动了近代中国民族学研究，也对民族观和民族关系产生了深远影
响。
辛亥革命对推进中国各民族交往、合作、团结，共同建设新兴国家，形成新的民族关系格局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并进而对维护我国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有着多方面的启示。
其一，应密切关注社会转型可能对中国民族关系带来的影响。辛亥革命不仅是一场政治革命，也是一场社会革命和民族革命。民族关系是具有特定内涵的特殊社会关系，会受到自身以外的诸多社会因素的影响。当前正处于改革开放和社会矛盾多发期，必须充分考虑各种因素对当代中国民族关系产生的影响，妥善应对，才能不断增进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
其二，解决好边疆地区的民族问题是关系中国核心利益的重大问题。辛亥革命的历史告诉我们，在重大历史事件中，在民族关系的变动中，最先可能受到影响的是边疆民族地区。从西方敌对势力和境内外分裂势力“西化”、“分化”我国的目的和用心看，我国边疆民族地区将一直会是他们关注和破坏的重点地区。解决好边疆地区的民族问题，促进边疆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和长治久安，直接关系到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关系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其三，应注重理论和学术研究。社会变革期，也是各种理论、思潮汹涌交锋的时期，会对社会产生巨大影响。必须加强理论学术研究，利用丰富的史料资源、已有的研究团队等优势加强对民族历史特别是中华民族形成史、边疆民族地区历史研究，为实践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同时也为加强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凝聚力，为丰富中华文化做出应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