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房说一个好的社会应该有大量的异端，异端才是真正的正常人。 ——许知远
这一期，和大家分享许知远的一篇演讲
从广州到香港：边缘和中心的转换是
如此之快
中午我去爱群大厦喝早茶，它是1937年建的一座大楼，很老式的广东喝早茶的地方，那里两点钟开始有广东曲艺的表演，我特别想听一听南音，可惜我过来得太早了，没听到。
大楼的外观很漂亮，是20世纪初叶风靡全球的那套结合了实用主义和功能主义的装饰的建筑。它是1934到1937年建的，在那个年代，广东相对保持着某种独立和繁荣，那是梁朝伟一代宗师的年代。
在大厦里面喝早茶的，都是老人，带着孩子。我很喜欢老广州的那种味道，那一刻你就会想，如果1937年或者1959年的时候来中国，这么一个爱群大厦意味着什么？
我记得当时看了很多老香港人对于广州的回忆
他们那时称广州是省城，香港是一代一代难民构成的，那时候繁华的中心是广州，香港是要去模仿广州。
清初诗人屈大均在《广州竹枝词》中有云：“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三洋；五丝八丝广段好，银钱堆满十三行。”自唐代以来，广州就一直是中国最重要的商港之一，十三行就是其繁盛的代表。
而现在，当我在爱群大厦里喝早茶的时候，我知道昔日那个更有技巧、更充满礼仪、更有趣的广州消失了。
那个茶楼现在变得非常简陋，它服务的方式不再是我想象的昔日的老广州那样，反而在此刻的香港或者一些老地方，你可以感受到当年广州省城的服务方式、人和人交往的方式是什么样子的。
“广州解放时的爱群大厦”和“现在的爱群大厦”
乘火车从广州一直到香港，几十年来你看它的变化，你会看到边缘和中心的位置是在多么快的、不断地转化。
昔日这里是一个中心，当1949年，换了一个新的管理方式之后，这一套昔日中心的东西又到了边缘。
在1949年之前，香港的地位就像中国一连串的港口，从天津、厦门、福建，更不要说上海，还包括汕头、广州，香港只是这一连串港口中的一个而已，甚至没有多么的繁盛。但是在1949年之后，命运都改变了，昔日繁华的港口开始没落，从开放开始封闭起来，香港却意外地获得了一个崭新的机会，迅速突起。
在1978年、1979年广州开始修白天鹅宾馆的时候，中国的改革开放开始，你会发现香港那些被遗忘的，包括海外华人的群落，成为变革当中最主要的一个力量，他们带来资金，带来新的管理方式，甚至带来一整套被中国人遗忘的生活方式，这些变成了新的东西。
白天鹅宾馆座落在广州城风光最为美丽的沙面白鹅潭，由霍英东先生与广东省政府投资合作兴建而成，于1983年开业，被誉为印证改革开放成功的典范，而今已成了文物。
听到被压抑的声音
我到香港时，在香港九龙的桂林街特意去找一个老房子，两层，那是卖各种奇怪东西的很喧闹、很底层的地方。在1950年的时候，一个叫钱穆的历史学家，离开了中国，到了香港的这个地方。香港是一个典型的殖民地城市，谁会真正尊重这么一个来自中国的历史学家呢？况且当时还不是最有名的那一批。
他在桂林街二层的一个小房间里开办了他的学校，叫新亚书院。
桂林街新亚书院旧址
第一年的时候收了四个学生，谁也不知道四个学生有一天会变成什么样的人，在那个充满动乱和不确定的时期，这么一个小小的书院会变成什么样的东西。
日后，新亚书院变成了香港中文大学的前身。
香港中文大学里的新亚书院标志
今天我们想了解中国历史到底是如何描述记载的，钱穆的作品是无法逃开的。可以说，桂林街一个小小的新亚书院，变成了中国文化的香火最重要的继承地之一，不但继承，而且重新发扬光大，又回到了当年驱赶走他们的中国。
所以对我来说，历史中，包括生活中、事业中最让我着迷的部分，都是那些暂时可能被遗忘的声音，被压抑的声音。
我一个朋友叫王汎森，是台湾的学者，他写一本书，名字非常好，叫《执拗的低音》，我觉得我对这些低音的兴趣超过所有这些正在喧闹，或者让所有人感觉到兴奋、开心的东西。
那些边缘的东西、那些低音的东西，好像因为它身处边缘，身处低音的状态，它有一种对世界更充分的理解，更注重自己内在的某些原则，如果说人类社会的基本的本原是来自生活的多样性的话，他们就保持了很多多样性的东西。
为什么你不关注几年后的事情？
边缘和中心的变化当然和我们的时代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我们时代太追寻中间的声音、主流的声音，我们很少把自己的眼光看到边上的声音，或者被压制的低音，而这样的结果，他会使一个社会迅速陷入强烈的单向度，单调化。
包括个人也是，你碰到某一个人让你觉得非常有趣，想跟他谈一场恋爱或者作为一个朋友，一定是因为这个人身上有很多不同的维度，通过他可以进入到不同的世界。
你遇到一个人，就可以遇到很多人，很多不同的时代。
我们整个社会和时代的思考方式都有一种巨大的弊病，这样的弊病会反映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所有的各个方面：我们会焦灼，我们异常地暴力，高度冷漠。
很大程度上，出现的让大家不安的所有东西都来自于一个人对更丰富的世界，对更丰富的人生，对不同时代、更多可能性的理解的丧失。
因为你无法理解真正人类生活的多样性，所以才对眼前的事物、此刻的事物、单向的事物产生了这么强烈的热情。
一个人应该不仅有此生的世界，也有过去的世界，也有未来的世界，在不同的三个世界里，这样的人才是健全的人、丰富的人、有意思的人。
但基本上我们此刻的时代，所有人都挤在眼前的世界，不关心过去的世界，也不关心未来的世界，我们所有人都变成了非常显著的短期效应的人。
我们每个人都扪心自问，你们关注几年后的事情吗？不管是自我还是社会还是别人，都不关心。我们变成了一群蜂拥在眼前的那种即刻满足、即刻消费的人群，这样的人群怎么可能不带来一个焦虑的、失衡的社会，怎么可能为未来孕育一种新的变化代表的可能性？
被抛弃的人的声音
大概2007年的时候，我坐了一次大巴车，从黑龙江的黑河一站一站穿过东北、穿过山西、陕西、四川到云南，最后到腾冲。
当时我30岁了，我觉得我对中国好像了解非常少，所有接触的都是书面的材料，包括眼前的我说的那些中心的声音。然后我从黑河开始一路上坐大巴，下去吃饭，碰到陌生人跟他们去聊天，有时还去人家里面睡上一个午觉。非常无目的的开始，大概持续了40多天的时间，那40多天对日后的我产生了很长远的影响。
我在黑河，坐在一个老太太家里面，她90多岁了，讲起她父母那一代人。在1900年义和团运动的时候，那时在北京也有很大的一场杀戮，在东北黑河，也有俄国士兵和中国清王朝的争夺，在大屠杀时，他的爷爷奶奶住在河的对岸，他们拖着马的尾巴从当时的黑龙江穿过来。他们家侥幸活了下来，一直生活到此刻。
在90年代末，东北有一场巨大的下岗潮，国企开始倒闭了，我认识了一个那时非常热爱文艺，爱弹吉他的工人，他在工厂干了三四十年，却像一块抹布一样被扔掉，要自谋活路。
许知远在书中描述这波中国最大的下岗潮时写道：那真是段难熬的日子，“工人就像笼子里的鸡，放出来后，它还会围着笼子转。
在2007年，中国经济仍然高速增长，社会上仍然充满了中国奇迹的热情的幻想。但是在旅途中，你可以看到曾经失败的、被抛弃的人，他们怎么理解这样的一个变化。我记得当时去大同，当时是煤炭高峰期，虽然已经拥有巨大的财富，但到处是污染，他们都是某种意义上的失败者。
我阅读中碰到的失败者特别吸引我，很大一部分失败者付出了和潮流对抗的代价，他们提供了我理解自我、理解社会、理解历史的另一个维度。我觉得应该去赞美这些失败者，别老整天盯着成功者，这是很不好的。
到了四川和腾冲，我看到很多不同的风物和人群，一开始我被他们的多样性所感染，充满了新奇的感觉，但时间长了以后，我陷入一种新的麻木和停滞。因为大家看起来不一样，其实上都差不多。
我们整个精神的维度、生活的维度不过就局限在那一点点，县城要去省城，省城要去中心买房子，除了吉林那个热爱音乐的林木工人以外，我很少看到他们身上更多的不一样。
然后你看到整个历史的巨大的断裂，人们对过去发生的事情都一无所知，因为没有过去的这些传统和这种联系，所有人像无根之萍一样，飘在这个闹哄哄的社会上空，似乎渴望着一些东西，但又茫然无措。
这种无根之感当然不能成为动力，因为没有任何所谓的束缚，所谓的内心的纠缠，所有人的兴奋点集中在寻找物质的增长，寻找更大的物质财富。这种无根之感也转化成中国社会发展巨大的动力，但是经常也是一种危险的动力——这个动力只不过转化成了千篇一律的高楼和洗浴中心。
寻求时代的多样性
这个时代最大的悲哀，是用知识分子的方式或者更知识化的方式看待这个时代的视角开始消失了。不信可以观察词汇量，当说起“演员文章出轨”这些词汇的时候，所有人都知道这个词汇，娱乐的这些词汇，但说起更知识化的词汇，所有人都陌生了，它不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这意味着我们思维巨大的被切除——脑的部分被切除，留下的，基本上只是和娱乐，消费有关系的。于是便创造出各种各样奇怪的事情：淘宝购物没完没了，转发八卦新闻乐此不疲，但另一面，更深沉、更持久的思维方式则被迅速切除，这就是我们的现状，媒体的衰落跟这部分切除有很大的关系。
我们社会的单调性特别让你容易被一些东西贴标签，然后大家对所有千篇一律的东西视而不见，不觉得不舒服。其实对一个正常的文化来讲，千篇一律本身是不好的东西，对于多样性的理解、寻求、赞美在我们的时代是很欠缺的。
我觉得一个好的社会应该有大量的异端，异端是真正的正常人。要保持这种独特的东西，因为这是你呀。不管穿衣服，或者表达方式也好，或者人的气质也好、样子也好，要打破这种思考上的、审美上的，各种各样的单调性。
我非常强调精神生活这一面，精神生活是人的生活最重要的一部分，超过日常所有的东西。谁都是可以接地气的，你生活在这个社会其实是不需要接地气的，它就是生活里的一部分。但是精神生活是需要努力的。我们赞美的都是那些掉下去的东西，不赞美升上去的东西，这是很糟糕的。
“ 其实，许知远演讲中的大部分内容，都写在了他的这本书《祖国的陌生人》中。
2007年夏天，他沿着著名的“胡焕庸线”，做了一次特别的旅行，试图通过穿越中国来了解这个国家。
爱辉-腾冲线的东部，43%的国土面积却居住着90%以上的人口；西部，国土面积的57%，人口却不足10%。
他原本期望，将这趟旅行写成一本保罗·克鲁式的游记，却在中途失去耐心，40天之后，就草草收场。他说，生活在此刻的中国，很容易就想起查尔斯·狄更斯对19世纪的英国的评价：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
“人们习惯性地夸耀中国历史的漫长和延续性，却经常发现她的四周都是‘崭新’的。人们很难看到一幢超过100年的建筑，而对20年前的事都记忆不清。生活其中的人们，像是无根之萍，他们困惑、焦灼、滑稽、痛苦、却也蕴涵着无尽的能量——他们无法从传统中获取价值和意义，却也享有了没有历史束缚所带来的无边界的自由。”
“我们似乎生活在这样的尴尬地带——政府不再提供昔日的保护，却仍旧保持干涉你生活的权力；而个人虽然获取了部分自由，但这自由的代价却过分显著，它牺牲掉了社区感、家庭观、伦理，同时它又没有自由到你可以拥有独立的判断力、自由地表达表达自己的思想……就像沉默、忍耐是昔日的农民对抗动荡、压迫环境的武器，如今无处不在的犬儒哲学、对日常生活挫折感的安之若素的态度，像是人们寻找到了情感宣泄的方法。”
以至于有书友说，许知远一直都是一个愤怒者，其实这是一种误解，他在这本书中说，他喜欢悲观的论调，是因为确信“乐观使人愚蠢”。
“就本质而言，我是彻头彻尾的乐观主义者，只有对未来充满信心的人，才会对眼前充满悲观，因为你知道，多么严苛的批评，多么暗淡的描述，都不会妨碍你内心对美好的期待”
书房说一个好的社会应该有大量的异端，异端才是真正的正常人。 ——许知远
这一期，和大家分享许知远的一篇演讲
从广州到香港：边缘和中心的转换是
如此之快
中午我去爱群大厦喝早茶，它是1937年建的一座大楼，很老式的广东喝早茶的地方，那里两点钟开始有广东曲艺的表演，我特别想听一听南音，可惜我过来得太早了，没听到。
大楼的外观很漂亮，是20世纪初叶风靡全球的那套结合了实用主义和功能主义的装饰的建筑。它是1934到1937年建的，在那个年代，广东相对保持着某种独立和繁荣，那是梁朝伟一代宗师的年代。
在大厦里面喝早茶的，都是老人，带着孩子。我很喜欢老广州的那种味道，那一刻你就会想，如果1937年或者1959年的时候来中国，这么一个爱群大厦意味着什么？
我记得当时看了很多老香港人对于广州的回忆
他们那时称广州是省城，香港是一代一代难民构成的，那时候繁华的中心是广州，香港是要去模仿广州。
清初诗人屈大均在《广州竹枝词》中有云：“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三洋；五丝八丝广段好，银钱堆满十三行。”自唐代以来，广州就一直是中国最重要的商港之一，十三行就是其繁盛的代表。
而现在，当我在爱群大厦里喝早茶的时候，我知道昔日那个更有技巧、更充满礼仪、更有趣的广州消失了。
那个茶楼现在变得非常简陋，它服务的方式不再是我想象的昔日的老广州那样，反而在此刻的香港或者一些老地方，你可以感受到当年广州省城的服务方式、人和人交往的方式是什么样子的。
“广州解放时的爱群大厦”和“现在的爱群大厦”
乘火车从广州一直到香港，几十年来你看它的变化，你会看到边缘和中心的位置是在多么快的、不断地转化。
昔日这里是一个中心，当1949年，换了一个新的管理方式之后，这一套昔日中心的东西又到了边缘。
在1949年之前，香港的地位就像中国一连串的港口，从天津、厦门、福建，更不要说上海，还包括汕头、广州，香港只是这一连串港口中的一个而已，甚至没有多么的繁盛。但是在1949年之后，命运都改变了，昔日繁华的港口开始没落，从开放开始封闭起来，香港却意外地获得了一个崭新的机会，迅速突起。
在1978年、1979年广州开始修白天鹅宾馆的时候，中国的改革开放开始，你会发现香港那些被遗忘的，包括海外华人的群落，成为变革当中最主要的一个力量，他们带来资金，带来新的管理方式，甚至带来一整套被中国人遗忘的生活方式，这些变成了新的东西。
白天鹅宾馆座落在广州城风光最为美丽的沙面白鹅潭，由霍英东先生与广东省政府投资合作兴建而成，于1983年开业，被誉为印证改革开放成功的典范，而今已成了文物。
听到被压抑的声音
我到香港时，在香港九龙的桂林街特意去找一个老房子，两层，那是卖各种奇怪东西的很喧闹、很底层的地方。在1950年的时候，一个叫钱穆的历史学家，离开了中国，到了香港的这个地方。香港是一个典型的殖民地城市，谁会真正尊重这么一个来自中国的历史学家呢？况且当时还不是最有名的那一批。
他在桂林街二层的一个小房间里开办了他的学校，叫新亚书院。
桂林街新亚书院旧址
第一年的时候收了四个学生，谁也不知道四个学生有一天会变成什么样的人，在那个充满动乱和不确定的时期，这么一个小小的书院会变成什么样的东西。
日后，新亚书院变成了香港中文大学的前身。
香港中文大学里的新亚书院标志
今天我们想了解中国历史到底是如何描述记载的，钱穆的作品是无法逃开的。可以说，桂林街一个小小的新亚书院，变成了中国文化的香火最重要的继承地之一，不但继承，而且重新发扬光大，又回到了当年驱赶走他们的中国。
所以对我来说，历史中，包括生活中、事业中最让我着迷的部分，都是那些暂时可能被遗忘的声音，被压抑的声音。
我一个朋友叫王汎森，是台湾的学者，他写一本书，名字非常好，叫《执拗的低音》，我觉得我对这些低音的兴趣超过所有这些正在喧闹，或者让所有人感觉到兴奋、开心的东西。
那些边缘的东西、那些低音的东西，好像因为它身处边缘，身处低音的状态，它有一种对世界更充分的理解，更注重自己内在的某些原则，如果说人类社会的基本的本原是来自生活的多样性的话，他们就保持了很多多样性的东西。
为什么你不关注几年后的事情？
边缘和中心的变化当然和我们的时代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我们时代太追寻中间的声音、主流的声音，我们很少把自己的眼光看到边上的声音，或者被压制的低音，而这样的结果，他会使一个社会迅速陷入强烈的单向度，单调化。
包括个人也是，你碰到某一个人让你觉得非常有趣，想跟他谈一场恋爱或者作为一个朋友，一定是因为这个人身上有很多不同的维度，通过他可以进入到不同的世界。
你遇到一个人，就可以遇到很多人，很多不同的时代。
我们整个社会和时代的思考方式都有一种巨大的弊病，这样的弊病会反映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所有的各个方面：我们会焦灼，我们异常地暴力，高度冷漠。
很大程度上，出现的让大家不安的所有东西都来自于一个人对更丰富的世界，对更丰富的人生，对不同时代、更多可能性的理解的丧失。
因为你无法理解真正人类生活的多样性，所以才对眼前的事物、此刻的事物、单向的事物产生了这么强烈的热情。
一个人应该不仅有此生的世界，也有过去的世界，也有未来的世界，在不同的三个世界里，这样的人才是健全的人、丰富的人、有意思的人。
但基本上我们此刻的时代，所有人都挤在眼前的世界，不关心过去的世界，也不关心未来的世界，我们所有人都变成了非常显著的短期效应的人。
我们每个人都扪心自问，你们关注几年后的事情吗？不管是自我还是社会还是别人，都不关心。我们变成了一群蜂拥在眼前的那种即刻满足、即刻消费的人群，这样的人群怎么可能不带来一个焦虑的、失衡的社会，怎么可能为未来孕育一种新的变化代表的可能性？
被抛弃的人的声音
大概2007年的时候，我坐了一次大巴车，从黑龙江的黑河一站一站穿过东北、穿过山西、陕西、四川到云南，最后到腾冲。
当时我30岁了，我觉得我对中国好像了解非常少，所有接触的都是书面的材料，包括眼前的我说的那些中心的声音。然后我从黑河开始一路上坐大巴，下去吃饭，碰到陌生人跟他们去聊天，有时还去人家里面睡上一个午觉。非常无目的的开始，大概持续了40多天的时间，那40多天对日后的我产生了很长远的影响。
我在黑河，坐在一个老太太家里面，她90多岁了，讲起她父母那一代人。在1900年义和团运动的时候，那时在北京也有很大的一场杀戮，在东北黑河，也有俄国士兵和中国清王朝的争夺，在大屠杀时，他的爷爷奶奶住在河的对岸，他们拖着马的尾巴从当时的黑龙江穿过来。他们家侥幸活了下来，一直生活到此刻。
在90年代末，东北有一场巨大的下岗潮，国企开始倒闭了，我认识了一个那时非常热爱文艺，爱弹吉他的工人，他在工厂干了三四十年，却像一块抹布一样被扔掉，要自谋活路。
许知远在书中描述这波中国最大的下岗潮时写道：那真是段难熬的日子，“工人就像笼子里的鸡，放出来后，它还会围着笼子转。
在2007年，中国经济仍然高速增长，社会上仍然充满了中国奇迹的热情的幻想。但是在旅途中，你可以看到曾经失败的、被抛弃的人，他们怎么理解这样的一个变化。我记得当时去大同，当时是煤炭高峰期，虽然已经拥有巨大的财富，但到处是污染，他们都是某种意义上的失败者。
我阅读中碰到的失败者特别吸引我，很大一部分失败者付出了和潮流对抗的代价，他们提供了我理解自我、理解社会、理解历史的另一个维度。我觉得应该去赞美这些失败者，别老整天盯着成功者，这是很不好的。
到了四川和腾冲，我看到很多不同的风物和人群，一开始我被他们的多样性所感染，充满了新奇的感觉，但时间长了以后，我陷入一种新的麻木和停滞。因为大家看起来不一样，其实上都差不多。
我们整个精神的维度、生活的维度不过就局限在那一点点，县城要去省城，省城要去中心买房子，除了吉林那个热爱音乐的林木工人以外，我很少看到他们身上更多的不一样。
然后你看到整个历史的巨大的断裂，人们对过去发生的事情都一无所知，因为没有过去的这些传统和这种联系，所有人像无根之萍一样，飘在这个闹哄哄的社会上空，似乎渴望着一些东西，但又茫然无措。
这种无根之感当然不能成为动力，因为没有任何所谓的束缚，所谓的内心的纠缠，所有人的兴奋点集中在寻找物质的增长，寻找更大的物质财富。这种无根之感也转化成中国社会发展巨大的动力，但是经常也是一种危险的动力——这个动力只不过转化成了千篇一律的高楼和洗浴中心。
寻求时代的多样性
这个时代最大的悲哀，是用知识分子的方式或者更知识化的方式看待这个时代的视角开始消失了。不信可以观察词汇量，当说起“演员文章出轨”这些词汇的时候，所有人都知道这个词汇，娱乐的这些词汇，但说起更知识化的词汇，所有人都陌生了，它不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这意味着我们思维巨大的被切除——脑的部分被切除，留下的，基本上只是和娱乐，消费有关系的。于是便创造出各种各样奇怪的事情：淘宝购物没完没了，转发八卦新闻乐此不疲，但另一面，更深沉、更持久的思维方式则被迅速切除，这就是我们的现状，媒体的衰落跟这部分切除有很大的关系。
我们社会的单调性特别让你容易被一些东西贴标签，然后大家对所有千篇一律的东西视而不见，不觉得不舒服。其实对一个正常的文化来讲，千篇一律本身是不好的东西，对于多样性的理解、寻求、赞美在我们的时代是很欠缺的。
我觉得一个好的社会应该有大量的异端，异端是真正的正常人。要保持这种独特的东西，因为这是你呀。不管穿衣服，或者表达方式也好，或者人的气质也好、样子也好，要打破这种思考上的、审美上的，各种各样的单调性。
我非常强调精神生活这一面，精神生活是人的生活最重要的一部分，超过日常所有的东西。谁都是可以接地气的，你生活在这个社会其实是不需要接地气的，它就是生活里的一部分。但是精神生活是需要努力的。我们赞美的都是那些掉下去的东西，不赞美升上去的东西，这是很糟糕的。
“ 其实，许知远演讲中的大部分内容，都写在了他的这本书《祖国的陌生人》中。
2007年夏天，他沿着著名的“胡焕庸线”，做了一次特别的旅行，试图通过穿越中国来了解这个国家。
爱辉-腾冲线的东部，43%的国土面积却居住着90%以上的人口；西部，国土面积的57%，人口却不足10%。
他原本期望，将这趟旅行写成一本保罗·克鲁式的游记，却在中途失去耐心，40天之后，就草草收场。他说，生活在此刻的中国，很容易就想起查尔斯·狄更斯对19世纪的英国的评价：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
“人们习惯性地夸耀中国历史的漫长和延续性，却经常发现她的四周都是‘崭新’的。人们很难看到一幢超过100年的建筑，而对20年前的事都记忆不清。生活其中的人们，像是无根之萍，他们困惑、焦灼、滑稽、痛苦、却也蕴涵着无尽的能量——他们无法从传统中获取价值和意义，却也享有了没有历史束缚所带来的无边界的自由。”
“我们似乎生活在这样的尴尬地带——政府不再提供昔日的保护，却仍旧保持干涉你生活的权力；而个人虽然获取了部分自由，但这自由的代价却过分显著，它牺牲掉了社区感、家庭观、伦理，同时它又没有自由到你可以拥有独立的判断力、自由地表达表达自己的思想……就像沉默、忍耐是昔日的农民对抗动荡、压迫环境的武器，如今无处不在的犬儒哲学、对日常生活挫折感的安之若素的态度，像是人们寻找到了情感宣泄的方法。”
以至于有书友说，许知远一直都是一个愤怒者，其实这是一种误解，他在这本书中说，他喜欢悲观的论调，是因为确信“乐观使人愚蠢”。
“就本质而言，我是彻头彻尾的乐观主义者，只有对未来充满信心的人，才会对眼前充满悲观，因为你知道，多么严苛的批评，多么暗淡的描述，都不会妨碍你内心对美好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