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庇古与《福利经济学》
阿瑟·塞西尔·庇古（Arthur Cecil pigou,1877-1959)，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剑桥学派马歇尔的学生，被视为剑桥学派正统人物及主要代表。他由于《财富与福利》（后称《福利经济学》）一书而被西方经济学界奉为福利“经济学之父”，成为福利经济学的创始人。庇古的主要著作：《工业和平原理和方法》（1905）、《财富与福利》（1912）、《论失业问题》（1914）、《工业波动》（1927）、《公共财政研究》（1925，1956）、《失业理论》（1933）、《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比较》（1937）、《静态经济学》（1935）、《就业与均衡》（1945）、《收入理论》（1946）、《凯恩斯“通论”的回顾》（1956）。《福利经济学》是要“研究在现代社会实际生活中影响经济福利的重要因素。”本书包括两个主要部分：第一、根据边际效用价值理论提出一套有关福利，特别是经济福利的概念。第二，从国民收入量的增加和国民收入分配出发，推导出增加社会福利的一些重要因素。
（一）
第l卷论述经济福利的有关概念，以及经济福利与国民收入之间的关系。庇古的福利经济学是建立在边际效用价值理论的基础之上的。庇古对福利这一概念提出了两个命题：“第一，福利的要素是一些意识，或者说是意识之间的关系，第二，福利可以置于较大或较小的范畴之下”。这就是说，福利表示人的心理状态，寓于人的满足之中，福利的大小是可以衡量的。但庇古强调，福利包括的范围很广，在经济学中并不讨论一般福利，而只讨论与经济生活相关的福利，即能够直接或间接地用货币尺度所衡量的经济福利。这种经济福利与一般福利是相关的，对一般福利有决定性的影响。庇古把福利作为满足，用效用来表示满足。而效用可以用一个人为避免失去某种满足而愿支付的货币量来衡量，即可以用单位商品的价格来衡量，为了衡量和计量效用，庇古假设货币的边际效用是不变的。
在这种经济福利的概念之上，庇古论述了经济福利与国民收入的关系。他指出，“正是由于经济福利是可以直接或间接地与货币量相联系的那部分总福利，国民收入是可以用货币衡量的那部分社会客现收入„„所以，这两个概念，经济福利和国民收入是对等的，对其中之一
的内容任何表述，就意味着对另一个内容的相应表述。”这样，就把对经济福利的研究变为对国民收入的研究。
庇古使用的是马歇尔给国民收入所下的定义，即：“一国的劳动和资本作用于它的自然资源时，每年生产一定的纯商品总量，其中有的是物质的，有的是非物质的，各种服务也包括在内”。这就是指扣除折旧与中间产品消耗之后的国民生产净值。这种净值大致与一国的货币收入相等。
庇古从经济福利转到国民收入间题，这样就接着讨论了两个问题：第一，国民收入量的变动，这种变动的衡量。及其与经济福利的关系。他说明了在消费者嗜好与购买力分配不变的情况下，国民收入的增加使经济福利增加，但由于国民收入量的变化又会引起产品结构的变化，所以国民收入员变动与经济福利的关系也相当复杂。只有在社会成员对新增加的产品比对所消失的产品愿意支付更多的货币时，这种增加才真正代表经济福利的增加。第二，国民收入分配及其对经济福利的影陶。他说明了如果在国民收入并未减少的情况下，国民收入由富人转向穷人，即国民收人分配的平等化，有利于增加经济福利。这是因为边际效用是递减的穷人收入增加所带来效用要大于富人等量收入减少所减少的效用。
（二）
第2卷中心论述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问题。因为国民收入总量增加是经济福利增加的主要源泉，所以，如何增加国民收入就是福利经济学的中心问题之一。庇古强调，要使国民收入增加就必须使生产资源在各个生产部门中的配置达到最优状态，如何才能实现这种最优配置就是这一卷的中心。
庇古用边际私人纯产值和边际社会纯产值的关系来说明社会资源最优配置的标准。边际私人纯产值指私人增加一个单位的投资后，投资者收入所增加的值，也就等于边际私人纯产品乘以价格，或者说是生产者支出的边际私人生产成本与增加投资带来的边际私人收益的差额，边际社会纯产值指社会增加一个单位的投资后收入所增加的值，也就等于边际社会纯产品乘以价格，或者说是社会支出的边际社会生产成本与增加投资带来的边际社会收益的差额，如果把个人投资作为社会投资的一份，边际社会纯产值就是在边际私人纯产值之外再加上由于这种生产给社会上其他人带来的利益或损失。换句话来说，个人的生产活动给社会带来的有利影响是边际社会收益，个人的生产活动给社会带来的不利影响是边际社会成本，两者之差即为边际社会纯产值。如果在边际私人纯产值之外，社会还得到了好处，则边际社会纯产值大于边际私人纯产值；反之，如果在边际私人纯产值之外，社会受了损失，则边际社会纯产值小于边际私人纯产值。如果边际私人纯产值与边际社会纯产值相等，则社会资源配置达到了最优状态。
庇古认为，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通过竞争与资源自由流动最终会使边际私人纯产值等于社会纯产值。但是，在现实中由于种种原因，边际私人纯产值与边际社会纯产值往往并不相等。这些原因主要是：第一，市场信息的不完全引起对投资收益估计错误，影响资源流动。第二，某些耐久性生产要素(如土地、设备)的所有权与使用极不一致，使这些生产要素得不到应有的维护而损害社会收益。第三，外部经济或外部不经济的存在，例如，工厂对污水的流出不予治理，其代价由社会承受，对工厂而言是外部经济，而对社会则是损失。第四，收益或成本变动而引起的背离。这就是说由于各行业的规模经济不同，在成本递减的行业，规模扩大使边际社会纯产值大于边际私人纯产值；而成本递增的行业规模扩大则情况相反。第五，垄断的存在使边际社会纯产值与边际私人纯产值的差异扩大。
根据以上原因，庇古主张由政府对资源配置进行干预。其干预办法包括：对事关全局的产业，如铁路、电力、自来水等实行国有化，由政府经营；对不适于国有化的产业实行特殊鼓励和
特殊限制的政策，例如对引起污染的产业征以重税，而对农业这样收益大的行业进行补贴。限制垄断，保护竞争等等。
（三）第3卷讨论国民收入与劳动的关系。决定国民收人大小的主要是劳动，所以，第3卷所涉及的问题相当广泛，诸如，一般的劳动纠纷、工作时数、工资的支付方式、影响劳动在不同地区及职业间分配的因素、提高工资的可能性、减少失业的方法以及公平工资和最低工资等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既有理论分析，又有政策建议。
庇古论述了劳动在各地区各职业间的配置问题。他认为，即使各类劳动的需求价格及工资在不同的地区与职业间均能相等，而劳动在不同地区与职业间的配置却达不到理想状态。这主要是由于工人的无知，流动所需要的费用(包括交通费用与离乡背井的心理代价)，以及传统与习惯对流动的人为限制。劳动配置中的失误会引起失业，减少国民收入与经济福利，解决这种失业的办法则是政府采用干预手段，例如，由政府提供必要的费用，或使工人终身受雇等等
在工资方面，庇古重点讨论了公平工资问题，公平工资就是在所有地区与职业中支付给工人的工资等于其劳动的边际净产值，并使各种工人在不同地区与职业间的配置使国民收入达到最大。由这一标准看，不公平工资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虽然不公平，但在工人所从事工作的地区与职业中等于劳动的边际净产值的，另一种是有剥削存在，工资低于劳动的边际净产值。前一种不公平耍通过促进劳动在地区与职业间的流动来解决，后一种要由政府进行干预来解决。此外，即使工资是公平的，但如果低于最低生活工资，也应制定最低工资法来提高工资。
总之，庇古从增加国民收入与经济福利。
（四）
第4卷详细讨论了国民收入分配与经济福利的关系，并提出了收入均等化的政策建议。庇古关于收入分配对经济福利的影响的论述是从这样一个基本观点出发的：“以下情况中的任何一种情况，即或者使国民收入增加，而不减少穷人在其中占有的绝对份额，或者使穷人占有绝对份额增加，而不减少国民收入，都一定会增加经济福利”。这里所研究的主要是后一种情况。 在分析这一问题时，庇古假设货币的边际效用也是递减的，即一个人的货币收入众多，其边际效用愈小；而货币收入愈少，其边际效用愈大。因此，穷人的货币收入的边际效用大于富人，把货币收入由富人转移给穷人就可以增加社会的总效用，即增加经济福利。 庇古认为，在“经济萧条、工会力量强大和舆论坚持要求等情形存在时”，把富人的收入转移给穷人以增加经济福利就是十分必要的。而为了实现这一点就要求国家采取收入均等化的政策。
庇古指出，实现收入的转移可以有自愿转移与强制转移。自愿转移就是富人自动出钱举办教育、娱乐、保健、科学、文化等事业。但他也感到仅靠自愿转移是不够的。这样就需要国家实行强制转移。强制转移就是征收累进的所得税与遗产税，并把这种收入向穷人转移。转移的办法分为直接的与间接的。直接转移就是举办社会保险与社会服务，诸如养老金、失业补助、免费教育、医疗保险等。间接转移就是对穷人最需要的产品的生产进行补助，例如，对农业生产、交通、住房建筑进行补贴，以便这些行业的产品以低价卖给穷人，使穷人间接受益
江 山 代 有 人 才 出
--剑桥经济学之百年漫谈（上）
孙 霈
剑桥大学经济系始创于1903年，迄今已近百年了。但与其它许多古老的科系（如神学、法学等）相比，它实在也仅算个
因此，在此登台的第一位人物在世时经济系尚不存在，但他的大名想必国人都早有耳闻，即被凯恩斯称为
马尔萨斯在19世纪初做出的这一论断在当今仍有意义吗？当然。这不仅是因为我们曾犯下因错批
生产要素数量的恒定，更是要假设不存在技术进步！当今时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人口增长与生产能力的矛盾远没有马尔萨斯所想象的那么尖锐。
现在让我们调近历史的焦距，去看一看剑桥经济学的奠基人，现代经济学的创始人，也是剑
桥经济系的建立者--阿尔弗雷德o马歇尔（Alfred Marshall）。马歇尔19世纪中期在St 圣约翰学院读数学，以第二名的优异成绩毕业，此后兴趣曾转向心理学，但最终成功地建立了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并于1885年成为剑桥政治经济学讲座教授（chair professor）。顺便提一句，该讲座教授头衔自此从某种意义上成为英国经济学家的最高荣誉之一，目前的拥有者是1996年诺贝尔奖得主詹姆斯o莫里斯（James Mirrlees）爵士。好奇的朋友可在该学院饭厅右侧看到马歇尔的画像，此外，经济系的图书馆就称为Marshall Library of Economics, 经济系每年一度的高规格的学术讲座称为Marshall Lecture, 经济系本科生的精英社团也命名为Marshall Society。
虽然一些人甚至包括剑桥的经济学家（如罗宾逊夫人）都曾对马歇尔的人品有过异议，但他对整个现代经济学研究的奠基性与开创性贡献则是无人否认的，这似乎有点像牛顿在物理学中的角色。是他实现了经济学从古典的政治经济学向现代经济学的转型，是他综合了古典学派李嘉图、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与奥地利学派及英国边际主义者主张的效用价值论，用供给曲线与需求曲线的相互作用来调和以上这两种理论，建立起了此后经济学最基本的也是最通行的供给-需求分析范式（paradigm）。他于1890年出版了他的巨著《经济学原理》，该书在其有生之年共出了8版，至今仍为理论经济学的经典文献。
运用简洁而又有力的供需模型，马歇尔成功地分析了经济生活中各种商品的价格与数量在均衡状态下（即供需相等时）的决定问题，如全社会均衡就业量、工资水平、利率、不同行业的利润率等。值得注意的是，马歇尔将牛顿经典物理学中
1907年马歇尔退休，由其年仅30岁的门生亚瑟o庇古（Arthur Pigou）出任政治经济学讲座教授。庇古从总体上来讲仍延续着马歇尔的学术传统与分析框架，但他已从生产的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的分离中看到了
该书是公认的当代公共经济学的开山之作。
虽然庇古的学术成就是无可厚非的，但不幸的是，他却往往受到左派与右派经济学家的联合夹击。一方面，凯恩斯等人对其在宏观经济尤其是劳动力市场的研究中仍沿用传统?quot;新古典
下面要出场的人物大家也许已经猜到，那就是在20世纪经济学中应该是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约翰o梅纳德o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凯恩斯成长于一个典型的英国精英家庭，曾在著名的伊顿公学（Eton）受教育，其父也是一个经济学家和逻辑学家。与马歇尔一样，凯恩斯也在剑桥读数学，不同之处有二：第一，他在国王学院而非圣约翰，使得前者至今仍留有较强烈的左翼色彩（譬如布莱尔工党的
与马歇尔的另外一点不同是，凯恩斯不仅是一个著名的学者，而且深深涉足于公共事务之中，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英国经济政策的制定有着很大的影响力。1906年他从剑桥一毕业便加入了英国政府的公务员队伍。1909年凯恩斯返回剑桥成为国王学院的院士，直至去世。但在一战期间（1914-1918）他又供职于英国财政部，并因其出色表现作为劳合o乔治首相的助手之一出现在战后巴黎和会的英国代表团中。然而，凯恩斯强烈反对英法对德国过分激烈的报复措施，特别是强加于德国的巨额战争赔款，于是他于1919年出版了他的成名作--《和平的经济后果》（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在此书中凯恩斯分析了战前欧洲经济的运行机制，并指出这种报复性巨额赔款不仅会给战败国德国的经济带来灾难性的影响，而且还会打破战后欧洲经济的脆弱平衡。
正是这本书使凯恩斯第一次成为了耀眼的公众人物，但同时也使他在政界的前景变得不那么乐观了，于是他又回到剑桥进行学术研究。1921年，凯恩斯出版了反映他当时对哲学与数学深刻思考的著作《论概率》（A Treatise on Probability）。尽管该书遭到了当时剑桥数学天才拉姆奇（Frank Ramsey）的挑战，它仍对凯恩斯自身后来的学术观点有重大影响。此书中凯恩斯将概率看作一种
Knight）在其后来成为经济学名著的《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中也对
整个20年代，凯恩斯仍然活跃在公共政策的争论中：他激烈反对英国回归到战前的金本位制度，批评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主张用公共工程建设来缓解失业，认为财政部对预算赤字的担心并无必要。更重要的是，凯恩斯在这一时期已开始反思并逐渐偏离传统的马歇尔的经济学体系。譬如，他更重视短期的政策性分析，对马歇尔经济学只强调经济系统均衡状态在长期的可实现性颇有微词。在其1923年出版的《关于货币改革的小册子》（Tract on Monetary Reform）中，凯恩斯作出了以下著名的评论：
同时，凯恩斯日益意识到货币在宏观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并抛弃了传统的
凯恩斯曾希望此书能成为自己学术上的杰作，但是当时在伦敦经济政治学院任教的右翼经济学家、1974年诺贝尔奖得主哈耶克‵riedrich Hayek）对该书进行了猛烈的批判。然而幸运的是在30年代，凯恩斯的周围聚集着一批二、三十岁的天才的青年经济学家来共同对付右翼的挑战和发展崭新的激动人心的理论。这些年轻人包括后来大名鼎鼎的罗宾逊夫人（Joan Robinson）、斯拉法（Piero Sraffa）、卡恩（Richard Kahn）和1977年诺贝尔奖得主米德（James Meade）。他们组成了名叫
在大家当然主要是凯恩斯的努力下，《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简称《通论》，这一20世纪最重要的经济学著作之一，终于在1936年诞生了。正如凯恩斯本人在1935年元旦给友人的信中所写的那样：
20年代末30年代初西方世界的经济大萧条无疑是促成凯恩斯发展自己理论体系最重要的动力。大量的商品、劳动力过剩和需求不足是当时的主要
《通论》的出版在西方学术界和经济决策领域中都引起了轩然大波，正如一位美国政治家所言，所有人都知道新古典经济学家提出的政策建议是差劲的政策，但现在他们也意识到它们同样是差劲的经济学。然而由于健康原因，凯恩斯于1938年退出了当时仍进行得如火如荼的辩论，但这并不是他职业生涯的结束。二战爆发后，他重出江湖，提出了许多政策建议来缓解战时由于资源短缺造成的通货膨胀的压力。在凯恩斯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忙于战后经济秩序和国际金融制度的重建工作，特别是于1944年参与了在布雷顿森林国际会议上确认各国货币对美元的联系汇率制和建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一系列重要的活动。他生前所做的最后一件重要的事情是劝说英国政府接受为获得美国贷款而必须遵守的苛刻条件。
1946年4月22日，伦敦泰晤士报的讣告栏中写道：
usually the slaves of some defunct economist. Madmen in authority, who hear voices in the air, are distilling their frenzy from some academic scribbler of a few years back. I am sure that the power of vested interests is vastly exaggerated compared with the gradual encroachment of ideas.
社会成本问题的外部性视角
http://www.beiwang.com 2003-9-17 北望经济学园
这是我探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社会成本问题论文的一部分,我认为仅仅从外部性视角很难有效分析社会成本问题.
社会成本问题的外部性视角
自马歇尔首先提出“外部经济”概念以来，外部性视角一直是经济学分析社会成本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从最初庇古（Arthur Pigou）提出的“庇古税”理论到科斯（Ronald H. Coase）提出的“交易成本”理论，再到张五常、杨小凯对外部性理论进行的反思，外部性视角的局限性逐渐显示出来。本文认为，外部性现象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中是普遍存在的，但并不能由此把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社会成本问题直接归结为如何消除外部性的问题。分析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社会成本问题首先需要超越外部性视角。
一、庇古的“庇古税（Pigou Tax）”理论
社会成本问题来源于福利经济学对个体福利（成本）与社会福利（成本）不一致现象的关注。在新古典经济学中，一个基本预设就是完全市场竞争条件下个体福利（成本）与社会福利（成本）的一致性，而其思想渊源则来自亚当·斯密（Adam Smith）提出的“看不见的手”的理论，即个体在市场中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成本最小化）的行为“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亚当·斯密，1880/1974，下卷：27）。但是亚当·斯密由个人福利最大化（成本最小化）直接过渡到社会福利最大化（成本最小化）的论断与社会现实存在很大的差距。在现实的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个人的利益最大化行为往往并不带来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其中最典型的事例就是市场中的大量机会主义行为导致了社会整体资源配置效率的损失。正是针对这一问题，英国经济学家庇古在1922年出版的《福利经济学》一书中提出，在判断社会整体资源配置的效率时，不能仅仅以私人的成本—收益核算为依据，更要以社会成本—收益核算为依据，通过合理地分配资源来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个体福利（成本）与社会福利（成本）的不一致问题呢？福利经济学用“外部性（externality）”概念来解释这一问题 。在经济活动中当一个行为主体的行动直接影响到另一个或另一些行为主体的福利时，就意味着前者的行动对后者具有外部性。所谓外部性，是指某一经济主体的活动对于其他经济主体产生的一种未能由市场交易或价格体系反映出来的影响，从而导致资源配置不能达到最大效率，即不能达到“帕累托最优（Pareto optimality） ”。由于这种影响是某一经济主体在谋求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产生的，是对局外人产生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又是处于市场交易或价格体系之外，故称之为外部性。外部性分为两种，一种是负的外部性（外部不经济），经济学经常举的例子就是工厂生产过程中烟囱排放的烟雾影响了周围居民的身体健康，也就是说在工厂的生产经营成本之外，周围的居民也承担了一部分成本；另外一种是正的外部性（外部经济），例如在没有专利保护的情况下，发明成果同时也为社会其他成员所享用，即是发明所带来的收益不仅为发明者享有，同时也为其他社会成员享有。根据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假设，当存在负的外部性时，生产者的一部分成本实际上转嫁给了社会，边际社会成本大于边际私人成本，导致了这种生产活动的过度供给，反之则会出现供给不足。因此，按照外部性理论，无论边际社会成本大于还是小
于边际私人成本，个体的利益最大化行为都不能实现社会资源的“帕累托最优”配置与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既然在边际私人收益与边际社会收益、边际私人成本与边际社会成本相背离的情况下，依靠自由竞争是不可能达到社会福利最大的。于是，以庇古为代表的福利经济学家就提出应当由政府采取适当的经济政策，消除这种背离。庇古认为，政府进行干预的原则应当是对边际私人成本小于边际社会成本的部门实行征税，对边际私人收益小于边际社会效益的部门实行补贴，从而通过把外部性的影响内部化来消除私人收益/成本与社会收益/成本的背离，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庇古，1999/1922）。这种征税与补贴政策建议后来就被直接称为“庇古税”。在科斯提出“交易成本”理论之前，“庇古税”理论一直在外部性的内部化问题上占据着支配的地位，而且至今在基础设施建设、环境保护等经济活动中得到广泛的应用。
二、科斯的“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理论
英国经济学家科斯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奠基人，因他“发现和澄清了交易成本和财产权对经济的制度结构和运行的意义”，荣获了1991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科斯获奖的成果在于两篇论文，其中之一是其1960年发表的《社会成本问题》，而《社会成本问题》的理论背景就是“庇古税”理论。在某种程度上说，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就是在批判“庇古税”理论过程中形成的。
科斯对“庇古税”理论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开门见山地指出，外部性往往不是一方侵害另一方的单向问题，而是具有相互性。例如，按照“庇古税”理论，如果甲的经济活动对乙产生负的外部性，那么就应该由甲对乙进行补偿。但是，科斯指出，避免乙的利益受到损失的同时也会对甲的利益造成损害。因此，真正的问题在于判断究竟是允许甲损害乙，还是允许乙损害甲？科斯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从社会总体成本与福利的角度避免较严重的损失。其次，科斯指出，在交易成本为零的条件下，无论是允许甲损害乙还是允许乙损害甲，都可以实现社会成本的最小化与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因为甲和乙可以通过自愿协商实现资源配置的最大化。如果在产权是明晰的，交易双方就可以通过自愿协商实现外部性的内部化，而不需要政府的干预和调节，因此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庇古税”没有存在的必要。最后，在交易成本不为零的情况下，外部性的内部化需要对各种手段——政府干预与市场调节——的成本收益加以权衡才可以决定，也就是说，“庇古税”方案既可能是有效的制度安排，也可能是无效的制度安排，而问题的关键则在于产权是否明晰（科斯，1991/1960）。上述三点批判构成了“科斯定理（Coase Theory）” 的主要内容，即如果交易成本为零，无论权利无何界定，都可以通过市场交易和自愿协商达到资源的最优配置；如果交易成本不为零，资源的最优配置就需要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与选择来实现。
由此可见，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并不是完全否定庇古的理论，而是从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立场上对庇古理论进行的扬弃，从而使人们对市场在解决外部性问题时的重要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尤其是在所谓“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问题上，“科斯定理”说明，市场失灵并不是政府干预的充要条件，同时政府干预也不是治理市场失灵问题的唯一办法。更重要的是，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首先并不是针对外部性问题提出的，而是针对“庇古税”理论提出的，其目的也不仅仅在于探讨如何纠正外部性问题，而是在于说明制度在经济活动中的重要性。从这个意义上说，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本身已经揭示了超越外部性的可能性。
三、张五常、杨小凯对外部性理论的反思
尽管科斯的思想中已经蕴涵了对外部性问题的反思，但是由于他的理论是建立在对庇古理论的批判的基础上的，因此外部性视角仍然是其交易成本理论的一个内在前提。而另一位新制度经济学的开创者张五常则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就对外部性理论的合理性提出质疑，他的观点又进一步为新兴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杨小凯所吸收。他们多次提到外部性概念模糊不
清、外部性概念同义反复、外部性概念没有意义等问题。
如果说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所关注的核心依然是通过何种方式把外部性内部化的问题的话，那么，张五常则跳出了这一问题，从外部性概念与社会成本之间关系的角度批判了传统的观点。张五常指出，通常人们认为存在外部性的许多现象并没有带来私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背离问题。例如针对1952年英国学者米德（J. E. Meade）提出的养蜂人的蜜蜂到果园采蜜会对果园主的利益产生影响，从而导致果园主减少果树生产，因此政府应该对养蜂人征税同时对果园主加以补贴的观点，张五常1972年在华盛顿洲进行了实地调查，并在1973年发表了《蜜蜂的神话》一文。他发现，不仅养蜂人与果园主有花粉传播的服务合约与蜜蜂采花蜜的合约，而且价格厘定的精确不亚于市场一般的其它物品。因此，外部性概念实际上是一个“模糊不清”的概念。他说，“外部性似乎集中于不同的‘背离’情形，并忽视了牵涉的经济问题。‘外部性’的概念是模糊不清的，因为每一种行为都有效应；这个概念也容易引起混乱，因为各种分类和理论互不相同，随意性很大，且都是特例。由于这些原因，由‘外部性’概念而产生的各种理论就不可能是有用的。（张五常，2000：109）”
张五常对外部性理论的质疑为杨小凯等人接受，并进而将这一思想运用于对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的发展中。在《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分析》（2000）与《专业化与经济组织》（1999/1993）两本著作中，杨小凯等人对外部性理论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在交易成本为零的情况下，不同的产权安排都能导致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既然交易成本为零，就不存在外部性，或者说外部性概念是没有意义的。如果存在外部性也只是想象中的初始状态，由于自愿协商马上会离开这种初始状态。第二，有了交易成本概念就不需要外部性概念，传统的外部性问题的实质是交易成本问题，即节省界定产权的外生交易成本与节省产权界定不清引起的内在交易成本之间的两难冲突问题。第三，应该用内生交易成本与外生交易成本来替代外部性概念，或者说把外部性内生化。杨小凯把所有经济问题的本质都看作是交易成本问题，在杨小凯等人的新兴古典产权经济模型中就内生了外部效果（杨小凯、张永生，2000；杨小凯、黄有光，1999/1993）。
四、简评：超越外部性
外部性概念究竟有没有意义？有学者指出，马歇尔、庇古、科斯的外部性理论是在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张五常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与杨小凯的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也是来源于古典经济学，它们是同根同源，只是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罢了（沈满洪、何灵巧，2002）。因此，在评价不同理论的时候需要在各自的分析框架内进行。
简单地否定庇古的理论是不恰当的，但是庇古理论的确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庇古理论的前提是存在所谓的“社会福利函数”，政府是公共利益的天然代表者，并能自觉按公共利益对产生外部性的经济活动加以干预，然而事实上公共决策却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其次，庇古税运用的前提是政府必须知道引起外部性和受其它影响的所有个人的边际成本或效益，拥有与决定帕累托最优资源配置有关的全部信息，但是事实上政府不可能拥有所有的信息。再次，政府干预本身也是需要成本的，如果政府干预的成本支出大于外部性所造成的损失，那么这种外部性的消除就是缺乏效率和不值得的。最后，庇古税政策执行过程中可能出现“寻租” 活动，导致资源的浪费与资源配置的扭曲。
与“庇古税”理论相比，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注重外部性的市场解决方案，显然更接近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现实，但是也不可避免的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科斯的理论是建立在市场机制基础之上的，而在市场化程度不高的发展中国家与转轨经济国家，这种市场解决方案往往并不有效。其次，市场解决方案要求交易成本要低于社会净效益，但是在市场规范不健全的情况下，自愿协商的交易成本往往要高于社会净收益，因此自愿协商的空间受到限制。再次，市场解决方案的前提是产权的明晰，但是很多公共物品的产权界定成本很高，这就使自愿协商的前提不复存在。
张五常认识到了外部性概念本身存在的种种局限性，但是他仅仅试图通过否定外部性概念来取消现实中存在的社会成本问题并不是一种可取的态度。相比之下，杨小凯在新兴古典经济学框架中对外部性问题的处理则是建设性的。当然，在杨小凯的分析框架中，消除外部性问题本身已经消解在逻辑当中，体现了完全不同的主题。
毋庸置疑，在现实生活中，包括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外部性现象是普遍存在的，通过分析这一现象也的确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社会成本问题 。但是，仅仅依据对外部性的认识是否能够完全把握社会成本问题呢？越来越多的学者在这个问题上持怀疑态度 。外部性现象必然导致资源配置效率的损失，同时资源配置效率的损失仅仅是由于存在外部性现象吗？本文认为，外部性现象仅仅是资源配置偏离“帕累托最优”的一种表现而非原因，只要资源配置没有达到最优状态，外部性现象就必然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与其说外部性的存在导致资源配置效率的偏离，毋宁说外部性的存在体现了个体利益最大化行为的局限性，从而是改进资源配置效率的认识论前提；而人们总是想消除外部性其实是犯了一个逻辑的错误，即还没有出发就到了终点，反而被外部性现象遮蔽了具体的个体行为。更重要的是，“帕累托最优”只能用来说明某一种制度是否发挥了其最大的潜力，并不能用来评价一种制度的优劣，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作为劳动力资源的结构性重组本身又内在地规定了制度变迁，所以社会成本问题不仅始终存在，而且是认识这一进程的重要前设。也就是说，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只是表现出动态地接近最优福利状态的趋势，而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完全达到这种均衡状态。因此，可以把这种社会资源配置效率的损失理解为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社会成本，而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一个基本目标就是要尽量减少这种损失。
进一步说，如果把社会成本问题归结为消除外部性，那么90年代初“鼓励就地消化、防止盲目流动”的政策完全是符合这种逻辑的。有的学者认为，这种政策并没有真正消除外部性，反而带来许多新的外部性，诸如劳动力市场的混乱、农业比较利益的下降以及人力资源的浪费等等，所以社会成本问题才会日益突出。这样一种观点看似合理，实际上存在逻辑的混乱，因为这些事例恰恰说明消除某种外部性并非解决社会成本问题的前提而是结果，而外部性本身则是普遍存在的。更重要的问题是，能否把所有的社会成本都归结为外部性问题？答案是否定的。本文认为，所谓外部性仅仅是对市场交易过程中的所谓“市场失灵”现象的一种形式化的解释，而大量的社会成本则被看似平等的市场交易所掩盖 。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由于人们把社会成本问题归结为如何消除外部性的问题才导致了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社会成本问题与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之间的内在的逻辑紧张，而要走出这种困境，就必须超越社会成本问题的外部性视角。
超越外部性不仅是逻辑的必然，同时也是实践的需要。90年代后期以来，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背景与90年代初相比又发生了许多重要的变化，诸如异地转移的比重超过了就地转移的比重，农民非农收入成为农民收入尤其是现金收入增长的“台柱”，农业比较利益持续下降导致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而东部三大都市圈的发展又进一步拉大了区域经济差距„„，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农村劳动力与人口的大规模流动不仅不会象预期的那样趋于静止，而且还会进一步扩大。因此，如果说在90年代初政府还可以通过消除“外部性”来回避社会成本问题的话，那么到了90年代后期，人们已经发现这是一个迫切需要正面面对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这种社会福利的损失也不再局限于所谓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负面影响问题，而是拓展到对整体社会福利——尤其是农民在转移过程中的“弱势”地位——的关注，而外部性视角在这些问题上完全是无能为力的。
“外部性”概念最初源于马歇尔（A. Marshall）在一个多世纪以前提出来的“外部经济”概念，但是马歇尔的外部经济概念主要是指由于企业外部的各种因素所导致的生产费用的减少（马歇尔，1981/1890：324~331）。在一定意义上说，私人与社会的成本收益的不一致体现
了外部性概念的实质。但是需要强调的是，私人与社会的成本收益的不一致并非外部性的充分条件，而仅仅是其必要条件。或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迄今为止，经济学者普遍认为“外部性”是一个意义不明确的概念。现在人们一般采用萨缪尔森（P. A. Samuelson）的定义，即所谓“那些生产或消费对其他团体强征了不可补偿的成本或给予了无需补偿的收益的情形（萨缪尔森，1999/1998：263）”。
所谓“帕累托最优”又称“帕累托效率（Pareto efficiency）”，是指一个经济到达该境况时，已经不可能通过重组或贸易等手段，既提高某一人的效用或满足程度，而又不降低其他人的效用或满足程度。这一概念是以意大利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帕累托（Vilfredo Pareto）的名字命名的。
“科斯定理”是科斯在1960年发表的《社会成本问题》中阐明的，后来由斯蒂格勒加以总结并命名的（科斯，1991/1960；G. Stigler,1966）。
“寻租（Rent Seeking）”概念是美国经济学家安妮·克鲁格（Anne Krueger）在1974年首先提出的，但有关寻租的基本思想则是由美国经济学家戈登·塔洛克（Gordon Tullock）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就进行了阐发。所谓“寻租”是指那种利用资源并通过政治过程获得特权从而构成对他人利益的损害大于租金获得者收益的行为。参阅戈登·塔洛克：《寻租：对寻租活动的经济学分析》，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有学者对农村劳动力流动中的外部性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既存在负的外部性，如造成城市居民公共物品的不足与就业难度的加大，也存在正的外部性，如降低了企业的劳动力成本，增加了企业主的生产者剩余等等；作者还对政府促进外部性内部化的户籍制度与就业政策进行了分析，认为这种方式会带来巨大的社会成本支出，因此需要调整政策。“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中的外部性问题分析”，载于《哈尔滨市委党校学报》2003年第1期，农业部网络信息中心2003年3月4日转载，作者不详。
有学者这样论述外部性问题，“想想吧，生活中哪样事没有外部性？哪些地方没有外部性？但是事情并没有糟到大事不好的程度。不是说没有外部性，而是说外部性的存在是可以与效率并行不悖的，有些外部性恰恰是效率的体现。不是说没有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的分离的问题，而是说各种制度安排就是要减少这种分离，个人的行为或者私人之间的合约是可以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也不是说政府在社会成本方面没有其积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而是说我们不能一般地指出哪些外部性本身就是效率的体现，哪些外部性个人的行为或者私人之间的合约就可以克服之，哪些外部性政府干预将比私人更有效率，因此政府的经济作用就变得不那么清晰了”（谢作诗：“社会成本的神话”，《经济学消息报》2003年4月25日）。
有学者试图用正的外部性来解释这些现象是荒谬的，因为根据经济学的利益最大化假设，正的外部性只会导致这种活动的供给不足，而现实当中恰恰是相反的。这也说明，人们在运用外部性理论时存在想当然的误区，而外部性概念已经成为人们回避现实的遁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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庇古与《福利经济学》
阿瑟·塞西尔·庇古（Arthur Cecil pigou,1877-1959)，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剑桥学派马歇尔的学生，被视为剑桥学派正统人物及主要代表。他由于《财富与福利》（后称《福利经济学》）一书而被西方经济学界奉为福利“经济学之父”，成为福利经济学的创始人。庇古的主要著作：《工业和平原理和方法》（1905）、《财富与福利》（1912）、《论失业问题》（1914）、《工业波动》（1927）、《公共财政研究》（1925，1956）、《失业理论》（1933）、《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比较》（1937）、《静态经济学》（1935）、《就业与均衡》（1945）、《收入理论》（1946）、《凯恩斯“通论”的回顾》（1956）。《福利经济学》是要“研究在现代社会实际生活中影响经济福利的重要因素。”本书包括两个主要部分：第一、根据边际效用价值理论提出一套有关福利，特别是经济福利的概念。第二，从国民收入量的增加和国民收入分配出发，推导出增加社会福利的一些重要因素。
（一）
第l卷论述经济福利的有关概念，以及经济福利与国民收入之间的关系。庇古的福利经济学是建立在边际效用价值理论的基础之上的。庇古对福利这一概念提出了两个命题：“第一，福利的要素是一些意识，或者说是意识之间的关系，第二，福利可以置于较大或较小的范畴之下”。这就是说，福利表示人的心理状态，寓于人的满足之中，福利的大小是可以衡量的。但庇古强调，福利包括的范围很广，在经济学中并不讨论一般福利，而只讨论与经济生活相关的福利，即能够直接或间接地用货币尺度所衡量的经济福利。这种经济福利与一般福利是相关的，对一般福利有决定性的影响。庇古把福利作为满足，用效用来表示满足。而效用可以用一个人为避免失去某种满足而愿支付的货币量来衡量，即可以用单位商品的价格来衡量，为了衡量和计量效用，庇古假设货币的边际效用是不变的。
在这种经济福利的概念之上，庇古论述了经济福利与国民收入的关系。他指出，“正是由于经济福利是可以直接或间接地与货币量相联系的那部分总福利，国民收入是可以用货币衡量的那部分社会客现收入„„所以，这两个概念，经济福利和国民收入是对等的，对其中之一
的内容任何表述，就意味着对另一个内容的相应表述。”这样，就把对经济福利的研究变为对国民收入的研究。
庇古使用的是马歇尔给国民收入所下的定义，即：“一国的劳动和资本作用于它的自然资源时，每年生产一定的纯商品总量，其中有的是物质的，有的是非物质的，各种服务也包括在内”。这就是指扣除折旧与中间产品消耗之后的国民生产净值。这种净值大致与一国的货币收入相等。
庇古从经济福利转到国民收入间题，这样就接着讨论了两个问题：第一，国民收入量的变动，这种变动的衡量。及其与经济福利的关系。他说明了在消费者嗜好与购买力分配不变的情况下，国民收入的增加使经济福利增加，但由于国民收入量的变化又会引起产品结构的变化，所以国民收入员变动与经济福利的关系也相当复杂。只有在社会成员对新增加的产品比对所消失的产品愿意支付更多的货币时，这种增加才真正代表经济福利的增加。第二，国民收入分配及其对经济福利的影陶。他说明了如果在国民收入并未减少的情况下，国民收入由富人转向穷人，即国民收人分配的平等化，有利于增加经济福利。这是因为边际效用是递减的穷人收入增加所带来效用要大于富人等量收入减少所减少的效用。
（二）
第2卷中心论述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问题。因为国民收入总量增加是经济福利增加的主要源泉，所以，如何增加国民收入就是福利经济学的中心问题之一。庇古强调，要使国民收入增加就必须使生产资源在各个生产部门中的配置达到最优状态，如何才能实现这种最优配置就是这一卷的中心。
庇古用边际私人纯产值和边际社会纯产值的关系来说明社会资源最优配置的标准。边际私人纯产值指私人增加一个单位的投资后，投资者收入所增加的值，也就等于边际私人纯产品乘以价格，或者说是生产者支出的边际私人生产成本与增加投资带来的边际私人收益的差额，边际社会纯产值指社会增加一个单位的投资后收入所增加的值，也就等于边际社会纯产品乘以价格，或者说是社会支出的边际社会生产成本与增加投资带来的边际社会收益的差额，如果把个人投资作为社会投资的一份，边际社会纯产值就是在边际私人纯产值之外再加上由于这种生产给社会上其他人带来的利益或损失。换句话来说，个人的生产活动给社会带来的有利影响是边际社会收益，个人的生产活动给社会带来的不利影响是边际社会成本，两者之差即为边际社会纯产值。如果在边际私人纯产值之外，社会还得到了好处，则边际社会纯产值大于边际私人纯产值；反之，如果在边际私人纯产值之外，社会受了损失，则边际社会纯产值小于边际私人纯产值。如果边际私人纯产值与边际社会纯产值相等，则社会资源配置达到了最优状态。
庇古认为，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通过竞争与资源自由流动最终会使边际私人纯产值等于社会纯产值。但是，在现实中由于种种原因，边际私人纯产值与边际社会纯产值往往并不相等。这些原因主要是：第一，市场信息的不完全引起对投资收益估计错误，影响资源流动。第二，某些耐久性生产要素(如土地、设备)的所有权与使用极不一致，使这些生产要素得不到应有的维护而损害社会收益。第三，外部经济或外部不经济的存在，例如，工厂对污水的流出不予治理，其代价由社会承受，对工厂而言是外部经济，而对社会则是损失。第四，收益或成本变动而引起的背离。这就是说由于各行业的规模经济不同，在成本递减的行业，规模扩大使边际社会纯产值大于边际私人纯产值；而成本递增的行业规模扩大则情况相反。第五，垄断的存在使边际社会纯产值与边际私人纯产值的差异扩大。
根据以上原因，庇古主张由政府对资源配置进行干预。其干预办法包括：对事关全局的产业，如铁路、电力、自来水等实行国有化，由政府经营；对不适于国有化的产业实行特殊鼓励和
特殊限制的政策，例如对引起污染的产业征以重税，而对农业这样收益大的行业进行补贴。限制垄断，保护竞争等等。
（三）第3卷讨论国民收入与劳动的关系。决定国民收人大小的主要是劳动，所以，第3卷所涉及的问题相当广泛，诸如，一般的劳动纠纷、工作时数、工资的支付方式、影响劳动在不同地区及职业间分配的因素、提高工资的可能性、减少失业的方法以及公平工资和最低工资等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既有理论分析，又有政策建议。
庇古论述了劳动在各地区各职业间的配置问题。他认为，即使各类劳动的需求价格及工资在不同的地区与职业间均能相等，而劳动在不同地区与职业间的配置却达不到理想状态。这主要是由于工人的无知，流动所需要的费用(包括交通费用与离乡背井的心理代价)，以及传统与习惯对流动的人为限制。劳动配置中的失误会引起失业，减少国民收入与经济福利，解决这种失业的办法则是政府采用干预手段，例如，由政府提供必要的费用，或使工人终身受雇等等
在工资方面，庇古重点讨论了公平工资问题，公平工资就是在所有地区与职业中支付给工人的工资等于其劳动的边际净产值，并使各种工人在不同地区与职业间的配置使国民收入达到最大。由这一标准看，不公平工资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虽然不公平，但在工人所从事工作的地区与职业中等于劳动的边际净产值的，另一种是有剥削存在，工资低于劳动的边际净产值。前一种不公平耍通过促进劳动在地区与职业间的流动来解决，后一种要由政府进行干预来解决。此外，即使工资是公平的，但如果低于最低生活工资，也应制定最低工资法来提高工资。
总之，庇古从增加国民收入与经济福利。
（四）
第4卷详细讨论了国民收入分配与经济福利的关系，并提出了收入均等化的政策建议。庇古关于收入分配对经济福利的影响的论述是从这样一个基本观点出发的：“以下情况中的任何一种情况，即或者使国民收入增加，而不减少穷人在其中占有的绝对份额，或者使穷人占有绝对份额增加，而不减少国民收入，都一定会增加经济福利”。这里所研究的主要是后一种情况。 在分析这一问题时，庇古假设货币的边际效用也是递减的，即一个人的货币收入众多，其边际效用愈小；而货币收入愈少，其边际效用愈大。因此，穷人的货币收入的边际效用大于富人，把货币收入由富人转移给穷人就可以增加社会的总效用，即增加经济福利。 庇古认为，在“经济萧条、工会力量强大和舆论坚持要求等情形存在时”，把富人的收入转移给穷人以增加经济福利就是十分必要的。而为了实现这一点就要求国家采取收入均等化的政策。
庇古指出，实现收入的转移可以有自愿转移与强制转移。自愿转移就是富人自动出钱举办教育、娱乐、保健、科学、文化等事业。但他也感到仅靠自愿转移是不够的。这样就需要国家实行强制转移。强制转移就是征收累进的所得税与遗产税，并把这种收入向穷人转移。转移的办法分为直接的与间接的。直接转移就是举办社会保险与社会服务，诸如养老金、失业补助、免费教育、医疗保险等。间接转移就是对穷人最需要的产品的生产进行补助，例如，对农业生产、交通、住房建筑进行补贴，以便这些行业的产品以低价卖给穷人，使穷人间接受益
江 山 代 有 人 才 出
--剑桥经济学之百年漫谈（上）
孙 霈
剑桥大学经济系始创于1903年，迄今已近百年了。但与其它许多古老的科系（如神学、法学等）相比，它实在也仅算个
因此，在此登台的第一位人物在世时经济系尚不存在，但他的大名想必国人都早有耳闻，即被凯恩斯称为
马尔萨斯在19世纪初做出的这一论断在当今仍有意义吗？当然。这不仅是因为我们曾犯下因错批
生产要素数量的恒定，更是要假设不存在技术进步！当今时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人口增长与生产能力的矛盾远没有马尔萨斯所想象的那么尖锐。
现在让我们调近历史的焦距，去看一看剑桥经济学的奠基人，现代经济学的创始人，也是剑
桥经济系的建立者--阿尔弗雷德o马歇尔（Alfred Marshall）。马歇尔19世纪中期在St 圣约翰学院读数学，以第二名的优异成绩毕业，此后兴趣曾转向心理学，但最终成功地建立了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并于1885年成为剑桥政治经济学讲座教授（chair professor）。顺便提一句，该讲座教授头衔自此从某种意义上成为英国经济学家的最高荣誉之一，目前的拥有者是1996年诺贝尔奖得主詹姆斯o莫里斯（James Mirrlees）爵士。好奇的朋友可在该学院饭厅右侧看到马歇尔的画像，此外，经济系的图书馆就称为Marshall Library of Economics, 经济系每年一度的高规格的学术讲座称为Marshall Lecture, 经济系本科生的精英社团也命名为Marshall Society。
虽然一些人甚至包括剑桥的经济学家（如罗宾逊夫人）都曾对马歇尔的人品有过异议，但他对整个现代经济学研究的奠基性与开创性贡献则是无人否认的，这似乎有点像牛顿在物理学中的角色。是他实现了经济学从古典的政治经济学向现代经济学的转型，是他综合了古典学派李嘉图、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与奥地利学派及英国边际主义者主张的效用价值论，用供给曲线与需求曲线的相互作用来调和以上这两种理论，建立起了此后经济学最基本的也是最通行的供给-需求分析范式（paradigm）。他于1890年出版了他的巨著《经济学原理》，该书在其有生之年共出了8版，至今仍为理论经济学的经典文献。
运用简洁而又有力的供需模型，马歇尔成功地分析了经济生活中各种商品的价格与数量在均衡状态下（即供需相等时）的决定问题，如全社会均衡就业量、工资水平、利率、不同行业的利润率等。值得注意的是，马歇尔将牛顿经典物理学中
1907年马歇尔退休，由其年仅30岁的门生亚瑟o庇古（Arthur Pigou）出任政治经济学讲座教授。庇古从总体上来讲仍延续着马歇尔的学术传统与分析框架，但他已从生产的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的分离中看到了
该书是公认的当代公共经济学的开山之作。
虽然庇古的学术成就是无可厚非的，但不幸的是，他却往往受到左派与右派经济学家的联合夹击。一方面，凯恩斯等人对其在宏观经济尤其是劳动力市场的研究中仍沿用传统?quot;新古典
下面要出场的人物大家也许已经猜到，那就是在20世纪经济学中应该是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约翰o梅纳德o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凯恩斯成长于一个典型的英国精英家庭，曾在著名的伊顿公学（Eton）受教育，其父也是一个经济学家和逻辑学家。与马歇尔一样，凯恩斯也在剑桥读数学，不同之处有二：第一，他在国王学院而非圣约翰，使得前者至今仍留有较强烈的左翼色彩（譬如布莱尔工党的
与马歇尔的另外一点不同是，凯恩斯不仅是一个著名的学者，而且深深涉足于公共事务之中，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英国经济政策的制定有着很大的影响力。1906年他从剑桥一毕业便加入了英国政府的公务员队伍。1909年凯恩斯返回剑桥成为国王学院的院士，直至去世。但在一战期间（1914-1918）他又供职于英国财政部，并因其出色表现作为劳合o乔治首相的助手之一出现在战后巴黎和会的英国代表团中。然而，凯恩斯强烈反对英法对德国过分激烈的报复措施，特别是强加于德国的巨额战争赔款，于是他于1919年出版了他的成名作--《和平的经济后果》（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在此书中凯恩斯分析了战前欧洲经济的运行机制，并指出这种报复性巨额赔款不仅会给战败国德国的经济带来灾难性的影响，而且还会打破战后欧洲经济的脆弱平衡。
正是这本书使凯恩斯第一次成为了耀眼的公众人物，但同时也使他在政界的前景变得不那么乐观了，于是他又回到剑桥进行学术研究。1921年，凯恩斯出版了反映他当时对哲学与数学深刻思考的著作《论概率》（A Treatise on Probability）。尽管该书遭到了当时剑桥数学天才拉姆奇（Frank Ramsey）的挑战，它仍对凯恩斯自身后来的学术观点有重大影响。此书中凯恩斯将概率看作一种
Knight）在其后来成为经济学名著的《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中也对
整个20年代，凯恩斯仍然活跃在公共政策的争论中：他激烈反对英国回归到战前的金本位制度，批评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主张用公共工程建设来缓解失业，认为财政部对预算赤字的担心并无必要。更重要的是，凯恩斯在这一时期已开始反思并逐渐偏离传统的马歇尔的经济学体系。譬如，他更重视短期的政策性分析，对马歇尔经济学只强调经济系统均衡状态在长期的可实现性颇有微词。在其1923年出版的《关于货币改革的小册子》（Tract on Monetary Reform）中，凯恩斯作出了以下著名的评论：
同时，凯恩斯日益意识到货币在宏观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并抛弃了传统的
凯恩斯曾希望此书能成为自己学术上的杰作，但是当时在伦敦经济政治学院任教的右翼经济学家、1974年诺贝尔奖得主哈耶克‵riedrich Hayek）对该书进行了猛烈的批判。然而幸运的是在30年代，凯恩斯的周围聚集着一批二、三十岁的天才的青年经济学家来共同对付右翼的挑战和发展崭新的激动人心的理论。这些年轻人包括后来大名鼎鼎的罗宾逊夫人（Joan Robinson）、斯拉法（Piero Sraffa）、卡恩（Richard Kahn）和1977年诺贝尔奖得主米德（James Meade）。他们组成了名叫
在大家当然主要是凯恩斯的努力下，《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简称《通论》，这一20世纪最重要的经济学著作之一，终于在1936年诞生了。正如凯恩斯本人在1935年元旦给友人的信中所写的那样：
20年代末30年代初西方世界的经济大萧条无疑是促成凯恩斯发展自己理论体系最重要的动力。大量的商品、劳动力过剩和需求不足是当时的主要
《通论》的出版在西方学术界和经济决策领域中都引起了轩然大波，正如一位美国政治家所言，所有人都知道新古典经济学家提出的政策建议是差劲的政策，但现在他们也意识到它们同样是差劲的经济学。然而由于健康原因，凯恩斯于1938年退出了当时仍进行得如火如荼的辩论，但这并不是他职业生涯的结束。二战爆发后，他重出江湖，提出了许多政策建议来缓解战时由于资源短缺造成的通货膨胀的压力。在凯恩斯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忙于战后经济秩序和国际金融制度的重建工作，特别是于1944年参与了在布雷顿森林国际会议上确认各国货币对美元的联系汇率制和建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一系列重要的活动。他生前所做的最后一件重要的事情是劝说英国政府接受为获得美国贷款而必须遵守的苛刻条件。
1946年4月22日，伦敦泰晤士报的讣告栏中写道：
usually the slaves of some defunct economist. Madmen in authority, who hear voices in the air, are distilling their frenzy from some academic scribbler of a few years back. I am sure that the power of vested interests is vastly exaggerated compared with the gradual encroachment of ideas.
社会成本问题的外部性视角
http://www.beiwang.com 2003-9-17 北望经济学园
这是我探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社会成本问题论文的一部分,我认为仅仅从外部性视角很难有效分析社会成本问题.
社会成本问题的外部性视角
自马歇尔首先提出“外部经济”概念以来，外部性视角一直是经济学分析社会成本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从最初庇古（Arthur Pigou）提出的“庇古税”理论到科斯（Ronald H. Coase）提出的“交易成本”理论，再到张五常、杨小凯对外部性理论进行的反思，外部性视角的局限性逐渐显示出来。本文认为，外部性现象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中是普遍存在的，但并不能由此把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社会成本问题直接归结为如何消除外部性的问题。分析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社会成本问题首先需要超越外部性视角。
一、庇古的“庇古税（Pigou Tax）”理论
社会成本问题来源于福利经济学对个体福利（成本）与社会福利（成本）不一致现象的关注。在新古典经济学中，一个基本预设就是完全市场竞争条件下个体福利（成本）与社会福利（成本）的一致性，而其思想渊源则来自亚当·斯密（Adam Smith）提出的“看不见的手”的理论，即个体在市场中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成本最小化）的行为“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亚当·斯密，1880/1974，下卷：27）。但是亚当·斯密由个人福利最大化（成本最小化）直接过渡到社会福利最大化（成本最小化）的论断与社会现实存在很大的差距。在现实的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个人的利益最大化行为往往并不带来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其中最典型的事例就是市场中的大量机会主义行为导致了社会整体资源配置效率的损失。正是针对这一问题，英国经济学家庇古在1922年出版的《福利经济学》一书中提出，在判断社会整体资源配置的效率时，不能仅仅以私人的成本—收益核算为依据，更要以社会成本—收益核算为依据，通过合理地分配资源来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个体福利（成本）与社会福利（成本）的不一致问题呢？福利经济学用“外部性（externality）”概念来解释这一问题 。在经济活动中当一个行为主体的行动直接影响到另一个或另一些行为主体的福利时，就意味着前者的行动对后者具有外部性。所谓外部性，是指某一经济主体的活动对于其他经济主体产生的一种未能由市场交易或价格体系反映出来的影响，从而导致资源配置不能达到最大效率，即不能达到“帕累托最优（Pareto optimality） ”。由于这种影响是某一经济主体在谋求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产生的，是对局外人产生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又是处于市场交易或价格体系之外，故称之为外部性。外部性分为两种，一种是负的外部性（外部不经济），经济学经常举的例子就是工厂生产过程中烟囱排放的烟雾影响了周围居民的身体健康，也就是说在工厂的生产经营成本之外，周围的居民也承担了一部分成本；另外一种是正的外部性（外部经济），例如在没有专利保护的情况下，发明成果同时也为社会其他成员所享用，即是发明所带来的收益不仅为发明者享有，同时也为其他社会成员享有。根据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假设，当存在负的外部性时，生产者的一部分成本实际上转嫁给了社会，边际社会成本大于边际私人成本，导致了这种生产活动的过度供给，反之则会出现供给不足。因此，按照外部性理论，无论边际社会成本大于还是小
于边际私人成本，个体的利益最大化行为都不能实现社会资源的“帕累托最优”配置与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既然在边际私人收益与边际社会收益、边际私人成本与边际社会成本相背离的情况下，依靠自由竞争是不可能达到社会福利最大的。于是，以庇古为代表的福利经济学家就提出应当由政府采取适当的经济政策，消除这种背离。庇古认为，政府进行干预的原则应当是对边际私人成本小于边际社会成本的部门实行征税，对边际私人收益小于边际社会效益的部门实行补贴，从而通过把外部性的影响内部化来消除私人收益/成本与社会收益/成本的背离，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庇古，1999/1922）。这种征税与补贴政策建议后来就被直接称为“庇古税”。在科斯提出“交易成本”理论之前，“庇古税”理论一直在外部性的内部化问题上占据着支配的地位，而且至今在基础设施建设、环境保护等经济活动中得到广泛的应用。
二、科斯的“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理论
英国经济学家科斯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奠基人，因他“发现和澄清了交易成本和财产权对经济的制度结构和运行的意义”，荣获了1991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科斯获奖的成果在于两篇论文，其中之一是其1960年发表的《社会成本问题》，而《社会成本问题》的理论背景就是“庇古税”理论。在某种程度上说，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就是在批判“庇古税”理论过程中形成的。
科斯对“庇古税”理论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开门见山地指出，外部性往往不是一方侵害另一方的单向问题，而是具有相互性。例如，按照“庇古税”理论，如果甲的经济活动对乙产生负的外部性，那么就应该由甲对乙进行补偿。但是，科斯指出，避免乙的利益受到损失的同时也会对甲的利益造成损害。因此，真正的问题在于判断究竟是允许甲损害乙，还是允许乙损害甲？科斯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从社会总体成本与福利的角度避免较严重的损失。其次，科斯指出，在交易成本为零的条件下，无论是允许甲损害乙还是允许乙损害甲，都可以实现社会成本的最小化与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因为甲和乙可以通过自愿协商实现资源配置的最大化。如果在产权是明晰的，交易双方就可以通过自愿协商实现外部性的内部化，而不需要政府的干预和调节，因此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庇古税”没有存在的必要。最后，在交易成本不为零的情况下，外部性的内部化需要对各种手段——政府干预与市场调节——的成本收益加以权衡才可以决定，也就是说，“庇古税”方案既可能是有效的制度安排，也可能是无效的制度安排，而问题的关键则在于产权是否明晰（科斯，1991/1960）。上述三点批判构成了“科斯定理（Coase Theory）” 的主要内容，即如果交易成本为零，无论权利无何界定，都可以通过市场交易和自愿协商达到资源的最优配置；如果交易成本不为零，资源的最优配置就需要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与选择来实现。
由此可见，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并不是完全否定庇古的理论，而是从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立场上对庇古理论进行的扬弃，从而使人们对市场在解决外部性问题时的重要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尤其是在所谓“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问题上，“科斯定理”说明，市场失灵并不是政府干预的充要条件，同时政府干预也不是治理市场失灵问题的唯一办法。更重要的是，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首先并不是针对外部性问题提出的，而是针对“庇古税”理论提出的，其目的也不仅仅在于探讨如何纠正外部性问题，而是在于说明制度在经济活动中的重要性。从这个意义上说，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本身已经揭示了超越外部性的可能性。
三、张五常、杨小凯对外部性理论的反思
尽管科斯的思想中已经蕴涵了对外部性问题的反思，但是由于他的理论是建立在对庇古理论的批判的基础上的，因此外部性视角仍然是其交易成本理论的一个内在前提。而另一位新制度经济学的开创者张五常则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就对外部性理论的合理性提出质疑，他的观点又进一步为新兴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杨小凯所吸收。他们多次提到外部性概念模糊不
清、外部性概念同义反复、外部性概念没有意义等问题。
如果说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所关注的核心依然是通过何种方式把外部性内部化的问题的话，那么，张五常则跳出了这一问题，从外部性概念与社会成本之间关系的角度批判了传统的观点。张五常指出，通常人们认为存在外部性的许多现象并没有带来私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背离问题。例如针对1952年英国学者米德（J. E. Meade）提出的养蜂人的蜜蜂到果园采蜜会对果园主的利益产生影响，从而导致果园主减少果树生产，因此政府应该对养蜂人征税同时对果园主加以补贴的观点，张五常1972年在华盛顿洲进行了实地调查，并在1973年发表了《蜜蜂的神话》一文。他发现，不仅养蜂人与果园主有花粉传播的服务合约与蜜蜂采花蜜的合约，而且价格厘定的精确不亚于市场一般的其它物品。因此，外部性概念实际上是一个“模糊不清”的概念。他说，“外部性似乎集中于不同的‘背离’情形，并忽视了牵涉的经济问题。‘外部性’的概念是模糊不清的，因为每一种行为都有效应；这个概念也容易引起混乱，因为各种分类和理论互不相同，随意性很大，且都是特例。由于这些原因，由‘外部性’概念而产生的各种理论就不可能是有用的。（张五常，2000：109）”
张五常对外部性理论的质疑为杨小凯等人接受，并进而将这一思想运用于对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的发展中。在《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分析》（2000）与《专业化与经济组织》（1999/1993）两本著作中，杨小凯等人对外部性理论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在交易成本为零的情况下，不同的产权安排都能导致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既然交易成本为零，就不存在外部性，或者说外部性概念是没有意义的。如果存在外部性也只是想象中的初始状态，由于自愿协商马上会离开这种初始状态。第二，有了交易成本概念就不需要外部性概念，传统的外部性问题的实质是交易成本问题，即节省界定产权的外生交易成本与节省产权界定不清引起的内在交易成本之间的两难冲突问题。第三，应该用内生交易成本与外生交易成本来替代外部性概念，或者说把外部性内生化。杨小凯把所有经济问题的本质都看作是交易成本问题，在杨小凯等人的新兴古典产权经济模型中就内生了外部效果（杨小凯、张永生，2000；杨小凯、黄有光，1999/1993）。
四、简评：超越外部性
外部性概念究竟有没有意义？有学者指出，马歇尔、庇古、科斯的外部性理论是在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张五常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与杨小凯的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也是来源于古典经济学，它们是同根同源，只是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罢了（沈满洪、何灵巧，2002）。因此，在评价不同理论的时候需要在各自的分析框架内进行。
简单地否定庇古的理论是不恰当的，但是庇古理论的确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庇古理论的前提是存在所谓的“社会福利函数”，政府是公共利益的天然代表者，并能自觉按公共利益对产生外部性的经济活动加以干预，然而事实上公共决策却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其次，庇古税运用的前提是政府必须知道引起外部性和受其它影响的所有个人的边际成本或效益，拥有与决定帕累托最优资源配置有关的全部信息，但是事实上政府不可能拥有所有的信息。再次，政府干预本身也是需要成本的，如果政府干预的成本支出大于外部性所造成的损失，那么这种外部性的消除就是缺乏效率和不值得的。最后，庇古税政策执行过程中可能出现“寻租” 活动，导致资源的浪费与资源配置的扭曲。
与“庇古税”理论相比，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注重外部性的市场解决方案，显然更接近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现实，但是也不可避免的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科斯的理论是建立在市场机制基础之上的，而在市场化程度不高的发展中国家与转轨经济国家，这种市场解决方案往往并不有效。其次，市场解决方案要求交易成本要低于社会净效益，但是在市场规范不健全的情况下，自愿协商的交易成本往往要高于社会净收益，因此自愿协商的空间受到限制。再次，市场解决方案的前提是产权的明晰，但是很多公共物品的产权界定成本很高，这就使自愿协商的前提不复存在。
张五常认识到了外部性概念本身存在的种种局限性，但是他仅仅试图通过否定外部性概念来取消现实中存在的社会成本问题并不是一种可取的态度。相比之下，杨小凯在新兴古典经济学框架中对外部性问题的处理则是建设性的。当然，在杨小凯的分析框架中，消除外部性问题本身已经消解在逻辑当中，体现了完全不同的主题。
毋庸置疑，在现实生活中，包括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外部性现象是普遍存在的，通过分析这一现象也的确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社会成本问题 。但是，仅仅依据对外部性的认识是否能够完全把握社会成本问题呢？越来越多的学者在这个问题上持怀疑态度 。外部性现象必然导致资源配置效率的损失，同时资源配置效率的损失仅仅是由于存在外部性现象吗？本文认为，外部性现象仅仅是资源配置偏离“帕累托最优”的一种表现而非原因，只要资源配置没有达到最优状态，外部性现象就必然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与其说外部性的存在导致资源配置效率的偏离，毋宁说外部性的存在体现了个体利益最大化行为的局限性，从而是改进资源配置效率的认识论前提；而人们总是想消除外部性其实是犯了一个逻辑的错误，即还没有出发就到了终点，反而被外部性现象遮蔽了具体的个体行为。更重要的是，“帕累托最优”只能用来说明某一种制度是否发挥了其最大的潜力，并不能用来评价一种制度的优劣，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作为劳动力资源的结构性重组本身又内在地规定了制度变迁，所以社会成本问题不仅始终存在，而且是认识这一进程的重要前设。也就是说，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只是表现出动态地接近最优福利状态的趋势，而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完全达到这种均衡状态。因此，可以把这种社会资源配置效率的损失理解为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社会成本，而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一个基本目标就是要尽量减少这种损失。
进一步说，如果把社会成本问题归结为消除外部性，那么90年代初“鼓励就地消化、防止盲目流动”的政策完全是符合这种逻辑的。有的学者认为，这种政策并没有真正消除外部性，反而带来许多新的外部性，诸如劳动力市场的混乱、农业比较利益的下降以及人力资源的浪费等等，所以社会成本问题才会日益突出。这样一种观点看似合理，实际上存在逻辑的混乱，因为这些事例恰恰说明消除某种外部性并非解决社会成本问题的前提而是结果，而外部性本身则是普遍存在的。更重要的问题是，能否把所有的社会成本都归结为外部性问题？答案是否定的。本文认为，所谓外部性仅仅是对市场交易过程中的所谓“市场失灵”现象的一种形式化的解释，而大量的社会成本则被看似平等的市场交易所掩盖 。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由于人们把社会成本问题归结为如何消除外部性的问题才导致了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社会成本问题与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之间的内在的逻辑紧张，而要走出这种困境，就必须超越社会成本问题的外部性视角。
超越外部性不仅是逻辑的必然，同时也是实践的需要。90年代后期以来，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背景与90年代初相比又发生了许多重要的变化，诸如异地转移的比重超过了就地转移的比重，农民非农收入成为农民收入尤其是现金收入增长的“台柱”，农业比较利益持续下降导致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而东部三大都市圈的发展又进一步拉大了区域经济差距„„，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农村劳动力与人口的大规模流动不仅不会象预期的那样趋于静止，而且还会进一步扩大。因此，如果说在90年代初政府还可以通过消除“外部性”来回避社会成本问题的话，那么到了90年代后期，人们已经发现这是一个迫切需要正面面对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这种社会福利的损失也不再局限于所谓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负面影响问题，而是拓展到对整体社会福利——尤其是农民在转移过程中的“弱势”地位——的关注，而外部性视角在这些问题上完全是无能为力的。
“外部性”概念最初源于马歇尔（A. Marshall）在一个多世纪以前提出来的“外部经济”概念，但是马歇尔的外部经济概念主要是指由于企业外部的各种因素所导致的生产费用的减少（马歇尔，1981/1890：324~331）。在一定意义上说，私人与社会的成本收益的不一致体现
了外部性概念的实质。但是需要强调的是，私人与社会的成本收益的不一致并非外部性的充分条件，而仅仅是其必要条件。或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迄今为止，经济学者普遍认为“外部性”是一个意义不明确的概念。现在人们一般采用萨缪尔森（P. A. Samuelson）的定义，即所谓“那些生产或消费对其他团体强征了不可补偿的成本或给予了无需补偿的收益的情形（萨缪尔森，1999/1998：263）”。
所谓“帕累托最优”又称“帕累托效率（Pareto efficiency）”，是指一个经济到达该境况时，已经不可能通过重组或贸易等手段，既提高某一人的效用或满足程度，而又不降低其他人的效用或满足程度。这一概念是以意大利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帕累托（Vilfredo Pareto）的名字命名的。
“科斯定理”是科斯在1960年发表的《社会成本问题》中阐明的，后来由斯蒂格勒加以总结并命名的（科斯，1991/1960；G. Stigler,1966）。
“寻租（Rent Seeking）”概念是美国经济学家安妮·克鲁格（Anne Krueger）在1974年首先提出的，但有关寻租的基本思想则是由美国经济学家戈登·塔洛克（Gordon Tullock）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就进行了阐发。所谓“寻租”是指那种利用资源并通过政治过程获得特权从而构成对他人利益的损害大于租金获得者收益的行为。参阅戈登·塔洛克：《寻租：对寻租活动的经济学分析》，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有学者对农村劳动力流动中的外部性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既存在负的外部性，如造成城市居民公共物品的不足与就业难度的加大，也存在正的外部性，如降低了企业的劳动力成本，增加了企业主的生产者剩余等等；作者还对政府促进外部性内部化的户籍制度与就业政策进行了分析，认为这种方式会带来巨大的社会成本支出，因此需要调整政策。“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中的外部性问题分析”，载于《哈尔滨市委党校学报》2003年第1期，农业部网络信息中心2003年3月4日转载，作者不详。
有学者这样论述外部性问题，“想想吧，生活中哪样事没有外部性？哪些地方没有外部性？但是事情并没有糟到大事不好的程度。不是说没有外部性，而是说外部性的存在是可以与效率并行不悖的，有些外部性恰恰是效率的体现。不是说没有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的分离的问题，而是说各种制度安排就是要减少这种分离，个人的行为或者私人之间的合约是可以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也不是说政府在社会成本方面没有其积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而是说我们不能一般地指出哪些外部性本身就是效率的体现，哪些外部性个人的行为或者私人之间的合约就可以克服之，哪些外部性政府干预将比私人更有效率，因此政府的经济作用就变得不那么清晰了”（谢作诗：“社会成本的神话”，《经济学消息报》2003年4月25日）。
有学者试图用正的外部性来解释这些现象是荒谬的，因为根据经济学的利益最大化假设，正的外部性只会导致这种活动的供给不足，而现实当中恰恰是相反的。这也说明，人们在运用外部性理论时存在想当然的误区，而外部性概念已经成为人们回避现实的遁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