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中的日本人
日本认为，只要国家有绝对的主权，世界就会处于无政府状态，日本有必要为建立等级秩序而战，只有日本代表了一个真正自上而下的等级国家，并真正懂得各得其所的必要性。根据日本的观点，应该扶持落后的中国兄弟。各国应该统一于一个国际等级制度固定的世界。
日本人叫嚣着必胜，而且是精神对物质的胜利，日本的政治家、大本营和军人都强调说，这不是军事上的较量，而是日本信奉精神和美国信奉物质的抗衡，物质的力量必败！偷袭珍珠港时，日本国民收入的一半都投入到了陆军海军装备上，关于民用的行政支出只占政府总支出的17%，日本根本不关心物质。
人能够忍受12个小时的连续工作，他们说我们的身体越疲惫，精神就越是更高昂。！食物越是不足，越是必须要用额外消耗体力的方法来增强体力。
在战后日本人承认光有精神是不够的，企图用竹枪来守住阵地是幻想。
日本人经常觉得世界的眼睛始终注视着我们，所以必须展示日本人的整体精神素质。
天皇是一个有名无实的元首，每个人直接对他的领主即大名负责。
顽抗到底的日本战俘都把极端军国主义归根于天皇，认为， 天皇领导国民进行圣战，服从是我的天职，而反对战争的人也不约而同地把和平信念归于天皇，「称他为热爱和平的陛下」 。天皇和日本是密不可分的，没有天皇的日本不是日本。日本统帅向士兵发香烟 时声称这是天皇的赏赐。
对天皇无条件的忠诚，和对其他人的横加指责形成鲜明的对比，无论报纸还是战俘供辞，都有不少对政府和军队的批判。即便在战争期间日本国民也在无休止地批评政府，然而天皇是有特权的。
报纸和广播反复强调视死如归才是美德，对日本伤员和疟疾患者，在他们看来就是废物。日本军队没有完善的医疗系统，对医疗品的补给也很可怜，紧急情况下干脆杀掉伤员。
日本牺牲精神的极致是不投降政策。
在俘虏营中，美国人发笑是危险的事情，因为日本人看来当战俘 已经够耻辱的了， 居然还在笑。最大的犯罪就是公开顶嘴 ，惩戒是非常严厉的。
各得其所
等级制。多个世纪以来不平等是日本人组织生活的准则，广泛被接受。日本西化后仍然是一个贵族社会。不同的场合，使用不同的「你」，有敬语，鞠躬的程度也有区别。即便在家里，也要学会礼仪小心的遵守。
直到19世纪只有贵族家庭才允许使用姓氏，只有上流社会才有族谱 。人民效 忠的是封建领主。
日本对祖先的崇拜是在起居室里的佛台上进行，一般只贡奉 六七个最近去世的亲属，三代以上的墓地会被迅速的遗忘。
孩子即使三四十岁，父母仍然会干涉安排他的婚姻，父亲作为家庭的顶梁柱，用餐时第一个起箸，沐浴时首先入浴。
各得其所不仅是辈分的差异，还有年龄的差异，长兄 有与父亲相似的特权。辈分性别年龄在日本的特权是很大的，但行使的人是管理者，而不是独裁者。父亲或兄长要对全家负责，遇到重大事件，家长要召开家族会议。家族以全体成员都关心的名义，也就是最高价值 要求服从，以一种共同忠诚的名义要求服从，
日本人要学会尊重地位比他高的人。
公元七世纪以前日本没有文字， 借鉴中国的表意文字。七世纪从中国大规模引进佛教。中国官衔主要是通过科举考试，而日本把官阶授予世袭贵族和封建领主。 中国历史上经常有朝代更替,日本从未发生类似情况。
七世纪末贵族藤原氏软禁了天皇，封建领主们反对藤原氏的统治陷入内战，著名的源赖朝征服所有的对手,成为征夷大将军。16世纪，德川家康成为德川家族第一代将军，掌握权力250年。德川 巩固了日本的阶层，每个家长都必须在门口挂上牌子，表示阶级地位和世袭身份的必要说明。
名将丰臣秀吉，解除农民的武装，让武士成为唯一有权佩刀的阶级，武士不需要考虑生活来源。但俸禄不会太高，平均俸禄 和农民收入相差无几。所以他们的信条是简朴。
德川统治时期土地严禁转让，农民养活整个上层寄生阶级共计200万。在暹罗，传统赋税是10%，日本是40%，有的领地高达80%。
当忍无可忍时， 农民成群结队的向藩主请愿和抗议，如果置之不理，农民会派代表前往首都。但农民逾越了 等级制，所以必须被判处死刑，行刑以后民众会为亡者修祠， 把他们尊为烈士。
将军的首要任务是控制大名，采取一切手段防止大名结成联盟，未经将军许可大名不得缔结婚约，将军的耳目 还向将军通报大名的开支，一旦藩主金库充盈，将军就会要求他承担耗资巨大的公共工程。
天皇的财政收入比最小的大名还要少， 宫廷仪式受到将军幕府的严格规定 。
有好几种途径可以改变阶级地位，子女和武士阶层通婚， 另一个方式是过继和收养，提供了一种购买武士身份的途径。富裕商人渗入低层武士阶层。
德川政府在19世纪后半叶瓦解了，却没有人有意粉碎规范，每个阶级都欠高利贷和商人的债，将军也破产了。日本和美国签订通商条约以后，全国最大的呼声是回到闭关锁国的黄金时代。
明治维新
1868年王权复古，双重统治结束。取消了大名在各藩的征税权，收回了田契。武士家臣和大名一样从政府领取俸禄。
明治政府的重大改革措施是不得人心的，1877年对立派爆发了一次大规模的叛乱。是谁支持新政府的改革呢？是封建时代孕育而成的下层武士和商人阶级的特殊联盟。 最终改善了农民的境遇，之所以10年起步缓慢，原因是在于国库空虚。
主导明治政府的政治家拒绝一切反对等级制的思想，尊王复古简化了等级秩序，废除了将军，把天皇推上权力之巅，取消了效忠藩主和效忠国家之间的矛盾。
1889年颁布日本宪法，给予人民在国家中的地位，并设立了议会。近代日本行政机构承认市、町、村地方行政的权利，推举出来的「长子」们作为本地区的代表，乡村的首领通常是一位老者，拥有土地的农民家族中的成员，当了村长经济必有损失，但威望一时无二。
虽然产生了国家政党，但是地方行政机构仍然坚持长辈负责共同体的事务。日本大多数民事诉讼都以仲裁和调停方式解决，法院几乎不起什么作用。
国家频繁调动警察，为了使它保持局外人身份，避免与地方联系过于紧密，学校教师也经常调动。
在国家的最高决策层，舆论是没有立场的，政府需要的只是大众的支持。
日本人对上级更加顺从，因此给他们更大的行为自由，上级同样也必须严守自己的本分。
国家管理的宗教是日本神道，神道是国家精神的象征，他们认为神道不是宗教。由于不是宗教，日本的学校公开讲述。学校设有神道课程，对永垂不朽的统治者天皇崇拜，得到国家的支持和管理。全国大大小小的神社共11万间，规模各异。由于不是宗教，神官禁止传布教义，取而代之是在频繁的祭日里村代表参拜神社。
陆海军大臣和外务省和内务部大臣不同，可以直接面见天皇，因此得以以天皇的名义强行推行他们的措施，不用征询内阁成员的意见，除此之外军部还能左右任何一届内阁，若没有高级军官就职陆海军大臣，内阁就无法组建。
以三井三菱为代表的著名财阀，政治家认为工业的发展关系到日本的前途，因此不能按照供求规律和自由企业的原则。日本一开始就没有发展消费品生产和轻工业，而是着手建立关键性的重工业。财阀受惠于长期的保护政策，既获得了高额利润又得到了很高的地位。
日本按照恒定的等级制度构建社会秩序，在家庭和私人关系中，年龄辈分性别和阶层决定了适当的行为，在政府宗教军队工业各个领域中，划分等级，无论等级高低一旦逾越其特权范围都将受到惩罚，要各得其所。
但日本向外推行他的法则受到了惩罚，等级制是一种不能输出的商品 。别的国家没有这种道德体系，它是真正日本本土的产物。
历史和社会的负债者
东方民族是历史的负债者。他们不仅对过去感恩，在每天日常接触过程中，也增加所欠的恩情。日语表达一个人所负的债务恩情，从小到大都称之为恩。恩不单指母亲的爱，而且还暗指从孩提时，母亲所做的一切，包括了尚在襁褓时母亲的抚育，抚育成年，为了增加他的利益而做的一切。
皇恩是无限忠诚的意义上使用的，是一个人对天皇所欠的债，这个人必须无限感激的心态来接受。
孝道注定了子女对父母欠恩情，必须努力报答。对孩子的悉心照顾也是回报自己年幼时曾经得到父母的恩，
日本人认为老师和主人负有特殊的恩。
人们并不喜欢随便背负恩带来的人情债。一旦施恩者是相识的人或相等地位的人就会感觉很不舒服。如果一个没有明确授权的人要伸手帮助，会被怀疑居心叵测。 巨大的恩情推动人们全力以赴回报， ，但是也容易产生负面情绪。
日本人在接香烟后说shame而不是直接说thank you。
我们推崇的爱善良慷慨，越是无条件越可贵，但在日本则必然附有条件,接受了这些行为就成为负恩者。
恩是一种债必须偿还。美德始于积极献身报恩，受恩不是美德。
报恩分成不同规范不同范畴，一种是数量及时间上都是无限的，无限报恩日本人称为义务，即所说的难报恩于万一。对父母的报答为孝，对天皇的报答为忠。
恩，被动承受的义务，包括皇恩亲恩主恩师恩。
偿还恩是主动回报的角度。从义务的角度，有对天皇的忠，对父辈的孝，对工作的义务。另一个是情义，必须等量的方式回报，而且时间有限制，对社会的情义，对他人的义务，对名誉的情义。
孝在日本是一种义务，意味着要容忍父母的恶行。孝子不能质疑父母的决定，他结婚以后也必须继续报恩。日本的孝不包括几个世纪以来的祖先，也不包括繁衍下来的庞大支系，仅限于近祖。
媳妇儿，是以外人的身份进入家庭的，婆婆都会明确宣称儿媳配不上儿子。到了晚年她们要把日积月累的怨气再发泄到自己的儿媳身上。
日本精心策划把天皇奉为神圣领袖，与喧嚣的世俗生活隔离。国民对天皇的忠诚是最高的美德。天皇是日本统一的最高象征，而并非负责的国家元首。天皇从不就政治纷争的问题下诏书，他下诏书都是关于道德、节俭。就像美国人对星条旗的忠诚超过一切政党一样。
情理
日本人所说的情理，是带有另一种色彩的义务体系，英语里找不到相同的词。情理是日本特有的。他们自己的词典也很难对这个词下定义。有一本词典解释说，正义之道，人应该遵循之道，为了避免世人非议而做的自己并不情愿做的事。
不情愿指出了它和义务的差异。
婚姻理所当然是家庭和家庭之间的契约，终身对配偶的家庭履行契约，就是为情理付出。年轻的儿媳要对婆婆的情理尤其繁重，因为新娘要生活在一个不是她出生的家庭里。成年的儿子，侍奉他的亲生母亲是出于爱，所以不是情理。
入赘女婿的姓氏将被自己家族的户籍中去掉，改用岳父的姓氏，他从情理上服从岳父母，死后葬入岳父母家的墓地。入赘的情理很繁重。在战争期间，他必须为他的养父而战，即便杀死亲生父亲也在所不惜，以证明自己在新家庭中的身份。
比姻亲关系更重要的传统情理关系是武士对他的君主和同伴的关系。「武士的情理是永恒的真理，他超越将军的权力」 。
古老故事中讲述的情理，是现在日本人心中的黄金时代，在那个时代情理没有不愿意的因素，如果他与「忠」相冲突，可以理直气壮地坚持情理。但事实上，许多武士的忠诚被敌方的大名收买。
在日本颂扬复仇和颂扬捐躯同样为人津津乐道，两者都是情理，忠诚是对君主的情理，对侮辱进行复仇则是对自身名誉的情理。
情理的准则是十分严格的必须回报。对情理的报答在观念上和还债一样精确对等，在这一点上，情理和义务非常不同，义务不可能被完全履行， 。
日本人认为受到比馈赠更多的回赠，认为「赚礼」 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
如果回报超过了预期时间，就会像利息一样增长。被情理所逼的人经常随时间的拖延，而增长的偿付所迫。
洗刷污名
对名分的情理就是使名声不受玷污的义务，它由一系列美德构成，其中一些在西方人眼里是相互矛盾的。同一种美德，同时包括对他人的善意进行回应，和对他人的恶意进行回应，一个正派的人，对侮辱的感受和对恩情的感受同样强烈 认真。
一个自重的日本人要承受痛苦和自我节制，这是名分的情理的一部分，妇女分娩时不大声喊叫，男人勇于面对苦痛和危险。武士军人有很多著名故事，他们绝不向饥饿屈服，即便饿得要死，也必须装出刚刚吃过饭的样子，而且要用牙签剔牙。
借款人在借贷时要把对名分的情理作为抵押，如果还不了债，愿意在大庭广众之前受人耻笑，破产的欠债者要以自杀来洗刷他的污名。
在日本名分的情理对专业人士的要求是非常严苛的，作为老师的名分情理不允许承认不知道，即使她不知道青蛙人种属，也必须假装知道，也不能容许别人来纠正他的错误，外交官在情理上也不能承认他的外交政策失败。
日本对于青年和成年人，只要有竞争，表现就会下降，当单独工作时进步较快、错误较少速度提高。当他们用自己的成绩来衡量自己的进步时，干的最好，与他人对照时不是这样。他们敏感地把竞争看作是一种侵犯，所以把注意力转移到与攻击者的关系上，而不是专注于工作。
日本人想出巧妙的方法来回避直接竞争，在小学中，儿童必须不断超越自己的成绩，但没有跟别人比较的机会。
普遍存在的中介人制度是日本人防止两个竞争者直接面对面的措施。在相亲这种重要的交往中双方都要请各自的中间人，由他们先磋商细节问题再向各方汇报。为了避免造成羞辱发生有关于名分的情理问题，日本人制定了各种礼节。日本的礼节要求任何计划在确定成功之前，尽可能的不闻不问。
在达成婚约之前，媒人的任务是为未来的新郎新娘安排会面，各种准备要使会面看起来是偶然相遇，不然会使双方的名誉受损。
日本人用各种方法来避免因失败而蒙羞。在日本传统中，受到侮辱遭到失败的情况下复仇是一件好事。
日本伦理中，家臣要忠于君主自始不渝。但他觉得自己受辱时，会转变成仇敌。 日本历史故事中有两个主题，错误者向正确者复仇，受侮辱复仇，即便对方是君主。日本人面对失败诽谤，他们更容易折磨自己，近几十年的小说反复描写了有教养的日本人如何在绝望忧郁和宣泄愤怒之间辗转不安。
合理的自杀可以洗刷污名、在身后赢得好评。日本人喜欢自杀这个主题，他们书写自杀和美国人书写犯罪，都能从中得到快乐。
战争一结束，日本人就以极好的态度承认战败、一切后果，用鞠躬微笑挥手欢迎美国人，。日本人关注的是在战败情况下如何维持名誉。他们认为通过友好可以达到这个目的。随机应变的现实性，是日本人对名分的情理中积极的一面。近代日本作家和评论家在情理的义务中选择了武士道精神介绍给西方人，这种介绍产生了误导，它无法涵盖情理的复杂性和矛盾性。
感官世界
尽管日本是佛教大国，他的伦理道德和释迦牟尼的教义截然不同，他们把肉体享乐当作美术一样培养，又会为了义务牺牲享乐。
日本人最喜欢的身体上的小快乐是洗热水澡。他们也重视强身，其中包括冲凉水。睡觉是日本人的另一种嗜好。但在军事训练中睡眠完全服从于训练。强行绝食是对一个人有多坚强的很好的检测。
浪漫的爱情是日本人培养的另一种感官情趣，和法国文学一样，主角都是已婚者，双双殉情是他们热衷的主题，。
他们泾渭分明的把属于妻子和属于性享乐的分开。他与妻子的关系完全遵守礼节，即便在很融洽的家庭中，孩子也看不到他们之间的性爱表现。只要有钱他可以供养情妇，但并不将令他着迷的女人带回家，如果这样做了就会混淆两种应分开的生活范畴。
大多数男人时不时光顾艺伎和妓女，这是公开的，妻子会为丈夫的夜生活打点行装，还会支付账单。
对同性恋的爱好也是传统人的感官中的一部分。
保守的日本人严格区分喝酒和吃饭，如果一开始吃饭，就意味着不再喝酒。在日本哲学中，肉体不是罪恶的，享受它的快乐也是无罪的。日本人在某种程度上缺乏认识恶的能力，或者说不愿应对恶的问题。日本人始终明确否认美德包括与恶做斗争。 日本人认为中国人的劣根性，需要用人为的方式来约束，日本人本性善，值得信赖，不需要和人性的恶作斗争。
日本人把生活的最高任务规定为履行义务，追求幸福当作人生中的重大目标，这是令人惊奇的，不道德的。人们经常在履行忠，孝，情理的义务时感到强烈的痛苦，这是意料之中的，他们的小说和戏剧中很少有大团圆结局，普通日本观众泪流满面的看悲惨结局，可爱的女主因为命运的转折而被杀害。
他们的电影中没有伤兵复原的主题，也不会涉及到战争的目的，对日本观众来说，所有荧幕上的人都在尽力回报别人的恩就够了。
道德困境
人生是由忠的世界、孝的世界，情理的世界以及人的感官世界等许多世界构成。每个世界都有其特殊的细则，日本人不通过整体个性评判人。各个世界的准则会随着其中情况的变化而采取不相同的行动，对于主君的情义，在没有被侮辱之前要尽最大的忠诚，受到主君的侮辱后就可以背叛。1945年8月以前，忠要求日本人与敌人奋战到最后一兵一卒，但是当天皇宣布投降后，忠的要求发生了变化，日本人又最大限度地与外来者合作。
日本人毫无精神负担地转变自己行为的能力，让西方人难以理解。他们不把人生看作善的力量和恶的力量相互斗争的舞台，他们把人生看作一出戏，这个世界的需要和另一个世界的需要，一个行动方针和另一个行动方针都需要仔细权衡，
如果每个人遵循其本性，那么每个人都是善良的。如果光辉的灵魂一旦被锈迹，所需要做的就是再磨砺。
日本故事的主人公，背负社会恩情之债，亏欠了自己的名分之债，两者无法调和只能以死了结。
日本真正的民族史诗是47士，47个英雄为了情理牺牲了名誉，父亲、妻子、姐妹、正义和一切，最后都自杀了，。
义务和情理发生冲突的主题也是其他许多故事和电影的基础。
我们同情主人公因为他有爱情希望和个人抱负，但他们批评这种人软弱，因为让情感干扰了他对义务和情理的履行。当个人欲望和义务准则发生冲突时，如果专注于欲望，那么他是弱者。
？1882年颁布天皇敕谕。日本没有一个宗教拥有经典，天皇敕谕和教育敕谕是日本真正的圣典，军人敕谕主要是颁布给现役军人的，军人逐字背诵，每日晨起须默想10分钟，其中不同规则看来互相矛盾。
敕谕竭力证明履行忠就足以履行其他的德行。敕谕把所列举的所有德行归结于真诚。它的内涵狭隘而又丰富的多，当一个日本人说，某人不诚，他的意思是说此人和他意见不合。亲日的第一代移民通常对亲美的第二代移民责备说，他们缺少真诚，意思是说第二代移民没有组成日本精神的精神品质。
自重的字面意思是自我尊重，它的反义词是自我轻薄，当一个人说你要自重，意思是说，你必须精明的估计自身处境，不要做招致别人谴责会减少成功机会的事。这种定义自重的方式不允许一个人为自己的失败找托词，即便是善意的理由，每个行动都有其后果，每个人行动时不能不考虑这些。把慎重和自重完全等同，这就包含着细心洞察他人言行的暗示，并强烈地感受到别人在评价自己。
日本人有时像清教徒一样强烈地感到自己罪孽深重，但比起对罪的重视，他们更注重耻。在耻为主要约束力的社会，人们在公开自己错误时，即便向神父忏悔也无法解脱。真正的耻感文化依靠外部的约束力来规范行为，不像罪感文化依靠内心对罪的惩罚，耻是对他人谴责的反应。他们认为羞耻是德行之本。知耻的人有时被解释为有德之人、有时被解释为重名誉的人。耻在日本人生活中的首要地位意味着任何人都注意自己行为的公众评价。
一旦日本人接受了美国生活。他们就感觉日本那种规矩严格的生活是无法想象，过去的生活有时是桎梏有时是牢笼，有时是栽植小树的盆景，一旦被移植到开阔的土地上，就再也不能成为盆栽植物。
自我修养
日本人认为，无论什么人都需要自我修炼。他们判断自己和他人的概念依赖于普遍的自我克制观点。自我修炼的概念分为两类，一类培养能力，另一类培养比能力更多的东西。第二类称之为「圆熟」 。涉及到人生大事的问题， 都必须绝对的服从，无论个人修养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他们做自我牺牲的事情，是因为他们愿意做，是有益的，并不感到遗憾。对能力方面自我修养的原理是它能完善 人们对生活的驾驭能力。他们很少为自己找托词,也很少为生活的不满找替罪羊。
日本是一个佛教大国，但轮回的思想和涅槃的思想从没成为佛教信仰的一部分，日本人对死后世界的幻想也不感兴趣。认为肉体和灵魂不可调和的教义也是很少见的。日本人把瑜伽修行理解为完善自我，以达到自身和行为之间毫发无见的圆熟 境界的方法， 。禅宗被用来训练武士政治家剑术 家和大学生，以实现非常世俗的目的。
日本人最喜爱的耐寒苦行就是黎明前站在冰冷的瀑布下，或者冬夜往自己身上泼3次冷水，目的是训练有清醒意识的自我，直到他不再觉得不适。
精神训练必须是适合自己的，一个人可以请教禅师，最严厉的师傅被认为是最有益的，禅师没有任何警告突然打破弟子的茶杯或者绊倒他，这种惊骇可以激发他的顿悟。
日本人高度赞赏像死人一样活着的人，他的意思是一个人已经达到圆熟境界。在这种状态下，人们消除了所有的自我警觉和一切恐惧和谨小慎微，意味着矛盾冲突的终极解脱，他的精力和注意力能自由地超越一切。
他们所谓的旁观的自我，和妨碍的自我，是检查一个人行为的检查员，旁观者的自我带来的羞耻感施加给日本人沉重的压力。
儿童学习
日本人允许幼儿和老人享有最大限度的自由和放任，幼儿期过后约束开始逐步增加，到结婚前达到个人自由的最低点。日本人最大限度的束缚个体，尽管此时他的体力和谋生力最强，却无法使他成为自己生活的主宰。
日本父母需要孩子不仅是情感的需要，也是如果未能传继血脉是人生的失败，每个日本男子都要有自己的儿子。女人需要孩子是因为当母亲她才有地位。
在日本分娩和性交一样隐秘，分娩时女人不能喊叫。婴儿出生头3天不喂奶。日本认为哺乳是女人最大的生理快乐。
日本婴儿通常在学会走路之前学会说话，爬是不受到鼓励的。孩子学会走路后在家里的行为，经常会受到警告，大人夸大房子中的危险，母亲经常用「危险」 「不能」这类词来劝诫孩子，第三个常用的词是「脏」。提倡8个月时断奶，认为长期哺乳的孩子身体弱。
用讥笑的方法督促孩子长大，不仅仅局限于断奶时 ，从孩子能听懂讲话时就应用在各个场合。孩子幼时被逗弄， 为日本人成年后如此明显的害怕受到嘲笑和排斥提供了土壤。
父母很少以竞争者的姿态出现，孩子会明白长辈有特权，男性更有特权，兄长比弟弟有特权。父亲是家庭中等级最高的榜样，日本父亲对子女的管教比西方任何父亲都要少。孩子和祖父母一起时最自由。
睡姿也需要学习，日本妇女睡姿端庄，日本人在沐浴时不以裸体为耻，但对女性的睡姿十分重视。
孩子懂性知识，是因为成年人随便谈论，也是因为日本人居所狭窄。
当他们犯错时，第一个嘲笑他们的人是同学，而长者要做的事情是逐渐使受人嘲笑的事实、和对社会情理所要求的道德教育结合起来。
孩子6岁左右时，以忠义献身的故事形式，逐渐成为一系列的约束。他逐渐处于负恩负债的地位，开始必须谨慎处事。
女孩受到比兄弟更多的约束。
男孩从10岁开始学习对名分的情理，他将认识到憎恨受辱，是一种德行。小学毕业以后突然面临激烈的入学考试。日本人缅怀往事时谈得最多的是中学高年级学生欺负低年级的习惯。日本男孩不会以游戏的心态来对待这件事，也许几年以后，他会利用家庭势力把对方从职位上拉下来，这正是日本人崇尚复仇的原因，
没有升入中学的少年在军事训练中也会有相同的题，日本军规的第一条是任何向军官求助都是丢脸的，士兵自行解决争端，军官认为这是强化军队的方法。
少女不必学习对名分的情理的规范，生活的世界要比男孩平稳，她们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无论什么事都是男孩优先，不容许有表达自我主张的特权，当他们是小女孩时特意用鲜红的衣服打扮起来，成年以后这种颜色会放弃，直到60岁以后才能穿。女孩必须遵守各种各样的约束，这种义务要她们直接承担，父母对女孩行使他们的特权并不是体罚，而是通过冷静而坚定的期待。
家庭中禁止一切公开表示爱情的行为，9岁10岁后，没有亲戚关系的男女之间的隔离极为彻底。日本电影中，把年轻妇女前表现轻薄的看作是坏青年，而好青年则是看来冷酷甚至野蛮对待女孩的人。
性与和人生大事无关，从而无需有长辈亲自执教严格培养，这是一个可自行掌握的领域。
日本妇女在性问题上，出身越低微自由越大。
西方人描绘日本人矛盾的性格都可以从日本人教养孩子的方法中得到解释，这种教养方法使他们的人生观中产生了两重性。
童年的自由放任，死后都能成佛这种极端的解释，给了他们以固执和自信，这种思想基础使他们主动承担任何工作，而不顾自己的能力是否相差很远，他们愿意以自己的意见和政府抗争， 有时使他们陷入集体性的妄自尊大，
六七岁后，谨言慎行，知耻这类责任便逐渐加到他们身上，背后有强大的压力，如有过失家庭就会反对他。孩子有所准备，能够接受严格的约束，以免被世人耻笑。
回报是得到世人的认可和接纳，惩罚则是遭到讥笑，在日本这种压力特别沉重，被世人所抛弃，这在孩子心中，是母亲嘲笑威胁要丢掉他，在他一生中，都害怕被抛弃，甚至于超过害怕暴力。
日本人对镜子的感情起源于旁观的自我，，镜子里反映的我，和童年时代一样是善良的，无需用耻来开导。
投降以来的日本人
很多美国人担心日本，一个怒目而视、伺机复仇的民族将消极抵抗任何和平计划，但后来证明是没有根据的。
日本人尊重父亲是为了修炼，练习。孩子在小时候通过与父亲相处的经验而学会的态度成为日本社会的模式，位居等级制上层的人自身并不掌握专断的权力。每一个行动表现出象征性地为效忠的姿态，但这个象征性地位并无实权。
日本赖以重新建设一个和平国家的真正力量，在于日本人承认过去的行动方针失败了，从而努力于别的途径，日本人的伦理是一种善变的。日本投降后第五天，《每日新闻》 在谈及失败和由此带来的政治变化时说，最终这一切将为拯救日本发挥作用。他们接受了战败这一事实包含的一切，欢迎美军。
麦克阿瑟将军劝告天皇否认其神性时，他表示异议说抛弃原来没有的东西会使他难堪。他真诚地说，日本人并没有把他看成西方意义上的神。
对许多日本人来说，他们能够主动努力的改善自己的生活环境，这就是日本在这次战争中有所收获的证明。
日本各地的罢工并不减缓生产速度，罢工者的办法是占领工厂、继续工作，增加生产让经营者丢脸。
战后10年间不加强军种的国家，将有潜在的优势，因为可以把财富用于建立经济。
战争中的日本人
日本认为，只要国家有绝对的主权，世界就会处于无政府状态，日本有必要为建立等级秩序而战，只有日本代表了一个真正自上而下的等级国家，并真正懂得各得其所的必要性。根据日本的观点，应该扶持落后的中国兄弟。各国应该统一于一个国际等级制度固定的世界。
日本人叫嚣着必胜，而且是精神对物质的胜利，日本的政治家、大本营和军人都强调说，这不是军事上的较量，而是日本信奉精神和美国信奉物质的抗衡，物质的力量必败！偷袭珍珠港时，日本国民收入的一半都投入到了陆军海军装备上，关于民用的行政支出只占政府总支出的17%，日本根本不关心物质。
人能够忍受12个小时的连续工作，他们说我们的身体越疲惫，精神就越是更高昂。！食物越是不足，越是必须要用额外消耗体力的方法来增强体力。
在战后日本人承认光有精神是不够的，企图用竹枪来守住阵地是幻想。
日本人经常觉得世界的眼睛始终注视着我们，所以必须展示日本人的整体精神素质。
天皇是一个有名无实的元首，每个人直接对他的领主即大名负责。
顽抗到底的日本战俘都把极端军国主义归根于天皇，认为， 天皇领导国民进行圣战，服从是我的天职，而反对战争的人也不约而同地把和平信念归于天皇，「称他为热爱和平的陛下」 。天皇和日本是密不可分的，没有天皇的日本不是日本。日本统帅向士兵发香烟 时声称这是天皇的赏赐。
对天皇无条件的忠诚，和对其他人的横加指责形成鲜明的对比，无论报纸还是战俘供辞，都有不少对政府和军队的批判。即便在战争期间日本国民也在无休止地批评政府，然而天皇是有特权的。
报纸和广播反复强调视死如归才是美德，对日本伤员和疟疾患者，在他们看来就是废物。日本军队没有完善的医疗系统，对医疗品的补给也很可怜，紧急情况下干脆杀掉伤员。
日本牺牲精神的极致是不投降政策。
在俘虏营中，美国人发笑是危险的事情，因为日本人看来当战俘 已经够耻辱的了， 居然还在笑。最大的犯罪就是公开顶嘴 ，惩戒是非常严厉的。
各得其所
等级制。多个世纪以来不平等是日本人组织生活的准则，广泛被接受。日本西化后仍然是一个贵族社会。不同的场合，使用不同的「你」，有敬语，鞠躬的程度也有区别。即便在家里，也要学会礼仪小心的遵守。
直到19世纪只有贵族家庭才允许使用姓氏，只有上流社会才有族谱 。人民效 忠的是封建领主。
日本对祖先的崇拜是在起居室里的佛台上进行，一般只贡奉 六七个最近去世的亲属，三代以上的墓地会被迅速的遗忘。
孩子即使三四十岁，父母仍然会干涉安排他的婚姻，父亲作为家庭的顶梁柱，用餐时第一个起箸，沐浴时首先入浴。
各得其所不仅是辈分的差异，还有年龄的差异，长兄 有与父亲相似的特权。辈分性别年龄在日本的特权是很大的，但行使的人是管理者，而不是独裁者。父亲或兄长要对全家负责，遇到重大事件，家长要召开家族会议。家族以全体成员都关心的名义，也就是最高价值 要求服从，以一种共同忠诚的名义要求服从，
日本人要学会尊重地位比他高的人。
公元七世纪以前日本没有文字， 借鉴中国的表意文字。七世纪从中国大规模引进佛教。中国官衔主要是通过科举考试，而日本把官阶授予世袭贵族和封建领主。 中国历史上经常有朝代更替,日本从未发生类似情况。
七世纪末贵族藤原氏软禁了天皇，封建领主们反对藤原氏的统治陷入内战，著名的源赖朝征服所有的对手,成为征夷大将军。16世纪，德川家康成为德川家族第一代将军，掌握权力250年。德川 巩固了日本的阶层，每个家长都必须在门口挂上牌子，表示阶级地位和世袭身份的必要说明。
名将丰臣秀吉，解除农民的武装，让武士成为唯一有权佩刀的阶级，武士不需要考虑生活来源。但俸禄不会太高，平均俸禄 和农民收入相差无几。所以他们的信条是简朴。
德川统治时期土地严禁转让，农民养活整个上层寄生阶级共计200万。在暹罗，传统赋税是10%，日本是40%，有的领地高达80%。
当忍无可忍时， 农民成群结队的向藩主请愿和抗议，如果置之不理，农民会派代表前往首都。但农民逾越了 等级制，所以必须被判处死刑，行刑以后民众会为亡者修祠， 把他们尊为烈士。
将军的首要任务是控制大名，采取一切手段防止大名结成联盟，未经将军许可大名不得缔结婚约，将军的耳目 还向将军通报大名的开支，一旦藩主金库充盈，将军就会要求他承担耗资巨大的公共工程。
天皇的财政收入比最小的大名还要少， 宫廷仪式受到将军幕府的严格规定 。
有好几种途径可以改变阶级地位，子女和武士阶层通婚， 另一个方式是过继和收养，提供了一种购买武士身份的途径。富裕商人渗入低层武士阶层。
德川政府在19世纪后半叶瓦解了，却没有人有意粉碎规范，每个阶级都欠高利贷和商人的债，将军也破产了。日本和美国签订通商条约以后，全国最大的呼声是回到闭关锁国的黄金时代。
明治维新
1868年王权复古，双重统治结束。取消了大名在各藩的征税权，收回了田契。武士家臣和大名一样从政府领取俸禄。
明治政府的重大改革措施是不得人心的，1877年对立派爆发了一次大规模的叛乱。是谁支持新政府的改革呢？是封建时代孕育而成的下层武士和商人阶级的特殊联盟。 最终改善了农民的境遇，之所以10年起步缓慢，原因是在于国库空虚。
主导明治政府的政治家拒绝一切反对等级制的思想，尊王复古简化了等级秩序，废除了将军，把天皇推上权力之巅，取消了效忠藩主和效忠国家之间的矛盾。
1889年颁布日本宪法，给予人民在国家中的地位，并设立了议会。近代日本行政机构承认市、町、村地方行政的权利，推举出来的「长子」们作为本地区的代表，乡村的首领通常是一位老者，拥有土地的农民家族中的成员，当了村长经济必有损失，但威望一时无二。
虽然产生了国家政党，但是地方行政机构仍然坚持长辈负责共同体的事务。日本大多数民事诉讼都以仲裁和调停方式解决，法院几乎不起什么作用。
国家频繁调动警察，为了使它保持局外人身份，避免与地方联系过于紧密，学校教师也经常调动。
在国家的最高决策层，舆论是没有立场的，政府需要的只是大众的支持。
日本人对上级更加顺从，因此给他们更大的行为自由，上级同样也必须严守自己的本分。
国家管理的宗教是日本神道，神道是国家精神的象征，他们认为神道不是宗教。由于不是宗教，日本的学校公开讲述。学校设有神道课程，对永垂不朽的统治者天皇崇拜，得到国家的支持和管理。全国大大小小的神社共11万间，规模各异。由于不是宗教，神官禁止传布教义，取而代之是在频繁的祭日里村代表参拜神社。
陆海军大臣和外务省和内务部大臣不同，可以直接面见天皇，因此得以以天皇的名义强行推行他们的措施，不用征询内阁成员的意见，除此之外军部还能左右任何一届内阁，若没有高级军官就职陆海军大臣，内阁就无法组建。
以三井三菱为代表的著名财阀，政治家认为工业的发展关系到日本的前途，因此不能按照供求规律和自由企业的原则。日本一开始就没有发展消费品生产和轻工业，而是着手建立关键性的重工业。财阀受惠于长期的保护政策，既获得了高额利润又得到了很高的地位。
日本按照恒定的等级制度构建社会秩序，在家庭和私人关系中，年龄辈分性别和阶层决定了适当的行为，在政府宗教军队工业各个领域中，划分等级，无论等级高低一旦逾越其特权范围都将受到惩罚，要各得其所。
但日本向外推行他的法则受到了惩罚，等级制是一种不能输出的商品 。别的国家没有这种道德体系，它是真正日本本土的产物。
历史和社会的负债者
东方民族是历史的负债者。他们不仅对过去感恩，在每天日常接触过程中，也增加所欠的恩情。日语表达一个人所负的债务恩情，从小到大都称之为恩。恩不单指母亲的爱，而且还暗指从孩提时，母亲所做的一切，包括了尚在襁褓时母亲的抚育，抚育成年，为了增加他的利益而做的一切。
皇恩是无限忠诚的意义上使用的，是一个人对天皇所欠的债，这个人必须无限感激的心态来接受。
孝道注定了子女对父母欠恩情，必须努力报答。对孩子的悉心照顾也是回报自己年幼时曾经得到父母的恩，
日本人认为老师和主人负有特殊的恩。
人们并不喜欢随便背负恩带来的人情债。一旦施恩者是相识的人或相等地位的人就会感觉很不舒服。如果一个没有明确授权的人要伸手帮助，会被怀疑居心叵测。 巨大的恩情推动人们全力以赴回报， ，但是也容易产生负面情绪。
日本人在接香烟后说shame而不是直接说thank you。
我们推崇的爱善良慷慨，越是无条件越可贵，但在日本则必然附有条件,接受了这些行为就成为负恩者。
恩是一种债必须偿还。美德始于积极献身报恩，受恩不是美德。
报恩分成不同规范不同范畴，一种是数量及时间上都是无限的，无限报恩日本人称为义务，即所说的难报恩于万一。对父母的报答为孝，对天皇的报答为忠。
恩，被动承受的义务，包括皇恩亲恩主恩师恩。
偿还恩是主动回报的角度。从义务的角度，有对天皇的忠，对父辈的孝，对工作的义务。另一个是情义，必须等量的方式回报，而且时间有限制，对社会的情义，对他人的义务，对名誉的情义。
孝在日本是一种义务，意味着要容忍父母的恶行。孝子不能质疑父母的决定，他结婚以后也必须继续报恩。日本的孝不包括几个世纪以来的祖先，也不包括繁衍下来的庞大支系，仅限于近祖。
媳妇儿，是以外人的身份进入家庭的，婆婆都会明确宣称儿媳配不上儿子。到了晚年她们要把日积月累的怨气再发泄到自己的儿媳身上。
日本精心策划把天皇奉为神圣领袖，与喧嚣的世俗生活隔离。国民对天皇的忠诚是最高的美德。天皇是日本统一的最高象征，而并非负责的国家元首。天皇从不就政治纷争的问题下诏书，他下诏书都是关于道德、节俭。就像美国人对星条旗的忠诚超过一切政党一样。
情理
日本人所说的情理，是带有另一种色彩的义务体系，英语里找不到相同的词。情理是日本特有的。他们自己的词典也很难对这个词下定义。有一本词典解释说，正义之道，人应该遵循之道，为了避免世人非议而做的自己并不情愿做的事。
不情愿指出了它和义务的差异。
婚姻理所当然是家庭和家庭之间的契约，终身对配偶的家庭履行契约，就是为情理付出。年轻的儿媳要对婆婆的情理尤其繁重，因为新娘要生活在一个不是她出生的家庭里。成年的儿子，侍奉他的亲生母亲是出于爱，所以不是情理。
入赘女婿的姓氏将被自己家族的户籍中去掉，改用岳父的姓氏，他从情理上服从岳父母，死后葬入岳父母家的墓地。入赘的情理很繁重。在战争期间，他必须为他的养父而战，即便杀死亲生父亲也在所不惜，以证明自己在新家庭中的身份。
比姻亲关系更重要的传统情理关系是武士对他的君主和同伴的关系。「武士的情理是永恒的真理，他超越将军的权力」 。
古老故事中讲述的情理，是现在日本人心中的黄金时代，在那个时代情理没有不愿意的因素，如果他与「忠」相冲突，可以理直气壮地坚持情理。但事实上，许多武士的忠诚被敌方的大名收买。
在日本颂扬复仇和颂扬捐躯同样为人津津乐道，两者都是情理，忠诚是对君主的情理，对侮辱进行复仇则是对自身名誉的情理。
情理的准则是十分严格的必须回报。对情理的报答在观念上和还债一样精确对等，在这一点上，情理和义务非常不同，义务不可能被完全履行， 。
日本人认为受到比馈赠更多的回赠，认为「赚礼」 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
如果回报超过了预期时间，就会像利息一样增长。被情理所逼的人经常随时间的拖延，而增长的偿付所迫。
洗刷污名
对名分的情理就是使名声不受玷污的义务，它由一系列美德构成，其中一些在西方人眼里是相互矛盾的。同一种美德，同时包括对他人的善意进行回应，和对他人的恶意进行回应，一个正派的人，对侮辱的感受和对恩情的感受同样强烈 认真。
一个自重的日本人要承受痛苦和自我节制，这是名分的情理的一部分，妇女分娩时不大声喊叫，男人勇于面对苦痛和危险。武士军人有很多著名故事，他们绝不向饥饿屈服，即便饿得要死，也必须装出刚刚吃过饭的样子，而且要用牙签剔牙。
借款人在借贷时要把对名分的情理作为抵押，如果还不了债，愿意在大庭广众之前受人耻笑，破产的欠债者要以自杀来洗刷他的污名。
在日本名分的情理对专业人士的要求是非常严苛的，作为老师的名分情理不允许承认不知道，即使她不知道青蛙人种属，也必须假装知道，也不能容许别人来纠正他的错误，外交官在情理上也不能承认他的外交政策失败。
日本对于青年和成年人，只要有竞争，表现就会下降，当单独工作时进步较快、错误较少速度提高。当他们用自己的成绩来衡量自己的进步时，干的最好，与他人对照时不是这样。他们敏感地把竞争看作是一种侵犯，所以把注意力转移到与攻击者的关系上，而不是专注于工作。
日本人想出巧妙的方法来回避直接竞争，在小学中，儿童必须不断超越自己的成绩，但没有跟别人比较的机会。
普遍存在的中介人制度是日本人防止两个竞争者直接面对面的措施。在相亲这种重要的交往中双方都要请各自的中间人，由他们先磋商细节问题再向各方汇报。为了避免造成羞辱发生有关于名分的情理问题，日本人制定了各种礼节。日本的礼节要求任何计划在确定成功之前，尽可能的不闻不问。
在达成婚约之前，媒人的任务是为未来的新郎新娘安排会面，各种准备要使会面看起来是偶然相遇，不然会使双方的名誉受损。
日本人用各种方法来避免因失败而蒙羞。在日本传统中，受到侮辱遭到失败的情况下复仇是一件好事。
日本伦理中，家臣要忠于君主自始不渝。但他觉得自己受辱时，会转变成仇敌。 日本历史故事中有两个主题，错误者向正确者复仇，受侮辱复仇，即便对方是君主。日本人面对失败诽谤，他们更容易折磨自己，近几十年的小说反复描写了有教养的日本人如何在绝望忧郁和宣泄愤怒之间辗转不安。
合理的自杀可以洗刷污名、在身后赢得好评。日本人喜欢自杀这个主题，他们书写自杀和美国人书写犯罪，都能从中得到快乐。
战争一结束，日本人就以极好的态度承认战败、一切后果，用鞠躬微笑挥手欢迎美国人，。日本人关注的是在战败情况下如何维持名誉。他们认为通过友好可以达到这个目的。随机应变的现实性，是日本人对名分的情理中积极的一面。近代日本作家和评论家在情理的义务中选择了武士道精神介绍给西方人，这种介绍产生了误导，它无法涵盖情理的复杂性和矛盾性。
感官世界
尽管日本是佛教大国，他的伦理道德和释迦牟尼的教义截然不同，他们把肉体享乐当作美术一样培养，又会为了义务牺牲享乐。
日本人最喜欢的身体上的小快乐是洗热水澡。他们也重视强身，其中包括冲凉水。睡觉是日本人的另一种嗜好。但在军事训练中睡眠完全服从于训练。强行绝食是对一个人有多坚强的很好的检测。
浪漫的爱情是日本人培养的另一种感官情趣，和法国文学一样，主角都是已婚者，双双殉情是他们热衷的主题，。
他们泾渭分明的把属于妻子和属于性享乐的分开。他与妻子的关系完全遵守礼节，即便在很融洽的家庭中，孩子也看不到他们之间的性爱表现。只要有钱他可以供养情妇，但并不将令他着迷的女人带回家，如果这样做了就会混淆两种应分开的生活范畴。
大多数男人时不时光顾艺伎和妓女，这是公开的，妻子会为丈夫的夜生活打点行装，还会支付账单。
对同性恋的爱好也是传统人的感官中的一部分。
保守的日本人严格区分喝酒和吃饭，如果一开始吃饭，就意味着不再喝酒。在日本哲学中，肉体不是罪恶的，享受它的快乐也是无罪的。日本人在某种程度上缺乏认识恶的能力，或者说不愿应对恶的问题。日本人始终明确否认美德包括与恶做斗争。 日本人认为中国人的劣根性，需要用人为的方式来约束，日本人本性善，值得信赖，不需要和人性的恶作斗争。
日本人把生活的最高任务规定为履行义务，追求幸福当作人生中的重大目标，这是令人惊奇的，不道德的。人们经常在履行忠，孝，情理的义务时感到强烈的痛苦，这是意料之中的，他们的小说和戏剧中很少有大团圆结局，普通日本观众泪流满面的看悲惨结局，可爱的女主因为命运的转折而被杀害。
他们的电影中没有伤兵复原的主题，也不会涉及到战争的目的，对日本观众来说，所有荧幕上的人都在尽力回报别人的恩就够了。
道德困境
人生是由忠的世界、孝的世界，情理的世界以及人的感官世界等许多世界构成。每个世界都有其特殊的细则，日本人不通过整体个性评判人。各个世界的准则会随着其中情况的变化而采取不相同的行动，对于主君的情义，在没有被侮辱之前要尽最大的忠诚，受到主君的侮辱后就可以背叛。1945年8月以前，忠要求日本人与敌人奋战到最后一兵一卒，但是当天皇宣布投降后，忠的要求发生了变化，日本人又最大限度地与外来者合作。
日本人毫无精神负担地转变自己行为的能力，让西方人难以理解。他们不把人生看作善的力量和恶的力量相互斗争的舞台，他们把人生看作一出戏，这个世界的需要和另一个世界的需要，一个行动方针和另一个行动方针都需要仔细权衡，
如果每个人遵循其本性，那么每个人都是善良的。如果光辉的灵魂一旦被锈迹，所需要做的就是再磨砺。
日本故事的主人公，背负社会恩情之债，亏欠了自己的名分之债，两者无法调和只能以死了结。
日本真正的民族史诗是47士，47个英雄为了情理牺牲了名誉，父亲、妻子、姐妹、正义和一切，最后都自杀了，。
义务和情理发生冲突的主题也是其他许多故事和电影的基础。
我们同情主人公因为他有爱情希望和个人抱负，但他们批评这种人软弱，因为让情感干扰了他对义务和情理的履行。当个人欲望和义务准则发生冲突时，如果专注于欲望，那么他是弱者。
？1882年颁布天皇敕谕。日本没有一个宗教拥有经典，天皇敕谕和教育敕谕是日本真正的圣典，军人敕谕主要是颁布给现役军人的，军人逐字背诵，每日晨起须默想10分钟，其中不同规则看来互相矛盾。
敕谕竭力证明履行忠就足以履行其他的德行。敕谕把所列举的所有德行归结于真诚。它的内涵狭隘而又丰富的多，当一个日本人说，某人不诚，他的意思是说此人和他意见不合。亲日的第一代移民通常对亲美的第二代移民责备说，他们缺少真诚，意思是说第二代移民没有组成日本精神的精神品质。
自重的字面意思是自我尊重，它的反义词是自我轻薄，当一个人说你要自重，意思是说，你必须精明的估计自身处境，不要做招致别人谴责会减少成功机会的事。这种定义自重的方式不允许一个人为自己的失败找托词，即便是善意的理由，每个行动都有其后果，每个人行动时不能不考虑这些。把慎重和自重完全等同，这就包含着细心洞察他人言行的暗示，并强烈地感受到别人在评价自己。
日本人有时像清教徒一样强烈地感到自己罪孽深重，但比起对罪的重视，他们更注重耻。在耻为主要约束力的社会，人们在公开自己错误时，即便向神父忏悔也无法解脱。真正的耻感文化依靠外部的约束力来规范行为，不像罪感文化依靠内心对罪的惩罚，耻是对他人谴责的反应。他们认为羞耻是德行之本。知耻的人有时被解释为有德之人、有时被解释为重名誉的人。耻在日本人生活中的首要地位意味着任何人都注意自己行为的公众评价。
一旦日本人接受了美国生活。他们就感觉日本那种规矩严格的生活是无法想象，过去的生活有时是桎梏有时是牢笼，有时是栽植小树的盆景，一旦被移植到开阔的土地上，就再也不能成为盆栽植物。
自我修养
日本人认为，无论什么人都需要自我修炼。他们判断自己和他人的概念依赖于普遍的自我克制观点。自我修炼的概念分为两类，一类培养能力，另一类培养比能力更多的东西。第二类称之为「圆熟」 。涉及到人生大事的问题， 都必须绝对的服从，无论个人修养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他们做自我牺牲的事情，是因为他们愿意做，是有益的，并不感到遗憾。对能力方面自我修养的原理是它能完善 人们对生活的驾驭能力。他们很少为自己找托词,也很少为生活的不满找替罪羊。
日本是一个佛教大国，但轮回的思想和涅槃的思想从没成为佛教信仰的一部分，日本人对死后世界的幻想也不感兴趣。认为肉体和灵魂不可调和的教义也是很少见的。日本人把瑜伽修行理解为完善自我，以达到自身和行为之间毫发无见的圆熟 境界的方法， 。禅宗被用来训练武士政治家剑术 家和大学生，以实现非常世俗的目的。
日本人最喜爱的耐寒苦行就是黎明前站在冰冷的瀑布下，或者冬夜往自己身上泼3次冷水，目的是训练有清醒意识的自我，直到他不再觉得不适。
精神训练必须是适合自己的，一个人可以请教禅师，最严厉的师傅被认为是最有益的，禅师没有任何警告突然打破弟子的茶杯或者绊倒他，这种惊骇可以激发他的顿悟。
日本人高度赞赏像死人一样活着的人，他的意思是一个人已经达到圆熟境界。在这种状态下，人们消除了所有的自我警觉和一切恐惧和谨小慎微，意味着矛盾冲突的终极解脱，他的精力和注意力能自由地超越一切。
他们所谓的旁观的自我，和妨碍的自我，是检查一个人行为的检查员，旁观者的自我带来的羞耻感施加给日本人沉重的压力。
儿童学习
日本人允许幼儿和老人享有最大限度的自由和放任，幼儿期过后约束开始逐步增加，到结婚前达到个人自由的最低点。日本人最大限度的束缚个体，尽管此时他的体力和谋生力最强，却无法使他成为自己生活的主宰。
日本父母需要孩子不仅是情感的需要，也是如果未能传继血脉是人生的失败，每个日本男子都要有自己的儿子。女人需要孩子是因为当母亲她才有地位。
在日本分娩和性交一样隐秘，分娩时女人不能喊叫。婴儿出生头3天不喂奶。日本认为哺乳是女人最大的生理快乐。
日本婴儿通常在学会走路之前学会说话，爬是不受到鼓励的。孩子学会走路后在家里的行为，经常会受到警告，大人夸大房子中的危险，母亲经常用「危险」 「不能」这类词来劝诫孩子，第三个常用的词是「脏」。提倡8个月时断奶，认为长期哺乳的孩子身体弱。
用讥笑的方法督促孩子长大，不仅仅局限于断奶时 ，从孩子能听懂讲话时就应用在各个场合。孩子幼时被逗弄， 为日本人成年后如此明显的害怕受到嘲笑和排斥提供了土壤。
父母很少以竞争者的姿态出现，孩子会明白长辈有特权，男性更有特权，兄长比弟弟有特权。父亲是家庭中等级最高的榜样，日本父亲对子女的管教比西方任何父亲都要少。孩子和祖父母一起时最自由。
睡姿也需要学习，日本妇女睡姿端庄，日本人在沐浴时不以裸体为耻，但对女性的睡姿十分重视。
孩子懂性知识，是因为成年人随便谈论，也是因为日本人居所狭窄。
当他们犯错时，第一个嘲笑他们的人是同学，而长者要做的事情是逐渐使受人嘲笑的事实、和对社会情理所要求的道德教育结合起来。
孩子6岁左右时，以忠义献身的故事形式，逐渐成为一系列的约束。他逐渐处于负恩负债的地位，开始必须谨慎处事。
女孩受到比兄弟更多的约束。
男孩从10岁开始学习对名分的情理，他将认识到憎恨受辱，是一种德行。小学毕业以后突然面临激烈的入学考试。日本人缅怀往事时谈得最多的是中学高年级学生欺负低年级的习惯。日本男孩不会以游戏的心态来对待这件事，也许几年以后，他会利用家庭势力把对方从职位上拉下来，这正是日本人崇尚复仇的原因，
没有升入中学的少年在军事训练中也会有相同的题，日本军规的第一条是任何向军官求助都是丢脸的，士兵自行解决争端，军官认为这是强化军队的方法。
少女不必学习对名分的情理的规范，生活的世界要比男孩平稳，她们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无论什么事都是男孩优先，不容许有表达自我主张的特权，当他们是小女孩时特意用鲜红的衣服打扮起来，成年以后这种颜色会放弃，直到60岁以后才能穿。女孩必须遵守各种各样的约束，这种义务要她们直接承担，父母对女孩行使他们的特权并不是体罚，而是通过冷静而坚定的期待。
家庭中禁止一切公开表示爱情的行为，9岁10岁后，没有亲戚关系的男女之间的隔离极为彻底。日本电影中，把年轻妇女前表现轻薄的看作是坏青年，而好青年则是看来冷酷甚至野蛮对待女孩的人。
性与和人生大事无关，从而无需有长辈亲自执教严格培养，这是一个可自行掌握的领域。
日本妇女在性问题上，出身越低微自由越大。
西方人描绘日本人矛盾的性格都可以从日本人教养孩子的方法中得到解释，这种教养方法使他们的人生观中产生了两重性。
童年的自由放任，死后都能成佛这种极端的解释，给了他们以固执和自信，这种思想基础使他们主动承担任何工作，而不顾自己的能力是否相差很远，他们愿意以自己的意见和政府抗争， 有时使他们陷入集体性的妄自尊大，
六七岁后，谨言慎行，知耻这类责任便逐渐加到他们身上，背后有强大的压力，如有过失家庭就会反对他。孩子有所准备，能够接受严格的约束，以免被世人耻笑。
回报是得到世人的认可和接纳，惩罚则是遭到讥笑，在日本这种压力特别沉重，被世人所抛弃，这在孩子心中，是母亲嘲笑威胁要丢掉他，在他一生中，都害怕被抛弃，甚至于超过害怕暴力。
日本人对镜子的感情起源于旁观的自我，，镜子里反映的我，和童年时代一样是善良的，无需用耻来开导。
投降以来的日本人
很多美国人担心日本，一个怒目而视、伺机复仇的民族将消极抵抗任何和平计划，但后来证明是没有根据的。
日本人尊重父亲是为了修炼，练习。孩子在小时候通过与父亲相处的经验而学会的态度成为日本社会的模式，位居等级制上层的人自身并不掌握专断的权力。每一个行动表现出象征性地为效忠的姿态，但这个象征性地位并无实权。
日本赖以重新建设一个和平国家的真正力量，在于日本人承认过去的行动方针失败了，从而努力于别的途径，日本人的伦理是一种善变的。日本投降后第五天，《每日新闻》 在谈及失败和由此带来的政治变化时说，最终这一切将为拯救日本发挥作用。他们接受了战败这一事实包含的一切，欢迎美军。
麦克阿瑟将军劝告天皇否认其神性时，他表示异议说抛弃原来没有的东西会使他难堪。他真诚地说，日本人并没有把他看成西方意义上的神。
对许多日本人来说，他们能够主动努力的改善自己的生活环境，这就是日本在这次战争中有所收获的证明。
日本各地的罢工并不减缓生产速度，罢工者的办法是占领工厂、继续工作，增加生产让经营者丢脸。
战后10年间不加强军种的国家，将有潜在的优势，因为可以把财富用于建立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