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存在于大脑中
译者： Anna1994 作者：The University of Bergen
挪威商学院的经济学家和卑尔根大学的脑部研究专家联合对公平、平等、工作和财富之间的关系进行评估。说实在地，我们的大脑对分配收入的方式会做出何种反应呢？
更确切地说，来自两个体系的各学科间的研究团队如何看待脑部纹状体；或者说大脑的“奖赏中枢”。通过衡量我们对涉及到公平、平等、工作和财富一类问题的反应，大脑纹状体或“奖赏中枢”部分也许持有一些答案当面对我们如何理解收入分配的一类问题。
“大脑对自己的奖赏和公平这两项工作都很满意。而这两者对纹状体的激活作用都会产生影响，”威廉.亚历山大.Cappelen教授说。“这可以解释为什么许多人为了实现更公平的平衡状态会愿意牺牲财富上的奖励。”
不平等对比公平
Cappelen 不仅在挪威商学院的经济学部门工作还是选择实验室的联合主管。加入选择实验室的研究者更多地投身于研究关于人们怎样作出经济和道德上的选择的课题。
Cappelen 同他的挪威商学院选择实验室的同事贝蒂尔.Tungodden教授和埃里克 ?. 索伦森教授想要探索大脑的奖赏系统是怎样运行的。为了帮助他们回答这个问题，挪威商学院的团队与三位脑部研究者教授——肯尼思 hugdahl、卡斯顿.施佩西特和汤姆.eichele取得联系。这三位教授都来自卑尔根的磁共振成像小组和卑尔根大学的生物医药心理学部门。
挪威商学院和卑尔根大学的研究者开始共同努力来证明：只要不平等被认为是公平的，大脑就会接受不平等。研究者们在文章《平等理论与公平的不平等：神经经济学的一项研究》中发布了研究成果，二零一四年十月十三日这篇文章发行在科学杂志《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中。
人们对收入分配的优先选择不仅从根本上影响着他们的实际行动还作用于塑造有权威的社会政治体系。这种选择权的研究已经成为社会心理学和经济学的行为调查中的主要话题。
“我们的研究表明：当奖赏被判断成公平的时候，脑部纹状体会对财富上的奖赏表现得更活跃。”肯尼思.hugdahl说到。
除了大量研究收入分配的文献，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直接的心理精神方面的证据可以说明当人们介于工作努力而作出不同的分配时，大脑是如何对收入分配做出反应的。
《自然》中一篇文章给予的灵感
关于挪威商学院和卑尔根大学的研究者联合研究的背景材料来自二零一零年二月份的《自然》杂志中的一篇文章，文中写到一个各学科间的美国研究者团队已找到证据证明人类大脑对不平等的反应是消极的。美国研究者通过研究在人们作出同样分配的情境中，脑补纹状体对不同等级的不平等会如何做出反应，从而得出结论。
“我们对《自然》杂志发行的文章中的研究成果有所质疑。正如我们已经发现的其他研究一样，人们有时会认为收入不平等是公平的。尤其是我们已经展示的发行在《科学》和《美国经济评论》上的一些文件所写到的：当处于把被分配的财富再进行不同分配的境况中时，人们会接受不平等。”Cappelen说到。
据卑尔根的研究者所知，《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的文章代表着首项神经影像的研究，其设计目的在于检测在上述的境况中大脑是怎样对收入分配作出反应的。同样地，据研究者所知，这也是首项检测平等理论的神经学基础的研究。
观察实验组
挪威商学院和卑尔根大学的联合研究者给一个试验组施加了一组实验。想获得更多信息可在文章的结尾处阅读关于研究者方法论的细节内容。
他们最关键的发现是纹状体内的活化作用对自身接受更多的钱的响应取决于他们的工作量。工作时间很长的的那些人比工作时间短的人在纹状体活化作用中有更大的变化。
“我们相信这个是真的因为奖赏中枢是由财富激活的，但是任何不公平的财富分配都会被记录为缩减的奖赏，”Karsten Specht说到。
“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人既不是只关心公平的完美圣人也不是只关心自己的金钱的完全利己主义者。”Cappelen补充道。
你们研究的成果会以什么方式让更大的共同体受益呢？
“当我们发现不平等的公平或者不公平时，比如关于这个问题的许多严格的政治决策，理解我们的公平优先权的本质就会很重要，。例如，如果你想要大部分人支持颁布执政税法，你就需要确保这个税法与大部分人所认为的公平相一致，”亚历山大.威廉.Cappelen说。
研究者的方法论
有四十七个男性志愿者参与这项实验。首先，要求试验者操作简单的办公工作，持续三十、六十或者九十分钟。然后按照工作三十分钟与工作九十分钟的试验者、两个工作六十分钟的试验者各组成一队的方法，将这些试验者进行分组。
这个步骤完成后，再使用磁共振扫描仪测试试验者的大脑活动。纹状体活动被记录下来，拥有一千个挪威币或者挪威克朗（约为一百一十八欧元）的实验者的测试结果显示有五十一种不同的分配方式把钱分别给予他们自己和他们相匹配的试验者。每个人做完陈述后会被要求对此做评估。
举个例子，与工作九十分钟的人相匹配的工作时长为三十分钟的试验者呈现的分配结果是，给自己一百二十挪威克朗（大约是十四欧元）以及给搭档八百八十挪威克朗（约为一百零四欧元）。然后让实验者按照-5到+5的数值范围对分配结果进行估计，其中-5表示十分厌恶而+5则表示十分喜爱。
这个测试组只选男性的原因是小组内成员的情况越相似，越容易在类似的实验中记录差异。据Cappelen所说，换做是一个只选女性的实验组也不会产生本质上的不同。早先的研究已经证明女性和男性如何看待公平和不平等是不存在统计学上的区别的。
脑科学的“好”与“坏”
嘉宾：张新庆
北京协和医学院人文学院教授
美国科学家John OKeefe（约翰·欧基夫）、挪威科学家May Britt Moser（梅-布里特·莫泽），以及挪威科学家Edvand Moser（爱德华·莫泽），因发现了大脑中形成定位系统的细胞，而被授予了2014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毋庸置疑，现代神经科学已经取得了革命性进展，未来它仍将是科学发展的大势。
与此同时，人文学者和科学家也开始关注神经科学的社会影响，尤其是该技术在高速发展过程中所引起的伦理问题。21世纪初，为探讨神经科学研究及应用中的好与坏、平等与不平等、公正与不公正，建立神经科学研究、发展与应用的伦理准则和管理政策，生命伦理学产生了一个新的分支学科——神经伦理学。
神经伦理学的独特性
神经伦理学的出现首先是得益于现代神经科学的快速发展。20世纪，神经科学就取得了许多研究成果，自1901年首次颁发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以来，100年来共授予98个奖项，其中近20项与神经科学相关。
为了推动神经科学研究的社会影响，美国神经科学学会早在1972年就成立了一个关注其社会问题的分会，为的是向会员和公众宣传神经科学研究的社会影响。
北京协和医学院人文学院教授张新庆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神经伦理学（Neuroethics）这一词汇，最早是由威廉·索菲尔于2002年在《纽约时报》上首次正式提出的。威廉·索菲尔认为，神经伦理学就是一门“研究人脑治疗和增强以及对人脑的干预的对与错，好与坏”的学科。
就在神经伦理学提出不到5年时间内，专业研究机构和相关出版物就先后出现。2006年“神经伦理学学会”（Neuroethics Society）成立；2008年《神经伦理学》（Neuroethics）专业杂志创刊。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生命伦理学诞生，此后就发展迅速；同样神经伦理学诞生虽晚，却十分活跃。”张新庆说，它紧跟时代发展的需要。
由于研究对象的不同，现代生命伦理学有了许多细分，针对干细胞研究与治疗、器官移植、基因诊断、基因治疗等前沿领域均各自出现了一个相对稳定的伦理问题研究群体，发表了大量的伦理研究成果，甚至形成了如基因伦理学这样的分支学科。当然，新兴的神经伦理学有着它的独特性。
神经科学的研究对象中包括了人体最复杂、最特殊的器官——大脑。张新庆表示，脑与人类的思维、意识息息相关，它关乎自我。“这也意味着，干预大脑有着极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需要特别慎重。”
此外，他还提到，在神经科学研究中，对动物大脑的研究成果无法直接移植到人的大脑上，从动物实验到临床试验中间有着极大的跨度，很难自然过渡。因此，整个研究过程需要更为严格的外部监督。
传统生命伦理学的挑战
据张新庆介绍，目前，神经伦理学关注的内容有脑成像、脑机接口、神经增强、记忆干预、神经药物、伦理学的神经科学基础（自由意志等）。
在神经伦理学中，有些问题是属于传统生命伦理学研究范畴的。例如，在选择受试时需要遵循的原则；如何确保受试者的知情同意权；如何保护受试者的个人隐私权；如何评价受试的风险－收益等。但有些问题则是神经伦理学研究所特有的伦理问题，这也是传统生命伦理学正在面临的挑战。
以针对神经退行性疾病和精神疾病患者的临床研究为例，生命伦理学的重要原则之一就是知情同意，但是这些疾病患者本身的自主决策能力往往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在临床试验中获得其自愿的同意是困难的。
张新庆说，在伦理规范中，代理同意是普遍存在的，对于缺乏自主决策能力的受试，可以由法定代理人行使代理同意权，例如儿童受试。但是，神经退行性疾病和精神疾病的病情是逐渐加重的过程，开始时患者也许并没有完全丧失自主决策能力，对于这样的受试是否应该赋予其知情权、如何评估；一旦后期病情加重，如何决定受试是否需要继续参与。这些新的知情同意问题需要深入研究。
其次，假如由法定代理人行使代理同意权，如何保证代理人的决策是完全为了受试者本人的利益考虑的。他坦言，像老年痴呆症患者，难免有些家人对于其寿命期待已经不高，出于种种现实的考虑，对于研究、试验的风险认知可能出现偏差，在代理同意过程中或许不一定代表患者本人的最佳利益，由此会对受试者造成身心伤害。可见，如何对代理人决策进行评估，也是那些涉及到人的神经科学临床试验中无法回避的棘手的伦理难题之一。
此外，他还指出，在神经科学临床研究涉及到个人不愿让他人知晓的私密信息，一旦被非法利用，就可能侵犯受试者的个人隐私。
而即便在动物实验阶段，神经科学研究可能对它们尤其是灵长类动物产生疼痛或精神伤害。因此，张新庆认为，也许未来与神经科学有关的高等动物实验的审查标准也需要更为严格。
神经伦理学原则探索
“正是由于神经科学研究及应用中引发伦理问题的独特性，为此需要专门探讨相应的神经伦理准则，而不能简单套用生命伦理学的基本原则。”张新庆说，这也是神经伦理学迫切需要完成的任务。
英国纳菲尔德生物伦理学委员会（Nuffield Council on Bioethics）是一个享有国际声誉的独立的伦理咨询委员会，每年针对各种新兴生物技术展开伦理学研究并发布报告。如今，它已经针对神经伦理学所应遵循的原则框架作了一些探索性的思考。
纳菲尔德生物伦理学委员会认为，最基本的原则是有利和谨慎。这是由神经科学研究的需求和其本身的不确定性所决定的。这些原则的具体内容，不仅包括预防干预大脑潜在安全性风险，隐私保护和病人决策中的自主性的提升，还包括平等获取创新产品的公正问题，提升公众理解程度和对新型神经技术的信任问题。
该委员会还建议，为了保障和促进这些原则内容的贯彻实施，有三项道德要求与指导实践和新型神经科学技术的应用密切相关。一是创造性。通过技术创新开发更多真正有益的治疗方法。有时，对那些迫切的治疗需求，但缺乏机会获得许可性治疗资源的人群提供更多的实验性治疗；其次是谦卑。承认我们对人脑理解的局限性，以及目前我们治愈与大脑相关疾病或损伤的痛苦的有限性。谦卑不仅仅是履行谨慎的原则，更是在特定情况下需要权衡风险—收益而作出正确的选择；最后是责任。用严格的监管和问责制度，保护和促进公众利益，尤其是在新技术面对短期利益和经济效益时，拒绝夸大能力、淡化风险的做法。
对此，张新庆还补充建议，由于目前全世界范围内日本、美国、欧盟、中国相继制定了脑科学研究开发计划，未来的神经科学研究还需要遵循团结互助原则，合理分配国际资源，成果共享。在一定意义上说，由6个国家联合完成的人类基因组计划就是合作成功的典范。
神经伦理学在中国
自神经伦理学诞生以来，它的讨论与神经科学的发展是同步的。张新庆指出，该学科在欧美发展迅速。
“那里有良好的伦理学探讨氛围，科学家群体的伦理意识也很强烈。一项新技术一旦引起社会争论，就可能损失政府投资。”张新庆说，“与此同时，科学家也不避讳风险，前提是有严格的伦理规范。”
相较于这些国家，国内缺乏既精通神经科学又熟悉伦理准则的科学家群体，针对神经伦理学的研究较少。2011年，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生命伦理学专业委员会、武汉理工大学在武汉举办了首届“全国神经伦理学”学术研讨会；2014年在深圳召开的全国生命伦理学年会上，在一个卫星会议上也专门探讨了神经伦理问题。不过，并没有国内机构制定出相应的伦理规范和管理政策。
张新庆认为，这就要求国内的伦理学家须主动与神经科学家交流想法，共同探讨神经伦理，将科学家面对的实际问题与已有的伦理理论相结合，从而更全面、准确地反映国内神经科学领域的伦理问题，才能够制定可以指导这些研究的具体细致的行为规范。
此外，伦理规范和管理政策的制定不能照搬国外，国内具有引领作用的学术机构应先行酝酿研究制定伦理准则，指导自己，并与国际接轨。而后，通过对国内其他机构的示范作用，使神经科学研究规范得到普及。有了充分的基层研究和实践基础，才可能最终形成国家层面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神经科学伦理准则和管理政策。
公平感：赚得更多与按劳分配，谁更重要？
远千山
公平问题一向是社会学家关心的重要问题，神经经济学（Neuroeconomics）的出现为探究公平问题提供了很好的手段——这个新兴学科利用神经科学的技术研究经济相关决策中的神经机制。近日，来自挪威研究团队首次探究了工作量不同的人们在面对收入不均等的局面时的神经应答情况，试图一窥“公平感”的奥秘。
这项研究由来自挪威经济学院选择实验室（The Choice Lab）的经济学家和卑尔根大学功能性磁共振成像组的科学家们共同完成的。果壳网采访了文章的通讯作者，挪威经济学院的艾力克·索伦森（Erik ?. S?rensen）教授。索伦森和同事利用磁共振成像技术探索人在面对收入不平等时的大脑活动，发现人们对公平的概念并不仅仅是要求获益平等，同时也会将付出多少等纳入考量之中。研究结果近日发表在《美国科学院院刊》（PNAS）上。
实验者选择了47位挪威经济学院的男性学生，并随机分为3组。实验内容分为两部分：在第一部分中，研究者随机安排被试做一定时间的办公室工作。其中接近一半的被试（23位）工作时长是60分钟，其余24名被试则被分成两组（每组12人）随机安排工作30分钟或90分钟。所有的被试都被告知他们的工资将会基于每小时500挪威克朗的水平支付，但最终的薪酬会受到随机干预，因此未必完全按工时计算的薪酬一致。
第二部分中，研究者将被试两两配对。两人组合的总工作时间为120分钟，时间分配有30：90，60：60，90：30三种，在这三组中，工时分别为30、60和90分钟的被试需要接受脑部的磁共振扫描。 按照工时，接受扫描的被试的预期收入分别为250、500和750克朗。在得知自己的收入结果后，他们需要对自己报酬的满意程度做出评价。
扫描实验流程。A固定视线，无文本；B：文本：“你工作了30分钟。”“另一人工作了90分钟。”“你获得120挪威克朗。”“另一人获得880克朗。”；C：文本：“你觉得这结果怎样？”“非常差-非常好”（-5至5做出选择）；D：空白；E：固定视线，无文本；F：与B相同的文本，但金额被划掉；G：“请在下栏中请选择2。”（基准对照）
结果表明，当被试的收入在250-750克朗这个区间增长时，被试对分配结果的评价会因被试的工作时间不同而有所差异。当工作30小时的被试面对高于250克朗的收入时，会呈现两种相互抵消的效应：一方面他们由于收入增多而满意，另外一方面则因为分配并不反映自己与对方的贡献比例而不满。因此，尽管在获益变高时被试的评价也会变高，但当获益远超过自己的“应得的”部分时，他们的评价会停止上升甚至出现下降。相比之下，在工作90分钟的被试眼中，收入从“不公”的250克朗提高到“应得的”750克朗的过程中，自己的收入既增加了，分配方式也更加反映双方的贡献比例，因此被试的满意程度持续攀升。“我们的结果表明，大多数人对公平的理解并不只是简单的均等。”索伦森表示，受试者能够接受分配不均等的情况存在，但会在意收入差异是否与付出的劳动差异成比例。
“这些结果提示，在某些情况下，尤其是当人们在合作项目中所付出努力差异很大时，‘均等’反而会被视作‘不公平’。”索伦森说，“如果你的贡献比我大，我不会认为平分所得是公平的。”这项结果与他们之前的研究结果相吻合：当付出不平等时，大多数人倾向于接受收入的不平等，而这样的态度在未成年人中就已形成。“在那些关于社会收入是否应该强调均等的争辩中，我们的研究成果也许可以帮得上忙。”他说。
被扫描的被试在面对不同收入分配结果时的评价。横轴为被试看到的自己的收入金额，250、500、750分别是左、中、右图中被试的理论收入金额，相应地，组内另一人所得收入则为1000减去该被试的收入。纵轴为被试对收入分配结果的评价。图片来源：研究论文
利用血氧水平依赖（BOLD）磁共振成像技术，研究者考察了被试在面对收入结果时大脑的活动状况。研究者主要考虑了纹状体（striatum）区域，它是大脑情绪环路中的关键部分，对行为动机，社会偏好等都有重要影响。研究者发现，纹状体中的左右尾状核（caudate nucleus）的血流情况在实验组和对照组中存在显著差异。
研究者发现，当受试者发现自己的收入升高而对方的收入相应降低时，尾状核会被强烈激活，他们对收入分配的评价也相应发生改变。具体而言，较之工时为30分钟的被试，工作时长为60分钟和90分钟的被试在面对相同的收入增加时会出现更明显的血氧信号变化和满意度上升的现象。但工作60分钟的人在面对“加薪”时的尾状核活动变化则不如工作90分钟的人明显。在不同组别中，左右尾状核的兴奋性也有所差异。这些结果反映，公平感源自大脑中的奖赏系统，有着具体的神经基础。
图A：实验关注区域，黄圈部分为基底核。图B：30：90组和90：30组中，收入对基底核活动造成的边际效应。可见左右基底核差异。
接下来，索伦森和同事将与决策结果只单一影响决策者本身的情况相比，决策者在面对会对多个个体产生钱财影响的局面时是否会有不同的反应？索伦森和同事将继续探究这个问题。同时，他也指出，未来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确认这种公平感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能，还是像语言一样被习得的能力。对于这个问题， “也许我们永远也无法得出完全满意的答案，”索伦森说，“但如果不尝试，我们就肯定无法得到解答。”
人生自古不平等
迷思
老规矩，先上前文列表：
１，《小论社会崩解之道》
２，《再论社会崩解之道·资源篇》
３，《１９８４奴役基地》
好了，基本上这些就构成了这篇文章的前提。
在《小议》中有一段，是论述不平等的来源（文章第三部分“不公的来源”和第四部分“平等的来源”），简单说就是这么个情况：
群体的全体是个体自由的释出，也是一种抽象的资源，而且这种资源具有富集性，从而会自然地形成浓度较大的核心和浓度较低的边缘，从而就构成了不平等的最初源泉。
这一论述是从一个很大的视角来看的，并不能对个体的不平等给出合理的起源分析——当然了，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想到，如果整个社会都充满了不平等的话，那个人的不平等之出现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在《１９８４奴役基地》中，我们从另一个角度（这点在《小议》的第二部分其实已经提到了）来看待这个问题：
由于人脑的处理力是有限的，而一个集体所需要处理的事物，当集体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必然地会超过一个人的人脑处理能力范围，所以就导致了不同的人完成不同的事这么一种模块化分工的出现。而这种模块化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有人负责指挥，有人负责做——这点即便所有人的大脑都相同，也是会出现的必然结果，何况不同人的大脑和能力还不同。
因此，我们可以说，人类这个种群自己的先天因素决定了，不平等是必然会出现的——无论是从权力资源的富集性，还是从人脑精力的有限性，不同的分工必然会出现，而分工的不同性质必然导致了不平等的出现。
所以，人生自古不平等。
人生而不平等。
但，这个结论本身并没有太多的意义，它不过是将一个大众早就知道的结论用一种看似形式化的貌似逻辑的系统给复述了一遍而已，毫无意义可言。
事实上，无论是从权力资源富集性还是从人脑精力有限性，我们都只能得到一个泛泛而谈的结论，这种泛泛而谈的结论就如物理上处理复杂系统时多用的一种初级方法：平均场论。我们将很多各不相同但具有共同特性的对象集合在一起构成一个系宗，然后讨论这个系宗的某种共性的一般性规律，这个做法在大尺度上总是没错的，但在小尺度上是无能为力的。
比如说，一个装满气体的密闭系统，我们可以考虑整体而言整个容器收到的压强，但我们无法用讨论压强的方法来讨论每个气体分子的经历，这是不可行的。
讨论整体的泛泛而论的平均方法总是忽略了个体之间的差异性的，所以我们这次试图从个体的差异性来考察不平等的起源。
让我们想象这么一个不可能存在的情况：
每个人的能力只有一项，唯一的一项，不存在这项之外的别的能力。社会也只需要人的这项能力，来产生资源，维持自身的存在。再进一步，每个人的这项能力的是不同的，有人的能力高，有人的能力低。
好了，在这么一种奇葩的社会里，人会如何发展？
很显然，能力强的人会得到社会的重视，能力弱的人则不会得到那么多的重视。
也因此，能力强的人获得资源将比能力弱的人要来的多。
对一个社会来说，除了通过自身的能力来工作并产生财富这点以外，肯定还有别样的资源存在，比如晋升的机会，比如交配的权力，比如获得更多的休假，比如体验别人无法体验到的享受。
因此，能力强的人在这样一个社会中，将获得更多的晋升机会，和更多的异性上床，获得更多的休假，享受更好的人生——别忘了，人只有这一项能力，所以勾心斗角这种不一样的能力我们就可以忽略了。
他们的人生比能力低的人更“圆满”。
因此，在这种形态的社会中，唯一的不平等的起源（我们从小处来想，暂且忽略前面已经说过的大处而看的问题）就是个人能力的高下。
当然，这样的社会是不存在的。
下面，让我们来看一个更加接近实际的情况：假定人的能力不是一项，而是很多项，那么情况会怎么发展？
其实很简单：在能力A上我不如你，我可以和你比能力B嘛。
而且，由于不同的工作（现在已经有了可能）对不同能力的需要，我们可以很合理地想见，现在已经很难因为一项单一的能力的强弱，来评判一个人是否可能获得更多的机会了——从数学的观点来说，就是这样的系统一般不可能建立一个偏序关系，从而给出合适的（综合能力）大小定义。
此时，在这种多元化的社会中，如果我们由于某些原因而引入了一元化的个人评判标准，那其实就是将这个多元社会拉回到了前面一开始所提的一元社会的情况了，这是一种无私的倒退。
而，这种情况在现实中倒是很常见的，比如我们谈学习的时候言必称成绩高下，说人的时候言必称智商如何，看待成功只看有钱没钱，讨论儿女只说结婚生子否。
将多元社会拉回一元社会的各种手段，其出处基本都可以归结为这个社会本身的传统文化与当下思潮。
我们不难发现士农工商的等级划分和唯有读书高的说辞并不是现代才有，可以说是古已有之，虽然在近代才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高度。
社会单一化会带来什么结果就不说了，而将多元社会拉向单一化深渊的源头，恐怕不能不从这个社会的文化与精神的根基去找起——当然，这并不是说后进的现代因素就没有，比如盲目拜金主义显然可以算是现代化新品，虽然古话里也已经有了笑贫不笑娼。
多元社会的单一化，大概可以算是多元社会中能产生广泛不平等的一个起源了吧。
这种单一化除了整体性的存在外，当然也有个人的体现。
比如说，你有能力ABC，我有能力XYZ，然后你突然觉得你也想要有我的能力X，每念及此就心中不忿，久而久之就积怨成疾，感叹世界不公。
当然，更有可能的一个版本，是你和我做不一样的工作，然后你觉得我的工作的待遇和收入都比你的好，于是开始感慨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了——虽然你并不在乎在我看来我也很羡慕你的工作的某些部分。
这样的情况在现实生活中非常常见，比如我有几个女性朋友，她们基本都说别人的工作比自己的工作好，自己怎么这么不幸，于是导致的是A说B的日企好，B说A的国企好，我说你们干脆交换工作得了。
对这种情况来说，这种个人体悟到的不平等的起源虽然可以说是个体之间的能力差异，倒更不如说是自己对“平等”和“好”的理解带有过强的盲目性和偏向性——将本来有很多参考标准的工作，被局限在了某个特定的单一的范畴，然后在这个特殊选定的范畴里感叹为何你比我幸福，这个世界真是不平等。
与其说是不公不平不等，不如说是不知足，眼光太狭隘。
所以说，这样的社会里，不平等的起源都可以归结为将多元社会拉入单一社会的手段，从大了讲可以是社会思潮与文化传统，从小了说可以是个人不知足或者目光太狭隘。
当然，真实社会依然不是这样的，因为除了个人能力之外，真实社会还有两样特殊的存在，那就是出生，以及权力。
出生是任何人都无法选择的，但出生又是可以有极大的差异的。
有些人出生在书香门第，有些人出生在官宦世家，有些人生来家财万贯，有些人生来就在贫民窟。
这些都是先天因素，人力无法修改——自杀然后重投胎这种我们就不考虑了。
如果说，每个人的能力是DNA决定的（不考虑后天学习锻炼），那么每个人的出生就完全是运气决定的（不考虑后天败家起家）——虽然这两者都可以说是父母决定的。
出生在有财有权的家庭里的孩子，天生地就比别的孩子有更大的资源优势——现实生活里，不断有人感叹北上广的学生如何如何幸运，这里且不说这个说法是否有道理，只是说这个现象是真实存在的。
富二代的孩子就算不工作，也能炒楼卖楼玩女人，末了感叹一句“这不是我要的生活”（某电视剧躺枪）。
而穷二代的孩子如果不工作，呵呵呵，死了没？
这种初始条件的不平等可能会导致极大的整体性不平等——多少富二代的孩子最后混成了穷光蛋？又有多少穷人家的孩子未来成了富一代？
关于这两个阶级之间转化的可能，就是《再论·资源篇》里所考虑的问题。
这还没有考虑权力对这个问题的加成效应。
简单说来，就微观的个体来说，在真实社会中可能遇到的不平等的起源，可以大致分为两类：
一类，就是先天因素，包括基因（决定能力初始值）和出生（决定了所在阶层）；
另一类，就是社会传统文化与当下思潮，以及个人是否知足以及视野是大是小。
第一类决定了客观存在的不平等性，而第二类则决定了主观体验的不平等性。
一个人如果足够知足的话，即便自己的能力相对别人的确差了一大截，也不会感到不平等，他们反而会想：我的能力比别人弱，但我已经获得了与之匹配的幸福，我知足了。
同样了，一个视野足够大的人，不会拘泥在某一两个小细节上别人是否比自己更“好”，他们会考虑个人对自我在整个一生的时间长度上的定位——他们的视野不是当下的小范围，而是考虑从现在到未来的大范围——我想到了那句话：格局决定结局，态度决定高度。
找到不平等的起源，无论是宏观的还是微观的，都不表示这种不平等会一直保持下去。
记得在电影《千钧一发（又名：变种异煞）》里所设想的就是一个全然由基因决定命运的世界，可最后还是被“基因差”的男主给颠覆了。
事实上，无论是基因还是出生，都只是决定了一个初始状态，在此后的人生发展中，都可以有很多的机会来修正自己所处的状态和位置。
也就是说，虽然客观上的不平等总是存在的，但并不表示你就不能换到天平的另外一边去，只要把握住机会就有可能。
另一方面，就如前面所说的，个人的主观意愿也会影响到对是否平等的判断。
站在一个更大的格局上，不计较某些细节上的得失与否，并且正确定位自己所处的位置和希望到达的高度，这往往决定了在你看来你到底是站在了不平等天平的左侧还是右侧。
所以，基因和出生，即便决定了你的低起点，又如何呢？你依然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跑得比别人更高。
当然了，已经躺在Hell里的某国人说要比站在共产主义化了的瑞士等国的人还要高还要幸福还要优越，这种话就太唯心了点，只能自己想想了。
公平存在于大脑中
译者： Anna1994 作者：The University of Bergen
挪威商学院的经济学家和卑尔根大学的脑部研究专家联合对公平、平等、工作和财富之间的关系进行评估。说实在地，我们的大脑对分配收入的方式会做出何种反应呢？
更确切地说，来自两个体系的各学科间的研究团队如何看待脑部纹状体；或者说大脑的“奖赏中枢”。通过衡量我们对涉及到公平、平等、工作和财富一类问题的反应，大脑纹状体或“奖赏中枢”部分也许持有一些答案当面对我们如何理解收入分配的一类问题。
“大脑对自己的奖赏和公平这两项工作都很满意。而这两者对纹状体的激活作用都会产生影响，”威廉.亚历山大.Cappelen教授说。“这可以解释为什么许多人为了实现更公平的平衡状态会愿意牺牲财富上的奖励。”
不平等对比公平
Cappelen 不仅在挪威商学院的经济学部门工作还是选择实验室的联合主管。加入选择实验室的研究者更多地投身于研究关于人们怎样作出经济和道德上的选择的课题。
Cappelen 同他的挪威商学院选择实验室的同事贝蒂尔.Tungodden教授和埃里克 ?. 索伦森教授想要探索大脑的奖赏系统是怎样运行的。为了帮助他们回答这个问题，挪威商学院的团队与三位脑部研究者教授——肯尼思 hugdahl、卡斯顿.施佩西特和汤姆.eichele取得联系。这三位教授都来自卑尔根的磁共振成像小组和卑尔根大学的生物医药心理学部门。
挪威商学院和卑尔根大学的研究者开始共同努力来证明：只要不平等被认为是公平的，大脑就会接受不平等。研究者们在文章《平等理论与公平的不平等：神经经济学的一项研究》中发布了研究成果，二零一四年十月十三日这篇文章发行在科学杂志《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中。
人们对收入分配的优先选择不仅从根本上影响着他们的实际行动还作用于塑造有权威的社会政治体系。这种选择权的研究已经成为社会心理学和经济学的行为调查中的主要话题。
“我们的研究表明：当奖赏被判断成公平的时候，脑部纹状体会对财富上的奖赏表现得更活跃。”肯尼思.hugdahl说到。
除了大量研究收入分配的文献，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直接的心理精神方面的证据可以说明当人们介于工作努力而作出不同的分配时，大脑是如何对收入分配做出反应的。
《自然》中一篇文章给予的灵感
关于挪威商学院和卑尔根大学的研究者联合研究的背景材料来自二零一零年二月份的《自然》杂志中的一篇文章，文中写到一个各学科间的美国研究者团队已找到证据证明人类大脑对不平等的反应是消极的。美国研究者通过研究在人们作出同样分配的情境中，脑补纹状体对不同等级的不平等会如何做出反应，从而得出结论。
“我们对《自然》杂志发行的文章中的研究成果有所质疑。正如我们已经发现的其他研究一样，人们有时会认为收入不平等是公平的。尤其是我们已经展示的发行在《科学》和《美国经济评论》上的一些文件所写到的：当处于把被分配的财富再进行不同分配的境况中时，人们会接受不平等。”Cappelen说到。
据卑尔根的研究者所知，《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的文章代表着首项神经影像的研究，其设计目的在于检测在上述的境况中大脑是怎样对收入分配作出反应的。同样地，据研究者所知，这也是首项检测平等理论的神经学基础的研究。
观察实验组
挪威商学院和卑尔根大学的联合研究者给一个试验组施加了一组实验。想获得更多信息可在文章的结尾处阅读关于研究者方法论的细节内容。
他们最关键的发现是纹状体内的活化作用对自身接受更多的钱的响应取决于他们的工作量。工作时间很长的的那些人比工作时间短的人在纹状体活化作用中有更大的变化。
“我们相信这个是真的因为奖赏中枢是由财富激活的，但是任何不公平的财富分配都会被记录为缩减的奖赏，”Karsten Specht说到。
“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人既不是只关心公平的完美圣人也不是只关心自己的金钱的完全利己主义者。”Cappelen补充道。
你们研究的成果会以什么方式让更大的共同体受益呢？
“当我们发现不平等的公平或者不公平时，比如关于这个问题的许多严格的政治决策，理解我们的公平优先权的本质就会很重要，。例如，如果你想要大部分人支持颁布执政税法，你就需要确保这个税法与大部分人所认为的公平相一致，”亚历山大.威廉.Cappelen说。
研究者的方法论
有四十七个男性志愿者参与这项实验。首先，要求试验者操作简单的办公工作，持续三十、六十或者九十分钟。然后按照工作三十分钟与工作九十分钟的试验者、两个工作六十分钟的试验者各组成一队的方法，将这些试验者进行分组。
这个步骤完成后，再使用磁共振扫描仪测试试验者的大脑活动。纹状体活动被记录下来，拥有一千个挪威币或者挪威克朗（约为一百一十八欧元）的实验者的测试结果显示有五十一种不同的分配方式把钱分别给予他们自己和他们相匹配的试验者。每个人做完陈述后会被要求对此做评估。
举个例子，与工作九十分钟的人相匹配的工作时长为三十分钟的试验者呈现的分配结果是，给自己一百二十挪威克朗（大约是十四欧元）以及给搭档八百八十挪威克朗（约为一百零四欧元）。然后让实验者按照-5到+5的数值范围对分配结果进行估计，其中-5表示十分厌恶而+5则表示十分喜爱。
这个测试组只选男性的原因是小组内成员的情况越相似，越容易在类似的实验中记录差异。据Cappelen所说，换做是一个只选女性的实验组也不会产生本质上的不同。早先的研究已经证明女性和男性如何看待公平和不平等是不存在统计学上的区别的。
脑科学的“好”与“坏”
嘉宾：张新庆
北京协和医学院人文学院教授
美国科学家John OKeefe（约翰·欧基夫）、挪威科学家May Britt Moser（梅-布里特·莫泽），以及挪威科学家Edvand Moser（爱德华·莫泽），因发现了大脑中形成定位系统的细胞，而被授予了2014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毋庸置疑，现代神经科学已经取得了革命性进展，未来它仍将是科学发展的大势。
与此同时，人文学者和科学家也开始关注神经科学的社会影响，尤其是该技术在高速发展过程中所引起的伦理问题。21世纪初，为探讨神经科学研究及应用中的好与坏、平等与不平等、公正与不公正，建立神经科学研究、发展与应用的伦理准则和管理政策，生命伦理学产生了一个新的分支学科——神经伦理学。
神经伦理学的独特性
神经伦理学的出现首先是得益于现代神经科学的快速发展。20世纪，神经科学就取得了许多研究成果，自1901年首次颁发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以来，100年来共授予98个奖项，其中近20项与神经科学相关。
为了推动神经科学研究的社会影响，美国神经科学学会早在1972年就成立了一个关注其社会问题的分会，为的是向会员和公众宣传神经科学研究的社会影响。
北京协和医学院人文学院教授张新庆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神经伦理学（Neuroethics）这一词汇，最早是由威廉·索菲尔于2002年在《纽约时报》上首次正式提出的。威廉·索菲尔认为，神经伦理学就是一门“研究人脑治疗和增强以及对人脑的干预的对与错，好与坏”的学科。
就在神经伦理学提出不到5年时间内，专业研究机构和相关出版物就先后出现。2006年“神经伦理学学会”（Neuroethics Society）成立；2008年《神经伦理学》（Neuroethics）专业杂志创刊。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生命伦理学诞生，此后就发展迅速；同样神经伦理学诞生虽晚，却十分活跃。”张新庆说，它紧跟时代发展的需要。
由于研究对象的不同，现代生命伦理学有了许多细分，针对干细胞研究与治疗、器官移植、基因诊断、基因治疗等前沿领域均各自出现了一个相对稳定的伦理问题研究群体，发表了大量的伦理研究成果，甚至形成了如基因伦理学这样的分支学科。当然，新兴的神经伦理学有着它的独特性。
神经科学的研究对象中包括了人体最复杂、最特殊的器官——大脑。张新庆表示，脑与人类的思维、意识息息相关，它关乎自我。“这也意味着，干预大脑有着极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需要特别慎重。”
此外，他还提到，在神经科学研究中，对动物大脑的研究成果无法直接移植到人的大脑上，从动物实验到临床试验中间有着极大的跨度，很难自然过渡。因此，整个研究过程需要更为严格的外部监督。
传统生命伦理学的挑战
据张新庆介绍，目前，神经伦理学关注的内容有脑成像、脑机接口、神经增强、记忆干预、神经药物、伦理学的神经科学基础（自由意志等）。
在神经伦理学中，有些问题是属于传统生命伦理学研究范畴的。例如，在选择受试时需要遵循的原则；如何确保受试者的知情同意权；如何保护受试者的个人隐私权；如何评价受试的风险－收益等。但有些问题则是神经伦理学研究所特有的伦理问题，这也是传统生命伦理学正在面临的挑战。
以针对神经退行性疾病和精神疾病患者的临床研究为例，生命伦理学的重要原则之一就是知情同意，但是这些疾病患者本身的自主决策能力往往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在临床试验中获得其自愿的同意是困难的。
张新庆说，在伦理规范中，代理同意是普遍存在的，对于缺乏自主决策能力的受试，可以由法定代理人行使代理同意权，例如儿童受试。但是，神经退行性疾病和精神疾病的病情是逐渐加重的过程，开始时患者也许并没有完全丧失自主决策能力，对于这样的受试是否应该赋予其知情权、如何评估；一旦后期病情加重，如何决定受试是否需要继续参与。这些新的知情同意问题需要深入研究。
其次，假如由法定代理人行使代理同意权，如何保证代理人的决策是完全为了受试者本人的利益考虑的。他坦言，像老年痴呆症患者，难免有些家人对于其寿命期待已经不高，出于种种现实的考虑，对于研究、试验的风险认知可能出现偏差，在代理同意过程中或许不一定代表患者本人的最佳利益，由此会对受试者造成身心伤害。可见，如何对代理人决策进行评估，也是那些涉及到人的神经科学临床试验中无法回避的棘手的伦理难题之一。
此外，他还指出，在神经科学临床研究涉及到个人不愿让他人知晓的私密信息，一旦被非法利用，就可能侵犯受试者的个人隐私。
而即便在动物实验阶段，神经科学研究可能对它们尤其是灵长类动物产生疼痛或精神伤害。因此，张新庆认为，也许未来与神经科学有关的高等动物实验的审查标准也需要更为严格。
神经伦理学原则探索
“正是由于神经科学研究及应用中引发伦理问题的独特性，为此需要专门探讨相应的神经伦理准则，而不能简单套用生命伦理学的基本原则。”张新庆说，这也是神经伦理学迫切需要完成的任务。
英国纳菲尔德生物伦理学委员会（Nuffield Council on Bioethics）是一个享有国际声誉的独立的伦理咨询委员会，每年针对各种新兴生物技术展开伦理学研究并发布报告。如今，它已经针对神经伦理学所应遵循的原则框架作了一些探索性的思考。
纳菲尔德生物伦理学委员会认为，最基本的原则是有利和谨慎。这是由神经科学研究的需求和其本身的不确定性所决定的。这些原则的具体内容，不仅包括预防干预大脑潜在安全性风险，隐私保护和病人决策中的自主性的提升，还包括平等获取创新产品的公正问题，提升公众理解程度和对新型神经技术的信任问题。
该委员会还建议，为了保障和促进这些原则内容的贯彻实施，有三项道德要求与指导实践和新型神经科学技术的应用密切相关。一是创造性。通过技术创新开发更多真正有益的治疗方法。有时，对那些迫切的治疗需求，但缺乏机会获得许可性治疗资源的人群提供更多的实验性治疗；其次是谦卑。承认我们对人脑理解的局限性，以及目前我们治愈与大脑相关疾病或损伤的痛苦的有限性。谦卑不仅仅是履行谨慎的原则，更是在特定情况下需要权衡风险—收益而作出正确的选择；最后是责任。用严格的监管和问责制度，保护和促进公众利益，尤其是在新技术面对短期利益和经济效益时，拒绝夸大能力、淡化风险的做法。
对此，张新庆还补充建议，由于目前全世界范围内日本、美国、欧盟、中国相继制定了脑科学研究开发计划，未来的神经科学研究还需要遵循团结互助原则，合理分配国际资源，成果共享。在一定意义上说，由6个国家联合完成的人类基因组计划就是合作成功的典范。
神经伦理学在中国
自神经伦理学诞生以来，它的讨论与神经科学的发展是同步的。张新庆指出，该学科在欧美发展迅速。
“那里有良好的伦理学探讨氛围，科学家群体的伦理意识也很强烈。一项新技术一旦引起社会争论，就可能损失政府投资。”张新庆说，“与此同时，科学家也不避讳风险，前提是有严格的伦理规范。”
相较于这些国家，国内缺乏既精通神经科学又熟悉伦理准则的科学家群体，针对神经伦理学的研究较少。2011年，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生命伦理学专业委员会、武汉理工大学在武汉举办了首届“全国神经伦理学”学术研讨会；2014年在深圳召开的全国生命伦理学年会上，在一个卫星会议上也专门探讨了神经伦理问题。不过，并没有国内机构制定出相应的伦理规范和管理政策。
张新庆认为，这就要求国内的伦理学家须主动与神经科学家交流想法，共同探讨神经伦理，将科学家面对的实际问题与已有的伦理理论相结合，从而更全面、准确地反映国内神经科学领域的伦理问题，才能够制定可以指导这些研究的具体细致的行为规范。
此外，伦理规范和管理政策的制定不能照搬国外，国内具有引领作用的学术机构应先行酝酿研究制定伦理准则，指导自己，并与国际接轨。而后，通过对国内其他机构的示范作用，使神经科学研究规范得到普及。有了充分的基层研究和实践基础，才可能最终形成国家层面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神经科学伦理准则和管理政策。
公平感：赚得更多与按劳分配，谁更重要？
远千山
公平问题一向是社会学家关心的重要问题，神经经济学（Neuroeconomics）的出现为探究公平问题提供了很好的手段——这个新兴学科利用神经科学的技术研究经济相关决策中的神经机制。近日，来自挪威研究团队首次探究了工作量不同的人们在面对收入不均等的局面时的神经应答情况，试图一窥“公平感”的奥秘。
这项研究由来自挪威经济学院选择实验室（The Choice Lab）的经济学家和卑尔根大学功能性磁共振成像组的科学家们共同完成的。果壳网采访了文章的通讯作者，挪威经济学院的艾力克·索伦森（Erik ?. S?rensen）教授。索伦森和同事利用磁共振成像技术探索人在面对收入不平等时的大脑活动，发现人们对公平的概念并不仅仅是要求获益平等，同时也会将付出多少等纳入考量之中。研究结果近日发表在《美国科学院院刊》（PNAS）上。
实验者选择了47位挪威经济学院的男性学生，并随机分为3组。实验内容分为两部分：在第一部分中，研究者随机安排被试做一定时间的办公室工作。其中接近一半的被试（23位）工作时长是60分钟，其余24名被试则被分成两组（每组12人）随机安排工作30分钟或90分钟。所有的被试都被告知他们的工资将会基于每小时500挪威克朗的水平支付，但最终的薪酬会受到随机干预，因此未必完全按工时计算的薪酬一致。
第二部分中，研究者将被试两两配对。两人组合的总工作时间为120分钟，时间分配有30：90，60：60，90：30三种，在这三组中，工时分别为30、60和90分钟的被试需要接受脑部的磁共振扫描。 按照工时，接受扫描的被试的预期收入分别为250、500和750克朗。在得知自己的收入结果后，他们需要对自己报酬的满意程度做出评价。
扫描实验流程。A固定视线，无文本；B：文本：“你工作了30分钟。”“另一人工作了90分钟。”“你获得120挪威克朗。”“另一人获得880克朗。”；C：文本：“你觉得这结果怎样？”“非常差-非常好”（-5至5做出选择）；D：空白；E：固定视线，无文本；F：与B相同的文本，但金额被划掉；G：“请在下栏中请选择2。”（基准对照）
结果表明，当被试的收入在250-750克朗这个区间增长时，被试对分配结果的评价会因被试的工作时间不同而有所差异。当工作30小时的被试面对高于250克朗的收入时，会呈现两种相互抵消的效应：一方面他们由于收入增多而满意，另外一方面则因为分配并不反映自己与对方的贡献比例而不满。因此，尽管在获益变高时被试的评价也会变高，但当获益远超过自己的“应得的”部分时，他们的评价会停止上升甚至出现下降。相比之下，在工作90分钟的被试眼中，收入从“不公”的250克朗提高到“应得的”750克朗的过程中，自己的收入既增加了，分配方式也更加反映双方的贡献比例，因此被试的满意程度持续攀升。“我们的结果表明，大多数人对公平的理解并不只是简单的均等。”索伦森表示，受试者能够接受分配不均等的情况存在，但会在意收入差异是否与付出的劳动差异成比例。
“这些结果提示，在某些情况下，尤其是当人们在合作项目中所付出努力差异很大时，‘均等’反而会被视作‘不公平’。”索伦森说，“如果你的贡献比我大，我不会认为平分所得是公平的。”这项结果与他们之前的研究结果相吻合：当付出不平等时，大多数人倾向于接受收入的不平等，而这样的态度在未成年人中就已形成。“在那些关于社会收入是否应该强调均等的争辩中，我们的研究成果也许可以帮得上忙。”他说。
被扫描的被试在面对不同收入分配结果时的评价。横轴为被试看到的自己的收入金额，250、500、750分别是左、中、右图中被试的理论收入金额，相应地，组内另一人所得收入则为1000减去该被试的收入。纵轴为被试对收入分配结果的评价。图片来源：研究论文
利用血氧水平依赖（BOLD）磁共振成像技术，研究者考察了被试在面对收入结果时大脑的活动状况。研究者主要考虑了纹状体（striatum）区域，它是大脑情绪环路中的关键部分，对行为动机，社会偏好等都有重要影响。研究者发现，纹状体中的左右尾状核（caudate nucleus）的血流情况在实验组和对照组中存在显著差异。
研究者发现，当受试者发现自己的收入升高而对方的收入相应降低时，尾状核会被强烈激活，他们对收入分配的评价也相应发生改变。具体而言，较之工时为30分钟的被试，工作时长为60分钟和90分钟的被试在面对相同的收入增加时会出现更明显的血氧信号变化和满意度上升的现象。但工作60分钟的人在面对“加薪”时的尾状核活动变化则不如工作90分钟的人明显。在不同组别中，左右尾状核的兴奋性也有所差异。这些结果反映，公平感源自大脑中的奖赏系统，有着具体的神经基础。
图A：实验关注区域，黄圈部分为基底核。图B：30：90组和90：30组中，收入对基底核活动造成的边际效应。可见左右基底核差异。
接下来，索伦森和同事将与决策结果只单一影响决策者本身的情况相比，决策者在面对会对多个个体产生钱财影响的局面时是否会有不同的反应？索伦森和同事将继续探究这个问题。同时，他也指出，未来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确认这种公平感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能，还是像语言一样被习得的能力。对于这个问题， “也许我们永远也无法得出完全满意的答案，”索伦森说，“但如果不尝试，我们就肯定无法得到解答。”
人生自古不平等
迷思
老规矩，先上前文列表：
１，《小论社会崩解之道》
２，《再论社会崩解之道·资源篇》
３，《１９８４奴役基地》
好了，基本上这些就构成了这篇文章的前提。
在《小议》中有一段，是论述不平等的来源（文章第三部分“不公的来源”和第四部分“平等的来源”），简单说就是这么个情况：
群体的全体是个体自由的释出，也是一种抽象的资源，而且这种资源具有富集性，从而会自然地形成浓度较大的核心和浓度较低的边缘，从而就构成了不平等的最初源泉。
这一论述是从一个很大的视角来看的，并不能对个体的不平等给出合理的起源分析——当然了，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想到，如果整个社会都充满了不平等的话，那个人的不平等之出现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在《１９８４奴役基地》中，我们从另一个角度（这点在《小议》的第二部分其实已经提到了）来看待这个问题：
由于人脑的处理力是有限的，而一个集体所需要处理的事物，当集体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必然地会超过一个人的人脑处理能力范围，所以就导致了不同的人完成不同的事这么一种模块化分工的出现。而这种模块化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有人负责指挥，有人负责做——这点即便所有人的大脑都相同，也是会出现的必然结果，何况不同人的大脑和能力还不同。
因此，我们可以说，人类这个种群自己的先天因素决定了，不平等是必然会出现的——无论是从权力资源的富集性，还是从人脑精力的有限性，不同的分工必然会出现，而分工的不同性质必然导致了不平等的出现。
所以，人生自古不平等。
人生而不平等。
但，这个结论本身并没有太多的意义，它不过是将一个大众早就知道的结论用一种看似形式化的貌似逻辑的系统给复述了一遍而已，毫无意义可言。
事实上，无论是从权力资源富集性还是从人脑精力有限性，我们都只能得到一个泛泛而谈的结论，这种泛泛而谈的结论就如物理上处理复杂系统时多用的一种初级方法：平均场论。我们将很多各不相同但具有共同特性的对象集合在一起构成一个系宗，然后讨论这个系宗的某种共性的一般性规律，这个做法在大尺度上总是没错的，但在小尺度上是无能为力的。
比如说，一个装满气体的密闭系统，我们可以考虑整体而言整个容器收到的压强，但我们无法用讨论压强的方法来讨论每个气体分子的经历，这是不可行的。
讨论整体的泛泛而论的平均方法总是忽略了个体之间的差异性的，所以我们这次试图从个体的差异性来考察不平等的起源。
让我们想象这么一个不可能存在的情况：
每个人的能力只有一项，唯一的一项，不存在这项之外的别的能力。社会也只需要人的这项能力，来产生资源，维持自身的存在。再进一步，每个人的这项能力的是不同的，有人的能力高，有人的能力低。
好了，在这么一种奇葩的社会里，人会如何发展？
很显然，能力强的人会得到社会的重视，能力弱的人则不会得到那么多的重视。
也因此，能力强的人获得资源将比能力弱的人要来的多。
对一个社会来说，除了通过自身的能力来工作并产生财富这点以外，肯定还有别样的资源存在，比如晋升的机会，比如交配的权力，比如获得更多的休假，比如体验别人无法体验到的享受。
因此，能力强的人在这样一个社会中，将获得更多的晋升机会，和更多的异性上床，获得更多的休假，享受更好的人生——别忘了，人只有这一项能力，所以勾心斗角这种不一样的能力我们就可以忽略了。
他们的人生比能力低的人更“圆满”。
因此，在这种形态的社会中，唯一的不平等的起源（我们从小处来想，暂且忽略前面已经说过的大处而看的问题）就是个人能力的高下。
当然，这样的社会是不存在的。
下面，让我们来看一个更加接近实际的情况：假定人的能力不是一项，而是很多项，那么情况会怎么发展？
其实很简单：在能力A上我不如你，我可以和你比能力B嘛。
而且，由于不同的工作（现在已经有了可能）对不同能力的需要，我们可以很合理地想见，现在已经很难因为一项单一的能力的强弱，来评判一个人是否可能获得更多的机会了——从数学的观点来说，就是这样的系统一般不可能建立一个偏序关系，从而给出合适的（综合能力）大小定义。
此时，在这种多元化的社会中，如果我们由于某些原因而引入了一元化的个人评判标准，那其实就是将这个多元社会拉回到了前面一开始所提的一元社会的情况了，这是一种无私的倒退。
而，这种情况在现实中倒是很常见的，比如我们谈学习的时候言必称成绩高下，说人的时候言必称智商如何，看待成功只看有钱没钱，讨论儿女只说结婚生子否。
将多元社会拉回一元社会的各种手段，其出处基本都可以归结为这个社会本身的传统文化与当下思潮。
我们不难发现士农工商的等级划分和唯有读书高的说辞并不是现代才有，可以说是古已有之，虽然在近代才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高度。
社会单一化会带来什么结果就不说了，而将多元社会拉向单一化深渊的源头，恐怕不能不从这个社会的文化与精神的根基去找起——当然，这并不是说后进的现代因素就没有，比如盲目拜金主义显然可以算是现代化新品，虽然古话里也已经有了笑贫不笑娼。
多元社会的单一化，大概可以算是多元社会中能产生广泛不平等的一个起源了吧。
这种单一化除了整体性的存在外，当然也有个人的体现。
比如说，你有能力ABC，我有能力XYZ，然后你突然觉得你也想要有我的能力X，每念及此就心中不忿，久而久之就积怨成疾，感叹世界不公。
当然，更有可能的一个版本，是你和我做不一样的工作，然后你觉得我的工作的待遇和收入都比你的好，于是开始感慨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了——虽然你并不在乎在我看来我也很羡慕你的工作的某些部分。
这样的情况在现实生活中非常常见，比如我有几个女性朋友，她们基本都说别人的工作比自己的工作好，自己怎么这么不幸，于是导致的是A说B的日企好，B说A的国企好，我说你们干脆交换工作得了。
对这种情况来说，这种个人体悟到的不平等的起源虽然可以说是个体之间的能力差异，倒更不如说是自己对“平等”和“好”的理解带有过强的盲目性和偏向性——将本来有很多参考标准的工作，被局限在了某个特定的单一的范畴，然后在这个特殊选定的范畴里感叹为何你比我幸福，这个世界真是不平等。
与其说是不公不平不等，不如说是不知足，眼光太狭隘。
所以说，这样的社会里，不平等的起源都可以归结为将多元社会拉入单一社会的手段，从大了讲可以是社会思潮与文化传统，从小了说可以是个人不知足或者目光太狭隘。
当然，真实社会依然不是这样的，因为除了个人能力之外，真实社会还有两样特殊的存在，那就是出生，以及权力。
出生是任何人都无法选择的，但出生又是可以有极大的差异的。
有些人出生在书香门第，有些人出生在官宦世家，有些人生来家财万贯，有些人生来就在贫民窟。
这些都是先天因素，人力无法修改——自杀然后重投胎这种我们就不考虑了。
如果说，每个人的能力是DNA决定的（不考虑后天学习锻炼），那么每个人的出生就完全是运气决定的（不考虑后天败家起家）——虽然这两者都可以说是父母决定的。
出生在有财有权的家庭里的孩子，天生地就比别的孩子有更大的资源优势——现实生活里，不断有人感叹北上广的学生如何如何幸运，这里且不说这个说法是否有道理，只是说这个现象是真实存在的。
富二代的孩子就算不工作，也能炒楼卖楼玩女人，末了感叹一句“这不是我要的生活”（某电视剧躺枪）。
而穷二代的孩子如果不工作，呵呵呵，死了没？
这种初始条件的不平等可能会导致极大的整体性不平等——多少富二代的孩子最后混成了穷光蛋？又有多少穷人家的孩子未来成了富一代？
关于这两个阶级之间转化的可能，就是《再论·资源篇》里所考虑的问题。
这还没有考虑权力对这个问题的加成效应。
简单说来，就微观的个体来说，在真实社会中可能遇到的不平等的起源，可以大致分为两类：
一类，就是先天因素，包括基因（决定能力初始值）和出生（决定了所在阶层）；
另一类，就是社会传统文化与当下思潮，以及个人是否知足以及视野是大是小。
第一类决定了客观存在的不平等性，而第二类则决定了主观体验的不平等性。
一个人如果足够知足的话，即便自己的能力相对别人的确差了一大截，也不会感到不平等，他们反而会想：我的能力比别人弱，但我已经获得了与之匹配的幸福，我知足了。
同样了，一个视野足够大的人，不会拘泥在某一两个小细节上别人是否比自己更“好”，他们会考虑个人对自我在整个一生的时间长度上的定位——他们的视野不是当下的小范围，而是考虑从现在到未来的大范围——我想到了那句话：格局决定结局，态度决定高度。
找到不平等的起源，无论是宏观的还是微观的，都不表示这种不平等会一直保持下去。
记得在电影《千钧一发（又名：变种异煞）》里所设想的就是一个全然由基因决定命运的世界，可最后还是被“基因差”的男主给颠覆了。
事实上，无论是基因还是出生，都只是决定了一个初始状态，在此后的人生发展中，都可以有很多的机会来修正自己所处的状态和位置。
也就是说，虽然客观上的不平等总是存在的，但并不表示你就不能换到天平的另外一边去，只要把握住机会就有可能。
另一方面，就如前面所说的，个人的主观意愿也会影响到对是否平等的判断。
站在一个更大的格局上，不计较某些细节上的得失与否，并且正确定位自己所处的位置和希望到达的高度，这往往决定了在你看来你到底是站在了不平等天平的左侧还是右侧。
所以，基因和出生，即便决定了你的低起点，又如何呢？你依然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跑得比别人更高。
当然了，已经躺在Hell里的某国人说要比站在共产主义化了的瑞士等国的人还要高还要幸福还要优越，这种话就太唯心了点，只能自己想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