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收（505--572年），字伯起，小字佛助，巨鹿下曲阳（今晋州市西）人。魏收一生经历了北魏、东魏和北齐三个王朝。在他28岁时，北魏灭亡，他45岁时，东魏为北齐所代，北齐武平三年（572年）卒，终年67岁。
笑语激就大手笔
魏收的文才，是一句笑语激就的。
魏收才敏过人。 据《北齐书》记载，他十五岁时就能属文，与邢子才文章并著，世称“大邢小魏”。魏收是邢子才的晚辈，然而在文才上相争于时。
魏收少年时的志向并不属意于舞文弄墨。他是北魏骠骑大将军魏子建子， 少时，他随父亲到边防，很喜欢骑马射箭，留恋于马上功夫。当时，有一位长辈郑伯和他开玩笑说：“魏郎弄戟几何？”有道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从这句也许是不经意的玩笑话，他却品咂出了取笑他的意味：舞枪弄戟，你能摆弄几个回合？他很感惭愧，从此逐鞍马，藏弓箭，一心一意苦读诗书。就是炎热的夏天，白天到树凉下吟诵，晚上仍在月下坐板床攻读。史传说：“积年，板床为之锐减，而精力不辍。”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终于成为文章大手笔。后来明人张溥说起这一段往事，还感慨地说：“魏伯起少时惭于弄戟，终至免于逐兔，成为文章大手，是被一句调笑话激成的，郑伯实在有功啊。”可也是，一句玩笑话，少了一个挽弓撵兔子的人，多了一位文章高手，也算一段文坛佳话。
至于他的手笔高到何等程度，史书有不少记载。在北魏时，他初入仕途为太学博士，吏部尚书李重俊看重他的才学，上奏授于他司徒记室、参军之职。北魏节闵帝（元恭）命魏收草写《封禅书》，他“下笔便就，不立稿草，文将千言，所改无几。”当时黄门郎贾思也一同侍立，感到惊奇，对节闵帝说：“魏收的文才，虽曹子建的七步之才，也超不过。”魏收从此受到重用，升为散骑侍郎，命他主持撰写起居注，并修国史，兼中书侍郎。此时，魏收年仅26岁。魏收在北魏时，还写过《南狩赋》、《庭竹赋》等，均显示了他的文学才能，因此，与济阴温子升、河间邢子才并称为世间“三才”。
从东魏到北齐，魏收一直受到封建统治当权者高欢父子的赏识，官职和爵位一升再升，从中书令、侍中，到尚书右仆射，总议监五礼事，位特进。
在他任职北齐时，国事诏命、军国文诰皆为他所做。史载：“收为檄，五十余纸，不日而就。”“初夜执笔，三更便成，文过七纸。”故文襄王善赞其文：“在朝今有魏收，便是国之光彩。”
北齐武平三年（公元572年）魏收去世，赠司空尚书左仆射，谥曰文贞。
魏收的生平事迹，《北齐书·魏收传》和《北史·魏收传》均有比较详细的记载。
掘墓抛尸为那般
俗话说：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魏收因文而扬名，也因文而败行，死后，竟遭掘墓抛尸，留下一个“秽史”的恶名。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要从魏收修史说起。
还是在东魏时，御史中尉崔暹向文襄（高欢长子高澄，北齐时追谧为文襄皇帝，庙号世宗）说：“国史事重，公家父子霸王功业，皆须具载，非收不可。”高澄便将修魏史的重任，交给魏收承担。高洋灭东魏，建立北齐，改元天保（公元550年），第二年即正式下诏魏收撰写魏史。当时，文宣帝高洋对他说：“秉笔直书，我终不作魏太武，诛杀史官。”魏收也向高洋表白自己的心愿说：“臣愿得直笔，早成《魏书》。”高洋又诏平原王高隆之为总监，房延佑、辛元植、睦仲让、刁柔、裴昂之、高孝干等六人参加，但高隆之仅仅是署名而已，房延佑等人并非史才，不堪编辑。于是《魏书》的撰写重担，主要落在了魏收的肩上。
魏收撰《魏书》，可以直接继承、借鉴的文献并不多。据他自己说，可资参考者，主要有邓彦海的《代记》十余卷，记北魏早期的历史。其后又有崔浩所撰《魏书》30卷，用的是编年体。后来，李彪曾用纪传体重新编写，未能完成。北魏宣武时，命邢峦追撰《孝文起居注》，书至孝文太和十四年（公元490年），又命崔鸿、王遵业补续，下限写到孝明帝。还有济阴王晖业撰写的《辨宗室录》30卷等等，这些都不是完整的成品。其余就是当 时还能见到的有关谱碟、家传。魏收他们只用了三年多的时间，于北齐天保五年（公元554年）十一月，最终完成了《魏书》，共计130卷：帝纪12卷，列传98卷，志20卷。魏收自认为是“勒成一代大典”的盛事。
《魏书》完稿后，就在北齐官僚士大夫中间引起了轩然大波，发生一场大争论。主要是由于魏收的为人和他的修史态度所引起的。
魏收在当时深为北齐高氏统治集团所信任，身居高位，担任要职，而又恃才傲物，借修史作为酬恩报怨的手段。他曾公开的说：“哪个小子敢和我魏收作对？抬举他可以让他上天，按压他可使他入地。”那些与他有亲有故的人，传文就减恶增善；相反，与他无亲无故，或稍有仇怨的人，不是不载人史传，就是不加褒美。当初魏收在北齐神武帝时任太常少卿，编修国史，得到过阳休之的帮助，于是，他感激地对阳休之说：“我没有别的感谢您的恩德，一定替您写一篇好传。”阳休之的父亲阳固，魏时是北平太守，由于贪污和残暴被中尉李平弹劾而获罪，这在《魏起居注》里有所记载。而魏收却在传中写道：“阳固在北平，非常廉政，因公事获罪而免官。”又说：“李平对他深为敬重。”而参加修史人员的祖宗、亲戚大多被写进《魏书》，并以美言相饰。
由于魏收在列传人物的取舍褒贬上触犯了某些门阀豪强、官僚士大夫，诸家子孙投诉的前后达百余人。北齐文宣帝高洋下诏，让魏收在尚书省与诸家子孙共加讨论。讨论会上，众说纷纭。有的说遗其家世职位，有的说其家不见记录，有的说妄有非毁，等等。魏收根据各人的具体情况作出答复，但仍然是众口喧然。由于皇帝高洋和宰相杨情、高德用的庇护，以“谤史”的罪名，处理了范阳卢斐、顿丘李庶、太原王松年等人，才压下了这场风波。但是也决定《魏书》暂不印行行。诸家子孙内心不服，称之为“秽史”。此后，高演、高湛两次命魏收“更加研审”，进行修改。魏收作了较大的改正，最后才成定本。
魏收因修史而得罪的一些人，一直对他怀恨在心，北齐灭亡之时，竟然有人挖了他的坟墓，并且抛其尸骨于野外。
盖棺定论自有时
对魏收这次修史的行为和魏收修撰的《魏书》应该怎么评价？真的如历史上有些人的结论，是“秽史”吗？
对这个问题要历史地看。
固然，魏收的操守人品多遭人诟病。他虽以文才显，然品性褊狭，每当在路上碰见权贵，就以言色取悦。在洛阳的时候，行动轻薄，人号为“惊蛱蝴”。曾出使梁地，与部下各买婢置馆中，遍行奸秽。史称魏收撰《魏书》时挟私妄为，前后颠倒，贿赂成书。但魏收处于王朝政权变更之际，由东魏入北齐，其所处的人际关系十分复杂。而且此书并非仅出自魏收一人之手，好几个合作者不但史才史识不能与魏收相比，甚且连起码的水平也不够。因此这部史籍的质量不能由魏收一人负责。
客观地说，魏收修撰的《魏书》，在南北朝诸史中，总的讲来，还是比较好的一部史书。隋朝是从西魏、北周继承下来的，因此，隋文帝开皇年间，命著作郎魏澹（魏收的族弟）等，以西魏为正统，重修《魏书》。魏澹成书92卷，无志。但这部新修成的《魏书》，还不如魏收所撰写的《魏书》，以后也没有流传下来。隋末唐初还曾两次重修过魏史，也都未成功。结果还是魏收的《魏书》保存下来，列为现今的二十四史之一，成为研究魏史的最原始的著作。
《魏书》不仅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而且在编撰体例方面也有可取之处。唐初史学家李百药、李延寿等人对《魏书》的评价，基本上都是肯定的。李延寿所撰《北史》，其中北魏部分基本上是《魏书》的节录。这就表明了《魏书》的史学价值。
《魏书》共130卷，有本纪12卷，列传98卷，志20卷，记载了北魏（包括东魏）王朝的兴亡及其典章制度。
《魏书》帝纪的首卷是《序纪》，叙述了道武帝拓跋珪建立魏国以前的情况。从黄帝少子昌意受封北土，一直写到拓跋珪的祖父什翼键，从中可以大致窥见鲜卑拓跋部发展的源流，提供了由氏族、部落到国家发展过程的史料。这样，既写出了拓跋氏的先祖，又与帝纪有所区别，是一种较好的处理方法，这在史书帝纪的体例上是一种创新。
魏收在帝纪的分卷上也有所侧重，把北魏诸帝中两个杰出、有作为的皇帝太武帝拓跋焘和孝文帝元宏分为上下两卷，不惜笔墨，详细叙述他们的业迹。把东魏的皇帝元善见列为帝纪的最后一卷。因为魏收是北齐人，视东魏为正统，而把西魏文帝元宝炬排斥在帝纪之外，只附见在列传中，记载也非常简略，以表示不承认西魏政权，可谓用心良苦。
《魏书》的列传共98卷，有些列传是一种家谱式的史传，价值不大。有些列传如《李安世传》载有请均田疏，《张普惠传》载有论长尺大斗和赋税疏等，颇有史料价值。有些列传所载文章诗赋，为后人搜集北魏诗文提供了资料。关于国内少数民族和外国的列传，大都根据当时使节和商贩的口传写成，其中虽然有一些侮辱性的记述和传闻失实之处，但对当时东北和西北地区少数民族与中原地区的联系，对中外经济和文化的交流情况，还是提供了不少历史资料，有助于后世的历史研究工作。
《魏书》的志也有自己的特色，其中的《释老志》不仅前史所无，而且后代的史志中也再未列这个志目。它是魏收根据北魏的历史特点新创的一个独特的志目。佛教和道教在北魏时进一步发展，社会影响很大，两教之间的斗争也很尖锐复杂。《释老志》详细记载了佛教和道教的源流和发展变化，以及佛经的翻译、佛寺的营建、佛像的塑造等，对研究中国宗教发展史具有重要价值。志中还反映了世俗地主经济和寺院地主经济的矛盾，尤其是反映了寺院占有的奴仆和依附的人口所遭受的地租、高利贷的剥削情况，是了解当时社会制度的重要资料。《官氏志》，在别的史书中称《职官志》或（百官志》，魏收却别具匠心改名《官氏志》。志中记载了官制，省略了官府部门和官吏职司，突出了拓跋氏的变化，从氏族姓氏和元宏所改汉姓的变化，反映了当时汉族和少数民族融合的情况。《食货志》详细记载了北魏太和九年（公元485年）的均田令和与此相关的三长制、租调制，是后世研究均田制的重要原始材料。关于货币的记载也有助于了解北魏所辖地域的社会经济情况。其他各志也有可取之处，如《灵征志》记载了北魏建国以来150年间各地所发生的地震，是很宝贵的资料。
魏收的文学才能也值得肯定。在我国文学史上，南北朝时期，北朝的文学是黯然失色的，远逊于蓬勃而有活气的南朝文学。但是，到了北朝后期，随着文网的的放宽，汉文学的复苏，南朝文学的输入北土，这时，在北朝文坛上，有了初步的繁荣景象，涌现了一批较有影响的诗赋文人，其中魏收就是一个代表。魏收的诗作今存13首，其中不乏对仗工整、巧构形似、清新可读之作。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巨鹿下曲阳（今晋州市西）魏氏家族中，出了魏收、魏澹、魏征三位史学家，其中以魏征名气最大，他们三人系同族。同族三人在北齐、隋、唐三个朝代都从事修史，也不失为中国史学史上的一段佳话。
魏收 http://www.zwbk.org/MyLemmaShow.aspx?lid=214241
魏收（505--572年），字伯起，小字佛助，巨鹿下曲阳（今晋州市西）人。魏收一生经历了北魏、东魏和北齐三个王朝。在他28岁时，北魏灭亡，他45岁时，东魏为北齐所代，北齐武平三年（572年）卒，终年67岁。
笑语激就大手笔
魏收的文才，是一句笑语激就的。
魏收才敏过人。 据《北齐书》记载，他十五岁时就能属文，与邢子才文章并著，世称“大邢小魏”。魏收是邢子才的晚辈，然而在文才上相争于时。
魏收少年时的志向并不属意于舞文弄墨。他是北魏骠骑大将军魏子建子， 少时，他随父亲到边防，很喜欢骑马射箭，留恋于马上功夫。当时，有一位长辈郑伯和他开玩笑说：“魏郎弄戟几何？”有道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从这句也许是不经意的玩笑话，他却品咂出了取笑他的意味：舞枪弄戟，你能摆弄几个回合？他很感惭愧，从此逐鞍马，藏弓箭，一心一意苦读诗书。就是炎热的夏天，白天到树凉下吟诵，晚上仍在月下坐板床攻读。史传说：“积年，板床为之锐减，而精力不辍。”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终于成为文章大手笔。后来明人张溥说起这一段往事，还感慨地说：“魏伯起少时惭于弄戟，终至免于逐兔，成为文章大手，是被一句调笑话激成的，郑伯实在有功啊。”可也是，一句玩笑话，少了一个挽弓撵兔子的人，多了一位文章高手，也算一段文坛佳话。
至于他的手笔高到何等程度，史书有不少记载。在北魏时，他初入仕途为太学博士，吏部尚书李重俊看重他的才学，上奏授于他司徒记室、参军之职。北魏节闵帝（元恭）命魏收草写《封禅书》，他“下笔便就，不立稿草，文将千言，所改无几。”当时黄门郎贾思也一同侍立，感到惊奇，对节闵帝说：“魏收的文才，虽曹子建的七步之才，也超不过。”魏收从此受到重用，升为散骑侍郎，命他主持撰写起居注，并修国史，兼中书侍郎。此时，魏收年仅26岁。魏收在北魏时，还写过《南狩赋》、《庭竹赋》等，均显示了他的文学才能，因此，与济阴温子升、河间邢子才并称为世间“三才”。
从东魏到北齐，魏收一直受到封建统治当权者高欢父子的赏识，官职和爵位一升再升，从中书令、侍中，到尚书右仆射，总议监五礼事，位特进。
在他任职北齐时，国事诏命、军国文诰皆为他所做。史载：“收为檄，五十余纸，不日而就。”“初夜执笔，三更便成，文过七纸。”故文襄王善赞其文：“在朝今有魏收，便是国之光彩。”
北齐武平三年（公元572年）魏收去世，赠司空尚书左仆射，谥曰文贞。
魏收的生平事迹，《北齐书·魏收传》和《北史·魏收传》均有比较详细的记载。
掘墓抛尸为那般
俗话说：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魏收因文而扬名，也因文而败行，死后，竟遭掘墓抛尸，留下一个“秽史”的恶名。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要从魏收修史说起。
还是在东魏时，御史中尉崔暹向文襄（高欢长子高澄，北齐时追谧为文襄皇帝，庙号世宗）说：“国史事重，公家父子霸王功业，皆须具载，非收不可。”高澄便将修魏史的重任，交给魏收承担。高洋灭东魏，建立北齐，改元天保（公元550年），第二年即正式下诏魏收撰写魏史。当时，文宣帝高洋对他说：“秉笔直书，我终不作魏太武，诛杀史官。”魏收也向高洋表白自己的心愿说：“臣愿得直笔，早成《魏书》。”高洋又诏平原王高隆之为总监，房延佑、辛元植、睦仲让、刁柔、裴昂之、高孝干等六人参加，但高隆之仅仅是署名而已，房延佑等人并非史才，不堪编辑。于是《魏书》的撰写重担，主要落在了魏收的肩上。
魏收撰《魏书》，可以直接继承、借鉴的文献并不多。据他自己说，可资参考者，主要有邓彦海的《代记》十余卷，记北魏早期的历史。其后又有崔浩所撰《魏书》30卷，用的是编年体。后来，李彪曾用纪传体重新编写，未能完成。北魏宣武时，命邢峦追撰《孝文起居注》，书至孝文太和十四年（公元490年），又命崔鸿、王遵业补续，下限写到孝明帝。还有济阴王晖业撰写的《辨宗室录》30卷等等，这些都不是完整的成品。其余就是当 时还能见到的有关谱碟、家传。魏收他们只用了三年多的时间，于北齐天保五年（公元554年）十一月，最终完成了《魏书》，共计130卷：帝纪12卷，列传98卷，志20卷。魏收自认为是“勒成一代大典”的盛事。
《魏书》完稿后，就在北齐官僚士大夫中间引起了轩然大波，发生一场大争论。主要是由于魏收的为人和他的修史态度所引起的。
魏收在当时深为北齐高氏统治集团所信任，身居高位，担任要职，而又恃才傲物，借修史作为酬恩报怨的手段。他曾公开的说：“哪个小子敢和我魏收作对？抬举他可以让他上天，按压他可使他入地。”那些与他有亲有故的人，传文就减恶增善；相反，与他无亲无故，或稍有仇怨的人，不是不载人史传，就是不加褒美。当初魏收在北齐神武帝时任太常少卿，编修国史，得到过阳休之的帮助，于是，他感激地对阳休之说：“我没有别的感谢您的恩德，一定替您写一篇好传。”阳休之的父亲阳固，魏时是北平太守，由于贪污和残暴被中尉李平弹劾而获罪，这在《魏起居注》里有所记载。而魏收却在传中写道：“阳固在北平，非常廉政，因公事获罪而免官。”又说：“李平对他深为敬重。”而参加修史人员的祖宗、亲戚大多被写进《魏书》，并以美言相饰。
由于魏收在列传人物的取舍褒贬上触犯了某些门阀豪强、官僚士大夫，诸家子孙投诉的前后达百余人。北齐文宣帝高洋下诏，让魏收在尚书省与诸家子孙共加讨论。讨论会上，众说纷纭。有的说遗其家世职位，有的说其家不见记录，有的说妄有非毁，等等。魏收根据各人的具体情况作出答复，但仍然是众口喧然。由于皇帝高洋和宰相杨情、高德用的庇护，以“谤史”的罪名，处理了范阳卢斐、顿丘李庶、太原王松年等人，才压下了这场风波。但是也决定《魏书》暂不印行行。诸家子孙内心不服，称之为“秽史”。此后，高演、高湛两次命魏收“更加研审”，进行修改。魏收作了较大的改正，最后才成定本。
魏收因修史而得罪的一些人，一直对他怀恨在心，北齐灭亡之时，竟然有人挖了他的坟墓，并且抛其尸骨于野外。
盖棺定论自有时
对魏收这次修史的行为和魏收修撰的《魏书》应该怎么评价？真的如历史上有些人的结论，是“秽史”吗？
对这个问题要历史地看。
固然，魏收的操守人品多遭人诟病。他虽以文才显，然品性褊狭，每当在路上碰见权贵，就以言色取悦。在洛阳的时候，行动轻薄，人号为“惊蛱蝴”。曾出使梁地，与部下各买婢置馆中，遍行奸秽。史称魏收撰《魏书》时挟私妄为，前后颠倒，贿赂成书。但魏收处于王朝政权变更之际，由东魏入北齐，其所处的人际关系十分复杂。而且此书并非仅出自魏收一人之手，好几个合作者不但史才史识不能与魏收相比，甚且连起码的水平也不够。因此这部史籍的质量不能由魏收一人负责。
客观地说，魏收修撰的《魏书》，在南北朝诸史中，总的讲来，还是比较好的一部史书。隋朝是从西魏、北周继承下来的，因此，隋文帝开皇年间，命著作郎魏澹（魏收的族弟）等，以西魏为正统，重修《魏书》。魏澹成书92卷，无志。但这部新修成的《魏书》，还不如魏收所撰写的《魏书》，以后也没有流传下来。隋末唐初还曾两次重修过魏史，也都未成功。结果还是魏收的《魏书》保存下来，列为现今的二十四史之一，成为研究魏史的最原始的著作。
《魏书》不仅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而且在编撰体例方面也有可取之处。唐初史学家李百药、李延寿等人对《魏书》的评价，基本上都是肯定的。李延寿所撰《北史》，其中北魏部分基本上是《魏书》的节录。这就表明了《魏书》的史学价值。
《魏书》共130卷，有本纪12卷，列传98卷，志20卷，记载了北魏（包括东魏）王朝的兴亡及其典章制度。
《魏书》帝纪的首卷是《序纪》，叙述了道武帝拓跋珪建立魏国以前的情况。从黄帝少子昌意受封北土，一直写到拓跋珪的祖父什翼键，从中可以大致窥见鲜卑拓跋部发展的源流，提供了由氏族、部落到国家发展过程的史料。这样，既写出了拓跋氏的先祖，又与帝纪有所区别，是一种较好的处理方法，这在史书帝纪的体例上是一种创新。
魏收在帝纪的分卷上也有所侧重，把北魏诸帝中两个杰出、有作为的皇帝太武帝拓跋焘和孝文帝元宏分为上下两卷，不惜笔墨，详细叙述他们的业迹。把东魏的皇帝元善见列为帝纪的最后一卷。因为魏收是北齐人，视东魏为正统，而把西魏文帝元宝炬排斥在帝纪之外，只附见在列传中，记载也非常简略，以表示不承认西魏政权，可谓用心良苦。
《魏书》的列传共98卷，有些列传是一种家谱式的史传，价值不大。有些列传如《李安世传》载有请均田疏，《张普惠传》载有论长尺大斗和赋税疏等，颇有史料价值。有些列传所载文章诗赋，为后人搜集北魏诗文提供了资料。关于国内少数民族和外国的列传，大都根据当时使节和商贩的口传写成，其中虽然有一些侮辱性的记述和传闻失实之处，但对当时东北和西北地区少数民族与中原地区的联系，对中外经济和文化的交流情况，还是提供了不少历史资料，有助于后世的历史研究工作。
《魏书》的志也有自己的特色，其中的《释老志》不仅前史所无，而且后代的史志中也再未列这个志目。它是魏收根据北魏的历史特点新创的一个独特的志目。佛教和道教在北魏时进一步发展，社会影响很大，两教之间的斗争也很尖锐复杂。《释老志》详细记载了佛教和道教的源流和发展变化，以及佛经的翻译、佛寺的营建、佛像的塑造等，对研究中国宗教发展史具有重要价值。志中还反映了世俗地主经济和寺院地主经济的矛盾，尤其是反映了寺院占有的奴仆和依附的人口所遭受的地租、高利贷的剥削情况，是了解当时社会制度的重要资料。《官氏志》，在别的史书中称《职官志》或（百官志》，魏收却别具匠心改名《官氏志》。志中记载了官制，省略了官府部门和官吏职司，突出了拓跋氏的变化，从氏族姓氏和元宏所改汉姓的变化，反映了当时汉族和少数民族融合的情况。《食货志》详细记载了北魏太和九年（公元485年）的均田令和与此相关的三长制、租调制，是后世研究均田制的重要原始材料。关于货币的记载也有助于了解北魏所辖地域的社会经济情况。其他各志也有可取之处，如《灵征志》记载了北魏建国以来150年间各地所发生的地震，是很宝贵的资料。
魏收的文学才能也值得肯定。在我国文学史上，南北朝时期，北朝的文学是黯然失色的，远逊于蓬勃而有活气的南朝文学。但是，到了北朝后期，随着文网的的放宽，汉文学的复苏，南朝文学的输入北土，这时，在北朝文坛上，有了初步的繁荣景象，涌现了一批较有影响的诗赋文人，其中魏收就是一个代表。魏收的诗作今存13首，其中不乏对仗工整、巧构形似、清新可读之作。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巨鹿下曲阳（今晋州市西）魏氏家族中，出了魏收、魏澹、魏征三位史学家，其中以魏征名气最大，他们三人系同族。同族三人在北齐、隋、唐三个朝代都从事修史，也不失为中国史学史上的一段佳话。
魏收 http://www.zwbk.org/MyLemmaShow.aspx?lid=2142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