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共同经历了1966开始的“文化大革命”。1967年初中毕业后，我们于1969年1月13日一起去陕北延安插队，住在延川县清平川的关家庄，他教我针灸给老乡治病。1971年9月，铁生腰疼加重，回北京治病，后来下身瘫痪。我留在乡下继续当“赤脚医生”。1977年，我患肝坏死，住在铁生家养病一年多，朝夕相处，相依为命。1978年，我作为“四人帮流毒”被拉回延安接受批判，铁生亲自替我写检查交待材料，摇着轮椅四处求人援救，最后与作家柳青、画家靳之林以及知青杨志群、王立德、邵明路、刘亚岸等上书胡耀邦等领导，递交陕北老乡的“万人折”陈情书，把我“捞”回北京。我继续和他一起住在雍和宫26号小平房里，直到1979年考上首都医科大学外科研究生。随后，他促成我与吴北玲的恋爱，我们终于1981年结婚。我和北玲分别于1981年和1982年出国留学。1991年，北玲因晚期癌症，肝、骨等处等发生转移，从美国回京住在中日友好医院，最终脊柱病理性骨折，下身瘫痪。铁生联系方舒等文学艺术界朋友寻医问药，找气功大师等设法挽救。北玲于1992年去世后，我正式回国开办公司，铁生帮我给新公司起名字。1997年，我和刘瑞虎带铁生夫妇及几个老同学到美国游玩，开一辆大型房车从洛杉矶到纽约横跨美国十几个州。 回国之后，铁生肾功能即告全面衰竭，1998年开始每周三次血液透析。这些年经常约三五好友找铁生聚会聊天，大多是陕北“插友”和同学、发小儿。上次见面是2010年秋天，带延安“老插”纪子英和女儿杨霁一起去，并外出吃饭。杨霁在十年前上中学时读了《我与地坛》，一直盼望能与铁生见面，愿望终于满足。铁生送给她一本《务虚笔记》。 我以为，朋友泛指人生路途中的同行者，说到底是指某种关系，是孤独的我面对社会生存必然建立的人际关系。这种关系也许有四种境界：相识是相互观察，你是你，我是我，心中还藏着恐惧，存着戒备；相知是指打破盔甲，袒露内心，在动机和价值观上达到相互认同、相互包容；友情是我在困境和苦难中无处可逃，你抢过身来拉住我大声说“别怕，还有我呢”；交融是你定义了我的存在，你成了我的一部分，或者说你流在我的血液里。有时候，我心里明明想着你，念叨的却尽是我自己的事情。 《生命——民间记忆史铁生》 岳建一? 主编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我们共同经历了1966开始的“文化大革命”。1967年初中毕业后，我们于1969年1月13日一起去陕北延安插队，住在延川县清平川的关家庄，他教我针灸给老乡治病。1971年9月，铁生腰疼加重，回北京治病，后来下身瘫痪。我留在乡下继续当“赤脚医生”。1977年，我患肝坏死，住在铁生家养病一年多，朝夕相处，相依为命。1978年，我作为“四人帮流毒”被拉回延安接受批判，铁生亲自替我写检查交待材料，摇着轮椅四处求人援救，最后与作家柳青、画家靳之林以及知青杨志群、王立德、邵明路、刘亚岸等上书胡耀邦等领导，递交陕北老乡的“万人折”陈情书，把我“捞”回北京。我继续和他一起住在雍和宫26号小平房里，直到1979年考上首都医科大学外科研究生。随后，他促成我与吴北玲的恋爱，我们终于1981年结婚。我和北玲分别于1981年和1982年出国留学。1991年，北玲因晚期癌症，肝、骨等处等发生转移，从美国回京住在中日友好医院，最终脊柱病理性骨折，下身瘫痪。铁生联系方舒等文学艺术界朋友寻医问药，找气功大师等设法挽救。北玲于1992年去世后，我正式回国开办公司，铁生帮我给新公司起名字。1997年，我和刘瑞虎带铁生夫妇及几个老同学到美国游玩，开一辆大型房车从洛杉矶到纽约横跨美国十几个州。 回国之后，铁生肾功能即告全面衰竭，1998年开始每周三次血液透析。这些年经常约三五好友找铁生聚会聊天，大多是陕北“插友”和同学、发小儿。上次见面是2010年秋天，带延安“老插”纪子英和女儿杨霁一起去，并外出吃饭。杨霁在十年前上中学时读了《我与地坛》，一直盼望能与铁生见面，愿望终于满足。铁生送给她一本《务虚笔记》。 我以为，朋友泛指人生路途中的同行者，说到底是指某种关系，是孤独的我面对社会生存必然建立的人际关系。这种关系也许有四种境界：相识是相互观察，你是你，我是我，心中还藏着恐惧，存着戒备；相知是指打破盔甲，袒露内心，在动机和价值观上达到相互认同、相互包容；友情是我在困境和苦难中无处可逃，你抢过身来拉住我大声说“别怕，还有我呢”；交融是你定义了我的存在，你成了我的一部分，或者说你流在我的血液里。有时候，我心里明明想着你，念叨的却尽是我自己的事情。 《生命——民间记忆史铁生》 岳建一? 主编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