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链接】俄罗斯新闻网(RUSNEWS)2010年9月26日发布消息: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于当天正式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第一站便是前往大连市旅顺口俄军将士陵园。在俄军烈士陵园,梅德韦杰夫向苏军纪念塔和解放者纪念碑敬献了用红玫瑰编织的花圈,挽联为俄罗斯国旗颜色,上面写着“俄罗斯联邦总统敬献”几个金色大字。在苏军纪念塔第三层塔基正面的铜板上,分别用中文和饿文刻着“为苏中两国人民的自由和幸福而光荣牺牲的烈士们永垂不朽?”
早在俄总统访华之前,俄国防部卫国将士纪念局局长亚历山大・基里林就曾向外界透露,位于中国旅顺口的俄军将士陵园计划于9月26日开放,届时俄总统梅德韦杰夫也要前来凭吊。该陵园占地4.8公顷,是中国境内最大的俄军人墓地,估计埋葬着1.7万名俄罗斯人。基里林表示,梅德韦杰夫总统希望能访问这块“洒满俄罗斯人鲜血的地方”。中方对此强调,那里值得祭奠的只有为反法西斯战争献身的苏联红军战士。
“黄俄罗斯首都”
旅顺口位于辽东半岛最南端。因其良好的水深条件,成为远近闻名的避风锚地。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国舰队杀人渤海湾,在封锁天津大沽口的同时,还四处搜集周边水文情报,一艘军舰在大连湾发现了小城旅顺口,遂自行命名为阿瑟港,随后这一名字广为流传。
旅顺口后来频频出现在西方史册上,主要是它与三场血腥战争紧紧相连,分别是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和二战。1894年,日军击退清军,占领北洋水师经营多年的旅顺口锚地,并实施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日军试图通过消灭中国居民,使旅顺口彻底“日本化”,变成日本侵略满洲(中国东北)的“第一殖民地”。但列强之间的矛盾让日本的如意算盘暂时落空,由于沙俄也盯上满洲,所以在1895年伙同德国、法国发起“三国干涉还辽”运动,强迫日本将包括旅顺口在内的辽东半岛归还清政府。紧接着,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以“功臣”自居,于1898年诱使清政府签署《中俄会订条约》,强租旅顺口和大连湾,在辽东半岛南端建起海军基地,进而将中国东北三省变成沙俄势力范围。强租后的第二年,沙俄又擅自把旅顺口、大连湾租借地改称“关东州”,实行军政合的的殖民统治。
虽然《中俄会订条约》只允许俄国租借旅顺口、大连湾25年,但俄国人根本没有离并的打算,他们像经营莫斯科一样营建“关东州。”,大量俄国驻军和移民的到来使昔日废城旅顺口一跃成为“黄俄罗斯首都”。在开发旅顺口的过程中,由于气候不适合,再加上流行蚊子传播的脑炎(当时俄,国医生无法治疗),1898―1899年,死于旅顺口的俄国人不在少数(主要是随军家属和儿童),为了安葬他们,旅顺口新城(欧洲城)北郊出现了最早的俄国人公墓,那里距旅顺口火车站约2千米,主要以乡村墓地的形式出现。
“阵亡露西亚勇士公墓”
沙俄独吞满洲的野心,招致日本的嫉恨,两个帝国主义国家最终在1904年发生火并。这场“强盗战争”(列宁语)的争夺焦点就是旅顺口,从1904年2月8日日军开始围攻,到1905年1月2日俄国守军投降,双方围绕旅顺口要塞厮杀了329天,日军死伤5.9万余人,俄军死伤3万余人,旅顺口外围的制高点到处布满死尸,其中俄军要塞司令康特拉琴科少将、第一太平洋舰队司令维特格甫梯及其继任者马卡洛夫、东鸡冠山要塞司令采尔比茨基少将、伊奥尔申上校、布图索夫上校和舍梅吉洛大尉等指挥官尽数战死,而日军主帅乃木希典的两个儿子也殒命于俄军枪下。
日俄战后,为营造所谓“文明国家”形象,继承俄国在“关东州”一切权益的日本,假惺惺地通过“慰灵决议”,在旅顺口兴建”阵亡露西亚(俄罗斯。)勇士公墓”。日本特意邀请俄国工程师参与,先是将原来的新城乡村墓地修葺一新,砌上红砖墙,安装铁门,还在那里建起一座弗拉基米尔小教堂,旁边有守卫室。随后,许多简单葬在旅顺口各地的俄国军人遗体被重新安葬到那里。据记载,这里共掩埋了14873具遗骸,每座陵墓前的墓碑都不尽相同,十字架的大小和形式也多种多样。最后,日本人又建起一座标志性纪念碑,上面用俄文写道: “这里安葬着为保卫旅顺口而牺牲的俄罗斯勇士。”
1908年,“阵亡露西亚勇士公墓”举行启用仪式,俄国派出齐恰戈夫中将、沃洛德琴科中将、马图谢维奇海军中将等人参加典礼。一年后,日本潜水员在1904年沉没于旅顺口外的俄国装甲舰“彼得罗巴甫罗夫斯克”号上发现新一批俄国水兵遗体,打捞出水后也埋葬在俄国公墓内。
1912年,沙俄政府自费在公墓中央修建了一座8米高的大理石东正教十字架纪念碑,碑上不同大小的神龛内镶嵌了圣徒尼古拉・丘多特沃列茨的图像,碑身正面刻有这样的文字: “永久怀念为守卫旅顺口而英勇献身的将士,他们将自己的生命献给了信念、沙皇和祖国1904～1905。”在碑身背面,记录了当年参加旅顺口战役的俄军部队番号。
公墓里有了红军英灵
在日本占领蒯顺口期间,日本一直负责俄国公墓的维护与保养工作,同时俄国驻北京使馆也参加该项事务,不过当1922年苏维埃政权正式确立统治后,这项工作中断了。1928年,一个由流亡中国的白俄组成的小组在前白卫军将军汉日内的带领下祭奠了旅顺口俄国公墓,并成立了一个专门管理公墓的监护委员会。委员会成员中最积极的一位是前沙俄少将瓦西里耶夫(1879-1935年),他当年也参加过旅顺口战役,在其去世后,人们按照他的遗愿将其埋葬进这片公墓里,他也成为二战前最后一位埋葬在这里的俄罗斯人。
1945年8月,百万苏联红军闪电般袭击中国东北,在击败日本关东军后,重新获得旅顺口的控制权。经与中国国民党当局及后来的新中国政府接洽,1945～1955年,苏联得以继续保留在旅顺口的驻军,于是旅顺口重又出现了大量俄罗斯人,而老的俄国公墓里也增加了一些新坟,特别是1781名在对日作战中牺牲的红军战士遗体陆续从东北各地迁葬过来。1950～1953年朝鲜战争期间,旅顺口俄国公墓的史册上又增添了沉重一页,在战争中牺牲的249名苏联飞行员和高射炮兵也迁葬至旅顺口。实际上,旅顺口俄国公墓的苏联部分共有1323座陵墓,安葬了2030位苏联官兵的遗骸。
苏联军人和沙俄军人要分开处理
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新的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决心向中国示好,提出在1955年内完全从旅顺口撇军,并把整个大连湾和旅顺口交还中国。这本是密切苏中人民友谊的善举,但没想到在苏军撤退前夕,苏联却向中国提出涉及俄国公墓的敏感问题。
1955年1月30日,苏联建议由自己出资,在大连和旅顺口建造一系列纪念性建筑:一是在大连市区建造苏军战
胜日本帝国主义纪念塔;二是在旅顺口俄围公墓建立苏联阵亡将士纪念塔;三是在大连市区修建沙俄太平洋舰队司令马卡洛夫中将纪念碑,马卡洛夫于1904年日俄战争中阵亡;四是在旅顺口东鸡冠山炮台建立沙俄要塞陆防司令康特拉琴科少将纪念碑,此人于1904年在此被日军炮弹打死。
中国政府对苏联建造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纪念碑和苏军将士纪念碑表态欢迎,但反对建立马卡洛夫纪念碑和康特拉琴科纪念碑。中国政府拿出列宁的原话,强调日俄战争是一场非正义的帝国主义战争,为本质是侵略者的沙俄将领立碑,中国人民从感情上无法接受。
经中方据理力争,苏联终于决定只在中国旅顺修建苏军胜利纪念塔和苏军烈士纪念塔这两座苏军纪念性建筑。经过几个月的紧张施工,两座纪念塔终于在苏军撤离旅顺口前夕落成。其中苏军烈士纪念塔的20米碑身由大理石做成,下面是三层红色花岗岩基座,旁边是手举红旗膝部弯曲的步兵和水兵雕像,碑身下面和青铜花环上面的铭牌镌刻如下字样: “永远怀念那些为了苏中两国人民争取自由和幸福而献身的将士们”。两名战士青铜雕像的原型分别是苏联步兵帕维尔科和水兵科斯金,雕像设计由中国美术学院雕塑系主任李鸿基(音)教授和苏军旅顺口海军基地政治处干部沙霍夫共同完成。1955年5月24日,俄国公墓里举行隆重的苏军烈士纪念塔揭幕仪式,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沈阳军区司令员邓华与苏军代表出席仪式,同时俄国公墓被正式更名为“苏联军人与英雄纪念公墓”(中文为“苏军将士陵园”)。
上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为迎接大批前来旅顺口的外国游客,中国政府开始修缮苏军将士陵园。2000年,一座名为“永垂不朽”的纪念碑从大连市人民广场搬迁到陵园,这座方尖碑顶上有一个6米高的苏联战士青铜像。2007年,受爱沙尼亚搬迁苏军公墓铜像风波影响,时任俄罗斯总统的普京签署命令,在全世界1价国家设立苏军烈士陵园保护中心。同年4月28日,俄罗斯与中国签订相关协议,中国承诺采取措施保证中国境内的苏军陵园完好无损。协议规定,中国境内的苏军墓地和纪念性建筑物不得拆迁,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必须征得俄方同意后方可拆迁。根据协议,中国方面将采取措施保证苏军墓地完好无损,并承担苏军墓地维护、绿化和清扫的所有开支。
与此同时,由俄杜马议员安德烈・斯科奇的世代人文基金资助的旅顺口苏军将士陵园修缮计划也在同步实施。负责该工程的俄方领导奥列加・丘日科娃说,修缮活动遇到过一些困难, “如果说埋葬苏联将士的墓地保存得还算可以,那么参与日俄战争的将士墓地状况就很凄惨,因为中方对日俄战争和沙俄存在负面看法。”不管怎样,中俄修复苏联军人纪念公墓的合作还是拉近了两国人民的感情。俄国防部代表表示,中国境内还有许多苏联军人墓地,今后相似的修缮工作将继续进行。
对于用鲜花装扮国庆期间的天安门广场,人们早已习以为常了。花坛的规模越来越大,鲜花用量一年胜过一年,1972年是2万盆,1986年10万盆,1991年16万盆,2003年则达40万盆之多。鲜花和花坛成为祖国生日必不可少的景观,囝庆期间的天安门广场是鲜花的海洋。
生日鲜花是神圣的,每一株每一盆都是亿万民众献给祖国母亲的祝福,节日过后有专门机构负责回收,没人会去侵犯鲜花。然而38年前的国庆节后,天安门广场上却上演了一场千人哄抢花坛的一幕,事件背后是国民的情绪。
1972年,中国的大事不断。2月21日,尼克松访华,开始了中美两同关系的正常化。9月29日,中日两国正式建交。这一年,联合国和安理会还恢复了中国失去了20多年的席位。
为了渲染这不寻常的一年,国庆节前夕,北京市公用局花卉处按照中央的要求,扩大天安门广场装点鲜花的规模,以增加节日喜庆。往年的国庆节,天安门广场是人的海洋,只有人民英雄纪念碑南侧布置有两个大花坛,广场东、两两侧各设一个小花坪,很不起眼,而今年则要突破惯例。
公用局全体职工昼夜工作,在广场中央孙中山像前增设了八个圆型大花坛,广场路东、西两侧的花坪由两个增加到十八个。鲜花让天安门广场喜庆了许多,也生动了许多。
国庆后,市公用局花卉处按照往年的做法处理广场上的花卉,移到别处4000多盆,送给市运输公司、清洁队、前门邮局、大北照相馆等单位370多盆,北京第二医院采走110多斤菊花头拿去做药。花卉处还从花坛中挑选760株菊花、大丽花的花根和581株美人蕉留种,并采集鸡冠花和串红花籽10余斤,还就地出售了193盆花。到10月31日,虽然28个花坪中的9个被挑选移栽后残缺不全了,但还有一半花坛完好。
10月31日晨6时许,几名晨练的北京居民在天安门广场花坛旁打太极拳。休息时,一个老太太走进一个残缺的花坪,捡了几朵被采集后丢下的鲜花。随后其他几人也跟着走进花坪拎拾。
那是没有鲜花的年代,鲜化属于“封资修”,但谁不爱美艳的鲜花呢?何况还是天安门广场的鲜花。市运输公司和清清队获送花卉后,职工们驾车和骑着三轮车到广场把一盆盆花运回单位,职工们兴奋地争相领取。
走进花坛的几个人见广场执勤的警卫战士并未制止他们,便放心捡抬,并从捡拾花朵进而连根挖掘花卉,带回家栽种。当时担任天安门广场执勤任务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警卫第二师。警卫第二师整编前为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北京市总队,简称“武警北京总队”,1966年划归北京卫戍区,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警卫第二师,1983年又改编为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北京市总队,仍简称“武警北京总队”。
几个人的行为吸引了其他晨练的市民及路人,大家相继投入其中。然后,又吸引了,更多的人。广场附近四个公共汽车站的乘客见很多人抱着一株株花离开花坛,执勤的战士和巡逻民警不理睬,也纷纷涌向各个花坛采花,还有家住附近的居民拿着工具涌来。
这期间,天安门派出所的女民警贾美萍和另一位民警在广场上值勤,见有人怀里抱着花疾走,发现了花坛有人哄抢鲜花,上前制止,却不敌四面八方来抢花的人势众。就见有的人用铁锨、镐头、炉铲和通条等各式工具奋力挖,有的往麻袋里塞,有的往平板三轮车上装。开始时人少花多,后来花少人多,铁锨镐头碰撞声、争夺吵闹声还有孩子们的哭声乱作一团。一个多小时后,28个花坪的两万多株鲜花被上千人一扫而光。
当年任天安门派出所民警的一个老公安回忆说,起初,两名巡逻民警和值勤战士看到有人到花坛里捡花,认为捡拾几棵花草没什么,劝说几句后就离开了。后来派出所接到贾美萍的报告,才知人聚多了,所长赶快带着20多名民警赶了去,拿着喇叭一遍又一遍喊, “这花不能拿,请大家马上离开花坪!”
人太多了,并且越来越多,不断有人加入,民警的嗓子喊哑了,,警服也被汗水湿透了,不起作用。人们好像抢红了眼,民警在这个花坪制止,他们就跑到另一个花坪去抢,这个花坛的人刚被清走,那个花坛又被蜂拥而人。人们怀里抱着花卉如同捡了宝贝般往家跑,兴致勃勃,心满意足。
情急之中,派出所所长马上报告北京市公安局。市公安局就在天安门广场东侧,但市公安局既没答复所长如何处置,电没增派警力支援,民警和警卫战上们只能眼睁睁看着花坛被抢掠。
事件影响很坏,公安部把北京市公安局上报的情况呈报给周恩来总理,总理在报告上批: “此事出在天安门正阳门之间,在光天化日之下挖花有千余人,将18个花坪两万多株花挖走,民警束手无策,也不报警,也不请卫戍区首长、市首长去现场解决,真是咄咄怪事!月晕知风,础润知雨,小心两千株樱花书寸苗也有可能被挖走!请速采取措施。”
当时中日邦交正常化后,日本首相田中角荣通过周恩来总理赠送给北京市两千株樱花树苗,周恩来担心樱花树荫也遭花坛鲜花的厄运。
11月5日晚8时,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大厅开会,一开就是两个小时。参会的有北京市委、北京军区、卫戍区、总参作战部、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室、八三四一部队、人大会堂党委、公安部和北京市公安局的负责人。会议议题只有一个:天安门花坛被哄抢情况通报。
周恩来总理非常生气,上来就问与会的人,知道不知道天安门广场聚众挖花的事?在座的很多干部都说不知道。总理更怒了: “都不知道,我看把大会堂烧了也不知道。今天早晨万里还是自觉去了现场,有责任感嘛。我看你们就是只出简报,刘传新就是只说正在调查。是谁造的谣?一定要查出来!”
刘传新是被“中央文革”派到北京市公安局夺权的人,时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军管会主任。“文革”结束后畏罪自杀。
周恩来继续说: “我们现在最大的弱点,是社会联系差了。首先要解决公安系统的问题。现在社会情况,反应不快,不能当场解决问题。说明我们警觉性不高。”总理转向刘传新说, “挖花的就有你公安局的人。这件事应最怏反映到你刘传新那里去。要是我当公安局长,我一刻钟就到现场。我现在当总理,半个钟头也可以到现场。你们在天安门不是搞了个派出所吗?挖花他也没看到?”
刘传新忙回答: “有两个民警在场。”
“滑稽!”总理显然是更生气了,“只有两个?”
刘传新慌忙辩解: “情况汇报通过很多层次,到上午11点才反映到我那里……”
周恩来说:“不就(发生)在你楼前吗?为什么不直接报告局长、副局长,报告一个值班的副局长也好嘛。真是官僚机构,像什么样子!一层一层的官僚机构,局长不在,还总有一个值班的局长,如挖了别的东两怎么办?今天挖花,明天挖别的,坏人做坏事,一件一件做,越来胆子越大。警卫师值班岗哨这么呆板怎么行呢?当时哨兵还是个班长,还是个老兵,说是看见有民警在那里,就不报告了,那还行?几百人聚众闹事,就成了事情,何况上千!上千人,～大片,叫聚众闹事。要进行保护公物的教育,新宪法、老宪法都有这一条。乱拿公家的东西,拣小便宜,顺手牵羊。治安工作,警卫工作是很具体的,要利用这个事总结经验教训l。公安局要同公安部商量,卫戍区和北京军区、总参商量,好好作点规定,抓住这个教训,搞出几条来。凡是聚众闹事的,都要过问,你不知道它的内容,你就要查问。我们无产阶级专政是巩固的,但要做工作,不做工作,就要出事。这种事出在新社会就怪,公安局一定要查到底,要佥实,到底是谁放的谣言。这么多人,恐怕多数是跟着来的。公安局真是放弃职守啊!”
周恩来又对全场说: “出了这样的事情,你们公安部、公安局、市委、卫戍区,任何一个人都应该到现场,你们在前线嘛,我算第五道线了吧。在场的人,只要有一个人去了现场,我看就不会乱了。”
周恩来还问刘传新: “你公安局的干部恢复了多少?”刘传新回答:占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五,局级有五个老公安干部恢复工作。
总理又问: “处级恢复了多少?”
刘传新回答不上来。“文革”中公检法被砸烂,市公安局处级全部被下放农村锻炼,公安局虚空,工作没人干,社会治安问题突出。周恩来清示毛泽东同意后,要求下放公安干警恢复工作,尽快回到岗位,但刘传新有意拖延。
刘传新在会上挨了周总理狠狠批评。当晚,他召开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紧急会议,布置追查天安门花坛哄抢事件的政治背景和阴谋,要求民警找出隐蔽在背后煽动群众哄抢的阶级敌人。
北京市各单位也立即召开会议,批判哄抢行为,责令参加者坦白。京城空气顿时紧张起来,挖了天安门广场花坛里的花会被抓起来坐牢,有胆小的夜里把挖来的花扔掉了,有的在单位大会上受到大伙批判,吓得痛哭。
经过十多天的调查,民警们查清了事件起因的确是因为当时在广场上练拳的几个老太太误以为花坛的花不要了,就捡了拿回家,路上有人问就说“人家不要了”,于是你拿我也拿,最终形成哄抢。
刘传新对这个调查结论非常不满,甚至大发雷霆,指示调查组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哄抢事件作为阶级斗争问题对待,务必查出阶级敌人来。
调查组成员又继续调查了近两个月,但始终没有挖出阶级敌人来。没办法,刘传新只得命令停止追查。
而周恩来总理动怒的直接起因是花坛被哄抢,深层怨气却是对毁了法制和社会秩序的内乱的愤怒。
花坛哄抢事件不是偶然,事件发生的前一天,也就是10月30日,北京市近郊居民刚刚经历了一场抢购面粉风波。原来,是有人把粮店“下个月粗粮票可以买白面”的调整误传为“下个月粗粮票全买黑面粉”,顷刻掀起了城郊群众抢购面粉风潮,导致北京近郊8个区的面粉销售量比平时增加了一倍多。
长期生活在极左思潮中的北京市民心神不宁,心无所依,温饱冷暖尚难以保障,对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早已厌倦,他们烦躁、压抑,甚至厌世。抢购面粉和哄抢花坛透出民众对政府的一种情绪,实际上是市民们逆反心理的一次宣泄。
【相关链接】俄罗斯新闻网(RUSNEWS)2010年9月26日发布消息: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于当天正式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第一站便是前往大连市旅顺口俄军将士陵园。在俄军烈士陵园,梅德韦杰夫向苏军纪念塔和解放者纪念碑敬献了用红玫瑰编织的花圈,挽联为俄罗斯国旗颜色,上面写着“俄罗斯联邦总统敬献”几个金色大字。在苏军纪念塔第三层塔基正面的铜板上,分别用中文和饿文刻着“为苏中两国人民的自由和幸福而光荣牺牲的烈士们永垂不朽?”
早在俄总统访华之前,俄国防部卫国将士纪念局局长亚历山大・基里林就曾向外界透露,位于中国旅顺口的俄军将士陵园计划于9月26日开放,届时俄总统梅德韦杰夫也要前来凭吊。该陵园占地4.8公顷,是中国境内最大的俄军人墓地,估计埋葬着1.7万名俄罗斯人。基里林表示,梅德韦杰夫总统希望能访问这块“洒满俄罗斯人鲜血的地方”。中方对此强调,那里值得祭奠的只有为反法西斯战争献身的苏联红军战士。
“黄俄罗斯首都”
旅顺口位于辽东半岛最南端。因其良好的水深条件,成为远近闻名的避风锚地。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国舰队杀人渤海湾,在封锁天津大沽口的同时,还四处搜集周边水文情报,一艘军舰在大连湾发现了小城旅顺口,遂自行命名为阿瑟港,随后这一名字广为流传。
旅顺口后来频频出现在西方史册上,主要是它与三场血腥战争紧紧相连,分别是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和二战。1894年,日军击退清军,占领北洋水师经营多年的旅顺口锚地,并实施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日军试图通过消灭中国居民,使旅顺口彻底“日本化”,变成日本侵略满洲(中国东北)的“第一殖民地”。但列强之间的矛盾让日本的如意算盘暂时落空,由于沙俄也盯上满洲,所以在1895年伙同德国、法国发起“三国干涉还辽”运动,强迫日本将包括旅顺口在内的辽东半岛归还清政府。紧接着,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以“功臣”自居,于1898年诱使清政府签署《中俄会订条约》,强租旅顺口和大连湾,在辽东半岛南端建起海军基地,进而将中国东北三省变成沙俄势力范围。强租后的第二年,沙俄又擅自把旅顺口、大连湾租借地改称“关东州”,实行军政合的的殖民统治。
虽然《中俄会订条约》只允许俄国租借旅顺口、大连湾25年,但俄国人根本没有离并的打算,他们像经营莫斯科一样营建“关东州。”,大量俄国驻军和移民的到来使昔日废城旅顺口一跃成为“黄俄罗斯首都”。在开发旅顺口的过程中,由于气候不适合,再加上流行蚊子传播的脑炎(当时俄,国医生无法治疗),1898―1899年,死于旅顺口的俄国人不在少数(主要是随军家属和儿童),为了安葬他们,旅顺口新城(欧洲城)北郊出现了最早的俄国人公墓,那里距旅顺口火车站约2千米,主要以乡村墓地的形式出现。
“阵亡露西亚勇士公墓”
沙俄独吞满洲的野心,招致日本的嫉恨,两个帝国主义国家最终在1904年发生火并。这场“强盗战争”(列宁语)的争夺焦点就是旅顺口,从1904年2月8日日军开始围攻,到1905年1月2日俄国守军投降,双方围绕旅顺口要塞厮杀了329天,日军死伤5.9万余人,俄军死伤3万余人,旅顺口外围的制高点到处布满死尸,其中俄军要塞司令康特拉琴科少将、第一太平洋舰队司令维特格甫梯及其继任者马卡洛夫、东鸡冠山要塞司令采尔比茨基少将、伊奥尔申上校、布图索夫上校和舍梅吉洛大尉等指挥官尽数战死,而日军主帅乃木希典的两个儿子也殒命于俄军枪下。
日俄战后,为营造所谓“文明国家”形象,继承俄国在“关东州”一切权益的日本,假惺惺地通过“慰灵决议”,在旅顺口兴建”阵亡露西亚(俄罗斯。)勇士公墓”。日本特意邀请俄国工程师参与,先是将原来的新城乡村墓地修葺一新,砌上红砖墙,安装铁门,还在那里建起一座弗拉基米尔小教堂,旁边有守卫室。随后,许多简单葬在旅顺口各地的俄国军人遗体被重新安葬到那里。据记载,这里共掩埋了14873具遗骸,每座陵墓前的墓碑都不尽相同,十字架的大小和形式也多种多样。最后,日本人又建起一座标志性纪念碑,上面用俄文写道: “这里安葬着为保卫旅顺口而牺牲的俄罗斯勇士。”
1908年,“阵亡露西亚勇士公墓”举行启用仪式,俄国派出齐恰戈夫中将、沃洛德琴科中将、马图谢维奇海军中将等人参加典礼。一年后,日本潜水员在1904年沉没于旅顺口外的俄国装甲舰“彼得罗巴甫罗夫斯克”号上发现新一批俄国水兵遗体,打捞出水后也埋葬在俄国公墓内。
1912年,沙俄政府自费在公墓中央修建了一座8米高的大理石东正教十字架纪念碑,碑上不同大小的神龛内镶嵌了圣徒尼古拉・丘多特沃列茨的图像,碑身正面刻有这样的文字: “永久怀念为守卫旅顺口而英勇献身的将士,他们将自己的生命献给了信念、沙皇和祖国1904～1905。”在碑身背面,记录了当年参加旅顺口战役的俄军部队番号。
公墓里有了红军英灵
在日本占领蒯顺口期间,日本一直负责俄国公墓的维护与保养工作,同时俄国驻北京使馆也参加该项事务,不过当1922年苏维埃政权正式确立统治后,这项工作中断了。1928年,一个由流亡中国的白俄组成的小组在前白卫军将军汉日内的带领下祭奠了旅顺口俄国公墓,并成立了一个专门管理公墓的监护委员会。委员会成员中最积极的一位是前沙俄少将瓦西里耶夫(1879-1935年),他当年也参加过旅顺口战役,在其去世后,人们按照他的遗愿将其埋葬进这片公墓里,他也成为二战前最后一位埋葬在这里的俄罗斯人。
1945年8月,百万苏联红军闪电般袭击中国东北,在击败日本关东军后,重新获得旅顺口的控制权。经与中国国民党当局及后来的新中国政府接洽,1945～1955年,苏联得以继续保留在旅顺口的驻军,于是旅顺口重又出现了大量俄罗斯人,而老的俄国公墓里也增加了一些新坟,特别是1781名在对日作战中牺牲的红军战士遗体陆续从东北各地迁葬过来。1950～1953年朝鲜战争期间,旅顺口俄国公墓的史册上又增添了沉重一页,在战争中牺牲的249名苏联飞行员和高射炮兵也迁葬至旅顺口。实际上,旅顺口俄国公墓的苏联部分共有1323座陵墓,安葬了2030位苏联官兵的遗骸。
苏联军人和沙俄军人要分开处理
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新的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决心向中国示好,提出在1955年内完全从旅顺口撇军,并把整个大连湾和旅顺口交还中国。这本是密切苏中人民友谊的善举,但没想到在苏军撤退前夕,苏联却向中国提出涉及俄国公墓的敏感问题。
1955年1月30日,苏联建议由自己出资,在大连和旅顺口建造一系列纪念性建筑:一是在大连市区建造苏军战
胜日本帝国主义纪念塔;二是在旅顺口俄围公墓建立苏联阵亡将士纪念塔;三是在大连市区修建沙俄太平洋舰队司令马卡洛夫中将纪念碑,马卡洛夫于1904年日俄战争中阵亡;四是在旅顺口东鸡冠山炮台建立沙俄要塞陆防司令康特拉琴科少将纪念碑,此人于1904年在此被日军炮弹打死。
中国政府对苏联建造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纪念碑和苏军将士纪念碑表态欢迎,但反对建立马卡洛夫纪念碑和康特拉琴科纪念碑。中国政府拿出列宁的原话,强调日俄战争是一场非正义的帝国主义战争,为本质是侵略者的沙俄将领立碑,中国人民从感情上无法接受。
经中方据理力争,苏联终于决定只在中国旅顺修建苏军胜利纪念塔和苏军烈士纪念塔这两座苏军纪念性建筑。经过几个月的紧张施工,两座纪念塔终于在苏军撤离旅顺口前夕落成。其中苏军烈士纪念塔的20米碑身由大理石做成,下面是三层红色花岗岩基座,旁边是手举红旗膝部弯曲的步兵和水兵雕像,碑身下面和青铜花环上面的铭牌镌刻如下字样: “永远怀念那些为了苏中两国人民争取自由和幸福而献身的将士们”。两名战士青铜雕像的原型分别是苏联步兵帕维尔科和水兵科斯金,雕像设计由中国美术学院雕塑系主任李鸿基(音)教授和苏军旅顺口海军基地政治处干部沙霍夫共同完成。1955年5月24日,俄国公墓里举行隆重的苏军烈士纪念塔揭幕仪式,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沈阳军区司令员邓华与苏军代表出席仪式,同时俄国公墓被正式更名为“苏联军人与英雄纪念公墓”(中文为“苏军将士陵园”)。
上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为迎接大批前来旅顺口的外国游客,中国政府开始修缮苏军将士陵园。2000年,一座名为“永垂不朽”的纪念碑从大连市人民广场搬迁到陵园,这座方尖碑顶上有一个6米高的苏联战士青铜像。2007年,受爱沙尼亚搬迁苏军公墓铜像风波影响,时任俄罗斯总统的普京签署命令,在全世界1价国家设立苏军烈士陵园保护中心。同年4月28日,俄罗斯与中国签订相关协议,中国承诺采取措施保证中国境内的苏军陵园完好无损。协议规定,中国境内的苏军墓地和纪念性建筑物不得拆迁,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必须征得俄方同意后方可拆迁。根据协议,中国方面将采取措施保证苏军墓地完好无损,并承担苏军墓地维护、绿化和清扫的所有开支。
与此同时,由俄杜马议员安德烈・斯科奇的世代人文基金资助的旅顺口苏军将士陵园修缮计划也在同步实施。负责该工程的俄方领导奥列加・丘日科娃说,修缮活动遇到过一些困难, “如果说埋葬苏联将士的墓地保存得还算可以,那么参与日俄战争的将士墓地状况就很凄惨,因为中方对日俄战争和沙俄存在负面看法。”不管怎样,中俄修复苏联军人纪念公墓的合作还是拉近了两国人民的感情。俄国防部代表表示,中国境内还有许多苏联军人墓地,今后相似的修缮工作将继续进行。
对于用鲜花装扮国庆期间的天安门广场,人们早已习以为常了。花坛的规模越来越大,鲜花用量一年胜过一年,1972年是2万盆,1986年10万盆,1991年16万盆,2003年则达40万盆之多。鲜花和花坛成为祖国生日必不可少的景观,囝庆期间的天安门广场是鲜花的海洋。
生日鲜花是神圣的,每一株每一盆都是亿万民众献给祖国母亲的祝福,节日过后有专门机构负责回收,没人会去侵犯鲜花。然而38年前的国庆节后,天安门广场上却上演了一场千人哄抢花坛的一幕,事件背后是国民的情绪。
1972年,中国的大事不断。2月21日,尼克松访华,开始了中美两同关系的正常化。9月29日,中日两国正式建交。这一年,联合国和安理会还恢复了中国失去了20多年的席位。
为了渲染这不寻常的一年,国庆节前夕,北京市公用局花卉处按照中央的要求,扩大天安门广场装点鲜花的规模,以增加节日喜庆。往年的国庆节,天安门广场是人的海洋,只有人民英雄纪念碑南侧布置有两个大花坛,广场东、两两侧各设一个小花坪,很不起眼,而今年则要突破惯例。
公用局全体职工昼夜工作,在广场中央孙中山像前增设了八个圆型大花坛,广场路东、西两侧的花坪由两个增加到十八个。鲜花让天安门广场喜庆了许多,也生动了许多。
国庆后,市公用局花卉处按照往年的做法处理广场上的花卉,移到别处4000多盆,送给市运输公司、清洁队、前门邮局、大北照相馆等单位370多盆,北京第二医院采走110多斤菊花头拿去做药。花卉处还从花坛中挑选760株菊花、大丽花的花根和581株美人蕉留种,并采集鸡冠花和串红花籽10余斤,还就地出售了193盆花。到10月31日,虽然28个花坪中的9个被挑选移栽后残缺不全了,但还有一半花坛完好。
10月31日晨6时许,几名晨练的北京居民在天安门广场花坛旁打太极拳。休息时,一个老太太走进一个残缺的花坪,捡了几朵被采集后丢下的鲜花。随后其他几人也跟着走进花坪拎拾。
那是没有鲜花的年代,鲜化属于“封资修”,但谁不爱美艳的鲜花呢?何况还是天安门广场的鲜花。市运输公司和清清队获送花卉后,职工们驾车和骑着三轮车到广场把一盆盆花运回单位,职工们兴奋地争相领取。
走进花坛的几个人见广场执勤的警卫战士并未制止他们,便放心捡抬,并从捡拾花朵进而连根挖掘花卉,带回家栽种。当时担任天安门广场执勤任务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警卫第二师。警卫第二师整编前为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北京市总队,简称“武警北京总队”,1966年划归北京卫戍区,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警卫第二师,1983年又改编为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北京市总队,仍简称“武警北京总队”。
几个人的行为吸引了其他晨练的市民及路人,大家相继投入其中。然后,又吸引了,更多的人。广场附近四个公共汽车站的乘客见很多人抱着一株株花离开花坛,执勤的战士和巡逻民警不理睬,也纷纷涌向各个花坛采花,还有家住附近的居民拿着工具涌来。
这期间,天安门派出所的女民警贾美萍和另一位民警在广场上值勤,见有人怀里抱着花疾走,发现了花坛有人哄抢鲜花,上前制止,却不敌四面八方来抢花的人势众。就见有的人用铁锨、镐头、炉铲和通条等各式工具奋力挖,有的往麻袋里塞,有的往平板三轮车上装。开始时人少花多,后来花少人多,铁锨镐头碰撞声、争夺吵闹声还有孩子们的哭声乱作一团。一个多小时后,28个花坪的两万多株鲜花被上千人一扫而光。
当年任天安门派出所民警的一个老公安回忆说,起初,两名巡逻民警和值勤战士看到有人到花坛里捡花,认为捡拾几棵花草没什么,劝说几句后就离开了。后来派出所接到贾美萍的报告,才知人聚多了,所长赶快带着20多名民警赶了去,拿着喇叭一遍又一遍喊, “这花不能拿,请大家马上离开花坪!”
人太多了,并且越来越多,不断有人加入,民警的嗓子喊哑了,,警服也被汗水湿透了,不起作用。人们好像抢红了眼,民警在这个花坪制止,他们就跑到另一个花坪去抢,这个花坛的人刚被清走,那个花坛又被蜂拥而人。人们怀里抱着花卉如同捡了宝贝般往家跑,兴致勃勃,心满意足。
情急之中,派出所所长马上报告北京市公安局。市公安局就在天安门广场东侧,但市公安局既没答复所长如何处置,电没增派警力支援,民警和警卫战上们只能眼睁睁看着花坛被抢掠。
事件影响很坏,公安部把北京市公安局上报的情况呈报给周恩来总理,总理在报告上批: “此事出在天安门正阳门之间,在光天化日之下挖花有千余人,将18个花坪两万多株花挖走,民警束手无策,也不报警,也不请卫戍区首长、市首长去现场解决,真是咄咄怪事!月晕知风,础润知雨,小心两千株樱花书寸苗也有可能被挖走!请速采取措施。”
当时中日邦交正常化后,日本首相田中角荣通过周恩来总理赠送给北京市两千株樱花树苗,周恩来担心樱花树荫也遭花坛鲜花的厄运。
11月5日晚8时,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大厅开会,一开就是两个小时。参会的有北京市委、北京军区、卫戍区、总参作战部、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室、八三四一部队、人大会堂党委、公安部和北京市公安局的负责人。会议议题只有一个:天安门花坛被哄抢情况通报。
周恩来总理非常生气,上来就问与会的人,知道不知道天安门广场聚众挖花的事?在座的很多干部都说不知道。总理更怒了: “都不知道,我看把大会堂烧了也不知道。今天早晨万里还是自觉去了现场,有责任感嘛。我看你们就是只出简报,刘传新就是只说正在调查。是谁造的谣?一定要查出来!”
刘传新是被“中央文革”派到北京市公安局夺权的人,时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军管会主任。“文革”结束后畏罪自杀。
周恩来继续说: “我们现在最大的弱点,是社会联系差了。首先要解决公安系统的问题。现在社会情况,反应不快,不能当场解决问题。说明我们警觉性不高。”总理转向刘传新说, “挖花的就有你公安局的人。这件事应最怏反映到你刘传新那里去。要是我当公安局长,我一刻钟就到现场。我现在当总理,半个钟头也可以到现场。你们在天安门不是搞了个派出所吗?挖花他也没看到?”
刘传新忙回答: “有两个民警在场。”
“滑稽!”总理显然是更生气了,“只有两个?”
刘传新慌忙辩解: “情况汇报通过很多层次,到上午11点才反映到我那里……”
周恩来说:“不就(发生)在你楼前吗?为什么不直接报告局长、副局长,报告一个值班的副局长也好嘛。真是官僚机构,像什么样子!一层一层的官僚机构,局长不在,还总有一个值班的局长,如挖了别的东两怎么办?今天挖花,明天挖别的,坏人做坏事,一件一件做,越来胆子越大。警卫师值班岗哨这么呆板怎么行呢?当时哨兵还是个班长,还是个老兵,说是看见有民警在那里,就不报告了,那还行?几百人聚众闹事,就成了事情,何况上千!上千人,～大片,叫聚众闹事。要进行保护公物的教育,新宪法、老宪法都有这一条。乱拿公家的东西,拣小便宜,顺手牵羊。治安工作,警卫工作是很具体的,要利用这个事总结经验教训l。公安局要同公安部商量,卫戍区和北京军区、总参商量,好好作点规定,抓住这个教训,搞出几条来。凡是聚众闹事的,都要过问,你不知道它的内容,你就要查问。我们无产阶级专政是巩固的,但要做工作,不做工作,就要出事。这种事出在新社会就怪,公安局一定要查到底,要佥实,到底是谁放的谣言。这么多人,恐怕多数是跟着来的。公安局真是放弃职守啊!”
周恩来又对全场说: “出了这样的事情,你们公安部、公安局、市委、卫戍区,任何一个人都应该到现场,你们在前线嘛,我算第五道线了吧。在场的人,只要有一个人去了现场,我看就不会乱了。”
周恩来还问刘传新: “你公安局的干部恢复了多少?”刘传新回答:占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五,局级有五个老公安干部恢复工作。
总理又问: “处级恢复了多少?”
刘传新回答不上来。“文革”中公检法被砸烂,市公安局处级全部被下放农村锻炼,公安局虚空,工作没人干,社会治安问题突出。周恩来清示毛泽东同意后,要求下放公安干警恢复工作,尽快回到岗位,但刘传新有意拖延。
刘传新在会上挨了周总理狠狠批评。当晚,他召开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紧急会议,布置追查天安门花坛哄抢事件的政治背景和阴谋,要求民警找出隐蔽在背后煽动群众哄抢的阶级敌人。
北京市各单位也立即召开会议,批判哄抢行为,责令参加者坦白。京城空气顿时紧张起来,挖了天安门广场花坛里的花会被抓起来坐牢,有胆小的夜里把挖来的花扔掉了,有的在单位大会上受到大伙批判,吓得痛哭。
经过十多天的调查,民警们查清了事件起因的确是因为当时在广场上练拳的几个老太太误以为花坛的花不要了,就捡了拿回家,路上有人问就说“人家不要了”,于是你拿我也拿,最终形成哄抢。
刘传新对这个调查结论非常不满,甚至大发雷霆,指示调查组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哄抢事件作为阶级斗争问题对待,务必查出阶级敌人来。
调查组成员又继续调查了近两个月,但始终没有挖出阶级敌人来。没办法,刘传新只得命令停止追查。
而周恩来总理动怒的直接起因是花坛被哄抢,深层怨气却是对毁了法制和社会秩序的内乱的愤怒。
花坛哄抢事件不是偶然,事件发生的前一天,也就是10月30日,北京市近郊居民刚刚经历了一场抢购面粉风波。原来,是有人把粮店“下个月粗粮票可以买白面”的调整误传为“下个月粗粮票全买黑面粉”,顷刻掀起了城郊群众抢购面粉风潮,导致北京近郊8个区的面粉销售量比平时增加了一倍多。
长期生活在极左思潮中的北京市民心神不宁,心无所依,温饱冷暖尚难以保障,对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早已厌倦,他们烦躁、压抑,甚至厌世。抢购面粉和哄抢花坛透出民众对政府的一种情绪,实际上是市民们逆反心理的一次宣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