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章玉钧
《经济学家》 2001年02期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0)05-0018-05
一
从世界历史和现实看，工业化、现代化与城市化是相互推动、互为因果的统一进程，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必然趋势。工业化要求并促进人口向城市集聚，城市化又极大促进工业和整个经济社会的进步。20世纪被称为全球城市化的世纪，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实现了高度城市化，发展中国家纷纷进入了快速城市化阶段。我国城镇人口在建国时仅占10%。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展，启动了城市化进程，但在当时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和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经历了曲折起伏的历程，六、七十年代采取抑制城市化的政策，导致工业化与城市化脱节，城镇人口曾长期徘徊在12%左右。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水平提高较快，但1999年城镇人口仍只占总人口30.9%（如果把进城民工中常年稳定的部分计入，可接近35%），不仅低于1997年全世界城市化46%的水平，也低于1996年发展中国家38%的平均水平。就衡量一个国家工业化的一般标准而论，我国二、三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早已超过50%，1998年为81.6%，就业人口中二、三产业的劳动力也超过了50%，只有城市化水平离50%还差近20个百分点。由此可见，我国城市化大大滞后于工业化。加快城市化进程，已成为我国跨世纪发展中一项重要而迫切的任务。
二
中国西部与东部、中部相比较，有多方面的明显差距。其中一个差距是城市化更加滞后，不仅城市化水平低，且城市密度小，布局和规模不合理。建国前，西部的工业基础和城市发育程度低于东部。建国初期在西部摆了些工业项目，多是就自然资源进行单项的点式开发，如森工、挖煤、采金等，往往远离城市，未建设有综合功能的城市；60年代在备战背景下开展的三线建设，片面强调“山、散、洞”，搞成“羊拉屎”，布局更加分散化，企业办社会，带来很多后遗症。改革开放以来，西部城市有较快发展，面貌今非昔比，但新建市（市管县和县改市）及新建镇，数量都远不及东部。据1998年统计，全国有668个城市，其中占国土面积14%的东部，有城市288个，而占国土面积56%的西部，只有121个城市。小、中、大城市之比，东部为1:0.47:0.32，西部则为1:0.33:0.10。全国5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85座，西部10个省区市只有9座，其中100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37座，西部只有7座。西部要3373万人才拥有一座大城市，而东部、中部分别只需1082万和1466万人就拥有一座。西部农村人口比重居高不下，以川渝分治前的四川为例，1996年农牧副渔产值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4.6%，而农村人口仍占全省人口的82.1%，城镇人口虽由1982年的14.3%上升到了19.9%，但农村人口绝对量由8548万上升到了9387.4万。这是同城市化过程中农村人口绝对量减少的通则相悖的，其原因既与农村人口增长过快，自然增长率高于城市有关，也同受户籍制度和相关政策限制，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不彻底，大量打工仔仍是“两栖人”、“城市边缘人”有直接关系。
三
可以说，城市化滞后是富饶而贫困的西部许多问题的症结所在，加快城市化将促进西部诸多矛盾的缓和并逐步解决。西部为什么相当多企业的效益较低？为什么不大容易引进资金、技术和人才？为什么职工下岗多、失业率高、再就业难？为什么“启动内需”老是不容易见到大的成效？为什么农民增收很难，文化素质和生活质量提高得慢，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差距拉大？如此等等，当然是多因素造成的，但都同城市化严重滞后有直接的关联。
西部发展市场经济缺乏足够的城市载体，或者基础设施不配套，城市功能不完备，这就难以吸引和集聚更多的人流、物流和更大的资金流、文化流、科技流，限制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二、三产业的发展，影响了企业效益的提高，也导致就业空间相对狭窄。加快城市化有助于拉动基建投资和增加服务消费，从而扩大就业特别是第三产业部门的就业。近年来力求启动的“内需”，像住宅、教育、交通、电信、旅游、文化娱乐及水电气等需求，都同城市化密切相关，只有加快城市化才能真正启动并适时满足这些需求。西部过多人口滞留农村，在有限耕地上从事低效劳动，增收难度大。劳动力跨地区转移是农民增收和提高素质的一条重要途径，但由于存在城乡隔离的制度壁垒，民工不能顺畅流动，长期处于城市边缘人地位，继续发展下去，城乡关系、工农关系会受到损害，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大局会受到影响。
在西部开发中加快城市化进程，已具备很多有利的条件：一是中国经济增长的轴心转移，城市化已成为经济增长和结构升级的主要动力之一，这在客观上要求加快城市化；二是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供给充裕，长期的短缺局面已改变，消除了制约城市化进程的一个主要瓶颈；三是西部本身发展不平衡，毕竟已有几个特大城市和许多其它城市，可以作为依托的重点和前进的基地，对西部振兴起带动作用。四是西部大开发将吸引政府和民间数以几千亿计的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和其它项目的开发，这些投入如与城市化尽可能结合起来，将能获得最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总之，在西部大开发中加快城市化进程是必然的选择，也是最佳的选择。
四
基于上述认识，笔者就西部地区如何加快城市化进程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1.实事求是地确定城市化方略，制定和实施城市化规划
过去我们长期抑制城市的发展，1978年提出“控制大城市规模，多稿小城镇”；80年代因沿海一批轻纺明星城市涌现，引起对“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的注意；随着农村改革兴旺起来的小城镇更为各方瞩目，甚至把它定位为中国城市化和社会转型的方向。1989年颁布的《城市规划法》仍规定“国家实行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的方针。”现在经济学界、社会学界对我国城市化应走的道路，有小城镇重点论、中等城市重点论和大城市重点论等不同看法。这些看法各执一端，似乎都缺少一种系统的观点、网络体系的观点。对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城市化应是以一些特大城市为核心，大中小城市合理布局，并有众多小城镇拱托配合，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网络体系。在一定的区域范围内，不同规模、各具特色的城市相互依存，各得其所，相得益彰。孤立强调某种规模的城市、城镇，都不切合实际。何况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发展自有其客观规律，不是人为控制得住的。简言之，我国城市化应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之路。
结合西部的特点来看，要以现有的特大城市、大城市为增长核，努力强化和充分发挥它们的聚集效应、规模效应和辐射效应，以期带来最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在重庆、成都、西安三个200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和一些省会城市周围，城市圈、城市带正在形成或初见端倪，要依托这些生产要素密集地带，发展高科技、高效益、开放型的经济，对区域经济振兴起龙头带动作用。小城镇的战略地位和作用决不能低估，它是城乡关系体系中的重要环节和桥梁，每个小城镇都是区域经济中的一个结点，要从区域体系的观点，根据实际条件发展小城镇，“建一方市场，兴一项产业，活一片经济，富一方群众”。
需要说明的是，西部省区各有自己的特殊性，有的人口密集，有的地广人稀，要因地制宜地制定和实施城市化规划。对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发展的经验要认真借鉴，但不宜照搬东部的城乡发展模式，尤其不要重复某些并不成功的做法。现在看，沿海地区在传统计划体制和城乡隔离的制度下，发展乡镇企业，开辟农村劳动力“离土不离乡”、就地转移之路，确实是一个创举。生产上去了，农民富起来了，可是城乡格局触动不大。农村中一排排机械划一的别墅型住宅，实质上仍是农村社区，所花的代价太大。据说上海市郊区农村居民300万人所住的砖瓦结构的楼房，1994年就有1.25亿平方米之多，按300元一平方米计算，造价达360亿元。次年他们提出“人口向城镇集中、土地向种田能手集中、工业向工业小区集中”的正确方针，城镇盖起了单元房，农村原有住宅则大量闲置起来。有的地方名为小城镇，却没有兴旺的人气和商流。“看了一村又一村，村村象城市；走了一镇又一镇，镇镇象乡村”。西部开发中要汲取这些经验教训，以城市化带动农村发展，乡镇企业不要“村村点火”，小城镇不要徒有虚名，力求搞好“三个集中”。现在西部农民随着生活的改善，正兴起一轮盖房热，这对加快城市化是一个机遇。如果引导有条件的农民“离土又离乡”，在县域内城镇建房购房，既利于节省土地，繁荣经济，房产又可增值，应当说是利国富民的善举。
2.转变观念，扫除思想障碍
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是加快发展的前提。从党政领导层和城市工作部门来看，思想障碍之一，是担心加快城市化特别是大城市发展会带来人口过分集中、生态环境恶化、城市不堪重负等负面效应。因此，为了避免“城市病”，就宁可不发展大城市。我们今天主要是苦于城市化滞后而不是城市化过度，且苦于更为棘手的“农村病”，对“城市病”固然要未雨绸缪、及时防治，但又怎能因噎废食，踟蹰不前呢？目前大城市交通拥挤、污染严重、住房不足等问题，更多是长期重生产轻生活、重控制轻管理留下的欠帐，只要政府重视，巧于运用市场机制，是可以逐步解决的。成都府南河环境整治，获得联合国人居工程奖就是一例。
思想障碍之二，是怕加快城市化导致耕地减少，影响粮食总产量的稳定。其实，城市化固然要占用一部分土地，但又从两个方面有利于耕地效益的发挥和耕地面积的动态平衡。一是可以解决相当一部分外出打工者对土地粗放经营甚至弃耕的问题。如果这些农户举家迁移到城镇，其承包耕地使用权作为一项实际的社会保障措施仍可不变，但应转包，使土地向种田能手相对集中，形成规模效益，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会大幅度提高。二是农民住宅连同林盘占地较多，每个乡村人口占用的生活用地面积比城市人口要多3倍以上，在举家迁入城镇后，原有的宅基地可在折价补偿后，由村里复垦。通过土地整理，可增加半亩以上的耕地。因此，在城市化中基本保持耕地总量平衡，是完全可能的。
还有一种疑虑，就是在当前城市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多，再就业有难度的情况下，认为农民工进城是跟城里人抢饭碗，因而主张城市化缓行。一些城市颁布了对农民工在城市就业带有排斥和歧视性的限制规定，有的还实行清退措施，把一些已就业的进城民工遣返回农村。这种城市保护主义的回潮，表明我国长期的城市倾斜政策，其惯性和影响还很大。这种对农民工的责难，依据的是劳动力需求总量固定不变的假说。实际上，劳动力需求总量是随着人们对物品和服务的需求量、劳动力供给量以及工资率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进城民工活跃在城市二、三产业，承担着各种脏、累、苦、险的工作，他们从事的岗位往往不是城里人乐意和能够填补的。农民工对城市产生的就业替代率仅0.1左右；加之，民工在为城市提供消费品和服务的同时，本身又需要消费品和别人提供的服务。因此，民工进城就业与城市就业量的扩大具有相容互补关系，不应把城市职工再就业困难怪在民工头上。在人口城市化过程中，切不可因为担心负面影响，就对农民工进城就业采取排斥、堵截的方针；否则，不仅是对农民的不公正，也会抑制城市的繁荣和发展。
3.调整现行政策，逐步改革户籍管理制度
应当逐步消除对农民职业选择、流动迁徙、社会身份改变的不合理限制，把现行户籍制度改为国际通行的户口登记制度。凡有职业和住所，超过一定年限的连续居住期，即成为该城市居民。要允许农村人口迁居城市，鼓励投资移民、置业移民、技术移民。在一些特大城市，作为过渡办法，要以更大力度进行对符合条件的进城民工发放“蓝印户口”的试验。要按照十五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先改革小城镇（包括县城）的户籍制度，让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民迁入。
4.在西部大开发中推进城市化要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
推进西部地区城市化是规模宏大的系统工程，除了前面所说的方略、规划、观念、政策外，一定要处理好几个关系：一是西部大开发与加快城市化的关系。大开发是个总题目、大战略，城市化要作为大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进行统筹谋划，在中央所提的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建设、经济结构调整、培养人才、改革开放等“五篇文章”与城市化的结合点上多下功夫，以大开发促进城市化，以城市化推动大开发。二是政府行为与市场行为的关系。西部地区各级政府要结合实际贯彻落实好中央的战略意图和大政方针，用足用好中央给予的特殊优惠政策，做好规划、协调、支持、推动、引导的各项工作，抓住机遇，乘势而上。同时，要看到，这次大开发与过去三线建设或东部率先发展时有不同的背景，决不能沿用在传统计划体制和粗放型增长方式下形成的老思路，推进城市化一定要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办事，在政府主导下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在国家加大投入的同时，要深化改革，扩大对内对外开放，搞好市场软硬环境的建设，提高交易效率，把潜藏在民间的生产要素启动起来，把东部和国外的资金、技术、人才吸引过来，在西部城市创业，形成千帆竞发的兴旺局面。三是城乡关系、工农关系。加快城市化进程，是要打破城乡隔离的制度，发展社会生产力，使我国由农业人口占很大比重、主要依靠手工劳动的农业国，逐步转变为非农业人口占多数、包含现代农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工业化国家，使城乡关系、工农关系在新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改善。城市化要有利于全体人民尤其是广大农民走向富裕，而不能损害农民的利益。城市要带动农村、支援农村，落实扶贫工程和农村生态环境工程等开发项目。边远地区有的工业扶贫项目，可采取异地开发的办法，办在外地城市，税利返还贫困地区。四是加快发展与量力而行的关系。加快城市化进程，决不是不顾条件，盲目攀比，也不是一哄而起，乱铺摊子，而是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要汲取过去有的地方花大本钱“筑巢引凤”，由于其它条件不具备，落下一个空巢的教训，务必根据实际的需要和可能，办实事，求实效，把西部大开发和城市化事业推向前进。
作者介绍：章玉钧 四川省政协，四川 成都 610016
作者：章玉钧
《经济学家》 2001年02期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0)05-0018-05
一
从世界历史和现实看，工业化、现代化与城市化是相互推动、互为因果的统一进程，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必然趋势。工业化要求并促进人口向城市集聚，城市化又极大促进工业和整个经济社会的进步。20世纪被称为全球城市化的世纪，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实现了高度城市化，发展中国家纷纷进入了快速城市化阶段。我国城镇人口在建国时仅占10%。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展，启动了城市化进程，但在当时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和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经历了曲折起伏的历程，六、七十年代采取抑制城市化的政策，导致工业化与城市化脱节，城镇人口曾长期徘徊在12%左右。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水平提高较快，但1999年城镇人口仍只占总人口30.9%（如果把进城民工中常年稳定的部分计入，可接近35%），不仅低于1997年全世界城市化46%的水平，也低于1996年发展中国家38%的平均水平。就衡量一个国家工业化的一般标准而论，我国二、三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早已超过50%，1998年为81.6%，就业人口中二、三产业的劳动力也超过了50%，只有城市化水平离50%还差近20个百分点。由此可见，我国城市化大大滞后于工业化。加快城市化进程，已成为我国跨世纪发展中一项重要而迫切的任务。
二
中国西部与东部、中部相比较，有多方面的明显差距。其中一个差距是城市化更加滞后，不仅城市化水平低，且城市密度小，布局和规模不合理。建国前，西部的工业基础和城市发育程度低于东部。建国初期在西部摆了些工业项目，多是就自然资源进行单项的点式开发，如森工、挖煤、采金等，往往远离城市，未建设有综合功能的城市；60年代在备战背景下开展的三线建设，片面强调“山、散、洞”，搞成“羊拉屎”，布局更加分散化，企业办社会，带来很多后遗症。改革开放以来，西部城市有较快发展，面貌今非昔比，但新建市（市管县和县改市）及新建镇，数量都远不及东部。据1998年统计，全国有668个城市，其中占国土面积14%的东部，有城市288个，而占国土面积56%的西部，只有121个城市。小、中、大城市之比，东部为1:0.47:0.32，西部则为1:0.33:0.10。全国5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85座，西部10个省区市只有9座，其中100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37座，西部只有7座。西部要3373万人才拥有一座大城市，而东部、中部分别只需1082万和1466万人就拥有一座。西部农村人口比重居高不下，以川渝分治前的四川为例，1996年农牧副渔产值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4.6%，而农村人口仍占全省人口的82.1%，城镇人口虽由1982年的14.3%上升到了19.9%，但农村人口绝对量由8548万上升到了9387.4万。这是同城市化过程中农村人口绝对量减少的通则相悖的，其原因既与农村人口增长过快，自然增长率高于城市有关，也同受户籍制度和相关政策限制，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不彻底，大量打工仔仍是“两栖人”、“城市边缘人”有直接关系。
三
可以说，城市化滞后是富饶而贫困的西部许多问题的症结所在，加快城市化将促进西部诸多矛盾的缓和并逐步解决。西部为什么相当多企业的效益较低？为什么不大容易引进资金、技术和人才？为什么职工下岗多、失业率高、再就业难？为什么“启动内需”老是不容易见到大的成效？为什么农民增收很难，文化素质和生活质量提高得慢，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差距拉大？如此等等，当然是多因素造成的，但都同城市化严重滞后有直接的关联。
西部发展市场经济缺乏足够的城市载体，或者基础设施不配套，城市功能不完备，这就难以吸引和集聚更多的人流、物流和更大的资金流、文化流、科技流，限制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二、三产业的发展，影响了企业效益的提高，也导致就业空间相对狭窄。加快城市化有助于拉动基建投资和增加服务消费，从而扩大就业特别是第三产业部门的就业。近年来力求启动的“内需”，像住宅、教育、交通、电信、旅游、文化娱乐及水电气等需求，都同城市化密切相关，只有加快城市化才能真正启动并适时满足这些需求。西部过多人口滞留农村，在有限耕地上从事低效劳动，增收难度大。劳动力跨地区转移是农民增收和提高素质的一条重要途径，但由于存在城乡隔离的制度壁垒，民工不能顺畅流动，长期处于城市边缘人地位，继续发展下去，城乡关系、工农关系会受到损害，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大局会受到影响。
在西部开发中加快城市化进程，已具备很多有利的条件：一是中国经济增长的轴心转移，城市化已成为经济增长和结构升级的主要动力之一，这在客观上要求加快城市化；二是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供给充裕，长期的短缺局面已改变，消除了制约城市化进程的一个主要瓶颈；三是西部本身发展不平衡，毕竟已有几个特大城市和许多其它城市，可以作为依托的重点和前进的基地，对西部振兴起带动作用。四是西部大开发将吸引政府和民间数以几千亿计的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和其它项目的开发，这些投入如与城市化尽可能结合起来，将能获得最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总之，在西部大开发中加快城市化进程是必然的选择，也是最佳的选择。
四
基于上述认识，笔者就西部地区如何加快城市化进程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1.实事求是地确定城市化方略，制定和实施城市化规划
过去我们长期抑制城市的发展，1978年提出“控制大城市规模，多稿小城镇”；80年代因沿海一批轻纺明星城市涌现，引起对“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的注意；随着农村改革兴旺起来的小城镇更为各方瞩目，甚至把它定位为中国城市化和社会转型的方向。1989年颁布的《城市规划法》仍规定“国家实行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的方针。”现在经济学界、社会学界对我国城市化应走的道路，有小城镇重点论、中等城市重点论和大城市重点论等不同看法。这些看法各执一端，似乎都缺少一种系统的观点、网络体系的观点。对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城市化应是以一些特大城市为核心，大中小城市合理布局，并有众多小城镇拱托配合，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网络体系。在一定的区域范围内，不同规模、各具特色的城市相互依存，各得其所，相得益彰。孤立强调某种规模的城市、城镇，都不切合实际。何况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发展自有其客观规律，不是人为控制得住的。简言之，我国城市化应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之路。
结合西部的特点来看，要以现有的特大城市、大城市为增长核，努力强化和充分发挥它们的聚集效应、规模效应和辐射效应，以期带来最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在重庆、成都、西安三个200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和一些省会城市周围，城市圈、城市带正在形成或初见端倪，要依托这些生产要素密集地带，发展高科技、高效益、开放型的经济，对区域经济振兴起龙头带动作用。小城镇的战略地位和作用决不能低估，它是城乡关系体系中的重要环节和桥梁，每个小城镇都是区域经济中的一个结点，要从区域体系的观点，根据实际条件发展小城镇，“建一方市场，兴一项产业，活一片经济，富一方群众”。
需要说明的是，西部省区各有自己的特殊性，有的人口密集，有的地广人稀，要因地制宜地制定和实施城市化规划。对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发展的经验要认真借鉴，但不宜照搬东部的城乡发展模式，尤其不要重复某些并不成功的做法。现在看，沿海地区在传统计划体制和城乡隔离的制度下，发展乡镇企业，开辟农村劳动力“离土不离乡”、就地转移之路，确实是一个创举。生产上去了，农民富起来了，可是城乡格局触动不大。农村中一排排机械划一的别墅型住宅，实质上仍是农村社区，所花的代价太大。据说上海市郊区农村居民300万人所住的砖瓦结构的楼房，1994年就有1.25亿平方米之多，按300元一平方米计算，造价达360亿元。次年他们提出“人口向城镇集中、土地向种田能手集中、工业向工业小区集中”的正确方针，城镇盖起了单元房，农村原有住宅则大量闲置起来。有的地方名为小城镇，却没有兴旺的人气和商流。“看了一村又一村，村村象城市；走了一镇又一镇，镇镇象乡村”。西部开发中要汲取这些经验教训，以城市化带动农村发展，乡镇企业不要“村村点火”，小城镇不要徒有虚名，力求搞好“三个集中”。现在西部农民随着生活的改善，正兴起一轮盖房热，这对加快城市化是一个机遇。如果引导有条件的农民“离土又离乡”，在县域内城镇建房购房，既利于节省土地，繁荣经济，房产又可增值，应当说是利国富民的善举。
2.转变观念，扫除思想障碍
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是加快发展的前提。从党政领导层和城市工作部门来看，思想障碍之一，是担心加快城市化特别是大城市发展会带来人口过分集中、生态环境恶化、城市不堪重负等负面效应。因此，为了避免“城市病”，就宁可不发展大城市。我们今天主要是苦于城市化滞后而不是城市化过度，且苦于更为棘手的“农村病”，对“城市病”固然要未雨绸缪、及时防治，但又怎能因噎废食，踟蹰不前呢？目前大城市交通拥挤、污染严重、住房不足等问题，更多是长期重生产轻生活、重控制轻管理留下的欠帐，只要政府重视，巧于运用市场机制，是可以逐步解决的。成都府南河环境整治，获得联合国人居工程奖就是一例。
思想障碍之二，是怕加快城市化导致耕地减少，影响粮食总产量的稳定。其实，城市化固然要占用一部分土地，但又从两个方面有利于耕地效益的发挥和耕地面积的动态平衡。一是可以解决相当一部分外出打工者对土地粗放经营甚至弃耕的问题。如果这些农户举家迁移到城镇，其承包耕地使用权作为一项实际的社会保障措施仍可不变，但应转包，使土地向种田能手相对集中，形成规模效益，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会大幅度提高。二是农民住宅连同林盘占地较多，每个乡村人口占用的生活用地面积比城市人口要多3倍以上，在举家迁入城镇后，原有的宅基地可在折价补偿后，由村里复垦。通过土地整理，可增加半亩以上的耕地。因此，在城市化中基本保持耕地总量平衡，是完全可能的。
还有一种疑虑，就是在当前城市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多，再就业有难度的情况下，认为农民工进城是跟城里人抢饭碗，因而主张城市化缓行。一些城市颁布了对农民工在城市就业带有排斥和歧视性的限制规定，有的还实行清退措施，把一些已就业的进城民工遣返回农村。这种城市保护主义的回潮，表明我国长期的城市倾斜政策，其惯性和影响还很大。这种对农民工的责难，依据的是劳动力需求总量固定不变的假说。实际上，劳动力需求总量是随着人们对物品和服务的需求量、劳动力供给量以及工资率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进城民工活跃在城市二、三产业，承担着各种脏、累、苦、险的工作，他们从事的岗位往往不是城里人乐意和能够填补的。农民工对城市产生的就业替代率仅0.1左右；加之，民工在为城市提供消费品和服务的同时，本身又需要消费品和别人提供的服务。因此，民工进城就业与城市就业量的扩大具有相容互补关系，不应把城市职工再就业困难怪在民工头上。在人口城市化过程中，切不可因为担心负面影响，就对农民工进城就业采取排斥、堵截的方针；否则，不仅是对农民的不公正，也会抑制城市的繁荣和发展。
3.调整现行政策，逐步改革户籍管理制度
应当逐步消除对农民职业选择、流动迁徙、社会身份改变的不合理限制，把现行户籍制度改为国际通行的户口登记制度。凡有职业和住所，超过一定年限的连续居住期，即成为该城市居民。要允许农村人口迁居城市，鼓励投资移民、置业移民、技术移民。在一些特大城市，作为过渡办法，要以更大力度进行对符合条件的进城民工发放“蓝印户口”的试验。要按照十五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先改革小城镇（包括县城）的户籍制度，让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民迁入。
4.在西部大开发中推进城市化要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
推进西部地区城市化是规模宏大的系统工程，除了前面所说的方略、规划、观念、政策外，一定要处理好几个关系：一是西部大开发与加快城市化的关系。大开发是个总题目、大战略，城市化要作为大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进行统筹谋划，在中央所提的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建设、经济结构调整、培养人才、改革开放等“五篇文章”与城市化的结合点上多下功夫，以大开发促进城市化，以城市化推动大开发。二是政府行为与市场行为的关系。西部地区各级政府要结合实际贯彻落实好中央的战略意图和大政方针，用足用好中央给予的特殊优惠政策，做好规划、协调、支持、推动、引导的各项工作，抓住机遇，乘势而上。同时，要看到，这次大开发与过去三线建设或东部率先发展时有不同的背景，决不能沿用在传统计划体制和粗放型增长方式下形成的老思路，推进城市化一定要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办事，在政府主导下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在国家加大投入的同时，要深化改革，扩大对内对外开放，搞好市场软硬环境的建设，提高交易效率，把潜藏在民间的生产要素启动起来，把东部和国外的资金、技术、人才吸引过来，在西部城市创业，形成千帆竞发的兴旺局面。三是城乡关系、工农关系。加快城市化进程，是要打破城乡隔离的制度，发展社会生产力，使我国由农业人口占很大比重、主要依靠手工劳动的农业国，逐步转变为非农业人口占多数、包含现代农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工业化国家，使城乡关系、工农关系在新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改善。城市化要有利于全体人民尤其是广大农民走向富裕，而不能损害农民的利益。城市要带动农村、支援农村，落实扶贫工程和农村生态环境工程等开发项目。边远地区有的工业扶贫项目，可采取异地开发的办法，办在外地城市，税利返还贫困地区。四是加快发展与量力而行的关系。加快城市化进程，决不是不顾条件，盲目攀比，也不是一哄而起，乱铺摊子，而是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要汲取过去有的地方花大本钱“筑巢引凤”，由于其它条件不具备，落下一个空巢的教训，务必根据实际的需要和可能，办实事，求实效，把西部大开发和城市化事业推向前进。
作者介绍：章玉钧 四川省政协，四川 成都 610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