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及发展趋势
2005-4-7 景海峰
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的中国哲学研究，有三件大事最可注意：一是新出土材料的发现，特别是郭店竹简和上博楚简的问世，激起一阵阵上古思想研究的热潮；二是经典诠释的新开展和“中国诠释学”的探讨，为中国哲学的研究方式提供了新的视域；三是对中国哲学研究范式的反思，在总结和梳理传统哲学之现代转型的历史过程中，提 出了重写中国哲学史的要求。
同样是在世纪之交，百年前的流沙坠简、敦煌遗书、殷墟甲骨和大内秘档掀开了覆盖在新世纪学术起跑线上的神秘面纱，深刻影响了20世纪中国学术的论域和走向，造就了好几代成就卓著的学问大师。一百年之后，似乎又到了一个大地献宝的丰硕时节，一大批久已失传的佚籍纷纷“破土而出”，真是生于斯世之一代人的福份。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考古、语言、史学、哲学诸界合力攻关，众多的考古学家和古史专家、古文字学家、思想史学者投入到了这项细致而又复杂的研究工作当中，已经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就中国哲学史界来讲，对先秦诸子的研究、特别是早期儒家的研究，实已另辟一新境，打开了许多过去因史料匮乏而尘封已久的话题。上个世纪，章太炎《原儒》（1909年）所作的古史考辨和熊十力《原儒》（1956年）所作的思想发挥，以及胡适《说儒》（1934年）所激起的学术讨
论，皆因史料有限而难尽其蕴，这下都可以大大地向前推进一步了。
“重见天日”的文本要靠当代人来解读，它们与现行材料的关系也要靠当代人来勾联，只有在多维的活动状态的立体结构之中，这些文本的意义才能够被“复活”。“经典诠释”就是在不断地生成着意义，既唤醒已经“沉睡”或“黯然失色”的文本，也加厚依然活跃、精光四溢的思想之成色。从二十年前傅伟勋首倡“创造的诠释学”，以作为中国哲学现代性转化的突破口，到成中英偏重本体论建构的“本体诠释学”之出场，诠释学与中国哲学研究的关系越来越紧密。这期间，由海外而内地，从西方诠释学的翻译和介绍到立足于中国化情景的移植性思考，终于酿成了一次“中国诠释学”探讨的热潮。很显然，这次“经典诠释”之浪潮的兴起，与其说是一种解读古典文本的方式，不如说是一场“复根”的活动，最后能否开展出具有时代意义的“新经学”运动来，亦未可知！
和“经典诠释”活动有一定关联的是对现有的中国哲学研究范式的反省与检讨，由此，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又被重新提了出来。所谓的“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可以做三重意思的理解：一是初级性发问，即站在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以西方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模式为标准，反观中国有没有类似的东西。这类发问的标准问题是“中国有没有哲学”、“中国思想算不算哲学”等。二是在肯定中国有哲学的前提下，参照西方哲学的形式，以中国思想为原料，建构起
“中国哲学”的历史，或对中国思想作“哲学式”的表达。这一类的工作往往前置着普遍主义的基本信念和西方式的成熟标准，以此作为“格义”的工具和“剪裁”的尺度。它的合法性危机多半来自于对其方式之正当性的追问，以及能否恰切地反映出中国思想之内蕴的疑虑。三是在模糊哲学之边界的情况下，无限地扩展哲学的外延，填充入许多“大词”，将思想的结果和意识活动的内容一股脑地堆放在“中国哲学”的名下，形成泛滥之势。对这种“哲学”之合法性的质疑，大多发生在对当代哲学的定位上，也涉及到历史上思想与哲学的界限问题。第一重发问基本上不在本次讨论的论题范围之内，因为它或许是一个已经解决了的问题（冯友兰、张岱年、牟宗
三），或者是一个永远无法解决的问题（胡适、德里达）。第二重涵义是这次讨论的重点，一方面有总结“中国哲学”之百年建构历程的意思，另一方面又有很强的反思性和寻求突破的意愿。第三重危机的情景比较复杂，既有当代理解的泛俗化纠缠，又有后现代观念的不时卷入，还牵扯到由来已久的与思想史划界的问题。总之，对中国哲学研究范式的反思与检讨，其根本目的在于打破当前的束缚和僵局，改进研究的方式，实现理论上的突破与创新。
当前的中国哲学发展呈现出日益明显的三大趋势：一是中国哲学研究、西方哲学研究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相互渗透与交融，以及日渐频密的对话和沟通。如何相互借鉴、取长补短，融铸出一体化的面向未来的新的中国哲学，是摆在
我们面前的一项急迫任务。二是民族意识的日渐觉醒和对本土化哲学叙事的热切期待。西学东渐以来，西方哲学成为建构中国现代思想体系的摹本，从名相术语到问题意识，从学科典范到治学方法，无一不以西学为楷模和依归。在西学的笼罩和导引下，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叙事之民族性背景日渐淡远，与传统文化之间的断裂感也越来越强，作为地方性知识的中国哲学史只能“汉话胡说”，处在了一种“哽咽”和“失语”的极为尴尬的状态。如何成立真正的“中国”哲学，而不仅仅是鹦鹉学舌式的“准西方”哲学，是一个依然严峻的重大挑战。三是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中国越来越融入到世界当中，中国哲学的思考和建设也处在一种前所未有的开放和互动状态里。中国哲学的身份性，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关系，以及中国哲学的历史记忆和现实表达等等，都需要重新来认识和深刻的反省。如何在普遍的同质化倾向当中，挺立住自我思考的主体性，或者在思想的创造方面能向世界贡献出具有独特价值和意义的精神产品，这成为考验中华民族整体思维水平和哲学能力的重要见证方式。
在全球化和本土化复杂纠缠的态势下，在世界性与民族性的艰难调适过程中，中国哲学的身份性和自我期许、语境和叙述方式，以及传统与现代之间绵绵存续的血脉联系如何呈现，等等，这些始终是困扰着当代人的大问题，也是亟待解决的重大事项。在未来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围绕着这些问题的思考和解答，中国哲学将稳步地向前推进，也许在“真
积力久”之后能形成某种合力。
中国哲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及发展趋势
2005-4-7 景海峰
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的中国哲学研究，有三件大事最可注意：一是新出土材料的发现，特别是郭店竹简和上博楚简的问世，激起一阵阵上古思想研究的热潮；二是经典诠释的新开展和“中国诠释学”的探讨，为中国哲学的研究方式提供了新的视域；三是对中国哲学研究范式的反思，在总结和梳理传统哲学之现代转型的历史过程中，提 出了重写中国哲学史的要求。
同样是在世纪之交，百年前的流沙坠简、敦煌遗书、殷墟甲骨和大内秘档掀开了覆盖在新世纪学术起跑线上的神秘面纱，深刻影响了20世纪中国学术的论域和走向，造就了好几代成就卓著的学问大师。一百年之后，似乎又到了一个大地献宝的丰硕时节，一大批久已失传的佚籍纷纷“破土而出”，真是生于斯世之一代人的福份。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考古、语言、史学、哲学诸界合力攻关，众多的考古学家和古史专家、古文字学家、思想史学者投入到了这项细致而又复杂的研究工作当中，已经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就中国哲学史界来讲，对先秦诸子的研究、特别是早期儒家的研究，实已另辟一新境，打开了许多过去因史料匮乏而尘封已久的话题。上个世纪，章太炎《原儒》（1909年）所作的古史考辨和熊十力《原儒》（1956年）所作的思想发挥，以及胡适《说儒》（1934年）所激起的学术讨
论，皆因史料有限而难尽其蕴，这下都可以大大地向前推进一步了。
“重见天日”的文本要靠当代人来解读，它们与现行材料的关系也要靠当代人来勾联，只有在多维的活动状态的立体结构之中，这些文本的意义才能够被“复活”。“经典诠释”就是在不断地生成着意义，既唤醒已经“沉睡”或“黯然失色”的文本，也加厚依然活跃、精光四溢的思想之成色。从二十年前傅伟勋首倡“创造的诠释学”，以作为中国哲学现代性转化的突破口，到成中英偏重本体论建构的“本体诠释学”之出场，诠释学与中国哲学研究的关系越来越紧密。这期间，由海外而内地，从西方诠释学的翻译和介绍到立足于中国化情景的移植性思考，终于酿成了一次“中国诠释学”探讨的热潮。很显然，这次“经典诠释”之浪潮的兴起，与其说是一种解读古典文本的方式，不如说是一场“复根”的活动，最后能否开展出具有时代意义的“新经学”运动来，亦未可知！
和“经典诠释”活动有一定关联的是对现有的中国哲学研究范式的反省与检讨，由此，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又被重新提了出来。所谓的“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可以做三重意思的理解：一是初级性发问，即站在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以西方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模式为标准，反观中国有没有类似的东西。这类发问的标准问题是“中国有没有哲学”、“中国思想算不算哲学”等。二是在肯定中国有哲学的前提下，参照西方哲学的形式，以中国思想为原料，建构起
“中国哲学”的历史，或对中国思想作“哲学式”的表达。这一类的工作往往前置着普遍主义的基本信念和西方式的成熟标准，以此作为“格义”的工具和“剪裁”的尺度。它的合法性危机多半来自于对其方式之正当性的追问，以及能否恰切地反映出中国思想之内蕴的疑虑。三是在模糊哲学之边界的情况下，无限地扩展哲学的外延，填充入许多“大词”，将思想的结果和意识活动的内容一股脑地堆放在“中国哲学”的名下，形成泛滥之势。对这种“哲学”之合法性的质疑，大多发生在对当代哲学的定位上，也涉及到历史上思想与哲学的界限问题。第一重发问基本上不在本次讨论的论题范围之内，因为它或许是一个已经解决了的问题（冯友兰、张岱年、牟宗
三），或者是一个永远无法解决的问题（胡适、德里达）。第二重涵义是这次讨论的重点，一方面有总结“中国哲学”之百年建构历程的意思，另一方面又有很强的反思性和寻求突破的意愿。第三重危机的情景比较复杂，既有当代理解的泛俗化纠缠，又有后现代观念的不时卷入，还牵扯到由来已久的与思想史划界的问题。总之，对中国哲学研究范式的反思与检讨，其根本目的在于打破当前的束缚和僵局，改进研究的方式，实现理论上的突破与创新。
当前的中国哲学发展呈现出日益明显的三大趋势：一是中国哲学研究、西方哲学研究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相互渗透与交融，以及日渐频密的对话和沟通。如何相互借鉴、取长补短，融铸出一体化的面向未来的新的中国哲学，是摆在
我们面前的一项急迫任务。二是民族意识的日渐觉醒和对本土化哲学叙事的热切期待。西学东渐以来，西方哲学成为建构中国现代思想体系的摹本，从名相术语到问题意识，从学科典范到治学方法，无一不以西学为楷模和依归。在西学的笼罩和导引下，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叙事之民族性背景日渐淡远，与传统文化之间的断裂感也越来越强，作为地方性知识的中国哲学史只能“汉话胡说”，处在了一种“哽咽”和“失语”的极为尴尬的状态。如何成立真正的“中国”哲学，而不仅仅是鹦鹉学舌式的“准西方”哲学，是一个依然严峻的重大挑战。三是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中国越来越融入到世界当中，中国哲学的思考和建设也处在一种前所未有的开放和互动状态里。中国哲学的身份性，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关系，以及中国哲学的历史记忆和现实表达等等，都需要重新来认识和深刻的反省。如何在普遍的同质化倾向当中，挺立住自我思考的主体性，或者在思想的创造方面能向世界贡献出具有独特价值和意义的精神产品，这成为考验中华民族整体思维水平和哲学能力的重要见证方式。
在全球化和本土化复杂纠缠的态势下，在世界性与民族性的艰难调适过程中，中国哲学的身份性和自我期许、语境和叙述方式，以及传统与现代之间绵绵存续的血脉联系如何呈现，等等，这些始终是困扰着当代人的大问题，也是亟待解决的重大事项。在未来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围绕着这些问题的思考和解答，中国哲学将稳步地向前推进，也许在“真
积力久”之后能形成某种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