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金其桢
东南文化 1999年08期
牌坊是中国特有的一种门洞式建筑，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千百年来，繁衍发展，遍及华夏，远涉海外，被视为中华的象征性标识之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独特的地位，成为一种值得加以深入研究的中国的特殊文化现象。
一、牌坊渊源考溯
牌坊在中国历史上始于何时？它究竟是怎样产生、演变、发展的？这无疑是我们探寻牌坊文化时首先必须弄清楚的一个问题。
关于牌坊起源，我国传统文化研究界有一种颇为流行的说法，即：“牌坊起于宋而盛于清”（注：王捷：《牌坊琐谈》，《旅游日报》第174期。）。根据深入系统的考察研究， 笔者觉得“牌坊起于宋”这一观点难以苟同，颇有可商榷之处。笔者认为，尽管牌坊起源于何时目前还无法作出十分确切的结论，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牌坊决不是“起于宋”，而只是正式成型于宋。以笔者之愚见，宋代是牌坊的成熟阶段，并不是牌坊的起始阶段，牌坊的起始则要远远早于宋代，其渊源最早可以上溯到春秋中叶。笔者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对牌坊的结构、形制演变经过深入的历史考察后所作出来的客观结论。
牌坊从产生，到形制成熟，到繁荣兴旺，由结构简单到复杂，由形制单一到多样，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但是，只要我们作一番深入的剖析，就不难发现，牌坊不论其结构多么简单或者多么复杂，形制如何单调或者如何花式繁复，而其基本的两大构成要素都是相同的，那就是柱子和横梁。它们之间所不同的只是柱子和横梁的数量、形状、式样、粗细、高低、长短、花纹、构成材料、附加件、组合方法等等的不同，并无本质上的差别。如果弄清楚了两根柱子架一根横梁这种结构、形制最简单的原始门在历史上是何时产生的，无疑也就找到了牌坊起始的源头。
根据对历史文献的查考，这种由两根柱子上架一根横梁构成的最简单最原始的门名为“衡门”，《汉书·玄成传》云“衡门，横一木于门上，贫者之居也。”《文选·王俭〈褚渊碑文〉》云：“迹屈朱轩，志隆衡馆。”吕延济注：“衡馆，衡门也，谓隐逸处，横木为门也。”在古代，“衡”通“横”，“衡门”即“横门”，也即左右两根柱子上架一根横木构成的门，这种“衡门”就其结构来讲，显然已具备构成牌坊的基本要素，堪称为牌坊的原始雏形。而根据查考，目前我们所看到的古代典籍中最早有关于“衡门”的记载的是《诗经》。《诗·陈风·衡门》云：“衡门之下，可以栖迟。”我们由此可以推断出，“衡门”至迟在春秋中叶即已出现。这也就是说，牌坊的原始雏形最迟在春秋中叶即已出现。这一时期，我们称之为牌坊形成的第一阶段即起始阶段，用形象一些的话来说就是牌坊发育的胚胎期，即原始雏形牌坊。
牌坊发育演变的第二阶段，我们称之为成长期，即“乌头门”，亦称“棂星门”。
我国从春秋战国至唐代，城市都采用里坊制，特别是到隋唐时期，随着城市经济的高度繁荣，城市中里坊更为盛行，城内被纵横交错的棋盘式道路划分成若干块方形居民区，这些居民区，在隋代称为“里”，唐代称为“坊”。里坊是居民居住区规划的基本单位，“坊”与“坊”之间有墙相隔，坊墙中央设有门，以便通行，称为坊门。关于这一点，在许多唐代典籍和唐诗中都有记载。这种坊门起先也只是象“衡门”那样由两根立柱架一根横木，柱侧安装可开合的门扇而构成的。后来，特别是到隋唐时代，随着经济的发达和城市建设的繁荣，人们对坊门的建造也就逐渐讲究起来。人们将产生于上古时代，到隋唐时已演化得雕工相当精致、形制赫然华贵的华表柱移植到了坊门上来，坊门的原先颇为简单的两根立柱，被两根雕饰华丽、形制威武的华表柱所取代，由两根高过门顶的高大华表柱中间相连一至两根横梁及门扇组合成一种新式样的门，称为“乌头门”，以后亦被称为“棂星门”。在现存古代典籍中，最早出现“乌头门”之名的是北魏杨衒之所撰的《洛阳伽蓝记》，当时著名的庙宇永宁寺的北门即是“乌头门”。至于“乌头门”的具体形象，我们最早可见诸于敦煌第431窟的初唐壁画中， 在宋代的《营造法式》、《金明池夺标图》等宋画和现存于苏州碑刻博物馆的著名宋代石刻《平江图》上，也可以看到“乌头门”的形象。由于“乌头门”华贵庄重，气势威严，就被当时有地位、有权势和有钱的大户人家纷纷用作建造府第大门，以至唐朝不得不在《唐六典》中明确作出规定，只有“六品以上”的官员府第才能用乌头大门。由于“乌头门”含有旌表门第之意，因此“乌头门”在宋代的《营造法式》中又被称为“阀阅”，之所以这样称，是因为“古者以积功为阀”，“经历为阅”（注：唐颜师古：《汉书注》。）。“乌头门”既是牌坊演变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又作为牌坊的一个血缘分支保存延续下来。自宋代以来，乌头门一般被用于文庙、道观、陵墓等庄重场合的正门。
牌坊发育演变的第三阶段我们称之为成熟期，即独立的、正式成型的牌坊。
不论是衡门还是一般坊门或乌头门（棂星门），其立柱都是与实墙墙体相连接并安装有门扇的，还未形成独立的建筑。这一情况到宋代后发生了变化。北宋中叶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城市中原先封闭式的里坊制日益不相适应，逐渐被开放的街巷制所取代，坊墙被拆除，但位于干道上的坊门被保留了下来，只是门扇被拆除了，成为跨街而立的不连墙体、也没有门扇的独立的牌坊。当时，为了便于管理，城市中仍把若干街巷划为一个区域。这些区域以原先保留下来的或新增建的横跨街巷而立的牌坊的名字作为本区域的名称，仍被称为“××坊”，只是这类坊与隋唐时的里坊不论在构成上还是在内涵上，都已完全不同，这类坊除有横跨干道口的牌坊外已无围墙。这一改变标志着随着城市结构形态的重大转变，牌坊已经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新型建筑而在城市中确立了自己的独特地位，这表明牌坊的发育演变已进入了不再依附于墙和门而自成一体的正式成型的成熟期。由于这种自成一体的独立牌坊既有标识作用又有装饰作用，因此后来逐渐地除了被建造于坊的干道上外，还被越来越多地建造于庙宇、陵墓、祠堂、衙署和园林的入口处，成为庙宇、陵墓、祠堂、衙署和园林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牌坊发展、演变的第四阶段我们称之为鼎盛期，即多间牌坊和牌楼。
牌坊分为柱子出头与不出头二式，起初时多为两柱单间。柱子出头的牌坊外观样子和“乌头门”差不多。由于牌坊具有独特的标识性、装饰性和旌表性功能，因此自北宋中叶以后越来越多地被人们所采用，乃至到明清时代发展到了鼎盛期，各式各样的牌坊随处可见。随着牌坊建造的越来越广泛普及，其形制也随之而日渐变得花式繁多起来，在原先双柱单间那种最简单形制的牌坊的基础上，演化繁衍出了多柱多间大牌坊和牌楼。牌坊的所谓“间”是指两柱间的通道，两柱牌坊为一间，四柱牌坊为三间，六柱牌坊为五间。但不论何种牌坊，柱数均为双数，间数均为单间。多间牌坊一般均是中间一间特别高大宽广，以利大车通行，左右两边各间则依次较为低矮窄小，供行人出入。然而，牌坊不管其是双柱单间还是多柱多间，都只是用立柱加额枋构成的，其装饰不够华丽，气势也不够雄伟。因此，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又在牌坊的额枋上起楼，一层一层修筑起斗拱和屋檐，飞檐起脊，一般为单檐，大型牌楼则做成重檐或三重檐，许多还装上了琉璃瓦顶，檐脊上装上形态神韵各异的龙、凤、狮、天马、海马、狻猊、押鱼、獬豸及斗牛等檐角小兽，犹如宫殿、庙宇的楼顶。有的牌坊则在大额枋的中央冠以火焰宝珠，称为“火焰牌坊”。这样起了楼顶的牌坊也就被人们称之为牌楼。牌坊之所以亦被人们称为牌楼，其渊源即在于此。牌坊的立柱大多是高出额枋的，而牌楼的立柱则大多是在额枋下的，但也有立柱高出额枋的牌楼。由于在清代亦称牌坊两侧高出于额枋的华表柱为冲天柱，故两侧柱子高出额枋的牌坊亦被称为冲天牌坊。
在形制演变的同时，牌坊的建筑材料也在不断发展变化。起初，牌坊是木构建筑，诸如宋代的牌坊即多为木构建筑。后来，人们为了追求庄重威严、坚实纯美和能长久保存，建造牌坊的建筑材料渐渐越来越多地由木材改为石、砖，乃至汉白玉，现代还出现了钢筋水泥牌坊。在石牌坊中，明代的牌坊一般都是用大青石筑成的，而清代的石牌坊一般则是用花岗石筑成的。
二、牌坊功能及文化内涵探辨
牌坊究竟具有什么功能？有的典籍把牌坊称为“一种门洞式的纪念性建筑物……用以宣扬封建礼教，标榜功德”（注：《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第1476页。），有的典籍把牌坊称为“封建时代表彰忠孝节义、功德、 科第等所立建筑物”（注：《辞源》， 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1版第1册，第593页。）。按照这些说法， 牌坊所具有的功能是纪念和表彰。根据对历代众多牌坊的深入研究，笔者以为仅仅这样认识牌坊的功能是不全面、有失偏颇的。牌坊的功能决非仅有这两种，纵而观之，概括起来，牌坊主要有标识、纪念、装饰、旌表和空间分界这样五种功能。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牌坊同时都具有这五种功能，而是有的牌坊仅有其中一二种功能，有的牌坊则兼有三四种功能抑或五种功能全部兼而有之。诸如，立于路口、桥梁两端、商店门前的牌坊，主要起标识作用，同时也起了装饰美化街景的作用。立于庙宇、寺观、陵园、园林等大型建筑、园区正门前的牌坊，除了起标识作用外，在很大程度上还具有空间分界的作用。当人们从这些正门前的牌坊门框下通过时，即意味着已经进入了这个庙宇、这个寺观、这个园林的特定空间，或已经离开了这个特定的空间。例如，明代立于南京城东卫岗的“下马坊”，即是明孝陵的空间分界标志。至于立于功臣、名宦、节妇、孝子任职地或出生地及家门口的牌坊，主要起旌表和纪念作用，同时也起着标识作用。为迎接凯旋之师或出使功臣归来而建造的牌坊，除了起旌表和褒奖作用外，还具有装饰美化环境、烘托喜庆气氛的作用。凡此种种，情况各不相同。总之，牌坊的功能决不是单一性的，而是多样的。正因为牌坊具有多种功能，因此随着牌坊家族的繁荣兴盛，牌坊所包蕴的文化内涵也越来越丰富，成为具有重要价值的我国传统文化的瑰宝。概而述之，其文化内涵主要有以下八个方面：
（一）牌坊表达了中国封建社会人们的人生理想。在封建社会中，人们所追求的人生理想是“学优则仕”、“荣华富贵”、“封妻荫子”、“光宗耀祖”、“流芳百世”、“名垂千秋”等等。这些人生理想无疑在牌坊上得到了充分的表现。诸如，安徽歙县的牌坊中有状元坊、甲第坊、五马坊、大司徒牌坊等，在棠樾村的牌坊中有“官联台斗”坊，安徽黟县西递村村口有“胶州刺史”坊，古苏州城内有“状元坊”、“会元坊”、“解元坊”、“豸冠坊”等等。这些牌坊，正就是当时人们致力追求的“人生理想”的生动表现。
（二）牌坊宣扬了我国古代的封建礼制和传统道德观念。牌坊作为一种物质形态的实体，从一个侧面形象地展示了我国古代的封建礼制和传统道德观念。例如，在我国不少地方过去都立有“贞节牌坊”、“烈女牌坊”和“孝子牌坊”。据有关地方史志记载，过去仅苏州一带被颂为“节妇烈女”的计有1743人，其中107人被“钦赐旌表”， 在太湖东山上立有岩石牌坊（注：清金友理撰：《太湖备考·坊表》，艺兰圃清乾隆十五年（1750年）刻本。）。在安徽的众多牌坊中，忠、孝、节、义坊俱全。在山东单县的34座牌坊中，除个别的是“功德坊”外，大多是“节孝坊”，其中著名的“百狮坊”建于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因坊座上雕有千姿百态的大小狮子100个而得名， 是为“旌表例贡生覃恩敕赠文林郎四川保宁府广元县知县张蒲妻覃敕封儒人朱氏节孝”而立。据考，“百狮坊”所旌表的“朱氏”，“廿八岁亡夫，笃信三从四德，从一而终”，封建统治阶级把她作为恪守封建礼教和传统道德观念的典范而立牌坊加以表彰。这些牌坊，既是我国古代封建礼制、封建传统道德观念的产物，也是封建礼制、封建传统道德观念物质形态的表现。
（三）牌坊记载着重要的历史事实。绵延千年的牌坊，其中有不少是为纪念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而立的，因此，这些牌坊就如同是一部凝重的历史教科书，成为我国一些重大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生平的实物记录和真实见证。例如，在福建省同安县去泉州古城的大路旁矗立着一座清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建造的巍峨壮观的巨型石牌坊，俗称“施琅坊”。坊上有施琅之子世骠写的碑文。坊额正面镌有“绩光铜柱”四字，系援引东汉伏波将军马援统兵平定交趾后朝廷以铜柱纪功之典颂扬施琅的“武功”；坊额背面镌有“思永岘碑”四字，系以西晋羊祜善施仁政，公余常登岘山游览之典，来颂扬施琅的“文治”。这座“施琅坊”，不仅真实地记载下了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政府派施琅统兵收复台湾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也记载下了施琅本人的历史贡献，是关于台湾与大陆关系史和施琅生平史上不可磨灭的重要一页，是研究台湾历史和施琅生平的重要实证。又如，在湖南芷江县城东有一座举世闻名的“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坊”， 又叫中国“凯旋门”。 这座建于1946年的牌坊，高8.5、宽10.64、厚1.16米，是1945年8月21日至23 日中日两国代表在这里举行的震惊世界的受降洽谈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见证，是抗日战争胜利的历史丰碑。它“四柱三拱”的形制，外加拱门上下一律竖条的装饰图案，仿佛一个大写的“血”字，而且正在滴血；坊“背西向东”的方位是喻示“降使自东来”，坊上几处醒目的红色“V”字型装饰图案是表明中国抗战的胜利离不开盟军的支援。坊在建造时埋下了一把日本军官的战刀，它意味着要使日本军国主义永世不得翻身，永远不能复活。毫无疑义，这座“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坊”，就是一部石质的抗日战争历史教科书。
（四）牌坊展现了中国古代社会的民风民俗。立牌坊既是我国古代的一种重要的民风民俗，同时，牌坊本身也是我国古代民风民俗的一种颇为重要的实物载体。往往在一座牌坊身上就会展现出许许多多民风民俗。例如在著名的山东单县百寿坊上，采用浮雕与透雕的技法，雕刻了狮子、龙凤、仙鹤、行云等图案。仙鹤自古是幸福、长寿、爱情的象征，和变形“
”字不断头与祥云联在一起，其寓意正是民间习俗所祈求的“福寿万年”。在牌坊4个立柱的八个夹板上，各浮雕着4幅花鸟，有“牡丹蝴蝶”、“芙蓉牡丹”、“梅花喜鹊”、“竹梅绶带”、“春燕桃花”、“绣球绵鸡”、“水仙海棠”和“秋葵玉兰”，其寓意分别正是民间习俗所祈求的“富贵无敌”、“荣华富贵”、“喜上眉梢”、“齐眉到老”、“长春比翼”、“锦绣前程”、“金玉满堂”和“玉堂生魁”。
五，牌坊体现了中国古代建筑造型艺术和雕刻艺术的完美结合。中国的建筑造型艺术和雕刻艺术源远流长，它们以独特的风姿和审美价值，瞩目于世界艺术之林。而牌坊则集这两种艺术于一身，将两者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任何其他艺术所不能替代的独特艺术，具有瑰丽的魅力和极高的审美价值，在中国建筑造型艺术史、雕刻史上独树一帜，具有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其中一些牌坊精品，堪称我国古代建筑造型艺术和雕刻艺术完美结合的典范，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如在山西省曲沃县城南关孝母巷南口，有一座邑人齐沆为敬母而于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建造的牌楼，名叫“大四牌楼”，这座牌楼有立柱8根， 上下共分3层，四面八方24挑檐，金碧辉煌，52屋脊；鸱吻神兽争奇， 琉璃雕刻生辉，造型独特，雕刻精美，结构严谨，实属中国牌坊中古代建筑造型艺术与雕刻艺术完美结合的罕见杰作。
（六）牌坊蕴含着神秘的宗教色彩。在我国古代所建的牌坊中，有不少是与宗教有密切联系的，蕴含着宗教的神秘色彩。诸如，在北京现存10座独具风韵的琉璃牌楼。这10座牌楼均是四柱三间七楼、顶部为歇山庑殿式的一字形牌楼。在这10 座琉璃牌楼中， 唯有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建造的国子监“圜桥教泽”牌楼是不带宗教色彩的。其余9 座牌楼——北海公园的“仁寿普缘”牌楼、“证功德水”牌楼、“震旦香林”牌楼、“法轮高胜”牌楼、天王殿“华藏界”牌楼及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建造的坊额用汉、蒙、满、藏4 种文字镌刻的香山公园昭庙“法源演庆”牌楼和北京琉璃牌楼中唯一带门的牌楼颐和园“众香界”牌楼，都是带有宗教色彩的，特别是卧佛寺的“同参密藏”牌楼和东岳庙牌楼，宗教色彩更为浓厚。
（七）牌坊寄托着古人的神圣情感。古人立牌坊是一件极其隆重的事，不论是哪一座牌坊，无一不寄托着古人的丰富情感，或颂扬，或表彰、或纪念，或祈求、或祝福……总之，就如同碑一样，牌坊也是人类情感的一种物化。诸如，出湖南黔阳城西门，逆水而上数百步，有一座被誉为“楚南上游第一胜庙”的芙蓉楼，这座楼的正门是一座青石嵌砌的牌坊。这座牌坊主体结构由4根砖柱镶合，从地面到顶端高7.5、宽5.8、内正拱门高2.8、宽1.7米。门楣上首为构图精致的《王少伯送客图》，顶嵌指南针，两侧由4个宝葫芦护顶。整个牌坊向外倾斜0.75米， 斜度为1∶10，其倾斜度比闻名于世的意大利比萨斜塔1∶8还大， 呈摇摇欲坠之势。然而，由于其构筑巧妙，虽经千年风雨侵蚀，至今仍完美无损，巍然屹立。据当地人介绍，芙蓉楼及其正门牌坊是邑人为纪念唐代著名诗人王昌龄而建。当年，王昌龄因作《梨花赋》而得罪于唐明皇，由江宁丞谪龙标尉。工匠们在建造时便故意建造了这座怪异的斜牌坊，以表达对王昌龄坎坷遭遇的不平之情，并用以象征王昌龄的傲骨和落拓不羁。
（八）匾、联和碑刻是我国古代表现各种文学体裁、样式和书法艺术重要载体，牌坊集匾、联和碑刻于一身，其所载的匾语、联句和碑刻，往往都是佳作精品，具有很高的文学和书法艺术价值。在秦始皇曾留下遗迹的山东文登市文山召文台南大门口，有一座高10、宽10米的4柱3间的精美牌坊，石坊正面横匾上写有“秦代遗踪”四个赫然大字，两面石柱上刻有“祖龙驻跸文士登山古县得名自昔始，黔首知书田夫晒字昆嵛佳话至今传”联句；石坊背面横匾上写有“文山毓岫”四个赫然大字，两面石柱上刻有“民丰物阜不夜代长夜，耕作弘歌文城胜武城”（“不夜”为文登古地名”），匾语和联句都极富文采，而整个碑刻书法遒劲，运笔有神，极具风韵。整个牌坊俨然是一具文学作品和书法作品完美有机融合的艺术品。
三、牌坊文化之繁荣兴盛
牌坊由于具有别的建筑物所没有的特殊功能、独特价值和艺术魅力，因此，自产生后，越来越得到人们的青睐，在社会生活中用途变得越来越广泛多样，涉及到社会生活中的众多领域，其包蕴的内涵也越来越丰富，人们建造牌坊的动因变得越来越复杂，所建造的牌坊不仅数量越来越多，而且种类也越来越多样，乃至发展到明清时代，出现了一个牌坊文化空前兴盛的局面。纵观中国牌坊的繁荣，主要表现为如下六大景观：
一是涌现了一批牌坊麇集的“牌坊之乡”。在“牌坊之乡”中，最为著名、最有代表性的是安徽歙县和山东单县。据《安徽通志》、《新安志》、《歙县志》等地方史志及有关资料记载，自唐宋以来，歙县境内曾先后建有400多座牌坊，虽历经千年风雨剥蚀，沧桑巨变， 至今仍完好地保存有104座牌坊，其中节孝坊有35座，忠义坊有30座， 另有其他地方罕见的祠坊、墓坊、里坊、门坊、寿坊等。其中最早的是建于元代的贞白里坊，最晚的是建于清光绪年间的贞孝节烈坊。所有这些牌坊，构成了一个宏伟壮观的古牌坊大观园，使歙县成为中外闻名的“牌坊之乡”。位于鲁西南平原的单县，也是著名的“牌坊之乡”，明、清以来即蜚声海内。据有关资料记载，自唐宋以来，单县境内有牌坊34座，现存最早的建于元代，大部分建于清代，仅单县县城内就有15座牌坊，几乎每条街上都有牌坊（注：民国版《单县志》。）。
二是涌现出了一批牌坊林立的“牌坊城”。古城苏州，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在《醉题郡楼》一诗中，就有过“半酣凭槛起回顾，七堰八门六十坊，远近高低寺间出，东西南北桥相望”的描述。据有关苏州的地方志书和著名的宋代碑刻《平江图》记载，宋代时苏州城内有坊表65座，其中立于街巷口处的牌坊就有24座：南宫坊、滚绣坊、黄鹂坊、庆元坊、迎春坊、大成坊、闾丘坊、三元坊、濂溪坊、仁德坊、吴趋坊、天官坊、采真坊、井义坊、通关坊、孝义坊、干将坊、富仁坊、嘉鱼坊、桂河坊、通和坊、盍簪坊、碧凤坊、清嘉坊（注：《吴郡志·坊市》。）。此外，还有许多为表彰先贤，纪念各类名人，提倡封建道德以励后学而立的牌坊。尽管历经千年日晒雨淋风蚀，据统计，目前苏州还有牌坊30座（注：王仁宇：《古建筑是苏州古城灵魂》，《吴文化与苏州》，第673 页，同济大学出版社1994年。）。
三是涌现出了一批牌坊荟萃的“牌坊园”。“牌坊园有三类，一类是风景名胜园林，一类是文庙，也即孔庙，一类是武庙，也即关庙。”例如，北京北海公园这座金、元、明、清历代的皇家御苑，面积约68公顷，其中水面占一半以上，在不到34公顷的土地上就耸立着7 座雄伟的牌坊，仅北海公园西北部“小西天”方型亭式建筑“极乐世界”四周，耸立着清乾隆时代建立的“仁寿普缘”、“证功德水”、“震旦香林”、“法轮高胜”4座气势雄伟、瑰丽壮观的琉璃牌坊， 它们均系乾隆皇帝为孝圣皇太后祝寿祈福而建。在文庙中最有代表性的曲阜孔庙，在棂星门前，有明嘉靖十七年（1538年）建的“金声玉振”坊，圣时门前设有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建的“太和元气坊”和“至圣庙坊”，第一院落里东侧有建于明代的“德侔天地坊”，西侧有明永乐十三年（1415年）建的“道冠古今坊”，孔庙东墙外阙里街有元末或明初建立、明弘冶十七年（1504年）重修的“阙里坊”等。在洛阳关庙，大门前东西两侧，各有一座建于清道光（1821年），坊额正面、背面分别题有“刚健中正”、“博厚高明”、“允文允武”、“乃神乃圣”的三间四柱石雕牌坊。在关庙寝殿后的碑亭前，有一座建于明万历甲辰（1604年），正额和左右两额分别题有“汉寿亭侯墓”、“道衍春秋”、“义参天地”的四柱三间石坊。在关公墓前的青石香案上，还有一座清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建造、正额题有“中央宛在”四个大字的石坊。
四是涌现出了一批气势壮观的牌坊群。诸如，进入北京最著名、也是最大的喇嘛寺雍和宫，在短短的几十米之内就接连耸立着3 座风格独特、气势恢宏、被称为“宝坊”的五彩牌楼。这个壮观的牌楼群始建于清乾隆九年（1744年），其中一座为歇山式3间4柱9顶， 另两座是歇山式3间4柱7顶，顶全部是光彩夺目的黄琉璃瓦， 坊上雕刻着龙凤呈祥的精美图案。而全国最大的牌坊群安徽歙县棠樾村的明清牌坊群，更是让人不胜惊叹。棠樾村歙县徽城镇6公里，在村头短短100多米大道上，从村外向村里井然有序地耸立着7座巨型牌坊。 它们是明清时代财势浩大的官商门第鲍氏家族所建。前5座为3间4桩冲天石柱式清代石牌坊， 后两座为明代卷草型纹斗脊式3间4柱3楼石坊。4、5 两坊之间为大路转弯处，立有一方形单檐攒尖碑亭，取名“骢步亭”，由清代著名书法家邓石如题写。7座巨型石牌坊逶迤成一个气势宏伟的牌坊阵， 令人叹为观止。
五是涌现出了一批建造精美奇巧的牌坊艺术杰作。明清时代牌坊在建造数量大大增多的同时，建造的质量和工艺水平也大大提高，涌现出一批形制奇特、构造巧妙、雕凿精美、建筑坚牢的牌坊艺术杰作。诸如，建于明万历年间的安徽黟县西递村口的“胶州刺史”牌楼，建于明万历十二年（1584年）的安徽歙县徽城镇中心的许国石坊，建于明万历八年（1580年）的辽宁北镇县城内鼓楼前的李成梁石坊，建于清咸丰五年（1855年）的山东原平县城西18公里阳武村的朱氏牌楼，建于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的河南浚县城西25公里卫贤镇南大街的恩荣坊，建于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的山西省曲沃城南孝母巷南口的大四牌楼，始建于清道光五年（1825年），历时30年才建成的福建仙游县城关的东门石坊，建于清乾隆三十年（1756年）、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的山东单县的百寿坊、百狮坊等等，都是杰出的牌坊艺术精品。其中尤其是许国石坊更是稀世珍品。在歙县众多牌坊中“孤坊傲视群坊”而居众坊之首的许国石坊，是明代“三朝元老”。获万历皇帝钦赐而建造的，是我国古代唯一的一座造型奇特的八脚牌楼。这座巨大的石牌坊高11.4、长11.5、宽6.77米，全部采用坚硬的茶青色花岗岩作构件，仿照木结构打眼造榫连接，由前后两座三间四柱二楼和左右两侧单间双柱3 楼的石坊组合而成，被称为“八角牌坊”。其中最重的石料每块达4～5吨，在没有现代起重机械的400多年前， 居然能将这许多巨石按照木构件形式在高空准确地接榫合缝，实在令人叹服。整个牌坊的石柱上，遍布精美的雕饰。尽管迄今已历经400多个寒暑春秋的日晒雨蚀风剥雷击， 但整个石坊的榫接毫无错动，坊上雕刻风采依然，足见其建造之精湛，工艺水平之高超。现在，这座气势磅礴的巨型石坊，是徽州所有牌坊中唯一享受“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殊荣的牌坊，其形制和建筑艺术在中国是独一无二的。
六是涌现出了繁多的牌坊种类，形成了一个庞大而多彩的牌坊大家族。起先，按照我国古代的建筑规范，牌坊建造的位置一是庙门、衙门、祠堂门；二是在街口，建在街的一头入口处或对称地造在街的两头、十字路口的牌坊称为“过街牌楼”，在十字路口四面建造四座牌坊或围绕某一建筑物四面建造四座牌坊的叫做“四牌楼”。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牌坊文化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人们对牌坊的需求越来越多，牌坊被越来越多地应用到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因此，古代关于建造牌坊的规范被逐渐突破，可以建造牌坊的地方和应该建造牌坊的事情越来越多，因而牌坊的种类也就随之而繁衍得越来越多。纵观起来，就功能、用途、性质、建造场合诸方面而言，大约出现了20多种牌坊：过街牌坊、四面牌坊、寺观庙宇牌坊、桥梁津渡牌坊、宫室楼宇牌坊、陵园墓道牌坊、名胜园林牌坊、贞节牌坊、烈女牌坊、孝子牌坊、宗祠牌坊、衙署牌坊、府第牌坊、宫室殿堂牌坊、商场店肆牌坊、寿庆牌坊、纪念牌坊、标识牌坊、忠义牌坊、装饰牌坊、敬贤牌坊、甲第牌坊、旌功牌坊、褒德牌坊、名节牌坊、圣恩牌坊等等，花样迭出，名目繁多，不一而足。
作为古老的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有机组成部分的牌坊，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具有独特的地位和重要的价值，是我们弥足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作者介绍：金其桢 江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室 副研究员
作者：金其桢
东南文化 1999年08期
牌坊是中国特有的一种门洞式建筑，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千百年来，繁衍发展，遍及华夏，远涉海外，被视为中华的象征性标识之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独特的地位，成为一种值得加以深入研究的中国的特殊文化现象。
一、牌坊渊源考溯
牌坊在中国历史上始于何时？它究竟是怎样产生、演变、发展的？这无疑是我们探寻牌坊文化时首先必须弄清楚的一个问题。
关于牌坊起源，我国传统文化研究界有一种颇为流行的说法，即：“牌坊起于宋而盛于清”（注：王捷：《牌坊琐谈》，《旅游日报》第174期。）。根据深入系统的考察研究， 笔者觉得“牌坊起于宋”这一观点难以苟同，颇有可商榷之处。笔者认为，尽管牌坊起源于何时目前还无法作出十分确切的结论，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牌坊决不是“起于宋”，而只是正式成型于宋。以笔者之愚见，宋代是牌坊的成熟阶段，并不是牌坊的起始阶段，牌坊的起始则要远远早于宋代，其渊源最早可以上溯到春秋中叶。笔者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对牌坊的结构、形制演变经过深入的历史考察后所作出来的客观结论。
牌坊从产生，到形制成熟，到繁荣兴旺，由结构简单到复杂，由形制单一到多样，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但是，只要我们作一番深入的剖析，就不难发现，牌坊不论其结构多么简单或者多么复杂，形制如何单调或者如何花式繁复，而其基本的两大构成要素都是相同的，那就是柱子和横梁。它们之间所不同的只是柱子和横梁的数量、形状、式样、粗细、高低、长短、花纹、构成材料、附加件、组合方法等等的不同，并无本质上的差别。如果弄清楚了两根柱子架一根横梁这种结构、形制最简单的原始门在历史上是何时产生的，无疑也就找到了牌坊起始的源头。
根据对历史文献的查考，这种由两根柱子上架一根横梁构成的最简单最原始的门名为“衡门”，《汉书·玄成传》云“衡门，横一木于门上，贫者之居也。”《文选·王俭〈褚渊碑文〉》云：“迹屈朱轩，志隆衡馆。”吕延济注：“衡馆，衡门也，谓隐逸处，横木为门也。”在古代，“衡”通“横”，“衡门”即“横门”，也即左右两根柱子上架一根横木构成的门，这种“衡门”就其结构来讲，显然已具备构成牌坊的基本要素，堪称为牌坊的原始雏形。而根据查考，目前我们所看到的古代典籍中最早有关于“衡门”的记载的是《诗经》。《诗·陈风·衡门》云：“衡门之下，可以栖迟。”我们由此可以推断出，“衡门”至迟在春秋中叶即已出现。这也就是说，牌坊的原始雏形最迟在春秋中叶即已出现。这一时期，我们称之为牌坊形成的第一阶段即起始阶段，用形象一些的话来说就是牌坊发育的胚胎期，即原始雏形牌坊。
牌坊发育演变的第二阶段，我们称之为成长期，即“乌头门”，亦称“棂星门”。
我国从春秋战国至唐代，城市都采用里坊制，特别是到隋唐时期，随着城市经济的高度繁荣，城市中里坊更为盛行，城内被纵横交错的棋盘式道路划分成若干块方形居民区，这些居民区，在隋代称为“里”，唐代称为“坊”。里坊是居民居住区规划的基本单位，“坊”与“坊”之间有墙相隔，坊墙中央设有门，以便通行，称为坊门。关于这一点，在许多唐代典籍和唐诗中都有记载。这种坊门起先也只是象“衡门”那样由两根立柱架一根横木，柱侧安装可开合的门扇而构成的。后来，特别是到隋唐时代，随着经济的发达和城市建设的繁荣，人们对坊门的建造也就逐渐讲究起来。人们将产生于上古时代，到隋唐时已演化得雕工相当精致、形制赫然华贵的华表柱移植到了坊门上来，坊门的原先颇为简单的两根立柱，被两根雕饰华丽、形制威武的华表柱所取代，由两根高过门顶的高大华表柱中间相连一至两根横梁及门扇组合成一种新式样的门，称为“乌头门”，以后亦被称为“棂星门”。在现存古代典籍中，最早出现“乌头门”之名的是北魏杨衒之所撰的《洛阳伽蓝记》，当时著名的庙宇永宁寺的北门即是“乌头门”。至于“乌头门”的具体形象，我们最早可见诸于敦煌第431窟的初唐壁画中， 在宋代的《营造法式》、《金明池夺标图》等宋画和现存于苏州碑刻博物馆的著名宋代石刻《平江图》上，也可以看到“乌头门”的形象。由于“乌头门”华贵庄重，气势威严，就被当时有地位、有权势和有钱的大户人家纷纷用作建造府第大门，以至唐朝不得不在《唐六典》中明确作出规定，只有“六品以上”的官员府第才能用乌头大门。由于“乌头门”含有旌表门第之意，因此“乌头门”在宋代的《营造法式》中又被称为“阀阅”，之所以这样称，是因为“古者以积功为阀”，“经历为阅”（注：唐颜师古：《汉书注》。）。“乌头门”既是牌坊演变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又作为牌坊的一个血缘分支保存延续下来。自宋代以来，乌头门一般被用于文庙、道观、陵墓等庄重场合的正门。
牌坊发育演变的第三阶段我们称之为成熟期，即独立的、正式成型的牌坊。
不论是衡门还是一般坊门或乌头门（棂星门），其立柱都是与实墙墙体相连接并安装有门扇的，还未形成独立的建筑。这一情况到宋代后发生了变化。北宋中叶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城市中原先封闭式的里坊制日益不相适应，逐渐被开放的街巷制所取代，坊墙被拆除，但位于干道上的坊门被保留了下来，只是门扇被拆除了，成为跨街而立的不连墙体、也没有门扇的独立的牌坊。当时，为了便于管理，城市中仍把若干街巷划为一个区域。这些区域以原先保留下来的或新增建的横跨街巷而立的牌坊的名字作为本区域的名称，仍被称为“××坊”，只是这类坊与隋唐时的里坊不论在构成上还是在内涵上，都已完全不同，这类坊除有横跨干道口的牌坊外已无围墙。这一改变标志着随着城市结构形态的重大转变，牌坊已经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新型建筑而在城市中确立了自己的独特地位，这表明牌坊的发育演变已进入了不再依附于墙和门而自成一体的正式成型的成熟期。由于这种自成一体的独立牌坊既有标识作用又有装饰作用，因此后来逐渐地除了被建造于坊的干道上外，还被越来越多地建造于庙宇、陵墓、祠堂、衙署和园林的入口处，成为庙宇、陵墓、祠堂、衙署和园林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牌坊发展、演变的第四阶段我们称之为鼎盛期，即多间牌坊和牌楼。
牌坊分为柱子出头与不出头二式，起初时多为两柱单间。柱子出头的牌坊外观样子和“乌头门”差不多。由于牌坊具有独特的标识性、装饰性和旌表性功能，因此自北宋中叶以后越来越多地被人们所采用，乃至到明清时代发展到了鼎盛期，各式各样的牌坊随处可见。随着牌坊建造的越来越广泛普及，其形制也随之而日渐变得花式繁多起来，在原先双柱单间那种最简单形制的牌坊的基础上，演化繁衍出了多柱多间大牌坊和牌楼。牌坊的所谓“间”是指两柱间的通道，两柱牌坊为一间，四柱牌坊为三间，六柱牌坊为五间。但不论何种牌坊，柱数均为双数，间数均为单间。多间牌坊一般均是中间一间特别高大宽广，以利大车通行，左右两边各间则依次较为低矮窄小，供行人出入。然而，牌坊不管其是双柱单间还是多柱多间，都只是用立柱加额枋构成的，其装饰不够华丽，气势也不够雄伟。因此，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又在牌坊的额枋上起楼，一层一层修筑起斗拱和屋檐，飞檐起脊，一般为单檐，大型牌楼则做成重檐或三重檐，许多还装上了琉璃瓦顶，檐脊上装上形态神韵各异的龙、凤、狮、天马、海马、狻猊、押鱼、獬豸及斗牛等檐角小兽，犹如宫殿、庙宇的楼顶。有的牌坊则在大额枋的中央冠以火焰宝珠，称为“火焰牌坊”。这样起了楼顶的牌坊也就被人们称之为牌楼。牌坊之所以亦被人们称为牌楼，其渊源即在于此。牌坊的立柱大多是高出额枋的，而牌楼的立柱则大多是在额枋下的，但也有立柱高出额枋的牌楼。由于在清代亦称牌坊两侧高出于额枋的华表柱为冲天柱，故两侧柱子高出额枋的牌坊亦被称为冲天牌坊。
在形制演变的同时，牌坊的建筑材料也在不断发展变化。起初，牌坊是木构建筑，诸如宋代的牌坊即多为木构建筑。后来，人们为了追求庄重威严、坚实纯美和能长久保存，建造牌坊的建筑材料渐渐越来越多地由木材改为石、砖，乃至汉白玉，现代还出现了钢筋水泥牌坊。在石牌坊中，明代的牌坊一般都是用大青石筑成的，而清代的石牌坊一般则是用花岗石筑成的。
二、牌坊功能及文化内涵探辨
牌坊究竟具有什么功能？有的典籍把牌坊称为“一种门洞式的纪念性建筑物……用以宣扬封建礼教，标榜功德”（注：《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第1476页。），有的典籍把牌坊称为“封建时代表彰忠孝节义、功德、 科第等所立建筑物”（注：《辞源》， 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1版第1册，第593页。）。按照这些说法， 牌坊所具有的功能是纪念和表彰。根据对历代众多牌坊的深入研究，笔者以为仅仅这样认识牌坊的功能是不全面、有失偏颇的。牌坊的功能决非仅有这两种，纵而观之，概括起来，牌坊主要有标识、纪念、装饰、旌表和空间分界这样五种功能。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牌坊同时都具有这五种功能，而是有的牌坊仅有其中一二种功能，有的牌坊则兼有三四种功能抑或五种功能全部兼而有之。诸如，立于路口、桥梁两端、商店门前的牌坊，主要起标识作用，同时也起了装饰美化街景的作用。立于庙宇、寺观、陵园、园林等大型建筑、园区正门前的牌坊，除了起标识作用外，在很大程度上还具有空间分界的作用。当人们从这些正门前的牌坊门框下通过时，即意味着已经进入了这个庙宇、这个寺观、这个园林的特定空间，或已经离开了这个特定的空间。例如，明代立于南京城东卫岗的“下马坊”，即是明孝陵的空间分界标志。至于立于功臣、名宦、节妇、孝子任职地或出生地及家门口的牌坊，主要起旌表和纪念作用，同时也起着标识作用。为迎接凯旋之师或出使功臣归来而建造的牌坊，除了起旌表和褒奖作用外，还具有装饰美化环境、烘托喜庆气氛的作用。凡此种种，情况各不相同。总之，牌坊的功能决不是单一性的，而是多样的。正因为牌坊具有多种功能，因此随着牌坊家族的繁荣兴盛，牌坊所包蕴的文化内涵也越来越丰富，成为具有重要价值的我国传统文化的瑰宝。概而述之，其文化内涵主要有以下八个方面：
（一）牌坊表达了中国封建社会人们的人生理想。在封建社会中，人们所追求的人生理想是“学优则仕”、“荣华富贵”、“封妻荫子”、“光宗耀祖”、“流芳百世”、“名垂千秋”等等。这些人生理想无疑在牌坊上得到了充分的表现。诸如，安徽歙县的牌坊中有状元坊、甲第坊、五马坊、大司徒牌坊等，在棠樾村的牌坊中有“官联台斗”坊，安徽黟县西递村村口有“胶州刺史”坊，古苏州城内有“状元坊”、“会元坊”、“解元坊”、“豸冠坊”等等。这些牌坊，正就是当时人们致力追求的“人生理想”的生动表现。
（二）牌坊宣扬了我国古代的封建礼制和传统道德观念。牌坊作为一种物质形态的实体，从一个侧面形象地展示了我国古代的封建礼制和传统道德观念。例如，在我国不少地方过去都立有“贞节牌坊”、“烈女牌坊”和“孝子牌坊”。据有关地方史志记载，过去仅苏州一带被颂为“节妇烈女”的计有1743人，其中107人被“钦赐旌表”， 在太湖东山上立有岩石牌坊（注：清金友理撰：《太湖备考·坊表》，艺兰圃清乾隆十五年（1750年）刻本。）。在安徽的众多牌坊中，忠、孝、节、义坊俱全。在山东单县的34座牌坊中，除个别的是“功德坊”外，大多是“节孝坊”，其中著名的“百狮坊”建于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因坊座上雕有千姿百态的大小狮子100个而得名， 是为“旌表例贡生覃恩敕赠文林郎四川保宁府广元县知县张蒲妻覃敕封儒人朱氏节孝”而立。据考，“百狮坊”所旌表的“朱氏”，“廿八岁亡夫，笃信三从四德，从一而终”，封建统治阶级把她作为恪守封建礼教和传统道德观念的典范而立牌坊加以表彰。这些牌坊，既是我国古代封建礼制、封建传统道德观念的产物，也是封建礼制、封建传统道德观念物质形态的表现。
（三）牌坊记载着重要的历史事实。绵延千年的牌坊，其中有不少是为纪念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而立的，因此，这些牌坊就如同是一部凝重的历史教科书，成为我国一些重大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生平的实物记录和真实见证。例如，在福建省同安县去泉州古城的大路旁矗立着一座清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建造的巍峨壮观的巨型石牌坊，俗称“施琅坊”。坊上有施琅之子世骠写的碑文。坊额正面镌有“绩光铜柱”四字，系援引东汉伏波将军马援统兵平定交趾后朝廷以铜柱纪功之典颂扬施琅的“武功”；坊额背面镌有“思永岘碑”四字，系以西晋羊祜善施仁政，公余常登岘山游览之典，来颂扬施琅的“文治”。这座“施琅坊”，不仅真实地记载下了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政府派施琅统兵收复台湾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也记载下了施琅本人的历史贡献，是关于台湾与大陆关系史和施琅生平史上不可磨灭的重要一页，是研究台湾历史和施琅生平的重要实证。又如，在湖南芷江县城东有一座举世闻名的“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坊”， 又叫中国“凯旋门”。 这座建于1946年的牌坊，高8.5、宽10.64、厚1.16米，是1945年8月21日至23 日中日两国代表在这里举行的震惊世界的受降洽谈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见证，是抗日战争胜利的历史丰碑。它“四柱三拱”的形制，外加拱门上下一律竖条的装饰图案，仿佛一个大写的“血”字，而且正在滴血；坊“背西向东”的方位是喻示“降使自东来”，坊上几处醒目的红色“V”字型装饰图案是表明中国抗战的胜利离不开盟军的支援。坊在建造时埋下了一把日本军官的战刀，它意味着要使日本军国主义永世不得翻身，永远不能复活。毫无疑义，这座“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坊”，就是一部石质的抗日战争历史教科书。
（四）牌坊展现了中国古代社会的民风民俗。立牌坊既是我国古代的一种重要的民风民俗，同时，牌坊本身也是我国古代民风民俗的一种颇为重要的实物载体。往往在一座牌坊身上就会展现出许许多多民风民俗。例如在著名的山东单县百寿坊上，采用浮雕与透雕的技法，雕刻了狮子、龙凤、仙鹤、行云等图案。仙鹤自古是幸福、长寿、爱情的象征，和变形“
”字不断头与祥云联在一起，其寓意正是民间习俗所祈求的“福寿万年”。在牌坊4个立柱的八个夹板上，各浮雕着4幅花鸟，有“牡丹蝴蝶”、“芙蓉牡丹”、“梅花喜鹊”、“竹梅绶带”、“春燕桃花”、“绣球绵鸡”、“水仙海棠”和“秋葵玉兰”，其寓意分别正是民间习俗所祈求的“富贵无敌”、“荣华富贵”、“喜上眉梢”、“齐眉到老”、“长春比翼”、“锦绣前程”、“金玉满堂”和“玉堂生魁”。
五，牌坊体现了中国古代建筑造型艺术和雕刻艺术的完美结合。中国的建筑造型艺术和雕刻艺术源远流长，它们以独特的风姿和审美价值，瞩目于世界艺术之林。而牌坊则集这两种艺术于一身，将两者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任何其他艺术所不能替代的独特艺术，具有瑰丽的魅力和极高的审美价值，在中国建筑造型艺术史、雕刻史上独树一帜，具有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其中一些牌坊精品，堪称我国古代建筑造型艺术和雕刻艺术完美结合的典范，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如在山西省曲沃县城南关孝母巷南口，有一座邑人齐沆为敬母而于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建造的牌楼，名叫“大四牌楼”，这座牌楼有立柱8根， 上下共分3层，四面八方24挑檐，金碧辉煌，52屋脊；鸱吻神兽争奇， 琉璃雕刻生辉，造型独特，雕刻精美，结构严谨，实属中国牌坊中古代建筑造型艺术与雕刻艺术完美结合的罕见杰作。
（六）牌坊蕴含着神秘的宗教色彩。在我国古代所建的牌坊中，有不少是与宗教有密切联系的，蕴含着宗教的神秘色彩。诸如，在北京现存10座独具风韵的琉璃牌楼。这10座牌楼均是四柱三间七楼、顶部为歇山庑殿式的一字形牌楼。在这10 座琉璃牌楼中， 唯有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建造的国子监“圜桥教泽”牌楼是不带宗教色彩的。其余9 座牌楼——北海公园的“仁寿普缘”牌楼、“证功德水”牌楼、“震旦香林”牌楼、“法轮高胜”牌楼、天王殿“华藏界”牌楼及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建造的坊额用汉、蒙、满、藏4 种文字镌刻的香山公园昭庙“法源演庆”牌楼和北京琉璃牌楼中唯一带门的牌楼颐和园“众香界”牌楼，都是带有宗教色彩的，特别是卧佛寺的“同参密藏”牌楼和东岳庙牌楼，宗教色彩更为浓厚。
（七）牌坊寄托着古人的神圣情感。古人立牌坊是一件极其隆重的事，不论是哪一座牌坊，无一不寄托着古人的丰富情感，或颂扬，或表彰、或纪念，或祈求、或祝福……总之，就如同碑一样，牌坊也是人类情感的一种物化。诸如，出湖南黔阳城西门，逆水而上数百步，有一座被誉为“楚南上游第一胜庙”的芙蓉楼，这座楼的正门是一座青石嵌砌的牌坊。这座牌坊主体结构由4根砖柱镶合，从地面到顶端高7.5、宽5.8、内正拱门高2.8、宽1.7米。门楣上首为构图精致的《王少伯送客图》，顶嵌指南针，两侧由4个宝葫芦护顶。整个牌坊向外倾斜0.75米， 斜度为1∶10，其倾斜度比闻名于世的意大利比萨斜塔1∶8还大， 呈摇摇欲坠之势。然而，由于其构筑巧妙，虽经千年风雨侵蚀，至今仍完美无损，巍然屹立。据当地人介绍，芙蓉楼及其正门牌坊是邑人为纪念唐代著名诗人王昌龄而建。当年，王昌龄因作《梨花赋》而得罪于唐明皇，由江宁丞谪龙标尉。工匠们在建造时便故意建造了这座怪异的斜牌坊，以表达对王昌龄坎坷遭遇的不平之情，并用以象征王昌龄的傲骨和落拓不羁。
（八）匾、联和碑刻是我国古代表现各种文学体裁、样式和书法艺术重要载体，牌坊集匾、联和碑刻于一身，其所载的匾语、联句和碑刻，往往都是佳作精品，具有很高的文学和书法艺术价值。在秦始皇曾留下遗迹的山东文登市文山召文台南大门口，有一座高10、宽10米的4柱3间的精美牌坊，石坊正面横匾上写有“秦代遗踪”四个赫然大字，两面石柱上刻有“祖龙驻跸文士登山古县得名自昔始，黔首知书田夫晒字昆嵛佳话至今传”联句；石坊背面横匾上写有“文山毓岫”四个赫然大字，两面石柱上刻有“民丰物阜不夜代长夜，耕作弘歌文城胜武城”（“不夜”为文登古地名”），匾语和联句都极富文采，而整个碑刻书法遒劲，运笔有神，极具风韵。整个牌坊俨然是一具文学作品和书法作品完美有机融合的艺术品。
三、牌坊文化之繁荣兴盛
牌坊由于具有别的建筑物所没有的特殊功能、独特价值和艺术魅力，因此，自产生后，越来越得到人们的青睐，在社会生活中用途变得越来越广泛多样，涉及到社会生活中的众多领域，其包蕴的内涵也越来越丰富，人们建造牌坊的动因变得越来越复杂，所建造的牌坊不仅数量越来越多，而且种类也越来越多样，乃至发展到明清时代，出现了一个牌坊文化空前兴盛的局面。纵观中国牌坊的繁荣，主要表现为如下六大景观：
一是涌现了一批牌坊麇集的“牌坊之乡”。在“牌坊之乡”中，最为著名、最有代表性的是安徽歙县和山东单县。据《安徽通志》、《新安志》、《歙县志》等地方史志及有关资料记载，自唐宋以来，歙县境内曾先后建有400多座牌坊，虽历经千年风雨剥蚀，沧桑巨变， 至今仍完好地保存有104座牌坊，其中节孝坊有35座，忠义坊有30座， 另有其他地方罕见的祠坊、墓坊、里坊、门坊、寿坊等。其中最早的是建于元代的贞白里坊，最晚的是建于清光绪年间的贞孝节烈坊。所有这些牌坊，构成了一个宏伟壮观的古牌坊大观园，使歙县成为中外闻名的“牌坊之乡”。位于鲁西南平原的单县，也是著名的“牌坊之乡”，明、清以来即蜚声海内。据有关资料记载，自唐宋以来，单县境内有牌坊34座，现存最早的建于元代，大部分建于清代，仅单县县城内就有15座牌坊，几乎每条街上都有牌坊（注：民国版《单县志》。）。
二是涌现出了一批牌坊林立的“牌坊城”。古城苏州，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在《醉题郡楼》一诗中，就有过“半酣凭槛起回顾，七堰八门六十坊，远近高低寺间出，东西南北桥相望”的描述。据有关苏州的地方志书和著名的宋代碑刻《平江图》记载，宋代时苏州城内有坊表65座，其中立于街巷口处的牌坊就有24座：南宫坊、滚绣坊、黄鹂坊、庆元坊、迎春坊、大成坊、闾丘坊、三元坊、濂溪坊、仁德坊、吴趋坊、天官坊、采真坊、井义坊、通关坊、孝义坊、干将坊、富仁坊、嘉鱼坊、桂河坊、通和坊、盍簪坊、碧凤坊、清嘉坊（注：《吴郡志·坊市》。）。此外，还有许多为表彰先贤，纪念各类名人，提倡封建道德以励后学而立的牌坊。尽管历经千年日晒雨淋风蚀，据统计，目前苏州还有牌坊30座（注：王仁宇：《古建筑是苏州古城灵魂》，《吴文化与苏州》，第673 页，同济大学出版社1994年。）。
三是涌现出了一批牌坊荟萃的“牌坊园”。“牌坊园有三类，一类是风景名胜园林，一类是文庙，也即孔庙，一类是武庙，也即关庙。”例如，北京北海公园这座金、元、明、清历代的皇家御苑，面积约68公顷，其中水面占一半以上，在不到34公顷的土地上就耸立着7 座雄伟的牌坊，仅北海公园西北部“小西天”方型亭式建筑“极乐世界”四周，耸立着清乾隆时代建立的“仁寿普缘”、“证功德水”、“震旦香林”、“法轮高胜”4座气势雄伟、瑰丽壮观的琉璃牌坊， 它们均系乾隆皇帝为孝圣皇太后祝寿祈福而建。在文庙中最有代表性的曲阜孔庙，在棂星门前，有明嘉靖十七年（1538年）建的“金声玉振”坊，圣时门前设有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建的“太和元气坊”和“至圣庙坊”，第一院落里东侧有建于明代的“德侔天地坊”，西侧有明永乐十三年（1415年）建的“道冠古今坊”，孔庙东墙外阙里街有元末或明初建立、明弘冶十七年（1504年）重修的“阙里坊”等。在洛阳关庙，大门前东西两侧，各有一座建于清道光（1821年），坊额正面、背面分别题有“刚健中正”、“博厚高明”、“允文允武”、“乃神乃圣”的三间四柱石雕牌坊。在关庙寝殿后的碑亭前，有一座建于明万历甲辰（1604年），正额和左右两额分别题有“汉寿亭侯墓”、“道衍春秋”、“义参天地”的四柱三间石坊。在关公墓前的青石香案上，还有一座清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建造、正额题有“中央宛在”四个大字的石坊。
四是涌现出了一批气势壮观的牌坊群。诸如，进入北京最著名、也是最大的喇嘛寺雍和宫，在短短的几十米之内就接连耸立着3 座风格独特、气势恢宏、被称为“宝坊”的五彩牌楼。这个壮观的牌楼群始建于清乾隆九年（1744年），其中一座为歇山式3间4柱9顶， 另两座是歇山式3间4柱7顶，顶全部是光彩夺目的黄琉璃瓦， 坊上雕刻着龙凤呈祥的精美图案。而全国最大的牌坊群安徽歙县棠樾村的明清牌坊群，更是让人不胜惊叹。棠樾村歙县徽城镇6公里，在村头短短100多米大道上，从村外向村里井然有序地耸立着7座巨型牌坊。 它们是明清时代财势浩大的官商门第鲍氏家族所建。前5座为3间4桩冲天石柱式清代石牌坊， 后两座为明代卷草型纹斗脊式3间4柱3楼石坊。4、5 两坊之间为大路转弯处，立有一方形单檐攒尖碑亭，取名“骢步亭”，由清代著名书法家邓石如题写。7座巨型石牌坊逶迤成一个气势宏伟的牌坊阵， 令人叹为观止。
五是涌现出了一批建造精美奇巧的牌坊艺术杰作。明清时代牌坊在建造数量大大增多的同时，建造的质量和工艺水平也大大提高，涌现出一批形制奇特、构造巧妙、雕凿精美、建筑坚牢的牌坊艺术杰作。诸如，建于明万历年间的安徽黟县西递村口的“胶州刺史”牌楼，建于明万历十二年（1584年）的安徽歙县徽城镇中心的许国石坊，建于明万历八年（1580年）的辽宁北镇县城内鼓楼前的李成梁石坊，建于清咸丰五年（1855年）的山东原平县城西18公里阳武村的朱氏牌楼，建于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的河南浚县城西25公里卫贤镇南大街的恩荣坊，建于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的山西省曲沃城南孝母巷南口的大四牌楼，始建于清道光五年（1825年），历时30年才建成的福建仙游县城关的东门石坊，建于清乾隆三十年（1756年）、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的山东单县的百寿坊、百狮坊等等，都是杰出的牌坊艺术精品。其中尤其是许国石坊更是稀世珍品。在歙县众多牌坊中“孤坊傲视群坊”而居众坊之首的许国石坊，是明代“三朝元老”。获万历皇帝钦赐而建造的，是我国古代唯一的一座造型奇特的八脚牌楼。这座巨大的石牌坊高11.4、长11.5、宽6.77米，全部采用坚硬的茶青色花岗岩作构件，仿照木结构打眼造榫连接，由前后两座三间四柱二楼和左右两侧单间双柱3 楼的石坊组合而成，被称为“八角牌坊”。其中最重的石料每块达4～5吨，在没有现代起重机械的400多年前， 居然能将这许多巨石按照木构件形式在高空准确地接榫合缝，实在令人叹服。整个牌坊的石柱上，遍布精美的雕饰。尽管迄今已历经400多个寒暑春秋的日晒雨蚀风剥雷击， 但整个石坊的榫接毫无错动，坊上雕刻风采依然，足见其建造之精湛，工艺水平之高超。现在，这座气势磅礴的巨型石坊，是徽州所有牌坊中唯一享受“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殊荣的牌坊，其形制和建筑艺术在中国是独一无二的。
六是涌现出了繁多的牌坊种类，形成了一个庞大而多彩的牌坊大家族。起先，按照我国古代的建筑规范，牌坊建造的位置一是庙门、衙门、祠堂门；二是在街口，建在街的一头入口处或对称地造在街的两头、十字路口的牌坊称为“过街牌楼”，在十字路口四面建造四座牌坊或围绕某一建筑物四面建造四座牌坊的叫做“四牌楼”。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牌坊文化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人们对牌坊的需求越来越多，牌坊被越来越多地应用到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因此，古代关于建造牌坊的规范被逐渐突破，可以建造牌坊的地方和应该建造牌坊的事情越来越多，因而牌坊的种类也就随之而繁衍得越来越多。纵观起来，就功能、用途、性质、建造场合诸方面而言，大约出现了20多种牌坊：过街牌坊、四面牌坊、寺观庙宇牌坊、桥梁津渡牌坊、宫室楼宇牌坊、陵园墓道牌坊、名胜园林牌坊、贞节牌坊、烈女牌坊、孝子牌坊、宗祠牌坊、衙署牌坊、府第牌坊、宫室殿堂牌坊、商场店肆牌坊、寿庆牌坊、纪念牌坊、标识牌坊、忠义牌坊、装饰牌坊、敬贤牌坊、甲第牌坊、旌功牌坊、褒德牌坊、名节牌坊、圣恩牌坊等等，花样迭出，名目繁多，不一而足。
作为古老的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有机组成部分的牌坊，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具有独特的地位和重要的价值，是我们弥足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作者介绍：金其桢 江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室 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