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苏联解体原因再探
分类：大学学报 作者：罗显华 字数：2895
来源：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3期
摘 要：关于前苏联解体的原因，学者们写的文章已经很多，各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分析，都有一定道理。本文从另一角度，即从民族政策、制衡机制视角对前苏联解体的原因进行再探索、阐释，借此抛砖引玉，还望各位学者批评。
关键词：前苏联解体；关键原因；民族政策；制衡机制
中图分类号：D75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07)03-0053-04
关于前苏联解体的原因，学者们写的文章已经很多，各从不同的审视角度出发，得出的结论亦不尽相同，有粗有细，都有一定道理。本文则着重从另一角度，即从民族政策、制衡机制视角，对前苏联解体的原因进行再探索，借此抛砖引玉。真正搞清楚前苏联解体的关键原因，无疑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建设，特别是对我国的前途命运以及政权巩固有着十分重大的现实、借鉴意义。
一、对前苏联解体原因的几种意见
关于前苏联解体的原因，不少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分析。我们无法囊括全部观点，现将主要观点梳理如下：
1．“人民胜利说”。认为前苏联解体是由于失掉了民心，是人民的选择，“是人民的胜利”。
2．认为戈尔巴乔夫放弃党的领导走向多党制，这是前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
3．“放弃意识形态说”。认为戈尔巴乔夫上台后，面对民主派和西方和平演变的攻势，主动放弃了长期以来共产党对思想和政权的控制。意识形态宣传的放开导致精神信仰的崩溃，在“西化”、自由化的冲击下党和人民的思想陷于混乱。由于失去了政治核心，残存的中央政府已没有力量阻止各加盟共和国的独立。
4．“斯大林模式”体制僵化。认为斯大林晚年的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权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由于权力体制的正常形态被破坏，权力机制的运行几乎完全依赖个人意志。
5．缺乏民主选择机制。认为这是前苏联解体的致命缺陷。
6．认为赫鲁晓夫之后几任领导没有什么作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没有充分体现，民心渐失，成为前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
7．“改革失败说”。认为戈尔巴乔夫改革，却没有建立起能够实现平稳过渡的替代机制，因此，苏共的领导地位和中央政府的控制能力递减，随之而起的就是地方势力的扩大，成为瓦解国家体制的基本因素。
8．认为戈尔巴乔夫危机时刻优柔寡断，拒绝下令实施紧急状态，局势失去控制，导致了严重后果。
9．“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理性计算破产说”。哈耶克认为，在生产资料公有制条件下，前苏联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不能实现对有限的资源和资本进行费用最小化的合理配置；其经济体制的运行是不可行的，内在的矛盾导致经济崩溃，别无选择，只有建立资本主义。
10．认为戈尔巴乔夫的错误路线、方针和政策是前苏联解体的直接原因；高度集中的
政治经济体制与联邦制国家结构的矛盾、传统体制与社会生产力的矛盾是前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而更深层次原因则是政治上的理想主义和专制主义，经济体制上的教条主义。
11．认为“共产主义革命将不是仅仅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没有在欧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爆发，而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民主传统缺乏的俄国爆发，这就存在如何将马克思主义与俄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问题，存在如何消除传统沙俄专制制度对新制度的影响问题。
12．认为前苏联的解体是既得利益集团对物质利益的贪婪与腐败的结果。例如，担任多年总理的切尔诺梅尔金，在80年代担任天然气部长，在私有化过程中，1992年他成为天然气公司的大股东，掌握了40％的天然气储备。
13．认为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理想主义，有的来自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方面的因素；有的则需要由社会主义实践家们去充实、发展、甚至修改的问题；更多的则是来源于前苏联领导人对于实现共产主义这一崇高理想过于简单的认识。苏共领导人过高估计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在短期内实现的可能性。
总之，观点众多，众说纷纭，本文下面将从民族政策、制衡机制视角对前苏联解体的关键原因进行探索、阐释。
二、前苏联的解体是民族政策的失败
1．正确的民族政策是使民族问题长治久安的先决条件
所谓民族政策，是指国家和政党为调节民族关系、处理民族问题而采取的相关措施、规定等的总和。从世界范围来看，民族政策的实质和作用有积极和消极之分。积极的民族政策如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民族发展等政策；消极的民族政策如种族隔离、种族歧视政策等。从内容上看，有民族政策原则和民族政策措施之分。民族政策原则一般是指民族工作的全局中必须遵循的大政方针，如我国实行的民族平等团结和民主区域自治政策等；具体的民族政策措施，通常是对涉及民族问题的某一方面做出的具体的规定。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是多民族国家，解决民族问题也自然成为多民族国家普遍重视的国内事务。但是从古到今，解决民族问题的成功实践并不多见，民族问题至今仍是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之一。多民族国家要想阻止民族分裂的产生和发展，正确的民族政策是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如果没有一整套正确的民族政策，给予少数民族政治上真正的平等，在经济上共同发展，就难以争得少数民族的人心，就难以使少数民族对国家有坚定的认同感。平等的民族政策是主体民族和少数民族团结一致、建立和拥有共同国民意识和国家效忠意识的基础，只有平等的民族政策才能使民族分裂分子的分裂“理论”丧失群众基础。
2．前苏联的解体并非社会主义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是民族政策的败笔
前苏联的解体，在很大程度上并非是社会主义的失败，而是民族政策的缺失，是民族自决理论的不恰当运用。前苏联之所以解体，并不全部在于西方的影响和支持，更主要是内部自身原因。十月革命前，列宁就决心将民族自决理论运用于实践，他强调，“社会主义取得胜利后，必须实行完全的民主，因此，不但要使各民族完全平等，而且要实现被压迫民族的自决权，也就是政治上的自由分离权”。在推翻俄罗斯帝国之后，列宁及布尔什维克党人便将这套民族自决理论付诸于实践，强行把俄罗斯帝国解体，把各地变成具有独立性、拥有自治权力的“社会主义共和国”，不久就让这些“共和国”以加盟形式组成“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并且还规定可以自由脱离这个“联盟”的权力……
民族自决理论是与联邦制联系在一起的。经济发展水平是确立中央权威、维护联邦稳定的关键；地方分裂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则对中央权威构成了直接威胁。联邦制国家的中央政
府如果不能解决好所应解决的问题，不能有效地消除对中央权威的潜在威胁，中央权威就会逐渐式微乃至走向衰落。前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前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以及前捷克和斯洛伐
克联邦共和国的解体，是联邦制国家贯彻民族自决政策与中央权威衰落的直接后果。这些国家的解体表明：建立在民族基础上的联邦制是不稳定的，“以不同文化的分界线作为成员单位的分界线，非但无助于消弭不同文化的差异，还会使这种文化差异制度化。”
前苏联建党七八十年来，不是大力强调民族融合，而是大力实践“民族自治理论”，结果几十年下来，各民族间的认同感、连带感越来越少。在苏联改革进程中，最早明确表现出分离倾向的是波罗的海沿岸的立陶宛、拉脱维亚、爱莎尼亚三国。1988年11月16日，爱沙尼亚最高苏维埃非常会议决定，前苏联的法律须经爱沙尼亚立法机构批准才能生效，由此开了加盟国家法律高于联盟法律的先例。面临联盟解体的威胁，戈尔巴乔夫提出“更新联盟”的构想，即在确认各加盟国主权的基础上缔结一个新的联盟条约一“主权国家联盟条约”。结果引起国家混乱。
因此，我们必须进行认真研究，制定切实可行的民族政策，树立全体中国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使得各民族世代和睦相处。
三、前苏联的解体是制衡机制重大缺失
为什么斯大林晚年的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权能够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为什么前苏联的权力的继承是通过党内的残酷斗争来完成?这主要与前苏联的制衡机制存在重大缺失有关。
1．斯大林之所以能够大搞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权，主要是前苏联的制衡机制设计有重大失误，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前苏联在战争时期，斯大林把党和国家的所有最高职务集于一身，虽然战后有些职务取消，但权力的集中程度依旧，党和政府正常的议事程序迟迟不能恢复。被战争中断的党代表大会制度直到1952年才得以相接，这时召开的联共(布)“十九大”与1939年召开的“十八大”已相隔13年；从战争结束至斯大林逝世的8年间，中央全会只在1947年和1952年开过两次。这种情况下，党和国家的重大事务都是由斯大林及其选择的少数领导成员做出决策，至于谁能进入决策圈子，就意味着受到斯大林的信任，反之则可能遭贬黜或者清洗。斯大林晚年身体的逐渐衰弱和思维方式的日趋偏执，他的决策对苏联社会的负面影响也日益加深。
2．制衡机制不健全，权力的继承通过党内的清洗和残酷斗争来完成。例如：十月革命第二领袖托洛茨基，由于与斯大林就“不断革命论”问题发生争论，认为“俄国社会主义经济的真正高涨只有无产阶级在欧洲几个最重要的国家内获得胜利以后才会是可能的”，结果被解职、驱逐和暗杀；历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等职的季诺维也夫和历任莫斯科苏维埃主席等职的加米涅夫，由于与斯大林就“社会主义一国建成论”展开了论战，结果两人也被逮捕和处决；著名理论家布哈林由于与斯大林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问题上发生意见分歧，结果同样被判处死刑。
再如斯大林逝世后的赫鲁晓夫时期，由于体制缺乏民主选择机制，所以权力的继承同样是通过党内斗争来完成的。贝利亚当时控制着保安机构和内务部队，对其他领导人构成了威胁。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和权力，赫鲁晓夫联合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等中央主席团成员，并在朱可夫等军队领导人的支持下，对贝利亚采取了极端行动，以“叛国罪”判处贝利亚死刑。
3．个人崇拜、个人专权、残酷斗争等等，都与制衡机制存在重大问题有关，因此尤其要加强对主要官员的监督与权力制衡。主要官员对一个地区、一个单位、一个部门的主要工
作起着统领全局的关键性作用，因此他们手中的权力对一个地区政治、经济及各方面的影响不言而喻。由于缺乏约束，主要官员权力滥用现象存在不少，而且往往产生恶劣的“示范”效应。对主要官员权力滥用行为的治理的关键是，必须尽最大可能和努力去进行监督和权力制衡。列宁说，“不受节制的权力，必然导致不受节制的堕落。”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指出，“防止权力滥用的办法，就是用权力来制约权力。”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灾难性的后果——这在前苏联得到了很好的验证。因此，对重权在握的主要官员的权力进行全方位全过程的严格制约，对国家治理来说，应当是头等大事。 近年来，一些国家对主要官员的监督采取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制度措施。例如：全面建立行之有效、令人生畏的弹劾制度；推行在全民监督下的透明的政治制度；通过立法，从根本上排除监督权受制于执行权、决策权；将监督功能从事后监督为主转变为事前监督为主；等等，从而较有效地监督和预防了权力滥用行为。我们应借鉴这些经验，同时从我们自己的国情出发，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庄子哲学中的直觉观念
分类：大学学报 作者：周广文 字数：2861
来源：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3期
前苏联解体原因再探
分类：大学学报 作者：罗显华 字数：2895
来源：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3期
摘 要：关于前苏联解体的原因，学者们写的文章已经很多，各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分析，都有一定道理。本文从另一角度，即从民族政策、制衡机制视角对前苏联解体的原因进行再探索、阐释，借此抛砖引玉，还望各位学者批评。
关键词：前苏联解体；关键原因；民族政策；制衡机制
中图分类号：D75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07)03-0053-04
关于前苏联解体的原因，学者们写的文章已经很多，各从不同的审视角度出发，得出的结论亦不尽相同，有粗有细，都有一定道理。本文则着重从另一角度，即从民族政策、制衡机制视角，对前苏联解体的原因进行再探索，借此抛砖引玉。真正搞清楚前苏联解体的关键原因，无疑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建设，特别是对我国的前途命运以及政权巩固有着十分重大的现实、借鉴意义。
一、对前苏联解体原因的几种意见
关于前苏联解体的原因，不少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分析。我们无法囊括全部观点，现将主要观点梳理如下：
1．“人民胜利说”。认为前苏联解体是由于失掉了民心，是人民的选择，“是人民的胜利”。
2．认为戈尔巴乔夫放弃党的领导走向多党制，这是前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
3．“放弃意识形态说”。认为戈尔巴乔夫上台后，面对民主派和西方和平演变的攻势，主动放弃了长期以来共产党对思想和政权的控制。意识形态宣传的放开导致精神信仰的崩溃，在“西化”、自由化的冲击下党和人民的思想陷于混乱。由于失去了政治核心，残存的中央政府已没有力量阻止各加盟共和国的独立。
4．“斯大林模式”体制僵化。认为斯大林晚年的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权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由于权力体制的正常形态被破坏，权力机制的运行几乎完全依赖个人意志。
5．缺乏民主选择机制。认为这是前苏联解体的致命缺陷。
6．认为赫鲁晓夫之后几任领导没有什么作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没有充分体现，民心渐失，成为前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
7．“改革失败说”。认为戈尔巴乔夫改革，却没有建立起能够实现平稳过渡的替代机制，因此，苏共的领导地位和中央政府的控制能力递减，随之而起的就是地方势力的扩大，成为瓦解国家体制的基本因素。
8．认为戈尔巴乔夫危机时刻优柔寡断，拒绝下令实施紧急状态，局势失去控制，导致了严重后果。
9．“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理性计算破产说”。哈耶克认为，在生产资料公有制条件下，前苏联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不能实现对有限的资源和资本进行费用最小化的合理配置；其经济体制的运行是不可行的，内在的矛盾导致经济崩溃，别无选择，只有建立资本主义。
10．认为戈尔巴乔夫的错误路线、方针和政策是前苏联解体的直接原因；高度集中的
政治经济体制与联邦制国家结构的矛盾、传统体制与社会生产力的矛盾是前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而更深层次原因则是政治上的理想主义和专制主义，经济体制上的教条主义。
11．认为“共产主义革命将不是仅仅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没有在欧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爆发，而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民主传统缺乏的俄国爆发，这就存在如何将马克思主义与俄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问题，存在如何消除传统沙俄专制制度对新制度的影响问题。
12．认为前苏联的解体是既得利益集团对物质利益的贪婪与腐败的结果。例如，担任多年总理的切尔诺梅尔金，在80年代担任天然气部长，在私有化过程中，1992年他成为天然气公司的大股东，掌握了40％的天然气储备。
13．认为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理想主义，有的来自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方面的因素；有的则需要由社会主义实践家们去充实、发展、甚至修改的问题；更多的则是来源于前苏联领导人对于实现共产主义这一崇高理想过于简单的认识。苏共领导人过高估计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在短期内实现的可能性。
总之，观点众多，众说纷纭，本文下面将从民族政策、制衡机制视角对前苏联解体的关键原因进行探索、阐释。
二、前苏联的解体是民族政策的失败
1．正确的民族政策是使民族问题长治久安的先决条件
所谓民族政策，是指国家和政党为调节民族关系、处理民族问题而采取的相关措施、规定等的总和。从世界范围来看，民族政策的实质和作用有积极和消极之分。积极的民族政策如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民族发展等政策；消极的民族政策如种族隔离、种族歧视政策等。从内容上看，有民族政策原则和民族政策措施之分。民族政策原则一般是指民族工作的全局中必须遵循的大政方针，如我国实行的民族平等团结和民主区域自治政策等；具体的民族政策措施，通常是对涉及民族问题的某一方面做出的具体的规定。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是多民族国家，解决民族问题也自然成为多民族国家普遍重视的国内事务。但是从古到今，解决民族问题的成功实践并不多见，民族问题至今仍是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之一。多民族国家要想阻止民族分裂的产生和发展，正确的民族政策是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如果没有一整套正确的民族政策，给予少数民族政治上真正的平等，在经济上共同发展，就难以争得少数民族的人心，就难以使少数民族对国家有坚定的认同感。平等的民族政策是主体民族和少数民族团结一致、建立和拥有共同国民意识和国家效忠意识的基础，只有平等的民族政策才能使民族分裂分子的分裂“理论”丧失群众基础。
2．前苏联的解体并非社会主义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是民族政策的败笔
前苏联的解体，在很大程度上并非是社会主义的失败，而是民族政策的缺失，是民族自决理论的不恰当运用。前苏联之所以解体，并不全部在于西方的影响和支持，更主要是内部自身原因。十月革命前，列宁就决心将民族自决理论运用于实践，他强调，“社会主义取得胜利后，必须实行完全的民主，因此，不但要使各民族完全平等，而且要实现被压迫民族的自决权，也就是政治上的自由分离权”。在推翻俄罗斯帝国之后，列宁及布尔什维克党人便将这套民族自决理论付诸于实践，强行把俄罗斯帝国解体，把各地变成具有独立性、拥有自治权力的“社会主义共和国”，不久就让这些“共和国”以加盟形式组成“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并且还规定可以自由脱离这个“联盟”的权力……
民族自决理论是与联邦制联系在一起的。经济发展水平是确立中央权威、维护联邦稳定的关键；地方分裂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则对中央权威构成了直接威胁。联邦制国家的中央政
府如果不能解决好所应解决的问题，不能有效地消除对中央权威的潜在威胁，中央权威就会逐渐式微乃至走向衰落。前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前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以及前捷克和斯洛伐
克联邦共和国的解体，是联邦制国家贯彻民族自决政策与中央权威衰落的直接后果。这些国家的解体表明：建立在民族基础上的联邦制是不稳定的，“以不同文化的分界线作为成员单位的分界线，非但无助于消弭不同文化的差异，还会使这种文化差异制度化。”
前苏联建党七八十年来，不是大力强调民族融合，而是大力实践“民族自治理论”，结果几十年下来，各民族间的认同感、连带感越来越少。在苏联改革进程中，最早明确表现出分离倾向的是波罗的海沿岸的立陶宛、拉脱维亚、爱莎尼亚三国。1988年11月16日，爱沙尼亚最高苏维埃非常会议决定，前苏联的法律须经爱沙尼亚立法机构批准才能生效，由此开了加盟国家法律高于联盟法律的先例。面临联盟解体的威胁，戈尔巴乔夫提出“更新联盟”的构想，即在确认各加盟国主权的基础上缔结一个新的联盟条约一“主权国家联盟条约”。结果引起国家混乱。
因此，我们必须进行认真研究，制定切实可行的民族政策，树立全体中国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使得各民族世代和睦相处。
三、前苏联的解体是制衡机制重大缺失
为什么斯大林晚年的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权能够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为什么前苏联的权力的继承是通过党内的残酷斗争来完成?这主要与前苏联的制衡机制存在重大缺失有关。
1．斯大林之所以能够大搞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权，主要是前苏联的制衡机制设计有重大失误，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前苏联在战争时期，斯大林把党和国家的所有最高职务集于一身，虽然战后有些职务取消，但权力的集中程度依旧，党和政府正常的议事程序迟迟不能恢复。被战争中断的党代表大会制度直到1952年才得以相接，这时召开的联共(布)“十九大”与1939年召开的“十八大”已相隔13年；从战争结束至斯大林逝世的8年间，中央全会只在1947年和1952年开过两次。这种情况下，党和国家的重大事务都是由斯大林及其选择的少数领导成员做出决策，至于谁能进入决策圈子，就意味着受到斯大林的信任，反之则可能遭贬黜或者清洗。斯大林晚年身体的逐渐衰弱和思维方式的日趋偏执，他的决策对苏联社会的负面影响也日益加深。
2．制衡机制不健全，权力的继承通过党内的清洗和残酷斗争来完成。例如：十月革命第二领袖托洛茨基，由于与斯大林就“不断革命论”问题发生争论，认为“俄国社会主义经济的真正高涨只有无产阶级在欧洲几个最重要的国家内获得胜利以后才会是可能的”，结果被解职、驱逐和暗杀；历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等职的季诺维也夫和历任莫斯科苏维埃主席等职的加米涅夫，由于与斯大林就“社会主义一国建成论”展开了论战，结果两人也被逮捕和处决；著名理论家布哈林由于与斯大林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问题上发生意见分歧，结果同样被判处死刑。
再如斯大林逝世后的赫鲁晓夫时期，由于体制缺乏民主选择机制，所以权力的继承同样是通过党内斗争来完成的。贝利亚当时控制着保安机构和内务部队，对其他领导人构成了威胁。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和权力，赫鲁晓夫联合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等中央主席团成员，并在朱可夫等军队领导人的支持下，对贝利亚采取了极端行动，以“叛国罪”判处贝利亚死刑。
3．个人崇拜、个人专权、残酷斗争等等，都与制衡机制存在重大问题有关，因此尤其要加强对主要官员的监督与权力制衡。主要官员对一个地区、一个单位、一个部门的主要工
作起着统领全局的关键性作用，因此他们手中的权力对一个地区政治、经济及各方面的影响不言而喻。由于缺乏约束，主要官员权力滥用现象存在不少，而且往往产生恶劣的“示范”效应。对主要官员权力滥用行为的治理的关键是，必须尽最大可能和努力去进行监督和权力制衡。列宁说，“不受节制的权力，必然导致不受节制的堕落。”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指出，“防止权力滥用的办法，就是用权力来制约权力。”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灾难性的后果——这在前苏联得到了很好的验证。因此，对重权在握的主要官员的权力进行全方位全过程的严格制约，对国家治理来说，应当是头等大事。 近年来，一些国家对主要官员的监督采取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制度措施。例如：全面建立行之有效、令人生畏的弹劾制度；推行在全民监督下的透明的政治制度；通过立法，从根本上排除监督权受制于执行权、决策权；将监督功能从事后监督为主转变为事前监督为主；等等，从而较有效地监督和预防了权力滥用行为。我们应借鉴这些经验，同时从我们自己的国情出发，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庄子哲学中的直觉观念
分类：大学学报 作者：周广文 字数：2861
来源：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