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厅里的缝纫机一直都在，那漆黑的机身被盖板隐藏于车肚之内，看上去和一张桌子无异。事实上，很长一段时间，我就是把它当桌子来用的，趴在上面写字、看书，无聊的时候，双脚把底下的踏板踩得风生水起，自有一派裁缝的风范。母亲看着我笑，说我改不了这从小就有的爱好了，而在说笑间，也提醒我，别踩得那么用力，好好的衣车，别给搞坏了。我懂得母亲的留恋，一如她永远懂得一架衣车可以承受的轻重。母亲的双脚似乎离开踏板很久了，她总是骑着发出电流声响的电瓶车，头顶遮阳帽、身披挡风衣，风风火火地跋涉去批发市场进货。一把四脚凳已留不住她的恬静身影，一枚细针也无力挽救她日益下降的视力，而许多年前，她还是那个坐在夕辉浸润的小屋里，轻松将线穿过针眼的年轻女性，那些静得仿佛能滴落水珠的旧时光，像一枚遗失的针，无力寻回了。
一
20世纪90年代末期，母亲随着纺织厂的倒闭，和大批工人一起失业。那时的她已有了上小学的我，刺眼的阳光照在我们头顶，让人倍感眩晕。母亲带我走遍大街小巷，抬头终于发现那个朴素的店名：阿玉制衣。母亲在这里开始了她的学徒时光。 我当然记得那些与她共同前往的日子。母亲作为学徒，是没有功夫照顾我的，我只在店门口四处徘徊，看人来人往、艰难度日。很快翻腾出各种姿势对母亲喊：“走了嘛！回家了！”任凭魔音入耳，母亲只适时对我说：“别吵！快了！听话！”给她造成的尴尬，我是无论如何不会知晓的。 母亲只好将我剩在家里。临出门，将“阿玉制衣”的电话留给我，叫我有事联系。我得了便宜，却不省事，那一回，我过分地使用家里的电话，隔几分钟就往“阿玉制衣”去一个，接通后不管是谁，只喊一句：“回家要带奥特曼碟片！”我忘记自己到底打了多少次，只记得，每打一次，总有人及时接听，而我总是极快地说完并挂掉。现在回想，作为学徒的母亲怎可能擅自去接电话呢？接听的必是店主。而她坐于缝纫机前专注的身影，总被这心惊胆战的电话惊扰，随后听到一句“又是你儿子哦”。那时的我就是一枚针，扎进母亲的指尖，害她疼痛而无奈。 母亲回来，把一张碟递给我。我看了看，雀跃着拿去观赏。我记得那股激动，那股巧施计谋最终得胜的心态。只在看片时，不经意地瞥到，母亲独立于客厅，没有开灯。黄昏陈旧的光线中，她的剪影静静立在电话机前，纤瘦寂寥。我看她轻轻按着键，忽然反应过来，她是不是在查通话记录，看看这一下午，到底给她拨通了多少烦恼。但她没有骂我，直到影片结束，也没有对我进行责怪。她的宽容和静默，在那一天让我获得了迅疾的成长。我是那个时候记住她的静默的，她在电话前，是不是掐算着这些无意义的电话耗了多少话费，是不是默默叹息着因我给她招致的嘲笑——看她那顽皮孩子！我回味一张碟片带来的欢欣，心里有了浓浓的悔意，母亲指尖的创可贴，有一张大概因我而起。 十月的时候，母亲和她的朋友一起，租下一间微小的车库房，开始独立制衣。房子极小，两架衣车，一块台板，几把小凳，就填满了。房屋离火车站不远，门口高耸的花岗岩石壁上，常常传来列车呼啸而过的汽笛和极富感染力的车轮碾压声。 我总是买一串石墙下摆摊阿婆的臭豆腐，独自一人翻越高高的台阶，去等待一列火车经过。虽然我已学着懂事，但裁缝店内的清寂寡欢，终不能令一个孩子的心得到满足。看火车，成了那一段日子最具诱惑力的事。自由不羁的汽笛，响亮中带着一丝难以掩饰的凄怆，它总让单纯的内心五味杂陈，而它有力的车轮，却又能渐渐平复心中的涟漪。在那些满口嚼着臭豆腐幻想远方的时光中，一个孩子在看台上留下了和一枚针有关的成长。或许，他应当感谢那枚针的，不然他无法拥有那么多次对神奇的火车的目睹。
二
因为一根针，母亲拥有了和我同样的姿态。当我蜗居店内，趴在一张四脚凳上写作业的时候，我转首看到母亲——那是我第一次真切地关注她工作时的模样——双腿收束于衣车的踏板上，左手时不时摇动着缝纫机的手摇杆，右手则控制着针下的布料，情状与我做作业并无差异。这是一种无形的煽动，我幻想自己和母亲坐于同个教室，一起低头书写，共同解决问题，情不自禁就跟着认真细致起来。我为这种幻想感到微微的幸福与激动。 母亲囿于窄小的空间，并未因此获得清闲。她要时不时起身熨烫、时不时拆换线圈、时不时量定尺寸、时不时为来客提取成衣……母亲拆换线圈的间隙，是我最快乐的时刻了。绕于机身的细线被抽走，针头因此不被束缚，我就拥有了踩踏板的权利——我多么喜欢踩踏板啊，母亲是了解我的渴望的。在她那个安于方寸之地的身体里，依然有一只眼看穿了我的不甘，她总在取线圈的时候，善意地唤我：“来，玩会吧。” 我小小的脚落于踏板之上，一个用力下去，踏板“咕咚”一沉，我很快感受到它反弹的力量，沉底的一头以更猛烈的姿态上升，像要热烈地亲吻我的足底……这种缺乏经验的踩踏，只能换来一阵紊乱的机械转动，机身下的针头也在短短两个回合的起伏中归于平静。踩衣车并非易事，我逐渐崇拜起母亲的工作。当她富于节律的踩踏表现在针头细致的起伏中，我感到一种难以描述的美。也有一种，难以言明的神秘。很久以后，这种神秘才在制衣店逐渐消亡的今天向我袒露——把那紊乱的力量化为一枚针的探寻。一架衣车好像一台浓缩机，母亲注入方向不明的外力，它却将之凝成一股，自那银光流转的针尖轻轻吐泻，用一根线的痕迹，证明它的神奇，那时的母亲，是不是也与这枚针一样。失业的压力、身无长技的苦恼、养育的使命……从四面八方涌来，她所做的，是将所有辛劳凝成一股，化为对一根针的期许，那些从她手上递出去的成衣，不仅披到所有的顾主身上，也披到所有未知的明天之上。
三
要再年长几岁，才能明白来人口中看似无心，实则有意的那句“还是你手活如我意！”也许某些方面，母亲和朋友的手工尚存差异，所以在吩咐制衣细节的时候，总强调让母亲独立完成。这种明显让双方倍感尴尬的局面，母亲总在说说笑笑中化解了。而真正制衣时，母亲自然不会独占。她和朋友保持着始终的默契，一件衣的诞生，不因顾主的一意孤行而沦为个人劳动。母亲和朋友对缝边、折痕、做袖等细节进行商讨，达成和谐一致。母亲从未因顾主的偏颇感到自得或丧气，有些差异是可以改进并消除的，有些差异，或许真的只是“心理作用”。而这些，都该成为和气共赢的注脚，不应成为有害于彼此信任的障碍。 信任与依靠，多么重要的感情。也只有如此，母亲才能在生意极好的那几天，先把满室的忙乱留给朋友，骑着自行车送我回家睡觉。我是抗拒这样的夜晚的，无法忍受在父亲外出的时日里，独自过夜。她替我接水、拿内衣裤，想让我早点躺下，快速赶回。我无法忘记明知她要走而无能为力的惶恐，即便答应为我亮着大堂的灯，漆黑的客厅、卫生间、小房间依然是我恐惧幻想的来源。有那么几夜，店里生意太好，母亲始终未归，在一片黑暗中，我感觉自己似乎永远失去她了。满室的寂静，抽干了我的力气，渐渐地，在独自低声的痛哭中睡去。第二天醒来，我看到身边的母亲，立刻产生一股委屈和怒气，大声嚷嚷，要她以后再也别去裁缝店了，再也别待在那儿了……我第一次对那些困留住母亲的衣车、布料产生由衷的恨意，喊着喊着，眼睛又一次模糊。母亲拍拍我的背，安慰了我几句，强调一个男孩子应当保有的勇敢坚强。几句下来，我虽答应了，但好多天里，依旧耿耿于怀，并担心着相同的事情再次发生。直到今天，我逐渐理解生活的无奈，才明白当初的母亲，如何像一根穿梭于绒线织面的针一样，把身后的苦衷绣在深夜的一针一线里，却让言语听上去依旧那么温暖辉煌。 说到依靠，我想起住在裁缝店旁边的一对老人。母亲与他们私交甚好，他们会时不时地邀请我去家里看电视。他们的子女工作在外，清寂平淡的日子里，乐得有喧哗进入。那一天，老奶奶的惊呼把我们吓到。我们赶过去，是老爷爷突发高血压晕倒了。母亲以最快的速度拨打了急救热线，在救护车可怕的鸣叫中，她陪同老奶奶前往。 幸而抢救及时，老爷爷渡过了危机。因为这件事，他们与我们的关系又近了一层。我能感到老奶奶对母亲的依赖，她有事没事送一点小吃，在融融的阳光和嗡嗡的车声里，分享曾经的故事。有时吃饭，都喜欢端着碗到我们这里。 这段安逸，一直持续到老爷爷两个月后驾鹤西去。 生命终归走入了必经的程序。我感到一种深刻的震动。妈妈说“以后你就看不到那个爷爷了”。以后，有多久？我不知道，老奶奶也不会知道吧。在失去老伴的那一天，老奶奶反而没有老爷爷病发时的那般惊恐了。她只过来央求妈妈，为老爷爷做一件体面的寿衣，灯光下，她抬手擦了擦蕴着褶皱与泪光的眼睛。 我那时不知道寿衣和普通衣服有何具体区别，正如母亲的针，无非又是经历重复的穿插，但在线路迂回间，它却见证了人间生死，阴阳永别。 头顶的列车一如既往呼啸而过，阳光下滚烫的铁轨，蒸发了多少沿途洒下的眼泪，才让自己获得一根针般的温润光泽？
四
后来的时日里，也出现过这样的意外。母亲使用电熨斗时，不慎将衣服烫坏。一个鲜明的空洞不怀好意地窃入。因此损失的不是一笔生意，更可能是一个客源。还好顾主并非计较之人，母亲进行了赔偿，也没有引起太大的争执。母亲暗自叹息了几天，只能自我安慰，权当是长了经验。我依稀记得，她沉重的眉头。 我越发信任一根针的踏实，可以在刺穿后推翻重来，不造成张扬的破坏。母亲的叹息，让我体会不宽裕的生活里，一个细小失误带来的绵长忧伤。那几个心情沉郁的傍晚，我依旧独自爬上看台，等待一辆火车经过。行人匆匆，放眼尽是凌乱的脚步，他们来自哪里，目的地在何处？长长的列车又来自哪里，驶向何方？它能否载上一个少年不知名的忧愁做一趟远途旅行？为数不多的眼泪可否冲抵半张车票？终点站，是不是就是老爷爷下车的地方？渐次出现的星光，送来了准时的灿烂，风也夹着预示火车进站的警报，温柔拂面。火车不会停止到来，正如生活不能停止前进，我想，我应当相信来自火车的启示，它是游走在大地上的针，它的每一次穿行，都会缝合夜的伤口。我相信它本身的善意，正如我相信母亲手中的那枚针。 但这枚针，终归从母亲手中滑落了。 我几乎没有察觉它掉落的瞬间。如果发觉，是不是可能把它接住？ 母亲和朋友把租来的小屋退掉时，火车依旧从我们头顶呼啸而过。那熟悉的碾压声，一寸一寸还原了我们在这里经历的点滴。小巷里依然飘着阿婆亲切的臭豆腐香，虽然走时，阿婆特地多给了我两块，但我知道，这应该是最后一次品尝了。 店里的西湖牌缝纫机，是爸爸借了汽车，将它运回家的。当那墨黑油亮的机身被轻轻放入桌肚，它曾照亮的这一段时光也宣告尘封。运上车前，我又忍不住去踩了踩踏板。不同了，真的不同了。曾经死死扣着传动轮的皮带已经松懈，踏板变得踉跄而疲软，它再也不能给予我热烈的回应，让我看到一枚针因获得生命力而迸发的美。 母亲改换行当，开了一家小超市。累多了。不再是坐在店里，脚踏踏板那样简单了。她要四处进货，时刻清算，归置杂物，看清斤两，就连吃饭，亦要放下碗筷，去接收一个年幼孩童买干脆面付出的五毛钱。 我知道她是乐于成为一枚针的。那样长的时间里，她缝补了我的任性，缝补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危机，缝补了老人的寂寞，缝补了我对生活一直缺失的理解，甚至将那悠长的汽笛缝进了我最初最美的回忆……但她终究从衣车前起身。一根针能兑现的生活，真的太捉襟见肘了。那根针，大概就在她起身的刹那，遗失了。 上高中的时候，我借用了这架衣车做写字台。坐于前，忍不住就玩起了脚踏板。咯哒咯哒声音响起，像记忆中的火车驶来。母亲说“专心些”，转首，又意味悠长地看了衣车一眼。 仿佛看到，那枚针从她手里掉落的瞬间。
客厅里的缝纫机一直都在，那漆黑的机身被盖板隐藏于车肚之内，看上去和一张桌子无异。事实上，很长一段时间，我就是把它当桌子来用的，趴在上面写字、看书，无聊的时候，双脚把底下的踏板踩得风生水起，自有一派裁缝的风范。母亲看着我笑，说我改不了这从小就有的爱好了，而在说笑间，也提醒我，别踩得那么用力，好好的衣车，别给搞坏了。我懂得母亲的留恋，一如她永远懂得一架衣车可以承受的轻重。母亲的双脚似乎离开踏板很久了，她总是骑着发出电流声响的电瓶车，头顶遮阳帽、身披挡风衣，风风火火地跋涉去批发市场进货。一把四脚凳已留不住她的恬静身影，一枚细针也无力挽救她日益下降的视力，而许多年前，她还是那个坐在夕辉浸润的小屋里，轻松将线穿过针眼的年轻女性，那些静得仿佛能滴落水珠的旧时光，像一枚遗失的针，无力寻回了。
一
20世纪90年代末期，母亲随着纺织厂的倒闭，和大批工人一起失业。那时的她已有了上小学的我，刺眼的阳光照在我们头顶，让人倍感眩晕。母亲带我走遍大街小巷，抬头终于发现那个朴素的店名：阿玉制衣。母亲在这里开始了她的学徒时光。 我当然记得那些与她共同前往的日子。母亲作为学徒，是没有功夫照顾我的，我只在店门口四处徘徊，看人来人往、艰难度日。很快翻腾出各种姿势对母亲喊：“走了嘛！回家了！”任凭魔音入耳，母亲只适时对我说：“别吵！快了！听话！”给她造成的尴尬，我是无论如何不会知晓的。 母亲只好将我剩在家里。临出门，将“阿玉制衣”的电话留给我，叫我有事联系。我得了便宜，却不省事，那一回，我过分地使用家里的电话，隔几分钟就往“阿玉制衣”去一个，接通后不管是谁，只喊一句：“回家要带奥特曼碟片！”我忘记自己到底打了多少次，只记得，每打一次，总有人及时接听，而我总是极快地说完并挂掉。现在回想，作为学徒的母亲怎可能擅自去接电话呢？接听的必是店主。而她坐于缝纫机前专注的身影，总被这心惊胆战的电话惊扰，随后听到一句“又是你儿子哦”。那时的我就是一枚针，扎进母亲的指尖，害她疼痛而无奈。 母亲回来，把一张碟递给我。我看了看，雀跃着拿去观赏。我记得那股激动，那股巧施计谋最终得胜的心态。只在看片时，不经意地瞥到，母亲独立于客厅，没有开灯。黄昏陈旧的光线中，她的剪影静静立在电话机前，纤瘦寂寥。我看她轻轻按着键，忽然反应过来，她是不是在查通话记录，看看这一下午，到底给她拨通了多少烦恼。但她没有骂我，直到影片结束，也没有对我进行责怪。她的宽容和静默，在那一天让我获得了迅疾的成长。我是那个时候记住她的静默的，她在电话前，是不是掐算着这些无意义的电话耗了多少话费，是不是默默叹息着因我给她招致的嘲笑——看她那顽皮孩子！我回味一张碟片带来的欢欣，心里有了浓浓的悔意，母亲指尖的创可贴，有一张大概因我而起。 十月的时候，母亲和她的朋友一起，租下一间微小的车库房，开始独立制衣。房子极小，两架衣车，一块台板，几把小凳，就填满了。房屋离火车站不远，门口高耸的花岗岩石壁上，常常传来列车呼啸而过的汽笛和极富感染力的车轮碾压声。 我总是买一串石墙下摆摊阿婆的臭豆腐，独自一人翻越高高的台阶，去等待一列火车经过。虽然我已学着懂事，但裁缝店内的清寂寡欢，终不能令一个孩子的心得到满足。看火车，成了那一段日子最具诱惑力的事。自由不羁的汽笛，响亮中带着一丝难以掩饰的凄怆，它总让单纯的内心五味杂陈，而它有力的车轮，却又能渐渐平复心中的涟漪。在那些满口嚼着臭豆腐幻想远方的时光中，一个孩子在看台上留下了和一枚针有关的成长。或许，他应当感谢那枚针的，不然他无法拥有那么多次对神奇的火车的目睹。
二
因为一根针，母亲拥有了和我同样的姿态。当我蜗居店内，趴在一张四脚凳上写作业的时候，我转首看到母亲——那是我第一次真切地关注她工作时的模样——双腿收束于衣车的踏板上，左手时不时摇动着缝纫机的手摇杆，右手则控制着针下的布料，情状与我做作业并无差异。这是一种无形的煽动，我幻想自己和母亲坐于同个教室，一起低头书写，共同解决问题，情不自禁就跟着认真细致起来。我为这种幻想感到微微的幸福与激动。 母亲囿于窄小的空间，并未因此获得清闲。她要时不时起身熨烫、时不时拆换线圈、时不时量定尺寸、时不时为来客提取成衣……母亲拆换线圈的间隙，是我最快乐的时刻了。绕于机身的细线被抽走，针头因此不被束缚，我就拥有了踩踏板的权利——我多么喜欢踩踏板啊，母亲是了解我的渴望的。在她那个安于方寸之地的身体里，依然有一只眼看穿了我的不甘，她总在取线圈的时候，善意地唤我：“来，玩会吧。” 我小小的脚落于踏板之上，一个用力下去，踏板“咕咚”一沉，我很快感受到它反弹的力量，沉底的一头以更猛烈的姿态上升，像要热烈地亲吻我的足底……这种缺乏经验的踩踏，只能换来一阵紊乱的机械转动，机身下的针头也在短短两个回合的起伏中归于平静。踩衣车并非易事，我逐渐崇拜起母亲的工作。当她富于节律的踩踏表现在针头细致的起伏中，我感到一种难以描述的美。也有一种，难以言明的神秘。很久以后，这种神秘才在制衣店逐渐消亡的今天向我袒露——把那紊乱的力量化为一枚针的探寻。一架衣车好像一台浓缩机，母亲注入方向不明的外力，它却将之凝成一股，自那银光流转的针尖轻轻吐泻，用一根线的痕迹，证明它的神奇，那时的母亲，是不是也与这枚针一样。失业的压力、身无长技的苦恼、养育的使命……从四面八方涌来，她所做的，是将所有辛劳凝成一股，化为对一根针的期许，那些从她手上递出去的成衣，不仅披到所有的顾主身上，也披到所有未知的明天之上。
三
要再年长几岁，才能明白来人口中看似无心，实则有意的那句“还是你手活如我意！”也许某些方面，母亲和朋友的手工尚存差异，所以在吩咐制衣细节的时候，总强调让母亲独立完成。这种明显让双方倍感尴尬的局面，母亲总在说说笑笑中化解了。而真正制衣时，母亲自然不会独占。她和朋友保持着始终的默契，一件衣的诞生，不因顾主的一意孤行而沦为个人劳动。母亲和朋友对缝边、折痕、做袖等细节进行商讨，达成和谐一致。母亲从未因顾主的偏颇感到自得或丧气，有些差异是可以改进并消除的，有些差异，或许真的只是“心理作用”。而这些，都该成为和气共赢的注脚，不应成为有害于彼此信任的障碍。 信任与依靠，多么重要的感情。也只有如此，母亲才能在生意极好的那几天，先把满室的忙乱留给朋友，骑着自行车送我回家睡觉。我是抗拒这样的夜晚的，无法忍受在父亲外出的时日里，独自过夜。她替我接水、拿内衣裤，想让我早点躺下，快速赶回。我无法忘记明知她要走而无能为力的惶恐，即便答应为我亮着大堂的灯，漆黑的客厅、卫生间、小房间依然是我恐惧幻想的来源。有那么几夜，店里生意太好，母亲始终未归，在一片黑暗中，我感觉自己似乎永远失去她了。满室的寂静，抽干了我的力气，渐渐地，在独自低声的痛哭中睡去。第二天醒来，我看到身边的母亲，立刻产生一股委屈和怒气，大声嚷嚷，要她以后再也别去裁缝店了，再也别待在那儿了……我第一次对那些困留住母亲的衣车、布料产生由衷的恨意，喊着喊着，眼睛又一次模糊。母亲拍拍我的背，安慰了我几句，强调一个男孩子应当保有的勇敢坚强。几句下来，我虽答应了，但好多天里，依旧耿耿于怀，并担心着相同的事情再次发生。直到今天，我逐渐理解生活的无奈，才明白当初的母亲，如何像一根穿梭于绒线织面的针一样，把身后的苦衷绣在深夜的一针一线里，却让言语听上去依旧那么温暖辉煌。 说到依靠，我想起住在裁缝店旁边的一对老人。母亲与他们私交甚好，他们会时不时地邀请我去家里看电视。他们的子女工作在外，清寂平淡的日子里，乐得有喧哗进入。那一天，老奶奶的惊呼把我们吓到。我们赶过去，是老爷爷突发高血压晕倒了。母亲以最快的速度拨打了急救热线，在救护车可怕的鸣叫中，她陪同老奶奶前往。 幸而抢救及时，老爷爷渡过了危机。因为这件事，他们与我们的关系又近了一层。我能感到老奶奶对母亲的依赖，她有事没事送一点小吃，在融融的阳光和嗡嗡的车声里，分享曾经的故事。有时吃饭，都喜欢端着碗到我们这里。 这段安逸，一直持续到老爷爷两个月后驾鹤西去。 生命终归走入了必经的程序。我感到一种深刻的震动。妈妈说“以后你就看不到那个爷爷了”。以后，有多久？我不知道，老奶奶也不会知道吧。在失去老伴的那一天，老奶奶反而没有老爷爷病发时的那般惊恐了。她只过来央求妈妈，为老爷爷做一件体面的寿衣，灯光下，她抬手擦了擦蕴着褶皱与泪光的眼睛。 我那时不知道寿衣和普通衣服有何具体区别，正如母亲的针，无非又是经历重复的穿插，但在线路迂回间，它却见证了人间生死，阴阳永别。 头顶的列车一如既往呼啸而过，阳光下滚烫的铁轨，蒸发了多少沿途洒下的眼泪，才让自己获得一根针般的温润光泽？
四
后来的时日里，也出现过这样的意外。母亲使用电熨斗时，不慎将衣服烫坏。一个鲜明的空洞不怀好意地窃入。因此损失的不是一笔生意，更可能是一个客源。还好顾主并非计较之人，母亲进行了赔偿，也没有引起太大的争执。母亲暗自叹息了几天，只能自我安慰，权当是长了经验。我依稀记得，她沉重的眉头。 我越发信任一根针的踏实，可以在刺穿后推翻重来，不造成张扬的破坏。母亲的叹息，让我体会不宽裕的生活里，一个细小失误带来的绵长忧伤。那几个心情沉郁的傍晚，我依旧独自爬上看台，等待一辆火车经过。行人匆匆，放眼尽是凌乱的脚步，他们来自哪里，目的地在何处？长长的列车又来自哪里，驶向何方？它能否载上一个少年不知名的忧愁做一趟远途旅行？为数不多的眼泪可否冲抵半张车票？终点站，是不是就是老爷爷下车的地方？渐次出现的星光，送来了准时的灿烂，风也夹着预示火车进站的警报，温柔拂面。火车不会停止到来，正如生活不能停止前进，我想，我应当相信来自火车的启示，它是游走在大地上的针，它的每一次穿行，都会缝合夜的伤口。我相信它本身的善意，正如我相信母亲手中的那枚针。 但这枚针，终归从母亲手中滑落了。 我几乎没有察觉它掉落的瞬间。如果发觉，是不是可能把它接住？ 母亲和朋友把租来的小屋退掉时，火车依旧从我们头顶呼啸而过。那熟悉的碾压声，一寸一寸还原了我们在这里经历的点滴。小巷里依然飘着阿婆亲切的臭豆腐香，虽然走时，阿婆特地多给了我两块，但我知道，这应该是最后一次品尝了。 店里的西湖牌缝纫机，是爸爸借了汽车，将它运回家的。当那墨黑油亮的机身被轻轻放入桌肚，它曾照亮的这一段时光也宣告尘封。运上车前，我又忍不住去踩了踩踏板。不同了，真的不同了。曾经死死扣着传动轮的皮带已经松懈，踏板变得踉跄而疲软，它再也不能给予我热烈的回应，让我看到一枚针因获得生命力而迸发的美。 母亲改换行当，开了一家小超市。累多了。不再是坐在店里，脚踏踏板那样简单了。她要四处进货，时刻清算，归置杂物，看清斤两，就连吃饭，亦要放下碗筷，去接收一个年幼孩童买干脆面付出的五毛钱。 我知道她是乐于成为一枚针的。那样长的时间里，她缝补了我的任性，缝补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危机，缝补了老人的寂寞，缝补了我对生活一直缺失的理解，甚至将那悠长的汽笛缝进了我最初最美的回忆……但她终究从衣车前起身。一根针能兑现的生活，真的太捉襟见肘了。那根针，大概就在她起身的刹那，遗失了。 上高中的时候，我借用了这架衣车做写字台。坐于前，忍不住就玩起了脚踏板。咯哒咯哒声音响起，像记忆中的火车驶来。母亲说“专心些”，转首，又意味悠长地看了衣车一眼。 仿佛看到，那枚针从她手里掉落的瞬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