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现代战争理论下政治与战争的相互作用
——浅读《战争论》有感
1832年，近代兵学原典《战争论》问世，在兵学界引起轩然大波。在这本书中，克劳塞维兹秉承普鲁士人一贯细心而严肃的风格，通过对一百多场战争的研究，力求以战争事实来印证探索战争的共通法则，完全迥异于那些仅描述战争或只研究武器技术发展的兵书。《战争论》中所构建出来的庞大的战争理论体系对近现代各国的军事、政治、经济的战略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颠覆性的影响，克氏也因此成了世界公认的最有影响力的战争理论家，同时也是西方现代战争理论的开山鼻祖。
在《战争论》中，克劳塞维茨在探讨战争的属性问题时认为，战争的目的就是要战胜敌人、打败敌人，透过战争的全部现象就其本身的主要倾向来看，战争是个奇怪的三位一体：暴烈性的要素，使战争成为一种盲目的自然冲突；概然性和偶然性的活动，使战争成为一种自由的精神活动；作为政治工具的从属性，使战争成为一种纯粹的理智行为。这三个方面，分别主要同人民、统帅和它的军队以及政府有关。他说：“这三种倾向像三条不同的规律，深藏在战争的性质之中，同时起着不同的作用。”这里我们仅仅漫谈政治力量在战争中的一种纠结作用。
克劳塞维兹认为，在政治的控制和引导下，战争始终是一种理智的工具——为了实现政治目的而存在。在我看来，战争像一个被拴住四肢的斗犬一样，却被政治家们用细细的丝线操纵，所约束。但是却仍旧存在一定的反噬的风险，当丝线崩断的时候，战争就会绑架政治，军队这个战争机器就有可能反过来操纵国家。
要根据概然性的规律推断战争，必须依靠情报。克氏在《战争论》中指出：情报是指我们对敌人和敌国所了解的全部材料，是我们一切想法和行动的基础。由于战争是一种敌我双方互相欺诈的行为，一方为取胜对方，总要千方百计地隐蔽真实企图，制造出种种假象，互相诱骗，因而使得在战争中所获得的情报中，往往有很大一部分是互相矛盾的，更多的是假的，绝大部分是不确实的。 根据以上理论，辅以一些战史资料，一战中协约国国和同盟国的当政者可能都犯下了无比巨大的错误——忽视了对手的情报，抑或双方的情报欺骗水平已经炉火纯青以至于错误的“真相”总是被发现，而真实的情况却一直被遗忘。
克劳塞维兹在其《战争论》中论述了“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的现代战争的新论点，这个论点在刚刚走过残酷的政治丛林法则时代的20世纪初显得无比的新颖。显然，这个新的观点在当时的政治家眼中大胆而简洁地从理论上将战争彻底划归到政治家的政治行为的范畴之中。很显然，在过去的300年中，欧洲大陆的战争中，尽管各国的当政者们或多或少地都在遵循着这一原则，但是在国际法没有成为各国都认可的规则之前，国际无政府状态在当时表现的无以复加。战争爆发多数都是在上位者拍脑袋之间就决定了的，战争的结束也是在没有明显的战略目标实现的基础上结束。
在《战争论》诞生并广为传颂之后，战争与政治之间的关系至少在理论上得以确定。在现代政治的条件下，政治家们始终作为一个主体来主导战争。政治始终是国家行为中的一个整体，而战争仅仅是政治实现其既定目标的一种必要手段而已。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政治活动必须能够全程保持对战争行为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否则，便是战争绑架了政治，绑架了国家。这在第二次世纪大战当中的日本表现得格外严重，虽然不排除日本作为一个拥有“光荣”军人干政以及“下克上”传统的国家而产生的一个特例，但是整个国家被彻底绑在战争和军队的战车之上而难以自拔却是不争的事实。
因此，尽管战争由政治的需要而起，但是政治是否可以彻底支配战争却仍旧需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应该”和“可以”是两码事。从狭义上讲，战争的直接参与者是军人，现代军队中的军人大多数都是狂热的爱国分子思想也比较直接，而国家的政治的第一参与者应该是一国的政治精英。显然，单线条的军人在大多数情况下很难理解脑袋中各种弯弯道道的政治精英们是如何进行思考的，当然那些出身于军人却掌控国家的军人除外。政治行为始终是一个复杂的，拐弯抹角的博弈，这当中，各国的政治军事经济实力，外交官的个人能力以及各国政府对现状的决断能力成为政治成功与否的影响因素。这也决定了，政治始终是一种不见硝烟的绵长的软斗争，这种形式和特质明显与战争的暴力与迅速背道而驰。因此，虽然战争需要从属于政治的前提就是政治需要在一定程度上适应战争，至少在表象上应该如此。
从理论上讲，战争作为政治的一种手段，就必须实现其战争的目标，以此来迫使对方坐下来接受政治所希望的条件，从而完成战争的使命。当然，这是理论上，也是理想状态下，当政治家们对于战争的嗅觉并不是那么的敏锐，对于战争进程的判断也不是那么的实际的话，那么这对政治而言，将是一场灾难。举个例子来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同盟国和协约国很明显都高估了自身并低估了对手的战争能力，并且对于新的战争武器和战争形势对战争进程的影响力的预估严重不足。在德国人看来，落后的沙皇俄国虽然庞大却不堪一击，德
国高层甚至叫嚣着在一场大规模战役里将俄军的主力从协约国军队中抹去，但很明显事实并不是这样，沙皇俄国看起来虽然落后，但其国家的动员能力明显高的吓人，有资料显示，在战争的第一个年头，在沙皇俄国就有超过600万人被动员参加战争，而此后的几年，前线的俄军的数量始终都保持在200万以上，这还不包括在德国人战俘营里的超过200万的俄国战俘以及同等数量的战争伤亡。德国人引以为傲的精锐帝国陆军在俄国人漫山遍野喊着“乌拉”的人海战术面前显得风雨飘摇——在俄国人的战俘营里的70万德奥战俘可以作证。
在现代政治条件下，政治能量对战争的促进作用是无比巨大的，同样的，战争的反噬作用也是无比强大的，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争的主要参与国都将政治的作用发挥到了极致，在政治力量的操纵下，媒体有意实的渲染战争性质的正义性和胜利的必然性，这使战前人们对于战争是一种期待和亢奋的心情，而在战争的准备阶段，大批轻壮年在国家媒体的感召或者说忽悠下加入军队，志得意满地奔赴前线，去为国家建立所谓的盖世功勋。从这点来看，不得不说，当政治力量全力开动去准备战争的时候，战争的已经逐渐被政治喂养的足够庞大而骇人，也因此战争的规模和烈度也被成倍的加强。而当战争进入血腥的相持阶段时，逐渐苏醒的民众和军人已经不甘于白白地被政治家和将军元帅们驱赶着去奔赴死亡。这在1917年西线法军尼维尔攻势失败之后法军的哗变和骚乱以及1919年在俄国爆发的革命就已经很明显的这个反映出这个问题。而在战争结束后，最典型的就是，沙皇、德皇以及奥皇都彻底成为了历史名词而被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虽然战争不顺和战败是导致这三个帝国覆灭的第一动因，但是人民在战前战后对战争感官的落差则是这三个国家的人民毫不犹豫地推翻各自政府的直接原因。
因此，最后，在现代战争理论下政治和战争的之间应该是是政治主导战争但却仍旧需要适应战争，把握战争的纠结关系。当政治对开始纵容战争并不自觉地慢慢丧失对战争意志的主导的时候，那么真正的灾难才刚刚到来而已。
不得不说《战争论》这本书从各个方面构建起了一整套经典的现代战争理论，但是理论毕竟是理论，就像克劳塞维兹在书中写的那样“在实际生活里本来很少能做到一切行动都符合实际情况，在战争里，就更难做到了。”经典的理论从天然上要求明智的人去运用它，而无法合理充分的运用它可能会导致很严重的后果。在战争论中如此，在生活中也是如此，应用永远都是横亘在理论和实际之间的不容易跨越的河，而如何将理论和实际完美的结合，这才应该是我们思考的重点。
漫谈现代战争理论下政治与战争的相互作用
——浅读《战争论》有感
1832年，近代兵学原典《战争论》问世，在兵学界引起轩然大波。在这本书中，克劳塞维兹秉承普鲁士人一贯细心而严肃的风格，通过对一百多场战争的研究，力求以战争事实来印证探索战争的共通法则，完全迥异于那些仅描述战争或只研究武器技术发展的兵书。《战争论》中所构建出来的庞大的战争理论体系对近现代各国的军事、政治、经济的战略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颠覆性的影响，克氏也因此成了世界公认的最有影响力的战争理论家，同时也是西方现代战争理论的开山鼻祖。
在《战争论》中，克劳塞维茨在探讨战争的属性问题时认为，战争的目的就是要战胜敌人、打败敌人，透过战争的全部现象就其本身的主要倾向来看，战争是个奇怪的三位一体：暴烈性的要素，使战争成为一种盲目的自然冲突；概然性和偶然性的活动，使战争成为一种自由的精神活动；作为政治工具的从属性，使战争成为一种纯粹的理智行为。这三个方面，分别主要同人民、统帅和它的军队以及政府有关。他说：“这三种倾向像三条不同的规律，深藏在战争的性质之中，同时起着不同的作用。”这里我们仅仅漫谈政治力量在战争中的一种纠结作用。
克劳塞维兹认为，在政治的控制和引导下，战争始终是一种理智的工具——为了实现政治目的而存在。在我看来，战争像一个被拴住四肢的斗犬一样，却被政治家们用细细的丝线操纵，所约束。但是却仍旧存在一定的反噬的风险，当丝线崩断的时候，战争就会绑架政治，军队这个战争机器就有可能反过来操纵国家。
要根据概然性的规律推断战争，必须依靠情报。克氏在《战争论》中指出：情报是指我们对敌人和敌国所了解的全部材料，是我们一切想法和行动的基础。由于战争是一种敌我双方互相欺诈的行为，一方为取胜对方，总要千方百计地隐蔽真实企图，制造出种种假象，互相诱骗，因而使得在战争中所获得的情报中，往往有很大一部分是互相矛盾的，更多的是假的，绝大部分是不确实的。 根据以上理论，辅以一些战史资料，一战中协约国国和同盟国的当政者可能都犯下了无比巨大的错误——忽视了对手的情报，抑或双方的情报欺骗水平已经炉火纯青以至于错误的“真相”总是被发现，而真实的情况却一直被遗忘。
克劳塞维兹在其《战争论》中论述了“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的现代战争的新论点，这个论点在刚刚走过残酷的政治丛林法则时代的20世纪初显得无比的新颖。显然，这个新的观点在当时的政治家眼中大胆而简洁地从理论上将战争彻底划归到政治家的政治行为的范畴之中。很显然，在过去的300年中，欧洲大陆的战争中，尽管各国的当政者们或多或少地都在遵循着这一原则，但是在国际法没有成为各国都认可的规则之前，国际无政府状态在当时表现的无以复加。战争爆发多数都是在上位者拍脑袋之间就决定了的，战争的结束也是在没有明显的战略目标实现的基础上结束。
在《战争论》诞生并广为传颂之后，战争与政治之间的关系至少在理论上得以确定。在现代政治的条件下，政治家们始终作为一个主体来主导战争。政治始终是国家行为中的一个整体，而战争仅仅是政治实现其既定目标的一种必要手段而已。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政治活动必须能够全程保持对战争行为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否则，便是战争绑架了政治，绑架了国家。这在第二次世纪大战当中的日本表现得格外严重，虽然不排除日本作为一个拥有“光荣”军人干政以及“下克上”传统的国家而产生的一个特例，但是整个国家被彻底绑在战争和军队的战车之上而难以自拔却是不争的事实。
因此，尽管战争由政治的需要而起，但是政治是否可以彻底支配战争却仍旧需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应该”和“可以”是两码事。从狭义上讲，战争的直接参与者是军人，现代军队中的军人大多数都是狂热的爱国分子思想也比较直接，而国家的政治的第一参与者应该是一国的政治精英。显然，单线条的军人在大多数情况下很难理解脑袋中各种弯弯道道的政治精英们是如何进行思考的，当然那些出身于军人却掌控国家的军人除外。政治行为始终是一个复杂的，拐弯抹角的博弈，这当中，各国的政治军事经济实力，外交官的个人能力以及各国政府对现状的决断能力成为政治成功与否的影响因素。这也决定了，政治始终是一种不见硝烟的绵长的软斗争，这种形式和特质明显与战争的暴力与迅速背道而驰。因此，虽然战争需要从属于政治的前提就是政治需要在一定程度上适应战争，至少在表象上应该如此。
从理论上讲，战争作为政治的一种手段，就必须实现其战争的目标，以此来迫使对方坐下来接受政治所希望的条件，从而完成战争的使命。当然，这是理论上，也是理想状态下，当政治家们对于战争的嗅觉并不是那么的敏锐，对于战争进程的判断也不是那么的实际的话，那么这对政治而言，将是一场灾难。举个例子来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同盟国和协约国很明显都高估了自身并低估了对手的战争能力，并且对于新的战争武器和战争形势对战争进程的影响力的预估严重不足。在德国人看来，落后的沙皇俄国虽然庞大却不堪一击，德
国高层甚至叫嚣着在一场大规模战役里将俄军的主力从协约国军队中抹去，但很明显事实并不是这样，沙皇俄国看起来虽然落后，但其国家的动员能力明显高的吓人，有资料显示，在战争的第一个年头，在沙皇俄国就有超过600万人被动员参加战争，而此后的几年，前线的俄军的数量始终都保持在200万以上，这还不包括在德国人战俘营里的超过200万的俄国战俘以及同等数量的战争伤亡。德国人引以为傲的精锐帝国陆军在俄国人漫山遍野喊着“乌拉”的人海战术面前显得风雨飘摇——在俄国人的战俘营里的70万德奥战俘可以作证。
在现代政治条件下，政治能量对战争的促进作用是无比巨大的，同样的，战争的反噬作用也是无比强大的，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争的主要参与国都将政治的作用发挥到了极致，在政治力量的操纵下，媒体有意实的渲染战争性质的正义性和胜利的必然性，这使战前人们对于战争是一种期待和亢奋的心情，而在战争的准备阶段，大批轻壮年在国家媒体的感召或者说忽悠下加入军队，志得意满地奔赴前线，去为国家建立所谓的盖世功勋。从这点来看，不得不说，当政治力量全力开动去准备战争的时候，战争的已经逐渐被政治喂养的足够庞大而骇人，也因此战争的规模和烈度也被成倍的加强。而当战争进入血腥的相持阶段时，逐渐苏醒的民众和军人已经不甘于白白地被政治家和将军元帅们驱赶着去奔赴死亡。这在1917年西线法军尼维尔攻势失败之后法军的哗变和骚乱以及1919年在俄国爆发的革命就已经很明显的这个反映出这个问题。而在战争结束后，最典型的就是，沙皇、德皇以及奥皇都彻底成为了历史名词而被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虽然战争不顺和战败是导致这三个帝国覆灭的第一动因，但是人民在战前战后对战争感官的落差则是这三个国家的人民毫不犹豫地推翻各自政府的直接原因。
因此，最后，在现代战争理论下政治和战争的之间应该是是政治主导战争但却仍旧需要适应战争，把握战争的纠结关系。当政治对开始纵容战争并不自觉地慢慢丧失对战争意志的主导的时候，那么真正的灾难才刚刚到来而已。
不得不说《战争论》这本书从各个方面构建起了一整套经典的现代战争理论，但是理论毕竟是理论，就像克劳塞维兹在书中写的那样“在实际生活里本来很少能做到一切行动都符合实际情况，在战争里，就更难做到了。”经典的理论从天然上要求明智的人去运用它，而无法合理充分的运用它可能会导致很严重的后果。在战争论中如此，在生活中也是如此，应用永远都是横亘在理论和实际之间的不容易跨越的河，而如何将理论和实际完美的结合，这才应该是我们思考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