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核心问题，归根到底是对人的终极关怀。“哲学”一词的希腊文本义即是“爱智慧”，即关于人的智慧的学问。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哲”：知人则哲，即以知人、关注人为“哲”的内涵。
人道思想（人道主义）的实质就是确立人的地位、关注人的生存、实现人的发展、突出人的价值、追求人的尊严、寻求人的自由。从价值论角度来说，人道观的实质就是突出人的价值。人道是讲人与自然、社会、人生、思维关系的道理，它是关于人、人的本性、价值、意义、认知活动、伦理道德、审美活动等相互关系的学说。人道是人类文明的活的灵魂。
人道，是人之所以为人之道，它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形成发展而形成发展的客观历史产物。人类社会和人类文化的历史发展过程，就是人道更新递进的具体演变轨迹。人类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形成现象和内容规律，无不展现着人之所以为人的人道，也就是说，人道就其历时性而言，它具体体现为人类生活方方面面的纲纪和规范。因此，人道体现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特征，它确立了人在自然界中的优越地位，人道体现了人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它确立了人在社会中的生存方式。虽然人道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历史产物，有其自身发展变化的形式和规律，但是人类作为社会活动的主体，它所具有的社会实践和社会认识的主观能动作用，对于人道的发展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是有着重要的影响。人道理想其实质就是确立人的地位、关注人的生存、实现人的发展、突出人的价值、追求人的尊严、寻求人的自由。价值是人的主体需要和客体属性之间的满足与被满足的一种关系，其主体是人，价值论研究也正是以人的主体性为对象的学问。
人的价值内涵丰富，关系多维。反映的是主体与客体统一于人的一种价值关系。人的价值集中体现于人是主体，而主体的具体内涵即优越性。对于这一问题，人们关注思考较多，尤其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中国传统文化中注重人的优越性和超越性，认为人的价值就在于此，无论是“天地之生人为贵”，还是“人为万物之灵”、“人是天地之心”，都强调人的价值在于优越性。
人具有着其他世界万物所没有的主体性与超越性，正因为这种主体性使得人能够在世界有着崇高的地位。人还具有着创造性和实践性，人们在现实的世界中求生存、谋发展。在实践中促进自己和整个世界的发展。人在整个世界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人在世界面对三重矛盾关系。即：人与自然、人与他人（社会）、人自身身心。在处理这三重关系时往往首先要考虑人的地位问题，即到底把人等同自然其他事物，还是凸显人的地位。另外由于自然的力量强大，人一方面通过自己的实践改造自然，而另一方面往往在自然巨大的神秘力量面前显得无力苍白。人是在自然中求生存和发展的，人的价值是一种关系，是人的主体需要和客体贡献的关系，既可指别人或社会对个体人（群体）的尊重和认可，也指个体（群体）对他人（社会）的贡献和责任。其标准是双重的，又其中的关键则是要维系人的尊严和追求人的自由，这样既是处理人与他人（社会）关系的基础，也是融和身心关系的基本。
人的价值最突出的表现是追求人道的推行。人于世间，人生是一个不断追求的过程，而此过程必有信念予以支撑促动。无论是“修己安人”还是“兼爱天下”皆是为推行人道而奋斗，人的价值也是基于此而展现于此。人道实质强调人的主体性，弘扬人是价值主体，无论是“仁义道德”，还是“公平正义”，都是承认人是价值主体，也凸现人贵于物之处，所以要尊重人、爱护人、帮助人以及爱人。追求人道，是为了彰显人超越于物的高贵，也是弘扬人的价值所在。“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正是追求人道的推行，从而建立人的价值之根据，显现人的主体超越的根本表现。人道得以推行是人的价值的根本表现，如果不推行人道，就难以呈现人的主体性，也难以使人与物得以区分，人的价值也就无所表现，更无从谈起，所以说人道得以推行是人的价值在现实层面最根本最首先的表现。
人性问题是人的价值的基础，人性是关系到人的价值主体即人的本质问题，是揭示人应当如何生活，怎么样生活才是对错与善恶，由于人有七情六欲和对生存发展完善等需要，对资源资料怀有一种执着的寻觅，容易导致人性的贪婪和虚伪，而滑入“负价值”的深渊。所以人性可以说是人的价值最基础的表现，只有安其人性，变恶为善，去恶存善，对人性进行充分的认识，既不强求压制人的需要追求，也不过度膨胀人的欲望。应该使得人能够有规律、有秩序、有道德、有理想、有目的的生活。人性得以向善，利人利己，解决人的生存发展需要和资源有限性的矛盾，处理好物质需要和精神追求的两难选择。只有这样，人的价值才有基础保证。人性得以向善是人的价值最基本的现实表现。
人的价值是指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人”既包括自己与自己，同时也包含人与他人的关系。而人伦一词正是揭示人与人之间的人际关系问题，处理的是人之秩序问题。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都是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形成的，各种关系在长期相处和交往过程中，经过习惯成自然地积淀，久而久之，每种关系之间必然要形成某种适宜于保持或处理这种关系的规范和准则，并为一定范围内的人们所认同和遵守，从而作为约定俗成的原则秩序固定下来。这些关系里面最主要的就是人伦所维持的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以及君臣（现在上下级）等社会关系。人伦作为每个人立身处世的行为准则，也是人的价值得以在现实中确立的依据。现实生活中，人伦得以正位，每个人都需遵守关系秩序，才能处理各种关系，社会也才得以安定，那么价值也才能在各种关系中产生和呈现。人伦得以正位是人的价值的最首先的表现。
人的价值的一个首先理论前提就是要确立人的主体地位，而如何确立人的主体地位并充分发挥人的主体意识却是表现在人格修养之上。人的价值本身就包括人格价值这一方面，人格是人的灵魂和精神支柱，是决定主体的价值去向，对主体起导向作用。完善人格修养对于人的价值来说是极其必要和重要的。人的价值关系皆需要确定“自我”这一主体，而“自我”的优越性的地位是需要通过人格所促动并表现的。人格修养就是增强主体意识、发挥主体功能的过程。人的价值在一定的层面上就是通过人格来展现主体性的。也只有完善人格才能提高人的道德觉悟、增强人的主体自觉能力，也才能使得人的价值得以实现。人格得以完善是人的价值最主要的表现。
一、人的地位问题是传统人道观的核心
中国古代哲人大多都思考着天人关系问题，他们在自己思想里面往往首先考虑的就是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如何。
大多数哲学家都是坚持认为人的身体虽然渺小但却有着优异的性质，在天地间有着崇高卓越的地位。最初很明确的说人有卓越高贵地位的是老子，“道大，天、地、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认为人为宇宙中四大之一，与天地同为一大，实在是高出万物之上。荀子论人的高贵颇多：“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认为人是高贵于物质、植物、动物的，人在宇宙万物中是最高贵的。《礼记·礼运》中讲人的卓越高贵也很多：“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也。”“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别声而被色而生者也”人是天地之德、天地之心，这是远远高贵于其他万物的。汉代董仲舒更认为人在宇宙中是极其崇高重要的“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天生之以孝悌，地养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礼乐，三者相为手足，合以成体，不可一无也。”、“天地阴阳木火土金水九，与人而十者，起于天至于人毕，由此见人之超然万物之上而最为天下贵也。”认为人与天地同为万物之本，人最为天下之贵。周敦颐“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邵雍：“唯人兼乎万物，而为万物之灵”。“人之生，真可谓之贵也”；朱熹“人为最灵”；戴震“人之才得天地之全能，通天地之全德”。总之，在古代哲人眼里，人虽一物，身体虽小，但人却是万物之灵、万物之贵，人是贵于物的，人类价值也在于人贵于物。古代哲学家多数高度肯定人贵于物，而且就人何以贵于物的问题，各先哲也多有探索。
可以说人的地位问题是先哲们在阐释思想首先要考虑的问题，也是整个中国传统哲学的核心，其他思想都是围绕着这一核心而展开的。
二、人性问题是传统人道观的基石
人性论是整个研究人的理论的基础，离开人性谈人是无法谈起。人性问题是中国传统人道观的一个重要问题，人性是人的价值问题的基础，也一直是中国古代思想家最为关注的一个关于人的本质问题，先哲们都十分注意研究和探索。中国古代围绕着人性问题有着极其丰富的思想内容，从孔子的“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到孟子“性善”、荀子“性恶”以及后来的“性三品”、“性二元”等等，几乎所有的先哲都要对人性进行探索和阐释。人性问题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人学乃至中国文化十分关注的重要方面。千百年来，对“人性是什么”的问题，不同时期的思想家们都进行了孜孜不倦的探讨。在中国思想史上，先后出现过性善论（孟子，后来宋明理学以及王夫之、颜元、戴震都主张性善论）、性恶论（荀子，晋代仲长敖在著作《覈性赋》中尖锐主张性恶论）、性无善无恶论（告子、王安石都主张）、性有善有恶论（世硕、董仲舒、扬雄）、性超善恶论（道家主张性自然）、性三品论（王充、韩愈把人性分为三品）、性善情恶论（李翱）、性二元论（张载、程颢、程颐、朱熹）等观点。
众先哲对人性的思索也是为了给予人的价值寻求本质依据，而人性的思想的提出也正是为了道德、伦理、教育等等提供一个基础，可以说在整个中国传统哲学理，对于人性问题的思考是作为一个基石而出现的。
三、人伦问题是传统人道观的主体
人伦作为中国古代文化中一个重要的准则内容，是处理各种社会关系的行为准则，在西周时候，就已经形成了初步思想，到了春秋时期有了进一步发展。对人伦问题的思考也成为了中国传统哲学的主体内容。
首先把人伦从理论上进行全面系统的总结并赋予适应时代发展的新内容的是孔子。孔子以“仁”为思想指导，把现实社会中的人际关系归结为“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后来孟子又发展了孔子的人伦思想，提出“人伦”之说：“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并被后儒把五者称之为“五伦”，韩非、荀子也都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思考，其中韩非的思想被后来董仲舒发展为“三纲”，董仲舒为了适应需要而对先秦思想进行改造，其中突出了改造成“三纲五常”的人伦思想。隋唐韩愈，宋明时期二程、朱熹等几乎所有的思想家都对人伦问题进行了思考并阐释，使得人伦问题成为了中国传统哲学的主体内容。
四、人格问题是传统人道观的指向
中国古代哲学家，自孔子、老子以来，都重视人格修养，强调人格的完善，都提出了比较丰富的关于人格修养方法与修养境界的理论，注重提高觉悟，培养完善的人格。整个中国传统哲学，不同学派不同思想家所讲的人格修养方法不尽相同，但在追求人格的完美、人的精神超越上却趋于一致。
孔子提出“修己”之说，“修己”以“安人”，进而达到“君子”般的人格；老子宣扬“无为”，但也将“德”与“修”联系于一体，“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馀；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邦，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孟子提出“养性”、“修身”、“养浩然之气”等方式来达到“信人”、“大丈夫”等理想人格；荀子讲“性恶”，但主张“养心”以达到“诚”之境界；庄子虽然不满意儒家所谓的圣人，但他也提出“至人”、“神人”等理想人格，并主张以“心斋”、“坐忘”等方式达到理想人格；《大学》《中庸》包含最系统的人格修养方法和理论，讲“正心诚意“，重“慎独自省”，都是为了追求“至善”和“诚”般的人格。
宋元明清时期，各思想家都进一步发展了《孟子》《大学》《中庸》等的修养方法，追求自己的理想人格，无论是“涵养”、“穷理”都是为了寻觅“孔颜乐处”，追求圣人般的理想人格。
人格问题贯穿于各个思想家的思想之中，也为各个思想家提供了导向，成为了中国传统哲学的指向。
五、实现人的价值是传统人道观的目标
整个中国传统哲学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人生哲学，各思想家都是注重研究人生各个层面的问题，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出发，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如何着手，探索人性，致知人文，思虑人伦，焦虑人格，追求人生理想，而这一切又都可以归结于人的价值问题。
孔子以“仁”为核心，以礼乐为准则，推行正名复归于东周的理想，追求“君子”、“仁人”的人格；孟子以“性善”为依据，以“义”为目标来进而追求“大丈夫”的情怀；老子以“无为而无不为”的价值理念来追求“万善”的道；庄子通过“坐忘”、“心斋”等方式实现“逍遥”的自由，以求达到“真人”、“至人”、“神人”般的自由人格；法家诸子以现实的政治为目标，追求现实的治世目的，但他们也注重“以人为本”，注重“因人之情”；墨家以“兼爱”为宗旨，推行“行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情怀。可以说各个先哲都认为人生的准则即是宇宙之本根，人生之原理即是宇宙之原理。
在他们思想中认为人的价值问题是为一切之核心，并主导着其他思想的发生发展。伊川《明道行状》一书中便概括如此：“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知尽性至命必本于孝弟，穷神知化由通于礼乐。辨异端似是之非，开百代未明之惑。”“知尽性至命必本于孝弟，穷神知化由通于礼乐”，二语概括出整个中国传统哲学的最核心的问题，不离孝弟而至尽性至命，不去礼乐乃能穷神知化。即孝弟即尽性至命，即礼乐即穷神知化。明道自己亦谓：“道之外无物，物之外无道。是天地之間，无适而非道也。即父子而父子在所亲，即君臣而君臣在所严，以至为夫妇，为长幼，为朋友，无所为而非道。此道所以不可须离也。然则毁人伦，去四大者，其外于道也远矣。”此段正是揭示了人的价值问题是为主导中国传统哲学发展的核心问题，离开人的价值问题，其哲学思想就难以得以系统的发展。
总之，人的价值问题是中国传统哲学最核心中的部分，也是各个思想家最首先思虑的问题，但人的价值问题却又错综复杂，多维交织，经过几千年的文化积淀，人的价值问题中尚有很多问题没有揭示，尚有待于发掘，但如果要充分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必须要从人的价值问题入手，以人的价值问题来揭示中国传统文化的源流。
——摘自苏文帅《孔子人道观的价值意蕴探微》一文
哲学的核心问题，归根到底是对人的终极关怀。“哲学”一词的希腊文本义即是“爱智慧”，即关于人的智慧的学问。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哲”：知人则哲，即以知人、关注人为“哲”的内涵。
人道思想（人道主义）的实质就是确立人的地位、关注人的生存、实现人的发展、突出人的价值、追求人的尊严、寻求人的自由。从价值论角度来说，人道观的实质就是突出人的价值。人道是讲人与自然、社会、人生、思维关系的道理，它是关于人、人的本性、价值、意义、认知活动、伦理道德、审美活动等相互关系的学说。人道是人类文明的活的灵魂。
人道，是人之所以为人之道，它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形成发展而形成发展的客观历史产物。人类社会和人类文化的历史发展过程，就是人道更新递进的具体演变轨迹。人类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形成现象和内容规律，无不展现着人之所以为人的人道，也就是说，人道就其历时性而言，它具体体现为人类生活方方面面的纲纪和规范。因此，人道体现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特征，它确立了人在自然界中的优越地位，人道体现了人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它确立了人在社会中的生存方式。虽然人道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历史产物，有其自身发展变化的形式和规律，但是人类作为社会活动的主体，它所具有的社会实践和社会认识的主观能动作用，对于人道的发展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是有着重要的影响。人道理想其实质就是确立人的地位、关注人的生存、实现人的发展、突出人的价值、追求人的尊严、寻求人的自由。价值是人的主体需要和客体属性之间的满足与被满足的一种关系，其主体是人，价值论研究也正是以人的主体性为对象的学问。
人的价值内涵丰富，关系多维。反映的是主体与客体统一于人的一种价值关系。人的价值集中体现于人是主体，而主体的具体内涵即优越性。对于这一问题，人们关注思考较多，尤其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中国传统文化中注重人的优越性和超越性，认为人的价值就在于此，无论是“天地之生人为贵”，还是“人为万物之灵”、“人是天地之心”，都强调人的价值在于优越性。
人具有着其他世界万物所没有的主体性与超越性，正因为这种主体性使得人能够在世界有着崇高的地位。人还具有着创造性和实践性，人们在现实的世界中求生存、谋发展。在实践中促进自己和整个世界的发展。人在整个世界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人在世界面对三重矛盾关系。即：人与自然、人与他人（社会）、人自身身心。在处理这三重关系时往往首先要考虑人的地位问题，即到底把人等同自然其他事物，还是凸显人的地位。另外由于自然的力量强大，人一方面通过自己的实践改造自然，而另一方面往往在自然巨大的神秘力量面前显得无力苍白。人是在自然中求生存和发展的，人的价值是一种关系，是人的主体需要和客体贡献的关系，既可指别人或社会对个体人（群体）的尊重和认可，也指个体（群体）对他人（社会）的贡献和责任。其标准是双重的，又其中的关键则是要维系人的尊严和追求人的自由，这样既是处理人与他人（社会）关系的基础，也是融和身心关系的基本。
人的价值最突出的表现是追求人道的推行。人于世间，人生是一个不断追求的过程，而此过程必有信念予以支撑促动。无论是“修己安人”还是“兼爱天下”皆是为推行人道而奋斗，人的价值也是基于此而展现于此。人道实质强调人的主体性，弘扬人是价值主体，无论是“仁义道德”，还是“公平正义”，都是承认人是价值主体，也凸现人贵于物之处，所以要尊重人、爱护人、帮助人以及爱人。追求人道，是为了彰显人超越于物的高贵，也是弘扬人的价值所在。“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正是追求人道的推行，从而建立人的价值之根据，显现人的主体超越的根本表现。人道得以推行是人的价值的根本表现，如果不推行人道，就难以呈现人的主体性，也难以使人与物得以区分，人的价值也就无所表现，更无从谈起，所以说人道得以推行是人的价值在现实层面最根本最首先的表现。
人性问题是人的价值的基础，人性是关系到人的价值主体即人的本质问题，是揭示人应当如何生活，怎么样生活才是对错与善恶，由于人有七情六欲和对生存发展完善等需要，对资源资料怀有一种执着的寻觅，容易导致人性的贪婪和虚伪，而滑入“负价值”的深渊。所以人性可以说是人的价值最基础的表现，只有安其人性，变恶为善，去恶存善，对人性进行充分的认识，既不强求压制人的需要追求，也不过度膨胀人的欲望。应该使得人能够有规律、有秩序、有道德、有理想、有目的的生活。人性得以向善，利人利己，解决人的生存发展需要和资源有限性的矛盾，处理好物质需要和精神追求的两难选择。只有这样，人的价值才有基础保证。人性得以向善是人的价值最基本的现实表现。
人的价值是指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人”既包括自己与自己，同时也包含人与他人的关系。而人伦一词正是揭示人与人之间的人际关系问题，处理的是人之秩序问题。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都是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形成的，各种关系在长期相处和交往过程中，经过习惯成自然地积淀，久而久之，每种关系之间必然要形成某种适宜于保持或处理这种关系的规范和准则，并为一定范围内的人们所认同和遵守，从而作为约定俗成的原则秩序固定下来。这些关系里面最主要的就是人伦所维持的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以及君臣（现在上下级）等社会关系。人伦作为每个人立身处世的行为准则，也是人的价值得以在现实中确立的依据。现实生活中，人伦得以正位，每个人都需遵守关系秩序，才能处理各种关系，社会也才得以安定，那么价值也才能在各种关系中产生和呈现。人伦得以正位是人的价值的最首先的表现。
人的价值的一个首先理论前提就是要确立人的主体地位，而如何确立人的主体地位并充分发挥人的主体意识却是表现在人格修养之上。人的价值本身就包括人格价值这一方面，人格是人的灵魂和精神支柱，是决定主体的价值去向，对主体起导向作用。完善人格修养对于人的价值来说是极其必要和重要的。人的价值关系皆需要确定“自我”这一主体，而“自我”的优越性的地位是需要通过人格所促动并表现的。人格修养就是增强主体意识、发挥主体功能的过程。人的价值在一定的层面上就是通过人格来展现主体性的。也只有完善人格才能提高人的道德觉悟、增强人的主体自觉能力，也才能使得人的价值得以实现。人格得以完善是人的价值最主要的表现。
一、人的地位问题是传统人道观的核心
中国古代哲人大多都思考着天人关系问题，他们在自己思想里面往往首先考虑的就是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如何。
大多数哲学家都是坚持认为人的身体虽然渺小但却有着优异的性质，在天地间有着崇高卓越的地位。最初很明确的说人有卓越高贵地位的是老子，“道大，天、地、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认为人为宇宙中四大之一，与天地同为一大，实在是高出万物之上。荀子论人的高贵颇多：“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认为人是高贵于物质、植物、动物的，人在宇宙万物中是最高贵的。《礼记·礼运》中讲人的卓越高贵也很多：“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也。”“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别声而被色而生者也”人是天地之德、天地之心，这是远远高贵于其他万物的。汉代董仲舒更认为人在宇宙中是极其崇高重要的“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天生之以孝悌，地养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礼乐，三者相为手足，合以成体，不可一无也。”、“天地阴阳木火土金水九，与人而十者，起于天至于人毕，由此见人之超然万物之上而最为天下贵也。”认为人与天地同为万物之本，人最为天下之贵。周敦颐“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邵雍：“唯人兼乎万物，而为万物之灵”。“人之生，真可谓之贵也”；朱熹“人为最灵”；戴震“人之才得天地之全能，通天地之全德”。总之，在古代哲人眼里，人虽一物，身体虽小，但人却是万物之灵、万物之贵，人是贵于物的，人类价值也在于人贵于物。古代哲学家多数高度肯定人贵于物，而且就人何以贵于物的问题，各先哲也多有探索。
可以说人的地位问题是先哲们在阐释思想首先要考虑的问题，也是整个中国传统哲学的核心，其他思想都是围绕着这一核心而展开的。
二、人性问题是传统人道观的基石
人性论是整个研究人的理论的基础，离开人性谈人是无法谈起。人性问题是中国传统人道观的一个重要问题，人性是人的价值问题的基础，也一直是中国古代思想家最为关注的一个关于人的本质问题，先哲们都十分注意研究和探索。中国古代围绕着人性问题有着极其丰富的思想内容，从孔子的“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到孟子“性善”、荀子“性恶”以及后来的“性三品”、“性二元”等等，几乎所有的先哲都要对人性进行探索和阐释。人性问题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人学乃至中国文化十分关注的重要方面。千百年来，对“人性是什么”的问题，不同时期的思想家们都进行了孜孜不倦的探讨。在中国思想史上，先后出现过性善论（孟子，后来宋明理学以及王夫之、颜元、戴震都主张性善论）、性恶论（荀子，晋代仲长敖在著作《覈性赋》中尖锐主张性恶论）、性无善无恶论（告子、王安石都主张）、性有善有恶论（世硕、董仲舒、扬雄）、性超善恶论（道家主张性自然）、性三品论（王充、韩愈把人性分为三品）、性善情恶论（李翱）、性二元论（张载、程颢、程颐、朱熹）等观点。
众先哲对人性的思索也是为了给予人的价值寻求本质依据，而人性的思想的提出也正是为了道德、伦理、教育等等提供一个基础，可以说在整个中国传统哲学理，对于人性问题的思考是作为一个基石而出现的。
三、人伦问题是传统人道观的主体
人伦作为中国古代文化中一个重要的准则内容，是处理各种社会关系的行为准则，在西周时候，就已经形成了初步思想，到了春秋时期有了进一步发展。对人伦问题的思考也成为了中国传统哲学的主体内容。
首先把人伦从理论上进行全面系统的总结并赋予适应时代发展的新内容的是孔子。孔子以“仁”为思想指导，把现实社会中的人际关系归结为“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后来孟子又发展了孔子的人伦思想，提出“人伦”之说：“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并被后儒把五者称之为“五伦”，韩非、荀子也都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思考，其中韩非的思想被后来董仲舒发展为“三纲”，董仲舒为了适应需要而对先秦思想进行改造，其中突出了改造成“三纲五常”的人伦思想。隋唐韩愈，宋明时期二程、朱熹等几乎所有的思想家都对人伦问题进行了思考并阐释，使得人伦问题成为了中国传统哲学的主体内容。
四、人格问题是传统人道观的指向
中国古代哲学家，自孔子、老子以来，都重视人格修养，强调人格的完善，都提出了比较丰富的关于人格修养方法与修养境界的理论，注重提高觉悟，培养完善的人格。整个中国传统哲学，不同学派不同思想家所讲的人格修养方法不尽相同，但在追求人格的完美、人的精神超越上却趋于一致。
孔子提出“修己”之说，“修己”以“安人”，进而达到“君子”般的人格；老子宣扬“无为”，但也将“德”与“修”联系于一体，“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馀；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邦，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孟子提出“养性”、“修身”、“养浩然之气”等方式来达到“信人”、“大丈夫”等理想人格；荀子讲“性恶”，但主张“养心”以达到“诚”之境界；庄子虽然不满意儒家所谓的圣人，但他也提出“至人”、“神人”等理想人格，并主张以“心斋”、“坐忘”等方式达到理想人格；《大学》《中庸》包含最系统的人格修养方法和理论，讲“正心诚意“，重“慎独自省”，都是为了追求“至善”和“诚”般的人格。
宋元明清时期，各思想家都进一步发展了《孟子》《大学》《中庸》等的修养方法，追求自己的理想人格，无论是“涵养”、“穷理”都是为了寻觅“孔颜乐处”，追求圣人般的理想人格。
人格问题贯穿于各个思想家的思想之中，也为各个思想家提供了导向，成为了中国传统哲学的指向。
五、实现人的价值是传统人道观的目标
整个中国传统哲学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人生哲学，各思想家都是注重研究人生各个层面的问题，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出发，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如何着手，探索人性，致知人文，思虑人伦，焦虑人格，追求人生理想，而这一切又都可以归结于人的价值问题。
孔子以“仁”为核心，以礼乐为准则，推行正名复归于东周的理想，追求“君子”、“仁人”的人格；孟子以“性善”为依据，以“义”为目标来进而追求“大丈夫”的情怀；老子以“无为而无不为”的价值理念来追求“万善”的道；庄子通过“坐忘”、“心斋”等方式实现“逍遥”的自由，以求达到“真人”、“至人”、“神人”般的自由人格；法家诸子以现实的政治为目标，追求现实的治世目的，但他们也注重“以人为本”，注重“因人之情”；墨家以“兼爱”为宗旨，推行“行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情怀。可以说各个先哲都认为人生的准则即是宇宙之本根，人生之原理即是宇宙之原理。
在他们思想中认为人的价值问题是为一切之核心，并主导着其他思想的发生发展。伊川《明道行状》一书中便概括如此：“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知尽性至命必本于孝弟，穷神知化由通于礼乐。辨异端似是之非，开百代未明之惑。”“知尽性至命必本于孝弟，穷神知化由通于礼乐”，二语概括出整个中国传统哲学的最核心的问题，不离孝弟而至尽性至命，不去礼乐乃能穷神知化。即孝弟即尽性至命，即礼乐即穷神知化。明道自己亦谓：“道之外无物，物之外无道。是天地之間，无适而非道也。即父子而父子在所亲，即君臣而君臣在所严，以至为夫妇，为长幼，为朋友，无所为而非道。此道所以不可须离也。然则毁人伦，去四大者，其外于道也远矣。”此段正是揭示了人的价值问题是为主导中国传统哲学发展的核心问题，离开人的价值问题，其哲学思想就难以得以系统的发展。
总之，人的价值问题是中国传统哲学最核心中的部分，也是各个思想家最首先思虑的问题，但人的价值问题却又错综复杂，多维交织，经过几千年的文化积淀，人的价值问题中尚有很多问题没有揭示，尚有待于发掘，但如果要充分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必须要从人的价值问题入手，以人的价值问题来揭示中国传统文化的源流。
——摘自苏文帅《孔子人道观的价值意蕴探微》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