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我今天能走进你的视野，那是缘于一本书对我的——
发昧
岁月悠悠，话说36年前，与共和国同龄的我就读于桂林市叠彩山下的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时值“文革”后期，“极左”思潮泛滥，书店除“毛选”外几乎别无其他书籍。一日，与窗友在独秀峰下的图书馆偶然翻查到清代王筠的《文字蒙求》，阅后方知小小汉字乾坤竞如此之大，一时爱不释手，于是与同舍的几位“文化饥渴者”轮番刻写，硬是把该书全本油印出来。正是基于《文字蒙求》对我的启蒙发昧，使得我对汉字的学习和研究兴趣日浓。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和国家的改革开放，文化研究日渐繁荣，虽然后来我又购阅了许慎的《说文解字》以及现代多位学者的文字学著作，在如饥似渴地咀嚼、吸纳中进一步感受到汉字的精深博大，但是，我至今依然珍藏着这本发黄的《文字蒙求》油印本，每每翻阅，便思潮翻涌——因为是它引发了我对汉字研究的兴趣并为之倾注了大半生的心血，也因为它的引领，使得我在汉字字理的研究和教学上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学习知识不能仅是为了储存，学以致用，掌握了知识就须——
传道
20世纪50年代，前印度总理尼赫鲁曾对他的女儿说：“世界上有一个伟大的国家，她的每一个字，都是一首优美的诗，一幅美丽的画。你要好好学习。我说的这个国家就是中国。”汉字如“诗”似“画”皆因其表义性使然，其“六书”造字法巧妙地造出了千万个生动形象，组构有理（构字理据）的汉字。从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到清代王筠的《文字蒙求》等诸多识字教本，无一不是依据字理来析解和引导孩童识记汉字的，当代许多优秀教师的识字教学实践亦证明，只有充分考虑汉字的特点，依据字理析形索义、因义记形，学生识字时才会是吟诵“一首优美的诗”，欣赏“一幅美丽的画”。然而，“此风不传久矣”。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以来，由于受到“汉字落后论”“拉丁字母万能论”的影响，对汉字以及识字教学研究的投入是很不够的，师范院校古今汉语教材中有关文字学的知识非常苟简，学生的文字学知识自然是比较浅薄的。大学毕业后我到了广西柳城师范学校任教，在给师范生讲授文言文和古诗词时，我摒弃按译文串讲的方式，而是对重点字词依据其字源义进行析解，有意地补充和扩展相关的文字学知识，学生豁然，效果显著。例如讲授《郑伯克段于鄢》中“太叔完聚，缮甲兵，具卒乘„„姜氏何厌之有„„欲为之启„„”的句段时我重点析解了如下几个字： 完——形声字，“元”是声旁，“宀”表示房屋，在这里是表示城堡修筑好了。
聚——形声字，“取”是声旁，下部是“众”的变写，三人为众，表概数，言其数量之多。这里是表示众多的士兵聚集（集结）好了。 缮——形声字，“纟”形“善”声。本义是修补，物件损坏常用丝绳绑扎，所以用“纟”表义，文中指兵器已修缮磨制好。“缮甲兵”即是修缮好铠甲和磨制好兵器。 具——会意字。上“目”是“鼎”的省写，下部与双手持斧斤的“兵”的下部一样，是双手的变写，甲骨文写作双手捧着鼎的形状，表示已经备好了饮食，引申为具备。“具卒乘”即是准备好了兵车。
厌——会意字，繁体为“厭”，会意为“犬”“口”吃“肉”（月），吃饱后卧于山崖（厂）之下，本义是吃饱了，引申为满足。文中“姜氏何厌之有”意为姜氏有什么可以满足得了的？ 启——会意字，繁体为“启”，“友”可分解为“又”和“丿”，“又”表示手，“丿”表示器械，此为钥匙，会意为手持钥匙开启门户（启）的意思，“欲为之启”就是（姜氏）想为他（段）打开城门。
以上古文中的重点字词依据字理析解后，学生就能自主地把文意勾连串通而无须死背译文了。依据字理进行教学使我的学生开阔了视野，走近了汉字。
由于历史的原因，导致今天中小学教师文字学基础比较薄弱，在多次的问卷调查中，当看到相当部分的教师回答左“B ”旁的字与左边的耳朵有关、“肚”字的“月”旁与月亮有关、“煮”字的“„”与水有关时，我就会为此感到无比的忧虑和哀伤，我国的汉字文化竟荒芜
到如此“迎面不识”的地步！“位卑未敢忘忧国”，为使更多的人了解汉字文化，于是我开始执笔——
著述
我怀着满腔的热情开始了编写一本适合一线教师使用的文字学工具书的工作。然而，认真钻研进去后便发现要形成一本有别于前人的新书绝非易事，特别是部分汉字的形义异说歧出，纷繁复杂，加之汉字的演化和简化，相当部分的汉字已难以按其字源义来析解字理了，因此，如何在字源义的基础上从现代生活的实用性出发，对演化字和简化字进行原创性的新解从而让小学生形象地识记汉字，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当今字理教学能否得以顺利实施的关键，难度之大可以想见。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动笔，蜗居斗室，焚膏继晷，个中甘苦，我心深知。一晚，灯下奋笔正酣，妻子因眼睛炎症叫我拿眼药水帮她点滴，不料因脑子仍沉浸在汉字的世界里，竞糊里糊涂地拿起另一瓶皮肤类的药水给她滴进眼去，顿时使得她刺痛难受，好在及时到医院冲洗治疗，否则就酿成大祸了，为此事内心愧疚了很久很久。在这些年里，还曾多次到外地出差开会，火车上甚至飞机上，我也会不停地思考着、斟酌着、辨析着；白天学习开会，晚上他人散步或娱乐时，我则在房间笔耕不辍。就这样，秋去冬来，寒来暑往，六易其稿，历时12年，40余万字的《小学语文字理教学手册》一书才于2003年由广西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本书析解了3500个常用汉字，每字均先指出其造字方法，字源含义，在教学中可以怎样解说，特别是对演化字和简化字均作了便于学生识记的新解，每字还配以一首形义结合的字谜歌谣或顺口溜，可以说，这是一本新的《说文解字》了。至今，我已编著出版了20本各类的论著教材，而《字理手册》是我劳心耗时最多的一本书，也是我敝帚自珍，自认为最有价值的一本书。
1994年8月我调任广西小学教育研究中心语文教研员，经过广泛的阅读有关识字教学的论著文章和深入课堂听课、评课、上课，对识字教学又有了更深切的体会和感受，于是先后在《中国教育报》《小学语文教学》等报刊发表了《字理一识字教学的根本》《字理+心理=合理》等关涉字理教学研究的系列文章。在我至今所发表的200多篇教研文章中．相当部分的文章都与字理教学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理论研究和学术探索是重要的，然而，身教更重于言教。为让更多的教师亲近汉字并真切地感受其魅力，于是，我注重在课堂教学上的亲身——
垂范
做一位理论研究和教学实践并举的复合型教研员，这一直是我的追求，这也是广大一线教师对专家型教研员的企盼，他们不仅需要宏观理论的引领，更需要在微观上的具体指导。基于此，我不但在讲学时突出“字理是语文教学的根基”的主题，更是热情地走进课堂，不断地进行教学实践的探索。近20年来，我先后应邀到北京、上海、西安、杭州等全国多个省市讲学和上课，然而，不管是上低年级的课，还是上高年级的课；上识字课，还是上阅读课；上现代文，还是上文言文，我都把字理识字和字理析词有机地渗透其中，使我的课堂充盈着浓浓的汉字文化味。
2007年4月，在杭州举办的华文国际教育研讨会上，我依然运用字理识字和字理析词的方法上了阅读教学课《雷雨》，在现场的手机短信互动交流中，有的老师评价我的课“是一堂最本色的语文课”，有的老师夸赞我“是一位难得的汉字文化传道者”。一位叫郑汉琴的老师还在其博客上写下了这样的感受：“下午的一场‘雷雨’着实让我吃惊了一回。它正如一场及时雨给今天闷热的天气注进了一股清新的凉风，浇醒了我昏昏欲睡的头脑。我开始看了课程安排，知道这节课是一个叫‘黄亢美’的广西特级教师上的，而且是二年级的一篇课文，题目叫《雷雨》。看其名，我猜想这一定是位女教师，因为有个‘美’字，再说是低年段的，更加印证了我的想法，因为，在我们这里几乎没有一个男老师在教低年段。可万万没想到上来的却是一位头发斑白、微微发胖的老先生。更让我吃惊的是，这样一位老教师却能上出如此
生动形象的课，既符合了低年段学生的年龄特征，又独具匠心，富有创造力，真是不可思议！”江苏丹阳实验小学的沈金娣也写道：“我有幸聆听到了特级教师黄亢美老师的一节语文课，这是一节情趣盎然的识字课。在黄老师的带领下，学生步入了一个神奇的汉字王国。整堂课妙趣横生，孩子们兴味倍增。在这里，一个个汉字，在师生的眼里全然不是枯燥的符号，而是一幅画，一首诗，一个故事，他们沐浴着祖国文化的璀璨阳光，感受着汉语言文字的无穷魅力。”就在这次观摩活动中，听课的老师们还把多位全国著名特级教师的课堂教学特点进行高度的概括，如把王崧舟的教学特色概括为“诗意课堂”，薛法根的教学特色概括为“朴实课堂”等，而把我的课堂教学特色则概括为保卫母语和汉字文化的“守根课堂”。全国著名的小学语文教学评论家周一贯先生在评论我的课时对字理教学的特色给予充分地肯定，并呼吁广大语文老师“应当自觉承担起‘把母语的根留住’的神圣职责！”2009年2月，我还应新加坡华人教师总会和新加坡现代语言中心的邀请前往该国讲学和现场上课，看到海外华人对汉字知识的渴求和对华文教学的坚守，更使我深深地感到，作为一个语文教师必须责无旁贷地把传承和弘扬汉字文化的历史重任担当起来，具体到我们的课堂教学中，就是要在语文课的字词教学中，有机地渗透字理析解，凸显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汉语言文字课的魅力！
在学术研究中同时进行教学实践，通过教学实践又使得我更加务实地进行学术研究，并在研究中不唯书，不唯上，甚或敢于——
辩争
2003年11月，在湖南洞庭湖畔的岳阳市举行了全国第六届字理教学研讨活动，出席会议的有中央教科所以及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等多所全国著名高校的专家教授，同时与会的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500多位小学教师和教研员，这可以说是一次文字学专家与一线教师零距离的对话交流盛会。在这次会议的学术研讨中，来自北京一所著名大学的S 教授对小学教师“胡乱”解说简化字的现象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和指责。如“春”字，古文字形是从艹从日屯声的形声字，对现行“春”字的教学，一些小学教师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灵活解说为“春天来了，温暖的阳光（日）普照大地，人们三人（“寒”灵活解说为“三人”）一伙，两人一对地去踏青赏花”。该教授认为这样析解是对汉字的歪曲，并举了多个小学教师的识字教例进行“剖析”。下面的一线教师顿感困惑，若不允许这样灵活解说难道要按其“从*从日屯声”的形声字特点进行解说吗？这实际上是文字学专家的汉字字源研究与一线小学教师的识字教学两种不同思维的碰撞。当时我想，所谓“字理教学”当然首先是要按照汉字本来的字源义进行析解。但是，由于汉字的演化和简化，相当部分汉字的形义已经形变甚至义迁，因此，在教学中对部分简化或演化了的汉字进行灵活析解和识记是符合当今汉字的实际的，如果不顾现代汉字的实际而一味地按其本来的形义析解这是泥古不化，而一些小学教师随意发挥而毫不顾及其本来的字源含义这也是不对的。轮到我发言时，我旗帜鲜明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我先援引了比那位“著名”教授还要“著名”的我国语言文字学专家殷焕先先生在其《汉字三论》中的观点——“从适合于文字教学看，宜于古而大戾于今的《说文解字》并不是值得称引的。我们对文字的解释能符合当代的情况，那才便于群众接受，才能便于教学，便于规范，那才能算做有益的解释。”例如“裕”本为形声字，从衣、谷声，一位教师却用会意法灵活析解为“丰衣足食是富裕”，殷焕先先生充分地肯定了这种教法，并指出：“重新赋予汉字构形理性，我们的先民发扬过这种智慧。”为了更进一步的论证，我又援引了全国著名特级教师斯霞、霍懋征在教学“攀”“蚓”“聪”等字时由形声字灵活析解为会意字的例子，如斯霞老师教“蚓”字在指出其形声的基础上又灵活地引导学生当作会意字识记：蚯蚓这种“虫”爬行的时候有时弯曲着身子像个“弓”字形，有时又绷直着身子像个“一”字形，像这样的灵活析解是符合小学生的识字心理的，也体现了“注重开发学生的创造潜能”的教学理念。最后，我概括出我的观点：专家学者对文字学的研究与小学生对汉字的学习本质上是一致的，但又是有所区别的，我们在依据字理进行识字析词时，首先应依据汉字本来的字源义进行正
解，而对于一些演化字和简化字，应当允许学生的独特识记和老师的灵活析解，但对这些字赋予“新字理”时必须注意形义的有机结合，像个别教师把“照”字分解为“一个日本人，手拿一把刀，杀了一口人，留下四滴血”这种形义脱节的胡编乱说也是不可取的。言毕，与会的一线教师和不少的专家学者报以热烈的掌声。的确，在汉字字源的研究上，可谓专家众多，成果丰硕。然而，针对小学生识字教学科学化的研究确实还有不少有待研究的问题，这需要我们更进一步地去探索和研究。
研究字理教学，弘扬汉字文化，我感到已不是单纯的个人兴趣和爱好，在我的内心深处，她已上升到一种——
责任
2004年1月，全国字理识字研究中心理事长贾国均先生因病溘然去世，贾先生的早逝对我国字理教学的研究无疑是个巨大损失。在翌年10月于山东潍坊举行的第七届全国字理教学观摩研讨会理事会上，大家推举我担任字理教学研究中心的理事长，从此，我肩上的担子更重了。经过这些年的研究和实践，我和我的团队由当初单纯的研究“字理识字”已扩展到“字理析词一字理教学一字理教育”层面的研究，并总结出了字理教学的一些基本要则和方法，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字理教学实验学校在课堂教学中也普遍取得了显著的成效。2008年，我们在北京成功地举行了第八届字理年会，今年将在西安举行第九届字理年会，我们还将开展多式样的活动吸引更多的专家学者和一线教师参与到字理教学的研究中来。我深知，由于当前“西语东渐”仍呈强势，母语教育受到了空前的挑战，21世纪的今天，中华汉字文化教育几乎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而东邻的一些国家却对汉字文化“热心”不减，甚至于心怀觊觎，更有甚者竞指称汉字是由他们发明的，还建议该国政府向联合国申请汉字为该国的世界文化遗产。再如，日本政府把每年的12月12日定为该国的“汉字之日”，由日本汉字能力检定协会宣布足以反映该国当年人间世相的汉字，如2005年、2006年、2007年的年度汉字分别为“爱”“命”“伪”三字。不管这些国家是出于何种目的，但应该肯定的是他们对汉字是关注和重视的。反观我国目前汉字教育的情势则不容乐观，我作为一个汉语言文字的研究者和教育者，更感到一种沉重的使命感。
如果说我今天能走进你的视野，那是缘于一本书对我的——
发昧
岁月悠悠，话说36年前，与共和国同龄的我就读于桂林市叠彩山下的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时值“文革”后期，“极左”思潮泛滥，书店除“毛选”外几乎别无其他书籍。一日，与窗友在独秀峰下的图书馆偶然翻查到清代王筠的《文字蒙求》，阅后方知小小汉字乾坤竞如此之大，一时爱不释手，于是与同舍的几位“文化饥渴者”轮番刻写，硬是把该书全本油印出来。正是基于《文字蒙求》对我的启蒙发昧，使得我对汉字的学习和研究兴趣日浓。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和国家的改革开放，文化研究日渐繁荣，虽然后来我又购阅了许慎的《说文解字》以及现代多位学者的文字学著作，在如饥似渴地咀嚼、吸纳中进一步感受到汉字的精深博大，但是，我至今依然珍藏着这本发黄的《文字蒙求》油印本，每每翻阅，便思潮翻涌——因为是它引发了我对汉字研究的兴趣并为之倾注了大半生的心血，也因为它的引领，使得我在汉字字理的研究和教学上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学习知识不能仅是为了储存，学以致用，掌握了知识就须——
传道
20世纪50年代，前印度总理尼赫鲁曾对他的女儿说：“世界上有一个伟大的国家，她的每一个字，都是一首优美的诗，一幅美丽的画。你要好好学习。我说的这个国家就是中国。”汉字如“诗”似“画”皆因其表义性使然，其“六书”造字法巧妙地造出了千万个生动形象，组构有理（构字理据）的汉字。从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到清代王筠的《文字蒙求》等诸多识字教本，无一不是依据字理来析解和引导孩童识记汉字的，当代许多优秀教师的识字教学实践亦证明，只有充分考虑汉字的特点，依据字理析形索义、因义记形，学生识字时才会是吟诵“一首优美的诗”，欣赏“一幅美丽的画”。然而，“此风不传久矣”。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以来，由于受到“汉字落后论”“拉丁字母万能论”的影响，对汉字以及识字教学研究的投入是很不够的，师范院校古今汉语教材中有关文字学的知识非常苟简，学生的文字学知识自然是比较浅薄的。大学毕业后我到了广西柳城师范学校任教，在给师范生讲授文言文和古诗词时，我摒弃按译文串讲的方式，而是对重点字词依据其字源义进行析解，有意地补充和扩展相关的文字学知识，学生豁然，效果显著。例如讲授《郑伯克段于鄢》中“太叔完聚，缮甲兵，具卒乘„„姜氏何厌之有„„欲为之启„„”的句段时我重点析解了如下几个字： 完——形声字，“元”是声旁，“宀”表示房屋，在这里是表示城堡修筑好了。
聚——形声字，“取”是声旁，下部是“众”的变写，三人为众，表概数，言其数量之多。这里是表示众多的士兵聚集（集结）好了。 缮——形声字，“纟”形“善”声。本义是修补，物件损坏常用丝绳绑扎，所以用“纟”表义，文中指兵器已修缮磨制好。“缮甲兵”即是修缮好铠甲和磨制好兵器。 具——会意字。上“目”是“鼎”的省写，下部与双手持斧斤的“兵”的下部一样，是双手的变写，甲骨文写作双手捧着鼎的形状，表示已经备好了饮食，引申为具备。“具卒乘”即是准备好了兵车。
厌——会意字，繁体为“厭”，会意为“犬”“口”吃“肉”（月），吃饱后卧于山崖（厂）之下，本义是吃饱了，引申为满足。文中“姜氏何厌之有”意为姜氏有什么可以满足得了的？ 启——会意字，繁体为“启”，“友”可分解为“又”和“丿”，“又”表示手，“丿”表示器械，此为钥匙，会意为手持钥匙开启门户（启）的意思，“欲为之启”就是（姜氏）想为他（段）打开城门。
以上古文中的重点字词依据字理析解后，学生就能自主地把文意勾连串通而无须死背译文了。依据字理进行教学使我的学生开阔了视野，走近了汉字。
由于历史的原因，导致今天中小学教师文字学基础比较薄弱，在多次的问卷调查中，当看到相当部分的教师回答左“B ”旁的字与左边的耳朵有关、“肚”字的“月”旁与月亮有关、“煮”字的“„”与水有关时，我就会为此感到无比的忧虑和哀伤，我国的汉字文化竟荒芜
到如此“迎面不识”的地步！“位卑未敢忘忧国”，为使更多的人了解汉字文化，于是我开始执笔——
著述
我怀着满腔的热情开始了编写一本适合一线教师使用的文字学工具书的工作。然而，认真钻研进去后便发现要形成一本有别于前人的新书绝非易事，特别是部分汉字的形义异说歧出，纷繁复杂，加之汉字的演化和简化，相当部分的汉字已难以按其字源义来析解字理了，因此，如何在字源义的基础上从现代生活的实用性出发，对演化字和简化字进行原创性的新解从而让小学生形象地识记汉字，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当今字理教学能否得以顺利实施的关键，难度之大可以想见。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动笔，蜗居斗室，焚膏继晷，个中甘苦，我心深知。一晚，灯下奋笔正酣，妻子因眼睛炎症叫我拿眼药水帮她点滴，不料因脑子仍沉浸在汉字的世界里，竞糊里糊涂地拿起另一瓶皮肤类的药水给她滴进眼去，顿时使得她刺痛难受，好在及时到医院冲洗治疗，否则就酿成大祸了，为此事内心愧疚了很久很久。在这些年里，还曾多次到外地出差开会，火车上甚至飞机上，我也会不停地思考着、斟酌着、辨析着；白天学习开会，晚上他人散步或娱乐时，我则在房间笔耕不辍。就这样，秋去冬来，寒来暑往，六易其稿，历时12年，40余万字的《小学语文字理教学手册》一书才于2003年由广西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本书析解了3500个常用汉字，每字均先指出其造字方法，字源含义，在教学中可以怎样解说，特别是对演化字和简化字均作了便于学生识记的新解，每字还配以一首形义结合的字谜歌谣或顺口溜，可以说，这是一本新的《说文解字》了。至今，我已编著出版了20本各类的论著教材，而《字理手册》是我劳心耗时最多的一本书，也是我敝帚自珍，自认为最有价值的一本书。
1994年8月我调任广西小学教育研究中心语文教研员，经过广泛的阅读有关识字教学的论著文章和深入课堂听课、评课、上课，对识字教学又有了更深切的体会和感受，于是先后在《中国教育报》《小学语文教学》等报刊发表了《字理一识字教学的根本》《字理+心理=合理》等关涉字理教学研究的系列文章。在我至今所发表的200多篇教研文章中．相当部分的文章都与字理教学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理论研究和学术探索是重要的，然而，身教更重于言教。为让更多的教师亲近汉字并真切地感受其魅力，于是，我注重在课堂教学上的亲身——
垂范
做一位理论研究和教学实践并举的复合型教研员，这一直是我的追求，这也是广大一线教师对专家型教研员的企盼，他们不仅需要宏观理论的引领，更需要在微观上的具体指导。基于此，我不但在讲学时突出“字理是语文教学的根基”的主题，更是热情地走进课堂，不断地进行教学实践的探索。近20年来，我先后应邀到北京、上海、西安、杭州等全国多个省市讲学和上课，然而，不管是上低年级的课，还是上高年级的课；上识字课，还是上阅读课；上现代文，还是上文言文，我都把字理识字和字理析词有机地渗透其中，使我的课堂充盈着浓浓的汉字文化味。
2007年4月，在杭州举办的华文国际教育研讨会上，我依然运用字理识字和字理析词的方法上了阅读教学课《雷雨》，在现场的手机短信互动交流中，有的老师评价我的课“是一堂最本色的语文课”，有的老师夸赞我“是一位难得的汉字文化传道者”。一位叫郑汉琴的老师还在其博客上写下了这样的感受：“下午的一场‘雷雨’着实让我吃惊了一回。它正如一场及时雨给今天闷热的天气注进了一股清新的凉风，浇醒了我昏昏欲睡的头脑。我开始看了课程安排，知道这节课是一个叫‘黄亢美’的广西特级教师上的，而且是二年级的一篇课文，题目叫《雷雨》。看其名，我猜想这一定是位女教师，因为有个‘美’字，再说是低年段的，更加印证了我的想法，因为，在我们这里几乎没有一个男老师在教低年段。可万万没想到上来的却是一位头发斑白、微微发胖的老先生。更让我吃惊的是，这样一位老教师却能上出如此
生动形象的课，既符合了低年段学生的年龄特征，又独具匠心，富有创造力，真是不可思议！”江苏丹阳实验小学的沈金娣也写道：“我有幸聆听到了特级教师黄亢美老师的一节语文课，这是一节情趣盎然的识字课。在黄老师的带领下，学生步入了一个神奇的汉字王国。整堂课妙趣横生，孩子们兴味倍增。在这里，一个个汉字，在师生的眼里全然不是枯燥的符号，而是一幅画，一首诗，一个故事，他们沐浴着祖国文化的璀璨阳光，感受着汉语言文字的无穷魅力。”就在这次观摩活动中，听课的老师们还把多位全国著名特级教师的课堂教学特点进行高度的概括，如把王崧舟的教学特色概括为“诗意课堂”，薛法根的教学特色概括为“朴实课堂”等，而把我的课堂教学特色则概括为保卫母语和汉字文化的“守根课堂”。全国著名的小学语文教学评论家周一贯先生在评论我的课时对字理教学的特色给予充分地肯定，并呼吁广大语文老师“应当自觉承担起‘把母语的根留住’的神圣职责！”2009年2月，我还应新加坡华人教师总会和新加坡现代语言中心的邀请前往该国讲学和现场上课，看到海外华人对汉字知识的渴求和对华文教学的坚守，更使我深深地感到，作为一个语文教师必须责无旁贷地把传承和弘扬汉字文化的历史重任担当起来，具体到我们的课堂教学中，就是要在语文课的字词教学中，有机地渗透字理析解，凸显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汉语言文字课的魅力！
在学术研究中同时进行教学实践，通过教学实践又使得我更加务实地进行学术研究，并在研究中不唯书，不唯上，甚或敢于——
辩争
2003年11月，在湖南洞庭湖畔的岳阳市举行了全国第六届字理教学研讨活动，出席会议的有中央教科所以及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等多所全国著名高校的专家教授，同时与会的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500多位小学教师和教研员，这可以说是一次文字学专家与一线教师零距离的对话交流盛会。在这次会议的学术研讨中，来自北京一所著名大学的S 教授对小学教师“胡乱”解说简化字的现象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和指责。如“春”字，古文字形是从艹从日屯声的形声字，对现行“春”字的教学，一些小学教师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灵活解说为“春天来了，温暖的阳光（日）普照大地，人们三人（“寒”灵活解说为“三人”）一伙，两人一对地去踏青赏花”。该教授认为这样析解是对汉字的歪曲，并举了多个小学教师的识字教例进行“剖析”。下面的一线教师顿感困惑，若不允许这样灵活解说难道要按其“从*从日屯声”的形声字特点进行解说吗？这实际上是文字学专家的汉字字源研究与一线小学教师的识字教学两种不同思维的碰撞。当时我想，所谓“字理教学”当然首先是要按照汉字本来的字源义进行析解。但是，由于汉字的演化和简化，相当部分汉字的形义已经形变甚至义迁，因此，在教学中对部分简化或演化了的汉字进行灵活析解和识记是符合当今汉字的实际的，如果不顾现代汉字的实际而一味地按其本来的形义析解这是泥古不化，而一些小学教师随意发挥而毫不顾及其本来的字源含义这也是不对的。轮到我发言时，我旗帜鲜明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我先援引了比那位“著名”教授还要“著名”的我国语言文字学专家殷焕先先生在其《汉字三论》中的观点——“从适合于文字教学看，宜于古而大戾于今的《说文解字》并不是值得称引的。我们对文字的解释能符合当代的情况，那才便于群众接受，才能便于教学，便于规范，那才能算做有益的解释。”例如“裕”本为形声字，从衣、谷声，一位教师却用会意法灵活析解为“丰衣足食是富裕”，殷焕先先生充分地肯定了这种教法，并指出：“重新赋予汉字构形理性，我们的先民发扬过这种智慧。”为了更进一步的论证，我又援引了全国著名特级教师斯霞、霍懋征在教学“攀”“蚓”“聪”等字时由形声字灵活析解为会意字的例子，如斯霞老师教“蚓”字在指出其形声的基础上又灵活地引导学生当作会意字识记：蚯蚓这种“虫”爬行的时候有时弯曲着身子像个“弓”字形，有时又绷直着身子像个“一”字形，像这样的灵活析解是符合小学生的识字心理的，也体现了“注重开发学生的创造潜能”的教学理念。最后，我概括出我的观点：专家学者对文字学的研究与小学生对汉字的学习本质上是一致的，但又是有所区别的，我们在依据字理进行识字析词时，首先应依据汉字本来的字源义进行正
解，而对于一些演化字和简化字，应当允许学生的独特识记和老师的灵活析解，但对这些字赋予“新字理”时必须注意形义的有机结合，像个别教师把“照”字分解为“一个日本人，手拿一把刀，杀了一口人，留下四滴血”这种形义脱节的胡编乱说也是不可取的。言毕，与会的一线教师和不少的专家学者报以热烈的掌声。的确，在汉字字源的研究上，可谓专家众多，成果丰硕。然而，针对小学生识字教学科学化的研究确实还有不少有待研究的问题，这需要我们更进一步地去探索和研究。
研究字理教学，弘扬汉字文化，我感到已不是单纯的个人兴趣和爱好，在我的内心深处，她已上升到一种——
责任
2004年1月，全国字理识字研究中心理事长贾国均先生因病溘然去世，贾先生的早逝对我国字理教学的研究无疑是个巨大损失。在翌年10月于山东潍坊举行的第七届全国字理教学观摩研讨会理事会上，大家推举我担任字理教学研究中心的理事长，从此，我肩上的担子更重了。经过这些年的研究和实践，我和我的团队由当初单纯的研究“字理识字”已扩展到“字理析词一字理教学一字理教育”层面的研究，并总结出了字理教学的一些基本要则和方法，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字理教学实验学校在课堂教学中也普遍取得了显著的成效。2008年，我们在北京成功地举行了第八届字理年会，今年将在西安举行第九届字理年会，我们还将开展多式样的活动吸引更多的专家学者和一线教师参与到字理教学的研究中来。我深知，由于当前“西语东渐”仍呈强势，母语教育受到了空前的挑战，21世纪的今天，中华汉字文化教育几乎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而东邻的一些国家却对汉字文化“热心”不减，甚至于心怀觊觎，更有甚者竞指称汉字是由他们发明的，还建议该国政府向联合国申请汉字为该国的世界文化遗产。再如，日本政府把每年的12月12日定为该国的“汉字之日”，由日本汉字能力检定协会宣布足以反映该国当年人间世相的汉字，如2005年、2006年、2007年的年度汉字分别为“爱”“命”“伪”三字。不管这些国家是出于何种目的，但应该肯定的是他们对汉字是关注和重视的。反观我国目前汉字教育的情势则不容乐观，我作为一个汉语言文字的研究者和教育者，更感到一种沉重的使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