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白话报》是革命党人最早运用白话文宣传的报刊之一。
说得感天动地 写得人心鼎沸
在辛亥革命党人所进行的推翻清王朝的斗争中,与暴力手段(包括起义和暗杀)所紧密配合的另一种方式,就是进行革命舆论宣传活动。
如果把辛亥革命运动比作一驾马车,那么,暴力斗争和舆论宣传便是缺一不可的两个轮子。同时,宣传的效果又是与策略手段的运用密切关联的,从效果来看,当年辛亥革命党人舆论宣传的策略手段有着较高水平,为辛亥革命的发生制造了强大的舆论力量。
其中,革命党与保皇派的论战、邹容的《革命军》作用尤其突出。
嘴巴子厉害
舆论宣传的主要方式不外口头和文字两种。口头宣传对于辛亥革命党人来说,是最为日常化的一种宣传方式,他们从不乏这方面的高手。像孙中山自年轻时就有很好的口才,说话颇具鼓动性和吸引力。有知情者忆述,孙逢事“议论滔滔”,“九流三教,皆可共语”。据孙中山自述,早在香港学医期间,他便与同道“致力于革命之鼓吹,常往来于香港、澳门之间,大放厥词,无所忌讳”,“非谈革命则无以为欢,数年如一日”。他后来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之后,随时随地的口头宣传工作更是做得有声有色。
聚众演说,更是辛亥革命党人进行口头宣传所特别重视利用并得以大显身手的方式。其党人中还有诸多堪称革命演说家的人物。像女杰秋瑾,“每大会集”,“必抠衣登坛,多所陈说,其词淋漓悲壮,荡人心魂,与闻之者,鲜不感动愧赧而继之以泣也”。以撰写《革命军》而声名大震的邹容,也具有这样的演讲感染力,有谓“凡遇学生开会,容必争先演说,犀利悲壮,鲜与伦比”。与邹容结为忘年交的章太炎,作为“有学问的革命家”,也是演讲高手。“苏报案”出狱后到日本,他利用革命党人和留学生集会欢迎的场合,作慷慨激昂的长篇反清革命演说,令听者荡气回肠,为之感奋,当时天正下雨,听讲者数千人竟“咸植立雨中,无不动容”。
笔杆子出奇
文字宣传较之口头宣传更有其无可替代的优势。尤其报刊这种新兴的大众传媒形式,更为辛亥革命党人所重视。早在1899年,陈少白就奉孙中山之命在香港筹办起《中国日报》,该报“宣传排满,做革命党喉舌”,即使其副刊上的文字,“不管什么题目,内容都含有民族性的排满思想在内,为一般读者所爱读”。随着革命运动的发展,革命报刊更是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清末时各种形式的革命报刊有110多种。
除了报刊媒体之外,书籍也是辛亥革命党人所注意利用的文字宣传形式。在当时特定的环境中,需要花费较长时间运思和累积性写作的专深著述相对较少,多的是短小精悍、通俗易懂的宣传品。其中既包括像章太炎的《訄书》那样具有相当专深学理蕴涵的著述,也有像刘成禺(汉公)的《太平天国战史》那样的借史学体裁来为反清革命张本之作,而更多的则是直截了当地宣传现实革命的读物。可以说,当时的革命书籍既具有针对不同层面读者的形式多样化特点,又有着异曲同工地宣传革命的统一内容指归。
还有像由邹容撰写的《革命军》,陈天华所作的《警世钟》、《猛回头》等书册形式的宣传品,其直言不讳地正面呼号反清反帝、奋起革命,其鼓动力,不啻万钧雷霆。
出招不择手段
相对于这种“正面”舆论宣传而言的另类“奇招异术”,也是辛亥革命党人所不惮使用的。像其党人景梅久等人就利用报纸屡施奇招。针对清方干涉报务的行径,故意正话反说。正如景氏《鄂乱怀疑篇》一文,明明是对武昌起义爆发的消息知之已确,深信不疑,文中偏写成“吾人固未敢置信也”；明明是要张扬革命之声势,但笔下只含混地(不指明是说清方还是革命一方)以“武昌据长江上流,为南北重镇,水陆形势之区,兵备集屯之域也”这样的言辞出之；明明知道原清方新军将领黎元洪并无甚大名,只因被党人举为都督,则故说其为被“欧人称为第一流名将”,如此等等。
作者后来忆述及此,特说明均系“假话”、“反笔”。其实,在当时,只要对时局真相稍有了解者,恐亦多能察其运笔故出“奇道”的策略手段。显然,这与一般的“曲笔”手法大有不同,已不啻一种“假作真时真亦假”的“恶作剧”般的调侃。
有时其招术实施得更为奇绝,又如武昌起义爆发之初,《国风日报》竟故意出一期“白版”:“除一版广告及社会新闻外,正面一版,全空白,只在上面排了一行二号字道:‘本报从各方面得到消息甚多,因警察干涉,一律削去,阅者恕之!’”结果,“这纸白报一出,人心更是汹汹不定,都乱猜起来嚷嚷着说:‘大概革命军完全胜利了,清兵大失败了!各省都响应起来了罢!不然哪有一版禁登的消息呢?’”清方感到如此更为不妙,便又派警察来报馆告诉编辑:“除过靠不住的谣言,准你们登载就是。”
一张“白版”,给了读者更大的猜测和想象空间,会衍生出诸多传闻,加重对清方不利的舆论氛围和社会扰乱情势,这自然正是革命党人所希望的。如此“白版”,可谓“此处无字胜有字,此时出奇胜入正”。
辛亥革命党人在舆论战线上“出奇制胜”的招术可谓五花八门,具体事例更是不胜枚举,而总的看来,是与其正面的舆论斗争紧密配合、相辅而行并且是殊途同归的。
辛亥革命党人在舆论宣传方面的这些具有较高水平的策略手段运用,无疑是其能够取得推翻清王朝、结束中国帝制斗争胜利的重要因素之一。 □据北京日报
■历史回放
要清王朝还是要共和? 革命派激辩保皇派掀起清末思想解放运动
1906年4月28日,革命党与改良派各以《民报》和《新民业报》为阵地,展开了激烈论战。这是戊戌变法以来,中国近代史上又一次资产阶级性质的思想解放运动。
这次大辩论以《民报》的创刊为正式发端。1905年11月出版的《民报》第1号,除孙中山的《发刊词》从正面阐发了同盟会的革命纲领外,其余文章大多是从不同角度对保皇派进行批判。1906年4月28日,《民报》作为“第三号号外”单独印行《〈民报〉与〈新民丛报〉辩论之纲领》,正式揭开革命派和保皇派之间大论战的序幕。
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和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保皇派关于民主革命的辩论,分别以《民报》和《新民丛报》为主要阵地,20余家报刊先后投入论战,从1905年至1907年,辩论持续了两年之久。革命派和保皇派辩论的核心是——中国往何处去?内容涉及很广,但集中在要不要以暴力推翻清王朝,要不要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要不要改变封建土地制度三个方面。
在要不要以暴力推翻清政府的问题上,保皇派蓄意抹杀清政府对内残酷镇压、对外投降卖国的客观事实,美化清政府的统治；危言耸听地宣传革命不仅要造成连年战争,血流成河,而且会招惹帝国主义的干涉,导致“灭亡中国”的惨祸。革命派以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批判了保皇派为清政府辩护、诽谤攻击民族革命的种种荒谬论调,揭露清王朝对内进行严酷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对外奉行屈膝投降的卖国政策,结果把中国搞得四分五裂,鲜血淋漓。革命派义正词严地宣布:为了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为了人民的自由和社会的进步,就必须以暴力革命的手段推翻反动卖国的清政府。
在要不要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问题上,保皇派认为,中国不仅不能实行民主共和,甚至也不可以立即实行君主立宪,而只能先实行开明专制,中国社会必须由君主专制的“据乱世”,经过君主立宪的“升平世”,然后才能进入民主共和的“太平世”。革命派阐明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相信中国人民有能力建设一个民主共和国。革命派在广泛宣传民主共和思想的同时,进一步划清了革命与保皇的界限。
在要不要改变土地制度即要不要实行社会革命的问题上,保皇派明显地站在封建地主阶级的立场上,美化封建土地制度所有制。革命派坚持社会革命不仅可能与政治革命并行,而且应该与政治革命并行,阐明了改变封建土地所有制的重要性和作用。
革命派和保皇派的论战,进一步划清了革命与保皇的界限,扩大了民主革命阵营,致使同盟会的革命纲领日益深入人心,而康有为和梁启超为首的保皇派则陷入了极端孤立的境地。1907年7月,梁启超在无可奈何中,将《新民丛报》草草收场。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思想理论战线上取得了巨大胜利。 □据中国网
■解码辛亥
邹容的《革命军》为辛亥革命造起巨大声浪 写一本书得个大将军
邹容是近代作家、革命家,字蔚丹,又字威丹,四川巴县人,出身于商人家庭。光绪二十七年,时年16岁,考取四川官费留学生,因为思想激进被除名。光绪二十九年,在上海出版《革命军》,并因此入狱。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四月初三,邹容在受尽凌辱后死于狱中,年仅20岁。
千言不敌一书
《革命军》全书2万多字,共分七章叙述。在政治上与写作上都有鲜明的特点。它深刻揭露清朝的民族压迫和二千年来的封建专制制度的罪恶,指出中国当时面临着争取民族解放与民主自由的双重任务,提出了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目标和纲领；同时又分析了铲除奴隶精神,进行革命教育,培养国民,缔造资产阶级革命大军的必要,堪称当时最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革命军》的语言犀利泼辣,嬉笑怒骂,淋漓尽致。
《革命军》出版后,翻印流传极广,风行海内外。据估计,它在辛亥革命时期,共印了20几版,总印数超过110万册,占清末革命书刊销售量的第一位。鲁迅说,清末的一些诗文,“倘说影响,则别的千言万语,大概都抵不过浅近直截的‘革命军马前卒邹容’所做的《革命军》”。为了表彰邹容,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大总统孙中山追赠他为陆军大将军。
上海的革命刊物《苏报》,刊登了邹容写的《〈革命军〉自序》,和评论《革命军》的文章,这一来,人们争相阅读《革命军》,交口赞誉它应成为“国民教育之第一教科书”。这部被誉为中国近代《人权宣言》的书公开问世,吓得清政府惶惶不安,勾结帝国主义查封了爱国学社和《苏报》,逮捕了章太炎和邹容等人,这就是1903年震惊中外的“苏报案”。
歌颂革命伟大
《革命军》一开头就热烈地歌颂了革命事业的伟大:“伟大绝伦之一目的,曰革命。巍巍哉!革命也。皇皇哉!革命也。”邹容从进化论的观点出发,明确地指出:“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争存争亡过渡时代之要义也。革命者,顺乎天,而应乎人者也。”邹容指出,中国自秦始皇统一天下,称皇帝,建立专制政体以后,这种视国家为一家一姓的私有财产的封建专制制度,就是中国兵连祸结,国病民穷以及一切罪恶的根源。因此,邹容得出结论说:“革命!革命!得之则生,不得则死,毋退步,毋中立,毋徘徊。”
劝动天下造反
在中国面临封建主义的压制和列强驱迫的处境下,邹容得出一个与康有为、梁启超保皇派截然不同的结论:“欲御外侮,先清内患”。主张用革命的手段,推翻清王朝的专制统治,他豪迈地说:“磨吾刃,建吾旗”,同清王朝“驰骋于枪林弹雨中”,然后与帝国主义血战到底。主张坚决地推翻清王朝这个“洋人朝廷”,这显然是一个历史的进步。
推翻封建王朝后怎么办?为此,邹容在《革命军》主张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并提出了具体方案,共25条纲领。例如,“定名中华共和国”,“建立中央政府为全国办事之总机关”,“凡为国人,男女一律平等,无上下贵贱之分”,“不得侵人自由,如言论、思想、出版等事”等等。由此可见,邹容已经具备了比较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
《革命军》出版以后,反清革命运动的政治前途就是建立共和国,已成为定论了。 □据央视国际
《中国白话报》是革命党人最早运用白话文宣传的报刊之一。
说得感天动地 写得人心鼎沸
在辛亥革命党人所进行的推翻清王朝的斗争中,与暴力手段(包括起义和暗杀)所紧密配合的另一种方式,就是进行革命舆论宣传活动。
如果把辛亥革命运动比作一驾马车,那么,暴力斗争和舆论宣传便是缺一不可的两个轮子。同时,宣传的效果又是与策略手段的运用密切关联的,从效果来看,当年辛亥革命党人舆论宣传的策略手段有着较高水平,为辛亥革命的发生制造了强大的舆论力量。
其中,革命党与保皇派的论战、邹容的《革命军》作用尤其突出。
嘴巴子厉害
舆论宣传的主要方式不外口头和文字两种。口头宣传对于辛亥革命党人来说,是最为日常化的一种宣传方式,他们从不乏这方面的高手。像孙中山自年轻时就有很好的口才,说话颇具鼓动性和吸引力。有知情者忆述,孙逢事“议论滔滔”,“九流三教,皆可共语”。据孙中山自述,早在香港学医期间,他便与同道“致力于革命之鼓吹,常往来于香港、澳门之间,大放厥词,无所忌讳”,“非谈革命则无以为欢,数年如一日”。他后来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之后,随时随地的口头宣传工作更是做得有声有色。
聚众演说,更是辛亥革命党人进行口头宣传所特别重视利用并得以大显身手的方式。其党人中还有诸多堪称革命演说家的人物。像女杰秋瑾,“每大会集”,“必抠衣登坛,多所陈说,其词淋漓悲壮,荡人心魂,与闻之者,鲜不感动愧赧而继之以泣也”。以撰写《革命军》而声名大震的邹容,也具有这样的演讲感染力,有谓“凡遇学生开会,容必争先演说,犀利悲壮,鲜与伦比”。与邹容结为忘年交的章太炎,作为“有学问的革命家”,也是演讲高手。“苏报案”出狱后到日本,他利用革命党人和留学生集会欢迎的场合,作慷慨激昂的长篇反清革命演说,令听者荡气回肠,为之感奋,当时天正下雨,听讲者数千人竟“咸植立雨中,无不动容”。
笔杆子出奇
文字宣传较之口头宣传更有其无可替代的优势。尤其报刊这种新兴的大众传媒形式,更为辛亥革命党人所重视。早在1899年,陈少白就奉孙中山之命在香港筹办起《中国日报》,该报“宣传排满,做革命党喉舌”,即使其副刊上的文字,“不管什么题目,内容都含有民族性的排满思想在内,为一般读者所爱读”。随着革命运动的发展,革命报刊更是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清末时各种形式的革命报刊有110多种。
除了报刊媒体之外,书籍也是辛亥革命党人所注意利用的文字宣传形式。在当时特定的环境中,需要花费较长时间运思和累积性写作的专深著述相对较少,多的是短小精悍、通俗易懂的宣传品。其中既包括像章太炎的《訄书》那样具有相当专深学理蕴涵的著述,也有像刘成禺(汉公)的《太平天国战史》那样的借史学体裁来为反清革命张本之作,而更多的则是直截了当地宣传现实革命的读物。可以说,当时的革命书籍既具有针对不同层面读者的形式多样化特点,又有着异曲同工地宣传革命的统一内容指归。
还有像由邹容撰写的《革命军》,陈天华所作的《警世钟》、《猛回头》等书册形式的宣传品,其直言不讳地正面呼号反清反帝、奋起革命,其鼓动力,不啻万钧雷霆。
出招不择手段
相对于这种“正面”舆论宣传而言的另类“奇招异术”,也是辛亥革命党人所不惮使用的。像其党人景梅久等人就利用报纸屡施奇招。针对清方干涉报务的行径,故意正话反说。正如景氏《鄂乱怀疑篇》一文,明明是对武昌起义爆发的消息知之已确,深信不疑,文中偏写成“吾人固未敢置信也”；明明是要张扬革命之声势,但笔下只含混地(不指明是说清方还是革命一方)以“武昌据长江上流,为南北重镇,水陆形势之区,兵备集屯之域也”这样的言辞出之；明明知道原清方新军将领黎元洪并无甚大名,只因被党人举为都督,则故说其为被“欧人称为第一流名将”,如此等等。
作者后来忆述及此,特说明均系“假话”、“反笔”。其实,在当时,只要对时局真相稍有了解者,恐亦多能察其运笔故出“奇道”的策略手段。显然,这与一般的“曲笔”手法大有不同,已不啻一种“假作真时真亦假”的“恶作剧”般的调侃。
有时其招术实施得更为奇绝,又如武昌起义爆发之初,《国风日报》竟故意出一期“白版”:“除一版广告及社会新闻外,正面一版,全空白,只在上面排了一行二号字道:‘本报从各方面得到消息甚多,因警察干涉,一律削去,阅者恕之!’”结果,“这纸白报一出,人心更是汹汹不定,都乱猜起来嚷嚷着说:‘大概革命军完全胜利了,清兵大失败了!各省都响应起来了罢!不然哪有一版禁登的消息呢?’”清方感到如此更为不妙,便又派警察来报馆告诉编辑:“除过靠不住的谣言,准你们登载就是。”
一张“白版”,给了读者更大的猜测和想象空间,会衍生出诸多传闻,加重对清方不利的舆论氛围和社会扰乱情势,这自然正是革命党人所希望的。如此“白版”,可谓“此处无字胜有字,此时出奇胜入正”。
辛亥革命党人在舆论战线上“出奇制胜”的招术可谓五花八门,具体事例更是不胜枚举,而总的看来,是与其正面的舆论斗争紧密配合、相辅而行并且是殊途同归的。
辛亥革命党人在舆论宣传方面的这些具有较高水平的策略手段运用,无疑是其能够取得推翻清王朝、结束中国帝制斗争胜利的重要因素之一。 □据北京日报
■历史回放
要清王朝还是要共和? 革命派激辩保皇派掀起清末思想解放运动
1906年4月28日,革命党与改良派各以《民报》和《新民业报》为阵地,展开了激烈论战。这是戊戌变法以来,中国近代史上又一次资产阶级性质的思想解放运动。
这次大辩论以《民报》的创刊为正式发端。1905年11月出版的《民报》第1号,除孙中山的《发刊词》从正面阐发了同盟会的革命纲领外,其余文章大多是从不同角度对保皇派进行批判。1906年4月28日,《民报》作为“第三号号外”单独印行《〈民报〉与〈新民丛报〉辩论之纲领》,正式揭开革命派和保皇派之间大论战的序幕。
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和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保皇派关于民主革命的辩论,分别以《民报》和《新民丛报》为主要阵地,20余家报刊先后投入论战,从1905年至1907年,辩论持续了两年之久。革命派和保皇派辩论的核心是——中国往何处去?内容涉及很广,但集中在要不要以暴力推翻清王朝,要不要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要不要改变封建土地制度三个方面。
在要不要以暴力推翻清政府的问题上,保皇派蓄意抹杀清政府对内残酷镇压、对外投降卖国的客观事实,美化清政府的统治；危言耸听地宣传革命不仅要造成连年战争,血流成河,而且会招惹帝国主义的干涉,导致“灭亡中国”的惨祸。革命派以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批判了保皇派为清政府辩护、诽谤攻击民族革命的种种荒谬论调,揭露清王朝对内进行严酷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对外奉行屈膝投降的卖国政策,结果把中国搞得四分五裂,鲜血淋漓。革命派义正词严地宣布:为了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为了人民的自由和社会的进步,就必须以暴力革命的手段推翻反动卖国的清政府。
在要不要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问题上,保皇派认为,中国不仅不能实行民主共和,甚至也不可以立即实行君主立宪,而只能先实行开明专制,中国社会必须由君主专制的“据乱世”,经过君主立宪的“升平世”,然后才能进入民主共和的“太平世”。革命派阐明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相信中国人民有能力建设一个民主共和国。革命派在广泛宣传民主共和思想的同时,进一步划清了革命与保皇的界限。
在要不要改变土地制度即要不要实行社会革命的问题上,保皇派明显地站在封建地主阶级的立场上,美化封建土地制度所有制。革命派坚持社会革命不仅可能与政治革命并行,而且应该与政治革命并行,阐明了改变封建土地所有制的重要性和作用。
革命派和保皇派的论战,进一步划清了革命与保皇的界限,扩大了民主革命阵营,致使同盟会的革命纲领日益深入人心,而康有为和梁启超为首的保皇派则陷入了极端孤立的境地。1907年7月,梁启超在无可奈何中,将《新民丛报》草草收场。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思想理论战线上取得了巨大胜利。 □据中国网
■解码辛亥
邹容的《革命军》为辛亥革命造起巨大声浪 写一本书得个大将军
邹容是近代作家、革命家,字蔚丹,又字威丹,四川巴县人,出身于商人家庭。光绪二十七年,时年16岁,考取四川官费留学生,因为思想激进被除名。光绪二十九年,在上海出版《革命军》,并因此入狱。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四月初三,邹容在受尽凌辱后死于狱中,年仅20岁。
千言不敌一书
《革命军》全书2万多字,共分七章叙述。在政治上与写作上都有鲜明的特点。它深刻揭露清朝的民族压迫和二千年来的封建专制制度的罪恶,指出中国当时面临着争取民族解放与民主自由的双重任务,提出了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目标和纲领；同时又分析了铲除奴隶精神,进行革命教育,培养国民,缔造资产阶级革命大军的必要,堪称当时最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革命军》的语言犀利泼辣,嬉笑怒骂,淋漓尽致。
《革命军》出版后,翻印流传极广,风行海内外。据估计,它在辛亥革命时期,共印了20几版,总印数超过110万册,占清末革命书刊销售量的第一位。鲁迅说,清末的一些诗文,“倘说影响,则别的千言万语,大概都抵不过浅近直截的‘革命军马前卒邹容’所做的《革命军》”。为了表彰邹容,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大总统孙中山追赠他为陆军大将军。
上海的革命刊物《苏报》,刊登了邹容写的《〈革命军〉自序》,和评论《革命军》的文章,这一来,人们争相阅读《革命军》,交口赞誉它应成为“国民教育之第一教科书”。这部被誉为中国近代《人权宣言》的书公开问世,吓得清政府惶惶不安,勾结帝国主义查封了爱国学社和《苏报》,逮捕了章太炎和邹容等人,这就是1903年震惊中外的“苏报案”。
歌颂革命伟大
《革命军》一开头就热烈地歌颂了革命事业的伟大:“伟大绝伦之一目的,曰革命。巍巍哉!革命也。皇皇哉!革命也。”邹容从进化论的观点出发,明确地指出:“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争存争亡过渡时代之要义也。革命者,顺乎天,而应乎人者也。”邹容指出,中国自秦始皇统一天下,称皇帝,建立专制政体以后,这种视国家为一家一姓的私有财产的封建专制制度,就是中国兵连祸结,国病民穷以及一切罪恶的根源。因此,邹容得出结论说:“革命!革命!得之则生,不得则死,毋退步,毋中立,毋徘徊。”
劝动天下造反
在中国面临封建主义的压制和列强驱迫的处境下,邹容得出一个与康有为、梁启超保皇派截然不同的结论:“欲御外侮,先清内患”。主张用革命的手段,推翻清王朝的专制统治,他豪迈地说:“磨吾刃,建吾旗”,同清王朝“驰骋于枪林弹雨中”,然后与帝国主义血战到底。主张坚决地推翻清王朝这个“洋人朝廷”,这显然是一个历史的进步。
推翻封建王朝后怎么办?为此,邹容在《革命军》主张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并提出了具体方案,共25条纲领。例如,“定名中华共和国”,“建立中央政府为全国办事之总机关”,“凡为国人,男女一律平等,无上下贵贱之分”,“不得侵人自由,如言论、思想、出版等事”等等。由此可见,邹容已经具备了比较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
《革命军》出版以后,反清革命运动的政治前途就是建立共和国,已成为定论了。 □据央视国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