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钱钟书赞为妻子、情人和朋友
2016年05月26日 来源：齐鲁晚报
【PDF版】
从左至右为杨绛、钱瑗、钱钟书。(资料片)
2016年5月25日凌晨,杨绛先生去世。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这首诗是杨绛先生翻译的兰德的诗,也写下了她无声的心语。
初读杨绛先生的书,朴实与淡然中,总有一股人生向上的力量,催人奋进。而她的百年人生,也正是如此。
不是一见倾心
确是志趣相投
才子佳人的故事,很容易成为故事流传,钱钟书与杨绛先生的爱情故事,不像徐志摩、林徽因、梁思成之间那样纠葛,简单却有韧性。
吴学昭,吴宓之女,与钱钟书、杨绛一家有通家之好。作者曾写成《听杨绛谈往事》这部著作,讲述了杨绛生活的点滴。
吴学昭曾问杨先生:“您和钱钟书先生从认识到相爱,时间那么短,可算是一见倾心或一见钟情吧。”
杨先生答:“人世间也许有一见倾心的事,但我无此经历。”
“1932年3月在清华古月堂门口,我们第一次见面,觉得他眉宇间‘蔚然而深秀’,瘦瘦的,书生模样。孙令衔告诉我,他表兄(钱钟书)已与叶恭绰的女儿叶崇范订婚。”
杨绛第一次见到钱钟书时,他穿一件青布大褂,一双毛布底鞋,戴一副老式大眼镜。
“钱钟书见我后,曾写信给我,约在工字厅见面,想和我谈谈。他带我进客厅坐在一张大桌子边角上,斜对面。他要说清一个事实,孙令衔所说不实,他并未订婚。孙令衔和我一同走回燕京的路上,告诉我说:他告诉表兄,我是费孝通的女朋友。所以我说我也并非费孝通的女朋友。”
之后杨绛还向钱钟书推荐了一本书,钱钟书读后也向杨绛推荐了书籍。
“我们只是互相介绍书,通信用英文。那时清华园内有邮筒,信投入邮筒,立刻送入宿舍,通信极便。他的信很勤,越写越勤,一天一封。钱钟书曾和我说他‘志气不大,只想贡献一生,做做学问’。我觉得这点和我的志趣还比较相投,我虽学了四年政治,并无救世济民之大志。他也常到古月堂约我出去散步。我不走荷塘小路,太窄,只宜亲密的情侣……以后也走上荷塘的小道了,两人也开始像情侣了。有时我和恩钿、袁震散步回屋,我就知道屋里桌上准有封信在等我,我觉得自己好像是爱上他了。”
“学期终了,钟书要我留校补习一两个月,考入清华研究院,两人就可再同学一年。他放假就回家了。他走了,我很难受,难受了好多时。冷静下来,觉得不好,这是fall in love(坠入爱河)了。认识才短短几个月,岂不太造次呢?”
夫妇兼朋友
很实际又很低调
短篇小说集《人·兽·鬼》,是钟书于抗战胜利后出版的第一个集子,由上海开明书店1946年4月初版。“假使这部稿子没有遗失或烧毁”,那是因为“此书稿本曾由杨绛女士在兵火仓皇中录副,分藏两处”,钟书如此说明。他这次没有在《人·兽·鬼》赠书页上写点什么,不过该书出版后,在两人“仝存”的样书上,钟书写有一句既浪漫又体己的话:赠予杨季康(杨绛),绝无仅有的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
钱先生以妻子、情人、朋友似不相容的三者统一来形容和赞赏杨先生,真是无上完美,别开生面,妙不可言!
杨先生说:“谈不上什么赞赏,可算是来自实际生活的一种切身体会吧。钟书称我妻子、情人、朋友,绝无仅有的三者统一体；我认为三者应该是统一的。夫妻该是终身的朋友,夫妻间最重要的是朋友关系,即使不是知心的朋友,至少也该是能做伴侣的朋友或互相尊重的伴侣。情人而非朋友的关系是不能持久的。夫妻而不够朋友,只好分手。”
杨先生又说:“钟书和我都以为‘五伦’——中国以前的人伦关系: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五伦’中,朋友非常重要。其他四伦如能复为朋友,交心而知己,关系定会非常融洽、和谐。我们俩就是夫妇兼朋友。”
杨先生又说:“我已不记得哪位英国传记作家写他的美满婚姻,很实际,很低调。他写道:1.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2.我娶了她几十年来,从未后悔娶她；3.也从未想要娶别的女人。我把这段话读给钟书听,他说:‘我和他一样。’我说:‘我也一样。’”
不当校长当“灶下婢”
为丈夫女儿挡风雨
杨绛先生曾表示,“我做过各种工作:大学教授、中学校长兼高中三年级的英语教师,为阔小姐补习功课。又是喜剧、散文及短篇小说作者等等。但每项工作都是暂时的,只有一件事终身不改,我一生是钱钟书生命中的杨绛。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作,常使我感到人生实苦。但苦虽苦,也很有意思,钱钟书承认他婚姻美满,可见我的终身大事业很成功,虽然耗去了我不少心力体力,不算冤枉,钱钟书的天性,没受压迫,没受损伤,我保全了他的天真、淘气和痴气,这是不容易的。”
钱钟书的堂弟钱钟鲁先生曾回忆,当初大嫂要去振华女校当校长,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不愿意,觉得应该在家做家务,但是大嫂的父亲老圃先生不乐意,鼓励她出去工作。可是杨绛在抗战后期真的身任钱家的“灶下婢”,为了节约开支,她自己和煤末,做煤球,踮着脚站在大水缸前,弄一脸煤灰；她还负责洗衣服买菜,知道她不好意思上菜场,钱钟书陪她一起去,两人说笑着就把菜买回家。她当时还在写喜剧,解放后夏衍、胡乔木都提出想重版她的戏剧作品,被她拒绝了。她承认,当时写喜剧,主要原因是为“稻粮谋”,出版后给家里买肉吃。
钱钟鲁先生最佩服的,也是大嫂身上的这种坚韧之劲。
很多人是通过“文革”时期杨绛的坚强表现,觉得她不光是“文弱书生”,还有“怒目金刚”的一面。可是钱钟鲁先生说他早觉察这点。“她像一个帐篷,把大哥和钱媛都罩在里面,外在的风雨都由她抵挡。她总是想包住这个家庭,不让大哥他们吃一点苦。”
杨绛应对困难的勇气和担当也令人折服。在“文化大革命”的年代,杨绛一度被安排扫厕所,不过她认为“收拾厕所有意想不到的好处”:其一,可以躲避红卫兵的“造反”；其二,可以销毁“会生麻烦的字纸”；其三,可以“享到向所未识的自由”。
我们仨
再无生离和死别
“一九九七年早春,阿瑗去世。一九九八年岁末,钟书去世。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地失散了。‘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这是杨绛的著述《我们仨》中的文字。
世界似乎对杨绛格外“照顾”,也许是为了考验她的坚韧不拔之心,丧女、丧夫之后,杨绛该何去何从?
其实,年近90的老人给自己安排了繁重的工作,一头扎进了书堆中:1999年用一年时间把手头正在翻译的柏拉图对话录《斐多》译完,2001年把三联书店六年来一直在编校的《钱钟书集》定稿出版,同时着手誊清、粘贴、整理钱先生生前留下的大量手稿和读书笔记,交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了《钱钟书手稿集》。
2003年,《我们仨》出版,独居之后,90多岁的杨绛用自己的故事,给当代的读者上了一堂生动的生活课。“我们俩老了”“我们仨失散了”“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在这三个小标题下,杨先生回忆了先她而去的女儿、丈夫,一家人那些快乐而艰难、爱与痛的日子。
“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做‘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
2016年5月25日清晨,这位“日暮途穷的羁旅倦客”再也不用苦苦寻觅归途,再也不用“一个人思念我们仨”,对于她来说,世间再无生离和死别。愿逝者安息。
综合三联生活周刊、新华视点、南方周末等
被钱钟书赞为妻子、情人和朋友
2016年05月26日 来源：齐鲁晚报
【PDF版】
从左至右为杨绛、钱瑗、钱钟书。(资料片)
2016年5月25日凌晨,杨绛先生去世。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这首诗是杨绛先生翻译的兰德的诗,也写下了她无声的心语。
初读杨绛先生的书,朴实与淡然中,总有一股人生向上的力量,催人奋进。而她的百年人生,也正是如此。
不是一见倾心
确是志趣相投
才子佳人的故事,很容易成为故事流传,钱钟书与杨绛先生的爱情故事,不像徐志摩、林徽因、梁思成之间那样纠葛,简单却有韧性。
吴学昭,吴宓之女,与钱钟书、杨绛一家有通家之好。作者曾写成《听杨绛谈往事》这部著作,讲述了杨绛生活的点滴。
吴学昭曾问杨先生:“您和钱钟书先生从认识到相爱,时间那么短,可算是一见倾心或一见钟情吧。”
杨先生答:“人世间也许有一见倾心的事,但我无此经历。”
“1932年3月在清华古月堂门口,我们第一次见面,觉得他眉宇间‘蔚然而深秀’,瘦瘦的,书生模样。孙令衔告诉我,他表兄(钱钟书)已与叶恭绰的女儿叶崇范订婚。”
杨绛第一次见到钱钟书时,他穿一件青布大褂,一双毛布底鞋,戴一副老式大眼镜。
“钱钟书见我后,曾写信给我,约在工字厅见面,想和我谈谈。他带我进客厅坐在一张大桌子边角上,斜对面。他要说清一个事实,孙令衔所说不实,他并未订婚。孙令衔和我一同走回燕京的路上,告诉我说:他告诉表兄,我是费孝通的女朋友。所以我说我也并非费孝通的女朋友。”
之后杨绛还向钱钟书推荐了一本书,钱钟书读后也向杨绛推荐了书籍。
“我们只是互相介绍书,通信用英文。那时清华园内有邮筒,信投入邮筒,立刻送入宿舍,通信极便。他的信很勤,越写越勤,一天一封。钱钟书曾和我说他‘志气不大,只想贡献一生,做做学问’。我觉得这点和我的志趣还比较相投,我虽学了四年政治,并无救世济民之大志。他也常到古月堂约我出去散步。我不走荷塘小路,太窄,只宜亲密的情侣……以后也走上荷塘的小道了,两人也开始像情侣了。有时我和恩钿、袁震散步回屋,我就知道屋里桌上准有封信在等我,我觉得自己好像是爱上他了。”
“学期终了,钟书要我留校补习一两个月,考入清华研究院,两人就可再同学一年。他放假就回家了。他走了,我很难受,难受了好多时。冷静下来,觉得不好,这是fall in love(坠入爱河)了。认识才短短几个月,岂不太造次呢?”
夫妇兼朋友
很实际又很低调
短篇小说集《人·兽·鬼》,是钟书于抗战胜利后出版的第一个集子,由上海开明书店1946年4月初版。“假使这部稿子没有遗失或烧毁”,那是因为“此书稿本曾由杨绛女士在兵火仓皇中录副,分藏两处”,钟书如此说明。他这次没有在《人·兽·鬼》赠书页上写点什么,不过该书出版后,在两人“仝存”的样书上,钟书写有一句既浪漫又体己的话:赠予杨季康(杨绛),绝无仅有的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
钱先生以妻子、情人、朋友似不相容的三者统一来形容和赞赏杨先生,真是无上完美,别开生面,妙不可言!
杨先生说:“谈不上什么赞赏,可算是来自实际生活的一种切身体会吧。钟书称我妻子、情人、朋友,绝无仅有的三者统一体；我认为三者应该是统一的。夫妻该是终身的朋友,夫妻间最重要的是朋友关系,即使不是知心的朋友,至少也该是能做伴侣的朋友或互相尊重的伴侣。情人而非朋友的关系是不能持久的。夫妻而不够朋友,只好分手。”
杨先生又说:“钟书和我都以为‘五伦’——中国以前的人伦关系: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五伦’中,朋友非常重要。其他四伦如能复为朋友,交心而知己,关系定会非常融洽、和谐。我们俩就是夫妇兼朋友。”
杨先生又说:“我已不记得哪位英国传记作家写他的美满婚姻,很实际,很低调。他写道:1.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2.我娶了她几十年来,从未后悔娶她；3.也从未想要娶别的女人。我把这段话读给钟书听,他说:‘我和他一样。’我说:‘我也一样。’”
不当校长当“灶下婢”
为丈夫女儿挡风雨
杨绛先生曾表示,“我做过各种工作:大学教授、中学校长兼高中三年级的英语教师,为阔小姐补习功课。又是喜剧、散文及短篇小说作者等等。但每项工作都是暂时的,只有一件事终身不改,我一生是钱钟书生命中的杨绛。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作,常使我感到人生实苦。但苦虽苦,也很有意思,钱钟书承认他婚姻美满,可见我的终身大事业很成功,虽然耗去了我不少心力体力,不算冤枉,钱钟书的天性,没受压迫,没受损伤,我保全了他的天真、淘气和痴气,这是不容易的。”
钱钟书的堂弟钱钟鲁先生曾回忆,当初大嫂要去振华女校当校长,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不愿意,觉得应该在家做家务,但是大嫂的父亲老圃先生不乐意,鼓励她出去工作。可是杨绛在抗战后期真的身任钱家的“灶下婢”,为了节约开支,她自己和煤末,做煤球,踮着脚站在大水缸前,弄一脸煤灰；她还负责洗衣服买菜,知道她不好意思上菜场,钱钟书陪她一起去,两人说笑着就把菜买回家。她当时还在写喜剧,解放后夏衍、胡乔木都提出想重版她的戏剧作品,被她拒绝了。她承认,当时写喜剧,主要原因是为“稻粮谋”,出版后给家里买肉吃。
钱钟鲁先生最佩服的,也是大嫂身上的这种坚韧之劲。
很多人是通过“文革”时期杨绛的坚强表现,觉得她不光是“文弱书生”,还有“怒目金刚”的一面。可是钱钟鲁先生说他早觉察这点。“她像一个帐篷,把大哥和钱媛都罩在里面,外在的风雨都由她抵挡。她总是想包住这个家庭,不让大哥他们吃一点苦。”
杨绛应对困难的勇气和担当也令人折服。在“文化大革命”的年代,杨绛一度被安排扫厕所,不过她认为“收拾厕所有意想不到的好处”:其一,可以躲避红卫兵的“造反”；其二,可以销毁“会生麻烦的字纸”；其三,可以“享到向所未识的自由”。
我们仨
再无生离和死别
“一九九七年早春,阿瑗去世。一九九八年岁末,钟书去世。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地失散了。‘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这是杨绛的著述《我们仨》中的文字。
世界似乎对杨绛格外“照顾”,也许是为了考验她的坚韧不拔之心,丧女、丧夫之后,杨绛该何去何从?
其实,年近90的老人给自己安排了繁重的工作,一头扎进了书堆中:1999年用一年时间把手头正在翻译的柏拉图对话录《斐多》译完,2001年把三联书店六年来一直在编校的《钱钟书集》定稿出版,同时着手誊清、粘贴、整理钱先生生前留下的大量手稿和读书笔记,交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了《钱钟书手稿集》。
2003年,《我们仨》出版,独居之后,90多岁的杨绛用自己的故事,给当代的读者上了一堂生动的生活课。“我们俩老了”“我们仨失散了”“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在这三个小标题下,杨先生回忆了先她而去的女儿、丈夫,一家人那些快乐而艰难、爱与痛的日子。
“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做‘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
2016年5月25日清晨,这位“日暮途穷的羁旅倦客”再也不用苦苦寻觅归途,再也不用“一个人思念我们仨”,对于她来说,世间再无生离和死别。愿逝者安息。
综合三联生活周刊、新华视点、南方周末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