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农耕文明
根据世界历史，古代两河流域的文明是游牧的塞姆人（闪族或闪米特人）建立的，古代印度的文明是游牧的雅利安人建立的，古埃及的文明是由闪族人或闪米特人建立的，这些民族都属于印欧语系。而东亚的中华文明则是羌、夷等游牧民族创造的。中古时期，游牧民族再次统治了整个亚欧大陆。在西方的欧洲，强悍的匈奴人挥鞭西进，日耳曼各族纷纷涌入罗马帝国，最后灭亡了西罗马帝国；在东方，“五胡乱中华”，中国进入南北朝时期。随后，阿拉伯半岛南部的贝都因部落在伊斯兰教的信仰下统一起来，迅速向北扩张，一直打到中东和中亚；斯拉夫人亦从北欧进入东欧平原，对东罗马帝国形成南北夹击。此后，来自北欧的斯堪地纳维亚半岛的海上民族维京人，也不断袭击欧洲，达到高潮。
5.1农耕文明的先驱
为什么我们说古巴比伦、古埃及和古印度的文明是游牧民族建立而非创造呢？是因为在此之前，当地就已经有更先进的民族创造了农耕文明，这些入侵的游牧民族不过是继承、发扬了现有的文明而已。
古代西亚的两河流域文明，又称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是人类文明的主要发源地之一。最初创造西亚文明的竟是来历不明的苏美尔人，他们居住在两河流域的南部。北部是操塞姆语的阿卡德人，是从外地迁移到此的游牧民族，却第一次统一了两河流域。其后，又有古提人、阿摩利人、埃兰人、亚述人、米底人和波斯人等游牧民族先后进入这一地区，并一度成为这块土地的主人。
苏美尔人 楔形文字
公元前4500年，苏美尔人来到两河流域的南部定居，他们会制造陶器、石斧、网坠、陶镰等工具，建造了规模庞大的神庙。至公元前4000年代末，苏美尔出现了一系列城市国家，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埃利都、乌尔、乌鲁克、拉伽什、乌玛、苏路帕克、尼普尔、基什等。
除了精美的陶器和宏伟的建筑外，苏美尔人发明了世界上最早的车轮和楔形文字。楔形文字写在泥版上，然后烧制，收藏起来，成为当时文明社会的记录。日后的巴比伦人、亚述人、埃兰人、赫梯人、胡里特人、米坦尼人、乌拉尔图人和波斯人等都采用楔形文字表达自己的语言，它同时也是腓尼基字母的一个来源。在数学方面，苏美尔人创造了独特的60进位法，掌握了算术的四则运算方法，知道分数和求平方根、立方根的公式。此外，苏美尔人制定了重量、长度、面积、体积、货币等的计算单位，为日后西亚的度量衡制提供了一个基础。在历法方面，苏美尔人发明了太阴（月）历，以月亮盈亏的一个循环为一个月，12个月为一年。
苏美尔人最终被外来的游牧民族征服了，这只是他们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土地的盐碱化造成了谷物大量减产。1982年，美国著名的亚述学家雅各布森在《古代的盐化地和灌溉农业》一书中论述了两河流域苏美尔地区灌溉农业和土地盐化的关系。例如，出土的吉尔苏历史泥版文献表明：约公元前2400年，大麦每公顷收2537公升，至公元前2100年，则下降至1460公升。公元前1600年，吉尔苏城已完全废弃，同时的拉尔萨城的大麦产量仅为每公顷897公升。就这样，土地的盐碱化毁灭了一个民族，饱经沧桑的苏美尔人从此失去了立足之地，沦为流离失所的难民，其文明也为其它民族所取代。
苏美尔人的来历至今没有定论。如今，许多学者研究发现，苏美尔人与东方的中华有同源性，如语言、文字、皮肤、发色、体格、历法以及习俗和文化等方面惊人地相似，苏美尔人称自己为“黑头的人”（sag-gi-ga）。由此，可以大胆断定，苏美尔人属于黄种人。因为当时他们处于大洪水之前，金发碧眼的白种人还生活在中亚北部的高山之上，为获得御寒的兽皮而大兴狩猎之风，黑种人依然在热带丛林中被阳光暴晒，只有黄种人在温带或亚热带地区生活繁衍。至于苏美尔人的神奇智慧，则是另一个世界之谜。
同样的现象也发生在尼罗河流域，只是看起来更为扑朔迷离。这一地区很早就有人类居住，此后一直没有间断。公元前7500年，埃及进入新石器时代，农业开始出现。公元前4500年，埃及进入
铜石并用年代，其代表为巴达里文化。公元前4000年－前3500年，埃及进入了涅伽达文化时期，发明了陶轮，金属工具更为普遍，出现了规模不等的城市。
然而，创造了埃及这些早期文化的是什么人？来自何地？迄今为止，也没有统一的答案。还有神秘的金字塔，究竟是古埃及人所建还是史前人所造？至今争论不休。按希罗多德的文献记载，古埃及人确实建造了金字塔，而考古又发现，有些金字塔的建造年代之早又远远超出了古埃及的历史，而且，建造金字塔的技术至今仍然是个猜不透的谜。因此，我们可以这样推测：在游牧民族闪米特人进入尼罗河流域前，埃及地区就像两河流域一样，存在着如苏美尔人那样的农业民族，他们建筑了宏伟壮观的金字塔，发明了象形文字、几何、算术和天文历法等等。后来，操塞姆语的闪米特人侵入埃及后，就像阿卡德人一样，继承了农业民族的文明成果，学会了建筑金字塔的关键技术，并和农业民族发生交汇和融合。最后在频繁的战争过程中，原来的农业民族被征服，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并消失得无影无踪。根据上述的推论，这个农业民族亦应该是黄种人，他们定居北非的尼罗河流域后，由于受到强烈的阳光辐射，肤色逐渐变黑，看起来和相邻的非洲丛林里的黑人没有什么区别。
在印度河流域，考古学家通过发掘哈拉帕和摩亨佐.达罗的遗址，发现了比吠陀文明更早的文明－哈拉帕文明，将印度的文明史推到公元前3000年前。
哈拉帕文明分布在北起喜马拉雅山，南至阿拉伯海，东至德里，西到今巴勒斯坦与伊朗的交界处，总面积约130万平方千米的地区。其中，哈拉帕、摩亨佐.达罗和甘瓦里瓦拉是三座大城市。城市分为东西两部分，西部为城堡区，拥有高厚的城墙，城墙每隔一定距离设有棱堡和塔楼，城外有护城河。城市的行政与宗教中心可能就设在那里，因为人们在那里发现了宫殿、谷仓、浴室、寺庙等公共设施。东城是居民区，商店、手工业作坊、饭馆、旅社等都在那里。城市的设施完善，拥有供水和排水设施。所有这些都清楚地表明，当时存在强大的中央政权，有了征税的机关，一部分人已经脱离生产劳动，成为专门的管理者。
哈拉帕文明的对外贸易相当发达，从两河流域进口的商品主要有铜、木材、石料、象牙制品、天青石、红玛瑙、珍珠等，而输出的产品可能有粮食、贵金属等。
和苏美尔文明一样，哈拉帕文明也发展了文字。人们在摩亨佐.达罗的遗址中发出了大量的石制印章，上面刻有牛、鱼和树木的图形文字，遗憾的是，这些“天书”至今还没有被人识读。
公元前2000年代初，哈拉帕文明已经衰落。后来，属于印欧
语系的游牧民族雅利安人侵入南亚，征服了印度北部地区，他们继承了原有文明的一些成果，建立了吠陀文明。
哈拉帕文明的创造者是谁？又是怎样衰落的？到今天仍然是一个谜。一般而言，学者们都倾向于达罗比荼人。然而，科学家对摩亨佐.达罗的遗址中发掘的古人遗骸分析后发现，他们并不属于单一的种族，包括原始澳大利亚人种、地中海人种、蒙古人种等等。后来，随着对这一时期文字的释读，学者们提出的文明创造者名单进一步扩大，加上了布拉灰人、帕尼人、阿修罗人、乌拉提亚人、瓦黑卡人、那迦人等等。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蒙古人种是黄种人的代名词，他们似乎应该是在很晚的时候才到达印度，怎么会在公元前3000年前出现在印度河流域？哈拉帕的考古发现说明，早在公元前5000年的远古时代，黄种人就遍布东北亚、东南亚、南亚、西亚和北非及北美大陆等地，他们作为最早的农业文明的先驱，开启了大河文明的时代。因此，创造哈拉帕文明的很可能是属于黄种人的汉藏人。
如果说苏美尔文明的衰落是因为土壤的盐碱化，那么哈拉帕文明的衰落则很可能是因为气候的变化。因为农业本身受气候和土壤两大因素的制约最重。印度处于南亚的亚热带气候，平常一年分雨季和旱季两个季节。一旦气候发生重大的变化，长期的干旱来临之时，整个生产就难以为继。这时，由于得不到充分的粮食供应，庞大的城市人口被迫转向耕作，一些人干脆离开中心区，迁移到新的地区。哈拉帕文明衰落的现象恰恰是中心区衰败而边远地区继续发展，符合这一解释。
至于印度河流域的达罗比荼人，则属于地中海高加索人种，是从别处迁移而来的，早于雅利安人，分成几支，从不同时期进入印度。他们也和西亚的阿卡德人一样，继承了农耕文明的成果，逐渐成为这块地区的主人。到后来，他们又受到来自西北方的雅利安人的猛烈攻击，被迫退往印度的南方，留在北方的人则成为自视高贵的雅利安人的奴隶。
5.2游牧文化演变为农耕文明
游牧民族的习惯是“逐水草而居”，他们的迁移路线必然是顺着大河流动。当游牧民族来到大河平原上，逐渐趋向于定居。一般是以苗圃种植园为中心，方圆数百里作为相对固定的牧区，一年甚至几年之内都在这一范围内生活。时间一久，就形成了固定的领地意识，一旦有外族入侵，便会引发强烈的攻击行为，战斗之惨烈超过以住。过去牧区不固定，几乎每个月就可能迁移一次，偶尔遇到其它游牧民族，一般不会发生你死我活的战争。即使有战争，往往
以媾和的方式结束，相互结成通婚的部落联盟，如黄帝与炎帝结盟，成为华夏族的始祖。有了领地意识之后，情况就不同了，战争就变成了关系到部落生态的严重问题了。“祀与戎，国之大事。”同时，农业的收获越来越多，明显超过了畜牧业，社会财富迅速膨胀。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的结果是大批的游牧部落迁移到在大河平原上，其领地也彼此相邻。当首次战争胜利后，获得的大量财产诱发了人们贪婪的欲望：原来除了生产外，还可以通过掠夺的方式收获财富，而且更快更容易。于是，邻人的财富成为觊觎的对象。温和的牧人又恢复了猎人的本性，同类间的竞争呈现白热化状态。
盘庚为何迁都？一直是史学争论的问题。有的说是贵族骄奢，有的说是水患，其实根本就不为什么，是游牧民族本性使然。
对照世界历史，几乎所有的文明都始于游牧民族，如古代巴比伦最初是游牧的塞种人或称塞姆人，闪米特人或闪族人建立的。中国同样如此，黄帝是中国文明的始祖，当时处于游牧状态，逐水草而居，所以到处留下踪迹。黄帝时代也是英雄时代，各民族之间频繁爆发战争。因此，古代许多游牧民族如匈奴都奉黄帝为祖先。直到尧、舜、禹时代，才正式向农耕文明过渡，表现为大禹治水，排干沼泽，开辟农田，兴修水利。夏朝为中国第一个农耕的朝代，夏后氏亦为第一个农耕民族。而周围的其它氏族仍然保持游牧或半游牧状态，包括殷族。
当然，最早开创农耕的不是夏后氏，而是神农氏。传说神农氏尝百草，发明医学、历法和九井相连的灌溉技术。《白虎通义》记载：“古之人民皆食兽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劳作，神而化之，使民易之，故谓神农也”。这说明，神农氏所处的时代，是中国从原始的采集业和畜牧业向早期农业发展的转变关头。那时，人口已生育繁多，维持生计的是猎物和植物的果实。
神农氏
游牧民族转变为农耕民族后，结束了游荡不定的生活，虽然生
活条件大大改善了，斗志却在不断减退，以至夏朝后来被商汤所灭。
殷族属于东夷族，是典型的游牧民族，“夷”字拆开是“一弓人”，表示手持弓箭的人。即使当时处于半游牧半农耕状态，必然经常迁移，迁都亦是常事。而盘庚迁都至殷，才正式定居下来，进行农业生产，从而建立了繁荣的殷商文化。
摩尔根指出，雅利安人发现谷物和种植谷物晚于他们之饲养牲畜，这一点可由下面的事实得到证明：在雅利安语系的各种方言中，这些牲畜的名称彼此相同，而谷类或其他农作物的名称彼此不同。蒙森指出在梵语、希腊语和拉丁语中牲畜的名称是相同的，从而证明：在这些民族彼此尚未分离之前便已经知道这些牲畜，并可能已经饲养它们了„„看来，园艺的兴起与其说是出于人类自身的需要，还不如说是出于饲养家畜的需要。
此时，游牧民族过着游牧为主、农耕为辅的生活。但随着部落内人口的大量增长，畜牧业已经不能满足生活的需要，农业日益显露其无可比拟的优势，实行大规模农耕的时机成熟了。
刚到大河流域，一望无际的是茫茫的沼泽。在河流的中心，往往会冲积成三角洲平原。这很可能就是传说中被四溢的洪水包围的“细壤”。以古埃及的尼罗河为例，每年的雨季，洪水暴涨，淹没三角洲，在上面覆盖了一层肥沃的淤泥。洪水退去后，人们就在上面撒上种子，待作物成熟后收割。人们又把两次河水淹没的时间间隔定为一年，形成早期的历法。
东方国家将大河视为他们的母亲河，古代埃及人编成长诗，用夸张的语句颂赞尼罗河：
“呵！尼罗河，我称赞你。
你从大地涌流而出，养活着埃及„„
一旦你的水流减少，
人们就停止了呼吸。”
可是，中国人对于他们的母亲河未必有这般浪漫的情怀，他们接受大自然馈赠的同时，感受更深的却是无尽的辛酸和无奈。黄河以“九曲十八弯”著称，它在流过内蒙古草原向东欲直贯山西境内时，却被太行山迎头拦住，只好向南折去，进入陕西，接纳了渭河之水，再转而向东进入河南、山东，从海河归入大海。后人如果将太行山开一条隧道，黄河就可以直接插入山西，经河北、天津入海。不知道远古时期是否有此通道？
随着人口的增长，耕地面积需要不断扩大，排干附近的沼泽地的计划开始实施。这就需要大规模的集体协作。对于各种作物，仅靠一年一次的河水浇灌明显不够了。人们又想出了控制河水以保证随时浇灌的办法，同时，为了防止洪涝对人们的生命财产造成伤害，
也必须修筑堤坝。在上埃及地区，地势较高，人们需要引水上岸；在下埃及的三角洲地区，地势低洼，则需要排除积水。因此，生活在大河流域的民族必须兴建和维修水利工程，才能生存发展。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
“亚洲的一切政府都不能不执行一种经济职能，即举办公共工程的职能。这种用人工方法提高土地肥沃程度的设施靠中央政府办理，中央政府如果忽略灌溉和排水，这种设施就立即荒废下去。”
传说中国到了尧舜时期，决定治理泛滥成灾的洪水。舜时派鲧去治理，鲧采取围堵的方法，结果没有治服洪水，被舜杀掉。舜派鲧的儿子禹去治理，禹吸取了“父亲”的教训，采取疏导的办法，使洪水回归河流故道，并筑堤坝堵塞决口。禹带领人民治水九年，终于治服水患，为农耕文明奠定了基础，受到世人爱戴。禹功高盖世，以至于禹死后，其子继承了他的首领之位，开启了“家天下”的社会制度。
大禹治水
其实在大禹之前，也有治水成功的先例。据史书记载，台骀是比大禹还早的五帝时期的一位部落首领，他带领沈、姒、蓐、黄四部，开山凿石，疏通了汾、洮二河，兴修水利，造福于民。台骀是中华治水第一人，也是有史以来最早的水利官员。山西作为中华文明的起源地，台骀以其当年治水所创造的丰功伟绩而享誉华夏，后人尊台骀为治汾之神，也就是水神。（转载http://baike.baidu.com）
文明虽然具有开化、光明之意，在现实中，又代表了人类战胜自然、征服自然的过程。在农耕之前，人类的活动只限于从自然环境中攫取现成的东西，并为此服从适应环境。大河文明则不同，它显示了人类改造环境和征服环境的能力，让“高山让路，让河水改道”，使自然环境顺应人的意志和要求，茫茫的沼泽成为人类居住的平原。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黄帝时代不能称作文明，只有到
大禹时代，才能称之为文明。
英国史学大师阿诺德.汤因比在《历史的研究》一书中认为，人类文明起源于“挑战与应战”，这是全部文明诞生的规律。他在分析了六种文明起源（古埃及文明、苏美尔文明、古代中国文明、玛雅文明、米诺斯文明、安第斯文明）后，得出文明的产生是对一种特别困难的环境进行成功应战的结果。
在大河流域的农业生产，较之原来的畜牧业需要认识多得多的事物，特别是气象的观测研究，历法的创造，对农业生产具有重要的意义。
5.3亚细亚生产方式
在学术界，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定义：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长江和黄河文化的主要内涵是农耕文化。
所谓农耕文明是以农业为主导的生产方式，为什么农耕不称文化而称文明呢？是因为到了农耕时代，人类第一次以人力改造江河，和自然界相抗衡，对自然界的认识亦出现了飞跃，特别是诞生了象征文明的文字-象形文字。
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国、古印度、古巴比伦和古埃及无不与一条或两条大河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没有尼罗河的埃及是难以想象的。人类文明首先出现在大河流域，原因在于大河长年淤积的广阔平原为人类提供了良好的农业生产条件，如肥沃的土壤、充足的灌溉用水等等。农业的发展又满足了了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衣食之需，人类才有可能在此基础上作进一步的分工，从商业手工业直到科学文化等活动。另一方面，大河虽然为人类提供生存与发展的基地—平原，却又经常泛滥成灾，威胁人类的生存。人类必须先治服水患才能生活下去。为此，必须建立一整套防洪泄洪和灌溉工程。这种劳动既复杂又艰巨，即使到现代，要完成这样一项工程，也要花费大量的时间、人力和物力，更何况是古代。因此人类在长期的实践中就不得不开动脑筋，反复思考和试验各种方法，集思广益，不断探索和总结经验教训，经历了无数次失败后才找到了正确的途径，成功地治服了水患。与之相伴随，人类对自然的认识也产生了一次飞跃。随着工程的完成，人们掌握了一整套相关的科学技术，进而建立了文明。大河文明社会的生产方式都具备同一个特点，那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
这种生产方式是由于东方大河谷地统一管理水利灌溉事业之需要而产生的。它将生活在大河流域内分散的人们尽可能组织起来，集中人力物力，统一指挥管理，分工协作，以治理水患和引水灌溉。否则，仅凭少数几个部落的人们是无能为力的。自然，一个
高度集中的组织必须由一个强有力的首长来领导，并形成类似于军队内部的隶属关系的社会结构体系。当社会发展到国家的产生，就成为专制统治的前提。
农耕文明是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农业与畜牧业的分工）的产物，但是它并不是一个单一专门的经济产业，本身又包含着原来的畜牧业、手工业和商业的成份，是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社会。
农业本身就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生产劳动，包括各种工作，如播种、引水浇灌、积肥施肥、选种育种、锄草犁地、收割运输、加工存贮等一系列必要的劳动程序。此外，还需要其他产业的配合，如养殖牲畜，用来犁地和运输；制作和修理农具，以利生产。一个农民家庭，并不需要每天都下地劳作，更多的劳动还是在家里，决定了农业是一个高度集合的产业。
最初，为了抵御其它民族的侵略，已经定居下来的农耕民族一直不敢放弃畜牧业。当年汉武帝为了反击匈奴，用了近十年的时间改良军马，训练装备了十万精锐的铁骑，由大将卫青和霍去病率领，越过千里大漠，大破匈奴，一举解除了匈奴对内地的长期威胁。
原来的畜牧业逐步溶化农业之中，成为农业的附属。马除了战时打仗之外，平时就和牛、驴、骡一起用作犁田、拉车、推磨的畜力。猪、羊、鸡、兔等家禽家畜由于有了足够的粮食作为饲料，繁殖变得更加容易。农民摄入动物蛋白主要来源于这些家禽家畜。
手工业和农业也结合在一起，没有分离。男人耕地，女人纺织，所谓“男耕女织”的家庭构成了社会的最小生产单位。
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粮食产品出现剩余后，人们对手工业产品的需求越来越多，如盐、铁、布匹、酒、茶等等，商品交换频繁，出现了集市贸易和海外贸易，工商业日益成为新的经济成份。
5.4政治经济制度
根据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国家的政治体制必须适应经济的运行方式，和经济生产的特点保持一致。因此，亚细亚生产方式对于人的要求必然导致社会的政治和经济体制也保持相应的一致，即呈现集中统一的特定。这在三大文明古国中都有共同反映，称为中央集权制度。
一、生产方式决定政治体制
曾经有一位学者对于古巴比伦实行的中央集权制度形成原因进行探讨，他提出了诸如战争、灾难等因素的作用，然而最后竟没有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倘若他能够对中国、古巴比伦和古埃及都作一番研究的话，就不难看到各国的共同点：相同的生产方式和相同的政治体制。按照相同的原因必然导致相同的结果的因果一致
论，很快就能得到推论：生产方式决定政治体制。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学说，生产方式包括经济基础，政治体制属于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此，生产方式决定政治体制，政治体制必然要和生产方式的特点保持一致。
无疑，战争和灾难对于各民族都产生了团结集中的要求，但毕竟是一时的，不可能总保持下去。生产方式对人们的作用却是长期的、深刻的，无时不在，无孔不入。有趣的是，东方国家在战争时期的社会状态却远比和平时期松散，集中统一的特点并不明朗。中国的历史上天下大乱时期，战争频繁，此时有雄才大智的王侯为了招揽人才，都能礼贤下士，并给予相对独立的军事指挥权，就如同汉高祖刘邦最初对待韩信那样，使其感恩戴德，全力以赴尽展其才，最后取得天下。然而，在和平时期就不同了，集权制度确立和发展，带来的是对开国元勋的杀戮和摧残，战争时期形成的一点点鲜活的“民主”气息很快消失，代之以“一言堂”的沉闷气氛。因此，战争并不能决定政治体制的特点。
二、东方国家的形成
由于兴修水利的需要，东方的人们采取的是集体协作，因而国家出现的比较早。最早出现的国家—邦国的首要任务是治河灌溉。譬如古埃及国家的雏形是州，由许多村杜联合组成，埃及图形文字中的州字，其象形部分实际是画一块河渠交差界划的土地。可见，州最初是一个具有独立灌溉系统的单位。在中国，最早出现的第一个国家—夏，也是在大禹率领中原的华夏族治平水患之后才诞生的。后来历代王朝无不把治水作为一项重要的使命，如著名的都江堰，还有开凿各种水渠，开通大运河，古埃及的法老也总是把修筑堤坝当成政绩自我夸耀。“治黄河就是治中国”是一句再形象不过的格言。
三、大河流域的统一
中央集权制度的形成过程，首先是大河流域的统一。在西亚，阿卡德人本是闪米特人的一支，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来到两河流域，居住在苏美尔人以北的平原上。到了公元前2371年，基什王国的萨尔贡利用武装起义夺取了政权，并采取募兵制，建立了古代西亚的第一支常备军，以阿卡德城为首都。
萨尔贡利用苏美尔城邦混乱之机，出征34次，击败了苏美尔的主要城邦之主卢伽尔.扎吉西，接着挥师南下，“洗剑波斯湾”，统一了两河流域，建立了中央集权制的阿卡德帝国，最终成就了他的孙子纳拉姆辛“天下四方之王”的梦想。
大约在公元前3100年，原来存在多个部落的埃及经过融合，形成了上埃及和下埃及两个王国。上埃及的国王美尼斯征服了下埃
及，称自己为“上下埃及国王”，头戴鹰和蛇的羽冠。从此，埃及建立了世袭的法老君主专制政体。
中国则是以华夏族为核心，经过夏、商、周及春秋战国长时期的民族融合，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在中国境内形成一个相当巩固的民族共同体，具有较高的经济文化水平。而共同的生活环境、生活习惯、生活方式以及由此而生成的共同的价值观念，使他们产生共鸣。大河作为一条天然的纽带，将两岸的人民紧密地联系起来，“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正如氏族的形成是以相同的血缘为纽带一样，民族的形成也是以共性为亲合力，都是一种求同的过程。
大河流域的统一不仅是民族形成的过程，也是亚细亚生产方式长期作用的结果。在统一之前，各个地区互相攻伐，以邻为壑，混战不休，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人民的生活没有安全保障。显然，地区分立状态违背这种生产方式的基本要求。人民很容易看到，在促进生产方面，统一远比分立状态更为优越。此时，为了满足人们不断膨胀的贪欲，向外扩张领土、掠夺财富和劳动力的战争，促成了统一。战争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治理水患又消耗同样的精力，对于一般的邦国来说是无法承担的。例如，战国时期魏国畏惧泰国强大，派水利专家郑国去秦国建议修筑郑国渠，企图将泰国的人力物力都耗费在庞大的工程上。后事情败露，郑国却对秦人说，修一条水渠，对魏国来说灭亡不过是苟延几年而已，而对秦国却是后世受益无穷。十年渠成，关中地区一变为千里沃野，为秦国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也为灭亡六国奠定了物质基础。战争的结果是最强大的一方逐步战胜兼并了其它各国，统一了整个大河流域，进而建立了中央集权制的国家。亚细亚生产方式很快就从大一统中得到了明显的益处，人民也从中获得了安定的生活，因而统一成为此后人民对现实的一种渴望。在公元前三千年，古埃及和古巴比伦都完成了统
一。中国比其它两个东方国家晚，直到秦始皇统一中国时，中央集
秦始皇
权制度才得以建立。
两河流域的统一，给社会生产尤其是水利事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从汉谟拉比的诏论来看，国家对水利相当重视。他在位的第8、9、24、33年都是开凿河渠之年。他开凿了从基什到波斯湾的运河，不仅给尼普尔、埃利都、拉尔萨、乌鲁克、乌尔、伊新提供了水源，而且使一大片荒地变成了良田，并使苏美尔南部的许多城市避免了底格里斯河造成的水灾。
四、中央集权制度
中央集权的思想最早提出的时候是商代，与它当时所处的环境不无关系。商人原先定居在孟诸泽畔的商立，为河、济余水充斥的卑湿之野，又是洪水泛滥向东南冲击的冲要之处。因此，商人必然要与洪水展开艰苦的斗争。在此情况下，要彻底消除水患，就必须动用大规模的人力物力，仅靠商本身的力量是明显不够的。因此，就要进一步加强对周围各部落的直接统治，由此产生了建立中央权力的主张。
商朝还没有开始自己的计划就被周朝灭亡了，继之而起的周朝替它完成了使命。西周统一了黄河流域并将势力延伸到长江流域，建立了强大统一的家。但是周采用分封制度，周公将自己的兄弟子侄姻亲功臣以及其它部落的首领裂土封侯，多达七十一国，使得国内大小诸侯林立，割据一方。名义的统一不等于实质的统一，一旦王朝衰落，诸侯便竞相争霸，混战不休。
西周灭亡后，经历了春秋争霸和战国兼并两个阶段，最后秦吞并六国，将长江和黄河两大流域真正合为一体，汉族开始融合而成，
中央集权制诞生。
游牧民族定居平原后，为了战争，采取了两种方式。一是军事采邑制，国王以土地分封给臣民，换取他们提供兵役，后来发展到诸侯割据。二是中央集权，建立一支直属国王的常备军。前者由于臣属拥有土地、人民和武装，对国王拥有较大的独立性，国王很容易失去对他们的控制。后者一切权力归中央，各地区直接受到国王控制。
中央集权制不同于分封制。皇命把全国的土地视为他一人的财产，“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通过划分行政单位，实行郡县制，由中央委派官吏管理，他由原来对全国各地的名义上的拥有进入了实质上的直接统治。此外，国家的一切权力—行政、军事、立法和司法等全部集中在皇帝一人手中。皇帝的话是金口玉言，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对广大臣民而言，土地不属于个人所有，也不是集体共有，所有的土地完全属于一个人－君主，他是土地国有制的人格化，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变相的公有制。古埃及的法老掌握着全国的土地和财产，就有权向全体国民征税，也有权处置自己的土地，赏赐大臣和家人。
与分封制相比，新体制具有明显的优点。例如，原来处于分割状态下的各个地区合为一体，有利于相互交流和文明的传播，商品的流通不再受区界的限制。更重要的是减少了纷争，增强了社会的安定，国家可以集中更多的人力物力进行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乃至对整个大河的全面治理。新体制适应了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要求，整个社会得以稳定持续地向前发展，创造出光辉灿烂的东方文明。因此，在泰始皇以后的两千多年的时间，集权体制一直受到肯定，为历代继承下来。
在中国历史上，中央集权制虽然确立了，但与分封制的斗争并未因此而放松。有些封建王朝，在建国之初，皇帝往往把自己的子侄或将领分封到各地为藩王。结果，各藩王在自己的领地内掌握了征收赋税、任免官吏、铸造钱币等政治经济大权；同时还拥兵自重，随着经济的发展势力日益膨胀，逐渐与中央分庭抗礼，威胁中央的统治。例如，汉景帝时，爆发了”七国之乱”，西晋惠帝时的“八王之乱”，明代建文帝的“靖难之役”以及清代“平定三藩”等等，充分说明分封制不适合中国的国情。
此外，威胁中央集权的还有地方割据。唐玄宗后期，由于边镇节度使的权力逐渐扩大，由军权到政权，由管军到管民管财，藩镇逐渐独立自主，形成了尾大不掉的局面。发展的结果是引发了“安史之乱”，使盛唐由繁荣急剧转向衰败，而且随后出现了“藩镇割据”的混乱局面。从此，中国的封建社会由兴旺开始走向没落。到
了北宋初年，宋太祖赵匡胤吸取了教训，听从了宰相赵普的“强干弱枝”的设想，首先“杯洒释兵权”，将全国的精锐部队全部掌握在皇帝手中，其次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政权和财权的控制。
自北宋以后，武将和地方势力割据称雄的事件基本上消失了。即使国家混乱不堪，内忧外患多么严重，“黄袍加身”的一剧再也不会重演。当金兵灭亡了北宋，侵略南宋，受到南宋军队的重创后，本来，南宋军队可以一鼓作气，直捣黄龙，南宋朝廷却偏偏与金议和。原因为何？怕的是部队打到北方，四大将各自扩充自己的实力，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朝廷难以控制，因此，就不惜牺牲中原人民的利益，与敌人议和。而岳飞根本不了解朝廷的心理，单纯从军事角度考虑问题，并打出了“迎请二帝”的旗号，更让宋高宗恐惧万分。岳飞最后被害，也是势所必然。
岳 飞
纵观中国历史，无论怎样改朝换代，中央集权的程度非但没有减弱，反而在不断地加强。集权体制创立于秦始皇时期，至汉武帝时得到全面确定，到宋太祖时又得到进一步强化，最终于明清时代达到了极端。如明朝的君臣关系有如主仆，大臣见皇帝要跪奏，后来更少有机会见到皇帝，而皇帝则可以任意责打和诛杀大臣。明朝最黑暗的统治是宦官专权，王振、刘瑾和魏忠贤等人长期把持朝政，祸国殃民。君主专制到极端就会走向反面，皇帝反而失去了权柄，大权旁落，到了阉人手中，真是绝妙的讽刺！在思想上则推行文化专制主义，制订了科举考试的八股文程式，以禁锢学子们的思想。清代大兴文字狱，加强思想控制，反映了异族统治的严酷性。
5.5农耕民族的宗教习俗
在古代玛雅社会，掌握数学的是祭司。他们存在的首要职责就是当好人与神之间的桥梁。他们是玛雅世界的权威人士。他们说哪位神动怒了需要人祭，国王就只好照办。总之，玛雅人心目中的祭司是神游古今、通晓天文地理的人物。凡事都要求教于他们。作为祭司本身，他们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尽可能使自己担当起这种重任。玛雅的天文学完全建立在祭司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不间断观察之上。
进入农耕文明阶段，人们对宗教信仰进行了抽象和综合，出现了善恶两大主神。在印度的婆罗门教义中，毗湿奴被看作是太阳、闪电、火的化身。它决定了生育和繁衍，因为它在一定的时期会带来雨水、造成河水泛滥。相反，湿婆是自然界中一切破坏力量的化身，能够带来飓风和雷雨风暴。在古埃及的神话中，出现了善神奥斯里斯和恶神提丰的斗争。善神代表着尼罗河，它给人们带来幸福和食粮，恶神就是沙漠热风。二者的斗争象征着尼罗河流域季节的变化以及人们播种、收割和收获庄稼的过程。
埃及人相信灵魂不死，但必须仔细保护好人在世间的外壳－身体。于是，他们就将人死后的尸体进行防腐处理，制成木乃伊放到墓地里。
埃及和中国一样，实行君主集权制，所以，埃及人把国王视为神灵。法老又称为拉神之子，和中国的“天子”一样，被当作诸神在人间的代言人而被人民顶礼膜拜。法老不仅是政府首脑，还是最高宗教领袖，是臣民的最高祭司。这一点和中国尤其相似，中国的皇帝将立法、行政、司法集于一身，还主持国家的宗教典礼，如祭天地祖先，履行大教长的职责，将祭司阶层压迫得仅仅剩下了观测天文和计算历法的职责，几乎完全脱去了宗教的色彩。
中国的地理环境特别是气候的特点造就了“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反映在风俗上，首先是充满了对主宰这个自然现象的鬼神的敬畏。中国最常见的灾难是水灾，而被认为掌握着水的龙就受到普遍的崇拜。一遇干旱，人们就到龙王庙祈雨，连皇帝也被称为真龙天子。龙原来是中华民族的图腾，居来就被赋予了水神的能力，与这种自然现象不能说没有关系。而旱魃在传说中是造成旱灾的恶魔，还有风伯、雨师、雷神、电母、城煌和灶王等和自然现象相关的神灵。沿海一带对海神的祭祀反映了沿海的环境特点，如台风和巨浪等。其次是对战胜灾害、造福后人的英雄的崇拜，如大禹治水的传说。其次，就是由于对产生灾难的原因的歪曲解释—迷信，使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规定了各种禁忌，以免触犯鬼神，招灾惹祸，如灾年禁杀牲等。所谓迷信，实质是面对诸多无法解释的灾难，人们对自己丧失了信心，将生活希望寄托在对神灵偶像的崇拜之上。
在古代中国，宗教问题实质上又转变为伦理问题，即儒家学说。著名历史学家冯友兰论述道：
“由于中国是大陆国家，中华民族只有以农业为生。……在农业国，土地是财富的根本基础。……农只有靠土地为生，土地是不能移动的，作为士的地主也是如此。……这就是说，由于经济的原因，一家几代人都要生活在一起。这样就发展起来了中国的家族制度，它无疑是世界上最复杂、组织得最好的制度之一。儒家学说的大部分是论证这种制度合理，或者是这种社会制度的理论说明。家族制度过去是中国的社会制度。传统的五种社会关系：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其中有三种是家族关系。其余两种，虽然不是家族关系，也可以按照家族来理解。君臣关系可以按照父子关系来理解，朋友关系可以按照兄弟关系来理解。……经济条件打下了家族制度的基础，儒家学说说明了它的伦理意义。由于这种社会制度是一定的经济条件的产物，而这些条件又是其地理环境的产物，所以对于中华民族来说，这种制度及其理论说明，都是很自然的。因此，儒家学说自然而然成为正统哲学，这种局面一直保持到现代欧美的工业化侵入，改变了中国生活的经济基础为止。”
随着儒教思想在取得政治上的统治地位，并进一步向民间扩散到每一个家庭，形成了以“礼”为中心的风俗习惯。宫廷朝政上的各种仪式，无不显示出皇帝的威严。汉高祖采纳了叔孙通制定的一套朝仪，首次实行后，发出感叹说：“今日始知做皇帝的滋味了”。社会上的繁文缛节自不必说，民间的风俗对礼仪颇为讲究，无论是婚丧嫁娶这样的大事，还是日常的待人接物，礼节多得数不胜数，
往往因礼数不周而生嫌隙。中华民族亦因此被称为“礼仪之邦”。然而，礼教大行其道的结果，必然是压制人性，导致对人格的不尊重。例如，中国人在别人面前自称鄙人，对自己的孩子称犬子，称自己的妻子为拙荆，在上司面前自称卑职，一副谦虚驯顺的样子。不尊重自己的人格，也不能指望获得别人的尊重，生活中“言语伤人”甚至“以人为狗”的事情是司空见惯。就连国家的大臣，“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也不具备独立的人格，如张衡和卓茂年老时上表“乞骸骨归”。对个人来说，行动上的循规蹈矩，不断潜移默化，必然导致心理和思想上的谨小慎微。军队的队列训练也是异曲同工。通过对队列动作的严格规范，达到在思想上强化服从命令、令行禁止的要求。礼无形中变成了一根看不见又无所不在的绳索，人都要变成它的奴隶了。
孔 子
对礼仪的诸多讲究必然造成许多禁忌，如送礼物不能送钟(与终谐音)，新婚不能送扇子(与散谐音)。其中最突出的还是人名忌讳，称“为尊者讳”。
人名忌讳不知始于何时。史载，唐代为避李世民的讳，“人民”则改称“百姓”；赵匡胤做了皇帝，其弟匡义、匡美改名为光义、光美，此为避皇帝讳，反映了君主专制强烈的排它性。在家庭中则是子避父讳，与皇帝讳相同。不过后来更进了一步，不但谐音字不行，就连谐音字的行动也要禁止。例如，唐代著名诗人李贺为避其父李晋的名讳，终生不能去考进士。对此，大文豪韩愈讽曰：“其父名晋，子不得中进士，倘父名仁，则子孙不得为人乎?”还有官长要下属和百姓避其讳，“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成语便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忌讳的习惯上下风行说明：一方面，专制主义已渗透到了社会的每个角落，乃至于人的血液中；另一方面，中国人的联想也未免过于丰富了，他们的迷信心理又是多么敏感和脆
弱！
人名忌讳属于中国独有的风俗，而世界上其它的民族特别是游牧民族给孩子取与父亲、祖父甚至祖先的名字，并以此为荣，例如历史上经常听说的亨利八世、查理七世、伊丽莎白二世、穆罕默德二世等等。不能与上辈人和权威的人重名，与其说明古代中国对辈份、地位的区分是如此重视，倒不如说中国受植物模式的影响有多深！如果追根溯源，从孔子所倡导的“尊尊、亲亲”那里似乎可以得到解释，但孔子所宣扬的礼教又源于何处呢？联系到中国太多的姓氏，而且是单字，我们不得不排除古代羌、夷等游牧民族的因素，再向远古时期寻找农耕文化之根，就是神农氏。他所领导的这个部落，很可能不是游牧部落，而是采集时代后期分化出来的以农耕为主的一个群体。后来，从青藏高原沿长江、黄河的水流东进的游牧部落古羌族的一支和神农氏部落发生了接触，融合为农业民族，形成了中华文明最早的核心。接着，便是炎黄结盟，加入了东夷族的新鲜血液。但是，神农氏时代确立的植物模式－长幼有序，就一直继承下来，成为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
当然，就风俗习惯本身来说，其内容是十分丰富的，涉及到饮食、居住、婚姻、道德和礼仪等方面。例如祭祀，似乎是各个民族都共有的，都是向神明或祖先致祭，表示纪念并求得指示和保佑。中国盛行土葬，讲究入土为安，明显带有农业社会的烙印；人们又喜欢风水术，房屋和坟墓都要方位正确，以趋吉避凶。另外，中国的民间礼俗大都与传统信仰有关，如春日妇女赴高媒祠求子，婚礼必先拜天地祖先，丧礼中鬼神之迎送等。
应该说，中国人的宗教信仰是不明确的，往往是信而不坚。人们广祀神祗，多方求拜。即便如此，中国人还是存在宗教问题。印度的佛教传入中国，并逐渐为人们接受，是因为两国都是东方文明国家，产生的思想有着一致性，都是在中央集权制度下的思想反映。大致有三：一是积德行善，不杀生，讲求仁慈；二是人类本是来受苦的，要忍耐并服从命运的安排；三是轮回说，即灵魂转世。 中国古代的宗教信仰与其他民族不同，有其特殊性。对此，郭英德先生在《世俗的祭礼》一书中指出：
与世界上许多民族相比，汉民族的确自古以来就缺乏对创造和主宰宇宙万物的上帝的深沉的宗教意识。我国没有形成西欧基督教那样庞大而严密的宗教组织，没有形成足以同王权分庭抗礼以至压
倒王权的教权，没有如基督教那样哲学化了的理论体系，在意识形态领域占统治地位的不是神学而是以纲常名教为本的宗法伦理体制。因此在表现形态上，中国的宗教信仰似乎比西方民族淡薄。英国哲学家绍翰．洛克在反驳法国二元论哲学家笛卡尔所说的人人都天生具有“先验的上帝观念”时甚至指称，中国的读书人都是些天生的无神论者”。二十年代中叶，英国大哲罗素来访中国大半年，也断定中国为—“非宗教的”（NON—RELIGIOUS）民族。
然而在内在精神上，中华民族尤其是汉民族宗教信仰的坚定而深广、却是举世少有的。殊不知，中国的老百姓见神就拜，见神就信，无论是佛教的佛爷菩萨还是道教的玉皇大帝，无论是自家的灶神爷还是村口的土地庙，都是善男信女们烧香顶礼的崇拜对象。为什么中国存在着五花八门的民间宗教和种类繁多的封建迷信？为什么各种外来宗教都能在中国生根？这难道不正说明中国有着各种宗教滋生蔓长的肥沃土壤，中华民族尤其是汉民族富于既深且广的宗教精神吗？
从宗教学的角度来看，汉民族的信仰还停留在原始的自然崇拜阶段，即对天地万物祖先英雄无不崇拜。除此之外，儒学还发展成为一种准宗教(sub—religion)—儒教。“儒教虽然缺少一般宗教的外在特征，却具有一切宗教的本质属性。僧侣主义、禁欲主义、‘原罪’观念、蒙昧主义、偶像崇拜，注重内心反省的宗教修养方法，敌视科学、轻视生产，这些中世纪经院哲学所具有的落后宗教内容，儒教应有尽有。”因此,不能将汉族视为非宗教的民族，更不能断言儒教是所谓理性主义的思想。
马克思说：“归根结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边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治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专制君主和下层的草民，是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皇帝是万民的主宰，是信仰的偶像。历史上，许多农民起义，其实最初都是反对贪官、贵族，并不想真正造皇帝的反。皇帝为了将万民控制在手中，必然将打击的矛头指向竞争对手－贵族、领主。在来源于上下的两股力量夹击之下，贵族骑士制度不可能在中国存在下去。
东方的神秘主义是专制君主驾驭人心的一种手段。一帮儒生将皇帝的地位推崇到近乎神的高度，宣扬“君权神授”，皇帝就是“天子”是上天的代表，坐江山是理所当然。例如，龙是中国古代王权和统一的象征，天子的异征就显现有龙的身上。秦始皇自称祖龙，刘邦母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己而有身，遂产高祖”。也是龙的后代。隋文帝杨坚，出生时紫气充庭，其母曾见其头上角出，遍体鳞起。(当时别人怎么不知道?)皇帝居住宏大的官殿不只是为了享受，更重要的是同他的臣民相隔绝，保持神秘。倘若让人们知道皇帝也过着和他们一样的生活，那还了得！二是利用人们迷信的心理，通过祭祀上天和祖先的宗教仪式强化人们的神秘感，使人轻易不敢生出反叛之心。三是在礼仪上制定许多繁琐的规定，违反则受处罚，让人也对其产生神秘的想法，不敢轻举安动。封建礼教本身就是神秘主义的体现。它要求人从穿衣吃饭做事等各个生活细节都要合乎规范，讲究含蓄，所谓笑不露齿，衣不露体，一切都要深沉，给人以一种神秘兮兮的感觉。神秘主义还是专制的一种权术：绝无任何政治透明度可言，尽量掩饰真情，故弄玄虚，将臣民当成敌人，以便随时出其不意地主动出击。他是孤家寡人，思想、议论和行动投其诡秘，任何人无法对他实行监督。
5.6 农耕文明对游牧文化的否定
比较农耕文明和游牧文化，两者的特点相反，农耕文明与采集文化有些相似，构成了否定之否定的关系。
一、饮食不同。游牧民族以肉食为主，素食为辅；农耕民族则以素食（植物）为主，肉食为辅，和母系社会相似。
二、生活习惯不同。游牧民族成天在野外放牧，或者狩猎，夜晚在帐篷里宿营，俨然是一支天生的军队。而农业民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活安逸，渐渐磨去了昔日的野蛮习性。如果将游牧
民族比作自由生长的野草，农耕民族就好比是人工栽培的作物，生活在土壤肥沃、水源充足、阳光灿烂和有人照管的优越环境下，身形也发育得臃肿肥大。如果有一天，土地的主人忘记锄草时，野草就会疯长，而那些曾经被人呵护的作物就会萎缩，逐步丧失立足之地。
三、社会分工程度不同。农耕文明时期又称自然经济，各种产业处于高度融合状态，没有多少分工；而游牧民族的各种产业都得到了发展，出现了大分工的趋势。
四、一阴一阳，一静一动。农耕民族有固定的领地，人们一般不会超出自己的活动范围，各村落间相互隔绝。游牧民族没有固定的领地，喜欢侵略扩张，始终处于流动状态。农业生产涉及很多工序，需要的生产工具较多；农作物的生长周期又比较长，多余的粮食也需要贮存起来。因此，凡是农业生产比较发达的地区，其居民都定居。而游牧民族，他们的主要财富是牲口，家当十分简单，只是一顶帐篷，加上很少的加工食物的用具。如果需要，随时可以把所有的家当搬上马车，随着牲畜草场的变化迁徙他处。同农耕世界相比，游牧世界最大的优势就是他们的机动性。另外，在一些关键技术如武器制造、马和战车的使用上，游牧民族往往比农耕世界还先进。
五、崇尚不同，价值观相反。游牧民族崇尚“英雄行为”，第一勇士往往被选举做本部落的军事首领。农耕民族则强调“忠诚、孝顺”，以服从权威为重。
六、文化性质不同。农耕文明的劳动对象主要是植物，形成了植物的生活法则，中国人宣称“树高千丈，叶落归根”；游牧文化的劳动对象是动物，就形成了动物的生活法则，如希望“人畜两旺”和“优胜劣汰”。表现在王位继承上，游牧民族多是“兄终弟及”，能够保持首领的精力处于旺盛的状态；农业民族多采用“父死子继”，和树木的生长方式相似，保证了“主干”的强盛。但是，前者生产的财富要远远大于后者，而且种类繁多，所以，游牧民族对农耕地区是垂涎三尺，频频入侵抢掠。
宋代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写道：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受制于一人，虽有绝伦之力，高世之智，莫敢不奔走而服役者，岂非以礼为之纲纪哉！是故天子统三公，三公率诸侯，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贵以临贱，贱以承贵。上之使下，犹心腹之运手足，根本之制支叶；下之事上，犹手足之卫心腹，支叶之庇本根。然后能上下相保而国家治安。故曰：天子之职莫大于礼也。
司马光没有说君权神授之类的话，而是把推理完全建立在可观察到的事物及其关系上。他把天子、三公、诸侯、卿大夫、百姓，用一组动词——统、率、制、治——连在一起，形成一棵大“树”，
这棵树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模型，司马光用这个模型推导出永保国家治安的法则——礼。
七、农耕民族产生了文字，而游牧民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古埃及人发明了象形文字，古巴比伦发明了楔形文字，中国人发明了甲骨文（象形文字）。出现了天文学、历法、几何学、建筑学、植物学等科学，具有宗教内容的艺术也非常发达。
如果说畜牧业是人类征服（驯化）动物，农业就是人类征服（驯化）植物。但是，后者还要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就要比畜牧业付出巨大的劳动和艰辛，需要更高的智慧。大河流域的农耕文明，是人类第一次战胜和改造自然的创举。
这里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原来处在热带或亚热带地区从事采集业的原始民族，不经过游牧文化阶段，能不能直接飞跃到农耕文明？答案是可以，但有条件。一是必须拥有冲积平原，这是必需的环境条件；二是最好与农耕民族有所交流，以获得先进的工具。从历史上看，美洲和东南亚、非洲等地区，河流经过热带雨林淤积成平原，当地人也完成了从采集业向农耕文明的飞跃，但时间较晚。例如越南，大约公元前七世纪，在红河三角洲地带出现了国家-“文郎国”，统治者称为“雄王”。还有吴哥窟、津巴布韦等丛林地区建立起来的文明。
最令人惊奇的是美洲的玛雅文明，它是一个以农耕为唯一生活来源的社会，却拥有先进的天文与数学的知识，车水马龙、川流不息的城市，雄伟壮观的金字塔以及象形文字。从考古界的材料来看，在玛雅文明诞生之前，玛雅人仍巢居树穴，以渔猎为生，属于典型的采集文化阶段。由于没有证据表明，南美丛林中这奇迹般的文明存在着一种由低到高的渐变过程，玛雅文明可视为印第安人从采集文化飞跃至农耕文明，但具体过程仍不清楚。
因此，众多的学者怀疑玛雅文明是从天而降的。玛雅人的神话传说也告诉人们，他们的一切是神灵赋予的。看来，在人类文明的早期，受到了史前文明的启示，并非是天方夜谭。
5.7 “玄武门之变”解析
在历代的中国帝王中，李世民称得上是完美的典范，文武双全，雄才大略，开创没有贪污腐败的“贞观之治”。在道德上，唯一影响其形象的污点就是玄武门之变。东篱子在其所著的《历史上这些儿事》一书中说道：“历史就是这样充满了无奈和嘲讽：杀害自己的同胞兄弟，无论从哪个角度都是大奸大恶的十恶不赦的人，而李世民留给人们的却是大明大贤的光辉形象。也许从人们的潜意识中，两个人的个人悲剧与李世民的千秋伟业相比，是那么微不足
道。”
家庭里发生这样血淋淋的悲剧，最痛心者莫过于其父亲李渊。而最终酿成兄弟相残的主要责任，也应该由李渊来负。
兄弟失和，往往由于父母不公。隋末天下大乱，群雄并起，李渊作为最后的起义者，却仅用四年就翦除割据，统一天下，李世民都起着主要的作用。江山大半是李世民打下来的。李渊这个唐朝开国皇帝，其实是被儿子李世民推上去的。这和一般的王朝有些不同，通常是老子打天下，儿子做天下，曹操与曹丕、司马昭与司马炎是也。唐朝却相反，儿子打天下，老子坐天下。既然天下都是儿子打下来的，老子坐天下就坐了，又有什么理由把江山拱手送人呢？李渊在继承人的问题上，显示出他的昏庸和老年人的固执，坚持长子继承制，将国事当作家事，违反了“选贤立君”的根本原则。
尽管李渊非常赏识李世民的才能，却对这个功盖天下的儿子不感冒。每逢大的战事，他就以太子之位做诱饵，要李世民出征，事成后却闭口不提，引起李世民部将和许多大臣的不平。而对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不管他们怎么胡闹，犯多大罪，也是宽容袒护。在他的内心，似乎是用太子来制衡李世民的势力，而不是一边倒。这样，本来李建成没有力量与李世民抗衡，受到李渊的支持，就把李建成和李世民推向了对立。
唐太宗李世民
从李世民内心，也绝不愿意做骨肉相残的事。但是，太子和齐王已经撕破了假面具，刀已经架在脖子上了，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没有选择。李世民实在也是被逼无奈。
李世民做了皇帝，在继承人问题上，似乎也面临和李渊同样的
问题，甚至更难取舍。太子承乾和魏王李泰争斗，甚至于要发动政变，结果二人双双被废。本来，李世民要选李恪做太子，却因为元老重臣的强烈反对，被迫以身体孱弱的李治做太子，为后来武则天当政开了大门。
武则天利用李治懦弱多病的条件，趁机掌握了政权。为了实现当女皇的梦想，她不惜杀掉了自己亲生的儿子。为了打击元老贵族，她奖励告密，重用酷吏，滥杀无辜。
武则天死后，太子李显继位，韦后乱政，毒死了中宗皇帝。李隆基趁机起兵，灭了韦氏，赐死太平公主，结束了大唐的“红妆时代”，稳定了李唐江山，迎来了“开元盛世”。
可以说，大唐帝国每一代的皇位继承，都伴随着流血，但这并不影响它的兴盛。这是为什么？
其实，自秦始皇以来，中国每个封建王朝在皇位继承上都出现这种骨肉相残的事件。唐肃宗对李泌说道：“历史上父杀子，子杀父，兄弟相残，太多了。”这说明了政治的残酷性，家庭的亲情让位于权力斗争，体现的是竞争规则，而不是儒家的道德规范。
史家和当时的民众对君主又如何评价呢？赵匡胤“皇袍加身”后，内心有些不安，问其母。母称，历来人们对君主的评价，只重其业绩功德，而不管是继承还是篡夺。李世民在中国历史上的文治武功，堪称完美，被誉为千古一帝。其英勇，其智慧，其胸襟，其品行，或许有人能比，但有一点不能比的是，他能够虚心地纳谏，敢于承认自己的错误，确实难能可贵。当大臣指出自己的问题时，他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做皇帝的尊严，而是问题的是非对错。这种求实的作风，在中国历史上极为罕见。
成就了千秋伟业的竟然是大逆不道的谋朝篡位者，这本身就说明了道德和政绩没有任何关系。李世民如此，古今中外的伟人领袖同样如此。在美国历届总统中，在道德上有明显污点的当属尼克松和克林顿。前者因为“水门事件”遭到国会的一致弹劾而下台，后者因为和白宫的女实习生莱温斯基有染被迫向民众道歉。然而，道德上的污点并没有影响其政绩，尼克松在任期间结束了噩梦般的越南战争，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和前苏联达成了反导弹协议，在全世界和美国国内都声望大振；克林顿在任期间，大力发展经济，缩小财政支出，使美国经济繁荣，国库充盈，而深孚众望。
所谓继承，就是先皇指定的太子继位。这样的皇帝表现如何呢？李治就不用提了，司马炎的白痴太子更不用讲了，单讲清朝道光皇帝指定的咸丰，他身体孱弱，能力平庸，聪明才智显然不及六弟，却因为他表现孝顺而被立为太子，结果未及中年身亡，为慈禧掌权开辟了道路。
两相对比，还是竞争出来的皇帝更有能力和水平。继承人只能靠竞争，而不能指定委任，否则，就有退化之忧。
人工养殖的动物，总要选择优良的品种进行交配。将家兔在山上放养，雄兔之间通过竞争决斗来决定用谁的遗传基因。
在游牧时代，掌管权力的祭司一旦出现身体衰老的现象，就要被竞争者杀死，以保证领导人始终健康聪慧，此所谓金枝定律。从“玄武门之变”就可以体会到自由竞争、强者为王的法则，这是亲情道德所不能理解的。
有没有既保留竞争的法则，又避免血腥屠杀的方法呢？有。近代西方国家盛行的两党制和竞选制，就体现了“要文斗不要武斗”的理念。虽然两个竞选人在竞选期间相互谩骂揭短，冷嘲热讽是常事，但选举揭晓后，落选者一般也不会恼羞成怒，而是相当大度地向胜者祝贺。
游牧民族王位的继承以兄终弟及为主，以子继父为辅。例如，成汤以后30个“王”，以弟继兄者共14 人。只有到武乙以后，4个“王”都是父子相继。游牧民族定居后，逐渐变成温顺的农业民族，古老的动物法则渐渐不被人提起。例如，两宋的皇位继承，“父子相继”占绝对优势，只有在皇帝无嗣、战乱等特殊情况下，才发生兄终弟及的情况。这说明了什么？农业民族奉行的是植物的“主干”法则，树干只有一个，是从树根部位一节一节长起来的，不允许中间发生更换。
5.8印度种姓制度之谜
在四大文明古国中，印度的表现有些特别。印度文明也是由入侵的游牧民族（雅利安人）征服北印度地区后产生的，战争所导致的阶级分化也符合人类社会的一般规律。但是，由于印度的历史进程和环境条件的特殊性，它既没有像其它三个文明古国一样通过战争兼并的手段完成整个地区的统一，王权因而没有占据统治地位；又不像古希腊一样，由于商业的发展，平民阶层发展壮大，形成民主政体。结果是，原先在游牧时期处于领导地位的宗教领袖（祭司或巫师）没有被军事首领所取代，仍然保持了最高的顶端位置，称为婆罗门。因此，印度的历史进程和中世纪的欧洲非常相似，小国林立，诸侯割据，教会因此凌驾于各国王权之上，高踞统治地位。
次于婆罗门的就是军事贵族刹帝利，他们是在征服战争中表现最为勇敢的战士。剩下的就是部落中的一般平民，叫吠舍。而被他们征服的原土著居民（达罗毗荼人）就成为他们的奴隶，称首陀罗。
由于雅利安人在人数上大大少于他们征服的当地居民，为免于被同化，雅利安人禁止与异族通婚。雅利安人白皮肤长鼻梁，而当
地的居民却是黑皮肤宽鼻梁，因此，种姓一词最初的意思就是颜色、肤色，种姓制度当时不过是一种种族隔离制度，就跟近代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没什么区别。
但是，由于雅利安人内部不断出现阶层分化，阶层出身的重要性逐渐超过了肤色的重要性，种族隔离制度就演变为一种社会阶层的隔离制度。
婆罗门教
这种等级制度的建立过程也没什么怪异之处，问题的关键在于种姓制度居然能够保持数千年之久，就不能不叫人产生疑问。 首先，由于宗教领袖处于最高统治地位，意味着宗教高于一切。宗教本身就对物质享受采取了一种极度蔑视的态度。于是，上层统治者都把精神的追求放在第一位，在社会中宣扬平和、忍耐和宽容的精神，逐渐成为全社会的普遍观念。而婆罗门为了维护其稳定的统治地位，也必然将这种等级制度的思想混入宗教经典中，使其神圣化，让全体民众在思想上默认。
其次，对于下层的劳动群众而言，只要能够保证基本的生存条件，没有困难到死亡的边缘，即使心中对自己的地位不满，也不会起来作坚决的抗争。而印度次大陆的环境条件太优越了，气候温暖、土壤肥沃、物产丰富，人们很容易获得基本的生活保证。于是，源于底层的反抗力量也变得微弱无力，种姓制度就有了坚固的基础，从而延续了数千年。
这一现象再次证明了，在一个社会中，经济始终是决定性的因
素。在政治上处在底层的人民受到压迫剥削，是正常的，暴动、造反和起义等暴力行为是迫不得已之事。如果说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则政治就是经济利益的体现。如果不是因为经济状况恶化到了极点，达到难以生存的地步，农民群众是决不会起来反抗统治者的。
为何独有婆罗门教的僧侣占据至高无上的地位呢？和其它三大文明古国一样，印度亦有两条河，但在历史记载上，从未听说有过大河泛滥成灾，人民食不果腹的情况，也没有关于政府组织民众对河流进行大规模治理的记录。这说明，印度河和恒河是比较温和驯服的河流，不需要专门筑坝截流灌溉。而在中国、古代埃及和古比伦，大河泛滥成灾，政府必须组织群众对整条河流进行治理，这对于军事首领来说又多了一项重要任务，即对民众的指挥和行政管理。而指挥众人恰恰是军事首领所擅长的，久而久之，军事首领的重要性与日俱增，超过了祭司僧侣的地位，集权专制的政治体制从此建立起来，并得到强化。
和印度的地理环境相似的是欧洲，欧洲的面积60%是平原，多短小丰沛的河流，没有东方文明古国的大河，不需要专门进行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因此，中世纪的欧洲和印度非常相似，一是僧侣们统治了社会，二是形成了小国林立、长期混战的局面。而中国则完整地保持了亚细亚生产方式，直到今天，还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在中世纪欧洲，由于分封制度导致政权分散，教皇才得以高居于各国王侯和万民之上。另外，普通大众基于宗教信仰，在宗教和政治斗争时，往往不顾政治领袖的呼吁，而响应教会的召唤。印度的情形恰恰与欧洲的情况相似，小国林立，世俗政权分散，使得教会独揽社会的领导权。
和印度的种姓制度相对应的是，中国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一种士族制度，也可以称为种姓制度。魏晋时期，实行九品中正制，豪门大姓享受特权。东晋以来，南迁的北方大族以王、谢、袁、萧为高，南方大族以朱、张、顾、陆为大。士族与非士族之间界限森严，门第相等才能互通婚姻，并重视家谱，以防假冒。当时是“举贤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权贵”。但是，士族制度经历战争和动乱，最后消失了。
印度和其它三大文明古国不同之处，有两点，一是它从未完成过整个大河流域的统一，二是它处在亚热带和热带地区，条件优越，因此，它就把当时所建立的社会制度完整地保存了下来，不再异化。这也许就是印度种姓制度历史悠久的谜底。
5.9农耕文明的分化
随着经济的发展，商业的繁荣，引导着手工业迅速壮大，从自然经济中分离出来，成为专门的产业经济。第二次社会大分工开始了。在中国的战国时代，手工业发达。工具有斧、锯、锥、凿等，均为铁制。冶炼技术有进步，赵国的郭纵、卓氏等，都以冶铁致富。其它手工业，如纺织业、冶铜业、竹木业等都有发展。
与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同步，商业迅速发展起来，出现了金属货币。接着，高利贷也活跃起来，并侵入农村，使农村公社瓦解了，土地私有化了，土地商品化了。破产的小农被迫“嫁妻卖子”为奴隶，出现了将人当商品买卖的现象。商品经济作为新生的经济成份日益显示了强大的力量。
商业的繁荣，促进了城市的发展。不少地方逐渐形成了政治经济中心的大都会，如洛阳、邯郸、临淄、咸阳、寿春等。
到了西汉初年，商人、王侯靠冶铁铸铜富甲天下。民间手工业最普遍的则是纺织业。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西汉初期的纺织品有绢、罗纱、锦、绣、绮等多样品种，花纹鲜艳繁缛，质轻而薄。还有著名的“金镂玉衣”，充分表现了当时高度的工艺技术和美术水平。而汉王朝的统一，也为商业活动提供了便利，形成了长安、洛阳、成都、邯郸、临淄等繁华的商业中心。
其它文明古国如古埃及、古巴比伦和古印度，在商业和手工业方面也都达到了相当繁荣的程度，在《世界通史》中都有具体的描写，不再赘述。但是，尽管如此，它们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限制，特别是没有被社会所肯定，往往是昙花一现。
古代的工商业在农业国度里成长壮大的过程，也是和农耕文化对立斗争的过程。商业经济渗入农村，对传统的小农经济产生了强烈的侵蚀作用，动摇了国家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导致整个国家陷入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之中。加之战争、灾荒等天灾人祸，政权最后覆灭，工商业亦随之消失。在整个经济大厦中，农业是第一产业，是经济基础，工业是第二产业，农业的衰亡必然导致整个大厦的基础下沉。除非工商业不是发生在农耕文化的地区，那就是沿海的岛屿地区-古希腊罗马。
游牧民族定居下来从事农耕，并不是说他们就是农业民族，其中存在一个长期的演化过程。何时变成农业民族呢？一是帝位继承的规则由“兄终弟及”变为“父死子继”；二是完善的中央集权制度；三是野性的退化，即军队战斗力的衰退。例如，游牧民族发展到农耕文明，尚武的精神逐渐消退，以前贵族们最喜欢乘坐的是宝马，后来被八抬大轿取代，这就是重文轻武的一个标志。
发生在公元四至五世纪的游牧民族世界大迁徙浪潮，吞没了业已衰落的东西方文明，这是一次文化大洗牌，一切从头开始。在中
国，已经定居境内的五胡，趁西晋王朝的内乱起兵，将东晋王朝赶到了长江以南，形成了北魏与东晋的南北对峙。后来，从北魏分裂出来的北周统一了全国，建立了大隋朝。隋朝不久又被唐朝取代。唐朝的开国皇帝李渊，具有一半的突厥血统，其子李世民，更是智勇双全，开创大唐帝国基业，被少数民族誉为“天可汗”。后来，经过武则天的残酷统治，君臣失谐，小人得志，对外扩张的势头已经明显减弱。这时，应该算是完成了游牧民族到农业民族的彻底转变。虽然，接下来有唐玄宗的“开元盛世”，国势强盛，却大开骄横奢侈和安逸享乐之风，在“安史之乱”狂风骤雨的冲击下，大唐帝国风雨飘摇，昔日繁荣的城市已经变成了残垣断壁，乡村亦是万户萧疏，百里不见人烟。
游牧民族刚刚入主中原，起初还能保持其勇敢尚武的精神，东征西讨，威镇四方。唐朝中期，周围的游牧民族都向朝廷臣服纳贡。唐朝灭亡后，北方的契丹族趁机占领燕云十六州，建立辽国，并迫使北宋贡奉绢银。这时的辽国，俨然是天下霸主，包括东北的女真族等少数民族都向它纳贡称臣。但时间一长，辽国君臣亦和汉族一样，沉湎于享乐之中，武备废驰，接连被女真族打败，直到覆灭。女真人建立金国，灭辽后大举侵宋，占领了广大的中原地区，迫使南宋称臣纳贡。同时，它对于游牧在东北的蒙古草原部落实行残酷的统治，用木驴杀害了铁木真的祖上俺巴孩，播下了民族仇恨的种子。正当金国贵族争权夺利和腐化堕落之际，“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统一了蒙古各部，不断进攻金国。公元一二三四年，在蒙古军和南宋军队的联合攻击下，金亡。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在中国建立了元朝，又重蹈了辽、金的覆辙，被元末农民大起义的浪潮吞没。
这就是典型的文明病。14世纪的阿拉伯哲学家伊本.赫勒敦指出，这将是历史永无止境的轮回：绿洲会变成小镇，小镇扩大为城市，并且欣欣向荣，日渐富裕。舒适的生活会让城市的居民丧失斗志，奢华自私则会腐蚀他们的道德，削弱社会的凝聚力，贪婪会促使统治者提高税赋，导致统治者与百姓间出现裂痕，外患内乱因而易于得逞。贫困、斗志高昂且骁勇善战的游牧民族长驱直入，大肆掠夺、破坏。尔后，新城镇和王朝将会自废墟中浴火重生。
犹大王国在所罗门时期达到了鼎盛，他为建造耶路撒冷圣殿花费了七年的时光，并为自己建了新王宫，在黎巴嫩山麓修筑了夏宫，宫里所有器具均用金子打造而成。此外，他还建造了审理案件的大厅，为他的妃子埃及公主盖了一座宫殿。他的镶金的象牙宝座非常有名，是任何一个其它国家都没有的。
朝廷和国王的奢侈行为对国民的道德状况起了破坏性的带头作用。他的后宫的许多嫔妃都是外族人，她们迷惑了他的心，他甚
至允许她们为她们所信奉的神筑坛，他本人也向这些异族人的神献祭。宗法制的民族精神和简朴的民风渐渐消失了，人们道德败坏，腐化成风，而且造成了恶果：人们普遍身体虚弱无力。很快，深深植根于人们心中的不满暴露出来了；除此之外，以色列各宗派之间还相互嫉妒。所罗门死后，犹大王国分裂为以色列和犹大两个国家。
当一个农耕民族的文化从经济到政治和精神都完全一致时，她的生命也就完全凝固了，难以改变，失去了任何可塑性。与境内的其它民族相比，经过两千年礼教的熏陶，汉族已经丧失了原来活泼好动的民族本性，从能歌善舞变成了默默无闻，从勇敢善战变成了安静、柔顺、忍让、谦逊直到懦弱、愚昧。
如果说历史哪个朝代和今天汉人的生活最相似，答案是宋朝，以后的明朝就更为典型。自明成祖后，皇帝个个昏庸无能，要么不理朝政，要么信任太监专权，国事视作儿戏。后来取代明朝的清王朝，虽然文化落后，皇帝却没有明朝那样昏庸，这恐怕和满族人原来属于游牧民族有直接的关系。即使如此，在更为先进的西方工业文明面前，仍然无法逃脱覆灭的命运。
第五章 农耕文明
根据世界历史，古代两河流域的文明是游牧的塞姆人（闪族或闪米特人）建立的，古代印度的文明是游牧的雅利安人建立的，古埃及的文明是由闪族人或闪米特人建立的，这些民族都属于印欧语系。而东亚的中华文明则是羌、夷等游牧民族创造的。中古时期，游牧民族再次统治了整个亚欧大陆。在西方的欧洲，强悍的匈奴人挥鞭西进，日耳曼各族纷纷涌入罗马帝国，最后灭亡了西罗马帝国；在东方，“五胡乱中华”，中国进入南北朝时期。随后，阿拉伯半岛南部的贝都因部落在伊斯兰教的信仰下统一起来，迅速向北扩张，一直打到中东和中亚；斯拉夫人亦从北欧进入东欧平原，对东罗马帝国形成南北夹击。此后，来自北欧的斯堪地纳维亚半岛的海上民族维京人，也不断袭击欧洲，达到高潮。
5.1农耕文明的先驱
为什么我们说古巴比伦、古埃及和古印度的文明是游牧民族建立而非创造呢？是因为在此之前，当地就已经有更先进的民族创造了农耕文明，这些入侵的游牧民族不过是继承、发扬了现有的文明而已。
古代西亚的两河流域文明，又称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是人类文明的主要发源地之一。最初创造西亚文明的竟是来历不明的苏美尔人，他们居住在两河流域的南部。北部是操塞姆语的阿卡德人，是从外地迁移到此的游牧民族，却第一次统一了两河流域。其后，又有古提人、阿摩利人、埃兰人、亚述人、米底人和波斯人等游牧民族先后进入这一地区，并一度成为这块土地的主人。
苏美尔人 楔形文字
公元前4500年，苏美尔人来到两河流域的南部定居，他们会制造陶器、石斧、网坠、陶镰等工具，建造了规模庞大的神庙。至公元前4000年代末，苏美尔出现了一系列城市国家，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埃利都、乌尔、乌鲁克、拉伽什、乌玛、苏路帕克、尼普尔、基什等。
除了精美的陶器和宏伟的建筑外，苏美尔人发明了世界上最早的车轮和楔形文字。楔形文字写在泥版上，然后烧制，收藏起来，成为当时文明社会的记录。日后的巴比伦人、亚述人、埃兰人、赫梯人、胡里特人、米坦尼人、乌拉尔图人和波斯人等都采用楔形文字表达自己的语言，它同时也是腓尼基字母的一个来源。在数学方面，苏美尔人创造了独特的60进位法，掌握了算术的四则运算方法，知道分数和求平方根、立方根的公式。此外，苏美尔人制定了重量、长度、面积、体积、货币等的计算单位，为日后西亚的度量衡制提供了一个基础。在历法方面，苏美尔人发明了太阴（月）历，以月亮盈亏的一个循环为一个月，12个月为一年。
苏美尔人最终被外来的游牧民族征服了，这只是他们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土地的盐碱化造成了谷物大量减产。1982年，美国著名的亚述学家雅各布森在《古代的盐化地和灌溉农业》一书中论述了两河流域苏美尔地区灌溉农业和土地盐化的关系。例如，出土的吉尔苏历史泥版文献表明：约公元前2400年，大麦每公顷收2537公升，至公元前2100年，则下降至1460公升。公元前1600年，吉尔苏城已完全废弃，同时的拉尔萨城的大麦产量仅为每公顷897公升。就这样，土地的盐碱化毁灭了一个民族，饱经沧桑的苏美尔人从此失去了立足之地，沦为流离失所的难民，其文明也为其它民族所取代。
苏美尔人的来历至今没有定论。如今，许多学者研究发现，苏美尔人与东方的中华有同源性，如语言、文字、皮肤、发色、体格、历法以及习俗和文化等方面惊人地相似，苏美尔人称自己为“黑头的人”（sag-gi-ga）。由此，可以大胆断定，苏美尔人属于黄种人。因为当时他们处于大洪水之前，金发碧眼的白种人还生活在中亚北部的高山之上，为获得御寒的兽皮而大兴狩猎之风，黑种人依然在热带丛林中被阳光暴晒，只有黄种人在温带或亚热带地区生活繁衍。至于苏美尔人的神奇智慧，则是另一个世界之谜。
同样的现象也发生在尼罗河流域，只是看起来更为扑朔迷离。这一地区很早就有人类居住，此后一直没有间断。公元前7500年，埃及进入新石器时代，农业开始出现。公元前4500年，埃及进入
铜石并用年代，其代表为巴达里文化。公元前4000年－前3500年，埃及进入了涅伽达文化时期，发明了陶轮，金属工具更为普遍，出现了规模不等的城市。
然而，创造了埃及这些早期文化的是什么人？来自何地？迄今为止，也没有统一的答案。还有神秘的金字塔，究竟是古埃及人所建还是史前人所造？至今争论不休。按希罗多德的文献记载，古埃及人确实建造了金字塔，而考古又发现，有些金字塔的建造年代之早又远远超出了古埃及的历史，而且，建造金字塔的技术至今仍然是个猜不透的谜。因此，我们可以这样推测：在游牧民族闪米特人进入尼罗河流域前，埃及地区就像两河流域一样，存在着如苏美尔人那样的农业民族，他们建筑了宏伟壮观的金字塔，发明了象形文字、几何、算术和天文历法等等。后来，操塞姆语的闪米特人侵入埃及后，就像阿卡德人一样，继承了农业民族的文明成果，学会了建筑金字塔的关键技术，并和农业民族发生交汇和融合。最后在频繁的战争过程中，原来的农业民族被征服，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并消失得无影无踪。根据上述的推论，这个农业民族亦应该是黄种人，他们定居北非的尼罗河流域后，由于受到强烈的阳光辐射，肤色逐渐变黑，看起来和相邻的非洲丛林里的黑人没有什么区别。
在印度河流域，考古学家通过发掘哈拉帕和摩亨佐.达罗的遗址，发现了比吠陀文明更早的文明－哈拉帕文明，将印度的文明史推到公元前3000年前。
哈拉帕文明分布在北起喜马拉雅山，南至阿拉伯海，东至德里，西到今巴勒斯坦与伊朗的交界处，总面积约130万平方千米的地区。其中，哈拉帕、摩亨佐.达罗和甘瓦里瓦拉是三座大城市。城市分为东西两部分，西部为城堡区，拥有高厚的城墙，城墙每隔一定距离设有棱堡和塔楼，城外有护城河。城市的行政与宗教中心可能就设在那里，因为人们在那里发现了宫殿、谷仓、浴室、寺庙等公共设施。东城是居民区，商店、手工业作坊、饭馆、旅社等都在那里。城市的设施完善，拥有供水和排水设施。所有这些都清楚地表明，当时存在强大的中央政权，有了征税的机关，一部分人已经脱离生产劳动，成为专门的管理者。
哈拉帕文明的对外贸易相当发达，从两河流域进口的商品主要有铜、木材、石料、象牙制品、天青石、红玛瑙、珍珠等，而输出的产品可能有粮食、贵金属等。
和苏美尔文明一样，哈拉帕文明也发展了文字。人们在摩亨佐.达罗的遗址中发出了大量的石制印章，上面刻有牛、鱼和树木的图形文字，遗憾的是，这些“天书”至今还没有被人识读。
公元前2000年代初，哈拉帕文明已经衰落。后来，属于印欧
语系的游牧民族雅利安人侵入南亚，征服了印度北部地区，他们继承了原有文明的一些成果，建立了吠陀文明。
哈拉帕文明的创造者是谁？又是怎样衰落的？到今天仍然是一个谜。一般而言，学者们都倾向于达罗比荼人。然而，科学家对摩亨佐.达罗的遗址中发掘的古人遗骸分析后发现，他们并不属于单一的种族，包括原始澳大利亚人种、地中海人种、蒙古人种等等。后来，随着对这一时期文字的释读，学者们提出的文明创造者名单进一步扩大，加上了布拉灰人、帕尼人、阿修罗人、乌拉提亚人、瓦黑卡人、那迦人等等。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蒙古人种是黄种人的代名词，他们似乎应该是在很晚的时候才到达印度，怎么会在公元前3000年前出现在印度河流域？哈拉帕的考古发现说明，早在公元前5000年的远古时代，黄种人就遍布东北亚、东南亚、南亚、西亚和北非及北美大陆等地，他们作为最早的农业文明的先驱，开启了大河文明的时代。因此，创造哈拉帕文明的很可能是属于黄种人的汉藏人。
如果说苏美尔文明的衰落是因为土壤的盐碱化，那么哈拉帕文明的衰落则很可能是因为气候的变化。因为农业本身受气候和土壤两大因素的制约最重。印度处于南亚的亚热带气候，平常一年分雨季和旱季两个季节。一旦气候发生重大的变化，长期的干旱来临之时，整个生产就难以为继。这时，由于得不到充分的粮食供应，庞大的城市人口被迫转向耕作，一些人干脆离开中心区，迁移到新的地区。哈拉帕文明衰落的现象恰恰是中心区衰败而边远地区继续发展，符合这一解释。
至于印度河流域的达罗比荼人，则属于地中海高加索人种，是从别处迁移而来的，早于雅利安人，分成几支，从不同时期进入印度。他们也和西亚的阿卡德人一样，继承了农耕文明的成果，逐渐成为这块地区的主人。到后来，他们又受到来自西北方的雅利安人的猛烈攻击，被迫退往印度的南方，留在北方的人则成为自视高贵的雅利安人的奴隶。
5.2游牧文化演变为农耕文明
游牧民族的习惯是“逐水草而居”，他们的迁移路线必然是顺着大河流动。当游牧民族来到大河平原上，逐渐趋向于定居。一般是以苗圃种植园为中心，方圆数百里作为相对固定的牧区，一年甚至几年之内都在这一范围内生活。时间一久，就形成了固定的领地意识，一旦有外族入侵，便会引发强烈的攻击行为，战斗之惨烈超过以住。过去牧区不固定，几乎每个月就可能迁移一次，偶尔遇到其它游牧民族，一般不会发生你死我活的战争。即使有战争，往往
以媾和的方式结束，相互结成通婚的部落联盟，如黄帝与炎帝结盟，成为华夏族的始祖。有了领地意识之后，情况就不同了，战争就变成了关系到部落生态的严重问题了。“祀与戎，国之大事。”同时，农业的收获越来越多，明显超过了畜牧业，社会财富迅速膨胀。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的结果是大批的游牧部落迁移到在大河平原上，其领地也彼此相邻。当首次战争胜利后，获得的大量财产诱发了人们贪婪的欲望：原来除了生产外，还可以通过掠夺的方式收获财富，而且更快更容易。于是，邻人的财富成为觊觎的对象。温和的牧人又恢复了猎人的本性，同类间的竞争呈现白热化状态。
盘庚为何迁都？一直是史学争论的问题。有的说是贵族骄奢，有的说是水患，其实根本就不为什么，是游牧民族本性使然。
对照世界历史，几乎所有的文明都始于游牧民族，如古代巴比伦最初是游牧的塞种人或称塞姆人，闪米特人或闪族人建立的。中国同样如此，黄帝是中国文明的始祖，当时处于游牧状态，逐水草而居，所以到处留下踪迹。黄帝时代也是英雄时代，各民族之间频繁爆发战争。因此，古代许多游牧民族如匈奴都奉黄帝为祖先。直到尧、舜、禹时代，才正式向农耕文明过渡，表现为大禹治水，排干沼泽，开辟农田，兴修水利。夏朝为中国第一个农耕的朝代，夏后氏亦为第一个农耕民族。而周围的其它氏族仍然保持游牧或半游牧状态，包括殷族。
当然，最早开创农耕的不是夏后氏，而是神农氏。传说神农氏尝百草，发明医学、历法和九井相连的灌溉技术。《白虎通义》记载：“古之人民皆食兽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劳作，神而化之，使民易之，故谓神农也”。这说明，神农氏所处的时代，是中国从原始的采集业和畜牧业向早期农业发展的转变关头。那时，人口已生育繁多，维持生计的是猎物和植物的果实。
神农氏
游牧民族转变为农耕民族后，结束了游荡不定的生活，虽然生
活条件大大改善了，斗志却在不断减退，以至夏朝后来被商汤所灭。
殷族属于东夷族，是典型的游牧民族，“夷”字拆开是“一弓人”，表示手持弓箭的人。即使当时处于半游牧半农耕状态，必然经常迁移，迁都亦是常事。而盘庚迁都至殷，才正式定居下来，进行农业生产，从而建立了繁荣的殷商文化。
摩尔根指出，雅利安人发现谷物和种植谷物晚于他们之饲养牲畜，这一点可由下面的事实得到证明：在雅利安语系的各种方言中，这些牲畜的名称彼此相同，而谷类或其他农作物的名称彼此不同。蒙森指出在梵语、希腊语和拉丁语中牲畜的名称是相同的，从而证明：在这些民族彼此尚未分离之前便已经知道这些牲畜，并可能已经饲养它们了„„看来，园艺的兴起与其说是出于人类自身的需要，还不如说是出于饲养家畜的需要。
此时，游牧民族过着游牧为主、农耕为辅的生活。但随着部落内人口的大量增长，畜牧业已经不能满足生活的需要，农业日益显露其无可比拟的优势，实行大规模农耕的时机成熟了。
刚到大河流域，一望无际的是茫茫的沼泽。在河流的中心，往往会冲积成三角洲平原。这很可能就是传说中被四溢的洪水包围的“细壤”。以古埃及的尼罗河为例，每年的雨季，洪水暴涨，淹没三角洲，在上面覆盖了一层肥沃的淤泥。洪水退去后，人们就在上面撒上种子，待作物成熟后收割。人们又把两次河水淹没的时间间隔定为一年，形成早期的历法。
东方国家将大河视为他们的母亲河，古代埃及人编成长诗，用夸张的语句颂赞尼罗河：
“呵！尼罗河，我称赞你。
你从大地涌流而出，养活着埃及„„
一旦你的水流减少，
人们就停止了呼吸。”
可是，中国人对于他们的母亲河未必有这般浪漫的情怀，他们接受大自然馈赠的同时，感受更深的却是无尽的辛酸和无奈。黄河以“九曲十八弯”著称，它在流过内蒙古草原向东欲直贯山西境内时，却被太行山迎头拦住，只好向南折去，进入陕西，接纳了渭河之水，再转而向东进入河南、山东，从海河归入大海。后人如果将太行山开一条隧道，黄河就可以直接插入山西，经河北、天津入海。不知道远古时期是否有此通道？
随着人口的增长，耕地面积需要不断扩大，排干附近的沼泽地的计划开始实施。这就需要大规模的集体协作。对于各种作物，仅靠一年一次的河水浇灌明显不够了。人们又想出了控制河水以保证随时浇灌的办法，同时，为了防止洪涝对人们的生命财产造成伤害，
也必须修筑堤坝。在上埃及地区，地势较高，人们需要引水上岸；在下埃及的三角洲地区，地势低洼，则需要排除积水。因此，生活在大河流域的民族必须兴建和维修水利工程，才能生存发展。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
“亚洲的一切政府都不能不执行一种经济职能，即举办公共工程的职能。这种用人工方法提高土地肥沃程度的设施靠中央政府办理，中央政府如果忽略灌溉和排水，这种设施就立即荒废下去。”
传说中国到了尧舜时期，决定治理泛滥成灾的洪水。舜时派鲧去治理，鲧采取围堵的方法，结果没有治服洪水，被舜杀掉。舜派鲧的儿子禹去治理，禹吸取了“父亲”的教训，采取疏导的办法，使洪水回归河流故道，并筑堤坝堵塞决口。禹带领人民治水九年，终于治服水患，为农耕文明奠定了基础，受到世人爱戴。禹功高盖世，以至于禹死后，其子继承了他的首领之位，开启了“家天下”的社会制度。
大禹治水
其实在大禹之前，也有治水成功的先例。据史书记载，台骀是比大禹还早的五帝时期的一位部落首领，他带领沈、姒、蓐、黄四部，开山凿石，疏通了汾、洮二河，兴修水利，造福于民。台骀是中华治水第一人，也是有史以来最早的水利官员。山西作为中华文明的起源地，台骀以其当年治水所创造的丰功伟绩而享誉华夏，后人尊台骀为治汾之神，也就是水神。（转载http://baike.baidu.com）
文明虽然具有开化、光明之意，在现实中，又代表了人类战胜自然、征服自然的过程。在农耕之前，人类的活动只限于从自然环境中攫取现成的东西，并为此服从适应环境。大河文明则不同，它显示了人类改造环境和征服环境的能力，让“高山让路，让河水改道”，使自然环境顺应人的意志和要求，茫茫的沼泽成为人类居住的平原。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黄帝时代不能称作文明，只有到
大禹时代，才能称之为文明。
英国史学大师阿诺德.汤因比在《历史的研究》一书中认为，人类文明起源于“挑战与应战”，这是全部文明诞生的规律。他在分析了六种文明起源（古埃及文明、苏美尔文明、古代中国文明、玛雅文明、米诺斯文明、安第斯文明）后，得出文明的产生是对一种特别困难的环境进行成功应战的结果。
在大河流域的农业生产，较之原来的畜牧业需要认识多得多的事物，特别是气象的观测研究，历法的创造，对农业生产具有重要的意义。
5.3亚细亚生产方式
在学术界，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定义：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长江和黄河文化的主要内涵是农耕文化。
所谓农耕文明是以农业为主导的生产方式，为什么农耕不称文化而称文明呢？是因为到了农耕时代，人类第一次以人力改造江河，和自然界相抗衡，对自然界的认识亦出现了飞跃，特别是诞生了象征文明的文字-象形文字。
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国、古印度、古巴比伦和古埃及无不与一条或两条大河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没有尼罗河的埃及是难以想象的。人类文明首先出现在大河流域，原因在于大河长年淤积的广阔平原为人类提供了良好的农业生产条件，如肥沃的土壤、充足的灌溉用水等等。农业的发展又满足了了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衣食之需，人类才有可能在此基础上作进一步的分工，从商业手工业直到科学文化等活动。另一方面，大河虽然为人类提供生存与发展的基地—平原，却又经常泛滥成灾，威胁人类的生存。人类必须先治服水患才能生活下去。为此，必须建立一整套防洪泄洪和灌溉工程。这种劳动既复杂又艰巨，即使到现代，要完成这样一项工程，也要花费大量的时间、人力和物力，更何况是古代。因此人类在长期的实践中就不得不开动脑筋，反复思考和试验各种方法，集思广益，不断探索和总结经验教训，经历了无数次失败后才找到了正确的途径，成功地治服了水患。与之相伴随，人类对自然的认识也产生了一次飞跃。随着工程的完成，人们掌握了一整套相关的科学技术，进而建立了文明。大河文明社会的生产方式都具备同一个特点，那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
这种生产方式是由于东方大河谷地统一管理水利灌溉事业之需要而产生的。它将生活在大河流域内分散的人们尽可能组织起来，集中人力物力，统一指挥管理，分工协作，以治理水患和引水灌溉。否则，仅凭少数几个部落的人们是无能为力的。自然，一个
高度集中的组织必须由一个强有力的首长来领导，并形成类似于军队内部的隶属关系的社会结构体系。当社会发展到国家的产生，就成为专制统治的前提。
农耕文明是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农业与畜牧业的分工）的产物，但是它并不是一个单一专门的经济产业，本身又包含着原来的畜牧业、手工业和商业的成份，是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社会。
农业本身就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生产劳动，包括各种工作，如播种、引水浇灌、积肥施肥、选种育种、锄草犁地、收割运输、加工存贮等一系列必要的劳动程序。此外，还需要其他产业的配合，如养殖牲畜，用来犁地和运输；制作和修理农具，以利生产。一个农民家庭，并不需要每天都下地劳作，更多的劳动还是在家里，决定了农业是一个高度集合的产业。
最初，为了抵御其它民族的侵略，已经定居下来的农耕民族一直不敢放弃畜牧业。当年汉武帝为了反击匈奴，用了近十年的时间改良军马，训练装备了十万精锐的铁骑，由大将卫青和霍去病率领，越过千里大漠，大破匈奴，一举解除了匈奴对内地的长期威胁。
原来的畜牧业逐步溶化农业之中，成为农业的附属。马除了战时打仗之外，平时就和牛、驴、骡一起用作犁田、拉车、推磨的畜力。猪、羊、鸡、兔等家禽家畜由于有了足够的粮食作为饲料，繁殖变得更加容易。农民摄入动物蛋白主要来源于这些家禽家畜。
手工业和农业也结合在一起，没有分离。男人耕地，女人纺织，所谓“男耕女织”的家庭构成了社会的最小生产单位。
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粮食产品出现剩余后，人们对手工业产品的需求越来越多，如盐、铁、布匹、酒、茶等等，商品交换频繁，出现了集市贸易和海外贸易，工商业日益成为新的经济成份。
5.4政治经济制度
根据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国家的政治体制必须适应经济的运行方式，和经济生产的特点保持一致。因此，亚细亚生产方式对于人的要求必然导致社会的政治和经济体制也保持相应的一致，即呈现集中统一的特定。这在三大文明古国中都有共同反映，称为中央集权制度。
一、生产方式决定政治体制
曾经有一位学者对于古巴比伦实行的中央集权制度形成原因进行探讨，他提出了诸如战争、灾难等因素的作用，然而最后竟没有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倘若他能够对中国、古巴比伦和古埃及都作一番研究的话，就不难看到各国的共同点：相同的生产方式和相同的政治体制。按照相同的原因必然导致相同的结果的因果一致
论，很快就能得到推论：生产方式决定政治体制。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学说，生产方式包括经济基础，政治体制属于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此，生产方式决定政治体制，政治体制必然要和生产方式的特点保持一致。
无疑，战争和灾难对于各民族都产生了团结集中的要求，但毕竟是一时的，不可能总保持下去。生产方式对人们的作用却是长期的、深刻的，无时不在，无孔不入。有趣的是，东方国家在战争时期的社会状态却远比和平时期松散，集中统一的特点并不明朗。中国的历史上天下大乱时期，战争频繁，此时有雄才大智的王侯为了招揽人才，都能礼贤下士，并给予相对独立的军事指挥权，就如同汉高祖刘邦最初对待韩信那样，使其感恩戴德，全力以赴尽展其才，最后取得天下。然而，在和平时期就不同了，集权制度确立和发展，带来的是对开国元勋的杀戮和摧残，战争时期形成的一点点鲜活的“民主”气息很快消失，代之以“一言堂”的沉闷气氛。因此，战争并不能决定政治体制的特点。
二、东方国家的形成
由于兴修水利的需要，东方的人们采取的是集体协作，因而国家出现的比较早。最早出现的国家—邦国的首要任务是治河灌溉。譬如古埃及国家的雏形是州，由许多村杜联合组成，埃及图形文字中的州字，其象形部分实际是画一块河渠交差界划的土地。可见，州最初是一个具有独立灌溉系统的单位。在中国，最早出现的第一个国家—夏，也是在大禹率领中原的华夏族治平水患之后才诞生的。后来历代王朝无不把治水作为一项重要的使命，如著名的都江堰，还有开凿各种水渠，开通大运河，古埃及的法老也总是把修筑堤坝当成政绩自我夸耀。“治黄河就是治中国”是一句再形象不过的格言。
三、大河流域的统一
中央集权制度的形成过程，首先是大河流域的统一。在西亚，阿卡德人本是闪米特人的一支，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来到两河流域，居住在苏美尔人以北的平原上。到了公元前2371年，基什王国的萨尔贡利用武装起义夺取了政权，并采取募兵制，建立了古代西亚的第一支常备军，以阿卡德城为首都。
萨尔贡利用苏美尔城邦混乱之机，出征34次，击败了苏美尔的主要城邦之主卢伽尔.扎吉西，接着挥师南下，“洗剑波斯湾”，统一了两河流域，建立了中央集权制的阿卡德帝国，最终成就了他的孙子纳拉姆辛“天下四方之王”的梦想。
大约在公元前3100年，原来存在多个部落的埃及经过融合，形成了上埃及和下埃及两个王国。上埃及的国王美尼斯征服了下埃
及，称自己为“上下埃及国王”，头戴鹰和蛇的羽冠。从此，埃及建立了世袭的法老君主专制政体。
中国则是以华夏族为核心，经过夏、商、周及春秋战国长时期的民族融合，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在中国境内形成一个相当巩固的民族共同体，具有较高的经济文化水平。而共同的生活环境、生活习惯、生活方式以及由此而生成的共同的价值观念，使他们产生共鸣。大河作为一条天然的纽带，将两岸的人民紧密地联系起来，“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正如氏族的形成是以相同的血缘为纽带一样，民族的形成也是以共性为亲合力，都是一种求同的过程。
大河流域的统一不仅是民族形成的过程，也是亚细亚生产方式长期作用的结果。在统一之前，各个地区互相攻伐，以邻为壑，混战不休，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人民的生活没有安全保障。显然，地区分立状态违背这种生产方式的基本要求。人民很容易看到，在促进生产方面，统一远比分立状态更为优越。此时，为了满足人们不断膨胀的贪欲，向外扩张领土、掠夺财富和劳动力的战争，促成了统一。战争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治理水患又消耗同样的精力，对于一般的邦国来说是无法承担的。例如，战国时期魏国畏惧泰国强大，派水利专家郑国去秦国建议修筑郑国渠，企图将泰国的人力物力都耗费在庞大的工程上。后事情败露，郑国却对秦人说，修一条水渠，对魏国来说灭亡不过是苟延几年而已，而对秦国却是后世受益无穷。十年渠成，关中地区一变为千里沃野，为秦国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也为灭亡六国奠定了物质基础。战争的结果是最强大的一方逐步战胜兼并了其它各国，统一了整个大河流域，进而建立了中央集权制的国家。亚细亚生产方式很快就从大一统中得到了明显的益处，人民也从中获得了安定的生活，因而统一成为此后人民对现实的一种渴望。在公元前三千年，古埃及和古巴比伦都完成了统
一。中国比其它两个东方国家晚，直到秦始皇统一中国时，中央集
秦始皇
权制度才得以建立。
两河流域的统一，给社会生产尤其是水利事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从汉谟拉比的诏论来看，国家对水利相当重视。他在位的第8、9、24、33年都是开凿河渠之年。他开凿了从基什到波斯湾的运河，不仅给尼普尔、埃利都、拉尔萨、乌鲁克、乌尔、伊新提供了水源，而且使一大片荒地变成了良田，并使苏美尔南部的许多城市避免了底格里斯河造成的水灾。
四、中央集权制度
中央集权的思想最早提出的时候是商代，与它当时所处的环境不无关系。商人原先定居在孟诸泽畔的商立，为河、济余水充斥的卑湿之野，又是洪水泛滥向东南冲击的冲要之处。因此，商人必然要与洪水展开艰苦的斗争。在此情况下，要彻底消除水患，就必须动用大规模的人力物力，仅靠商本身的力量是明显不够的。因此，就要进一步加强对周围各部落的直接统治，由此产生了建立中央权力的主张。
商朝还没有开始自己的计划就被周朝灭亡了，继之而起的周朝替它完成了使命。西周统一了黄河流域并将势力延伸到长江流域，建立了强大统一的家。但是周采用分封制度，周公将自己的兄弟子侄姻亲功臣以及其它部落的首领裂土封侯，多达七十一国，使得国内大小诸侯林立，割据一方。名义的统一不等于实质的统一，一旦王朝衰落，诸侯便竞相争霸，混战不休。
西周灭亡后，经历了春秋争霸和战国兼并两个阶段，最后秦吞并六国，将长江和黄河两大流域真正合为一体，汉族开始融合而成，
中央集权制诞生。
游牧民族定居平原后，为了战争，采取了两种方式。一是军事采邑制，国王以土地分封给臣民，换取他们提供兵役，后来发展到诸侯割据。二是中央集权，建立一支直属国王的常备军。前者由于臣属拥有土地、人民和武装，对国王拥有较大的独立性，国王很容易失去对他们的控制。后者一切权力归中央，各地区直接受到国王控制。
中央集权制不同于分封制。皇命把全国的土地视为他一人的财产，“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通过划分行政单位，实行郡县制，由中央委派官吏管理，他由原来对全国各地的名义上的拥有进入了实质上的直接统治。此外，国家的一切权力—行政、军事、立法和司法等全部集中在皇帝一人手中。皇帝的话是金口玉言，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对广大臣民而言，土地不属于个人所有，也不是集体共有，所有的土地完全属于一个人－君主，他是土地国有制的人格化，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变相的公有制。古埃及的法老掌握着全国的土地和财产，就有权向全体国民征税，也有权处置自己的土地，赏赐大臣和家人。
与分封制相比，新体制具有明显的优点。例如，原来处于分割状态下的各个地区合为一体，有利于相互交流和文明的传播，商品的流通不再受区界的限制。更重要的是减少了纷争，增强了社会的安定，国家可以集中更多的人力物力进行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乃至对整个大河的全面治理。新体制适应了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要求，整个社会得以稳定持续地向前发展，创造出光辉灿烂的东方文明。因此，在泰始皇以后的两千多年的时间，集权体制一直受到肯定，为历代继承下来。
在中国历史上，中央集权制虽然确立了，但与分封制的斗争并未因此而放松。有些封建王朝，在建国之初，皇帝往往把自己的子侄或将领分封到各地为藩王。结果，各藩王在自己的领地内掌握了征收赋税、任免官吏、铸造钱币等政治经济大权；同时还拥兵自重，随着经济的发展势力日益膨胀，逐渐与中央分庭抗礼，威胁中央的统治。例如，汉景帝时，爆发了”七国之乱”，西晋惠帝时的“八王之乱”，明代建文帝的“靖难之役”以及清代“平定三藩”等等，充分说明分封制不适合中国的国情。
此外，威胁中央集权的还有地方割据。唐玄宗后期，由于边镇节度使的权力逐渐扩大，由军权到政权，由管军到管民管财，藩镇逐渐独立自主，形成了尾大不掉的局面。发展的结果是引发了“安史之乱”，使盛唐由繁荣急剧转向衰败，而且随后出现了“藩镇割据”的混乱局面。从此，中国的封建社会由兴旺开始走向没落。到
了北宋初年，宋太祖赵匡胤吸取了教训，听从了宰相赵普的“强干弱枝”的设想，首先“杯洒释兵权”，将全国的精锐部队全部掌握在皇帝手中，其次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政权和财权的控制。
自北宋以后，武将和地方势力割据称雄的事件基本上消失了。即使国家混乱不堪，内忧外患多么严重，“黄袍加身”的一剧再也不会重演。当金兵灭亡了北宋，侵略南宋，受到南宋军队的重创后，本来，南宋军队可以一鼓作气，直捣黄龙，南宋朝廷却偏偏与金议和。原因为何？怕的是部队打到北方，四大将各自扩充自己的实力，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朝廷难以控制，因此，就不惜牺牲中原人民的利益，与敌人议和。而岳飞根本不了解朝廷的心理，单纯从军事角度考虑问题，并打出了“迎请二帝”的旗号，更让宋高宗恐惧万分。岳飞最后被害，也是势所必然。
岳 飞
纵观中国历史，无论怎样改朝换代，中央集权的程度非但没有减弱，反而在不断地加强。集权体制创立于秦始皇时期，至汉武帝时得到全面确定，到宋太祖时又得到进一步强化，最终于明清时代达到了极端。如明朝的君臣关系有如主仆，大臣见皇帝要跪奏，后来更少有机会见到皇帝，而皇帝则可以任意责打和诛杀大臣。明朝最黑暗的统治是宦官专权，王振、刘瑾和魏忠贤等人长期把持朝政，祸国殃民。君主专制到极端就会走向反面，皇帝反而失去了权柄，大权旁落，到了阉人手中，真是绝妙的讽刺！在思想上则推行文化专制主义，制订了科举考试的八股文程式，以禁锢学子们的思想。清代大兴文字狱，加强思想控制，反映了异族统治的严酷性。
5.5农耕民族的宗教习俗
在古代玛雅社会，掌握数学的是祭司。他们存在的首要职责就是当好人与神之间的桥梁。他们是玛雅世界的权威人士。他们说哪位神动怒了需要人祭，国王就只好照办。总之，玛雅人心目中的祭司是神游古今、通晓天文地理的人物。凡事都要求教于他们。作为祭司本身，他们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尽可能使自己担当起这种重任。玛雅的天文学完全建立在祭司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不间断观察之上。
进入农耕文明阶段，人们对宗教信仰进行了抽象和综合，出现了善恶两大主神。在印度的婆罗门教义中，毗湿奴被看作是太阳、闪电、火的化身。它决定了生育和繁衍，因为它在一定的时期会带来雨水、造成河水泛滥。相反，湿婆是自然界中一切破坏力量的化身，能够带来飓风和雷雨风暴。在古埃及的神话中，出现了善神奥斯里斯和恶神提丰的斗争。善神代表着尼罗河，它给人们带来幸福和食粮，恶神就是沙漠热风。二者的斗争象征着尼罗河流域季节的变化以及人们播种、收割和收获庄稼的过程。
埃及人相信灵魂不死，但必须仔细保护好人在世间的外壳－身体。于是，他们就将人死后的尸体进行防腐处理，制成木乃伊放到墓地里。
埃及和中国一样，实行君主集权制，所以，埃及人把国王视为神灵。法老又称为拉神之子，和中国的“天子”一样，被当作诸神在人间的代言人而被人民顶礼膜拜。法老不仅是政府首脑，还是最高宗教领袖，是臣民的最高祭司。这一点和中国尤其相似，中国的皇帝将立法、行政、司法集于一身，还主持国家的宗教典礼，如祭天地祖先，履行大教长的职责，将祭司阶层压迫得仅仅剩下了观测天文和计算历法的职责，几乎完全脱去了宗教的色彩。
中国的地理环境特别是气候的特点造就了“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反映在风俗上，首先是充满了对主宰这个自然现象的鬼神的敬畏。中国最常见的灾难是水灾，而被认为掌握着水的龙就受到普遍的崇拜。一遇干旱，人们就到龙王庙祈雨，连皇帝也被称为真龙天子。龙原来是中华民族的图腾，居来就被赋予了水神的能力，与这种自然现象不能说没有关系。而旱魃在传说中是造成旱灾的恶魔，还有风伯、雨师、雷神、电母、城煌和灶王等和自然现象相关的神灵。沿海一带对海神的祭祀反映了沿海的环境特点，如台风和巨浪等。其次是对战胜灾害、造福后人的英雄的崇拜，如大禹治水的传说。其次，就是由于对产生灾难的原因的歪曲解释—迷信，使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规定了各种禁忌，以免触犯鬼神，招灾惹祸，如灾年禁杀牲等。所谓迷信，实质是面对诸多无法解释的灾难，人们对自己丧失了信心，将生活希望寄托在对神灵偶像的崇拜之上。
在古代中国，宗教问题实质上又转变为伦理问题，即儒家学说。著名历史学家冯友兰论述道：
“由于中国是大陆国家，中华民族只有以农业为生。……在农业国，土地是财富的根本基础。……农只有靠土地为生，土地是不能移动的，作为士的地主也是如此。……这就是说，由于经济的原因，一家几代人都要生活在一起。这样就发展起来了中国的家族制度，它无疑是世界上最复杂、组织得最好的制度之一。儒家学说的大部分是论证这种制度合理，或者是这种社会制度的理论说明。家族制度过去是中国的社会制度。传统的五种社会关系：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其中有三种是家族关系。其余两种，虽然不是家族关系，也可以按照家族来理解。君臣关系可以按照父子关系来理解，朋友关系可以按照兄弟关系来理解。……经济条件打下了家族制度的基础，儒家学说说明了它的伦理意义。由于这种社会制度是一定的经济条件的产物，而这些条件又是其地理环境的产物，所以对于中华民族来说，这种制度及其理论说明，都是很自然的。因此，儒家学说自然而然成为正统哲学，这种局面一直保持到现代欧美的工业化侵入，改变了中国生活的经济基础为止。”
随着儒教思想在取得政治上的统治地位，并进一步向民间扩散到每一个家庭，形成了以“礼”为中心的风俗习惯。宫廷朝政上的各种仪式，无不显示出皇帝的威严。汉高祖采纳了叔孙通制定的一套朝仪，首次实行后，发出感叹说：“今日始知做皇帝的滋味了”。社会上的繁文缛节自不必说，民间的风俗对礼仪颇为讲究，无论是婚丧嫁娶这样的大事，还是日常的待人接物，礼节多得数不胜数，
往往因礼数不周而生嫌隙。中华民族亦因此被称为“礼仪之邦”。然而，礼教大行其道的结果，必然是压制人性，导致对人格的不尊重。例如，中国人在别人面前自称鄙人，对自己的孩子称犬子，称自己的妻子为拙荆，在上司面前自称卑职，一副谦虚驯顺的样子。不尊重自己的人格，也不能指望获得别人的尊重，生活中“言语伤人”甚至“以人为狗”的事情是司空见惯。就连国家的大臣，“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也不具备独立的人格，如张衡和卓茂年老时上表“乞骸骨归”。对个人来说，行动上的循规蹈矩，不断潜移默化，必然导致心理和思想上的谨小慎微。军队的队列训练也是异曲同工。通过对队列动作的严格规范，达到在思想上强化服从命令、令行禁止的要求。礼无形中变成了一根看不见又无所不在的绳索，人都要变成它的奴隶了。
孔 子
对礼仪的诸多讲究必然造成许多禁忌，如送礼物不能送钟(与终谐音)，新婚不能送扇子(与散谐音)。其中最突出的还是人名忌讳，称“为尊者讳”。
人名忌讳不知始于何时。史载，唐代为避李世民的讳，“人民”则改称“百姓”；赵匡胤做了皇帝，其弟匡义、匡美改名为光义、光美，此为避皇帝讳，反映了君主专制强烈的排它性。在家庭中则是子避父讳，与皇帝讳相同。不过后来更进了一步，不但谐音字不行，就连谐音字的行动也要禁止。例如，唐代著名诗人李贺为避其父李晋的名讳，终生不能去考进士。对此，大文豪韩愈讽曰：“其父名晋，子不得中进士，倘父名仁，则子孙不得为人乎?”还有官长要下属和百姓避其讳，“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成语便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忌讳的习惯上下风行说明：一方面，专制主义已渗透到了社会的每个角落，乃至于人的血液中；另一方面，中国人的联想也未免过于丰富了，他们的迷信心理又是多么敏感和脆
弱！
人名忌讳属于中国独有的风俗，而世界上其它的民族特别是游牧民族给孩子取与父亲、祖父甚至祖先的名字，并以此为荣，例如历史上经常听说的亨利八世、查理七世、伊丽莎白二世、穆罕默德二世等等。不能与上辈人和权威的人重名，与其说明古代中国对辈份、地位的区分是如此重视，倒不如说中国受植物模式的影响有多深！如果追根溯源，从孔子所倡导的“尊尊、亲亲”那里似乎可以得到解释，但孔子所宣扬的礼教又源于何处呢？联系到中国太多的姓氏，而且是单字，我们不得不排除古代羌、夷等游牧民族的因素，再向远古时期寻找农耕文化之根，就是神农氏。他所领导的这个部落，很可能不是游牧部落，而是采集时代后期分化出来的以农耕为主的一个群体。后来，从青藏高原沿长江、黄河的水流东进的游牧部落古羌族的一支和神农氏部落发生了接触，融合为农业民族，形成了中华文明最早的核心。接着，便是炎黄结盟，加入了东夷族的新鲜血液。但是，神农氏时代确立的植物模式－长幼有序，就一直继承下来，成为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
当然，就风俗习惯本身来说，其内容是十分丰富的，涉及到饮食、居住、婚姻、道德和礼仪等方面。例如祭祀，似乎是各个民族都共有的，都是向神明或祖先致祭，表示纪念并求得指示和保佑。中国盛行土葬，讲究入土为安，明显带有农业社会的烙印；人们又喜欢风水术，房屋和坟墓都要方位正确，以趋吉避凶。另外，中国的民间礼俗大都与传统信仰有关，如春日妇女赴高媒祠求子，婚礼必先拜天地祖先，丧礼中鬼神之迎送等。
应该说，中国人的宗教信仰是不明确的，往往是信而不坚。人们广祀神祗，多方求拜。即便如此，中国人还是存在宗教问题。印度的佛教传入中国，并逐渐为人们接受，是因为两国都是东方文明国家，产生的思想有着一致性，都是在中央集权制度下的思想反映。大致有三：一是积德行善，不杀生，讲求仁慈；二是人类本是来受苦的，要忍耐并服从命运的安排；三是轮回说，即灵魂转世。 中国古代的宗教信仰与其他民族不同，有其特殊性。对此，郭英德先生在《世俗的祭礼》一书中指出：
与世界上许多民族相比，汉民族的确自古以来就缺乏对创造和主宰宇宙万物的上帝的深沉的宗教意识。我国没有形成西欧基督教那样庞大而严密的宗教组织，没有形成足以同王权分庭抗礼以至压
倒王权的教权，没有如基督教那样哲学化了的理论体系，在意识形态领域占统治地位的不是神学而是以纲常名教为本的宗法伦理体制。因此在表现形态上，中国的宗教信仰似乎比西方民族淡薄。英国哲学家绍翰．洛克在反驳法国二元论哲学家笛卡尔所说的人人都天生具有“先验的上帝观念”时甚至指称，中国的读书人都是些天生的无神论者”。二十年代中叶，英国大哲罗素来访中国大半年，也断定中国为—“非宗教的”（NON—RELIGIOUS）民族。
然而在内在精神上，中华民族尤其是汉民族宗教信仰的坚定而深广、却是举世少有的。殊不知，中国的老百姓见神就拜，见神就信，无论是佛教的佛爷菩萨还是道教的玉皇大帝，无论是自家的灶神爷还是村口的土地庙，都是善男信女们烧香顶礼的崇拜对象。为什么中国存在着五花八门的民间宗教和种类繁多的封建迷信？为什么各种外来宗教都能在中国生根？这难道不正说明中国有着各种宗教滋生蔓长的肥沃土壤，中华民族尤其是汉民族富于既深且广的宗教精神吗？
从宗教学的角度来看，汉民族的信仰还停留在原始的自然崇拜阶段，即对天地万物祖先英雄无不崇拜。除此之外，儒学还发展成为一种准宗教(sub—religion)—儒教。“儒教虽然缺少一般宗教的外在特征，却具有一切宗教的本质属性。僧侣主义、禁欲主义、‘原罪’观念、蒙昧主义、偶像崇拜，注重内心反省的宗教修养方法，敌视科学、轻视生产，这些中世纪经院哲学所具有的落后宗教内容，儒教应有尽有。”因此,不能将汉族视为非宗教的民族，更不能断言儒教是所谓理性主义的思想。
马克思说：“归根结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边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治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专制君主和下层的草民，是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皇帝是万民的主宰，是信仰的偶像。历史上，许多农民起义，其实最初都是反对贪官、贵族，并不想真正造皇帝的反。皇帝为了将万民控制在手中，必然将打击的矛头指向竞争对手－贵族、领主。在来源于上下的两股力量夹击之下，贵族骑士制度不可能在中国存在下去。
东方的神秘主义是专制君主驾驭人心的一种手段。一帮儒生将皇帝的地位推崇到近乎神的高度，宣扬“君权神授”，皇帝就是“天子”是上天的代表，坐江山是理所当然。例如，龙是中国古代王权和统一的象征，天子的异征就显现有龙的身上。秦始皇自称祖龙，刘邦母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己而有身，遂产高祖”。也是龙的后代。隋文帝杨坚，出生时紫气充庭，其母曾见其头上角出，遍体鳞起。(当时别人怎么不知道?)皇帝居住宏大的官殿不只是为了享受，更重要的是同他的臣民相隔绝，保持神秘。倘若让人们知道皇帝也过着和他们一样的生活，那还了得！二是利用人们迷信的心理，通过祭祀上天和祖先的宗教仪式强化人们的神秘感，使人轻易不敢生出反叛之心。三是在礼仪上制定许多繁琐的规定，违反则受处罚，让人也对其产生神秘的想法，不敢轻举安动。封建礼教本身就是神秘主义的体现。它要求人从穿衣吃饭做事等各个生活细节都要合乎规范，讲究含蓄，所谓笑不露齿，衣不露体，一切都要深沉，给人以一种神秘兮兮的感觉。神秘主义还是专制的一种权术：绝无任何政治透明度可言，尽量掩饰真情，故弄玄虚，将臣民当成敌人，以便随时出其不意地主动出击。他是孤家寡人，思想、议论和行动投其诡秘，任何人无法对他实行监督。
5.6 农耕文明对游牧文化的否定
比较农耕文明和游牧文化，两者的特点相反，农耕文明与采集文化有些相似，构成了否定之否定的关系。
一、饮食不同。游牧民族以肉食为主，素食为辅；农耕民族则以素食（植物）为主，肉食为辅，和母系社会相似。
二、生活习惯不同。游牧民族成天在野外放牧，或者狩猎，夜晚在帐篷里宿营，俨然是一支天生的军队。而农业民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活安逸，渐渐磨去了昔日的野蛮习性。如果将游牧
民族比作自由生长的野草，农耕民族就好比是人工栽培的作物，生活在土壤肥沃、水源充足、阳光灿烂和有人照管的优越环境下，身形也发育得臃肿肥大。如果有一天，土地的主人忘记锄草时，野草就会疯长，而那些曾经被人呵护的作物就会萎缩，逐步丧失立足之地。
三、社会分工程度不同。农耕文明时期又称自然经济，各种产业处于高度融合状态，没有多少分工；而游牧民族的各种产业都得到了发展，出现了大分工的趋势。
四、一阴一阳，一静一动。农耕民族有固定的领地，人们一般不会超出自己的活动范围，各村落间相互隔绝。游牧民族没有固定的领地，喜欢侵略扩张，始终处于流动状态。农业生产涉及很多工序，需要的生产工具较多；农作物的生长周期又比较长，多余的粮食也需要贮存起来。因此，凡是农业生产比较发达的地区，其居民都定居。而游牧民族，他们的主要财富是牲口，家当十分简单，只是一顶帐篷，加上很少的加工食物的用具。如果需要，随时可以把所有的家当搬上马车，随着牲畜草场的变化迁徙他处。同农耕世界相比，游牧世界最大的优势就是他们的机动性。另外，在一些关键技术如武器制造、马和战车的使用上，游牧民族往往比农耕世界还先进。
五、崇尚不同，价值观相反。游牧民族崇尚“英雄行为”，第一勇士往往被选举做本部落的军事首领。农耕民族则强调“忠诚、孝顺”，以服从权威为重。
六、文化性质不同。农耕文明的劳动对象主要是植物，形成了植物的生活法则，中国人宣称“树高千丈，叶落归根”；游牧文化的劳动对象是动物，就形成了动物的生活法则，如希望“人畜两旺”和“优胜劣汰”。表现在王位继承上，游牧民族多是“兄终弟及”，能够保持首领的精力处于旺盛的状态；农业民族多采用“父死子继”，和树木的生长方式相似，保证了“主干”的强盛。但是，前者生产的财富要远远大于后者，而且种类繁多，所以，游牧民族对农耕地区是垂涎三尺，频频入侵抢掠。
宋代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写道：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受制于一人，虽有绝伦之力，高世之智，莫敢不奔走而服役者，岂非以礼为之纲纪哉！是故天子统三公，三公率诸侯，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贵以临贱，贱以承贵。上之使下，犹心腹之运手足，根本之制支叶；下之事上，犹手足之卫心腹，支叶之庇本根。然后能上下相保而国家治安。故曰：天子之职莫大于礼也。
司马光没有说君权神授之类的话，而是把推理完全建立在可观察到的事物及其关系上。他把天子、三公、诸侯、卿大夫、百姓，用一组动词——统、率、制、治——连在一起，形成一棵大“树”，
这棵树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模型，司马光用这个模型推导出永保国家治安的法则——礼。
七、农耕民族产生了文字，而游牧民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古埃及人发明了象形文字，古巴比伦发明了楔形文字，中国人发明了甲骨文（象形文字）。出现了天文学、历法、几何学、建筑学、植物学等科学，具有宗教内容的艺术也非常发达。
如果说畜牧业是人类征服（驯化）动物，农业就是人类征服（驯化）植物。但是，后者还要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就要比畜牧业付出巨大的劳动和艰辛，需要更高的智慧。大河流域的农耕文明，是人类第一次战胜和改造自然的创举。
这里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原来处在热带或亚热带地区从事采集业的原始民族，不经过游牧文化阶段，能不能直接飞跃到农耕文明？答案是可以，但有条件。一是必须拥有冲积平原，这是必需的环境条件；二是最好与农耕民族有所交流，以获得先进的工具。从历史上看，美洲和东南亚、非洲等地区，河流经过热带雨林淤积成平原，当地人也完成了从采集业向农耕文明的飞跃，但时间较晚。例如越南，大约公元前七世纪，在红河三角洲地带出现了国家-“文郎国”，统治者称为“雄王”。还有吴哥窟、津巴布韦等丛林地区建立起来的文明。
最令人惊奇的是美洲的玛雅文明，它是一个以农耕为唯一生活来源的社会，却拥有先进的天文与数学的知识，车水马龙、川流不息的城市，雄伟壮观的金字塔以及象形文字。从考古界的材料来看，在玛雅文明诞生之前，玛雅人仍巢居树穴，以渔猎为生，属于典型的采集文化阶段。由于没有证据表明，南美丛林中这奇迹般的文明存在着一种由低到高的渐变过程，玛雅文明可视为印第安人从采集文化飞跃至农耕文明，但具体过程仍不清楚。
因此，众多的学者怀疑玛雅文明是从天而降的。玛雅人的神话传说也告诉人们，他们的一切是神灵赋予的。看来，在人类文明的早期，受到了史前文明的启示，并非是天方夜谭。
5.7 “玄武门之变”解析
在历代的中国帝王中，李世民称得上是完美的典范，文武双全，雄才大略，开创没有贪污腐败的“贞观之治”。在道德上，唯一影响其形象的污点就是玄武门之变。东篱子在其所著的《历史上这些儿事》一书中说道：“历史就是这样充满了无奈和嘲讽：杀害自己的同胞兄弟，无论从哪个角度都是大奸大恶的十恶不赦的人，而李世民留给人们的却是大明大贤的光辉形象。也许从人们的潜意识中，两个人的个人悲剧与李世民的千秋伟业相比，是那么微不足
道。”
家庭里发生这样血淋淋的悲剧，最痛心者莫过于其父亲李渊。而最终酿成兄弟相残的主要责任，也应该由李渊来负。
兄弟失和，往往由于父母不公。隋末天下大乱，群雄并起，李渊作为最后的起义者，却仅用四年就翦除割据，统一天下，李世民都起着主要的作用。江山大半是李世民打下来的。李渊这个唐朝开国皇帝，其实是被儿子李世民推上去的。这和一般的王朝有些不同，通常是老子打天下，儿子做天下，曹操与曹丕、司马昭与司马炎是也。唐朝却相反，儿子打天下，老子坐天下。既然天下都是儿子打下来的，老子坐天下就坐了，又有什么理由把江山拱手送人呢？李渊在继承人的问题上，显示出他的昏庸和老年人的固执，坚持长子继承制，将国事当作家事，违反了“选贤立君”的根本原则。
尽管李渊非常赏识李世民的才能，却对这个功盖天下的儿子不感冒。每逢大的战事，他就以太子之位做诱饵，要李世民出征，事成后却闭口不提，引起李世民部将和许多大臣的不平。而对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不管他们怎么胡闹，犯多大罪，也是宽容袒护。在他的内心，似乎是用太子来制衡李世民的势力，而不是一边倒。这样，本来李建成没有力量与李世民抗衡，受到李渊的支持，就把李建成和李世民推向了对立。
唐太宗李世民
从李世民内心，也绝不愿意做骨肉相残的事。但是，太子和齐王已经撕破了假面具，刀已经架在脖子上了，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没有选择。李世民实在也是被逼无奈。
李世民做了皇帝，在继承人问题上，似乎也面临和李渊同样的
问题，甚至更难取舍。太子承乾和魏王李泰争斗，甚至于要发动政变，结果二人双双被废。本来，李世民要选李恪做太子，却因为元老重臣的强烈反对，被迫以身体孱弱的李治做太子，为后来武则天当政开了大门。
武则天利用李治懦弱多病的条件，趁机掌握了政权。为了实现当女皇的梦想，她不惜杀掉了自己亲生的儿子。为了打击元老贵族，她奖励告密，重用酷吏，滥杀无辜。
武则天死后，太子李显继位，韦后乱政，毒死了中宗皇帝。李隆基趁机起兵，灭了韦氏，赐死太平公主，结束了大唐的“红妆时代”，稳定了李唐江山，迎来了“开元盛世”。
可以说，大唐帝国每一代的皇位继承，都伴随着流血，但这并不影响它的兴盛。这是为什么？
其实，自秦始皇以来，中国每个封建王朝在皇位继承上都出现这种骨肉相残的事件。唐肃宗对李泌说道：“历史上父杀子，子杀父，兄弟相残，太多了。”这说明了政治的残酷性，家庭的亲情让位于权力斗争，体现的是竞争规则，而不是儒家的道德规范。
史家和当时的民众对君主又如何评价呢？赵匡胤“皇袍加身”后，内心有些不安，问其母。母称，历来人们对君主的评价，只重其业绩功德，而不管是继承还是篡夺。李世民在中国历史上的文治武功，堪称完美，被誉为千古一帝。其英勇，其智慧，其胸襟，其品行，或许有人能比，但有一点不能比的是，他能够虚心地纳谏，敢于承认自己的错误，确实难能可贵。当大臣指出自己的问题时，他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做皇帝的尊严，而是问题的是非对错。这种求实的作风，在中国历史上极为罕见。
成就了千秋伟业的竟然是大逆不道的谋朝篡位者，这本身就说明了道德和政绩没有任何关系。李世民如此，古今中外的伟人领袖同样如此。在美国历届总统中，在道德上有明显污点的当属尼克松和克林顿。前者因为“水门事件”遭到国会的一致弹劾而下台，后者因为和白宫的女实习生莱温斯基有染被迫向民众道歉。然而，道德上的污点并没有影响其政绩，尼克松在任期间结束了噩梦般的越南战争，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和前苏联达成了反导弹协议，在全世界和美国国内都声望大振；克林顿在任期间，大力发展经济，缩小财政支出，使美国经济繁荣，国库充盈，而深孚众望。
所谓继承，就是先皇指定的太子继位。这样的皇帝表现如何呢？李治就不用提了，司马炎的白痴太子更不用讲了，单讲清朝道光皇帝指定的咸丰，他身体孱弱，能力平庸，聪明才智显然不及六弟，却因为他表现孝顺而被立为太子，结果未及中年身亡，为慈禧掌权开辟了道路。
两相对比，还是竞争出来的皇帝更有能力和水平。继承人只能靠竞争，而不能指定委任，否则，就有退化之忧。
人工养殖的动物，总要选择优良的品种进行交配。将家兔在山上放养，雄兔之间通过竞争决斗来决定用谁的遗传基因。
在游牧时代，掌管权力的祭司一旦出现身体衰老的现象，就要被竞争者杀死，以保证领导人始终健康聪慧，此所谓金枝定律。从“玄武门之变”就可以体会到自由竞争、强者为王的法则，这是亲情道德所不能理解的。
有没有既保留竞争的法则，又避免血腥屠杀的方法呢？有。近代西方国家盛行的两党制和竞选制，就体现了“要文斗不要武斗”的理念。虽然两个竞选人在竞选期间相互谩骂揭短，冷嘲热讽是常事，但选举揭晓后，落选者一般也不会恼羞成怒，而是相当大度地向胜者祝贺。
游牧民族王位的继承以兄终弟及为主，以子继父为辅。例如，成汤以后30个“王”，以弟继兄者共14 人。只有到武乙以后，4个“王”都是父子相继。游牧民族定居后，逐渐变成温顺的农业民族，古老的动物法则渐渐不被人提起。例如，两宋的皇位继承，“父子相继”占绝对优势，只有在皇帝无嗣、战乱等特殊情况下，才发生兄终弟及的情况。这说明了什么？农业民族奉行的是植物的“主干”法则，树干只有一个，是从树根部位一节一节长起来的，不允许中间发生更换。
5.8印度种姓制度之谜
在四大文明古国中，印度的表现有些特别。印度文明也是由入侵的游牧民族（雅利安人）征服北印度地区后产生的，战争所导致的阶级分化也符合人类社会的一般规律。但是，由于印度的历史进程和环境条件的特殊性，它既没有像其它三个文明古国一样通过战争兼并的手段完成整个地区的统一，王权因而没有占据统治地位；又不像古希腊一样，由于商业的发展，平民阶层发展壮大，形成民主政体。结果是，原先在游牧时期处于领导地位的宗教领袖（祭司或巫师）没有被军事首领所取代，仍然保持了最高的顶端位置，称为婆罗门。因此，印度的历史进程和中世纪的欧洲非常相似，小国林立，诸侯割据，教会因此凌驾于各国王权之上，高踞统治地位。
次于婆罗门的就是军事贵族刹帝利，他们是在征服战争中表现最为勇敢的战士。剩下的就是部落中的一般平民，叫吠舍。而被他们征服的原土著居民（达罗毗荼人）就成为他们的奴隶，称首陀罗。
由于雅利安人在人数上大大少于他们征服的当地居民，为免于被同化，雅利安人禁止与异族通婚。雅利安人白皮肤长鼻梁，而当
地的居民却是黑皮肤宽鼻梁，因此，种姓一词最初的意思就是颜色、肤色，种姓制度当时不过是一种种族隔离制度，就跟近代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没什么区别。
但是，由于雅利安人内部不断出现阶层分化，阶层出身的重要性逐渐超过了肤色的重要性，种族隔离制度就演变为一种社会阶层的隔离制度。
婆罗门教
这种等级制度的建立过程也没什么怪异之处，问题的关键在于种姓制度居然能够保持数千年之久，就不能不叫人产生疑问。 首先，由于宗教领袖处于最高统治地位，意味着宗教高于一切。宗教本身就对物质享受采取了一种极度蔑视的态度。于是，上层统治者都把精神的追求放在第一位，在社会中宣扬平和、忍耐和宽容的精神，逐渐成为全社会的普遍观念。而婆罗门为了维护其稳定的统治地位，也必然将这种等级制度的思想混入宗教经典中，使其神圣化，让全体民众在思想上默认。
其次，对于下层的劳动群众而言，只要能够保证基本的生存条件，没有困难到死亡的边缘，即使心中对自己的地位不满，也不会起来作坚决的抗争。而印度次大陆的环境条件太优越了，气候温暖、土壤肥沃、物产丰富，人们很容易获得基本的生活保证。于是，源于底层的反抗力量也变得微弱无力，种姓制度就有了坚固的基础，从而延续了数千年。
这一现象再次证明了，在一个社会中，经济始终是决定性的因
素。在政治上处在底层的人民受到压迫剥削，是正常的，暴动、造反和起义等暴力行为是迫不得已之事。如果说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则政治就是经济利益的体现。如果不是因为经济状况恶化到了极点，达到难以生存的地步，农民群众是决不会起来反抗统治者的。
为何独有婆罗门教的僧侣占据至高无上的地位呢？和其它三大文明古国一样，印度亦有两条河，但在历史记载上，从未听说有过大河泛滥成灾，人民食不果腹的情况，也没有关于政府组织民众对河流进行大规模治理的记录。这说明，印度河和恒河是比较温和驯服的河流，不需要专门筑坝截流灌溉。而在中国、古代埃及和古比伦，大河泛滥成灾，政府必须组织群众对整条河流进行治理，这对于军事首领来说又多了一项重要任务，即对民众的指挥和行政管理。而指挥众人恰恰是军事首领所擅长的，久而久之，军事首领的重要性与日俱增，超过了祭司僧侣的地位，集权专制的政治体制从此建立起来，并得到强化。
和印度的地理环境相似的是欧洲，欧洲的面积60%是平原，多短小丰沛的河流，没有东方文明古国的大河，不需要专门进行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因此，中世纪的欧洲和印度非常相似，一是僧侣们统治了社会，二是形成了小国林立、长期混战的局面。而中国则完整地保持了亚细亚生产方式，直到今天，还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在中世纪欧洲，由于分封制度导致政权分散，教皇才得以高居于各国王侯和万民之上。另外，普通大众基于宗教信仰，在宗教和政治斗争时，往往不顾政治领袖的呼吁，而响应教会的召唤。印度的情形恰恰与欧洲的情况相似，小国林立，世俗政权分散，使得教会独揽社会的领导权。
和印度的种姓制度相对应的是，中国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一种士族制度，也可以称为种姓制度。魏晋时期，实行九品中正制，豪门大姓享受特权。东晋以来，南迁的北方大族以王、谢、袁、萧为高，南方大族以朱、张、顾、陆为大。士族与非士族之间界限森严，门第相等才能互通婚姻，并重视家谱，以防假冒。当时是“举贤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权贵”。但是，士族制度经历战争和动乱，最后消失了。
印度和其它三大文明古国不同之处，有两点，一是它从未完成过整个大河流域的统一，二是它处在亚热带和热带地区，条件优越，因此，它就把当时所建立的社会制度完整地保存了下来，不再异化。这也许就是印度种姓制度历史悠久的谜底。
5.9农耕文明的分化
随着经济的发展，商业的繁荣，引导着手工业迅速壮大，从自然经济中分离出来，成为专门的产业经济。第二次社会大分工开始了。在中国的战国时代，手工业发达。工具有斧、锯、锥、凿等，均为铁制。冶炼技术有进步，赵国的郭纵、卓氏等，都以冶铁致富。其它手工业，如纺织业、冶铜业、竹木业等都有发展。
与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同步，商业迅速发展起来，出现了金属货币。接着，高利贷也活跃起来，并侵入农村，使农村公社瓦解了，土地私有化了，土地商品化了。破产的小农被迫“嫁妻卖子”为奴隶，出现了将人当商品买卖的现象。商品经济作为新生的经济成份日益显示了强大的力量。
商业的繁荣，促进了城市的发展。不少地方逐渐形成了政治经济中心的大都会，如洛阳、邯郸、临淄、咸阳、寿春等。
到了西汉初年，商人、王侯靠冶铁铸铜富甲天下。民间手工业最普遍的则是纺织业。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西汉初期的纺织品有绢、罗纱、锦、绣、绮等多样品种，花纹鲜艳繁缛，质轻而薄。还有著名的“金镂玉衣”，充分表现了当时高度的工艺技术和美术水平。而汉王朝的统一，也为商业活动提供了便利，形成了长安、洛阳、成都、邯郸、临淄等繁华的商业中心。
其它文明古国如古埃及、古巴比伦和古印度，在商业和手工业方面也都达到了相当繁荣的程度，在《世界通史》中都有具体的描写，不再赘述。但是，尽管如此，它们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限制，特别是没有被社会所肯定，往往是昙花一现。
古代的工商业在农业国度里成长壮大的过程，也是和农耕文化对立斗争的过程。商业经济渗入农村，对传统的小农经济产生了强烈的侵蚀作用，动摇了国家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导致整个国家陷入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之中。加之战争、灾荒等天灾人祸，政权最后覆灭，工商业亦随之消失。在整个经济大厦中，农业是第一产业，是经济基础，工业是第二产业，农业的衰亡必然导致整个大厦的基础下沉。除非工商业不是发生在农耕文化的地区，那就是沿海的岛屿地区-古希腊罗马。
游牧民族定居下来从事农耕，并不是说他们就是农业民族，其中存在一个长期的演化过程。何时变成农业民族呢？一是帝位继承的规则由“兄终弟及”变为“父死子继”；二是完善的中央集权制度；三是野性的退化，即军队战斗力的衰退。例如，游牧民族发展到农耕文明，尚武的精神逐渐消退，以前贵族们最喜欢乘坐的是宝马，后来被八抬大轿取代，这就是重文轻武的一个标志。
发生在公元四至五世纪的游牧民族世界大迁徙浪潮，吞没了业已衰落的东西方文明，这是一次文化大洗牌，一切从头开始。在中
国，已经定居境内的五胡，趁西晋王朝的内乱起兵，将东晋王朝赶到了长江以南，形成了北魏与东晋的南北对峙。后来，从北魏分裂出来的北周统一了全国，建立了大隋朝。隋朝不久又被唐朝取代。唐朝的开国皇帝李渊，具有一半的突厥血统，其子李世民，更是智勇双全，开创大唐帝国基业，被少数民族誉为“天可汗”。后来，经过武则天的残酷统治，君臣失谐，小人得志，对外扩张的势头已经明显减弱。这时，应该算是完成了游牧民族到农业民族的彻底转变。虽然，接下来有唐玄宗的“开元盛世”，国势强盛，却大开骄横奢侈和安逸享乐之风，在“安史之乱”狂风骤雨的冲击下，大唐帝国风雨飘摇，昔日繁荣的城市已经变成了残垣断壁，乡村亦是万户萧疏，百里不见人烟。
游牧民族刚刚入主中原，起初还能保持其勇敢尚武的精神，东征西讨，威镇四方。唐朝中期，周围的游牧民族都向朝廷臣服纳贡。唐朝灭亡后，北方的契丹族趁机占领燕云十六州，建立辽国，并迫使北宋贡奉绢银。这时的辽国，俨然是天下霸主，包括东北的女真族等少数民族都向它纳贡称臣。但时间一长，辽国君臣亦和汉族一样，沉湎于享乐之中，武备废驰，接连被女真族打败，直到覆灭。女真人建立金国，灭辽后大举侵宋，占领了广大的中原地区，迫使南宋称臣纳贡。同时，它对于游牧在东北的蒙古草原部落实行残酷的统治，用木驴杀害了铁木真的祖上俺巴孩，播下了民族仇恨的种子。正当金国贵族争权夺利和腐化堕落之际，“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统一了蒙古各部，不断进攻金国。公元一二三四年，在蒙古军和南宋军队的联合攻击下，金亡。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在中国建立了元朝，又重蹈了辽、金的覆辙，被元末农民大起义的浪潮吞没。
这就是典型的文明病。14世纪的阿拉伯哲学家伊本.赫勒敦指出，这将是历史永无止境的轮回：绿洲会变成小镇，小镇扩大为城市，并且欣欣向荣，日渐富裕。舒适的生活会让城市的居民丧失斗志，奢华自私则会腐蚀他们的道德，削弱社会的凝聚力，贪婪会促使统治者提高税赋，导致统治者与百姓间出现裂痕，外患内乱因而易于得逞。贫困、斗志高昂且骁勇善战的游牧民族长驱直入，大肆掠夺、破坏。尔后，新城镇和王朝将会自废墟中浴火重生。
犹大王国在所罗门时期达到了鼎盛，他为建造耶路撒冷圣殿花费了七年的时光，并为自己建了新王宫，在黎巴嫩山麓修筑了夏宫，宫里所有器具均用金子打造而成。此外，他还建造了审理案件的大厅，为他的妃子埃及公主盖了一座宫殿。他的镶金的象牙宝座非常有名，是任何一个其它国家都没有的。
朝廷和国王的奢侈行为对国民的道德状况起了破坏性的带头作用。他的后宫的许多嫔妃都是外族人，她们迷惑了他的心，他甚
至允许她们为她们所信奉的神筑坛，他本人也向这些异族人的神献祭。宗法制的民族精神和简朴的民风渐渐消失了，人们道德败坏，腐化成风，而且造成了恶果：人们普遍身体虚弱无力。很快，深深植根于人们心中的不满暴露出来了；除此之外，以色列各宗派之间还相互嫉妒。所罗门死后，犹大王国分裂为以色列和犹大两个国家。
当一个农耕民族的文化从经济到政治和精神都完全一致时，她的生命也就完全凝固了，难以改变，失去了任何可塑性。与境内的其它民族相比，经过两千年礼教的熏陶，汉族已经丧失了原来活泼好动的民族本性，从能歌善舞变成了默默无闻，从勇敢善战变成了安静、柔顺、忍让、谦逊直到懦弱、愚昧。
如果说历史哪个朝代和今天汉人的生活最相似，答案是宋朝，以后的明朝就更为典型。自明成祖后，皇帝个个昏庸无能，要么不理朝政，要么信任太监专权，国事视作儿戏。后来取代明朝的清王朝，虽然文化落后，皇帝却没有明朝那样昏庸，这恐怕和满族人原来属于游牧民族有直接的关系。即使如此，在更为先进的西方工业文明面前，仍然无法逃脱覆灭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