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非遗文化可分为物质产品、生产技艺、文化功能和价值观四个层面，海外孔子学院的设立和发展，可以增进所在国（地区）民众对中国非遗技艺的了解，提升其对中国非遗艺术的鉴赏水平，增强其对中国非遗价值观的认同，进而可以促进中国非遗产品的出口。选取37个样本国（地区），采用改进的贸易引力模型，根据2004―2014年的数据资料分析孔子学院对中国非遗产品出口的影响，分析表明：无论是孔子学院数量，还是孔子学院影响力，都显著地促进了中国对所在国（地区）的非遗产品出口；当所在国（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孔子学院对中国非遗产品出口的促进作用较强。应该更好地依托孔子学院这一文化交流平台来促进中国非遗产品的出口贸易。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孔子学院；非遗产品出口；文化贸易；非遗文化；文化折扣；文化距离；贸易引力模型
中图分类号：f752.62；g12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8131（2016）04007211
一、引言
2004年，中国国家汉语推广办公室（简称汉办）启动了“孔子学院”项目。作为在海外以教授汉语和传播中国文化为宗旨的非营利性公益机构，孔子学院在促进汉语传播和中外交流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截至2015年12月，中国已在134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500所孔子学院和1 000个孔子课堂，学员总数达到190万人本数据来源于2015年12月6日第十届孔子学院大会上公布的数据；而根据《2014年孔子学院年度报告》，截至2014年底，已有475所孔子学院和851个孔子课堂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它们分布于126个国家和地区。 ，孔子学院已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一张靓丽名片。
在有关文献中，不少学者研究证明，孔子学院在汉语言传播和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现实中孔子学院还是一个提供贸易机会和中国相关政策规定的信息交流平台，它在促进中外经贸关系方面的作用也颇为显著。连大祥（2012，2013，2014）是国内外最早对孔子学院的经贸效果进行研究的学者，他建立计量模型就孔子学院对中外经贸的贡献进行评估，发表了系列论文。连大祥的研究促使学术界对孔子学院的研究视角从传统的教育学、传播学和语言学拓展到经济学。
但对孔子学院经贸效果的研究还可以进一步拓展。近年来，孔子学院为配合汉语教学，经常举办中国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巡讲，开设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课程，开展中国国画、剪纸、刺绣、书法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艺术展演活动。笔者认为，这类活动的广泛开展将极大地增进海外居民对中国非遗文化的理解、欣赏和认同，从而促进中国非遗产品的出口。但在现有的文献中，孔子学院的这一重要作用鲜有提及。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传统的劳动、资源、环境等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正在丧失，依靠文化、品牌等要素提升中国产品的附加值将成为今后对外贸易发展的新常态。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产品（以下简称非遗产品）蕴含着丰富的中华文化基因和高雅的审美情趣，开展非遗产品贸易不仅是实现中华文化更快走出去、提高我国对外开放水平的有效途径，还有利于繁荣我国的文化产业，提升我国的文化形象和改善我国的对外贸易结构。此外，关于孔子学院对中外贸易的作用机理分析，现有研究多是从孔子学院有助于降低中国与所在国（地区）交易成本、增进信任等角度进行分析；而孔子学院对非遗产品出口的促进作用，更多具有精神层面的内涵，还可以从跨文化的角度进一步深入研究。
林航，谢志忠：孔子学院对中国非遗产品出口的影响
二、理论机理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unesco，2003）将非物质文化遗产（ich，简称“非遗”）定义为“被各社群、团体、有时为个人所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以及与之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制品和文化场所。”根据该定
义，非遗产品，显然是指与各种无形的文化遗产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制品”，它虽然具有物质的属性，但其承载的却是社群传统的具有生命力的文化，这种文化在社群中具有强烈的历史认同感，并随着时代的发展得以不断的创新。根据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三因子”理论，文化由外到里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器物层次，涉及生产、生活工具和生产方式或技艺；组织层次，包括社会、经济、政治组织制度；精神层次，即人的伦理、信仰观念。具体到实物的“非遗产品”来说，其所承载的非遗文化，可以是器物层次的生产技艺，也可以是组织层次的文化功能，还可以是精神层次的价值取向。三个层次不能截然分开，任何非遗产品，在这三个层次上都有所体现。如果将器物层次的有形的物质产品和无形的生产技艺独立开来，可以将非遗文化分成四个层面，即物质产品层面、生产技艺层面、文化功能层面马林诺夫斯基（2002）认为，分析器物的文化同一性，需要将其放置于社会制度的文化布局中，说明它所处的地位，解释它所具有的文化功能。因此，器物的文化功能是其组织制度层面的反映。 和价值观层面。
任何非遗产品都具有有形的物质形式，又蕴含生产技艺、文化功能和价值观三个不同深度的无形的文化表现。孔子学院在开展正常汉语教学的同时，也联合当地社区广泛开展中华传统非遗文化体验教学活动，增进了所在国（地区）学员和居民对中华非遗的无形文化层次的理解，消除或降低中外文化产品贸易中的文化折扣又称“文化贴现”，指因文化背景差异，国际市场中的文化产品不被其它地区受众认同或理解而导致其价值的减低。 ，从而促进中外非遗产品实物层面上贸易。
1.孔子学院增进所在国（地区）民众对中国非遗技艺的了解
孔子学院在进行正常汉语教学的同时，还搭建立体化的文化体验空间促进海外学员更好地理解中国文化。在海外中华“文化月”“文化周”和中国传统节日等多种场景，各地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广泛开展京剧、功夫、剪纸、茶艺和美食等富有娱乐性的中国非遗的现场展演，并通过当地新闻媒体报道促进民众对中国非遗技艺的了解，提升其对中国传统非遗技艺的偏好和需求，从而促进中国非遗产品出口。例如，2015年9月，华盛顿州孔子学院和西雅图―重庆友诚协会共同举办“巴蜀风情进西雅图”活动，现场进行了糖画、蜀绣、剪纸和竹帘画等多项巴蜀非遗产品的制作，许多海外体验者惊叹于中国非遗手工艺的神奇。2015年5月26日，南非斯坦陵布什大学孔子学院和斯大博物馆主办了为期三个月的“中国画和工艺品私人收藏展”，开启了一扇让南非人民了解中国非遗文化的重要窗口。 2.孔子学院提升所在国（地区）民众对中国非遗艺术的鉴赏水平
各地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为提升海外学员学习汉语的兴趣，还经常开设多种非遗特色课程和讲座，全方位、多角度地介绍中国非遗艺术品的历史、制作工艺等，让海外学员和所在社区的居民在现场体验中学习中国优秀的非遗技艺，促进海外受众对中国非遗艺术品的欣赏，提升其对中国非遗艺术的鉴赏水平和偏好，这无疑会促进中国非遗产品的出口。例如，2012年9月21日美国的阿拉斯加大学安克雷奇分校孔子学院举办了主题为“中国瓷器”的巡讲，对中国瓷器工艺做了深入的介绍，并将中国书法、雕刻以及绘画等技艺融入其中，使国外受众对瓷器的历史、外观设计及色彩搭配等方面有更加深入的了解。加纳大学的孔子学院在完善汉语教学的基础上，根据本地民众的需要，还开设茶艺课、太极课、中医文化课、书法课等多项中国非遗文化课程，让更多的加纳人了解和欣赏中国非遗文化和艺术。
3.孔子学院增强所在国（地区）民众对中国非遗价值观的认同
学习一国的语言，本质上是对一国的思维方式和文化价值观进行深入了解。因此，孔子学院的汉语教学，必然会渗透对许多中国优秀传统价值观的认知。越来越多的外国人通过在孔子学院学习提高了其对中国以“仁”为核心的伦理价值体系林毅夫（2012）认为，中华文化的核心是儒家以“仁”为核心的伦理价值体系，它的保全让中华文化在数千年历史中得以绵延不断地传承。 的认同度。许多非遗产品的本质是对中华传统价值观和审美情趣的体现。
如中国雕刻和刺绣经常以蝙蝠为图案，其寓意是中国的“福”文化，体现中国人对幸福生活的追求；而在西方，蝙蝠则是“邪恶”的象征。孔子学院对中华传统思维方式和价值观的传播，无疑会降低国外消费者对中国非遗文化深层理解上的文化折扣，增进他们对中国非遗文化价值观和审美情趣的理解，甚至认同，从而促进中国非遗产品出口。事实上，近年孔子学院在传播中国传统价值观方面成效显著。以孔子学院举办的“汉语桥”中文比赛为例，许多外国选手的中文演讲都表达了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和他们对中国传统价值观的认同和欣赏。 图1孔子学院对非遗产品贸易的影响机理
三、研究设计和数据描述
1.计量方法与模型
本文的研究思路是首先探讨影响中国非遗产品出口贸易的决定性因素，然后将孔子学院因素作为一个主要的额外解释变量，采用不同的模型就孔子学院对非遗产品出口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最后得出相应的研究结论。引力模型是研究国家（地区）间的双边贸易流量的常用方法，根据基本的引力模型，影响中国非遗产品出口的决定性因素为贸易伙伴国（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人口总数和相互间的地理距离；本研究中的出口国只有中国，因此引力模型只包含进口国的特征；由于地理距离不随时间的变化，其影响被纳入国家固定效应。除孔子学院因素外，影响中国非遗产品出口的其他额外因素有：所在国（地区）华侨华人数、文化距离以及是否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等，这些因素分别影响贸易双方之间的语言、文化、血缘和体制等方面的熟悉程度，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中国非遗产品出口。本文采用以下两个引力模型进行分析：
it是在t年从中国出口到i国（地区）的非遗产品出口额，并使用滞后一期的自变量以减轻潜在的内生性问题；gdp是各贸易对象国（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pop是各贸易对象国（地区）的人口总数，ci是孔子学院在贸易对象国（地区）的数量，cii是孔子学院在贸易对象国（地区）的影响力，ovch是各贸易对象国（地区）华侨华人数，culd是中国与各贸易对象国（地区）的文化距离，fta表示中国与贸易对象国（地区）是否签订自由贸易协定，gdppc是各贸易对象国（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tt表示年度固定效应，μi表示国家（地区）配对（中国与i国或地区）的固定效应，εit是误差项。为了降低模型的异方差性，对exp、gdp、pop、ovch和gdppc五个变量取对数。
2.指标与数据说明
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以及与中国贸易的密切程度和各大洲兼顾的原则，并参考孔子学院在全球的国别分布，最后本文选取的中国非遗产品出口的对象国（地区）的样本为：巴基斯坦、菲律宾、韩国、马来西亚、日本、泰国、新加坡、伊朗、印度、印度尼西亚、中国香港、沙特、越南、爱尔兰、奥地利、比利时、丹麦、德国、俄罗斯、法国、荷兰、葡萄牙、瑞典、西班牙、意大利、英国、瑞士、南非、尼日利亚、埃及、加拿大、美国、墨西哥、阿根廷、巴西、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五大洲37个国家和地区。由于全球第一所孔子学院成立于2004年，因此本文以2004―2014年中国与贸易对象国（地区）相关变量的时序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
（1）被解释变量：中国对各贸易对象国（地区）的非遗产品出口额
一是对象国（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国内生产总值越大，人均gdp越高，收入水平也就越高。非遗产品是典型的文化产品，具有较强的精神消费的特质，需要一定收入水平的支撑。因此，经济规模越大的国家（地区）对非遗产品的需求也就越大。各贸易对象国（地区）的gdp、人口总数和人均gdp数据均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其中gdp与人均gdp均以2005年不变价美元计算。
二是对象国（地区）的人口总数（pop）。人口总数对非遗产品贸易的影响存在两种效应：一方面，人口总量可以衡量进口需求的多样性，人口越多，消费需求也就越多样化，而非遗
产品具有小批量、差异化的生产特征，因此，人口越多对差异性的非遗产品进口也就越多；另一方面，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人口越多，人均收入就越低，对具有精神消费特质的非遗产品的需求就会减少。因此，对象国（地区）人口总数对中国非遗产品出口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取决于上述两种效应的综合作用。
（3）额外解释变量
一是孔子学院因素（ci/cii）。根据贸易理论，孔子学院的汉语教学和文化传播会增进所在国（地区）人民对中国语言和文化的熟悉感，降低贸易的交易成本，从而促进中国的非遗产品出口。连大祥的研究只用孔子学院数量来衡量孔子学院因素，并未考虑孔子学院建立时间长短的影响。事实上，孔子学院建立的时间越长，它招收的海外学生数量也就越多，其对当地社会的影响力也就越大。由于缺乏各国（地区）各年孔子学院实际招生数的统计资料，本文假定每所孔子学院每年招生数相同，其每招一届学生，对当地社会的影响力就增加一个单位。例如，某国某所孔子学院运行并招生了9年，其对当地社会的影响力就是9个单位。因此，本文分别以孔子学院数量和孔子学院影响力分别建立了两个模型进行回归分析。表1以日本为例说明两个指标统计上的区别。孔子学院在各国的分布数量来源于历年的孔子学院年度报告由于2006年后国家汉办才开始出版孔子学院的年度报告，2004和2005年的数据通过孔子学院网站的数据库进行查询和推算；此外，由于全球大多数孔子课堂在管理上都从属于当地的孔子学院，本研究仅计量各国孔子学院的实际数量。 。
二是对象国（地区）的华侨华人数（ovch）。世界各地的华侨华人相当程度上保存着中华文化深层基因，存在着对中国文化产品的偏爱，这会促使海外华侨华人从中国进口非遗产品。华侨华人数越多，对当地社会的文化影响力越大，中国与所在国（地区）的血缘联系也越强，越能促进中国非遗产品对当地的出口。各对象国（地区）历年华侨华人数主要来源于《华人经济年鉴》，由于只有若干年份的数据，缺失年份的数据用以几何平均法计算出的增长率进行大约估算，将其与权威机构媒体报道进行相互印证和补充本文以香港特区统计处估计的华人比例乘以历年的香港总人口数来估计中国香港地区的华人数。 。
三是文化距离（culd）。文化距离是指两国（地区）在居民偏好、习俗、价值观、信仰和道德观念等方面的差异而形成的心理距离。可以预期，两国（地区）间的文化距离对它们之间的非遗产品贸易流量将产生负面影响。目前学术界对文化距离的实证研究大多是基于hofstede（1983）提出的“文化五维度论”，即文化距离是由权力距离，不确定性规避、个人和集体主义、阳刚和阴柔特质、长期和短期倾向等五个维度决定。据此，kogut等（1988）构建了跨国文化距离测度模型。根据hofstede（1983）对全球50个国家和3个地区五个维度的数值测量，可以计算出中国与各贸易对象国（地区）之间的文化距离。但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家（地区）之间的文化往来日益频繁，其间的文化距离会逐渐缩短，并遵循边际递减效应。因此，本文借鉴綦建红等（2012）的做法对文化距离测度模型进行改进：
其中，cdj代表某一对象国（地区）区与中国之间的文化距离，iij代表第j个对象国（地区）在第i个文化维度值，vi是所选取的各对象国（地区）在第i个文化维度指数的方差，下标c代表中国；yjt表示国家或地区在t年份与中国建交的年数（中国香港采用1997年为基准年份）。
四是是否签订了自由贸易协议（fta）。fta为虚拟变量，表示贸易对象国（地区）在t年份是否与中国签订了fta协定，是取1，否取0。自由贸易协定作为降低贸易壁垒的制度安排，其签订必然会促进实物产品贸易，对非遗产品贸易也将产生正面影响。
五是对象国（地区）人均gdp与孔子学院因素的乘积项。加入此项的目的在于研究在对象国（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条件下，孔子学院因素对中国非遗产品出口所产生的不同影响。连大祥（2012）研究表明，孔子学院促进中国对发展中国家贸易的效果显著大于发达国家，这个结论是否符合中国非遗产品出口的现实，加此乘积项可以得到检验。
3. 数据描述
2014年，37个样本国家（地区）的孔子学院总数为335个，占当年全球孔子学院数的72.04%；截至2014年，中国与其中的11个国家（地区）签订了fta协定，其中最早签订的是香港地区（2003）本文以2003年中国中央政府与香港特区政府签署《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协定）为基准年份进行统计。 ；最迟签订的是瑞士（2013）。表2是对变量数据的整体进行描述，表3是各变量间的相关系数，所有的回归变量都滞后一年。除孔子学院数和孔子学院影响力高度相关外，其他所有变量间的相关系数绝对值都低于0.7，大多数变量间呈中低度线性相关。图2分别描绘了孔子学院数和孔子学院影响力与中国非遗产品出口的散点图，并进行拟合分析。无论是孔子学院数还是孔子学院影响力，与中国非遗产品出口拟合线的斜率都为正，说明孔子学院因素与中国非遗产品出口存在正相关关系，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孔子学院因素对中国非遗产品出口具有促进作用。
四、实证分析结果 1. 面板数据回归结果
表4是根据模型（1）进行面板数据回归的结果，测试表明，使用固定效应比随机效应和混合效应更为合适。本文估计几种模型（1）的变化形式来检验主要结果的稳健性。
模型（1―1）对主要解释变量和孔子学院数量进行回归，未添加其他控制变量，回归结果发现，三个变量的系数均显著为正，与理论预期相符，且r平方值达到96.0%。模型（1―
2）在模型（1―1）的基础上，添加华侨华人数、文化距离和fta等其他控制变量进行回归，除华侨华人数外，其他的变量均显著，回归系数符号也与理论预期相符。模型（1―3）删去回归不显著的华侨华人数变量进行估计，所有的变量均显著，且系数符号与理论预期相符，r平方值达到96.5%，说明删去华侨华人数变量是合适的。华侨华人因素的作用不显著，可能是因为海外华侨华人在国外基本上处于一个少数群体的地位，而且华人群体比较封闭，与当地社区融合和互动程度较低，对当地社会文化的影响有限；也可能是由于《华人经济年鉴》的统计数据与实际有较大的误差，且有统计数据的年份也较少。模型（1―4）在模型（1―3）的基础上，添加了人均gdp与孔子学院数的乘积项进行回归，其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这说明当贸易对象国（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孔子学院对中国非遗产品出口的促进作用较大；当对象国（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时，孔子学院对中国非遗产品出口的促进作用较小。越是发展水平低的国家，过去与中国经贸往来的起点越低，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也越少，孔子学院的建立可以很快地发挥文化交流和了解的功能。这个结果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连大祥（2012）得出的“孔子学院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效果显著大于发达国家”的结论。
表5是对模型（2）进行面板数据回归的结果，估计的过程和得出的结论与模型（1）相似：华侨华人因素的作用不显著，其他变量的作用均显著并与理论预期相符，人均gdp与孔子学院数的乘积项回归系数显著为负。
2. 动态面板数据回归结果
文化消费是一种引致性消费，文化消费与文化投入呈正相关关系，具有自我强化的功能。非遗产品具有典型的精神消费特质，其会受前期消费惯性的影响，存在着动态滞后性。本文在模型（1）和（2）中加入被解释变量的滞后期值作为解释变量，采用一阶差分广义矩估计（gmm）方法进行回归估计和检验。其滞后一期的动态面板回归结果显示，各方程中ar（1）和ar（2）均显著，回归方程残差存在二阶序列相关，不符合动态面板回归的数据要求。对原方程再进行滞后二期回归，结果表明，各方程ar（1）均显著，而ar（2）均不显著，说明方程不存在序列相关。具体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
表6显示，sargan检验统计量均不显著，说明各方程不存在过度识别问题，反映出模型的设定是恰当的。回归结果中，非遗产品出口滞后一期值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而滞后二期值的系数均显著为负，且滞后一期值的系数绝对值均大于滞后二期值的系数绝对值，说明滞后二期对滞后一期具有调整作用。总体上看，中国非遗产品的出口具有持续性，符合经济学基
本逻辑。回归结果中除国内生产总值和fta的作用不显著外，其他变量的系数和显著性与表4和表5所得出的结论相符，尤其是孔子学院因素（孔子学院数和孔子学院影响力因素）均显著为正，表明孔子学院的建立和发展确实促进了中国非遗产品的出口。可见，动态面板数据回归进一步验证了上文对影响机理的分析，也表明前文静态面板数据回归结果具有稳健性。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对于一般货物贸易而言，消费者主要关注产品的实用功能，孔子学院作为汉语教学机构和中外信息交换的平台，降低中外贸易的交易成本，加速了国内外市场的开放，为中外货物贸易提供了机遇，从而在短期内发挥了作用。与货物贸易相比，非遗产品的消费更具有精神的属性，有时甚至需要对产品所蕴含的价值观的认同，因此，孔子学院因素发生作用需要较长的时间。但无论如何，孔子学院在短期内还是显著地促进了中国非遗产品的出口。近年，随着孔子学院在世界办学规模不断扩大，但其不断快速增长的预算也加重了汉办的负担，本文研究结论有助于我们在国家层面上重新认识孔子学院的新功能与新作用，从而对孔子学院办学的成本收益具有更为准确的把握。此外，本文研究结论还启示我们应该更好地依托孔子学院这一平台来促进中国非遗产品的出口贸易，这不仅有利于繁荣我国文化产业，还有利于增强我国的文化软实力。
更好地发挥好孔子学院促进非遗产品贸易的功能，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在孔子学院内建立常态化的中华非遗课程学习机制。当前全球孔子学院的常态化课程设置只有汉语言教学课程。非遗展演和学习活动，大多只在特定节假日和庆祝活动中出现。在孔子学院内部建立常态化的非遗课程学习机制不仅有利于提升海外学员汉语学习的效果，满足海外学员了解一个立体中国的需要，还有利于通过文化的无形力量来提升和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二是建立中国非遗巡展支持基金。与海外学员和居民迫切了解中国文化的愿望相比，中国非遗传承人开展海外现场展演的频率还是较低的，来自民间的非遗展演次数更少，缺少资金是其重要原因。因此，有必要发动社会力量，依托孔子学院平台，建立中国非遗全球巡展支持基金，为中华优秀非遗的巡展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三是与所在地华人社群联合开展中国非遗文化进社区活动。前文研究表明，华侨华人因素在促进中国非遗产品出口贸易方面的作用并不显著。孔子学院与所在地华人社群联合开展相关活动，能有效加强孔子学院与海外华人社群的联系，不仅有利于增强中国非遗文化的影响力，也有利于华侨华人发挥更大的作用。四是依托孔子学院平台，加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往来。当前“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为我国与世界各国进一步深入合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建设好、利用好孔子学院这一文化交流平台，扩大中国与沿线各国文化和价值观方面的交流。因此，可以依托孔子学院平台，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多层次的经济、政治、文化等交流活动，从经济、交通的互联互通发展到文化、价值观的欣赏和认同，从而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中外非遗产品贸易的发展。
摘要：非遗文化可分为物质产品、生产技艺、文化功能和价值观四个层面，海外孔子学院的设立和发展，可以增进所在国（地区）民众对中国非遗技艺的了解，提升其对中国非遗艺术的鉴赏水平，增强其对中国非遗价值观的认同，进而可以促进中国非遗产品的出口。选取37个样本国（地区），采用改进的贸易引力模型，根据2004―2014年的数据资料分析孔子学院对中国非遗产品出口的影响，分析表明：无论是孔子学院数量，还是孔子学院影响力，都显著地促进了中国对所在国（地区）的非遗产品出口；当所在国（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孔子学院对中国非遗产品出口的促进作用较强。应该更好地依托孔子学院这一文化交流平台来促进中国非遗产品的出口贸易。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孔子学院；非遗产品出口；文化贸易；非遗文化；文化折扣；文化距离；贸易引力模型
中图分类号：f752.62；g12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8131（2016）04007211
一、引言
2004年，中国国家汉语推广办公室（简称汉办）启动了“孔子学院”项目。作为在海外以教授汉语和传播中国文化为宗旨的非营利性公益机构，孔子学院在促进汉语传播和中外交流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截至2015年12月，中国已在134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500所孔子学院和1 000个孔子课堂，学员总数达到190万人本数据来源于2015年12月6日第十届孔子学院大会上公布的数据；而根据《2014年孔子学院年度报告》，截至2014年底，已有475所孔子学院和851个孔子课堂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它们分布于126个国家和地区。 ，孔子学院已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一张靓丽名片。
在有关文献中，不少学者研究证明，孔子学院在汉语言传播和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现实中孔子学院还是一个提供贸易机会和中国相关政策规定的信息交流平台，它在促进中外经贸关系方面的作用也颇为显著。连大祥（2012，2013，2014）是国内外最早对孔子学院的经贸效果进行研究的学者，他建立计量模型就孔子学院对中外经贸的贡献进行评估，发表了系列论文。连大祥的研究促使学术界对孔子学院的研究视角从传统的教育学、传播学和语言学拓展到经济学。
但对孔子学院经贸效果的研究还可以进一步拓展。近年来，孔子学院为配合汉语教学，经常举办中国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巡讲，开设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课程，开展中国国画、剪纸、刺绣、书法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艺术展演活动。笔者认为，这类活动的广泛开展将极大地增进海外居民对中国非遗文化的理解、欣赏和认同，从而促进中国非遗产品的出口。但在现有的文献中，孔子学院的这一重要作用鲜有提及。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传统的劳动、资源、环境等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正在丧失，依靠文化、品牌等要素提升中国产品的附加值将成为今后对外贸易发展的新常态。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产品（以下简称非遗产品）蕴含着丰富的中华文化基因和高雅的审美情趣，开展非遗产品贸易不仅是实现中华文化更快走出去、提高我国对外开放水平的有效途径，还有利于繁荣我国的文化产业，提升我国的文化形象和改善我国的对外贸易结构。此外，关于孔子学院对中外贸易的作用机理分析，现有研究多是从孔子学院有助于降低中国与所在国（地区）交易成本、增进信任等角度进行分析；而孔子学院对非遗产品出口的促进作用，更多具有精神层面的内涵，还可以从跨文化的角度进一步深入研究。
林航，谢志忠：孔子学院对中国非遗产品出口的影响
二、理论机理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unesco，2003）将非物质文化遗产（ich，简称“非遗”）定义为“被各社群、团体、有时为个人所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以及与之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制品和文化场所。”根据该定
义，非遗产品，显然是指与各种无形的文化遗产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制品”，它虽然具有物质的属性，但其承载的却是社群传统的具有生命力的文化，这种文化在社群中具有强烈的历史认同感，并随着时代的发展得以不断的创新。根据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三因子”理论，文化由外到里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器物层次，涉及生产、生活工具和生产方式或技艺；组织层次，包括社会、经济、政治组织制度；精神层次，即人的伦理、信仰观念。具体到实物的“非遗产品”来说，其所承载的非遗文化，可以是器物层次的生产技艺，也可以是组织层次的文化功能，还可以是精神层次的价值取向。三个层次不能截然分开，任何非遗产品，在这三个层次上都有所体现。如果将器物层次的有形的物质产品和无形的生产技艺独立开来，可以将非遗文化分成四个层面，即物质产品层面、生产技艺层面、文化功能层面马林诺夫斯基（2002）认为，分析器物的文化同一性，需要将其放置于社会制度的文化布局中，说明它所处的地位，解释它所具有的文化功能。因此，器物的文化功能是其组织制度层面的反映。 和价值观层面。
任何非遗产品都具有有形的物质形式，又蕴含生产技艺、文化功能和价值观三个不同深度的无形的文化表现。孔子学院在开展正常汉语教学的同时，也联合当地社区广泛开展中华传统非遗文化体验教学活动，增进了所在国（地区）学员和居民对中华非遗的无形文化层次的理解，消除或降低中外文化产品贸易中的文化折扣又称“文化贴现”，指因文化背景差异，国际市场中的文化产品不被其它地区受众认同或理解而导致其价值的减低。 ，从而促进中外非遗产品实物层面上贸易。
1.孔子学院增进所在国（地区）民众对中国非遗技艺的了解
孔子学院在进行正常汉语教学的同时，还搭建立体化的文化体验空间促进海外学员更好地理解中国文化。在海外中华“文化月”“文化周”和中国传统节日等多种场景，各地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广泛开展京剧、功夫、剪纸、茶艺和美食等富有娱乐性的中国非遗的现场展演，并通过当地新闻媒体报道促进民众对中国非遗技艺的了解，提升其对中国传统非遗技艺的偏好和需求，从而促进中国非遗产品出口。例如，2015年9月，华盛顿州孔子学院和西雅图―重庆友诚协会共同举办“巴蜀风情进西雅图”活动，现场进行了糖画、蜀绣、剪纸和竹帘画等多项巴蜀非遗产品的制作，许多海外体验者惊叹于中国非遗手工艺的神奇。2015年5月26日，南非斯坦陵布什大学孔子学院和斯大博物馆主办了为期三个月的“中国画和工艺品私人收藏展”，开启了一扇让南非人民了解中国非遗文化的重要窗口。 2.孔子学院提升所在国（地区）民众对中国非遗艺术的鉴赏水平
各地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为提升海外学员学习汉语的兴趣，还经常开设多种非遗特色课程和讲座，全方位、多角度地介绍中国非遗艺术品的历史、制作工艺等，让海外学员和所在社区的居民在现场体验中学习中国优秀的非遗技艺，促进海外受众对中国非遗艺术品的欣赏，提升其对中国非遗艺术的鉴赏水平和偏好，这无疑会促进中国非遗产品的出口。例如，2012年9月21日美国的阿拉斯加大学安克雷奇分校孔子学院举办了主题为“中国瓷器”的巡讲，对中国瓷器工艺做了深入的介绍，并将中国书法、雕刻以及绘画等技艺融入其中，使国外受众对瓷器的历史、外观设计及色彩搭配等方面有更加深入的了解。加纳大学的孔子学院在完善汉语教学的基础上，根据本地民众的需要，还开设茶艺课、太极课、中医文化课、书法课等多项中国非遗文化课程，让更多的加纳人了解和欣赏中国非遗文化和艺术。
3.孔子学院增强所在国（地区）民众对中国非遗价值观的认同
学习一国的语言，本质上是对一国的思维方式和文化价值观进行深入了解。因此，孔子学院的汉语教学，必然会渗透对许多中国优秀传统价值观的认知。越来越多的外国人通过在孔子学院学习提高了其对中国以“仁”为核心的伦理价值体系林毅夫（2012）认为，中华文化的核心是儒家以“仁”为核心的伦理价值体系，它的保全让中华文化在数千年历史中得以绵延不断地传承。 的认同度。许多非遗产品的本质是对中华传统价值观和审美情趣的体现。
如中国雕刻和刺绣经常以蝙蝠为图案，其寓意是中国的“福”文化，体现中国人对幸福生活的追求；而在西方，蝙蝠则是“邪恶”的象征。孔子学院对中华传统思维方式和价值观的传播，无疑会降低国外消费者对中国非遗文化深层理解上的文化折扣，增进他们对中国非遗文化价值观和审美情趣的理解，甚至认同，从而促进中国非遗产品出口。事实上，近年孔子学院在传播中国传统价值观方面成效显著。以孔子学院举办的“汉语桥”中文比赛为例，许多外国选手的中文演讲都表达了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和他们对中国传统价值观的认同和欣赏。 图1孔子学院对非遗产品贸易的影响机理
三、研究设计和数据描述
1.计量方法与模型
本文的研究思路是首先探讨影响中国非遗产品出口贸易的决定性因素，然后将孔子学院因素作为一个主要的额外解释变量，采用不同的模型就孔子学院对非遗产品出口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最后得出相应的研究结论。引力模型是研究国家（地区）间的双边贸易流量的常用方法，根据基本的引力模型，影响中国非遗产品出口的决定性因素为贸易伙伴国（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人口总数和相互间的地理距离；本研究中的出口国只有中国，因此引力模型只包含进口国的特征；由于地理距离不随时间的变化，其影响被纳入国家固定效应。除孔子学院因素外，影响中国非遗产品出口的其他额外因素有：所在国（地区）华侨华人数、文化距离以及是否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等，这些因素分别影响贸易双方之间的语言、文化、血缘和体制等方面的熟悉程度，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中国非遗产品出口。本文采用以下两个引力模型进行分析：
it是在t年从中国出口到i国（地区）的非遗产品出口额，并使用滞后一期的自变量以减轻潜在的内生性问题；gdp是各贸易对象国（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pop是各贸易对象国（地区）的人口总数，ci是孔子学院在贸易对象国（地区）的数量，cii是孔子学院在贸易对象国（地区）的影响力，ovch是各贸易对象国（地区）华侨华人数，culd是中国与各贸易对象国（地区）的文化距离，fta表示中国与贸易对象国（地区）是否签订自由贸易协定，gdppc是各贸易对象国（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tt表示年度固定效应，μi表示国家（地区）配对（中国与i国或地区）的固定效应，εit是误差项。为了降低模型的异方差性，对exp、gdp、pop、ovch和gdppc五个变量取对数。
2.指标与数据说明
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以及与中国贸易的密切程度和各大洲兼顾的原则，并参考孔子学院在全球的国别分布，最后本文选取的中国非遗产品出口的对象国（地区）的样本为：巴基斯坦、菲律宾、韩国、马来西亚、日本、泰国、新加坡、伊朗、印度、印度尼西亚、中国香港、沙特、越南、爱尔兰、奥地利、比利时、丹麦、德国、俄罗斯、法国、荷兰、葡萄牙、瑞典、西班牙、意大利、英国、瑞士、南非、尼日利亚、埃及、加拿大、美国、墨西哥、阿根廷、巴西、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五大洲37个国家和地区。由于全球第一所孔子学院成立于2004年，因此本文以2004―2014年中国与贸易对象国（地区）相关变量的时序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
（1）被解释变量：中国对各贸易对象国（地区）的非遗产品出口额
一是对象国（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国内生产总值越大，人均gdp越高，收入水平也就越高。非遗产品是典型的文化产品，具有较强的精神消费的特质，需要一定收入水平的支撑。因此，经济规模越大的国家（地区）对非遗产品的需求也就越大。各贸易对象国（地区）的gdp、人口总数和人均gdp数据均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其中gdp与人均gdp均以2005年不变价美元计算。
二是对象国（地区）的人口总数（pop）。人口总数对非遗产品贸易的影响存在两种效应：一方面，人口总量可以衡量进口需求的多样性，人口越多，消费需求也就越多样化，而非遗
产品具有小批量、差异化的生产特征，因此，人口越多对差异性的非遗产品进口也就越多；另一方面，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人口越多，人均收入就越低，对具有精神消费特质的非遗产品的需求就会减少。因此，对象国（地区）人口总数对中国非遗产品出口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取决于上述两种效应的综合作用。
（3）额外解释变量
一是孔子学院因素（ci/cii）。根据贸易理论，孔子学院的汉语教学和文化传播会增进所在国（地区）人民对中国语言和文化的熟悉感，降低贸易的交易成本，从而促进中国的非遗产品出口。连大祥的研究只用孔子学院数量来衡量孔子学院因素，并未考虑孔子学院建立时间长短的影响。事实上，孔子学院建立的时间越长，它招收的海外学生数量也就越多，其对当地社会的影响力也就越大。由于缺乏各国（地区）各年孔子学院实际招生数的统计资料，本文假定每所孔子学院每年招生数相同，其每招一届学生，对当地社会的影响力就增加一个单位。例如，某国某所孔子学院运行并招生了9年，其对当地社会的影响力就是9个单位。因此，本文分别以孔子学院数量和孔子学院影响力分别建立了两个模型进行回归分析。表1以日本为例说明两个指标统计上的区别。孔子学院在各国的分布数量来源于历年的孔子学院年度报告由于2006年后国家汉办才开始出版孔子学院的年度报告，2004和2005年的数据通过孔子学院网站的数据库进行查询和推算；此外，由于全球大多数孔子课堂在管理上都从属于当地的孔子学院，本研究仅计量各国孔子学院的实际数量。 。
二是对象国（地区）的华侨华人数（ovch）。世界各地的华侨华人相当程度上保存着中华文化深层基因，存在着对中国文化产品的偏爱，这会促使海外华侨华人从中国进口非遗产品。华侨华人数越多，对当地社会的文化影响力越大，中国与所在国（地区）的血缘联系也越强，越能促进中国非遗产品对当地的出口。各对象国（地区）历年华侨华人数主要来源于《华人经济年鉴》，由于只有若干年份的数据，缺失年份的数据用以几何平均法计算出的增长率进行大约估算，将其与权威机构媒体报道进行相互印证和补充本文以香港特区统计处估计的华人比例乘以历年的香港总人口数来估计中国香港地区的华人数。 。
三是文化距离（culd）。文化距离是指两国（地区）在居民偏好、习俗、价值观、信仰和道德观念等方面的差异而形成的心理距离。可以预期，两国（地区）间的文化距离对它们之间的非遗产品贸易流量将产生负面影响。目前学术界对文化距离的实证研究大多是基于hofstede（1983）提出的“文化五维度论”，即文化距离是由权力距离，不确定性规避、个人和集体主义、阳刚和阴柔特质、长期和短期倾向等五个维度决定。据此，kogut等（1988）构建了跨国文化距离测度模型。根据hofstede（1983）对全球50个国家和3个地区五个维度的数值测量，可以计算出中国与各贸易对象国（地区）之间的文化距离。但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家（地区）之间的文化往来日益频繁，其间的文化距离会逐渐缩短，并遵循边际递减效应。因此，本文借鉴綦建红等（2012）的做法对文化距离测度模型进行改进：
其中，cdj代表某一对象国（地区）区与中国之间的文化距离，iij代表第j个对象国（地区）在第i个文化维度值，vi是所选取的各对象国（地区）在第i个文化维度指数的方差，下标c代表中国；yjt表示国家或地区在t年份与中国建交的年数（中国香港采用1997年为基准年份）。
四是是否签订了自由贸易协议（fta）。fta为虚拟变量，表示贸易对象国（地区）在t年份是否与中国签订了fta协定，是取1，否取0。自由贸易协定作为降低贸易壁垒的制度安排，其签订必然会促进实物产品贸易，对非遗产品贸易也将产生正面影响。
五是对象国（地区）人均gdp与孔子学院因素的乘积项。加入此项的目的在于研究在对象国（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条件下，孔子学院因素对中国非遗产品出口所产生的不同影响。连大祥（2012）研究表明，孔子学院促进中国对发展中国家贸易的效果显著大于发达国家，这个结论是否符合中国非遗产品出口的现实，加此乘积项可以得到检验。
3. 数据描述
2014年，37个样本国家（地区）的孔子学院总数为335个，占当年全球孔子学院数的72.04%；截至2014年，中国与其中的11个国家（地区）签订了fta协定，其中最早签订的是香港地区（2003）本文以2003年中国中央政府与香港特区政府签署《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协定）为基准年份进行统计。 ；最迟签订的是瑞士（2013）。表2是对变量数据的整体进行描述，表3是各变量间的相关系数，所有的回归变量都滞后一年。除孔子学院数和孔子学院影响力高度相关外，其他所有变量间的相关系数绝对值都低于0.7，大多数变量间呈中低度线性相关。图2分别描绘了孔子学院数和孔子学院影响力与中国非遗产品出口的散点图，并进行拟合分析。无论是孔子学院数还是孔子学院影响力，与中国非遗产品出口拟合线的斜率都为正，说明孔子学院因素与中国非遗产品出口存在正相关关系，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孔子学院因素对中国非遗产品出口具有促进作用。
四、实证分析结果 1. 面板数据回归结果
表4是根据模型（1）进行面板数据回归的结果，测试表明，使用固定效应比随机效应和混合效应更为合适。本文估计几种模型（1）的变化形式来检验主要结果的稳健性。
模型（1―1）对主要解释变量和孔子学院数量进行回归，未添加其他控制变量，回归结果发现，三个变量的系数均显著为正，与理论预期相符，且r平方值达到96.0%。模型（1―
2）在模型（1―1）的基础上，添加华侨华人数、文化距离和fta等其他控制变量进行回归，除华侨华人数外，其他的变量均显著，回归系数符号也与理论预期相符。模型（1―3）删去回归不显著的华侨华人数变量进行估计，所有的变量均显著，且系数符号与理论预期相符，r平方值达到96.5%，说明删去华侨华人数变量是合适的。华侨华人因素的作用不显著，可能是因为海外华侨华人在国外基本上处于一个少数群体的地位，而且华人群体比较封闭，与当地社区融合和互动程度较低，对当地社会文化的影响有限；也可能是由于《华人经济年鉴》的统计数据与实际有较大的误差，且有统计数据的年份也较少。模型（1―4）在模型（1―3）的基础上，添加了人均gdp与孔子学院数的乘积项进行回归，其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这说明当贸易对象国（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孔子学院对中国非遗产品出口的促进作用较大；当对象国（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时，孔子学院对中国非遗产品出口的促进作用较小。越是发展水平低的国家，过去与中国经贸往来的起点越低，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也越少，孔子学院的建立可以很快地发挥文化交流和了解的功能。这个结果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连大祥（2012）得出的“孔子学院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效果显著大于发达国家”的结论。
表5是对模型（2）进行面板数据回归的结果，估计的过程和得出的结论与模型（1）相似：华侨华人因素的作用不显著，其他变量的作用均显著并与理论预期相符，人均gdp与孔子学院数的乘积项回归系数显著为负。
2. 动态面板数据回归结果
文化消费是一种引致性消费，文化消费与文化投入呈正相关关系，具有自我强化的功能。非遗产品具有典型的精神消费特质，其会受前期消费惯性的影响，存在着动态滞后性。本文在模型（1）和（2）中加入被解释变量的滞后期值作为解释变量，采用一阶差分广义矩估计（gmm）方法进行回归估计和检验。其滞后一期的动态面板回归结果显示，各方程中ar（1）和ar（2）均显著，回归方程残差存在二阶序列相关，不符合动态面板回归的数据要求。对原方程再进行滞后二期回归，结果表明，各方程ar（1）均显著，而ar（2）均不显著，说明方程不存在序列相关。具体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
表6显示，sargan检验统计量均不显著，说明各方程不存在过度识别问题，反映出模型的设定是恰当的。回归结果中，非遗产品出口滞后一期值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而滞后二期值的系数均显著为负，且滞后一期值的系数绝对值均大于滞后二期值的系数绝对值，说明滞后二期对滞后一期具有调整作用。总体上看，中国非遗产品的出口具有持续性，符合经济学基
本逻辑。回归结果中除国内生产总值和fta的作用不显著外，其他变量的系数和显著性与表4和表5所得出的结论相符，尤其是孔子学院因素（孔子学院数和孔子学院影响力因素）均显著为正，表明孔子学院的建立和发展确实促进了中国非遗产品的出口。可见，动态面板数据回归进一步验证了上文对影响机理的分析，也表明前文静态面板数据回归结果具有稳健性。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对于一般货物贸易而言，消费者主要关注产品的实用功能，孔子学院作为汉语教学机构和中外信息交换的平台，降低中外贸易的交易成本，加速了国内外市场的开放，为中外货物贸易提供了机遇，从而在短期内发挥了作用。与货物贸易相比，非遗产品的消费更具有精神的属性，有时甚至需要对产品所蕴含的价值观的认同，因此，孔子学院因素发生作用需要较长的时间。但无论如何，孔子学院在短期内还是显著地促进了中国非遗产品的出口。近年，随着孔子学院在世界办学规模不断扩大，但其不断快速增长的预算也加重了汉办的负担，本文研究结论有助于我们在国家层面上重新认识孔子学院的新功能与新作用，从而对孔子学院办学的成本收益具有更为准确的把握。此外，本文研究结论还启示我们应该更好地依托孔子学院这一平台来促进中国非遗产品的出口贸易，这不仅有利于繁荣我国文化产业，还有利于增强我国的文化软实力。
更好地发挥好孔子学院促进非遗产品贸易的功能，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在孔子学院内建立常态化的中华非遗课程学习机制。当前全球孔子学院的常态化课程设置只有汉语言教学课程。非遗展演和学习活动，大多只在特定节假日和庆祝活动中出现。在孔子学院内部建立常态化的非遗课程学习机制不仅有利于提升海外学员汉语学习的效果，满足海外学员了解一个立体中国的需要，还有利于通过文化的无形力量来提升和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二是建立中国非遗巡展支持基金。与海外学员和居民迫切了解中国文化的愿望相比，中国非遗传承人开展海外现场展演的频率还是较低的，来自民间的非遗展演次数更少，缺少资金是其重要原因。因此，有必要发动社会力量，依托孔子学院平台，建立中国非遗全球巡展支持基金，为中华优秀非遗的巡展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三是与所在地华人社群联合开展中国非遗文化进社区活动。前文研究表明，华侨华人因素在促进中国非遗产品出口贸易方面的作用并不显著。孔子学院与所在地华人社群联合开展相关活动，能有效加强孔子学院与海外华人社群的联系，不仅有利于增强中国非遗文化的影响力，也有利于华侨华人发挥更大的作用。四是依托孔子学院平台，加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往来。当前“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为我国与世界各国进一步深入合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建设好、利用好孔子学院这一文化交流平台，扩大中国与沿线各国文化和价值观方面的交流。因此，可以依托孔子学院平台，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多层次的经济、政治、文化等交流活动，从经济、交通的互联互通发展到文化、价值观的欣赏和认同，从而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中外非遗产品贸易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