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立元
云梦学刊：社科版 1996年02期
摘要： 德国新马克思主义美学是当代德国的最重要哲学美学学派。它大体经过了奠基期、发展成熟期、走向“后现代主义”三个阶段。其理论特征表现为：（1）具有鲜明的批判性；（2）在本质上是一种现代的人道主义美学；（2）受到弗洛依德精神分析学的深刻影响；（4）具有一种反对科学理性的浪漫主义倾向；（5 ）最终走上了营构审美乌托邦的道路。
关键词： 德国新马克思主义美学 理论特征 审美乌托邦
德国新马克思主义美学是当代德国最重要的哲学美学流派之一，也是整个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潮中持续时间最长、成就最卓著、影响最深远的一个美学学派。它以法兰克福学派成员为主体，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卢卡奇、布洛赫、布莱希特、本雅明、阿多诺、马尔库塞、弗洛姆、哈贝马斯等。
需要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不仅是美学或哲学思潮，而且是本世纪以来西方自觉打出马克思主义旗号全面批判现代资本主义的一股强大的社会思潮和学术群体，它包含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美学等多个人文与社会科学，涉及领域很广，美学只是它关注的一个方面，而且不是最重要的方面。
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国内外都没有一个完全统一的定义，有人把它看成是一个地域性概念，指发达国家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有人把它看成是一个纯意识形态概念，指与列宁的传统相对立、强调无产阶级主观革命性的马克思主义思潮，还有人把它看成一个时代性和地域性相结合的概念，指20年代初到60末代末在西方出现的一代具有不同于经典作家的思想家的理论。总之没有十分严格的界定。
所谓“法兰克福学派”源自本世纪二十年代德国魏玛共和国初期法兰克福大学的“社会研究所”，这里的几代理论家把马克思主义与各种资产阶级理论相结合，发展出一套称之为“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的社会学说，影响所及包括了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各个领域，“法兰克福学派”也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成分。
德国新马克思主义美学从本世纪二十年代开始，至今还在发展，几乎跨越了四分之三个世纪，大体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与法兰克福学派的历史分期不一定一致）：
第一时期，从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前半期，是德国新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奠基时期，主要代表为布洛赫、而莱希特、本雅明，虽然其他人如阿多诺、马尔库塞、弗洛姆等也都有著述问世，但他们的美学思想还不是那段时期最有特点、最能代表流派主流的思潮。
第二时期，从四十年代后期至五、六十年代，是德国新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发展成熟期，其理论代表主要是阿多诺、马尔库塞、弗洛姆等，他们有的思想发生了转折，有的在思想上努力吸收、融合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有的从社会批判转向美学建设，但有一点比较接近或相通，这就是尝试用不同方式和途径来营建审美的乌托邦。
第三时期是六七十年代之后，德国新马克思义美学走向“后现代主义”的新阶段，其主要理论代表便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重要代表哈贝马斯。随着时代发展，该派美学思想发生了某些新的重要的变化。
德国新马克思主义美学虽然历经七、八十年，发生过许多重要的变化，但其中还是有规律可寻的，其哲学、美学思想还是有一些基本的共同特点的。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德国新马克思主义美学具有鲜明的批判性。
德国新马克思主义美学是以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为其思想基础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社会批判理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法兰克福学派在初创时期就打出了社会批判的鲜明旗号。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第二任所长霍克海默早在1932年就提出要开创一种把哲学理论与经济理论结合起来直接介入社会现实批判的“新型理论”，1937年正式提出建立“社会批判理论”的主张，并将之与“马克思主义”一词完全等同起来使用。霍克海默把“批判理论”与所谓的“传统理论”自觉地对立起来，认为后者把自己置于现存资本主义社会赖以再生产其自身的专门化劳动过程中，从固定不变的既成事实出发，得出向现存秩序屈服的“服从主义”结论，以帮助资本主义现存社会的再生产，而前者则相反，它把自己放在现存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分工和再生产机器的限制之外，从而自觉地意识到并揭露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揭示一切既定的“事实”的东西的不真实性、不合理性，从而导致否定、推翻现存社会再生产过程的革命结论，这就是后者的批判性所在〔1〕。他指出，传统理论在“科学知识”、尊重“事实”和“客观性”的外表下掩盖了资本主义关系的“物化形式”，为现存社会辩护，批判理论就是要以批判性击破这种所谓的“科学性”与“客观性”。在此，批判理论首先是一种“主体”性，一种主观的立场。这种对立，一显示了时代的变化，传统理论属于资本主义时代，批判理论则面向后资本主义时代；二体现了两种认识方式的不同，传统理论主要来自然科学或专门化科学，忽视社会现实的变化，而批判理论则超越自然科学，把人当作其研究对象，当作人自身全部历史生活形式的生产者；三反映着不同的认识论基础，传统理论的认识论基础是现代的专门化科学，而批判理论则以人道主义为基础〔2〕。由此可见，批判理论是对传统理论的反拨，是对资本主义现存社会的全面批判与否定。
这样一种批判性思路，为整个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研究规定了基本方向与格局。不仅霍克海默，而且其他成员也基本上沿袭了这一总思路。如本雅明的《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就有对资本主义社会“机械主义”和异化劳动的尖锐抨击；阿多诺在与霍克海默合著的《启蒙的辩证法》中，在《介入：新批判模型》、《否定的辩证法》、《社会批判论集》等著作中也贯彻了这一基本方向；马尔库塞的《理性与革命》、《单面人》等论著同样坚持了批判理论的格局。
更重要的是，这种批判性也体现、渗透于德国新马克思主义的美学理论中。卢卡奇就把他对资本主义异化的批判与对用现实主义文艺对抗、消除异化的思考紧密结合在一起，布洛赫的乌托邦理论本身就是在对资本主义现实危机的批判中形成的，进而导致了他实现“超前显现”的梦幻的艺术观；本雅明把对发达资本主义的深刻批判和解剖熔铸、凝定在其独创的审美范畴如“惊颤”“光晕”、“神会”之中；阿多诺“否定性”美学的“非同一性原则”，更是直接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现实的否定和拒绝之上；马尔库塞吸收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提出“新感性”的美学主张，也是以对资本主义现代统治压抑人的本性和心灵的深切体验和批判为前提的；哈贝马斯的美学观也与他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深刻解剖与批判密不可分。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德国新马克思主义美学是一种社会批判的美学；或者换言之，德国新马克思主义美学是其社会批判理论的美学应用和发挥。
其次，德国新马克思主义美学本质上是一种现代的人道主义美学。
德国新马克思主义美学，从卢卡奇开始，就把关注的重心放在人性上，放在人的本质的异化复归之上。他们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出发点与归宿都是人性、人的本质。卢卡奇在早年还未接触到马克思《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之前，就提出了与异化概念同义的人的“物化”范畴，作为自己理论的中心，晚年则接受了马克思的劳动异化论，并认为审美与艺术是扬弃人的异化的重要途径。马尔库塞在1932年马克思《手稿》被发现之后不久，就发表了《历史唯物主义基础的新源泉》，其中说到：“真切地看到人的本质，变为彻底革命的基础之无情推动力，资本主义的现实情况不仅是一个经济危机或政治危机的问题，而是人的本质的一场大灾变——从一开始，这种见解就宣告每一个单纯的经济和政治改革的无效，并无条件地要求通过总体革命，以大变动来超越现存条件〔3〕。在此，马尔库塞一是把资本主义的现实危机归结为“人的本质的大灾变”，即大异化，而不是政治、经济危机；二是认为解决这种危机不能通过单纯的政治、经济改革，而要通过“大变动”的“总体革命”，即要把革命深入到人的本质层次上；三是把他这种建立在人的本质基础上的理论说成是推翻资本主义现存社会的“彻底革命”的强大推动力；四是认为他的理论来源是马克思的《手稿》，并认为《手稿》关于人的本质的异化及扬弃异化、人性复归的理论提供了历史唯物主义基础的“新源泉”，也即对历史唯物主义获得了新的理解和阐释。马尔库塞后来的重建人的“新感性”的美学思想就是要在人的本质层次上进行革命，因而与这种“总体革命”论有内在的联系。弗洛姆从存在主义观点出发来阐释马克思《手稿》中的人的本质与异化，他说，“在马克思看来，……异化概念根植于存在和本质的区别之上，根植于这样一个事实之上：人的存在与他的本质异化，人在事实上不是他潜在的所是，或者换言之，人不是他应当成为的所是，而是他应当成为他可能成为的所是”；具体来说，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之所以论为奴隶，不因被资本家奴役，而因人（包括工人与资本家）被他们自己创造的物和环境所奴役”；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主要不是关心收入的平等，他所关心的是使人从那种毁灭人的个性，使人变形为物、使人成为物的奴隶的劳动中解放出来”，即“关怀个人的深刻拯救”；而且，“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主要批判不是在财富分配上的不公平，而是使劳动堕落为强制的、异化的、无意义的劳动，因此也使人变为一个“残缺不全的怪物”；他归纳道：“马克思的中心论点是使异化的无意义的劳动变为生产的、自由的劳动，而不是要求私人的或‘抽象’的国家资本主义去更好地偿付异化了的劳动。”〔4〕应当看到，弗洛姆对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是有误读和曲解的，但他正是由此出发建立起其有存在主义色彩的人道主义理论的，而且其美学观与文艺理论也是始终贯彻了这种人道主义思想的。
再次，德国新马克思主义美学又受到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深刻影响。
在德国新马克思主义美学代表人物中，多数在不同程度上接受或吸收了精神分析学的影响，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弗洛伊德理论是德国新马克思义美学的重要思想渊源之一。
布洛赫在艺术理论上就吸取了弗洛伊德的某些观点，他提出，艺术是对白日梦的完满改造，从而与他自己的乌托邦社会理想暗相吻合。本雅明在论述其独特的审美范畴“惊颤”时，曾大量引证弗洛伊德《超越快乐原则》一书，认为弗洛伊德关于意识有“抑制兴奋”的功能对解释“惊颤”的心理机制十分重要。他说，外部世界过度能量的刺激“对人的感观也是一种惊颤。意识越快地将这种能量登记注册，它们造成伤害的后果就越小。精神分析理论力图在它们突破刺激防护层的根子上理解这些给人造成伤害的惊颤的本质。”马尔库塞和弗洛姆对弗洛伊德的吸收更为自觉与系统。马尔库塞对弗洛伊德理论进行改造〔5〕，提出了“非压抑的升华”、“性解放”、“性欲文明”等一系列主张，他从弗氏关于压抑是文明不可逆转的代价的观点中得到启示，提出在超越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未来的自由社会中，人们将能达到“非压抑的升华”，即“没有丧失其性欲方面能量的性冲动，越出其直接的对象并把个人之间以及人们同环境之间的正常的非性欲的反性欲的关系加以性欲化”〔6〕，这也就是一种“爱欲”的普遍化；他还把“性解放”看成是人的解放的必由之路，通过“性解放”，“自由的时间就能变成生活的内容，而工作则能变成人的能力的自由发挥。在这方面，本能的压抑性结构将被爆炸性地改变：不再被捕捉，在不是满足人的愿望的工作中本能的能量，将变成自由的，而且作为爱欲，将拼命把性欲关系普遍化和发展一种性欲文明。”〔7 〕马尔库塞重建“新感性”的美学正是沿着这一思路发展起来的。
弗洛姆的美学思想是建立在把马克思主义与弗洛伊德主义的调和、综合而形成的新人道主义理论基础之上的。一方面，他坚持了马克思的从社会历史环境下考察、界定人的本质的宏观思路；另一方面，他则吸收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对人的内心世界、心理层面的特别是无意识层面的精细观察和微观分析方法，他认为，“弗洛伊德理论中最富有创造性和最激进的成就是非理性的科学，即无意识理论的创立”。〔8 〕在对两者综合的基础上，他建立了自己独特的人的理论，即“生产性的爱”〔9〕的理论，确立了人的完整性与独立性。弗洛姆的美学和文艺理论就是这种人论在文艺问题中的推演和引伸；而且在讨论文学的本质时，他进一步借用弗洛伊德的观点，认为文学是以一种似梦幻的象征来展示人类普遍的经验，其深层意识则是不同于弗氏“个人无意识”和荣格“集体无意识”的“社会无意识”。由此可见，弗洛姆的美学思想浸透了弗洛伊德的影响，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称之为新精神分析美学。
又次，德国新马克思主义美学还有一种反对科学理性的浪漫主义倾向。
众所周知，在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那里，高举人道主义大旗的同时也高扬科学理性，一切都要在理性法庭面前接受检验。那时人性（自然）与理性是完全统一的。但十九世纪大工业的发展，人性（自然）与理性的统一破裂了，出现了继续鼓吹科学理性至上和工业进步的实证主义、科学主义思潮与批判科学技术进步导致人精神贫困和非人化后果的浪漫主义思潮的对立。浪漫主义思潮认为，科学理性的统治与工业技术的进步，并未给人们带来快乐与满足而是把人从自然那里引开，使人与自己的本质相异化，也使人的想象、和谐、美、艺术受到破坏，这种以牺牲人的本质（自然）为代价的科技理性使人迷失了精神家园，丧失了自身的根基；它特别致力于对大工业细密劳动分工导致的人们“机械化”的批判，认为这会使人变成机器或机器中的齿轮，完全丧失感情和精神、游戏和快乐、艺术和审美。
这两种思潮的对立在本世纪随着现代科教的发展和资本主义后工业时代的到来而愈益加剧。一方面，本世纪以来，自然科学和技术文明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展，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提出，量子力学的诞生，电子计算机的发明与应用，DNA生命密码的破译，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的创立，宇宙科学的突破，航天工业的飞跃……使人类面前的世界图景变得同经典科学所描述的图景大不一样了。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现代科技正创造出远远超出过去几十世纪总和的巨大生产力，哈贝马斯因此而提出西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特征和趋势之一是“科学技术成为第一位生产力”〔10〕，这样就把人类对自然界的开发与改造推进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阶段。这一现实极大地提高了人类对自身的认识以及征服自然和改造世界的理性能力的信心。这正是本世纪科学技术主义和实证主义思潮继续得以存在与发展的客观依据。另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积累与激化，本世纪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在战争中，现代科技的一些先进成果被用来充当杀人武器，这不仅给人类造成巨大灾难，而且在世界各国人民的心灵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创伤；此外，人类在快速走向现代化的途程中，在用先进科技征服自然的同时，也在许多场合破坏了自然界的生态平衡，环境污染、气候改变、职业病增多……使人类自身遭到自然的报复，面临着新的生存危机与困境。这两种情况，一是社会性的，一是自然性的，但共同的是：人凭借自身的理性能力创造了无与伦比的物质、技术文明，但这种文明却反过来成为压迫人、毁灭人的强大异己力量。更为突出的问题，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高度发展的物质、技术文明严重地压抑、窒息、吞噬着人们的心灵，使人的精神异化了。高度的物质技术文明与深刻的精神空虚、危机之间形成巨大的反差的裂痕。这正是对现代理性持怀疑、批判立场的新人本主义或浪漫主义思潮得以顽强地生长与发展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
德国新马克思主义美学正是在上述背景下，鲜明地站在浪漫主义思潮一面的学派。霍克海默与阿多诺认为，科技进步带来的人与自然界的分离和对自然界的支配，并不能推动人类的解放，因为这种进步是以劳动分工的发展及由此引起的对人类自身日益增长的社会和心灵压迫为代价的。同时，这也造成人从自然异化，世界被归结为纯粹的量的方面，科学知识的“重复原则”力求把世界包含在一个抽象的范畴系统中，活生生的个别事物和人成为抽象的物或符号，人对于自己改造过的“第二自然”所强加于他们的社会秩序只有简单地服从，科学技术的发展只是充当着这种恐怖的专制统治的工具，因此，“恐怖是和文明分不开的”，我们不能抛弃恐怖而保存文明”。他们的结论是，作为启蒙精神核心的科学理性在现代技术文明条件下走向了反面。为了真正解放人类，就要恢复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摆脱强制自然服从人的统治的“粗野”而“无望”的企图，摆脱逻辑、数学等科学理性的“专制主义”统治。〔11〕马尔库塞进一步抨击逻辑与科学理性，认为理性用形式逻辑和数学结构对丰富的现实进行抽象的归类和等同，造成对现实的歪曲；科学只关心事物的量及技术的应用，而不问其质及应用的目的，“把真与善、科学与伦理分割开来了，剥夺了善、美、正义的普遍有效性，从而蜕化成变了形的奴役人的科学。他质问道：“科学和工艺合理性和操纵被焊接到社会控制的新形式中。人们能安心满足于认为这种不科学的结果是对科学的特殊的社会应用的假定吗？”〔12〕这充分表明，法兰克福学派成员对现代科学理性的绝望与幻灭。
正是基于这种现代的浪漫主义立场，德国新马克思主义美学在卢卡奇之后，大体上是走着抛弃科学理性、推崇非理性主义的道路（布莱希特是个例外）。布洛赫把非理性的无意识层面的白日梦作为艺术改造的材料；本雅明的“寓言式批评”理论和实践直接就越过逻辑理性而诉诸于隐喻式的寓言思维方式；阿多诺强调现代艺术的“首要特点”是“精神化”〔13〕，以对抗现实中人的“物化”和心灵的异化，摆脱科技理性的束缚；马尔库塞和弗洛姆更是自觉引进弗洛姆伊德的无意识理论来建构他们的美学理论。这种美学上的非理性主义倾向，正是他们在社会哲学上的浪漫主义立场的一种美学折射。
最后，德国新马克思主义美学最终不约而同地参与了审美乌托邦的营建。
德国新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上述几个特点，必然导致他们把艺术与审美看成是消除人的本质的异化、达到人性复归的最佳途径，从而走上了审美乌托邦的道路。
如果说卢卡奇晚年把审美看成人性复归的重要标志，带有某些审美乌托邦的色彩的话，那么法兰克福学派主要成员们则在这条道路上走得更远、更自觉。有意思的是，阿多诺一生，前期主要撰写哲学著作，但在晚年，特别是五、六十年代，主要精力转向研究艺术和美学，其著作也大半是美学方面的，在他死前三年，先后写了《音乐社会学导论》、《文学笔记》（三卷）、《美学理论》。他的这一学术生涯本身已说明他的社会批判哲学最后是以美学研究而告终的，暗示出他想从审美天国的探索中寻找拯救人类心灵的出路。事实也正是如此。阿多诺强调艺术的非同一性原则和精神化特征，就是把艺术与现实对立起来，希望通过艺术方式来否定现实，超越现实，展示现实中尚未出现的面向未来的幻想要素，以使人超越异化，消除人性的分裂，拯救绝望的心灵。这在实际上是把艺术和审美看作与资本主义现实相对抗、拯救人的心灵异化的唯一有效的药方，从而在不知不觉中营造了一个与世隔绝的、美妙无比的审美乌托邦。与阿多诺相似，马尔库塞也在晚年格外关注艺术。他以弗洛伊德的学说为指南，认为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带给人们的是“压抑性理性统治”，是对自由的废除；而要解放人类，就必须彻底摆脱这种压抑性现实原则的支配；这种摆脱的最佳途径唯有艺术和审美，因为艺术和审美通过幻想和想象，能“对现行理性原则提出了挑战”，〔14〕并通向“非压抑性的目标”，〔15〕使性欲升华为爱欲，这就“可以创造高度文明的人类关系，而不屈从于现存文明对本能的压抑性组织”；〔16〕更重要的是艺术和审美，具有使人获得解放、获得自由的功能：“在审美形式中……达到了被压抑的解放形象的回归”，〔17〕“审美活动解放了对象，使之成为自由的存在”，〔18〕审美和艺术“是对一个被拯救了的、解放了的世界——从压制力量中解放出来的想象”。〔19〕阿多诺与马尔库塞的美学思想是有代表性的，他们都把艺术和审美看作否定资本主义现实、拯救人的心灵、恢复人的本性、实现人的解放的必由之路。这样，就把推翻资本主义的现实革命任务转换成人的心灵变革，并把这种心灵变革的实现主要寄托在艺术和审美上，这样，他们美学的虚幻、空想的性质就一目了然了。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把德国新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性质概括为审美乌托邦的营建。
末了，还要说明一点，德国新马克思主义美学，作为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中最重要的一脉，它还是始终举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虽然，其成员在对马克思主义的具体态度上并不一致，有的只承认马克思早期著作的思想是伟大的，有的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随着本世纪资本主义进入晚期与后现代而已过时；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他们都还打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招牌，而且尽力按他们的理解和修正，应用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批判分析，寻求解决资本主义矛盾和危机的良药，他们因此而同其他种种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有着明显的区别。对待德国新马克思主义美学，我们不应该象有的同志那样采取“‘西马’非马，一棍子打死的简单化做法，而是应当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态度，对之作客观的、细致的、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充分肯定其合理因素，同时也要指出其错误、片面、消极的方面，给以其应有的历史地位，揭示其思想形成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
* 本文是作者主编的《审美乌托邦的营建——德国新马克思主义美学论稿》一书的导论。本刊发表时有删节。
注释：
〔1〕〔2〕参见霍克海默《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社会研究杂志》（莱比锡）1937年第6卷第2期。
〔3〕《批判哲学研究》第29页。波士顿1992年版。
〔4〕弗洛姆《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第47、49页。纽约1996 年版。
〔5〕《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第131页。三联书店1989年版。笔者根据原文作了个别修改。
〔6〕《爱欲与文明》。波士顿1955年版。
〔7〕《自由和弗洛依德的本能理论》。马尔库塞《五篇讲演》第22页。波士顿1970年版。
〔8〕张燕译《幻想锁链的彼岸》。
〔9〕《爱的艺术》（中译本）第251页。
〔10〕《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走向一个合理的社会》第100页。波士顿1979年版。
〔11〕《启蒙的辩证法》第81—119、14—41页。伦敦1973年版。
〔12〕《单面人》第146—147页。伦敦1964年版。
〔13〕《美学理论》第146页。法兰克福1970版。
〔14〕《工业社会和新左派》第157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作者介绍：朱立元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
作者：朱立元
云梦学刊：社科版 1996年02期
摘要： 德国新马克思主义美学是当代德国的最重要哲学美学学派。它大体经过了奠基期、发展成熟期、走向“后现代主义”三个阶段。其理论特征表现为：（1）具有鲜明的批判性；（2）在本质上是一种现代的人道主义美学；（2）受到弗洛依德精神分析学的深刻影响；（4）具有一种反对科学理性的浪漫主义倾向；（5 ）最终走上了营构审美乌托邦的道路。
关键词： 德国新马克思主义美学 理论特征 审美乌托邦
德国新马克思主义美学是当代德国最重要的哲学美学流派之一，也是整个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潮中持续时间最长、成就最卓著、影响最深远的一个美学学派。它以法兰克福学派成员为主体，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卢卡奇、布洛赫、布莱希特、本雅明、阿多诺、马尔库塞、弗洛姆、哈贝马斯等。
需要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不仅是美学或哲学思潮，而且是本世纪以来西方自觉打出马克思主义旗号全面批判现代资本主义的一股强大的社会思潮和学术群体，它包含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美学等多个人文与社会科学，涉及领域很广，美学只是它关注的一个方面，而且不是最重要的方面。
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国内外都没有一个完全统一的定义，有人把它看成是一个地域性概念，指发达国家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有人把它看成是一个纯意识形态概念，指与列宁的传统相对立、强调无产阶级主观革命性的马克思主义思潮，还有人把它看成一个时代性和地域性相结合的概念，指20年代初到60末代末在西方出现的一代具有不同于经典作家的思想家的理论。总之没有十分严格的界定。
所谓“法兰克福学派”源自本世纪二十年代德国魏玛共和国初期法兰克福大学的“社会研究所”，这里的几代理论家把马克思主义与各种资产阶级理论相结合，发展出一套称之为“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的社会学说，影响所及包括了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各个领域，“法兰克福学派”也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成分。
德国新马克思主义美学从本世纪二十年代开始，至今还在发展，几乎跨越了四分之三个世纪，大体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与法兰克福学派的历史分期不一定一致）：
第一时期，从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前半期，是德国新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奠基时期，主要代表为布洛赫、而莱希特、本雅明，虽然其他人如阿多诺、马尔库塞、弗洛姆等也都有著述问世，但他们的美学思想还不是那段时期最有特点、最能代表流派主流的思潮。
第二时期，从四十年代后期至五、六十年代，是德国新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发展成熟期，其理论代表主要是阿多诺、马尔库塞、弗洛姆等，他们有的思想发生了转折，有的在思想上努力吸收、融合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有的从社会批判转向美学建设，但有一点比较接近或相通，这就是尝试用不同方式和途径来营建审美的乌托邦。
第三时期是六七十年代之后，德国新马克思义美学走向“后现代主义”的新阶段，其主要理论代表便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重要代表哈贝马斯。随着时代发展，该派美学思想发生了某些新的重要的变化。
德国新马克思主义美学虽然历经七、八十年，发生过许多重要的变化，但其中还是有规律可寻的，其哲学、美学思想还是有一些基本的共同特点的。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德国新马克思主义美学具有鲜明的批判性。
德国新马克思主义美学是以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为其思想基础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社会批判理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法兰克福学派在初创时期就打出了社会批判的鲜明旗号。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第二任所长霍克海默早在1932年就提出要开创一种把哲学理论与经济理论结合起来直接介入社会现实批判的“新型理论”，1937年正式提出建立“社会批判理论”的主张，并将之与“马克思主义”一词完全等同起来使用。霍克海默把“批判理论”与所谓的“传统理论”自觉地对立起来，认为后者把自己置于现存资本主义社会赖以再生产其自身的专门化劳动过程中，从固定不变的既成事实出发，得出向现存秩序屈服的“服从主义”结论，以帮助资本主义现存社会的再生产，而前者则相反，它把自己放在现存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分工和再生产机器的限制之外，从而自觉地意识到并揭露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揭示一切既定的“事实”的东西的不真实性、不合理性，从而导致否定、推翻现存社会再生产过程的革命结论，这就是后者的批判性所在〔1〕。他指出，传统理论在“科学知识”、尊重“事实”和“客观性”的外表下掩盖了资本主义关系的“物化形式”，为现存社会辩护，批判理论就是要以批判性击破这种所谓的“科学性”与“客观性”。在此，批判理论首先是一种“主体”性，一种主观的立场。这种对立，一显示了时代的变化，传统理论属于资本主义时代，批判理论则面向后资本主义时代；二体现了两种认识方式的不同，传统理论主要来自然科学或专门化科学，忽视社会现实的变化，而批判理论则超越自然科学，把人当作其研究对象，当作人自身全部历史生活形式的生产者；三反映着不同的认识论基础，传统理论的认识论基础是现代的专门化科学，而批判理论则以人道主义为基础〔2〕。由此可见，批判理论是对传统理论的反拨，是对资本主义现存社会的全面批判与否定。
这样一种批判性思路，为整个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研究规定了基本方向与格局。不仅霍克海默，而且其他成员也基本上沿袭了这一总思路。如本雅明的《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就有对资本主义社会“机械主义”和异化劳动的尖锐抨击；阿多诺在与霍克海默合著的《启蒙的辩证法》中，在《介入：新批判模型》、《否定的辩证法》、《社会批判论集》等著作中也贯彻了这一基本方向；马尔库塞的《理性与革命》、《单面人》等论著同样坚持了批判理论的格局。
更重要的是，这种批判性也体现、渗透于德国新马克思主义的美学理论中。卢卡奇就把他对资本主义异化的批判与对用现实主义文艺对抗、消除异化的思考紧密结合在一起，布洛赫的乌托邦理论本身就是在对资本主义现实危机的批判中形成的，进而导致了他实现“超前显现”的梦幻的艺术观；本雅明把对发达资本主义的深刻批判和解剖熔铸、凝定在其独创的审美范畴如“惊颤”“光晕”、“神会”之中；阿多诺“否定性”美学的“非同一性原则”，更是直接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现实的否定和拒绝之上；马尔库塞吸收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提出“新感性”的美学主张，也是以对资本主义现代统治压抑人的本性和心灵的深切体验和批判为前提的；哈贝马斯的美学观也与他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深刻解剖与批判密不可分。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德国新马克思主义美学是一种社会批判的美学；或者换言之，德国新马克思主义美学是其社会批判理论的美学应用和发挥。
其次，德国新马克思主义美学本质上是一种现代的人道主义美学。
德国新马克思主义美学，从卢卡奇开始，就把关注的重心放在人性上，放在人的本质的异化复归之上。他们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出发点与归宿都是人性、人的本质。卢卡奇在早年还未接触到马克思《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之前，就提出了与异化概念同义的人的“物化”范畴，作为自己理论的中心，晚年则接受了马克思的劳动异化论，并认为审美与艺术是扬弃人的异化的重要途径。马尔库塞在1932年马克思《手稿》被发现之后不久，就发表了《历史唯物主义基础的新源泉》，其中说到：“真切地看到人的本质，变为彻底革命的基础之无情推动力，资本主义的现实情况不仅是一个经济危机或政治危机的问题，而是人的本质的一场大灾变——从一开始，这种见解就宣告每一个单纯的经济和政治改革的无效，并无条件地要求通过总体革命，以大变动来超越现存条件〔3〕。在此，马尔库塞一是把资本主义的现实危机归结为“人的本质的大灾变”，即大异化，而不是政治、经济危机；二是认为解决这种危机不能通过单纯的政治、经济改革，而要通过“大变动”的“总体革命”，即要把革命深入到人的本质层次上；三是把他这种建立在人的本质基础上的理论说成是推翻资本主义现存社会的“彻底革命”的强大推动力；四是认为他的理论来源是马克思的《手稿》，并认为《手稿》关于人的本质的异化及扬弃异化、人性复归的理论提供了历史唯物主义基础的“新源泉”，也即对历史唯物主义获得了新的理解和阐释。马尔库塞后来的重建人的“新感性”的美学思想就是要在人的本质层次上进行革命，因而与这种“总体革命”论有内在的联系。弗洛姆从存在主义观点出发来阐释马克思《手稿》中的人的本质与异化，他说，“在马克思看来，……异化概念根植于存在和本质的区别之上，根植于这样一个事实之上：人的存在与他的本质异化，人在事实上不是他潜在的所是，或者换言之，人不是他应当成为的所是，而是他应当成为他可能成为的所是”；具体来说，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之所以论为奴隶，不因被资本家奴役，而因人（包括工人与资本家）被他们自己创造的物和环境所奴役”；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主要不是关心收入的平等，他所关心的是使人从那种毁灭人的个性，使人变形为物、使人成为物的奴隶的劳动中解放出来”，即“关怀个人的深刻拯救”；而且，“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主要批判不是在财富分配上的不公平，而是使劳动堕落为强制的、异化的、无意义的劳动，因此也使人变为一个“残缺不全的怪物”；他归纳道：“马克思的中心论点是使异化的无意义的劳动变为生产的、自由的劳动，而不是要求私人的或‘抽象’的国家资本主义去更好地偿付异化了的劳动。”〔4〕应当看到，弗洛姆对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是有误读和曲解的，但他正是由此出发建立起其有存在主义色彩的人道主义理论的，而且其美学观与文艺理论也是始终贯彻了这种人道主义思想的。
再次，德国新马克思主义美学又受到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深刻影响。
在德国新马克思主义美学代表人物中，多数在不同程度上接受或吸收了精神分析学的影响，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弗洛伊德理论是德国新马克思义美学的重要思想渊源之一。
布洛赫在艺术理论上就吸取了弗洛伊德的某些观点，他提出，艺术是对白日梦的完满改造，从而与他自己的乌托邦社会理想暗相吻合。本雅明在论述其独特的审美范畴“惊颤”时，曾大量引证弗洛伊德《超越快乐原则》一书，认为弗洛伊德关于意识有“抑制兴奋”的功能对解释“惊颤”的心理机制十分重要。他说，外部世界过度能量的刺激“对人的感观也是一种惊颤。意识越快地将这种能量登记注册，它们造成伤害的后果就越小。精神分析理论力图在它们突破刺激防护层的根子上理解这些给人造成伤害的惊颤的本质。”马尔库塞和弗洛姆对弗洛伊德的吸收更为自觉与系统。马尔库塞对弗洛伊德理论进行改造〔5〕，提出了“非压抑的升华”、“性解放”、“性欲文明”等一系列主张，他从弗氏关于压抑是文明不可逆转的代价的观点中得到启示，提出在超越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未来的自由社会中，人们将能达到“非压抑的升华”，即“没有丧失其性欲方面能量的性冲动，越出其直接的对象并把个人之间以及人们同环境之间的正常的非性欲的反性欲的关系加以性欲化”〔6〕，这也就是一种“爱欲”的普遍化；他还把“性解放”看成是人的解放的必由之路，通过“性解放”，“自由的时间就能变成生活的内容，而工作则能变成人的能力的自由发挥。在这方面，本能的压抑性结构将被爆炸性地改变：不再被捕捉，在不是满足人的愿望的工作中本能的能量，将变成自由的，而且作为爱欲，将拼命把性欲关系普遍化和发展一种性欲文明。”〔7 〕马尔库塞重建“新感性”的美学正是沿着这一思路发展起来的。
弗洛姆的美学思想是建立在把马克思主义与弗洛伊德主义的调和、综合而形成的新人道主义理论基础之上的。一方面，他坚持了马克思的从社会历史环境下考察、界定人的本质的宏观思路；另一方面，他则吸收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对人的内心世界、心理层面的特别是无意识层面的精细观察和微观分析方法，他认为，“弗洛伊德理论中最富有创造性和最激进的成就是非理性的科学，即无意识理论的创立”。〔8 〕在对两者综合的基础上，他建立了自己独特的人的理论，即“生产性的爱”〔9〕的理论，确立了人的完整性与独立性。弗洛姆的美学和文艺理论就是这种人论在文艺问题中的推演和引伸；而且在讨论文学的本质时，他进一步借用弗洛伊德的观点，认为文学是以一种似梦幻的象征来展示人类普遍的经验，其深层意识则是不同于弗氏“个人无意识”和荣格“集体无意识”的“社会无意识”。由此可见，弗洛姆的美学思想浸透了弗洛伊德的影响，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称之为新精神分析美学。
又次，德国新马克思主义美学还有一种反对科学理性的浪漫主义倾向。
众所周知，在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那里，高举人道主义大旗的同时也高扬科学理性，一切都要在理性法庭面前接受检验。那时人性（自然）与理性是完全统一的。但十九世纪大工业的发展，人性（自然）与理性的统一破裂了，出现了继续鼓吹科学理性至上和工业进步的实证主义、科学主义思潮与批判科学技术进步导致人精神贫困和非人化后果的浪漫主义思潮的对立。浪漫主义思潮认为，科学理性的统治与工业技术的进步，并未给人们带来快乐与满足而是把人从自然那里引开，使人与自己的本质相异化，也使人的想象、和谐、美、艺术受到破坏，这种以牺牲人的本质（自然）为代价的科技理性使人迷失了精神家园，丧失了自身的根基；它特别致力于对大工业细密劳动分工导致的人们“机械化”的批判，认为这会使人变成机器或机器中的齿轮，完全丧失感情和精神、游戏和快乐、艺术和审美。
这两种思潮的对立在本世纪随着现代科教的发展和资本主义后工业时代的到来而愈益加剧。一方面，本世纪以来，自然科学和技术文明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展，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提出，量子力学的诞生，电子计算机的发明与应用，DNA生命密码的破译，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的创立，宇宙科学的突破，航天工业的飞跃……使人类面前的世界图景变得同经典科学所描述的图景大不一样了。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现代科技正创造出远远超出过去几十世纪总和的巨大生产力，哈贝马斯因此而提出西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特征和趋势之一是“科学技术成为第一位生产力”〔10〕，这样就把人类对自然界的开发与改造推进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阶段。这一现实极大地提高了人类对自身的认识以及征服自然和改造世界的理性能力的信心。这正是本世纪科学技术主义和实证主义思潮继续得以存在与发展的客观依据。另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积累与激化，本世纪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在战争中，现代科技的一些先进成果被用来充当杀人武器，这不仅给人类造成巨大灾难，而且在世界各国人民的心灵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创伤；此外，人类在快速走向现代化的途程中，在用先进科技征服自然的同时，也在许多场合破坏了自然界的生态平衡，环境污染、气候改变、职业病增多……使人类自身遭到自然的报复，面临着新的生存危机与困境。这两种情况，一是社会性的，一是自然性的，但共同的是：人凭借自身的理性能力创造了无与伦比的物质、技术文明，但这种文明却反过来成为压迫人、毁灭人的强大异己力量。更为突出的问题，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高度发展的物质、技术文明严重地压抑、窒息、吞噬着人们的心灵，使人的精神异化了。高度的物质技术文明与深刻的精神空虚、危机之间形成巨大的反差的裂痕。这正是对现代理性持怀疑、批判立场的新人本主义或浪漫主义思潮得以顽强地生长与发展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
德国新马克思主义美学正是在上述背景下，鲜明地站在浪漫主义思潮一面的学派。霍克海默与阿多诺认为，科技进步带来的人与自然界的分离和对自然界的支配，并不能推动人类的解放，因为这种进步是以劳动分工的发展及由此引起的对人类自身日益增长的社会和心灵压迫为代价的。同时，这也造成人从自然异化，世界被归结为纯粹的量的方面，科学知识的“重复原则”力求把世界包含在一个抽象的范畴系统中，活生生的个别事物和人成为抽象的物或符号，人对于自己改造过的“第二自然”所强加于他们的社会秩序只有简单地服从，科学技术的发展只是充当着这种恐怖的专制统治的工具，因此，“恐怖是和文明分不开的”，我们不能抛弃恐怖而保存文明”。他们的结论是，作为启蒙精神核心的科学理性在现代技术文明条件下走向了反面。为了真正解放人类，就要恢复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摆脱强制自然服从人的统治的“粗野”而“无望”的企图，摆脱逻辑、数学等科学理性的“专制主义”统治。〔11〕马尔库塞进一步抨击逻辑与科学理性，认为理性用形式逻辑和数学结构对丰富的现实进行抽象的归类和等同，造成对现实的歪曲；科学只关心事物的量及技术的应用，而不问其质及应用的目的，“把真与善、科学与伦理分割开来了，剥夺了善、美、正义的普遍有效性，从而蜕化成变了形的奴役人的科学。他质问道：“科学和工艺合理性和操纵被焊接到社会控制的新形式中。人们能安心满足于认为这种不科学的结果是对科学的特殊的社会应用的假定吗？”〔12〕这充分表明，法兰克福学派成员对现代科学理性的绝望与幻灭。
正是基于这种现代的浪漫主义立场，德国新马克思主义美学在卢卡奇之后，大体上是走着抛弃科学理性、推崇非理性主义的道路（布莱希特是个例外）。布洛赫把非理性的无意识层面的白日梦作为艺术改造的材料；本雅明的“寓言式批评”理论和实践直接就越过逻辑理性而诉诸于隐喻式的寓言思维方式；阿多诺强调现代艺术的“首要特点”是“精神化”〔13〕，以对抗现实中人的“物化”和心灵的异化，摆脱科技理性的束缚；马尔库塞和弗洛姆更是自觉引进弗洛姆伊德的无意识理论来建构他们的美学理论。这种美学上的非理性主义倾向，正是他们在社会哲学上的浪漫主义立场的一种美学折射。
最后，德国新马克思主义美学最终不约而同地参与了审美乌托邦的营建。
德国新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上述几个特点，必然导致他们把艺术与审美看成是消除人的本质的异化、达到人性复归的最佳途径，从而走上了审美乌托邦的道路。
如果说卢卡奇晚年把审美看成人性复归的重要标志，带有某些审美乌托邦的色彩的话，那么法兰克福学派主要成员们则在这条道路上走得更远、更自觉。有意思的是，阿多诺一生，前期主要撰写哲学著作，但在晚年，特别是五、六十年代，主要精力转向研究艺术和美学，其著作也大半是美学方面的，在他死前三年，先后写了《音乐社会学导论》、《文学笔记》（三卷）、《美学理论》。他的这一学术生涯本身已说明他的社会批判哲学最后是以美学研究而告终的，暗示出他想从审美天国的探索中寻找拯救人类心灵的出路。事实也正是如此。阿多诺强调艺术的非同一性原则和精神化特征，就是把艺术与现实对立起来，希望通过艺术方式来否定现实，超越现实，展示现实中尚未出现的面向未来的幻想要素，以使人超越异化，消除人性的分裂，拯救绝望的心灵。这在实际上是把艺术和审美看作与资本主义现实相对抗、拯救人的心灵异化的唯一有效的药方，从而在不知不觉中营造了一个与世隔绝的、美妙无比的审美乌托邦。与阿多诺相似，马尔库塞也在晚年格外关注艺术。他以弗洛伊德的学说为指南，认为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带给人们的是“压抑性理性统治”，是对自由的废除；而要解放人类，就必须彻底摆脱这种压抑性现实原则的支配；这种摆脱的最佳途径唯有艺术和审美，因为艺术和审美通过幻想和想象，能“对现行理性原则提出了挑战”，〔14〕并通向“非压抑性的目标”，〔15〕使性欲升华为爱欲，这就“可以创造高度文明的人类关系，而不屈从于现存文明对本能的压抑性组织”；〔16〕更重要的是艺术和审美，具有使人获得解放、获得自由的功能：“在审美形式中……达到了被压抑的解放形象的回归”，〔17〕“审美活动解放了对象，使之成为自由的存在”，〔18〕审美和艺术“是对一个被拯救了的、解放了的世界——从压制力量中解放出来的想象”。〔19〕阿多诺与马尔库塞的美学思想是有代表性的，他们都把艺术和审美看作否定资本主义现实、拯救人的心灵、恢复人的本性、实现人的解放的必由之路。这样，就把推翻资本主义的现实革命任务转换成人的心灵变革，并把这种心灵变革的实现主要寄托在艺术和审美上，这样，他们美学的虚幻、空想的性质就一目了然了。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把德国新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性质概括为审美乌托邦的营建。
末了，还要说明一点，德国新马克思主义美学，作为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中最重要的一脉，它还是始终举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虽然，其成员在对马克思主义的具体态度上并不一致，有的只承认马克思早期著作的思想是伟大的，有的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随着本世纪资本主义进入晚期与后现代而已过时；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他们都还打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招牌，而且尽力按他们的理解和修正，应用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批判分析，寻求解决资本主义矛盾和危机的良药，他们因此而同其他种种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有着明显的区别。对待德国新马克思主义美学，我们不应该象有的同志那样采取“‘西马’非马，一棍子打死的简单化做法，而是应当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态度，对之作客观的、细致的、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充分肯定其合理因素，同时也要指出其错误、片面、消极的方面，给以其应有的历史地位，揭示其思想形成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
* 本文是作者主编的《审美乌托邦的营建——德国新马克思主义美学论稿》一书的导论。本刊发表时有删节。
注释：
〔1〕〔2〕参见霍克海默《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社会研究杂志》（莱比锡）1937年第6卷第2期。
〔3〕《批判哲学研究》第29页。波士顿1992年版。
〔4〕弗洛姆《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第47、49页。纽约1996 年版。
〔5〕《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第131页。三联书店1989年版。笔者根据原文作了个别修改。
〔6〕《爱欲与文明》。波士顿1955年版。
〔7〕《自由和弗洛依德的本能理论》。马尔库塞《五篇讲演》第22页。波士顿1970年版。
〔8〕张燕译《幻想锁链的彼岸》。
〔9〕《爱的艺术》（中译本）第251页。
〔10〕《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走向一个合理的社会》第100页。波士顿1979年版。
〔11〕《启蒙的辩证法》第81—119、14—41页。伦敦1973年版。
〔12〕《单面人》第146—147页。伦敦1964年版。
〔13〕《美学理论》第146页。法兰克福1970版。
〔14〕《工业社会和新左派》第157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作者介绍：朱立元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