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诗魔”白居易是中唐时期的代表诗人，白居易诗歌的世界之旅正因英国翻译家阿瑟・韦利的译介而得以成行。近似的人生哲学与趋同的诗学审美使白居易与韦利成为“异国知己”。韦利“达意传情”翻译思想指导下的白居易诗歌译文是优美的诗篇，成为美国诗人创作的源泉、仿拟的典范，对美国现当代英诗产生了深远影响。藉此，白居易及其诗歌成功进入英诗体系，实现了汉英诗歌之间的交流与融合，推动了世界文学的发展，缔结了一段中外文学关系史上令人瞩目的“诗歌因缘”。 关键词：白居易；阿瑟・韦利；诗歌译介；传播；影响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16）6-0032-08 一、引言 白居易（772-846，河南新郑人）是与“诗仙”李白、“诗圣”杜甫齐名的“唐代三大诗人”之一，更是中唐时期的诗坛领袖，世称“诗魔”。近代以来，白居易诗歌（以下简称白诗）在国外――尤其是西方世界――广受关注，影响极大。“诗魔”走出国门、白诗“走向世界”的进程中，哪位翻译家的译介之功最大，影响最为深远，并且“使得白居易在现代英诗读者中，崇拜者数量超过李白、杜甫”呢①？ 他就是阿瑟・韦利（Arthur Waley， 1888-1966）。 韦利是英国20世纪上半叶最著名的汉学家、翻译家。英国政府曾授予韦利“大英帝国爵士”（1952）、“女王诗歌奖”（1953）及“荣誉爵士”（1956），以表彰他对中国文化研究与译介的卓越成就。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汉学生涯中，韦利始终对白居易青睐有加。“在现当代英语世界的唐诗译介和研究中，他（韦利）对白诗的推崇是极为罕见的”②。从出版概况中可以管窥韦利对白诗的“痴迷”，在他的每部汉诗英译集中，白诗的数量与篇幅均名列前茅。《汉诗集》（Chinese Poems，1916）收录3首；《汉诗170首》（A Hundred and Seventy Chinese Poems， 1918）收录52首；《汉诗补集》（More Translations from Chinese， 1919）收录53首；《郊庙诗集》（The Temple and Other Poems， 1923）收录1首；《汉诗选集》（Select Chinese Poems， 1934）收录12首；《汉诗译集》（Translations from Chinese， 1941）收录108首；《汉诗集（增补版）》（Chinese Poems， 1946）收录103首；《白居易生平及时代》（The Life and Times of Po Chu-I， 1949）收录98首。此外，韦译白诗散见于其他杂志、文集中。《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学刊》（Bulletio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 of London University， 1917， No.1； 1918， No.2）刊登60首；《芙蓉》杂志（The Lotus Magazine， No.2， 1916）、《论坛》（Forum， 1928）与《安德烈・魏德曼中日研究纪念文集》（Sino-Japonica， Festschrift Andre Wedemeyer， 1956）共刊登5首。若将重译、复选计算在内，韦译白诗近500首。韦译白诗广受大众读者欢迎，文学评论界也对其赞扬有加。截至1946年，韦利的成名作《汉诗170首》（1918）已再版12次，足见其社会认可度之高。即使韦利逝世（1966）至今的近50年中，含有白诗的韦译汉诗集屡次再版。尤其在近年，几乎每年都有再版新印面世。2012年，美国文学家克莱格・史密斯（Craig Smith）将散落在各部诗集中的韦译白诗汇编出版，取名《待月集：白居易诗选》（Waiting for the Moon： Poems of Bo Juyi），再次引起英语世界读者对白诗的阅读高潮。由此，“韦利的翻译和介绍使得白居易成为在西方最为人知的中国古代诗人之一”③。 韦利缘何对白居易如此偏爱，他的白诗英译策略有何特点，韦译白诗对现当代英诗有何影响？笔者拟对此进行一次系统的梳理与探讨。 二、“诗魔”的英国故知：韦利的“白居易情结” 浓厚的“白居易情结”令韦利与白居易缔结了一段跨越时空与中英文化的诗歌因缘。究其原因，是韦利与白居易近似的人生哲学与趋同的诗学审美使然。 1. 隐士情怀：韦利、白居易近似的人生哲学 白居易生于国运渐弱、战事频仍、社会动荡的中唐时期。成年的白居易“学而优则仕”，他虽然宦居高位，却深谙宦海沉浮的道理。尤其是从京城被贬为江州司马之后，白居易的归隐之心更加强烈。但是，在儒、释、道思想浸淫下的白居易既不向往隐于市的“大隐”，也不赞同隐于野的“小隐”，而提出一种“中隐”思想。白诗《中隐》标明了他的生活哲学：“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唯此中隐士，致身吉且安”④。这种“亦官亦隐”的“中隐”生活态度是中庸哲理的体现，在入世“亦官”作为稳定经济来源的基础上，白居易过着出世、远离政治纷争、寄情山水的“亦隐”生活。在“牛李党争”的复杂政治格局中，白居易仍坚守“中隐”，与两个政治集团既保持良好关系，又与之保持一定距离，始终不参与其核心斗争，处于社会主流边缘的“隐士”位置。“这种‘隐法’具备广泛的普遍性与可操作性，故而为后世文人士大夫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范式，得到了极大的认同和追效”⑤。事实上，韦利也极力效仿、实践“中隐”人生哲学。 韦利经历过“一战”、“二战”的军事灾难，也饱尝“大萧条”经济危机之苦。“韦利所处时代的忧患，似乎早在1100年前就被白居易一语道破了”⑥。所以，他的汉学学术人生同样处于一种“中隐”的隐士生活状态。青年时代的韦利与艾兹拉・庞德（Ezra Pound）、汤姆斯・艾略特（Thomas Eliot）、罗杰・弗莱（Roger Fry）等文化界名人颇有交往。尽管这些诗人、学者是当时名声大噪的“布鲁姆斯伯里”（Bloomsbury Group）与“新诗运动”（New Poems）两个文化圈的领袖，邀请韦利参加过他们的文化雅集，但是韦利始终没有成为这两个组织的正式成员。他“没有兴趣加入某些团体，根本没有进入‘布鲁姆斯伯里’”⑦。韦利追求一种无拘无束的自由生活，无意担任公职。除却担任大英博物馆助理馆员的16年（1913-1929）和英国情报部检察员（1939-1945）的6年，韦利一直是一位潜心中国文化翻译与研究的自由学者。面对剑桥大学汉学讲座教授职位的聘请，他直言“宁死难以接受聘任”⑧。即使晚年生活穷困潦倒，韦利不曾改变初衷，终其一生作为现代伦敦社会的一名隐士。 韦利对白居易的隐士情怀产生共鸣。共同的隐士人生哲学使韦利在他所醉心的中国唐代社会中寻得了可以膜拜的精神偶像白居易。 2. 诗人相知：韦利、白居易趋同的诗学审美 作为诗歌翻译家的韦利也是一位知名诗人。晚年的他坦言，“我从万千首汉诗中选译的作品须具有我本人的诗歌特点，即‘意气相投’”⑨。白居易作为韦利最心仪的中国诗人，所谓“意气相投”指韦、白两位诗人“以诗会友”，具有趋同的诗学审美。 白诗以讽喻性的现实主义主题著称。中唐“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白居易呼吁“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一是反映时事，二是讽谏现实。白居易既有《长恨歌》描述帝后爱情的借古讽今，又有《琵琶行》同情歌女遭遇的失意抒发，更有《卖炭翁》记录百姓疾苦的社会鞭笞。韦利对于这类主题的白诗十分偏爱，曾撰文进行专论，如《〈琵琶行〉评论》（Notes of the“Lute-Girl’s Song”， The New China Review， 1920 No.1）与《论〈长恨歌〉》（The Everlasting Wrong， Bulletio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 of London University， 1922， No.2）。韦利对现实的关注、对弱者的同情成为他价值观、诗学观的重要部分。出于对中国的同情与支持，韦利曾提请英国政府归还大英博物馆馆藏的、从中国掠夺来的文物，他也因此被褫夺了“荣誉爵士”头衔。韦利创作过反映二战战情的现实主义诗歌《检察官：一首汉风诗》（Censorship： A Poem in Chinese Style），以自己从事的情报检察员的口吻，表达了对欧洲战事升级的担忧与对普通大众罹难的无奈。 白诗语言措辞浅显易懂、鲜用历史典故，这正契合了韦利的诗学主张：反对冗繁古奥、文采华丽的“维多利亚诗歌”传统。白诗平实通俗，是普通读者能够企及的诗歌，有“老妪能解”的美誉。韦利对此极为赞赏，“白诗毫无严谨的推理与先哲的文雅，其直抒胸臆与自我剖析的特点是西方人难以超越的”⑩。他还偏爱白诗朴实自然的风格，主张摈弃过分用典、过度雕饰的做诗风气，甚至批评道：“典故历来是汉诗的一大弊病，是能将诗歌毁掉的元凶”{11}。其实，典故所富含的文化因素是读者有效阅读与译者顺利翻译的主要障碍。在翻译家韦利眼中，诗歌的可译性是翻译选材的基本标准，而易懂的白诗同时也比较易译，因为“白诗最显著的特点是用词简易”{12}。1946年，韦利坦陈，“我译的白诗是其他诗人的十数倍，非其品质高出十数倍，是其可译性最佳而已”{13}。这种诗学审美取向的惊人一致使得韦、白两位诗人最为相知。 “白居易情结”使韦利毕生生活在白居易的世界里。1970年，韦利的学生、东方学家伊文・莫里森（Ivan Morrison）出版传记《山中狂吟：阿瑟・韦利评注》（Madly Singing in the Mountains： An Appreciation and Anthology of Arthur Waley），谐名白诗《山中独吟》，称韦利为“诗狂”（Mad Poet）――“诗魔”白居易的英国故知。 三、“诗魔”的异域复活： 韦利的白居易诗歌英译 英国诗人亨伯特・沃尔夫（Humbert Wolfe）指出，传统的译诗或是拙译，或是劣诗，而韦译是例外，他创造性英译的汉诗是具有鲜活生命力的诗篇，未曲解中国诗人{14}。韦利的译诗之所以能突破以往“死译”汉诗的窠臼，是因为他的诗歌翻译思想明确，突出“达意传情”的宗旨： 我坚信译诗应该传递原诗的基本特征，其译法即直译而非释义{15}。直译达意的同时，译者务必传递原诗的情感――诗人将悲愤、怜悯、愉悦等情感因素诉诸诗作的意象、音韵与语言之上，译者若肤浅地译出一些毫无节奏的文字的表层含义，或许译者本人以为这是“忠实”的翻译，实际上完全误解了原诗{16}。 韦利的根本目的是“译诗为诗”，直译是忠于汉诗的基本途径，是相对于意译或释义而言的，但“字对字”的直译又缺乏情感的表达。在“达意传情”中，“达意”是基于“传情”考量的直译旨归，“传情”是直译方法论下深层“达意”的目标。“达意”与“传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正是在这种翻译观念的规约之下，韦利在白诗意象、韵律与语言方面开展具体翻译实践，使其在异域复活。 1. 韦译白诗的意象再现 韦利十分强调意象的作用与地位，将其喻为诗歌的灵魂。因此，他在英译白诗时，译法极为谨慎，既不增添自己的意象，也不抑制原诗的意象，而是忠实地加以还原。这也是韦利白诗英译“达意”的初始方法。意象的传译远非字面或词典意义的表述，而是在译诗中积极营造原诗诸多意象所聚合的意境。 如《即事重题》（Ease）的翻译： 重裘暖帽宽毡履， Lined coat， warm cap and easy felt slippers， 小阁低窗深地炉。 In the little tower， at the low window， sitting over the sunken brazier. 身稳心安眠未起， Body at rest， heart at peace； no need to rise early. 西京朝士得知无。 I wonder if the courtiers at the Western Capital know of the things， or not{17}？ 这首闲适诗记叙了白居易晚年闲居东都洛阳的惬意生活。前三行共计9个意象，刻画出悠闲自得、心满意足的生活意境。韦利使用忠实直译的方法将9个意象完全转译出来。第一、二行的意象均为“形容词+中心名词”结构，译诗甚至将其一并传递。如“重裘”并非字表含义“沉甸甸的皮衣”，在此泛指冬天御寒的“厚重外衣”，韦利译为“lined coat”（“衬里大衣”）最为准确。又如“深地炉”不是“灶炉”或“火炉”，而是“半埋于地面的火盆”，因此形象地译为“sunken brazier”。在第三行中，韦利模拟原诗意象构词法，还原了“中心名词+补语”结构，“心安”译为“heart at peace”，系指“心绪平静”，呼应了译诗标题“Ease”。统观译诗“堆砌”的意象，这虽有悖于现代英语句法规则，却与当时美国“意象派”新诗推崇的“意象并置”极为相似。韦利竭尽全力传译原诗的基本意象，虽然添加功能词（如介词），却没有增添或隐匿原诗的意象。 2. 韦译白诗的“弹性节奏” 通过对汉诗的研究与翻译，韦利发现，韵律是汉诗作为韵文文体的一大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汉诗强力附着的韵律使得任何（汉诗）直译注定是有韵律节奏的。因此，我努力译出与原诗近似的音韵效果”{18}。为此，韦利成功探索出了一种“弹性节奏”（Sprung Rhythm），舍弃汉诗的尾韵，依照汉诗每行汉字数目，改用英语单词重音与之对应。其音步的划分更加自然，只考虑重音音节，弱读音节数目不限，甚至可以没有弱读音节而成为单独音步。灵活自由的“弹性节奏”在白诗英译中更具备可操作性。 如《食后》（After Lunch）的译文为： 食罢一觉睡， After lunch――one short nap； 起来两瓯茶。 On waking up――two cups of tea. 举头望日影， Raising my head， I see the sun’s light 已复西南斜。 Once again slanting to the south-west. 乐人惜日促， Those who are happy regret the shortness of the day. 忧人厌年赊。 Those who are sad tire of the year’s sloth. 无忧无乐者， But those whose hearts are devoid of joy or sadness 长短任生涯。 Just go on living， regardless of“short”or“long”{19}. 这是一首工整的五言律诗，译诗中加“着重号（・）”的重读元音正是以现代英语朗诵时的重音位置，每一个重读音节对应原诗的一个汉字。这样便在每行译诗中形成5个音步，其“弹性节奏”极似原诗吟诵时的律诗韵律。而且，译诗的各个音步之间的界限比较随意，与20世纪之前英诗的机械化“连续节奏”（Running Rhyme）相比较而言，更加流畅。按照韦利的“弹性节奏”阐述，第五、六行句首的“Those who are”便可以根据读者的阅读习惯，轻易地划分为“Those who are”、“Those who”、“Those”三个不同的弹跳性音步。这冲破了传统汉学家以英诗格律对译汉诗的桎梏，避免了汉诗英译“因韵害义”的弊病。“弹性节奏”在韦译白诗中的运用，是当时散体译诗的一种积极实验。韦利惊喜地发现，“白诗最能引起读者兴致的原因，恰是这种无韵的‘弹性节奏’”{20}。 3. 韦译白诗“生活化”语言的情感传译 白诗中的“抒情类”诗作深受韦利关注，尤其是“病中诗”，其语言浅易朴实、措辞几近口语化，没有刻意的雕琢，从日常生活细节入笔，流露出真正的情感感染力。美国诗人哈里特・门罗（Harriet Monroe）感叹：“正像乔叟的《坎特伯雷寓言》展现了14世纪的英国世情那样，韦译白诗也惟妙惟肖地再现了白居易时代（9世纪）的中国生活场景与情感”{21}。 如《病中五绝之五》（Illness）的翻译： 交亲不要苦相忧， Dear friends， there is no cause for so much sympathy. 亦拟时时强出游。 I shall certainly manage from time to time to take my walks abroad. 但有心情何用脚， All that matters is an active mind， what is use of feet？ 陆乘肩舆水乘舟。 By land one can ride in a carrying-chair； by water， be rowed in a boat{22}. 这首“病中七言绝句”是白居易为答谢前来探视的友人而作。第一行写诗人反劝亲友不必为自己的病情过度担忧，表达了相互之间的慰藉与关切。原诗以第三人称叙事，而韦利改译为第二人称“Dear Friends”，叙事人称的转换，拉近了诗人与友人的距离，如面对面的谈心，娓娓道来，更加情真意切。韦利并没有将“苦相忧”译为悲观消极的“bitter worry”，而是以反诘的语气宽慰道：老友啊！不必（no cause）如此哀悯。后三行为进一步打消友人的担忧，具体描述诗人仍有外出游玩的强烈愿望，如“时时”译为日常用语“time to time”，并以口语化的“certainly”加强语势。译者灵活使用反问句：只要心性积极活跃，（出行）何必步行？韦利以“use of feet”而不是“on foot”译“用脚”，一是忠于原诗，二是以戏谑的措辞传递乐观的情感。译诗的句法、选词精巧地创造性翻译，在平淡自然生活化的语言中传递了浓厚的挚友情谊与达观心情。吕叔湘赞许道，“诸译家中，韦利以平实胜，原诗情趣，转易保存，亦未尝无工巧”{23}。 四、“诗魔”在美国诗坛： 韦利英译白居易诗歌的影响 与韦利同时代的德国著名思想家、文学评论家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在著名的翻译学论文《译者的任务》（The Task of Translator， 1923）中论道：“译作源于原作，但是，与其说译作汲取了原作的‘生命’，不如说原作因译作而‘再生’。原作问世之初并未确定译者，因此，译作算是原作生命延续期内的‘重生’”{24}。韦利完成白诗的英译工作，并不是白诗在英语世界“旅行”的终点。相反，韦译白诗的出版发行标志着“诗魔”远游的新起点。只有在他乡（西方世界）进行有效的传播，并被广大读者、文坛所接纳，成功进入英语文学，直至完成经典化构建，方可以说韦译白诗或“诗魔”的远游是“不虚此行”的。事实证明，白诗正是经由韦利的译介，才在欧美获得了“重生”，产生了深远影响，实现了有效传播。 鉴于在英语世界所拥有的广大读者群以及学界、诗坛的大力褒奖，韦译白诗享有了与英语原创诗歌同样入选权威诗歌选集的殊荣。据不完全统计，《现代英诗评注》（Modern British Poetry： A Critical Anthology， 1930）、《牛津现代诗集：1892- 1935》（The Oxford Books of Modern Verse：1892- 1935，1936）、《大西洋英美诗歌选集》（The Atlantic Book of British and American Poetry， 1959）、《企鹅当代诗歌选集》（The Book of Contemporary Verse， 1962）{25}、《牛津二十世纪英诗词典》（Companion to 20th Century Poetry，1999）等选本均有大量韦译白诗收录。这些经典诗选均经过现当代著名英语诗人，如叶芝（W. B. Yeats）、阿罗特（K. Allot）、斯托沃司（J. Stallworthy）等名家的甄别、遴选，引导着诗歌阅读方向，这是最重要的经典构建途径。20世纪的英诗重心在美国。诸多美国诗人，在阅读韦利的译诗之后，在创作上深受影响，将韦利奉为诗歌启蒙老师。尤其是雷克思罗斯（K. Rexroth）、威廉斯（W. C. Williams）、芭比特・道依琪（Babette Deutsch）、詹姆斯・莱特（James Wright）、凯洛琳・凯泽（Carolyn Kizer）等桂冠诗人对韦译白诗及白居易形象特别倾心，他们或是直接在诗歌中加以引用，或是将白居易或白诗作为歌咏题材进行创作。 雷克思罗斯自童年时期开始便享受着韦利译诗带来的乐趣，自认为受其影响不可估量，他晚年（1970）回忆，“韦利半个世纪前便是汉诗英译的健将。他最爱白居易，赞其为‘诗神’（God of Poetry），韦译白诗是20世纪最好的诗歌”{26}。“韦利的汉诗翻译是以美国英语进行的创造性活动，这是他（威廉斯）诗歌人生的基本准则”{27}。威廉斯阅读韦译白诗之后，深深为之折服，以白居易为中国诗友和导师。《汉诗170首》中韦利选译了白诗《山游示小妓》（Going to the Mountains with a little Dancing Girl， aged fifteen），写诗人携歌妓游山玩水、寄情于自然的惬意生活。这给雷、威两位美国诗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雷克思罗斯在《轮回》（The Wheel Revolves）一诗中将白居易的“小妓”转化为他女儿的影子。 “本是绮罗人，/今为山水伴”/多年前，读过白居易/写于中年的这些诗行/……/我也有一位年轻美丽的舞女/伴我徜徉在水晶般的水幕之畔/漫游在白雪与灰岩的高山之巅/与白居易的歌妓不同/她却是我的女儿{28}。 雷氏直引《山游示小妓》“本是绮罗人，今为山水伴”诗句，将韦译“You who are really a lady of silk and satins/Are now become my hill and stream companion”{29}援引入诗，措辞稍加调整、句式未变。开篇写中年的白居易由歌妓陪伴郊游，而今雷氏自己同样由年轻美貌的舞者（女儿）陪同游历于雪山冰瀑之间。雷氏惊叹于自己与白居易的经历如此相似，却跨域时空相隔久远，唯有写入诗歌得以永恒。 威廉斯创作了《致白居易之魂》（To the Shade of Po Chu-I），作为唱和诗。诗中将白居易的歌妓描述为， 少女走过，头戴红毡/裙裾长及轻盈的脚踝/奔跑中，积雪将裙裾沾染/……/一位靓丽的舞者{30}。 威廉斯由一位靓丽的少女联想到白居易的歌妓：身穿丝绸与绫罗的美女。他的阅读经验源自韦利的译文“A lady of silks and satins”（“绮罗人”）。而且，精装版《汉诗170首》的《山游示小妓》配有一幅插图，画面中的少女身着紫色长袍，舞动水袖，翩翩起舞。《致白居易之魂》因此而衍生出一位“红帽长衫”（“red tam”、“coat”）的、中西合璧的华丽歌女形象。《致白居易之魂》中塑造的少女透露出威廉斯在仿拟白诗异国情调与坚守美国英诗传统中找到了制衡点。 道依琪也曾创作《致白居易（一、二）》诗歌（To Po Chu-I， I&II），她从现实主义题材的白诗中获取灵感，以一战战后世界的萧条状况为题，借白居易时代之“古”，讽20世纪初叶之“今”。如《致白居易（之二）》写到， 流放，绝望/弹起隐士的琵琶/独饮/慰藉记忆/朝堂之上的奢靡/朱红的宝塔/宴席上击缶而歌的/舞女/恩典/源自皇族。 而今，国家内外的纷争/令大地颤抖/百姓流离失所/饥寒交迫/直至死去/荒芜中坟墓裂开/我们打开心扉/叩响/千年的哀伤{31}。 在诗中，道依琪首先状写白居易遭贬谪、离开京城的细节：弹奏隐士之琴，独饮；想起朝堂佳节，深红宝塔，盛宴歌舞，皇家荣耀。白居易对所有美好事物的怀念正如女诗人对一战悲切场景的伤感：战乱、流离、饥饿、死亡。而且，这又极似《琵琶行》的创作技法，道依琪诗中的白居易正如《琵琶行》中的“琵琶女”，均为诗人自身比拟、产生情感共振的参照人物。因此，在诗末，道依琪与白居易共同叩响心中千年的悲愁。 “普利策诗歌奖”（Pulitzer Prize for Poetry）得主莱特阅读韦利译诗之后，“对白居易简朴明快但意蕴深远的风格极为赞赏”{32}，便将白诗中的意象、意境移植到自己的诗歌中，创作出具有汉诗韵味的诗作。如《冬末水洼边，忆中国古代州官》（As I Stop over a Puddle at the End of winter， I Think of an Ancient Chinese Governor）的开篇为， “况吾时与命/蹇舛不足恃”/白居易――一位秃顶的老政治家/又有何用？/我想起了你/艰难地进入长江的/峡谷/明尼阿波利斯市的高高的岩石/竹索与水域{33}。 诗歌前三行一词未改的直接引用韦译白诗《初入峡有感》“况吾时与命，蹇舛不足恃”的译文“And how can I， born in evil days/And fresh from failure， ask a kindness/Of Fate？” {34}，并将译诗原来两行断为三行，顺应了现代英诗“跨行”的写作技法。诗内美国明尼阿波利斯市荒野的描写中出现了原诗“长江”（“Yang-Tze”）、“竹”（“bamboo”）、“水域”（“waters”）等意象，具备了遥远古老中国的陌生意蕴。莱特由白诗诗句引起对白居易的回忆，悼念他遭遇政治失败、颠沛流离的人生际遇，展现了古今中美诗人心灵的呼应。莱特的诗歌创作借鉴了白诗情景交融、借景抒情的技艺，并如白诗一样言简情真，令读者感动。 另一位“普利策诗歌奖”得主凯泽也是自孩提时代便沐浴在韦利的译诗中，“我与同时期的很多读者一样，对他（韦利）崇拜不已，自然受到的影响也非同一般”{35}。成就凯泽诗名的是一篇8首汉风组诗（Chinese Imitations），其标题下特意注明“为韦利而作，向韦利致敬”（For Arthur Waley， in homage），前3首均为模仿白居易的诗作（After Po Chu-i），分别为《致简（作于玛利亚滩）》（For Jan， in Bar Maria）、《逗女儿开心：致罗伯特・克里利》（Amusing our Daughters， for Robert Creeley）、《豪吟》（Singing Aloud）。古代中国诗人（尤指男性）之间常以彼此倾诉的语调来叙说友情，这是一种汉诗传统。英诗传统则多歌颂爱情。韦译白诗中唱和诗友友情的诗歌占比重较大。凯泽的仿白居易诗对此多有借用，其语调直接而真切。比读白诗《赠梦得》（韦译To Liu Yü-Shi）与《致简》可见其“文本互涉”： 《赠梦得》：年颜老少与君同，眼未全昏耳未聋。放醉卧为春日伴，趁欢行入少年丛。寻花借马烦川守，弄水偷船恼令公。闻道洛城人尽怪，呼为刘白二狂翁{36}。 《致简》：你我相识之时都是年轻的女孩/至今已是二十五年的闺蜜/但是，我们仍能池内畅游、山岗狂奔，不曾气喘吁吁/我们闲居在伊斯基亚岛/这是一个远离我们故乡的世界/在那寻常的集镇/夏日姐妹一起畅饮/而今，我们喜欢被一群群少男拥簇着/心态如常，我们不愿死去/记得十五年前，我们穿着同样的裙装/在马科尔蒂奥的渡船上跳舞/疯狂的如同满月下一岁的母马/晨曦中，我们爬上工人的马车/那些年轻人叫喊着，狂笑着，驱赶着/据说，我们的举止惊呆了弗里奥的人们/他们称你我为“吉安娜”、“卡若琳娜”/两个外国疯女人{37}。 凯泽与白居易对友人均用直率而真挚的语调抒发自己的感情，场景一处在意大利，一处在中国；主人公分别为一双闺蜜，一对男诗友。凯泽先回顾与简交友已25年，当初都是年轻女孩；白居易也感慨“年颜老少与君同”。凯、白对岁月易逝感触颇深，以显示多年友谊的珍贵。庆幸的是，凯泽与简身体强健，仍可以“玩水游山”；白、刘也“眼未全昏耳未聋”。两位诗人都追忆少年时期与朋友一起度过的快乐时光：凯、简一起畅饮、与少男嘻戏、月下狂舞，白、刘同样一道“放醉”、“寻花”（押妓）、“借马”、“偷船”，少男少女的狂妄之举惊人地一致。凯、简的行为震惊了弗里奥（Forio）居民，称之“老外”（straniere，意大利语）；而洛阳人戏称“刘白二狂翁”。由此可见，凯泽《致简》完全是对《赠梦得》诗歌叙事的美国式改写，创作思路几乎雷同，不同的是将诗中男女叙述角色互换而已。“性别换位，更突显了《致简》的女性主义色彩。……凯泽接受白居易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38}。可以肯定的是，《致简》充分彰显了白居易友情诗歌模式，发出了美国现代诗歌中的白诗闪光点。 白诗《山中独吟》，韦利稍作创译，译为《山中狂吟》。凯泽的《豪吟》则完全是“抄袭”，绝大多数诗行为韦译的“述译”。不谙中文的凯泽从韦利那里“窃取”《山中独吟》，据为己有，并成为美国广为传唱的优美诗篇。这从另一个侧面也证明了白居易诗歌及其韦利译文的成功之处。 五、结语 千年之后，中国唐代伟大“诗魔”白居易巧遇英国故知、翻译家韦利，开始了世界性的远游。韦利的白诗译文特色鲜明，使其千百年后得以复活。不仅如此，韦译白诗享誉英语诗坛，影响了大批现代诗人的诗歌写作，成为他们创作题材的来源、诗技师承的标杆及诗魂交流的密友。韦利的白诗译介是民族文学汇入世界文学的成功个案，对于中外文学交流与会通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与参考价值。 ① 赵毅衡：《对岸的诱惑：中西文化交流记》，四川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243页。 ② 江岚：《唐诗西传史论――以唐诗在英美的传播为中心》，学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7页。 ③ 吴伏生：《汉诗英译研究：理雅各、翟理斯、韦利、庞德》，学苑出版社2012年版，第272页。 ④{36} 彭定求：《全唐诗》，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4991页、第2359页。 ⑤肖伟韬：《白居易生存哲学本体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76页。 ⑥ [美]史景迁：《中国纵横：一个汉学家的学术探索之旅》，夏俊霞译，上海远东出版社2005年版，第384页。 ⑦⑧⑨{16} Ivan Morrison， Madly Singing in the Mountains： An Appreciation and Anthology of Arthur Waley. London： Walker and Company， 1970， p.85， p.85， p.9， p.152. ⑩{11}{12}{15}{17}{18}{19}{29}{34} Arthur Waley， A Hundred and Seventy Chinese Poems. London： Constable & Company Ltd， 1918， p.7， p.4， p.110， p.19， p.165， p.19， p.150， p.163， p.151. {13} Arthur Waley， Chinese Poems.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46， pp.5-6. {14} Humbert Wolfe， The Augustan Books of English Poetry（Second Series）. London： Ernest Benn Ltd， 1927， p.iii. {20}{22} Arthur Waley， More Translations from Chinese Poems.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19， p.6， p.66. {21} Harriet Monroe， Waley’s Translations from the Chinese. Poetry， 1920， No. 6， pp.337-342. {23} 吕叔湘：《中诗英译比录》，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0页、第13页。 {24} Walter Benjamin， The Task of Translator. Schulte Rainer & Biguenet John， Theories of Translation： An Anthology of Essays from Dryden to Derrida. Chicago： The Press of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23， pp.71-82. {25} 程章灿：《东方古典与西方经典――魏理英译汉诗在欧美的传播及其经典化》，《中国比较文学》2007年第1期。 {26} Kenneth Rexroth， Love and the Turning Year： One Hundred More Poems from the Chinese. New York： New Directions， 1970， p126. {27}{30} W.C. Williams， The Collected Poems of William Carlos Williams（Vol.2）. New York： New Directions， 1989， p.500， p.133. {28} Kenneth Rexroth， The Collected Shorter Poems of Kenneth Rexroth. New York： New Directions， 1967， p.20. {31} Marianne Moore， The Dial： Scofield Thayer. New York： The Dial Publishing Company， 1921， p.280. {32}{38} 朱徽：《中美诗缘》，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75页、第561页。 {33} James Wright. As I Stop over a Puddle at the End of winter， I Think of an Ancient ChineseGovernor.http：//www.poemhunter.com/poem/as-i-step-over-a-puddle-at-the-end-of-winter-i-t. 2014-8-13. {35} 张振翱：《卡洛琳・凯瑟与她的拟中国古诗》，《东吴教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6期。 {37} Carolyn Kizer， Cool， Calm & Collected： Poems 1960-2000. Washington： Copper Canyon Press， 2001， p.85. （责任编辑：张卫东）
摘 要： “诗魔”白居易是中唐时期的代表诗人，白居易诗歌的世界之旅正因英国翻译家阿瑟・韦利的译介而得以成行。近似的人生哲学与趋同的诗学审美使白居易与韦利成为“异国知己”。韦利“达意传情”翻译思想指导下的白居易诗歌译文是优美的诗篇，成为美国诗人创作的源泉、仿拟的典范，对美国现当代英诗产生了深远影响。藉此，白居易及其诗歌成功进入英诗体系，实现了汉英诗歌之间的交流与融合，推动了世界文学的发展，缔结了一段中外文学关系史上令人瞩目的“诗歌因缘”。 关键词：白居易；阿瑟・韦利；诗歌译介；传播；影响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16）6-0032-08 一、引言 白居易（772-846，河南新郑人）是与“诗仙”李白、“诗圣”杜甫齐名的“唐代三大诗人”之一，更是中唐时期的诗坛领袖，世称“诗魔”。近代以来，白居易诗歌（以下简称白诗）在国外――尤其是西方世界――广受关注，影响极大。“诗魔”走出国门、白诗“走向世界”的进程中，哪位翻译家的译介之功最大，影响最为深远，并且“使得白居易在现代英诗读者中，崇拜者数量超过李白、杜甫”呢①？ 他就是阿瑟・韦利（Arthur Waley， 1888-1966）。 韦利是英国20世纪上半叶最著名的汉学家、翻译家。英国政府曾授予韦利“大英帝国爵士”（1952）、“女王诗歌奖”（1953）及“荣誉爵士”（1956），以表彰他对中国文化研究与译介的卓越成就。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汉学生涯中，韦利始终对白居易青睐有加。“在现当代英语世界的唐诗译介和研究中，他（韦利）对白诗的推崇是极为罕见的”②。从出版概况中可以管窥韦利对白诗的“痴迷”，在他的每部汉诗英译集中，白诗的数量与篇幅均名列前茅。《汉诗集》（Chinese Poems，1916）收录3首；《汉诗170首》（A Hundred and Seventy Chinese Poems， 1918）收录52首；《汉诗补集》（More Translations from Chinese， 1919）收录53首；《郊庙诗集》（The Temple and Other Poems， 1923）收录1首；《汉诗选集》（Select Chinese Poems， 1934）收录12首；《汉诗译集》（Translations from Chinese， 1941）收录108首；《汉诗集（增补版）》（Chinese Poems， 1946）收录103首；《白居易生平及时代》（The Life and Times of Po Chu-I， 1949）收录98首。此外，韦译白诗散见于其他杂志、文集中。《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学刊》（Bulletio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 of London University， 1917， No.1； 1918， No.2）刊登60首；《芙蓉》杂志（The Lotus Magazine， No.2， 1916）、《论坛》（Forum， 1928）与《安德烈・魏德曼中日研究纪念文集》（Sino-Japonica， Festschrift Andre Wedemeyer， 1956）共刊登5首。若将重译、复选计算在内，韦译白诗近500首。韦译白诗广受大众读者欢迎，文学评论界也对其赞扬有加。截至1946年，韦利的成名作《汉诗170首》（1918）已再版12次，足见其社会认可度之高。即使韦利逝世（1966）至今的近50年中，含有白诗的韦译汉诗集屡次再版。尤其在近年，几乎每年都有再版新印面世。2012年，美国文学家克莱格・史密斯（Craig Smith）将散落在各部诗集中的韦译白诗汇编出版，取名《待月集：白居易诗选》（Waiting for the Moon： Poems of Bo Juyi），再次引起英语世界读者对白诗的阅读高潮。由此，“韦利的翻译和介绍使得白居易成为在西方最为人知的中国古代诗人之一”③。 韦利缘何对白居易如此偏爱，他的白诗英译策略有何特点，韦译白诗对现当代英诗有何影响？笔者拟对此进行一次系统的梳理与探讨。 二、“诗魔”的英国故知：韦利的“白居易情结” 浓厚的“白居易情结”令韦利与白居易缔结了一段跨越时空与中英文化的诗歌因缘。究其原因，是韦利与白居易近似的人生哲学与趋同的诗学审美使然。 1. 隐士情怀：韦利、白居易近似的人生哲学 白居易生于国运渐弱、战事频仍、社会动荡的中唐时期。成年的白居易“学而优则仕”，他虽然宦居高位，却深谙宦海沉浮的道理。尤其是从京城被贬为江州司马之后，白居易的归隐之心更加强烈。但是，在儒、释、道思想浸淫下的白居易既不向往隐于市的“大隐”，也不赞同隐于野的“小隐”，而提出一种“中隐”思想。白诗《中隐》标明了他的生活哲学：“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唯此中隐士，致身吉且安”④。这种“亦官亦隐”的“中隐”生活态度是中庸哲理的体现，在入世“亦官”作为稳定经济来源的基础上，白居易过着出世、远离政治纷争、寄情山水的“亦隐”生活。在“牛李党争”的复杂政治格局中，白居易仍坚守“中隐”，与两个政治集团既保持良好关系，又与之保持一定距离，始终不参与其核心斗争，处于社会主流边缘的“隐士”位置。“这种‘隐法’具备广泛的普遍性与可操作性，故而为后世文人士大夫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范式，得到了极大的认同和追效”⑤。事实上，韦利也极力效仿、实践“中隐”人生哲学。 韦利经历过“一战”、“二战”的军事灾难，也饱尝“大萧条”经济危机之苦。“韦利所处时代的忧患，似乎早在1100年前就被白居易一语道破了”⑥。所以，他的汉学学术人生同样处于一种“中隐”的隐士生活状态。青年时代的韦利与艾兹拉・庞德（Ezra Pound）、汤姆斯・艾略特（Thomas Eliot）、罗杰・弗莱（Roger Fry）等文化界名人颇有交往。尽管这些诗人、学者是当时名声大噪的“布鲁姆斯伯里”（Bloomsbury Group）与“新诗运动”（New Poems）两个文化圈的领袖，邀请韦利参加过他们的文化雅集，但是韦利始终没有成为这两个组织的正式成员。他“没有兴趣加入某些团体，根本没有进入‘布鲁姆斯伯里’”⑦。韦利追求一种无拘无束的自由生活，无意担任公职。除却担任大英博物馆助理馆员的16年（1913-1929）和英国情报部检察员（1939-1945）的6年，韦利一直是一位潜心中国文化翻译与研究的自由学者。面对剑桥大学汉学讲座教授职位的聘请，他直言“宁死难以接受聘任”⑧。即使晚年生活穷困潦倒，韦利不曾改变初衷，终其一生作为现代伦敦社会的一名隐士。 韦利对白居易的隐士情怀产生共鸣。共同的隐士人生哲学使韦利在他所醉心的中国唐代社会中寻得了可以膜拜的精神偶像白居易。 2. 诗人相知：韦利、白居易趋同的诗学审美 作为诗歌翻译家的韦利也是一位知名诗人。晚年的他坦言，“我从万千首汉诗中选译的作品须具有我本人的诗歌特点，即‘意气相投’”⑨。白居易作为韦利最心仪的中国诗人，所谓“意气相投”指韦、白两位诗人“以诗会友”，具有趋同的诗学审美。 白诗以讽喻性的现实主义主题著称。中唐“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白居易呼吁“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一是反映时事，二是讽谏现实。白居易既有《长恨歌》描述帝后爱情的借古讽今，又有《琵琶行》同情歌女遭遇的失意抒发，更有《卖炭翁》记录百姓疾苦的社会鞭笞。韦利对于这类主题的白诗十分偏爱，曾撰文进行专论，如《〈琵琶行〉评论》（Notes of the“Lute-Girl’s Song”， The New China Review， 1920 No.1）与《论〈长恨歌〉》（The Everlasting Wrong， Bulletio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 of London University， 1922， No.2）。韦利对现实的关注、对弱者的同情成为他价值观、诗学观的重要部分。出于对中国的同情与支持，韦利曾提请英国政府归还大英博物馆馆藏的、从中国掠夺来的文物，他也因此被褫夺了“荣誉爵士”头衔。韦利创作过反映二战战情的现实主义诗歌《检察官：一首汉风诗》（Censorship： A Poem in Chinese Style），以自己从事的情报检察员的口吻，表达了对欧洲战事升级的担忧与对普通大众罹难的无奈。 白诗语言措辞浅显易懂、鲜用历史典故，这正契合了韦利的诗学主张：反对冗繁古奥、文采华丽的“维多利亚诗歌”传统。白诗平实通俗，是普通读者能够企及的诗歌，有“老妪能解”的美誉。韦利对此极为赞赏，“白诗毫无严谨的推理与先哲的文雅，其直抒胸臆与自我剖析的特点是西方人难以超越的”⑩。他还偏爱白诗朴实自然的风格，主张摈弃过分用典、过度雕饰的做诗风气，甚至批评道：“典故历来是汉诗的一大弊病，是能将诗歌毁掉的元凶”{11}。其实，典故所富含的文化因素是读者有效阅读与译者顺利翻译的主要障碍。在翻译家韦利眼中，诗歌的可译性是翻译选材的基本标准，而易懂的白诗同时也比较易译，因为“白诗最显著的特点是用词简易”{12}。1946年，韦利坦陈，“我译的白诗是其他诗人的十数倍，非其品质高出十数倍，是其可译性最佳而已”{13}。这种诗学审美取向的惊人一致使得韦、白两位诗人最为相知。 “白居易情结”使韦利毕生生活在白居易的世界里。1970年，韦利的学生、东方学家伊文・莫里森（Ivan Morrison）出版传记《山中狂吟：阿瑟・韦利评注》（Madly Singing in the Mountains： An Appreciation and Anthology of Arthur Waley），谐名白诗《山中独吟》，称韦利为“诗狂”（Mad Poet）――“诗魔”白居易的英国故知。 三、“诗魔”的异域复活： 韦利的白居易诗歌英译 英国诗人亨伯特・沃尔夫（Humbert Wolfe）指出，传统的译诗或是拙译，或是劣诗，而韦译是例外，他创造性英译的汉诗是具有鲜活生命力的诗篇，未曲解中国诗人{14}。韦利的译诗之所以能突破以往“死译”汉诗的窠臼，是因为他的诗歌翻译思想明确，突出“达意传情”的宗旨： 我坚信译诗应该传递原诗的基本特征，其译法即直译而非释义{15}。直译达意的同时，译者务必传递原诗的情感――诗人将悲愤、怜悯、愉悦等情感因素诉诸诗作的意象、音韵与语言之上，译者若肤浅地译出一些毫无节奏的文字的表层含义，或许译者本人以为这是“忠实”的翻译，实际上完全误解了原诗{16}。 韦利的根本目的是“译诗为诗”，直译是忠于汉诗的基本途径，是相对于意译或释义而言的，但“字对字”的直译又缺乏情感的表达。在“达意传情”中，“达意”是基于“传情”考量的直译旨归，“传情”是直译方法论下深层“达意”的目标。“达意”与“传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正是在这种翻译观念的规约之下，韦利在白诗意象、韵律与语言方面开展具体翻译实践，使其在异域复活。 1. 韦译白诗的意象再现 韦利十分强调意象的作用与地位，将其喻为诗歌的灵魂。因此，他在英译白诗时，译法极为谨慎，既不增添自己的意象，也不抑制原诗的意象，而是忠实地加以还原。这也是韦利白诗英译“达意”的初始方法。意象的传译远非字面或词典意义的表述，而是在译诗中积极营造原诗诸多意象所聚合的意境。 如《即事重题》（Ease）的翻译： 重裘暖帽宽毡履， Lined coat， warm cap and easy felt slippers， 小阁低窗深地炉。 In the little tower， at the low window， sitting over the sunken brazier. 身稳心安眠未起， Body at rest， heart at peace； no need to rise early. 西京朝士得知无。 I wonder if the courtiers at the Western Capital know of the things， or not{17}？ 这首闲适诗记叙了白居易晚年闲居东都洛阳的惬意生活。前三行共计9个意象，刻画出悠闲自得、心满意足的生活意境。韦利使用忠实直译的方法将9个意象完全转译出来。第一、二行的意象均为“形容词+中心名词”结构，译诗甚至将其一并传递。如“重裘”并非字表含义“沉甸甸的皮衣”，在此泛指冬天御寒的“厚重外衣”，韦利译为“lined coat”（“衬里大衣”）最为准确。又如“深地炉”不是“灶炉”或“火炉”，而是“半埋于地面的火盆”，因此形象地译为“sunken brazier”。在第三行中，韦利模拟原诗意象构词法，还原了“中心名词+补语”结构，“心安”译为“heart at peace”，系指“心绪平静”，呼应了译诗标题“Ease”。统观译诗“堆砌”的意象，这虽有悖于现代英语句法规则，却与当时美国“意象派”新诗推崇的“意象并置”极为相似。韦利竭尽全力传译原诗的基本意象，虽然添加功能词（如介词），却没有增添或隐匿原诗的意象。 2. 韦译白诗的“弹性节奏” 通过对汉诗的研究与翻译，韦利发现，韵律是汉诗作为韵文文体的一大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汉诗强力附着的韵律使得任何（汉诗）直译注定是有韵律节奏的。因此，我努力译出与原诗近似的音韵效果”{18}。为此，韦利成功探索出了一种“弹性节奏”（Sprung Rhythm），舍弃汉诗的尾韵，依照汉诗每行汉字数目，改用英语单词重音与之对应。其音步的划分更加自然，只考虑重音音节，弱读音节数目不限，甚至可以没有弱读音节而成为单独音步。灵活自由的“弹性节奏”在白诗英译中更具备可操作性。 如《食后》（After Lunch）的译文为： 食罢一觉睡， After lunch――one short nap； 起来两瓯茶。 On waking up――two cups of tea. 举头望日影， Raising my head， I see the sun’s light 已复西南斜。 Once again slanting to the south-west. 乐人惜日促， Those who are happy regret the shortness of the day. 忧人厌年赊。 Those who are sad tire of the year’s sloth. 无忧无乐者， But those whose hearts are devoid of joy or sadness 长短任生涯。 Just go on living， regardless of“short”or“long”{19}. 这是一首工整的五言律诗，译诗中加“着重号（・）”的重读元音正是以现代英语朗诵时的重音位置，每一个重读音节对应原诗的一个汉字。这样便在每行译诗中形成5个音步，其“弹性节奏”极似原诗吟诵时的律诗韵律。而且，译诗的各个音步之间的界限比较随意，与20世纪之前英诗的机械化“连续节奏”（Running Rhyme）相比较而言，更加流畅。按照韦利的“弹性节奏”阐述，第五、六行句首的“Those who are”便可以根据读者的阅读习惯，轻易地划分为“Those who are”、“Those who”、“Those”三个不同的弹跳性音步。这冲破了传统汉学家以英诗格律对译汉诗的桎梏，避免了汉诗英译“因韵害义”的弊病。“弹性节奏”在韦译白诗中的运用，是当时散体译诗的一种积极实验。韦利惊喜地发现，“白诗最能引起读者兴致的原因，恰是这种无韵的‘弹性节奏’”{20}。 3. 韦译白诗“生活化”语言的情感传译 白诗中的“抒情类”诗作深受韦利关注，尤其是“病中诗”，其语言浅易朴实、措辞几近口语化，没有刻意的雕琢，从日常生活细节入笔，流露出真正的情感感染力。美国诗人哈里特・门罗（Harriet Monroe）感叹：“正像乔叟的《坎特伯雷寓言》展现了14世纪的英国世情那样，韦译白诗也惟妙惟肖地再现了白居易时代（9世纪）的中国生活场景与情感”{21}。 如《病中五绝之五》（Illness）的翻译： 交亲不要苦相忧， Dear friends， there is no cause for so much sympathy. 亦拟时时强出游。 I shall certainly manage from time to time to take my walks abroad. 但有心情何用脚， All that matters is an active mind， what is use of feet？ 陆乘肩舆水乘舟。 By land one can ride in a carrying-chair； by water， be rowed in a boat{22}. 这首“病中七言绝句”是白居易为答谢前来探视的友人而作。第一行写诗人反劝亲友不必为自己的病情过度担忧，表达了相互之间的慰藉与关切。原诗以第三人称叙事，而韦利改译为第二人称“Dear Friends”，叙事人称的转换，拉近了诗人与友人的距离，如面对面的谈心，娓娓道来，更加情真意切。韦利并没有将“苦相忧”译为悲观消极的“bitter worry”，而是以反诘的语气宽慰道：老友啊！不必（no cause）如此哀悯。后三行为进一步打消友人的担忧，具体描述诗人仍有外出游玩的强烈愿望，如“时时”译为日常用语“time to time”，并以口语化的“certainly”加强语势。译者灵活使用反问句：只要心性积极活跃，（出行）何必步行？韦利以“use of feet”而不是“on foot”译“用脚”，一是忠于原诗，二是以戏谑的措辞传递乐观的情感。译诗的句法、选词精巧地创造性翻译，在平淡自然生活化的语言中传递了浓厚的挚友情谊与达观心情。吕叔湘赞许道，“诸译家中，韦利以平实胜，原诗情趣，转易保存，亦未尝无工巧”{23}。 四、“诗魔”在美国诗坛： 韦利英译白居易诗歌的影响 与韦利同时代的德国著名思想家、文学评论家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在著名的翻译学论文《译者的任务》（The Task of Translator， 1923）中论道：“译作源于原作，但是，与其说译作汲取了原作的‘生命’，不如说原作因译作而‘再生’。原作问世之初并未确定译者，因此，译作算是原作生命延续期内的‘重生’”{24}。韦利完成白诗的英译工作，并不是白诗在英语世界“旅行”的终点。相反，韦译白诗的出版发行标志着“诗魔”远游的新起点。只有在他乡（西方世界）进行有效的传播，并被广大读者、文坛所接纳，成功进入英语文学，直至完成经典化构建，方可以说韦译白诗或“诗魔”的远游是“不虚此行”的。事实证明，白诗正是经由韦利的译介，才在欧美获得了“重生”，产生了深远影响，实现了有效传播。 鉴于在英语世界所拥有的广大读者群以及学界、诗坛的大力褒奖，韦译白诗享有了与英语原创诗歌同样入选权威诗歌选集的殊荣。据不完全统计，《现代英诗评注》（Modern British Poetry： A Critical Anthology， 1930）、《牛津现代诗集：1892- 1935》（The Oxford Books of Modern Verse：1892- 1935，1936）、《大西洋英美诗歌选集》（The Atlantic Book of British and American Poetry， 1959）、《企鹅当代诗歌选集》（The Book of Contemporary Verse， 1962）{25}、《牛津二十世纪英诗词典》（Companion to 20th Century Poetry，1999）等选本均有大量韦译白诗收录。这些经典诗选均经过现当代著名英语诗人，如叶芝（W. B. Yeats）、阿罗特（K. Allot）、斯托沃司（J. Stallworthy）等名家的甄别、遴选，引导着诗歌阅读方向，这是最重要的经典构建途径。20世纪的英诗重心在美国。诸多美国诗人，在阅读韦利的译诗之后，在创作上深受影响，将韦利奉为诗歌启蒙老师。尤其是雷克思罗斯（K. Rexroth）、威廉斯（W. C. Williams）、芭比特・道依琪（Babette Deutsch）、詹姆斯・莱特（James Wright）、凯洛琳・凯泽（Carolyn Kizer）等桂冠诗人对韦译白诗及白居易形象特别倾心，他们或是直接在诗歌中加以引用，或是将白居易或白诗作为歌咏题材进行创作。 雷克思罗斯自童年时期开始便享受着韦利译诗带来的乐趣，自认为受其影响不可估量，他晚年（1970）回忆，“韦利半个世纪前便是汉诗英译的健将。他最爱白居易，赞其为‘诗神’（God of Poetry），韦译白诗是20世纪最好的诗歌”{26}。“韦利的汉诗翻译是以美国英语进行的创造性活动，这是他（威廉斯）诗歌人生的基本准则”{27}。威廉斯阅读韦译白诗之后，深深为之折服，以白居易为中国诗友和导师。《汉诗170首》中韦利选译了白诗《山游示小妓》（Going to the Mountains with a little Dancing Girl， aged fifteen），写诗人携歌妓游山玩水、寄情于自然的惬意生活。这给雷、威两位美国诗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雷克思罗斯在《轮回》（The Wheel Revolves）一诗中将白居易的“小妓”转化为他女儿的影子。 “本是绮罗人，/今为山水伴”/多年前，读过白居易/写于中年的这些诗行/……/我也有一位年轻美丽的舞女/伴我徜徉在水晶般的水幕之畔/漫游在白雪与灰岩的高山之巅/与白居易的歌妓不同/她却是我的女儿{28}。 雷氏直引《山游示小妓》“本是绮罗人，今为山水伴”诗句，将韦译“You who are really a lady of silk and satins/Are now become my hill and stream companion”{29}援引入诗，措辞稍加调整、句式未变。开篇写中年的白居易由歌妓陪伴郊游，而今雷氏自己同样由年轻美貌的舞者（女儿）陪同游历于雪山冰瀑之间。雷氏惊叹于自己与白居易的经历如此相似，却跨域时空相隔久远，唯有写入诗歌得以永恒。 威廉斯创作了《致白居易之魂》（To the Shade of Po Chu-I），作为唱和诗。诗中将白居易的歌妓描述为， 少女走过，头戴红毡/裙裾长及轻盈的脚踝/奔跑中，积雪将裙裾沾染/……/一位靓丽的舞者{30}。 威廉斯由一位靓丽的少女联想到白居易的歌妓：身穿丝绸与绫罗的美女。他的阅读经验源自韦利的译文“A lady of silks and satins”（“绮罗人”）。而且，精装版《汉诗170首》的《山游示小妓》配有一幅插图，画面中的少女身着紫色长袍，舞动水袖，翩翩起舞。《致白居易之魂》因此而衍生出一位“红帽长衫”（“red tam”、“coat”）的、中西合璧的华丽歌女形象。《致白居易之魂》中塑造的少女透露出威廉斯在仿拟白诗异国情调与坚守美国英诗传统中找到了制衡点。 道依琪也曾创作《致白居易（一、二）》诗歌（To Po Chu-I， I&II），她从现实主义题材的白诗中获取灵感，以一战战后世界的萧条状况为题，借白居易时代之“古”，讽20世纪初叶之“今”。如《致白居易（之二）》写到， 流放，绝望/弹起隐士的琵琶/独饮/慰藉记忆/朝堂之上的奢靡/朱红的宝塔/宴席上击缶而歌的/舞女/恩典/源自皇族。 而今，国家内外的纷争/令大地颤抖/百姓流离失所/饥寒交迫/直至死去/荒芜中坟墓裂开/我们打开心扉/叩响/千年的哀伤{31}。 在诗中，道依琪首先状写白居易遭贬谪、离开京城的细节：弹奏隐士之琴，独饮；想起朝堂佳节，深红宝塔，盛宴歌舞，皇家荣耀。白居易对所有美好事物的怀念正如女诗人对一战悲切场景的伤感：战乱、流离、饥饿、死亡。而且，这又极似《琵琶行》的创作技法，道依琪诗中的白居易正如《琵琶行》中的“琵琶女”，均为诗人自身比拟、产生情感共振的参照人物。因此，在诗末，道依琪与白居易共同叩响心中千年的悲愁。 “普利策诗歌奖”（Pulitzer Prize for Poetry）得主莱特阅读韦利译诗之后，“对白居易简朴明快但意蕴深远的风格极为赞赏”{32}，便将白诗中的意象、意境移植到自己的诗歌中，创作出具有汉诗韵味的诗作。如《冬末水洼边，忆中国古代州官》（As I Stop over a Puddle at the End of winter， I Think of an Ancient Chinese Governor）的开篇为， “况吾时与命/蹇舛不足恃”/白居易――一位秃顶的老政治家/又有何用？/我想起了你/艰难地进入长江的/峡谷/明尼阿波利斯市的高高的岩石/竹索与水域{33}。 诗歌前三行一词未改的直接引用韦译白诗《初入峡有感》“况吾时与命，蹇舛不足恃”的译文“And how can I， born in evil days/And fresh from failure， ask a kindness/Of Fate？” {34}，并将译诗原来两行断为三行，顺应了现代英诗“跨行”的写作技法。诗内美国明尼阿波利斯市荒野的描写中出现了原诗“长江”（“Yang-Tze”）、“竹”（“bamboo”）、“水域”（“waters”）等意象，具备了遥远古老中国的陌生意蕴。莱特由白诗诗句引起对白居易的回忆，悼念他遭遇政治失败、颠沛流离的人生际遇，展现了古今中美诗人心灵的呼应。莱特的诗歌创作借鉴了白诗情景交融、借景抒情的技艺，并如白诗一样言简情真，令读者感动。 另一位“普利策诗歌奖”得主凯泽也是自孩提时代便沐浴在韦利的译诗中，“我与同时期的很多读者一样，对他（韦利）崇拜不已，自然受到的影响也非同一般”{35}。成就凯泽诗名的是一篇8首汉风组诗（Chinese Imitations），其标题下特意注明“为韦利而作，向韦利致敬”（For Arthur Waley， in homage），前3首均为模仿白居易的诗作（After Po Chu-i），分别为《致简（作于玛利亚滩）》（For Jan， in Bar Maria）、《逗女儿开心：致罗伯特・克里利》（Amusing our Daughters， for Robert Creeley）、《豪吟》（Singing Aloud）。古代中国诗人（尤指男性）之间常以彼此倾诉的语调来叙说友情，这是一种汉诗传统。英诗传统则多歌颂爱情。韦译白诗中唱和诗友友情的诗歌占比重较大。凯泽的仿白居易诗对此多有借用，其语调直接而真切。比读白诗《赠梦得》（韦译To Liu Yü-Shi）与《致简》可见其“文本互涉”： 《赠梦得》：年颜老少与君同，眼未全昏耳未聋。放醉卧为春日伴，趁欢行入少年丛。寻花借马烦川守，弄水偷船恼令公。闻道洛城人尽怪，呼为刘白二狂翁{36}。 《致简》：你我相识之时都是年轻的女孩/至今已是二十五年的闺蜜/但是，我们仍能池内畅游、山岗狂奔，不曾气喘吁吁/我们闲居在伊斯基亚岛/这是一个远离我们故乡的世界/在那寻常的集镇/夏日姐妹一起畅饮/而今，我们喜欢被一群群少男拥簇着/心态如常，我们不愿死去/记得十五年前，我们穿着同样的裙装/在马科尔蒂奥的渡船上跳舞/疯狂的如同满月下一岁的母马/晨曦中，我们爬上工人的马车/那些年轻人叫喊着，狂笑着，驱赶着/据说，我们的举止惊呆了弗里奥的人们/他们称你我为“吉安娜”、“卡若琳娜”/两个外国疯女人{37}。 凯泽与白居易对友人均用直率而真挚的语调抒发自己的感情，场景一处在意大利，一处在中国；主人公分别为一双闺蜜，一对男诗友。凯泽先回顾与简交友已25年，当初都是年轻女孩；白居易也感慨“年颜老少与君同”。凯、白对岁月易逝感触颇深，以显示多年友谊的珍贵。庆幸的是，凯泽与简身体强健，仍可以“玩水游山”；白、刘也“眼未全昏耳未聋”。两位诗人都追忆少年时期与朋友一起度过的快乐时光：凯、简一起畅饮、与少男嘻戏、月下狂舞，白、刘同样一道“放醉”、“寻花”（押妓）、“借马”、“偷船”，少男少女的狂妄之举惊人地一致。凯、简的行为震惊了弗里奥（Forio）居民，称之“老外”（straniere，意大利语）；而洛阳人戏称“刘白二狂翁”。由此可见，凯泽《致简》完全是对《赠梦得》诗歌叙事的美国式改写，创作思路几乎雷同，不同的是将诗中男女叙述角色互换而已。“性别换位，更突显了《致简》的女性主义色彩。……凯泽接受白居易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38}。可以肯定的是，《致简》充分彰显了白居易友情诗歌模式，发出了美国现代诗歌中的白诗闪光点。 白诗《山中独吟》，韦利稍作创译，译为《山中狂吟》。凯泽的《豪吟》则完全是“抄袭”，绝大多数诗行为韦译的“述译”。不谙中文的凯泽从韦利那里“窃取”《山中独吟》，据为己有，并成为美国广为传唱的优美诗篇。这从另一个侧面也证明了白居易诗歌及其韦利译文的成功之处。 五、结语 千年之后，中国唐代伟大“诗魔”白居易巧遇英国故知、翻译家韦利，开始了世界性的远游。韦利的白诗译文特色鲜明，使其千百年后得以复活。不仅如此，韦译白诗享誉英语诗坛，影响了大批现代诗人的诗歌写作，成为他们创作题材的来源、诗技师承的标杆及诗魂交流的密友。韦利的白诗译介是民族文学汇入世界文学的成功个案，对于中外文学交流与会通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与参考价值。 ① 赵毅衡：《对岸的诱惑：中西文化交流记》，四川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243页。 ② 江岚：《唐诗西传史论――以唐诗在英美的传播为中心》，学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7页。 ③ 吴伏生：《汉诗英译研究：理雅各、翟理斯、韦利、庞德》，学苑出版社2012年版，第272页。 ④{36} 彭定求：《全唐诗》，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4991页、第2359页。 ⑤肖伟韬：《白居易生存哲学本体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76页。 ⑥ [美]史景迁：《中国纵横：一个汉学家的学术探索之旅》，夏俊霞译，上海远东出版社2005年版，第384页。 ⑦⑧⑨{16} Ivan Morrison， Madly Singing in the Mountains： An Appreciation and Anthology of Arthur Waley. London： Walker and Company， 1970， p.85， p.85， p.9， p.152. ⑩{11}{12}{15}{17}{18}{19}{29}{34} Arthur Waley， A Hundred and Seventy Chinese Poems. London： Constable & Company Ltd， 1918， p.7， p.4， p.110， p.19， p.165， p.19， p.150， p.163， p.151. {13} Arthur Waley， Chinese Poems.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46， pp.5-6. {14} Humbert Wolfe， The Augustan Books of English Poetry（Second Series）. London： Ernest Benn Ltd， 1927， p.iii. {20}{22} Arthur Waley， More Translations from Chinese Poems.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19， p.6， p.66. {21} Harriet Monroe， Waley’s Translations from the Chinese. Poetry， 1920， No. 6， pp.337-342. {23} 吕叔湘：《中诗英译比录》，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0页、第13页。 {24} Walter Benjamin， The Task of Translator. Schulte Rainer & Biguenet John， Theories of Translation： An Anthology of Essays from Dryden to Derrida. Chicago： The Press of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23， pp.71-82. {25} 程章灿：《东方古典与西方经典――魏理英译汉诗在欧美的传播及其经典化》，《中国比较文学》2007年第1期。 {26} Kenneth Rexroth， Love and the Turning Year： One Hundred More Poems from the Chinese. New York： New Directions， 1970， p126. {27}{30} W.C. Williams， The Collected Poems of William Carlos Williams（Vol.2）. New York： New Directions， 1989， p.500， p.133. {28} Kenneth Rexroth， The Collected Shorter Poems of Kenneth Rexroth. New York： New Directions， 1967， p.20. {31} Marianne Moore， The Dial： Scofield Thayer. New York： The Dial Publishing Company， 1921， p.280. {32}{38} 朱徽：《中美诗缘》，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75页、第561页。 {33} James Wright. As I Stop over a Puddle at the End of winter， I Think of an Ancient ChineseGovernor.http：//www.poemhunter.com/poem/as-i-step-over-a-puddle-at-the-end-of-winter-i-t. 2014-8-13. {35} 张振翱：《卡洛琳・凯瑟与她的拟中国古诗》，《东吴教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6期。 {37} Carolyn Kizer， Cool， Calm & Collected： Poems 1960-2000. Washington： Copper Canyon Press， 2001， p.85. （责任编辑：张卫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