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国权
中国报业 2010年11期
新闻出版体制改革在刚开始试点时，许多人对新闻出版体制改革还心存各种各样的疑惑，也确实，转企改制的过程中面临着各种各样非常现实的困难。但是，近年来，随着试点单位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这些疑惑正在实践中逐渐得到解答。
钱从哪里来？
改革是否成功的关键，一是看报社是否获得发展前景和空间；二是员工利益是否得到保证。二者不可或缺。在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进程中，可以说，员工利益能否得到保证是很多媒体从业人员最关注的，也是影响改革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
要保证员工利益，转企改制的关键是要解决钱从哪里来的问题？
许多报社成立时间较长，事业编制人员成本负担较重，转制后又面临社保补缴和事企退休金剪刀差等问题，资金压力较大。
《中国汽车报》转企后就面临着需要解决员工身份转换带来的成本问题。目前报社有66 个事业编制，40 多个在编人员，事业编制的员工一般参加工作较早，年龄较大，继续工作的时间不会太长。如果按照企业员工身份退休，养老金就要低很多，如何保证这些员工转企后的退休金能够与原事业单位达到平衡，这是一个难点。
中国汽车报社副社长李春雷曾做了一个测算：如果按照一个事业单位编制员工未来5-10 年退休，1 个月5000 元的养老金来计算，一个转制员工一年就需要预备6 万元的养老金费用，领取20 年就是120万的成本，按照汽车报社40 个在编人员来算，就需要4800 万元的养老金成本。2008 年，中国汽车报社的年销售收入是1.4018 亿元，利润约为2000 多万，虽然报社收益每年都呈两位数增长，但这笔养老金成本对报社而言，依然是笔很大的开支。
“发展中的问题需要通过发展来解决”。同样，报刊转企改制出现的很多问题都必须依靠报刊的发展壮大来解决。
中国文化报社社长孔繁灼表示，转企改制首先要稳定职工思想情绪，单纯依靠说服、思想教育、政策宣传是不够的，最根本的还是要依靠企业的发展，解决职工面临的实际问题。“改革不是给职工讲什么宏伟蓝图，而是要让他们在有事业成就感的同时，生活质量也比原来有明显提高。改革就是要让集体得发展、职工得实惠，这是一个基本原则。只有这样，职工才能真正拥护改革。改制以前，《中国文化报》职工每年的收入都在增长，这也是大家支持改革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果改革以后职工在利益上没有得到什么实惠，收入反而降低了，那我们的改革就是失败的，这样的改革不会持久。”
太原日报报业集团通过体制改革壮大了报业经济，进一步释放了经营机制活力，解决了转企改制中“钱从哪里来”的问题。2009 年，集团克服金融危机和经济下行压力大等不利因素影响，全年完成营业收入2.1 亿元，实现利润创历史最高水平，经营总额利润同比增长了115.4%。各公司经营指标全线飘红。改革使员工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通过不断改革和加快发展，涉及广大员工的职称兑现、调资升级、各种保险、分房调房、福利待遇等方方面面的问题得到了实实在在的解决。截至去年底，集团在职员工每月人均收入比2006 年底平均增加了千元左右，员工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实惠。改革也就有了持续的基础。
还有一些试点单位采用“分期付款”方式来解决“钱从哪里来”的问题。机电商报社是第一批试点单位之一，1999 年4 月，国务院通过了国家经贸委管理的10 个国家局所属科研机构管理体制改革的实施意见，中国农机院由原机械工业部所属科研事业单位转制为国家直属大型科技企业，实施意见中规定有5 年的过渡期，机电商报社得以通过“分期付款”的方式逐年按比例解决职工社会保障的成本，没有给经营状况造成太大的压力。
员工“身份”怎么解决？
转企改制的重要一环是员工身份由事业编制变成企业，这是关系到员工切身利益的大问题。有些职工存在顾虑，原来自己是事业编制，转企之后，行政编制、级别、职务全没了，退休后拿的是社保，担心福利待遇会受到影响。在出版社的转企过程中，就有一些领导层和快要退休的人员要求到事业单位退休，或者调到事业单位工作。许多人对转企改制的抵触也源于此。因此，有些报刊社还希望保留“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模式，这样可以享受事业单位的保障，以免转制为企业后失去事业身份的庇护，被放逐到市场中参与竞争。
身份问题说到底是利益问题，关键是如何保证员工的利益。
《北京青年报》编辑部现有事业编制500 人，尽管没有行政级别，一切待遇都按照企业管理，北京青年报社社长、北青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延平介绍，要将这500 人妥为安置颇为不易，就连换岗都很难，更不要说淘汰了。在北青传媒上市后，张延平曾做出决定，让北青报编辑部的一些人到上市公司工作，但这些人说什么都不去，他们最大的担心是失去事业身份，后来报社承诺，出去的人退休后收入不及事业单位水平的，报社补齐。如今有100 多人尽管在北青报社以外的岗位工作，但工资却依然在报社拿。
《中国证券报》、《国家电网报》、《京华时报》是已经完成转制的媒体。员工的身份已基本得到妥善解决，但是它们的情况比较特殊，不具典型性。《中国证券报》最初的十几位员工是从《瞭望》周刊和新华社经济信息部抽调过去的，在1993 年划定企业身份时，报社明确规定：愿意到《中国证券报》做企业员工的就过来，否则留在原单位，过来的员工一律按照企业员工缴纳社保。《国家电网报》是国家电网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主管单位是企业身份，直接进行的是企业法人注册，而且薪酬待遇和社保都是按照企业标准在执行，不存在心理上和待遇上的落差。《京华时报》成立时原有编制内的老员工已经分流，部分转到了外国专家局等其他单位，留在报社只有十几个人，后来发展起来的1900 名员工都是企业员工，因而没有太大负担。
而在一些比较典型的事业型媒体单位中，身份的转换、利益的剪刀差则是必须解决的问题。
中国文化报社在改制中，依靠企业本身的年金制来解决职工的养老问题，从2008 年开始，报社将退休职工收入凡低于3000 元的，一律补到3000 元以上。按照规定，转企改制后5 年过渡期内，退休人员的养老问题仍然执行之前事业单位的标准。过渡期结束后，如果国家出台的新政策未将事业和企业之间的差距拉平，报社将依靠企业本身的年金制给退休人员补足事企之间的剪刀差，即每年储备一部分资金专门用于解决职工的养老问题，让职工没有后顾之忧。
机电商报社从2001 年开始给全体职工交纳保险，费用全部由报刊社承担。通过3 年的准备，到2004年报刊社争取改制试点时，人事负担已经不是很重。到改制完成，社聘和集团聘的职工在保险方面基本统一，都享有五险一金。在职工代表要求下，在原有五险一金基础上又增加了企业年金和补充医疗保险。改制中，卓众出版也采用“老人老办法、中人中办法、新人新办法”，并且有一些突破。分批分期将所有人员实现了身份转换，通过提早进入企业化社会保障体系，把问题逐年消化，为机电商报社在报刊业体制改革中争取了主动。
舆论导向能否保证？
对于新闻主管部门来说，转企之后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对意识形态的把控。可能也正是由于对舆论导向的担心，最早完成转企改制的报刊都是意识形态属性较弱，风险可控性较强的媒体。
《中国证券报》是我国最早完成转企改制的财经类报刊之一。1992 年，中国证券市场刚刚兴起，新华社旗下的《瞭望》周刊经济采编室的几个编辑便开始筹办一份证券市场信息的报纸。但由于运营方式是继承新华社的模式，报道选题、内容审核的层层过关太过繁琐，效率低下，与证券市场对信息适时、快捷的要求不符，而且如果主办单位不懂市场，证券报的人事、管理的自主运营就会受到制约。1993 年，恰逢中央搞改革试点， 《中国证券报》、《计算机报》、《电脑报》等成为第一批改革试点，于是，在1993 年《中国证券报》成立时便注册成为企业。
2005 年12 月底，《国家电网报》在工商管理部门进行了企业法人登记，2008 年7 月改为公司制，2008 年8 月，国家电网报社和中国电力出版社整合成立了英大传媒集团；2007 年6 月26 日， 《机电商报》实现整体转制，成立了北京卓众出版有限公司。这些都属于“意识形态属性较弱”的专业类报刊。
而《京华时报》则是典型的综合新闻类都市报，意识形态属性较强。《京华时报》在2001 年成立时便注册为企业法人。其前身是外国专家局创办的《中国引进时报》，是一家拥有74 个编制的事业单位。2001 年5 月28 日，《京华时报》创刊，并成立京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国有控股企业北京北大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北大青鸟集团控股子公司)入资京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与京华时报社各占50%的股份。从出生时，京华时报社便是一家国有独资的全民所有制企业。《京华时报》在8 年的运作中一直较为平稳，社长吴海民说，“媒体作为企业在内容上肯定是‘听话的’，市场化很高就更‘听话’，如果导向不行，一票否决，企业就倒掉了。”
新闻出版总署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越是市场化的企业越是会对自己的报道负责，我国报刊执行的是事后追惩，除了涉及历史和政治问题的重要报道，现在报刊媒体的报道都是无需提前送审的，靠报社总编辑或主编把关。即便转制为报刊企业后，对舆论的把控也是没有太大变化的，所以《机电商报》等转企后的报刊也没出现所谓舆论导向的问题。”
目前，报刊企业通过三种渠道来实现正确的舆论导向。第一，报刊企业实行国有资本控股，报刊董事长、总经理都由国家任命，对新闻报道采编进行把关；第二，党组领导制度不变，现在新闻报刊的一把手也是党组负责人，党组领导对新闻进行最高把关；第三，我国报刊实行事后追惩，对于违反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报刊企业，相关部门会依法做出相应处理。
总署相关部门负责人认为，在意识形态上，一方面，需要转变观念，其实企业并非比事业单位难管；另一方面，配套的管理和法律法规要跟得上，用行政和法律手段来完善报刊监管，在意识形态上就不会存在什么问题。
“夹心层”报刊划归哪类？
报刊转企改制要坚持分类指导，分为公益性报刊和经营性报刊。根据新闻出版总署的有关精神，公益性报刊所占比例很小，一些中央报刊确定为公益性报刊，主要是考虑到其在某些重点领域内对全国工作的指导意义，地方公益性报刊分类标准及名单的确定应该更为严格。除按照标准确定并公布的公益性报刊外，其他报刊一律确定为经营性报刊。
在实践中，这种划分方式虽然比较明确，但显得有些“硬”。一方面，所有的报刊都有公益性的成分，都要坚守社会责任，都必须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由此，甚至有人疑惑：报刊转企改制后是不是就可以不用管公益了，是不是不用管导向了？另一方面，全国的报刊有几千种，这几千种报刊也并不是非此即彼，难道除了公益性报刊就只有经营性报刊吗？
许多中央和各部委、单位所办报刊，也是党和人民的喉舌，也是舆论阵地，出生以来就被赋予了“事业单位”的身份，大多数历史较长，意识形态属性较强，承担了很多宣传任务和公益事业，如果一刀切都划归为经营性报刊，转企后如果还承担那么繁重的宣传任务和公益事业的话，继续发展可能存在问题。这种报刊的转企较为棘手。
比如《科技日报》、《农民日报》已被列入新闻出版单位转企改制试点单位，转制计划在今年进行。
《科技日报》成立于1986 年，成立后的几年里一直得到主管单位中科院等“四科”的经费支持。1989 年，由于出台了相关规定，《科技日报》易主，科技部取代了四科，“代管” 《科技日报》，接管了经费资助报社的“任务”。据透露，来自科技部的资助费用每年并不固定，在500 万元到1000 万元这一范围。
《科技日报》一直鲜有广告，报社目前的一个重要市场业务是“软文”，即对企业形象、产品和业务进行宣传性的报道。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主旋律”题材，宣传国家的大政方针；另一方面就是报道科学技术、政府措施、科技人物和事件等。据透露，目前《科技日报》对外公布的日发行量为30 多万份，大部分订户来自科研院所、大专院校以及政府机关。现在的宣传任务和各类公益事业导致内容不怎么受广告客户的青睐。转企后，没有科技部的资助费用，将面临较大经营压力，可能促使它改变内容定位方向和新闻思路，而这种结果，对于各方，都是不可接受的。对于这种“夹心层”报刊来说，经营性报刊的定位和报刊所承担的责任与义务相矛盾。
因此，也有人建议，现在的报刊转企改制的分类方式应有所变化。可以分为公益类、准公益类和经营类三种，以解决“夹心层”报纸的转企难题。对于公益类由政府全资拨款，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保留其经营职能；对于准公益类由政府差额拨款，不足部分由自身经营解决，并允许其参与市场竞争和经营；而对于经营类则应采取公司化运作，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并要实现采编和经营的统一，充分参与市场竞争，由市场决定其生存或退出。
当然，这个建议现在还仅仅是个建议。
作者介绍：陈国权，新华社新闻研究所。
作者：陈国权
中国报业 2010年11期
新闻出版体制改革在刚开始试点时，许多人对新闻出版体制改革还心存各种各样的疑惑，也确实，转企改制的过程中面临着各种各样非常现实的困难。但是，近年来，随着试点单位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这些疑惑正在实践中逐渐得到解答。
钱从哪里来？
改革是否成功的关键，一是看报社是否获得发展前景和空间；二是员工利益是否得到保证。二者不可或缺。在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进程中，可以说，员工利益能否得到保证是很多媒体从业人员最关注的，也是影响改革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
要保证员工利益，转企改制的关键是要解决钱从哪里来的问题？
许多报社成立时间较长，事业编制人员成本负担较重，转制后又面临社保补缴和事企退休金剪刀差等问题，资金压力较大。
《中国汽车报》转企后就面临着需要解决员工身份转换带来的成本问题。目前报社有66 个事业编制，40 多个在编人员，事业编制的员工一般参加工作较早，年龄较大，继续工作的时间不会太长。如果按照企业员工身份退休，养老金就要低很多，如何保证这些员工转企后的退休金能够与原事业单位达到平衡，这是一个难点。
中国汽车报社副社长李春雷曾做了一个测算：如果按照一个事业单位编制员工未来5-10 年退休，1 个月5000 元的养老金来计算，一个转制员工一年就需要预备6 万元的养老金费用，领取20 年就是120万的成本，按照汽车报社40 个在编人员来算，就需要4800 万元的养老金成本。2008 年，中国汽车报社的年销售收入是1.4018 亿元，利润约为2000 多万，虽然报社收益每年都呈两位数增长，但这笔养老金成本对报社而言，依然是笔很大的开支。
“发展中的问题需要通过发展来解决”。同样，报刊转企改制出现的很多问题都必须依靠报刊的发展壮大来解决。
中国文化报社社长孔繁灼表示，转企改制首先要稳定职工思想情绪，单纯依靠说服、思想教育、政策宣传是不够的，最根本的还是要依靠企业的发展，解决职工面临的实际问题。“改革不是给职工讲什么宏伟蓝图，而是要让他们在有事业成就感的同时，生活质量也比原来有明显提高。改革就是要让集体得发展、职工得实惠，这是一个基本原则。只有这样，职工才能真正拥护改革。改制以前，《中国文化报》职工每年的收入都在增长，这也是大家支持改革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果改革以后职工在利益上没有得到什么实惠，收入反而降低了，那我们的改革就是失败的，这样的改革不会持久。”
太原日报报业集团通过体制改革壮大了报业经济，进一步释放了经营机制活力，解决了转企改制中“钱从哪里来”的问题。2009 年，集团克服金融危机和经济下行压力大等不利因素影响，全年完成营业收入2.1 亿元，实现利润创历史最高水平，经营总额利润同比增长了115.4%。各公司经营指标全线飘红。改革使员工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通过不断改革和加快发展，涉及广大员工的职称兑现、调资升级、各种保险、分房调房、福利待遇等方方面面的问题得到了实实在在的解决。截至去年底，集团在职员工每月人均收入比2006 年底平均增加了千元左右，员工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实惠。改革也就有了持续的基础。
还有一些试点单位采用“分期付款”方式来解决“钱从哪里来”的问题。机电商报社是第一批试点单位之一，1999 年4 月，国务院通过了国家经贸委管理的10 个国家局所属科研机构管理体制改革的实施意见，中国农机院由原机械工业部所属科研事业单位转制为国家直属大型科技企业，实施意见中规定有5 年的过渡期，机电商报社得以通过“分期付款”的方式逐年按比例解决职工社会保障的成本，没有给经营状况造成太大的压力。
员工“身份”怎么解决？
转企改制的重要一环是员工身份由事业编制变成企业，这是关系到员工切身利益的大问题。有些职工存在顾虑，原来自己是事业编制，转企之后，行政编制、级别、职务全没了，退休后拿的是社保，担心福利待遇会受到影响。在出版社的转企过程中，就有一些领导层和快要退休的人员要求到事业单位退休，或者调到事业单位工作。许多人对转企改制的抵触也源于此。因此，有些报刊社还希望保留“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模式，这样可以享受事业单位的保障，以免转制为企业后失去事业身份的庇护，被放逐到市场中参与竞争。
身份问题说到底是利益问题，关键是如何保证员工的利益。
《北京青年报》编辑部现有事业编制500 人，尽管没有行政级别，一切待遇都按照企业管理，北京青年报社社长、北青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延平介绍，要将这500 人妥为安置颇为不易，就连换岗都很难，更不要说淘汰了。在北青传媒上市后，张延平曾做出决定，让北青报编辑部的一些人到上市公司工作，但这些人说什么都不去，他们最大的担心是失去事业身份，后来报社承诺，出去的人退休后收入不及事业单位水平的，报社补齐。如今有100 多人尽管在北青报社以外的岗位工作，但工资却依然在报社拿。
《中国证券报》、《国家电网报》、《京华时报》是已经完成转制的媒体。员工的身份已基本得到妥善解决，但是它们的情况比较特殊，不具典型性。《中国证券报》最初的十几位员工是从《瞭望》周刊和新华社经济信息部抽调过去的，在1993 年划定企业身份时，报社明确规定：愿意到《中国证券报》做企业员工的就过来，否则留在原单位，过来的员工一律按照企业员工缴纳社保。《国家电网报》是国家电网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主管单位是企业身份，直接进行的是企业法人注册，而且薪酬待遇和社保都是按照企业标准在执行，不存在心理上和待遇上的落差。《京华时报》成立时原有编制内的老员工已经分流，部分转到了外国专家局等其他单位，留在报社只有十几个人，后来发展起来的1900 名员工都是企业员工，因而没有太大负担。
而在一些比较典型的事业型媒体单位中，身份的转换、利益的剪刀差则是必须解决的问题。
中国文化报社在改制中，依靠企业本身的年金制来解决职工的养老问题，从2008 年开始，报社将退休职工收入凡低于3000 元的，一律补到3000 元以上。按照规定，转企改制后5 年过渡期内，退休人员的养老问题仍然执行之前事业单位的标准。过渡期结束后，如果国家出台的新政策未将事业和企业之间的差距拉平，报社将依靠企业本身的年金制给退休人员补足事企之间的剪刀差，即每年储备一部分资金专门用于解决职工的养老问题，让职工没有后顾之忧。
机电商报社从2001 年开始给全体职工交纳保险，费用全部由报刊社承担。通过3 年的准备，到2004年报刊社争取改制试点时，人事负担已经不是很重。到改制完成，社聘和集团聘的职工在保险方面基本统一，都享有五险一金。在职工代表要求下，在原有五险一金基础上又增加了企业年金和补充医疗保险。改制中，卓众出版也采用“老人老办法、中人中办法、新人新办法”，并且有一些突破。分批分期将所有人员实现了身份转换，通过提早进入企业化社会保障体系，把问题逐年消化，为机电商报社在报刊业体制改革中争取了主动。
舆论导向能否保证？
对于新闻主管部门来说，转企之后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对意识形态的把控。可能也正是由于对舆论导向的担心，最早完成转企改制的报刊都是意识形态属性较弱，风险可控性较强的媒体。
《中国证券报》是我国最早完成转企改制的财经类报刊之一。1992 年，中国证券市场刚刚兴起，新华社旗下的《瞭望》周刊经济采编室的几个编辑便开始筹办一份证券市场信息的报纸。但由于运营方式是继承新华社的模式，报道选题、内容审核的层层过关太过繁琐，效率低下，与证券市场对信息适时、快捷的要求不符，而且如果主办单位不懂市场，证券报的人事、管理的自主运营就会受到制约。1993 年，恰逢中央搞改革试点， 《中国证券报》、《计算机报》、《电脑报》等成为第一批改革试点，于是，在1993 年《中国证券报》成立时便注册成为企业。
2005 年12 月底，《国家电网报》在工商管理部门进行了企业法人登记，2008 年7 月改为公司制，2008 年8 月，国家电网报社和中国电力出版社整合成立了英大传媒集团；2007 年6 月26 日， 《机电商报》实现整体转制，成立了北京卓众出版有限公司。这些都属于“意识形态属性较弱”的专业类报刊。
而《京华时报》则是典型的综合新闻类都市报，意识形态属性较强。《京华时报》在2001 年成立时便注册为企业法人。其前身是外国专家局创办的《中国引进时报》，是一家拥有74 个编制的事业单位。2001 年5 月28 日，《京华时报》创刊，并成立京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国有控股企业北京北大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北大青鸟集团控股子公司)入资京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与京华时报社各占50%的股份。从出生时，京华时报社便是一家国有独资的全民所有制企业。《京华时报》在8 年的运作中一直较为平稳，社长吴海民说，“媒体作为企业在内容上肯定是‘听话的’，市场化很高就更‘听话’，如果导向不行，一票否决，企业就倒掉了。”
新闻出版总署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越是市场化的企业越是会对自己的报道负责，我国报刊执行的是事后追惩，除了涉及历史和政治问题的重要报道，现在报刊媒体的报道都是无需提前送审的，靠报社总编辑或主编把关。即便转制为报刊企业后，对舆论的把控也是没有太大变化的，所以《机电商报》等转企后的报刊也没出现所谓舆论导向的问题。”
目前，报刊企业通过三种渠道来实现正确的舆论导向。第一，报刊企业实行国有资本控股，报刊董事长、总经理都由国家任命，对新闻报道采编进行把关；第二，党组领导制度不变，现在新闻报刊的一把手也是党组负责人，党组领导对新闻进行最高把关；第三，我国报刊实行事后追惩，对于违反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报刊企业，相关部门会依法做出相应处理。
总署相关部门负责人认为，在意识形态上，一方面，需要转变观念，其实企业并非比事业单位难管；另一方面，配套的管理和法律法规要跟得上，用行政和法律手段来完善报刊监管，在意识形态上就不会存在什么问题。
“夹心层”报刊划归哪类？
报刊转企改制要坚持分类指导，分为公益性报刊和经营性报刊。根据新闻出版总署的有关精神，公益性报刊所占比例很小，一些中央报刊确定为公益性报刊，主要是考虑到其在某些重点领域内对全国工作的指导意义，地方公益性报刊分类标准及名单的确定应该更为严格。除按照标准确定并公布的公益性报刊外，其他报刊一律确定为经营性报刊。
在实践中，这种划分方式虽然比较明确，但显得有些“硬”。一方面，所有的报刊都有公益性的成分，都要坚守社会责任，都必须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由此，甚至有人疑惑：报刊转企改制后是不是就可以不用管公益了，是不是不用管导向了？另一方面，全国的报刊有几千种，这几千种报刊也并不是非此即彼，难道除了公益性报刊就只有经营性报刊吗？
许多中央和各部委、单位所办报刊，也是党和人民的喉舌，也是舆论阵地，出生以来就被赋予了“事业单位”的身份，大多数历史较长，意识形态属性较强，承担了很多宣传任务和公益事业，如果一刀切都划归为经营性报刊，转企后如果还承担那么繁重的宣传任务和公益事业的话，继续发展可能存在问题。这种报刊的转企较为棘手。
比如《科技日报》、《农民日报》已被列入新闻出版单位转企改制试点单位，转制计划在今年进行。
《科技日报》成立于1986 年，成立后的几年里一直得到主管单位中科院等“四科”的经费支持。1989 年，由于出台了相关规定，《科技日报》易主，科技部取代了四科，“代管” 《科技日报》，接管了经费资助报社的“任务”。据透露，来自科技部的资助费用每年并不固定，在500 万元到1000 万元这一范围。
《科技日报》一直鲜有广告，报社目前的一个重要市场业务是“软文”，即对企业形象、产品和业务进行宣传性的报道。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主旋律”题材，宣传国家的大政方针；另一方面就是报道科学技术、政府措施、科技人物和事件等。据透露，目前《科技日报》对外公布的日发行量为30 多万份，大部分订户来自科研院所、大专院校以及政府机关。现在的宣传任务和各类公益事业导致内容不怎么受广告客户的青睐。转企后，没有科技部的资助费用，将面临较大经营压力，可能促使它改变内容定位方向和新闻思路，而这种结果，对于各方，都是不可接受的。对于这种“夹心层”报刊来说，经营性报刊的定位和报刊所承担的责任与义务相矛盾。
因此，也有人建议，现在的报刊转企改制的分类方式应有所变化。可以分为公益类、准公益类和经营类三种，以解决“夹心层”报纸的转企难题。对于公益类由政府全资拨款，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保留其经营职能；对于准公益类由政府差额拨款，不足部分由自身经营解决，并允许其参与市场竞争和经营；而对于经营类则应采取公司化运作，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并要实现采编和经营的统一，充分参与市场竞争，由市场决定其生存或退出。
当然，这个建议现在还仅仅是个建议。
作者介绍：陈国权，新华社新闻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