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健康：中国当今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 郑红娥
【专题名称】社会学
【专 题 号】C4
【复印期号】2003年07期
【原文出处】《社会》(沪)2003年03期第4～7页
世界卫生组织(WHO)在其宪章中对健康作出如下定义：“健康不仅仅是没有疾病或不虚弱，而是身体的、精神的健康和社会适应良好的总称。”由此可见，随着社会的进步，健康将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同时人们也将对健康提出更高的要求和标准。从上述定义中，我们得知健康由三个方面的内容组成：在生理方面，健康是指身体上没有疾病，这是医学方面的标准；在心理方面，健康是指精神健康，如无心理障碍，无精神疾病等；在社会方面，健康是指符合社会规范，没有社会偏离行为，社会适应能力强等。
然而自从进入数字化、网络化、信息化、全球化的现代社会以来，人类的健康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工业文明造成的环境污染、生态恶化引发了新的疾病；在信息爆炸的高风险社会中，人们的心理焦虑普遍增多，同时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孕育的社会动荡造成了社会失范，特别是对新一轮世界格局的争夺所导致国与国之间的激烈竞争，甚至在局部地区引发的战争，都使人类的健康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中国也不例外，伴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以及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增多，引发了一系列健康问题。面对着一个不同于以往且瞬息万变的社会，加上相应的社会安全网没有建立起来，人们的心理焦虑日渐增多。
一
自古以来，就有许多关于健康的论述和论著，其中最重要的观点之一就是“健康是生活方式选择的结果”。卫生工作者、大众传媒和许多与健康相关的学术研究都在不断地向人们传播这样的信息：如果人们要获得健康并希望长寿，就需要在日常生活中避免缺乏锻炼、高脂肪和高胆固醇饮食、紧张、吸烟、滥用药物、接触化学毒物和不良性行为等不健康行为，并接受和坚持经常性的运动，保持良好的心态，杜绝不良嗜好和重视安全保护等健康行为。美国“健康和社会福利部”(OSDHHS)1990年发布报告认为：尽管现代医学和外科手术高度发达，大大减轻了疾病对人类的威胁，减少了人类因病而过早死亡的概率，但却不能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即70%以上的疾病原本都是可以避免的。
这几年来，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对健康问题的研究日益学科化、体系化。健康社会学，原名叫医学社会学，便是这方面的突出成果。正如沃林斯基在《健康社会学》的前言所述：医学社会学改称为健康社会学不仅仅是一种称谓上的改变，而是反映了科学对象和内容的发展，使健康问题的研究由局限于医务人员及其工作的范围扩展到整个卫生保健服务，甚至一切与健康问题有关的种种领域。其结果是医学社会学家或健康社会学家日益被吸引到探索卫生保健政策和规划的问题，探索影响人民健康的社会政治经济因素与社会文化心理因素的问题。总之健康社会学是一门贴近生活、贴近人的发展，并且贴近完整意义上的人的发展的一门学科。
反观中国，中国对健康一词的理解仅仅从生理性机能失调这一角度进行，
而把非生理性机能排除在外，中国人一般倾向于将健康定义为身体无疾病。有关健康的杂志如《大众健康》、《健康》等，大部分的内容都是讨论身体疾病的预防、治疗，以及人生的各种保健等；有关心理健康的知识则由另外的杂志，如《社会心理》、《社会心理咨询》等提供；而社会健康方面的问题根本未列入健康的范围。社会方面不健康的现象，或被列入社会心理分析的范围，或被列入失范行为、犯罪行为分析的范围。即使对生理方面的健康即身体健康的关注，也仅仅是从医学、体育方面予以考虑，而根本未纳入社会学的视野。即便是对人的身体疾病进行治疗、防治等的机构，如医院、卫生局、防疫站也是流于形式，各级政府对卫生保健服务系统的工作基本上是处于“放权”不管的情况。
世界卫生组织估计由于缺乏体力活动，每年有2000多万人死亡。由于饮食不良、体力活动不足，加上吸烟，导致了80%以上的人过早发生冠心病。在美国，肥胖每年导致30万人死亡，仅次于吸烟引起的死亡人数。在拉丁美洲、中东和亚洲的许多国家，肥胖的发病率很高，西太平洋的一些岛屿国家肥胖的发病率尤甚。在中国，预计在下一个10年中将有2亿人发生肥胖（《科技文萃》，2002年第6期），中国人的健康同样令人担忧。20世纪末，国家体育总局国民体质监测中心随机抽取样本5333910人，其中青少年304141（学生7-18岁），与1995年相比，其身体素质呈全面降低趋势。形态上，肥胖率大幅增长，城市男性由5.9%增加到10.1%，女性由3%增加到4.9%；农村男性由1.6%增加到了
3.7%，女性由1.2%增加到2.4%；机能上，特别是肌力、耐力和柔韧性下降快
（施亚菊，2002:66）。据1998年国家教委对12.6万名大学生进行的调查发现，近40%的大学生有体虚、易疲劳、失眠、注意力不易集中和情绪不稳定等亚健康状况；清华大学对1988-1998年休学学生的分类统计发现，其中近50%是由于精神或神经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又据上海复旦大学医学院精神学教研室季建林等对前来问询的大学生病例分析，以神经症性障碍者为大多数，占69.4%（抑郁、失眠、强迫、焦虑等），人际问题和适应环境问题占14.5%。总之，高校每年因承受能力差、情绪脆弱、神经衰弱等原因退学、休学的学生不断增加，轻生自杀现象也时有发生，给国家、学校、学生家庭及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损失（朱寒笑，2002:72）。除此以外，城市下岗职工由于缺乏技能或未转变观念，面临着社会适应能力再培养的问题；农村大量过剩劳动力由于知识、技能的缺乏也面临着接受再教育的问题；社会失落现象不断增加，给城市社会治安带来很大的隐患。总之，中国人的健康问题应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对健康问题的解决已势在必行，且不容马虎。
二
健康问题之所以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巨大隐患，并最终关系到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成败，是因为一直以来，我们忽视了这个问题，并把这个问题归于医学的解决范围，坚信随着科技的创新和医学的发达，一切健康问题都能迎刃而解。事实上，医学并不能解决一切健康问题，如心理和社会方面的健康问题，况且对于一些疑难杂症，医学也束手无措。
中国自1949年以来，一直倾向于把健康理解为身体无疾病，而提高国民健康的主要办法无疑是对全民健身的强调和执行。对心理健康问题的发现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是在1980年代。1980年代以来，由于心理疾病的增多，如抑郁、焦虑、悲观厌世等，特别是中小学生心理问题的增多，促使了一系列有关心理咨询的组织和杂志的创办。如在各个学校建立了心理咨询室，社会上开通
了心理咨询电话，《社会心理咨询》、《社会心理》等杂志也纷纷创办。但是，心理健康问题的重要性只是为教师和社会工作者所认识，对于大多数社会民众来说，健康就是身体无疾病，所谓心理健康对他们来说是陌生的。关于社会健康方面的问题，中国人就更感生疏了。个人对于社会的不适应以及其他一些不健康的社会行为如失范、犯罪等，或被纳入在职培训、再就业的范围，或被纳入社会学研究视野，从未将其与人的健康联系起来。
健康问题之所以成为中国乃至全世界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是与现代性的出现分不开的。正是现代性的出现导致了全球身体运动缺乏现象的产生，并使得心理焦虑和社会不适应感在全球蔓延。
身体运动的缺乏是“现代性”的后果之一。“现代性”是一把“双刃剑”，在带给社会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及人类便利舒适的生活的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负面效应，如空气污染、生态破坏以及种种“现代文明病”等。这些负面效应无疑是人类健康的主要“克星”。首先，产业结构的变化导致身体运动的减少。以第二产业甚至第三产业的发展为主的产业结构减少了人的体力活动，并且日益机械化、自动化的作业程序使人成为机器中固定的“小螺丝”。在日益单调、乏味的重复性作业中、人日渐丧失其创造性，人的“内本质”被异化。其次，随着市场机制的深入，把一切东西都纳入机制中，使人养成了“好逸恶劳”的恶习。市场机制背后的哲学基础是功利主义哲学，功利主义在市场运行中被大大强化，其具体运作逻辑是不断刺激人的需求和激发人的欲望。而发达的交通、便利的通讯以及一切自动化的工作程序，使人足不出户就可以购物、消费，使人的欲望得以“即时”满足。并且由于一切体育设施、运动场所被纳入市场机制中，其高收费使众多的人“望洋兴叹”、不敢问津。再其次，竞争机制的推行，使人忙于工作，穷于运动；使人急于算计，难承失败。社会对成功人士的评价体系，如忙碌、积极参与市场竞争、拥有金钱和名望、享有由专人提供服务的高档待遇等导致身体运动缺乏，心理困扰增多。最后，中国社会正处于剧烈的转型时期，正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20年来，中国社会环境变化幅度之大，变化速度之快，这在以前是难以想象的。在这个特定时期，社会成员对于新的社会环境、新的行为方式和新的规则往往存在着一种抗拒、认可、认同的复杂不安的心理状态。再加上计划经济体制下一系列保障制度的改革，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规章制度正在建立中，特别是社会安全网的明显滞后（社会保障制度），使得部分社会成员普遍出现焦虑、失落的现象，犯罪行为也在不断增多。
国民的健康始终是和民族的命运、国家的兴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邪片战争时间，中国的仁人志士为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积极地学习西方先进思想，并把提高中国人民的体质，开化中国人民的智力作为主要的救国方略来抓。最早从历史角度谈到体育的是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严复。1895年他在天津《直报》上发表《原强》一文，讨论国家富强之道。他根据西方体育、教育和经济、事军发展的历史，提出力、智、德三育是强国之本，而“民之手足体力”又是基础的基础。康有为是中国教育史上明确提出学生在德、智、体三方面协调发展思想的第一人，他认为“德育、智育、体育三者，为教育上缺一不可之物。”谭嗣同认为只有“喜动”，社会才会“崛兴”，故“西人喜动而霸五洲，驯致士亦尚体操，妇女亦侈移动，此其崛兴为何如矣”。抨击“言静者惰，归之暮气，鬼道也”，从而提出了静、惰心导致中国灭亡的思想。总之，在鸦片战争之后至新中国建立前，提高中华民族的体质，开化中华民族的智力始终成为救
国的主题。如何改善和提高国民的健康问题，始终是同救亡图存联系在一起。即使在国民革命战争时期，以毛泽东为领导的红军也不忘在长征的艰苦环境中开展体育比赛来锻炼、提高士兵的身体素质。毛泽东一向都很重视提高国民体质，认为国民体质与国家的兴旺有着密切的联系。他提出“身体是革命的本钱”的口号，积极提高士兵的身体素质。具有良好的身体素质、严明的纪律、不断接受新知识洗礼的军队是中国人民克敌制胜，取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三大法宝。
如果说在1949年以前，国民的健康是和救亡图存运动紧密相连的话，新中国建国以后，国民的健康便和国家的地位紧密联系在一起。新中国建立之初，出于新民主主义体育应当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认识（冯文彬，1950），十分强调我们的体育事业一定要为人民服务，要为国防和国民健康的利益服务（朱德，1950）。1952年是中国体育发展史上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1952年6月荣高棠在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成立时代表体总筹委会作的报告，表明“普及”是建国初期我国体育的基本目标，并且制定了中国体育的两个指导性文件，即“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和“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52年为参加赫尔辛基奥运会而发布的"2.18"通知，表明国家已经开始把体育（准确说是竞技体育）与“国家地位”联系在一起，“提高”的地位也因此而大大突出。体育仍然以普及为基本目标，但普及再也不是唯一的目标。为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和激励民族精神，竞技也开始成为体育的基本目标，并且在后来的发展中变得越来越重要（谭华、王玉立，2002:22）。再看群众体育方面，尽管在1952年5月新中国颁布了第一个“国家体育锻炼标准”，即《劳卫制》，1995年又颁发了《全国健身计划纲要》，并且国家领导人一向都很重视国民的健康问题。从毛泽东的“体育是关系六亿人民健康的大事”，邓小平的“把体育运动普及到广大人民群众中去”，到江泽民的“体育的中心任务、重要任务是保证人民身体健康”，说明国家一直非常重视国民的健康。然而由于资源的短缺，以及其他种种的政治、社会原因，大力发展生产，改善人们生活便成为国家关注的重心。希望以竞技体育成绩反映国民健康水平，无疑使得竞技体育置于优先发展的地位，如何在奥运会、亚运会上取得好成绩，如何夺取更多的金牌已成为体育界的发展重心，整个社会的文化价值取向已经从健身强体服务于社会，转变到获取更多的亚运会及奥运会金牌上来。正如江流水在《寻找新的“奶酷”——体育改革与发展目标视角新议》一文中讲到的，竞技体育已不足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体育文化需求了。随着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群众自身的健身需求正在成为主要的体育需求，这种需求恰恰可能就是体育工作要寻找的新“奶酷”（江流水，2002:89）。
以上这些并不是在叙述体育发展的历史，而是在追溯健康背后人们的文化价值取向的变化。从为救亡图存而重视国民的健康，到为争取民族解放而强调国民的健康，再到为建设新中国而重视国民的健康，最后到夺取金牌而强调国民的健康，说明了正是在全国乃至全世界形成了一种以金牌数来反映一国的健康水平的价值取向下，大众体育或全民健身处于一种被忽视的地位，身体运动的缺乏无疑成为一种全世界的趋势，运动的缺乏无疑又是导致疾病增多的主要原因。
三
除以上原因外，还有其他种种原因导致的健康问题成为中国当今社会问题。 第一，中国教育传统的消极影响。儒家思想一贯重视身心兼备的教育，其
教育理念是培养能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才。孔子在其教育活动中十分强调休闲娱乐的教育功能，提出“乐教”；主张选择有利于完成个人道德修养的活动方式，孔子并且将自身的养生之道贯彻于教育活动之中，将健身养心归结为“移风易俗，天下皆宁”。尽管孔子强调寄教于“体”中，但他排斥仅以满足以身心欢娱为目的的活动，将其视为费力劳动，不合“君子勤礼，小人尽力”的古训。从而提倡重文轻武，去武行文，废力尚德，主张使用合于礼的“雅戏”，后世许多对休闲娱乐活动的偏见即滋生于此。由于儒家思想代表的是官方的正统思想，其思想原则早已渗透人们的日常生活，并成为中国人基本的价值取向，这也是中国教育传统中“轻体”的历史原因。再加上当今世界正进入信息时代、数字时代、知识经济时代，新的时代对人的创新能力提出了更高、更紧迫的要求，全世界各国为谋取在新时代下有利于自身的政治、经济格局，大肆鼓吹高技能、高学历的人才培养战略，使得整个世界掀起了一股高学历、高文凭的热潮。中国也不例外，考研、考博热盛行；“八仙过海，各显灵通”，出国留学浪潮一浪高于一浪。整个社会为获得更好的读书、学习机会以便求得更好的发展而骚动不安，从而造成整个世界推崇“智育”，忽略“体育”的风气。
第二，现有教育体制的弊端。中国自提倡实行素质教育、废除应试教育以来，尽管贯彻素质教育的口号声声，然而在实际的教育运作中，仍是应试教育在发挥作用。在实际运行中，为了追求升学率或为了考上名牌大学，老师或家长频频地向学生施加无穷的压力。休闲娱乐及体育锻炼时间的减少，再加上学习的重压使得不少学生身体素质下降、心情抑郁、心理紧张、社会适应力差等。并且，在实际的体育教学中也存在着许多的弊端。首先在体育教学上没有体现“健康第一，提高身体素质”的宗旨。学校体育要树立“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这就要求一方面体育教师要认真传授身体锻炼的知识、技术和技能，增强学生体质，培养学生体育锻炼的兴趣和习惯，另一方面克服片面追求升学率，导致学生学业繁重、睡眠严重不足、体质下降等以牺牲学生身体健康为代价换取分数的倾向。然而在实践中认为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就是提高学生的力量、速度、耐力、灵敏、柔韧等运动素质，致使学生体育竞技化（王良民，2002），从而严重忽视了对学生进行健康运教育。在教学方式上的“一讲解、二示范、三练习、四纠正错误、五巩固提高”的单一模式，不但束缚了体育教学方法自身的进步与发展，而且由于忽视学生在学习中的智力和非智力因素（动机、兴趣、情感、意志）的作用，限制了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发挥，从而使体育教学流于形式；在教学内容上，不但重视实践课，忽视理论课，就是偶尔因下雨等原因而上的理论课，也是以读资料、自学为主，忽视理论的重要性，并且教学内容始终落在运动技术教学上，而学生体质的增强，健身意识的形成，健身能力的培养，健身文化的陶冶，健身习惯的养成被严重忽视。
总之，中国人的健康问题，作为一个“潜伏”的最根本的社会问题，亟须认真研究。在这个领域可以借鉴西方已有的相关学术研究成果和实际经验，特别是健康社会学的研究，建立与现代化相适应的新的健康观念，使全社会都来关注和解决人的健康问题。
【参考文献】
[1] ［美］F·D·沃林斯基，1994，《健康社会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 施亚菊，2002，《健康教育与体育》，《体育文化导刊》第5期。
[3] 朱寒笑，2002，《大学生亚健康状况及分析》，《体育文化导刊》第3期。
[4] 冯文彬，1950，《新民主主义的国民体育》，《新体育》。
[5] 朱德，1950，在全国体育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致词。
[6] 谭华、王玉立，2002，《共和国体育史上的1950年》，《体育文化导刊》第3期。
[7] 江流水，2002，《寻找新的奶酷—体育改革与发展目标视角新议》，《体育文化导刊》第4期。
[8] 王良民，2002，《论身体素质教育》，《体育文化导刊》第4期。^
国民健康：中国当今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 郑红娥
【专题名称】社会学
【专 题 号】C4
【复印期号】2003年07期
【原文出处】《社会》(沪)2003年03期第4～7页
世界卫生组织(WHO)在其宪章中对健康作出如下定义：“健康不仅仅是没有疾病或不虚弱，而是身体的、精神的健康和社会适应良好的总称。”由此可见，随着社会的进步，健康将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同时人们也将对健康提出更高的要求和标准。从上述定义中，我们得知健康由三个方面的内容组成：在生理方面，健康是指身体上没有疾病，这是医学方面的标准；在心理方面，健康是指精神健康，如无心理障碍，无精神疾病等；在社会方面，健康是指符合社会规范，没有社会偏离行为，社会适应能力强等。
然而自从进入数字化、网络化、信息化、全球化的现代社会以来，人类的健康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工业文明造成的环境污染、生态恶化引发了新的疾病；在信息爆炸的高风险社会中，人们的心理焦虑普遍增多，同时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孕育的社会动荡造成了社会失范，特别是对新一轮世界格局的争夺所导致国与国之间的激烈竞争，甚至在局部地区引发的战争，都使人类的健康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中国也不例外，伴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以及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增多，引发了一系列健康问题。面对着一个不同于以往且瞬息万变的社会，加上相应的社会安全网没有建立起来，人们的心理焦虑日渐增多。
一
自古以来，就有许多关于健康的论述和论著，其中最重要的观点之一就是“健康是生活方式选择的结果”。卫生工作者、大众传媒和许多与健康相关的学术研究都在不断地向人们传播这样的信息：如果人们要获得健康并希望长寿，就需要在日常生活中避免缺乏锻炼、高脂肪和高胆固醇饮食、紧张、吸烟、滥用药物、接触化学毒物和不良性行为等不健康行为，并接受和坚持经常性的运动，保持良好的心态，杜绝不良嗜好和重视安全保护等健康行为。美国“健康和社会福利部”(OSDHHS)1990年发布报告认为：尽管现代医学和外科手术高度发达，大大减轻了疾病对人类的威胁，减少了人类因病而过早死亡的概率，但却不能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即70%以上的疾病原本都是可以避免的。
这几年来，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对健康问题的研究日益学科化、体系化。健康社会学，原名叫医学社会学，便是这方面的突出成果。正如沃林斯基在《健康社会学》的前言所述：医学社会学改称为健康社会学不仅仅是一种称谓上的改变，而是反映了科学对象和内容的发展，使健康问题的研究由局限于医务人员及其工作的范围扩展到整个卫生保健服务，甚至一切与健康问题有关的种种领域。其结果是医学社会学家或健康社会学家日益被吸引到探索卫生保健政策和规划的问题，探索影响人民健康的社会政治经济因素与社会文化心理因素的问题。总之健康社会学是一门贴近生活、贴近人的发展，并且贴近完整意义上的人的发展的一门学科。
反观中国，中国对健康一词的理解仅仅从生理性机能失调这一角度进行，
而把非生理性机能排除在外，中国人一般倾向于将健康定义为身体无疾病。有关健康的杂志如《大众健康》、《健康》等，大部分的内容都是讨论身体疾病的预防、治疗，以及人生的各种保健等；有关心理健康的知识则由另外的杂志，如《社会心理》、《社会心理咨询》等提供；而社会健康方面的问题根本未列入健康的范围。社会方面不健康的现象，或被列入社会心理分析的范围，或被列入失范行为、犯罪行为分析的范围。即使对生理方面的健康即身体健康的关注，也仅仅是从医学、体育方面予以考虑，而根本未纳入社会学的视野。即便是对人的身体疾病进行治疗、防治等的机构，如医院、卫生局、防疫站也是流于形式，各级政府对卫生保健服务系统的工作基本上是处于“放权”不管的情况。
世界卫生组织估计由于缺乏体力活动，每年有2000多万人死亡。由于饮食不良、体力活动不足，加上吸烟，导致了80%以上的人过早发生冠心病。在美国，肥胖每年导致30万人死亡，仅次于吸烟引起的死亡人数。在拉丁美洲、中东和亚洲的许多国家，肥胖的发病率很高，西太平洋的一些岛屿国家肥胖的发病率尤甚。在中国，预计在下一个10年中将有2亿人发生肥胖（《科技文萃》，2002年第6期），中国人的健康同样令人担忧。20世纪末，国家体育总局国民体质监测中心随机抽取样本5333910人，其中青少年304141（学生7-18岁），与1995年相比，其身体素质呈全面降低趋势。形态上，肥胖率大幅增长，城市男性由5.9%增加到10.1%，女性由3%增加到4.9%；农村男性由1.6%增加到了
3.7%，女性由1.2%增加到2.4%；机能上，特别是肌力、耐力和柔韧性下降快
（施亚菊，2002:66）。据1998年国家教委对12.6万名大学生进行的调查发现，近40%的大学生有体虚、易疲劳、失眠、注意力不易集中和情绪不稳定等亚健康状况；清华大学对1988-1998年休学学生的分类统计发现，其中近50%是由于精神或神经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又据上海复旦大学医学院精神学教研室季建林等对前来问询的大学生病例分析，以神经症性障碍者为大多数，占69.4%（抑郁、失眠、强迫、焦虑等），人际问题和适应环境问题占14.5%。总之，高校每年因承受能力差、情绪脆弱、神经衰弱等原因退学、休学的学生不断增加，轻生自杀现象也时有发生，给国家、学校、学生家庭及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损失（朱寒笑，2002:72）。除此以外，城市下岗职工由于缺乏技能或未转变观念，面临着社会适应能力再培养的问题；农村大量过剩劳动力由于知识、技能的缺乏也面临着接受再教育的问题；社会失落现象不断增加，给城市社会治安带来很大的隐患。总之，中国人的健康问题应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对健康问题的解决已势在必行，且不容马虎。
二
健康问题之所以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巨大隐患，并最终关系到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成败，是因为一直以来，我们忽视了这个问题，并把这个问题归于医学的解决范围，坚信随着科技的创新和医学的发达，一切健康问题都能迎刃而解。事实上，医学并不能解决一切健康问题，如心理和社会方面的健康问题，况且对于一些疑难杂症，医学也束手无措。
中国自1949年以来，一直倾向于把健康理解为身体无疾病，而提高国民健康的主要办法无疑是对全民健身的强调和执行。对心理健康问题的发现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是在1980年代。1980年代以来，由于心理疾病的增多，如抑郁、焦虑、悲观厌世等，特别是中小学生心理问题的增多，促使了一系列有关心理咨询的组织和杂志的创办。如在各个学校建立了心理咨询室，社会上开通
了心理咨询电话，《社会心理咨询》、《社会心理》等杂志也纷纷创办。但是，心理健康问题的重要性只是为教师和社会工作者所认识，对于大多数社会民众来说，健康就是身体无疾病，所谓心理健康对他们来说是陌生的。关于社会健康方面的问题，中国人就更感生疏了。个人对于社会的不适应以及其他一些不健康的社会行为如失范、犯罪等，或被纳入在职培训、再就业的范围，或被纳入社会学研究视野，从未将其与人的健康联系起来。
健康问题之所以成为中国乃至全世界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是与现代性的出现分不开的。正是现代性的出现导致了全球身体运动缺乏现象的产生，并使得心理焦虑和社会不适应感在全球蔓延。
身体运动的缺乏是“现代性”的后果之一。“现代性”是一把“双刃剑”，在带给社会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及人类便利舒适的生活的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负面效应，如空气污染、生态破坏以及种种“现代文明病”等。这些负面效应无疑是人类健康的主要“克星”。首先，产业结构的变化导致身体运动的减少。以第二产业甚至第三产业的发展为主的产业结构减少了人的体力活动，并且日益机械化、自动化的作业程序使人成为机器中固定的“小螺丝”。在日益单调、乏味的重复性作业中、人日渐丧失其创造性，人的“内本质”被异化。其次，随着市场机制的深入，把一切东西都纳入机制中，使人养成了“好逸恶劳”的恶习。市场机制背后的哲学基础是功利主义哲学，功利主义在市场运行中被大大强化，其具体运作逻辑是不断刺激人的需求和激发人的欲望。而发达的交通、便利的通讯以及一切自动化的工作程序，使人足不出户就可以购物、消费，使人的欲望得以“即时”满足。并且由于一切体育设施、运动场所被纳入市场机制中，其高收费使众多的人“望洋兴叹”、不敢问津。再其次，竞争机制的推行，使人忙于工作，穷于运动；使人急于算计，难承失败。社会对成功人士的评价体系，如忙碌、积极参与市场竞争、拥有金钱和名望、享有由专人提供服务的高档待遇等导致身体运动缺乏，心理困扰增多。最后，中国社会正处于剧烈的转型时期，正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20年来，中国社会环境变化幅度之大，变化速度之快，这在以前是难以想象的。在这个特定时期，社会成员对于新的社会环境、新的行为方式和新的规则往往存在着一种抗拒、认可、认同的复杂不安的心理状态。再加上计划经济体制下一系列保障制度的改革，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规章制度正在建立中，特别是社会安全网的明显滞后（社会保障制度），使得部分社会成员普遍出现焦虑、失落的现象，犯罪行为也在不断增多。
国民的健康始终是和民族的命运、国家的兴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邪片战争时间，中国的仁人志士为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积极地学习西方先进思想，并把提高中国人民的体质，开化中国人民的智力作为主要的救国方略来抓。最早从历史角度谈到体育的是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严复。1895年他在天津《直报》上发表《原强》一文，讨论国家富强之道。他根据西方体育、教育和经济、事军发展的历史，提出力、智、德三育是强国之本，而“民之手足体力”又是基础的基础。康有为是中国教育史上明确提出学生在德、智、体三方面协调发展思想的第一人，他认为“德育、智育、体育三者，为教育上缺一不可之物。”谭嗣同认为只有“喜动”，社会才会“崛兴”，故“西人喜动而霸五洲，驯致士亦尚体操，妇女亦侈移动，此其崛兴为何如矣”。抨击“言静者惰，归之暮气，鬼道也”，从而提出了静、惰心导致中国灭亡的思想。总之，在鸦片战争之后至新中国建立前，提高中华民族的体质，开化中华民族的智力始终成为救
国的主题。如何改善和提高国民的健康问题，始终是同救亡图存联系在一起。即使在国民革命战争时期，以毛泽东为领导的红军也不忘在长征的艰苦环境中开展体育比赛来锻炼、提高士兵的身体素质。毛泽东一向都很重视提高国民体质，认为国民体质与国家的兴旺有着密切的联系。他提出“身体是革命的本钱”的口号，积极提高士兵的身体素质。具有良好的身体素质、严明的纪律、不断接受新知识洗礼的军队是中国人民克敌制胜，取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三大法宝。
如果说在1949年以前，国民的健康是和救亡图存运动紧密相连的话，新中国建国以后，国民的健康便和国家的地位紧密联系在一起。新中国建立之初，出于新民主主义体育应当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认识（冯文彬，1950），十分强调我们的体育事业一定要为人民服务，要为国防和国民健康的利益服务（朱德，1950）。1952年是中国体育发展史上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1952年6月荣高棠在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成立时代表体总筹委会作的报告，表明“普及”是建国初期我国体育的基本目标，并且制定了中国体育的两个指导性文件，即“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和“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52年为参加赫尔辛基奥运会而发布的"2.18"通知，表明国家已经开始把体育（准确说是竞技体育）与“国家地位”联系在一起，“提高”的地位也因此而大大突出。体育仍然以普及为基本目标，但普及再也不是唯一的目标。为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和激励民族精神，竞技也开始成为体育的基本目标，并且在后来的发展中变得越来越重要（谭华、王玉立，2002:22）。再看群众体育方面，尽管在1952年5月新中国颁布了第一个“国家体育锻炼标准”，即《劳卫制》，1995年又颁发了《全国健身计划纲要》，并且国家领导人一向都很重视国民的健康问题。从毛泽东的“体育是关系六亿人民健康的大事”，邓小平的“把体育运动普及到广大人民群众中去”，到江泽民的“体育的中心任务、重要任务是保证人民身体健康”，说明国家一直非常重视国民的健康。然而由于资源的短缺，以及其他种种的政治、社会原因，大力发展生产，改善人们生活便成为国家关注的重心。希望以竞技体育成绩反映国民健康水平，无疑使得竞技体育置于优先发展的地位，如何在奥运会、亚运会上取得好成绩，如何夺取更多的金牌已成为体育界的发展重心，整个社会的文化价值取向已经从健身强体服务于社会，转变到获取更多的亚运会及奥运会金牌上来。正如江流水在《寻找新的“奶酷”——体育改革与发展目标视角新议》一文中讲到的，竞技体育已不足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体育文化需求了。随着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群众自身的健身需求正在成为主要的体育需求，这种需求恰恰可能就是体育工作要寻找的新“奶酷”（江流水，2002:89）。
以上这些并不是在叙述体育发展的历史，而是在追溯健康背后人们的文化价值取向的变化。从为救亡图存而重视国民的健康，到为争取民族解放而强调国民的健康，再到为建设新中国而重视国民的健康，最后到夺取金牌而强调国民的健康，说明了正是在全国乃至全世界形成了一种以金牌数来反映一国的健康水平的价值取向下，大众体育或全民健身处于一种被忽视的地位，身体运动的缺乏无疑成为一种全世界的趋势，运动的缺乏无疑又是导致疾病增多的主要原因。
三
除以上原因外，还有其他种种原因导致的健康问题成为中国当今社会问题。 第一，中国教育传统的消极影响。儒家思想一贯重视身心兼备的教育，其
教育理念是培养能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才。孔子在其教育活动中十分强调休闲娱乐的教育功能，提出“乐教”；主张选择有利于完成个人道德修养的活动方式，孔子并且将自身的养生之道贯彻于教育活动之中，将健身养心归结为“移风易俗，天下皆宁”。尽管孔子强调寄教于“体”中，但他排斥仅以满足以身心欢娱为目的的活动，将其视为费力劳动，不合“君子勤礼，小人尽力”的古训。从而提倡重文轻武，去武行文，废力尚德，主张使用合于礼的“雅戏”，后世许多对休闲娱乐活动的偏见即滋生于此。由于儒家思想代表的是官方的正统思想，其思想原则早已渗透人们的日常生活，并成为中国人基本的价值取向，这也是中国教育传统中“轻体”的历史原因。再加上当今世界正进入信息时代、数字时代、知识经济时代，新的时代对人的创新能力提出了更高、更紧迫的要求，全世界各国为谋取在新时代下有利于自身的政治、经济格局，大肆鼓吹高技能、高学历的人才培养战略，使得整个世界掀起了一股高学历、高文凭的热潮。中国也不例外，考研、考博热盛行；“八仙过海，各显灵通”，出国留学浪潮一浪高于一浪。整个社会为获得更好的读书、学习机会以便求得更好的发展而骚动不安，从而造成整个世界推崇“智育”，忽略“体育”的风气。
第二，现有教育体制的弊端。中国自提倡实行素质教育、废除应试教育以来，尽管贯彻素质教育的口号声声，然而在实际的教育运作中，仍是应试教育在发挥作用。在实际运行中，为了追求升学率或为了考上名牌大学，老师或家长频频地向学生施加无穷的压力。休闲娱乐及体育锻炼时间的减少，再加上学习的重压使得不少学生身体素质下降、心情抑郁、心理紧张、社会适应力差等。并且，在实际的体育教学中也存在着许多的弊端。首先在体育教学上没有体现“健康第一，提高身体素质”的宗旨。学校体育要树立“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这就要求一方面体育教师要认真传授身体锻炼的知识、技术和技能，增强学生体质，培养学生体育锻炼的兴趣和习惯，另一方面克服片面追求升学率，导致学生学业繁重、睡眠严重不足、体质下降等以牺牲学生身体健康为代价换取分数的倾向。然而在实践中认为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就是提高学生的力量、速度、耐力、灵敏、柔韧等运动素质，致使学生体育竞技化（王良民，2002），从而严重忽视了对学生进行健康运教育。在教学方式上的“一讲解、二示范、三练习、四纠正错误、五巩固提高”的单一模式，不但束缚了体育教学方法自身的进步与发展，而且由于忽视学生在学习中的智力和非智力因素（动机、兴趣、情感、意志）的作用，限制了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发挥，从而使体育教学流于形式；在教学内容上，不但重视实践课，忽视理论课，就是偶尔因下雨等原因而上的理论课，也是以读资料、自学为主，忽视理论的重要性，并且教学内容始终落在运动技术教学上，而学生体质的增强，健身意识的形成，健身能力的培养，健身文化的陶冶，健身习惯的养成被严重忽视。
总之，中国人的健康问题，作为一个“潜伏”的最根本的社会问题，亟须认真研究。在这个领域可以借鉴西方已有的相关学术研究成果和实际经验，特别是健康社会学的研究，建立与现代化相适应的新的健康观念，使全社会都来关注和解决人的健康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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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施亚菊，2002，《健康教育与体育》，《体育文化导刊》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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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冯文彬，1950，《新民主主义的国民体育》，《新体育》。
[5] 朱德，1950，在全国体育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致词。
[6] 谭华、王玉立，2002，《共和国体育史上的1950年》，《体育文化导刊》第3期。
[7] 江流水，2002，《寻找新的奶酷—体育改革与发展目标视角新议》，《体育文化导刊》第4期。
[8] 王良民，2002，《论身体素质教育》，《体育文化导刊》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