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春天，我们开车到了美国南海岸的新奥尔良。这是一个富人区与穷人区截然分开、对比鲜明的城市。
为了浏览南北战争之前建成的南方庄园式的豪门大院、花园街景，我们开车在城市转了几圈，一会儿进入富人区，一会儿拐到穷人区。看过一个富丽堂皇的宅院后，我们开进了一条破烂的街巷。街角上有一个电话亭，粗粗的钢质话筒线晃晃悠悠地挂在电话亭外，话筒已不翼而飞。我不禁幸灾乐祸，大笑出声，“老美”的电话也有坏的时候！
我在美国前前后后待过不少时间，也跑过不少地方，仔细想想，见到过的那么多的街头公用投币电话，总是多数“亭亭玉立”，坏的的确不多。再想想自己的北京和中国各大城市，这些年大家没少呼吁多安街头公用电话，也安装过不少，但总是没几天就坏，很少能找到几个好的可用，又不尽有些怅然。
我想也该立一个“研究项目”，多问它几个为什么，研究一下街头公用电话中的学问。
投币电话的好坏，现在已不会是什么技术问题了，差别恐怕首先在于“用料”的不同，美国的街头投币电话，摸上去、敲上去，都让你感觉是一个大铁疙瘩，经拉又经踹，经扯又经拽，所以不爱坏。我们的投币电话，则叮叮咣咣明显的是一层铁皮，自然经不起折腾。用料好、用料多，显然花钱也要多，而我们的那种铁皮式，一定省工省料，来得便宜。但问题在于，便宜的不一定经济：“铁疙瘩式”比你贵10倍，但一用10年不坏，天天从里边往外掏钱；你的“铁皮式”倒是便宜10倍，但装上去没10天就坏，要保证使用，10年里得装至少300个，花300倍的钱，到底哪个合算？（当然，如果根本不需要保证使用，自然也就不必花那么多钱）。
如果想当然，很容易作出这样一个判断：我们是穷国，电信局也没有那么多钱一下子做出那么多“铁疙瘩式”满足需要，有这些“铁皮式”的凑合用也不错了。但我以为，这并不构成做许多“铁皮式”的理由。“铁疙瘩式”一次做不多，可以少做几个，但做一个是一个，日积月累，慢慢地也会遍布街头。“铁皮式”倒是可以一下子“遍地开花”，图个眼前的红火，但到头来（没几天就到了头）一个也剩不下。
经济上的事最忌讳的就是只图眼前小利、不顾长远损失。街头电话不过是小事一桩，更大的教训我们有的是。
以上谈及的是电话的耐用性与原材料投入品质量之间相互关系的“物质必然性”。但经济现象不仅是物质关系问题，还是个社会关系问题。而往往正是对社会关系的认识，决定着人们的物质选择，比如，街头电话用什么材料制造？依我看，做那么多“铁皮式”的让它“遍地开花”，就没有把安街头电话的社会关系问题考虑周到。
若把一个投币电话装在一位谦谦君子家里由他一个人用，别说是铁皮的，就是塑料的，也可能用它10年不坏。但放在街头，来者却不个个都是谦谦君子，一个捣蛋鬼一晚上就可能毁掉10个“铁皮式”电话，这点我们在“选料”的时候、设计规划的时侯、做预算的时侯是否想到了？北京街头电话坏了之后，报上开始有文章“呼吁”爱惜公物。事后呼吁并非没有必要，宣传教育、提高大家的道德水平也很重要，也会有成果，但是一个首要问题是要在事前算计到我们的社会中还有一些人“缺德”，还一时教育不过来，因而就不能把当前的经济决策建立在将来把大家都教育成“谦谦君子”的“理想境界”之上。美国社会的犯罪率比我们高，他们当然得算计到，因此必须使做出的公用电话让那些“缺德鬼”们轻易砸不坏、以至懒得费劲去碰坏它才行。但即使我们的公德水平普遍较高（？），也还是得算计到那些“仅存的”、“个别的”、“少数的”、“极个别的”不自觉公民，要考虑到“一条臭鱼就能腥一锅汤”的道理。
经济决策最怕的是只往好处想，不往坏处想。我们要宣传“自觉”、提倡“自觉”，但人们还不那么“自觉”，你怎么办？经济决策目前还是要以人们“不自觉”为前提。投币电话如此，其他事也是如此。
就单个电话的成本价格相比较，“铁疙瘩式”的一定比“铁皮式”的用料多、成本高；成本高是为了防止“小人”们破坏，而不是因为它本身能够更好地通讯。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就可以知道：“铁疙瘩式”电话相比“铁皮式”电话多用的料、多花的成本，不是电话通讯本身的技术要求，而是为了“对付人的”——是为了防止人为的破坏而不得不支付的“社会性成本”。
说到这儿，我们就可以引人经济学中的“交易成本”这个概念了。
在经济学中，一切为了与人打交道、为了防止上当受骗被人破坏而支付的人力、物力、财力，可用一个专用术语加以概括，叫作“交易成本”；而一切为了获得某种使用价值而支付的人力、物力，则称作“生产成本”。简言之，生产成本是人与物打交道时支付的成本；交易成本则是人与人打交道时支付的费用。通常，人们在研究交易成本问题时所举的例子是“订合同”前前后后所花费的时间精力与金钱财物。比如商品买卖合同、项目委托合同、劳动雇佣合同等等，事前要调查研究，事后要监督核查，这一切都是为什么？都是为了防止交易的对方利用各种可能的机会（包括由现实中存在的“不确定性”所造成的机会）来破坏合同的执行，防止受到欺骗，防止有人投机取巧，保证自己的利益不受到损害，破坏合同的行为，在本质上与投币电话放在外面被人出于种种动机进行破坏的性质是一样的；而为防止破坏合同所支付的成本与为防止破坏电话所支付的成本，在本质上也是一样的，都是为了防备“小人”，都是为了对付人，而不是为了对付自然、对付物质世界。
经济学中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就在于如何对一个经济中或一件事物上所花费的生产成本与交易成本加以计算。而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就可以看到，在公用投币电话这个问题上，我们有了一个衡量“交易成本”的简便办法：它近似地等于“铁疙瘩式”电话的成本，减去“铁皮式”电话（假定它刚好满足电话通讯本身的技术要求和防止自然界刮风下雨造成损害的技术要求）成本之后的差额。我们的街头电话总得不到发展，原因不是生产成本付得少了，而是在于没考虑到要防范“小人”，交易成本付得少了。
以此类推，想一想在我们生活中的各个环节上，我们支付了多少交易成本？
由此也可推知道德教育之重要。讲公德、讲文明、提高社会的文明水准。大家办事讲信用、做人讲规矩、爱护公共财产等等，之所以对人类是有利的，对我们每一个人是有利的，基本的原因不是因为它“美好”，而在于它可以节省人与人之间的交易成本，减少人与人之间的“内耗”，把更多的资源用于物质生产、提高我们大家的实际消费水平。但是，还要强调一下的是，当人们的道德水准还没有提高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能忘记防范“小人”。忘记了，反倒会引起资源配置的效率下降，反倒会使我们的实际消费水平降得更低，反倒会没有街头公用电话可用。以此类推，在骗子较多而又一时“教育”不好的条件下，我们只能多支付一些交易成本，多订些合同，多制定些法律，花更大的力气加强执法与司法机构，多成立些‘“消协”之类的打假组织，多搞两次“万里行”之类。那不仅是必须的，而且是有利的。不下点功夫防骗，一定是骗子横行。
（注：以上这篇文章的初稿是两年前写成的。两年后的今天，中国各大城市有人看管的街头收费电话亭已随处可见。这可以说是在我们这个劳动力资源富裕、物质资源相对稀缺的经济中解决公用电话问题的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最优解”，因为我相信目前用这种办法提供街头电话的使用价值的成本，一定比生产“铁疙瘩”式电话的成本要低。在这个“最优解”中，电话通讯的生产费用还是等于电话机本身技术上必须的生产成本，而“人工看管费用”，则属于交易成本——是这些看管人在防范着“小人”。）
樊纲
1993年春天，我们开车到了美国南海岸的新奥尔良。这是一个富人区与穷人区截然分开、对比鲜明的城市。
为了浏览南北战争之前建成的南方庄园式的豪门大院、花园街景，我们开车在城市转了几圈，一会儿进入富人区，一会儿拐到穷人区。看过一个富丽堂皇的宅院后，我们开进了一条破烂的街巷。街角上有一个电话亭，粗粗的钢质话筒线晃晃悠悠地挂在电话亭外，话筒已不翼而飞。我不禁幸灾乐祸，大笑出声，“老美”的电话也有坏的时候！
我在美国前前后后待过不少时间，也跑过不少地方，仔细想想，见到过的那么多的街头公用投币电话，总是多数“亭亭玉立”，坏的的确不多。再想想自己的北京和中国各大城市，这些年大家没少呼吁多安街头公用电话，也安装过不少，但总是没几天就坏，很少能找到几个好的可用，又不尽有些怅然。
我想也该立一个“研究项目”，多问它几个为什么，研究一下街头公用电话中的学问。
投币电话的好坏，现在已不会是什么技术问题了，差别恐怕首先在于“用料”的不同，美国的街头投币电话，摸上去、敲上去，都让你感觉是一个大铁疙瘩，经拉又经踹，经扯又经拽，所以不爱坏。我们的投币电话，则叮叮咣咣明显的是一层铁皮，自然经不起折腾。用料好、用料多，显然花钱也要多，而我们的那种铁皮式，一定省工省料，来得便宜。但问题在于，便宜的不一定经济：“铁疙瘩式”比你贵10倍，但一用10年不坏，天天从里边往外掏钱；你的“铁皮式”倒是便宜10倍，但装上去没10天就坏，要保证使用，10年里得装至少300个，花300倍的钱，到底哪个合算？（当然，如果根本不需要保证使用，自然也就不必花那么多钱）。
如果想当然，很容易作出这样一个判断：我们是穷国，电信局也没有那么多钱一下子做出那么多“铁疙瘩式”满足需要，有这些“铁皮式”的凑合用也不错了。但我以为，这并不构成做许多“铁皮式”的理由。“铁疙瘩式”一次做不多，可以少做几个，但做一个是一个，日积月累，慢慢地也会遍布街头。“铁皮式”倒是可以一下子“遍地开花”，图个眼前的红火，但到头来（没几天就到了头）一个也剩不下。
经济上的事最忌讳的就是只图眼前小利、不顾长远损失。街头电话不过是小事一桩，更大的教训我们有的是。
以上谈及的是电话的耐用性与原材料投入品质量之间相互关系的“物质必然性”。但经济现象不仅是物质关系问题，还是个社会关系问题。而往往正是对社会关系的认识，决定着人们的物质选择，比如，街头电话用什么材料制造？依我看，做那么多“铁皮式”的让它“遍地开花”，就没有把安街头电话的社会关系问题考虑周到。
若把一个投币电话装在一位谦谦君子家里由他一个人用，别说是铁皮的，就是塑料的，也可能用它10年不坏。但放在街头，来者却不个个都是谦谦君子，一个捣蛋鬼一晚上就可能毁掉10个“铁皮式”电话，这点我们在“选料”的时候、设计规划的时侯、做预算的时侯是否想到了？北京街头电话坏了之后，报上开始有文章“呼吁”爱惜公物。事后呼吁并非没有必要，宣传教育、提高大家的道德水平也很重要，也会有成果，但是一个首要问题是要在事前算计到我们的社会中还有一些人“缺德”，还一时教育不过来，因而就不能把当前的经济决策建立在将来把大家都教育成“谦谦君子”的“理想境界”之上。美国社会的犯罪率比我们高，他们当然得算计到，因此必须使做出的公用电话让那些“缺德鬼”们轻易砸不坏、以至懒得费劲去碰坏它才行。但即使我们的公德水平普遍较高（？），也还是得算计到那些“仅存的”、“个别的”、“少数的”、“极个别的”不自觉公民，要考虑到“一条臭鱼就能腥一锅汤”的道理。
经济决策最怕的是只往好处想，不往坏处想。我们要宣传“自觉”、提倡“自觉”，但人们还不那么“自觉”，你怎么办？经济决策目前还是要以人们“不自觉”为前提。投币电话如此，其他事也是如此。
就单个电话的成本价格相比较，“铁疙瘩式”的一定比“铁皮式”的用料多、成本高；成本高是为了防止“小人”们破坏，而不是因为它本身能够更好地通讯。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就可以知道：“铁疙瘩式”电话相比“铁皮式”电话多用的料、多花的成本，不是电话通讯本身的技术要求，而是为了“对付人的”——是为了防止人为的破坏而不得不支付的“社会性成本”。
说到这儿，我们就可以引人经济学中的“交易成本”这个概念了。
在经济学中，一切为了与人打交道、为了防止上当受骗被人破坏而支付的人力、物力、财力，可用一个专用术语加以概括，叫作“交易成本”；而一切为了获得某种使用价值而支付的人力、物力，则称作“生产成本”。简言之，生产成本是人与物打交道时支付的成本；交易成本则是人与人打交道时支付的费用。通常，人们在研究交易成本问题时所举的例子是“订合同”前前后后所花费的时间精力与金钱财物。比如商品买卖合同、项目委托合同、劳动雇佣合同等等，事前要调查研究，事后要监督核查，这一切都是为什么？都是为了防止交易的对方利用各种可能的机会（包括由现实中存在的“不确定性”所造成的机会）来破坏合同的执行，防止受到欺骗，防止有人投机取巧，保证自己的利益不受到损害，破坏合同的行为，在本质上与投币电话放在外面被人出于种种动机进行破坏的性质是一样的；而为防止破坏合同所支付的成本与为防止破坏电话所支付的成本，在本质上也是一样的，都是为了防备“小人”，都是为了对付人，而不是为了对付自然、对付物质世界。
经济学中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就在于如何对一个经济中或一件事物上所花费的生产成本与交易成本加以计算。而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就可以看到，在公用投币电话这个问题上，我们有了一个衡量“交易成本”的简便办法：它近似地等于“铁疙瘩式”电话的成本，减去“铁皮式”电话（假定它刚好满足电话通讯本身的技术要求和防止自然界刮风下雨造成损害的技术要求）成本之后的差额。我们的街头电话总得不到发展，原因不是生产成本付得少了，而是在于没考虑到要防范“小人”，交易成本付得少了。
以此类推，想一想在我们生活中的各个环节上，我们支付了多少交易成本？
由此也可推知道德教育之重要。讲公德、讲文明、提高社会的文明水准。大家办事讲信用、做人讲规矩、爱护公共财产等等，之所以对人类是有利的，对我们每一个人是有利的，基本的原因不是因为它“美好”，而在于它可以节省人与人之间的交易成本，减少人与人之间的“内耗”，把更多的资源用于物质生产、提高我们大家的实际消费水平。但是，还要强调一下的是，当人们的道德水准还没有提高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能忘记防范“小人”。忘记了，反倒会引起资源配置的效率下降，反倒会使我们的实际消费水平降得更低，反倒会没有街头公用电话可用。以此类推，在骗子较多而又一时“教育”不好的条件下，我们只能多支付一些交易成本，多订些合同，多制定些法律，花更大的力气加强执法与司法机构，多成立些‘“消协”之类的打假组织，多搞两次“万里行”之类。那不仅是必须的，而且是有利的。不下点功夫防骗，一定是骗子横行。
（注：以上这篇文章的初稿是两年前写成的。两年后的今天，中国各大城市有人看管的街头收费电话亭已随处可见。这可以说是在我们这个劳动力资源富裕、物质资源相对稀缺的经济中解决公用电话问题的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最优解”，因为我相信目前用这种办法提供街头电话的使用价值的成本，一定比生产“铁疙瘩”式电话的成本要低。在这个“最优解”中，电话通讯的生产费用还是等于电话机本身技术上必须的生产成本，而“人工看管费用”，则属于交易成本——是这些看管人在防范着“小人”。）
樊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