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剑（《董事会》杂志执行总编）
在中国文化中，反腐败从来就是被指向个人，而不是制度。目的是牺牲个人而保护制度性利益。
经济评论家袁剑在一篇《金融人才都在监狱里》的文章中历数了仰融、管金生、朱小华、王雪冰、李福祥等“金融明星”从发迹到陨落的过程。他总结说：这些金融家们一直是转轨时期制度性利益的受益者，但混乱的时代可能成就他们于一时，也完全可以置他们于非命。因为在这个时代中，法律的执行可能完全取决于形势的需要，取决于关键人物的好恶，甚至取决于台面下的私相授受。
陈洪（长沙摩的司机）
当城市取缔板车的时候，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拉板车；当取缔三轮车的时候，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踩三轮车；当不允许货的进城的时候，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开货的；当将中巴赶出城市的时候，我还是没有说话，因为我也不开中巴。但当城市要取缔摩托车的时候，我要说话了，因为我害怕，当城市的管理者有一天打算坐直升飞机上班，要取缔汽车的时候，就会没有人说话了。
9月25日，“长沙刁民陈洪的博客”一天的访问量突破11万大关，三天累计访问量超过32万。老陈的《一个摩的司机的自白》遭遇到一个自称“人民大学研究生郭峰”的跟帖反对，而老陈回帖反击的力度、准确度让无数网友啧啧称叹。这位黑摩的司机曾写作《关于三农问题的简单思考》、《改革中面临的问题应如何解决》、《我们将希望寄托于明天》等文章，颇受网友追捧。
郑也夫（北大社会学教授）
从媒体上获悉景天魁(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原所长)被评选为社科院学部委员时，心理处于不合逻辑的矛盾之中：一方面不觉意外――现实的惯性不可能不作用于我，另一方面仍感震惊――我毕竟还存有一丝善意的期待。我可以有把握地说，景天魁的学术水平在社会学所处于五名之外，在北京社会学界处于十名之外。一句话，他是二流学者。我们不能相信，如果不是因为所长的职务，景天魁会当选。
8月2日，主持过《东方之子》、做过《实话实说》总策划的北大教授郑也夫在自己的博客上写了一篇质疑文章《二流学者何以当选学部委员――质问中国社科院》，指名道姓地陈说原社科院社会学所所长景天魁是二流学者。10月9日《南方人物周刊》采访郑时，他再次坚持自己的看法，并强调他跟景天魁没有私人恩怨，只是对学术界的假球、黑哨忍无可忍。他呼吁所有当选的社科院学部委员应当把成果公开挂出来。同期的《南方人物周刊》上，法学家梁治平列述了学术腐败的种种表现：出卖文凭；为学校升格、排名、资质、学位点、重点学科、研究基地等进行的 “公关活动”；为争夺各种研究基金而投其所好、巧立项目；掩盖学术丑闻、包庇抄袭；教育和研究机构中的统计掺水、申报作假；操控学术评选活动；分配资源任人惟亲；学术刊物买卖版面；编写教材中的制度性抄袭；利用师长身份占有学生劳动成果以及收纳徒众、经营宗派等等。
山东省日照市某家房地产开发公司
日照海滨，教授花园。
在日前开幕的北京秋季房展上，日照的房地产商瞄准北京各高校的教师兜售海景房。据北京某媒体今年8月报道说，在海滨城市日照，目前有近400名北京人在当地的“教授花园”小区买了房，其中有九成为北大教授。据悉，一家参展的来自某海滨城市的房地产公司还将于国庆节在北京大学开设班车，免费接送想看房的教师。但就在部分高校教师富裕到可以异地置业的时候，他们的一位北大同事阿忆副教授却在网上声言，仅凭其工资收入，“入不敷出”，自己算出的平均月薪为4876元，在减去各项生活开支后，竟是负数。
谢国忠（原摩根士丹利董事总经理）
新加坡一直标榜全球化的成功故事，事实上，新加坡的成功主要来自为印度尼西亚贪官及商人洗黑钱，现时印度尼西亚已经无黑钱可洗，所以新加坡正在盖赌场，以便吸引他国的贪污资金。
据10月12日《21世纪经济报道》，谢国忠出席在新加坡举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及世界银行年会后，随即在9月18日向摩根士丹利内部人员发出了含有上述敏感语言的一个题为《对IMF/世界银行年会的一些观察》的内部电邮。该内部电邮外泄后，新加坡当局向摩根士丹利表示强烈抗议。随后，摩根士丹利董事总经理、亚洲策略分析师谢国忠黯然离职。他在采访中承认：“用词不够小心，可以说是有点傲慢。”谢国忠加盟摩根士丹利前，曾在世界银行任职5年，重点研究印度尼西亚经济，故他的观点影响甚大。
袁剑（《董事会》杂志执行总编）
在中国文化中，反腐败从来就是被指向个人，而不是制度。目的是牺牲个人而保护制度性利益。
经济评论家袁剑在一篇《金融人才都在监狱里》的文章中历数了仰融、管金生、朱小华、王雪冰、李福祥等“金融明星”从发迹到陨落的过程。他总结说：这些金融家们一直是转轨时期制度性利益的受益者，但混乱的时代可能成就他们于一时，也完全可以置他们于非命。因为在这个时代中，法律的执行可能完全取决于形势的需要，取决于关键人物的好恶，甚至取决于台面下的私相授受。
陈洪（长沙摩的司机）
当城市取缔板车的时候，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拉板车；当取缔三轮车的时候，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踩三轮车；当不允许货的进城的时候，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开货的；当将中巴赶出城市的时候，我还是没有说话，因为我也不开中巴。但当城市要取缔摩托车的时候，我要说话了，因为我害怕，当城市的管理者有一天打算坐直升飞机上班，要取缔汽车的时候，就会没有人说话了。
9月25日，“长沙刁民陈洪的博客”一天的访问量突破11万大关，三天累计访问量超过32万。老陈的《一个摩的司机的自白》遭遇到一个自称“人民大学研究生郭峰”的跟帖反对，而老陈回帖反击的力度、准确度让无数网友啧啧称叹。这位黑摩的司机曾写作《关于三农问题的简单思考》、《改革中面临的问题应如何解决》、《我们将希望寄托于明天》等文章，颇受网友追捧。
郑也夫（北大社会学教授）
从媒体上获悉景天魁(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原所长)被评选为社科院学部委员时，心理处于不合逻辑的矛盾之中：一方面不觉意外――现实的惯性不可能不作用于我，另一方面仍感震惊――我毕竟还存有一丝善意的期待。我可以有把握地说，景天魁的学术水平在社会学所处于五名之外，在北京社会学界处于十名之外。一句话，他是二流学者。我们不能相信，如果不是因为所长的职务，景天魁会当选。
8月2日，主持过《东方之子》、做过《实话实说》总策划的北大教授郑也夫在自己的博客上写了一篇质疑文章《二流学者何以当选学部委员――质问中国社科院》，指名道姓地陈说原社科院社会学所所长景天魁是二流学者。10月9日《南方人物周刊》采访郑时，他再次坚持自己的看法，并强调他跟景天魁没有私人恩怨，只是对学术界的假球、黑哨忍无可忍。他呼吁所有当选的社科院学部委员应当把成果公开挂出来。同期的《南方人物周刊》上，法学家梁治平列述了学术腐败的种种表现：出卖文凭；为学校升格、排名、资质、学位点、重点学科、研究基地等进行的 “公关活动”；为争夺各种研究基金而投其所好、巧立项目；掩盖学术丑闻、包庇抄袭；教育和研究机构中的统计掺水、申报作假；操控学术评选活动；分配资源任人惟亲；学术刊物买卖版面；编写教材中的制度性抄袭；利用师长身份占有学生劳动成果以及收纳徒众、经营宗派等等。
山东省日照市某家房地产开发公司
日照海滨，教授花园。
在日前开幕的北京秋季房展上，日照的房地产商瞄准北京各高校的教师兜售海景房。据北京某媒体今年8月报道说，在海滨城市日照，目前有近400名北京人在当地的“教授花园”小区买了房，其中有九成为北大教授。据悉，一家参展的来自某海滨城市的房地产公司还将于国庆节在北京大学开设班车，免费接送想看房的教师。但就在部分高校教师富裕到可以异地置业的时候，他们的一位北大同事阿忆副教授却在网上声言，仅凭其工资收入，“入不敷出”，自己算出的平均月薪为4876元，在减去各项生活开支后，竟是负数。
谢国忠（原摩根士丹利董事总经理）
新加坡一直标榜全球化的成功故事，事实上，新加坡的成功主要来自为印度尼西亚贪官及商人洗黑钱，现时印度尼西亚已经无黑钱可洗，所以新加坡正在盖赌场，以便吸引他国的贪污资金。
据10月12日《21世纪经济报道》，谢国忠出席在新加坡举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及世界银行年会后，随即在9月18日向摩根士丹利内部人员发出了含有上述敏感语言的一个题为《对IMF/世界银行年会的一些观察》的内部电邮。该内部电邮外泄后，新加坡当局向摩根士丹利表示强烈抗议。随后，摩根士丹利董事总经理、亚洲策略分析师谢国忠黯然离职。他在采访中承认：“用词不够小心，可以说是有点傲慢。”谢国忠加盟摩根士丹利前，曾在世界银行任职5年，重点研究印度尼西亚经济，故他的观点影响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