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钱文忠
《中国哲学史》 2001年05期
正如季羡林先生在《汤用彤全集》序一中所讲的那样：这部全集的出版“真学坛之盛事，艺林之佳话”；“国内外学者翘首以盼先生全集的出版，如大旱之望云霓。”从此，锡予先生长久以来望重学林、有些已经绝版多年的著述终于经过精编精校，裒然成集，后人利用起来更加便利了。
尤其重要的，是《汤用彤全集》编校者在第七卷中整理发表了前此几乎全未刊布的《读书札记》和《信札存稿》。前者具有特别重大的学术价值，乃是锡予先生出于既定的研究需要，为了特定的研究课题——增补扩充当时还仅是讲义、未曾正式出版的《隋唐佛教史稿》，以求将其最终完善为《隋唐佛教史》——而有意识、有计划、有系统的收集的大量相关史料。既然有了《隋唐佛教史稿》的框架，再加上《读书札记》所汇集的史料以及不难从中抽绎出来的研究思路、问题、重点，一部体系严整、史料完备、视角独特、重点突出的《隋唐佛教史》实际上已是呼之欲出了。编者不珍之密之，而是慨然公之学林，这种以学术为天下公器的大公之心，更是特别值得赞赏的。
任继愈先生在《汤用彤全集》序二中说：“《全集》中的《隋唐佛教史稿》是汤先生在北大的讲义。新中国建国后，中华书局曾请求将此讲义出版，以应社会急需。汤先生不允，说还要补充、修改。可惜先生逝世，此稿无从修订，只能照原稿出版。”《全集》的主编者汤一介先生在《全集》第二卷“编者后记”中也说：“用彤先生原打算写一部完整的《隋唐佛教史》，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愿，故生前这部《隋唐佛教史稿》也未出版。”
的确，只要将现已收为《全集》第一卷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和收入第二卷的《隋唐佛教史稿》略加比较，就不难看出，后者无论是在与前者的比较之下，还是就其所涉及的研究课题而言，在资料、论证、篇幅、结构等方面，都是明显不相称的。因此，给后者冠以“稿”字，是符合实际情况，也是符合锡予先生心愿的。
但是，去掉这个“稿”字，使其成为完整的“史”，无疑更是锡予先生的最大心愿。锡予先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精力，这一切都非常明显地反映在《读书札记》里。
锡予先生在《隋唐佛教之特点——在西南联大的讲演》（见《全集》第二卷）指出，这个问题有两种讲法：一种是作历史的叙述，即“纵的叙述”；另一种是分析研究隋唐佛学的全体，指明其性质特点，即“横的叙述”。前一种自然是作为“史”的题中应有之义，然而，锡予先生认为：“先决问题，值得考虑的是：隋和唐是中国两个朝代，但若就史的观点去看，能否连合这两个政治上的朝代作为一个文化学术特殊阶段？就是随唐佛学有无特点，能否和它的前后各朝代加以区别？”这就是说，“纵”如何限定、“纵的叙述”能否成立，在相当大程度上要取决于“横的叙述”的情况。锡予先生在这篇提纲性的讲演里，实际上就是从“横的叙述”入手的，揭明了隋唐佛学的四种特性：一是统一性，二是国际性，三是自主性或独立性，四是系统性。《隋唐佛教史稿》二十年代末有原中央大学油印讲义，三十年代初有北京大学铅印讲义，后者对前者已经有所增删修改。到了西南联大时期，此课又屡经讲授，锡予先生有关修改的思路应该日见明确了。因此，可以将《隋唐佛教之特点》当作了解锡予先生修改《隋唐佛教史稿》的计划思路的切入点，同时也可以将此文视作理解作为《隋唐佛教史稿》和“《隋唐佛教史》”中间环节的《读书札记》的指南。这么做，应该是说虽不中亦不远矣。
既然锡予先生强调“横的叙述”，亦即对隋唐佛教性质特点的叙述的重要性（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就中国佛教的具体情况而言，由于僧俗两方面的历史典籍都相当丰富，可资利用参照的可靠的文字材料甚多，“纵的叙述”，亦即历史叙述的难度，相对于理解、描述、归纳佛学本身的学理问题而言要小得多。这是佛教学者都能感受到的），又将之归结为上述的四种特性，则最能体现这个思路的无疑是对宗派及其传布问题的研究了。那么，据以检对《隋唐佛教史稿》，其第四章“隋唐之宗派”和第五章“隋唐佛教之传布”尽管已占全稿一半以上的篇幅，却仍然不够，是应予增补的重点所在。
明确了这点，表面上庞杂而无所统系的《读书札记》马上就重点毕呈，了然于目了。《读书札记》的主要关注点，在收集资料方面首要侧重于隋唐佛教的宗派问题：究竟有哪些宗派？哪些是有名无实？哪些又是有实无名？哪些是这些宗派共同关注的问题（统一性）？哪些是某个宗派特有的学说（自主性或独立性）？这些宗派及其学说彼此之间的关系、逻辑如何（系统性）？哪些宗派和学说传布到了日本、新罗？彼方学借对此的理解看法如何（国际性）？当然，还应当注意，这种解读《读书札记》的方法不能予以简单化的处理。这四种特性并不是泾渭分明、彼此无关的，而是水乳交融、彼此牵涉的。每一种特性并不能独立存在，它们是彼此依赖、互为条件的。
仅举其要者，有关宗派以及相关问题的有（括号中所注为第七卷页码）：《秘键略注》的“五藏”、“七宗”（77页），《大毗庐遮那经指归》有关宗教派别的言论（79页），圆珍对于佛教宗派的知识（81页），《梵网戒本日珠钞》所见教、时、宗派（91页），《俱舍论疏》摄七论问题（207页），《释门正统》卷三所记“南北分宗、五家析派”（211～214页），各派争论（283页），记载宗派传授之书（312页），抄录宗名（330、332页），日本资料中比较系统的有关宗派问题的记载（334、344页），所谓中国十三宗（347页），净土其宗和他派争论（511页），等等。戊类（454～491页）就题为“佛教宗派问题摘抄”，庚类（538～570页）虽然题为“佛教史料杂抄”，实际上也几乎全部是宗派方面的资料。完全可以说，宗派问题是《读书札记》的重中之重。
《读书札记》也全面注意了隋唐时期佛教所关心、争论的主要问题：佛性（79页），毗昙（84页），对法是否佛说（97页以下），法所、心所（98页以下），识见、眼见（121页），种姓义（127页），中有是否即灵魂（277页），成佛问题（281页），阿赖耶识（295页），极微学说（297页），色唯大所、心所即心（302页），八识与七识的关系（350页），量、能、所、果之区别（356页），以法相唯识观点论佛教（395页）。
隋唐佛教史的重大问题自然也没有遗漏：隋唐时期中国僧人的梵文知识、所藏梵本情况（276、281、291等页），玄奘的小乘知识（278页），武则天与佛教（279页），玄奘诸问题（289、294页）一行指出玄奘的梵文错误（367页），弥勒崇拜（383页），新旧译《辩中边论述记》（413页），《大乘义章》问题（418页以下），神秀知《老》、《庄》、《易》（520页），等等。其中相当多的问题，是锡予先生首先注意到的，甚至至今也还只有他注意到了，可以说开启了无数进一步研究的法门。
从《读书札记》中还可以清楚地了解到锡予先生特别注意的问题。除了上述的宗派问题外，相宗就吸引了锡予先生相当大的注意力，其他比如隋唐佛教史上的关键人物玄奘，重要典籍如《大乘起信论》和《摩诃衍论》的真伪（193、221页等），也是锡予先生致力所在。
对日本佛教与隋唐佛教的关系，乃至日本、新罗佛教本身的注意，这是《读书札记》的特出之处：日本无独立之俱舍宗（102页），安澄掌握的唐初中国佛教情况（116页），唯识量与新罗僧的决定相违（145页），日本有两派在法相义上对立（158页），日本大小戒（191页）以及其轨式多可为唐代东土事之参考（175页），东大寺建于唐玄宗之世故可注意（493页），其他由大唐传来之古寺（497页），等等。这些资料都与隋唐佛教有着密切关系，相反，如果与中国无关，即使其本身有一定价值，《读书札记》例不抄录（157页）。
这方面的例证是俯拾便是，不胜枚举的。同时还有至少三个方面，是在了解《读书札记》时不可忽略的。首先，《读书札记》所录资料固然以佛教为大宗，但是并不以此为限，比如，锡予先生留心了外道问题（84页）、唐人写本《金七十论》（145页），这显然是与印度哲学及其在中国的传播痕迹有关的；又如台州白莲教寺（217页），严格说来，也并不属于佛教范围，这说明，锡予先生对民间宗教也保持着一定程度的注意。另外，锡予先生还注意了传统国学领域的许多问题，比如古书辑佚（73页），宋以前中国字书韵书、古书古注、甚至细致到“古切韵用吴音”（64页）。尤其是古韵特别切韵的问题，是当时学界关注的焦点之一，可与陈寅恪先生之说并观。锡予先生也留意其时的显学，俗讲、僧讲问题（69～70页），还竟然关心中国、日本的动植物记录（64页）！其次，《读书札记》里抄录的有些资料以及所加按语具有提示研究手段甚至方法论的意义，当然需要特别的留意，比如佛教目录学以及如何就此用力的问题（171页），北宋佛教史上的南北问题（479页），提出“北方实际的佛教”、“南方理论的佛教”（475页），指出“一时有一时的学风’和应该注意之处（585页）。提示如何利用《僧传排韵》起到索引引得的作用（496页）。《读书札记》在摘录资料的同时，还随时注出国外学者（基本上都是日本学者）的新出研究成果。甚至还指出西方哲学可资比较研究之处，如抄录有关“色唯大所、心所即心”的资料的同时，注明可与西哲贝克莱之视觉说比较（302页）。这不能不令人惊异。贝克莱是锡予先生很注意的西方哲学家，是《全集》第五卷487～514页专论的对象，497～499页更是讨论其书《视觉新论》，给予此书极高的评价：“这本书是当时最有时代价值的书，是一本新的关于主观的研究，在心理学上也有成就，而不仅仅是阐明唯心论。”（《全集》第5卷，第497页）老辈学者的精深博通以及两者的结合互补实在让人叹为观止。
再次，也是极其重要的一点，《读书札记》固然主要是为研究隋唐佛教史积累资料，但是，其中也抄录了大量溢出隋唐年代以外的史料：日本和尚所见南宋佛教情况（96页），清初佛教问题（104页），唐至明清的相宗（133页），疑《大乘起信论》始于14世纪（221页），抄录杨文会的著作（312页），南宋末中国佛教宗派（317页），北来佛史（479页），注意南条文雄（505页），宋僧到日本的情况（506页）。这些自然都可以理解成是为了研究隋唐佛教史而应该或必须全面完整地了解整部佛教史。然而，如果考虑到它们在《读书札记》中所占的份量，考虑到锡予先生的集中深探、向少旁叉的研究风格，考虑到在《隋唐佛教史稿》的两个附录之一就有《五代宋元明佛教事略》（《全集》第2卷，第304～324页），都不能不使人猜测——除了撰写《隋唐佛教史》之外，锡予先生还曾经有过一个更大的计划，即以一人之力完成中国佛教的通史！
最后必须指出，堪称研究隋唐乃至整部佛教史的资料宝库的《读书札记》，并不能反映锡予先生收集资料的全貌，二十本札记中，有两本在文革中被水泡过，字迹已经无法辨认（见第7卷“编者后记”）。如果说这两本只不过占《读书札记》全部20本的百分之十，那么，《读书札记》中触目皆是的“文烦不抄”、“文长不录”、“另录卡片”，清楚地说明，锡予先生所了解、辑录、归类的资料远远不止《全集》第7卷整理发表的十八本，可惜后人已然无福得见了。
附录一：汤用彤先生生平简介
汤用彤（1893-1964），字锡予，祖籍湖北省黄梅县，生于甘肃省渭源县。著名哲学史家、佛教史家。1911年进入北京顺天学堂学习，次年考入清华学校；1916年毕业留校，出任国文教员，并任《清华周刊》总编辑。1917年考取官费留学，因治眼疾未能成行。1918年赴美国留学，先入汉姆林(Ham－line)大学，主修哲学，1920年转入哈佛大学研究院，仍主修哲学，并与陈寅恪同师从Lanman教授学习梵文、巴利文，还接受美国思想家、哈佛大学教授白壁德的新人文主义。1922年获哈佛大学哲学硕士学位。同年回国，历任东南大学哲学系教授、系主任，并兼任支那内学院巴利文导师。其间还参加了《学衡》杂志的编务，积极为该杂志撰稿，成为《学衡》派的重要成员。1926年夏至1927年夏转任南开大学哲学系教授，随后返南京，任中央大学哲学系教授、系主任。1930年出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自1934年起任哲学系主任。1937年抗战开始，随北大转往后方，任西南联大哲学系主任兼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长。1946年随北大复迁，任哲学系主任和文学院院长。1947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评议员，兼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北京办事处主任。同年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讲学。1949年2月，出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1951年后一直担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并曾任中国科学院历史考古专门委员、《哲学研究》、《历史研究》编委。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历任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附录二：《汤用彤全集》内容简介
《汤用彤全集》已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2000年台湾版的《汤用彤全集》也已面世。《全集》收入了全部现在能找到的汤用彤先生的学术论著，包括若干他的手稿和书信等等，其中有三分之一是从未发表过的。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汤用彤全集》共7卷，台湾出版的为8卷，内容全同，只是编排不同。现把7卷本的《汤用彤全集》每卷内容简单介绍于下。
《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此次收入《汤用彤全集》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是以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二次印刷版为底本，并把用彤先生在这部书上的眉批作为注脚加在同页书上。本书自1939年出版后受到海内外学术界广泛的重视。该书之贡献在于一方面疏寻佛教思想在中国之脉络及宗派之变迁，另一方面则留意于作为外来文化的佛教与本土文化之关系。这部著作已成为研究中国佛教史的权威性著作。
《隋唐佛教史稿》本卷除收入用彤先生之《隋唐佛教史稿》外，还收入他的有关隋唐佛教史方面的论文与提纲。《隋唐佛教史稿》一书阐述了隋唐时期佛教势力之消长，传译之情形，撰述之状况以及本时期宗派之概略。《大林书评》对日本常盘大定等权威学者著作中之错误作了实事求是的批评。其中提纲部分可窥见用彤先生所注意的问题。本卷收入用彤先生晚年作品两篇：《论中国佛教无“十宗”》和《中国佛教宗派补论》，其考证之精要，论述之平实，体现其为人、为学之风格。
《印度佛教史略》本卷收入《印度哲学史略》和《汉文佛经中的印度哲学史料》两种。前者简明阐述印度哲学自“吠陀”到“商羯罗之吠檀多论”的发展历史。后者是用彤先生翻阅汉文佛藏搜集的有关研究印度哲学（除佛教外的）资料，并作了分类编辑。
《魏晋玄学》本卷收入用彤先生的《魏晋玄学论稿》、讲课和演讲提纲以及听讲学生的笔记。用彤先生的“魏晋玄学”研究的主要贡献，是他提出了魏晋玄学是一种不同于汉学的本体之学。用彤先生本打算写一部《魏晋玄学》，但因种种原因而未能完成，《论稿》是他所发表的论文的汇集。本卷中所收提纲和学生的听课笔记可作为《论稿》之补充，或可从中了解用彤先生“魏晋玄学”之全貌。
《往日杂稿·论西方哲学》《往日杂稿》是用彤先生的有关宋明理学、佛教史、道教研究和文化研究的一些论文，这些论文大都发表在二、三十年代，我们从中可以了解他所注意的学术文化问题以及他一贯的治学态度与方法。本卷中之《哲学概论讲授大纲》不仅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大学哲学系讲授“哲学概论”之一般情况，并可帮助我们了解用彤先生对西方哲学之了解。其所译《亚里士多德哲学大纲》据汪子嵩先生说是五四运动后介绍亚氏哲学之最早者。
《校点高僧传》本卷为用彤先生晚年完成的一项工作，作者尽可能地搜集有关资料对慧皎的《高僧传》作了较为详尽的校勘和准确的标点，并附有可检索的索引，较之现存的各种《高僧传》本比较可靠和便于利用。且本卷中的《高僧传》是用彤先生《校点高僧传》书稿之全本，较之中华书局已出版之节选本或更可了解作者之用心和《校点高僧传》之价值。
《杂记》本卷中的《康复札记》是用彤先生晚年所写的七篇论文，《读书札记》是他读佛藏和道藏的札记，卷末附有他晚年的若干封书信。《读佛藏札记》是用彤先生为修订和扩充《隋唐佛教史稿》所作的资料准备，我们可从其中看到隋唐时期中国佛教各宗派建立及其思想之脉络以及当时讨论之种种问题，可对治这段佛教史之学者有所帮助。用彤先生晚年阅《道藏》，意欲对佛道关系作进一步研究。
作者介绍：钱文忠 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复旦大学历史系
作者：钱文忠
《中国哲学史》 2001年05期
正如季羡林先生在《汤用彤全集》序一中所讲的那样：这部全集的出版“真学坛之盛事，艺林之佳话”；“国内外学者翘首以盼先生全集的出版，如大旱之望云霓。”从此，锡予先生长久以来望重学林、有些已经绝版多年的著述终于经过精编精校，裒然成集，后人利用起来更加便利了。
尤其重要的，是《汤用彤全集》编校者在第七卷中整理发表了前此几乎全未刊布的《读书札记》和《信札存稿》。前者具有特别重大的学术价值，乃是锡予先生出于既定的研究需要，为了特定的研究课题——增补扩充当时还仅是讲义、未曾正式出版的《隋唐佛教史稿》，以求将其最终完善为《隋唐佛教史》——而有意识、有计划、有系统的收集的大量相关史料。既然有了《隋唐佛教史稿》的框架，再加上《读书札记》所汇集的史料以及不难从中抽绎出来的研究思路、问题、重点，一部体系严整、史料完备、视角独特、重点突出的《隋唐佛教史》实际上已是呼之欲出了。编者不珍之密之，而是慨然公之学林，这种以学术为天下公器的大公之心，更是特别值得赞赏的。
任继愈先生在《汤用彤全集》序二中说：“《全集》中的《隋唐佛教史稿》是汤先生在北大的讲义。新中国建国后，中华书局曾请求将此讲义出版，以应社会急需。汤先生不允，说还要补充、修改。可惜先生逝世，此稿无从修订，只能照原稿出版。”《全集》的主编者汤一介先生在《全集》第二卷“编者后记”中也说：“用彤先生原打算写一部完整的《隋唐佛教史》，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愿，故生前这部《隋唐佛教史稿》也未出版。”
的确，只要将现已收为《全集》第一卷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和收入第二卷的《隋唐佛教史稿》略加比较，就不难看出，后者无论是在与前者的比较之下，还是就其所涉及的研究课题而言，在资料、论证、篇幅、结构等方面，都是明显不相称的。因此，给后者冠以“稿”字，是符合实际情况，也是符合锡予先生心愿的。
但是，去掉这个“稿”字，使其成为完整的“史”，无疑更是锡予先生的最大心愿。锡予先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精力，这一切都非常明显地反映在《读书札记》里。
锡予先生在《隋唐佛教之特点——在西南联大的讲演》（见《全集》第二卷）指出，这个问题有两种讲法：一种是作历史的叙述，即“纵的叙述”；另一种是分析研究隋唐佛学的全体，指明其性质特点，即“横的叙述”。前一种自然是作为“史”的题中应有之义，然而，锡予先生认为：“先决问题，值得考虑的是：隋和唐是中国两个朝代，但若就史的观点去看，能否连合这两个政治上的朝代作为一个文化学术特殊阶段？就是随唐佛学有无特点，能否和它的前后各朝代加以区别？”这就是说，“纵”如何限定、“纵的叙述”能否成立，在相当大程度上要取决于“横的叙述”的情况。锡予先生在这篇提纲性的讲演里，实际上就是从“横的叙述”入手的，揭明了隋唐佛学的四种特性：一是统一性，二是国际性，三是自主性或独立性，四是系统性。《隋唐佛教史稿》二十年代末有原中央大学油印讲义，三十年代初有北京大学铅印讲义，后者对前者已经有所增删修改。到了西南联大时期，此课又屡经讲授，锡予先生有关修改的思路应该日见明确了。因此，可以将《隋唐佛教之特点》当作了解锡予先生修改《隋唐佛教史稿》的计划思路的切入点，同时也可以将此文视作理解作为《隋唐佛教史稿》和“《隋唐佛教史》”中间环节的《读书札记》的指南。这么做，应该是说虽不中亦不远矣。
既然锡予先生强调“横的叙述”，亦即对隋唐佛教性质特点的叙述的重要性（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就中国佛教的具体情况而言，由于僧俗两方面的历史典籍都相当丰富，可资利用参照的可靠的文字材料甚多，“纵的叙述”，亦即历史叙述的难度，相对于理解、描述、归纳佛学本身的学理问题而言要小得多。这是佛教学者都能感受到的），又将之归结为上述的四种特性，则最能体现这个思路的无疑是对宗派及其传布问题的研究了。那么，据以检对《隋唐佛教史稿》，其第四章“隋唐之宗派”和第五章“隋唐佛教之传布”尽管已占全稿一半以上的篇幅，却仍然不够，是应予增补的重点所在。
明确了这点，表面上庞杂而无所统系的《读书札记》马上就重点毕呈，了然于目了。《读书札记》的主要关注点，在收集资料方面首要侧重于隋唐佛教的宗派问题：究竟有哪些宗派？哪些是有名无实？哪些又是有实无名？哪些是这些宗派共同关注的问题（统一性）？哪些是某个宗派特有的学说（自主性或独立性）？这些宗派及其学说彼此之间的关系、逻辑如何（系统性）？哪些宗派和学说传布到了日本、新罗？彼方学借对此的理解看法如何（国际性）？当然，还应当注意，这种解读《读书札记》的方法不能予以简单化的处理。这四种特性并不是泾渭分明、彼此无关的，而是水乳交融、彼此牵涉的。每一种特性并不能独立存在，它们是彼此依赖、互为条件的。
仅举其要者，有关宗派以及相关问题的有（括号中所注为第七卷页码）：《秘键略注》的“五藏”、“七宗”（77页），《大毗庐遮那经指归》有关宗教派别的言论（79页），圆珍对于佛教宗派的知识（81页），《梵网戒本日珠钞》所见教、时、宗派（91页），《俱舍论疏》摄七论问题（207页），《释门正统》卷三所记“南北分宗、五家析派”（211～214页），各派争论（283页），记载宗派传授之书（312页），抄录宗名（330、332页），日本资料中比较系统的有关宗派问题的记载（334、344页），所谓中国十三宗（347页），净土其宗和他派争论（511页），等等。戊类（454～491页）就题为“佛教宗派问题摘抄”，庚类（538～570页）虽然题为“佛教史料杂抄”，实际上也几乎全部是宗派方面的资料。完全可以说，宗派问题是《读书札记》的重中之重。
《读书札记》也全面注意了隋唐时期佛教所关心、争论的主要问题：佛性（79页），毗昙（84页），对法是否佛说（97页以下），法所、心所（98页以下），识见、眼见（121页），种姓义（127页），中有是否即灵魂（277页），成佛问题（281页），阿赖耶识（295页），极微学说（297页），色唯大所、心所即心（302页），八识与七识的关系（350页），量、能、所、果之区别（356页），以法相唯识观点论佛教（395页）。
隋唐佛教史的重大问题自然也没有遗漏：隋唐时期中国僧人的梵文知识、所藏梵本情况（276、281、291等页），玄奘的小乘知识（278页），武则天与佛教（279页），玄奘诸问题（289、294页）一行指出玄奘的梵文错误（367页），弥勒崇拜（383页），新旧译《辩中边论述记》（413页），《大乘义章》问题（418页以下），神秀知《老》、《庄》、《易》（520页），等等。其中相当多的问题，是锡予先生首先注意到的，甚至至今也还只有他注意到了，可以说开启了无数进一步研究的法门。
从《读书札记》中还可以清楚地了解到锡予先生特别注意的问题。除了上述的宗派问题外，相宗就吸引了锡予先生相当大的注意力，其他比如隋唐佛教史上的关键人物玄奘，重要典籍如《大乘起信论》和《摩诃衍论》的真伪（193、221页等），也是锡予先生致力所在。
对日本佛教与隋唐佛教的关系，乃至日本、新罗佛教本身的注意，这是《读书札记》的特出之处：日本无独立之俱舍宗（102页），安澄掌握的唐初中国佛教情况（116页），唯识量与新罗僧的决定相违（145页），日本有两派在法相义上对立（158页），日本大小戒（191页）以及其轨式多可为唐代东土事之参考（175页），东大寺建于唐玄宗之世故可注意（493页），其他由大唐传来之古寺（497页），等等。这些资料都与隋唐佛教有着密切关系，相反，如果与中国无关，即使其本身有一定价值，《读书札记》例不抄录（157页）。
这方面的例证是俯拾便是，不胜枚举的。同时还有至少三个方面，是在了解《读书札记》时不可忽略的。首先，《读书札记》所录资料固然以佛教为大宗，但是并不以此为限，比如，锡予先生留心了外道问题（84页）、唐人写本《金七十论》（145页），这显然是与印度哲学及其在中国的传播痕迹有关的；又如台州白莲教寺（217页），严格说来，也并不属于佛教范围，这说明，锡予先生对民间宗教也保持着一定程度的注意。另外，锡予先生还注意了传统国学领域的许多问题，比如古书辑佚（73页），宋以前中国字书韵书、古书古注、甚至细致到“古切韵用吴音”（64页）。尤其是古韵特别切韵的问题，是当时学界关注的焦点之一，可与陈寅恪先生之说并观。锡予先生也留意其时的显学，俗讲、僧讲问题（69～70页），还竟然关心中国、日本的动植物记录（64页）！其次，《读书札记》里抄录的有些资料以及所加按语具有提示研究手段甚至方法论的意义，当然需要特别的留意，比如佛教目录学以及如何就此用力的问题（171页），北宋佛教史上的南北问题（479页），提出“北方实际的佛教”、“南方理论的佛教”（475页），指出“一时有一时的学风’和应该注意之处（585页）。提示如何利用《僧传排韵》起到索引引得的作用（496页）。《读书札记》在摘录资料的同时，还随时注出国外学者（基本上都是日本学者）的新出研究成果。甚至还指出西方哲学可资比较研究之处，如抄录有关“色唯大所、心所即心”的资料的同时，注明可与西哲贝克莱之视觉说比较（302页）。这不能不令人惊异。贝克莱是锡予先生很注意的西方哲学家，是《全集》第五卷487～514页专论的对象，497～499页更是讨论其书《视觉新论》，给予此书极高的评价：“这本书是当时最有时代价值的书，是一本新的关于主观的研究，在心理学上也有成就，而不仅仅是阐明唯心论。”（《全集》第5卷，第497页）老辈学者的精深博通以及两者的结合互补实在让人叹为观止。
再次，也是极其重要的一点，《读书札记》固然主要是为研究隋唐佛教史积累资料，但是，其中也抄录了大量溢出隋唐年代以外的史料：日本和尚所见南宋佛教情况（96页），清初佛教问题（104页），唐至明清的相宗（133页），疑《大乘起信论》始于14世纪（221页），抄录杨文会的著作（312页），南宋末中国佛教宗派（317页），北来佛史（479页），注意南条文雄（505页），宋僧到日本的情况（506页）。这些自然都可以理解成是为了研究隋唐佛教史而应该或必须全面完整地了解整部佛教史。然而，如果考虑到它们在《读书札记》中所占的份量，考虑到锡予先生的集中深探、向少旁叉的研究风格，考虑到在《隋唐佛教史稿》的两个附录之一就有《五代宋元明佛教事略》（《全集》第2卷，第304～324页），都不能不使人猜测——除了撰写《隋唐佛教史》之外，锡予先生还曾经有过一个更大的计划，即以一人之力完成中国佛教的通史！
最后必须指出，堪称研究隋唐乃至整部佛教史的资料宝库的《读书札记》，并不能反映锡予先生收集资料的全貌，二十本札记中，有两本在文革中被水泡过，字迹已经无法辨认（见第7卷“编者后记”）。如果说这两本只不过占《读书札记》全部20本的百分之十，那么，《读书札记》中触目皆是的“文烦不抄”、“文长不录”、“另录卡片”，清楚地说明，锡予先生所了解、辑录、归类的资料远远不止《全集》第7卷整理发表的十八本，可惜后人已然无福得见了。
附录一：汤用彤先生生平简介
汤用彤（1893-1964），字锡予，祖籍湖北省黄梅县，生于甘肃省渭源县。著名哲学史家、佛教史家。1911年进入北京顺天学堂学习，次年考入清华学校；1916年毕业留校，出任国文教员，并任《清华周刊》总编辑。1917年考取官费留学，因治眼疾未能成行。1918年赴美国留学，先入汉姆林(Ham－line)大学，主修哲学，1920年转入哈佛大学研究院，仍主修哲学，并与陈寅恪同师从Lanman教授学习梵文、巴利文，还接受美国思想家、哈佛大学教授白壁德的新人文主义。1922年获哈佛大学哲学硕士学位。同年回国，历任东南大学哲学系教授、系主任，并兼任支那内学院巴利文导师。其间还参加了《学衡》杂志的编务，积极为该杂志撰稿，成为《学衡》派的重要成员。1926年夏至1927年夏转任南开大学哲学系教授，随后返南京，任中央大学哲学系教授、系主任。1930年出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自1934年起任哲学系主任。1937年抗战开始，随北大转往后方，任西南联大哲学系主任兼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长。1946年随北大复迁，任哲学系主任和文学院院长。1947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评议员，兼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北京办事处主任。同年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讲学。1949年2月，出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1951年后一直担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并曾任中国科学院历史考古专门委员、《哲学研究》、《历史研究》编委。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历任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附录二：《汤用彤全集》内容简介
《汤用彤全集》已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2000年台湾版的《汤用彤全集》也已面世。《全集》收入了全部现在能找到的汤用彤先生的学术论著，包括若干他的手稿和书信等等，其中有三分之一是从未发表过的。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汤用彤全集》共7卷，台湾出版的为8卷，内容全同，只是编排不同。现把7卷本的《汤用彤全集》每卷内容简单介绍于下。
《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此次收入《汤用彤全集》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是以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二次印刷版为底本，并把用彤先生在这部书上的眉批作为注脚加在同页书上。本书自1939年出版后受到海内外学术界广泛的重视。该书之贡献在于一方面疏寻佛教思想在中国之脉络及宗派之变迁，另一方面则留意于作为外来文化的佛教与本土文化之关系。这部著作已成为研究中国佛教史的权威性著作。
《隋唐佛教史稿》本卷除收入用彤先生之《隋唐佛教史稿》外，还收入他的有关隋唐佛教史方面的论文与提纲。《隋唐佛教史稿》一书阐述了隋唐时期佛教势力之消长，传译之情形，撰述之状况以及本时期宗派之概略。《大林书评》对日本常盘大定等权威学者著作中之错误作了实事求是的批评。其中提纲部分可窥见用彤先生所注意的问题。本卷收入用彤先生晚年作品两篇：《论中国佛教无“十宗”》和《中国佛教宗派补论》，其考证之精要，论述之平实，体现其为人、为学之风格。
《印度佛教史略》本卷收入《印度哲学史略》和《汉文佛经中的印度哲学史料》两种。前者简明阐述印度哲学自“吠陀”到“商羯罗之吠檀多论”的发展历史。后者是用彤先生翻阅汉文佛藏搜集的有关研究印度哲学（除佛教外的）资料，并作了分类编辑。
《魏晋玄学》本卷收入用彤先生的《魏晋玄学论稿》、讲课和演讲提纲以及听讲学生的笔记。用彤先生的“魏晋玄学”研究的主要贡献，是他提出了魏晋玄学是一种不同于汉学的本体之学。用彤先生本打算写一部《魏晋玄学》，但因种种原因而未能完成，《论稿》是他所发表的论文的汇集。本卷中所收提纲和学生的听课笔记可作为《论稿》之补充，或可从中了解用彤先生“魏晋玄学”之全貌。
《往日杂稿·论西方哲学》《往日杂稿》是用彤先生的有关宋明理学、佛教史、道教研究和文化研究的一些论文，这些论文大都发表在二、三十年代，我们从中可以了解他所注意的学术文化问题以及他一贯的治学态度与方法。本卷中之《哲学概论讲授大纲》不仅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大学哲学系讲授“哲学概论”之一般情况，并可帮助我们了解用彤先生对西方哲学之了解。其所译《亚里士多德哲学大纲》据汪子嵩先生说是五四运动后介绍亚氏哲学之最早者。
《校点高僧传》本卷为用彤先生晚年完成的一项工作，作者尽可能地搜集有关资料对慧皎的《高僧传》作了较为详尽的校勘和准确的标点，并附有可检索的索引，较之现存的各种《高僧传》本比较可靠和便于利用。且本卷中的《高僧传》是用彤先生《校点高僧传》书稿之全本，较之中华书局已出版之节选本或更可了解作者之用心和《校点高僧传》之价值。
《杂记》本卷中的《康复札记》是用彤先生晚年所写的七篇论文，《读书札记》是他读佛藏和道藏的札记，卷末附有他晚年的若干封书信。《读佛藏札记》是用彤先生为修订和扩充《隋唐佛教史稿》所作的资料准备，我们可从其中看到隋唐时期中国佛教各宗派建立及其思想之脉络以及当时讨论之种种问题，可对治这段佛教史之学者有所帮助。用彤先生晚年阅《道藏》，意欲对佛道关系作进一步研究。
作者介绍：钱文忠 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复旦大学历史系